文麒：桃花源知青的两个故事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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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麒：桃花源知青的两个故事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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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桃花源知青的两个故事 作者：文麒 来源：老鬼的BLOG
不知哪朝哪代，这里开始以种桃树出名，大柿饼一样的蟠桃，鲜美可口，水蜜桃不用刀削，只要用手一撕，皮就掉了，果肉含在口里，一含一口蜜，沁人肺腑。桃花源因此而得名。 一九六四年早春二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激情鼓舞下，我和几名同学终止了在武汉读高中的学生生活，来到桃花源，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不久，由于我表现较好，又能干，被挑选到镇上的白铁铺当上了“工人”。 一九六八年冬月，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桃花源和周边的人民公社，又迎来了一大批知识青年。 那段日子，桃花源地区发生了不少与知青相关的故事，其中有我永生难忘的……
一、狄玲悲歌 桃花源是逢双赶集。 那天是个集日。顺着拥挤的人群，可以看到街道两旁放着一筐筐桃子，各种蔬菜。还有叠得老高的箩筐，斗笠，簸箕。还有野鸡，野免，鱼和猪娃。 磨肩接蹱的人流，你推我挤，熙熙攘壤，顺着买卖摊，拥过来，漫过去，人声鼎沸，仿佛要把小镇抬起来。 在这拥挤的人群中，最显眼的是那些刚刚插队落户，到我们附近桃源公社的知青们。他们十七八岁的年龄，穿着时耄的衣裤，在街上逛来逛去，令街上的年轻人羡慕不已。 我正在白铁铺干活，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我，就象拂晓的天空，两颗一眨一眨的亮星。我一看，“是小玲儿！”我在武汉的邻居，狄妈妈的女儿狄玲。 小玲儿拉着我的手，兴奋地说：“小虎哥，听说你在这里，我找了好几回，今天才看到你！” 她那漂亮的瓜子脸上，带着甜甜的笑。 我也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亲切地问：“你这点小，怎么也下乡了？” “我妈是舍不得叫我来。她去找学校的工宣队，说我还不到十六岁，长得又矮又瘦，怪可怜的，能不能稍大一点再下农村？工宣队的师傅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分年龄大小，高低胖瘦，于是在一片锣鼓声中，我们就被送到这里来了。”她连连说道的声音里带着十足的稚气。 我真坦心她这点小，在农村插队落户，要自己挑水，打柴，种菜，做饭，还要参加农业劳动。她承受得了吗！我把小玲儿带回到自己宿舍，询问街坊的近况，给她讲述这一带的风土人情。中午我留她在食堂吃饭，临走时，她向我借了两本书。 以后，只要是天气下雨，不能下地出工时，她就常来看我，帮我打扫卫生。看到我干活时满脸流汗，小玲儿会悄悄走到身边，手里捧着一条毛巾：“小虎哥，擦汗。” 那清脆的声音象一股小小清澈的泉水，滋润着我那疲倦的心。从此，在我那平静的生活中，就多了份惦念。人类的生存是需要相互惦念呀。 进入了六月，天气就闷热起来。 这天中午，火辣辣的太阳象个大火球一样挂在天空，地上一丝风都没有，空气闷热得使人难受。我正在铺子里干活，汗水不停地流淌。突然，狄玲的一个女同学急冲冲地跑来对我说：“狄玲昏过去了，你快去看看吧！” 我连忙和她一起往她们生产队赶去，到达知青点时，狄玲已经醒过来了。她那双幽郁的眼睛看到我时，立即变得明亮起来。她微笑着说：“小虎哥，谢谢你来看我。” 我觉得她的笑是那样凄凉，勉强。 “你不要为我担心，都怪我自己身子骨不好。”她躺在床上对我说。“今天早上到棉花地锄草，快晌午时，同学们热得受不了都回去了。我看时间还早，想多锄一垅地，谁知锄着锄着，汗水就把衣裳汗得透湿。后来不流汗了，太阳也把衣裳烤干了，自已倒觉得轻飘飘的，飘到那清清凉凉的天上去了……” 我知道这是中暑，如果没有人及时发现是很危险的。 我托人去请来了队里的赤脚医生，给她打了支清热的针，狄玲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狄玲的处境比我想象的还差，窗户上没有玻璃，钉着块塑料纸，门旮旯里摆放着锄头、锹、扁担等劳动工具。一个木箱搁在几块砖头上代替桌子，箱子上面，放着一个玻璃瓶改制的煤油灯。 小玲儿躺在简陋的床上，身边放着一床打了补丁的被子。 在“文革”中，她家曾经被抄过，什么东西都被拿走，母亲能给女儿的，只有一颗抄不走的心……狄玲的同学介绍说，她在队里表现是最好的，除了雨天，天天出工。可她每个劳动日只挣四分工，每分工六分钱，一天的报酬二角四分钱，她每月平均出勤二十天，月收入是四元八角。 狄玲家里困难，她不能象其他知青那样，伸手向妈妈要钱。只能自己养活自己，所以日子过得要比其他的知青更艰辛一些。 我看到她床头放着我借给她的书，就顺手拿来翻着。我也想在这儿多陪她一会儿。 醒来后的她，见我还坐在床边，有些不好意思，苍白的脸上带着红晕说：“我梦见妈妈了……在梦里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家的感觉真好……”是啊，人不能没有一个家。不分贫富贵贱，有了家，人才活得安心，踏实。我对她的话深有同感，此刻却学着电影上列宁说的话：“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下午，我帮着做饭。门口是个土灶，又费柴又不好烧，柴烟子熏得我眼泪直流。好在只做饭，无菜可炒。饭很快就熟了，吃饭时，只有一碟咸菜。狄玲说：“小虎哥，我种了块菜地，你下次来就可以吃到青菜了。” 米有点陈，做的饭有股霉味。我看她吃饭时津津有味的样子，就觉得心酸，她才十六岁，实际上还是个孩子。 吃完饭，狄玲一边洗碗一边说：“我们队长说，我个子虽小，但干活踏实。下半年要给我涨一分工，我就可以拿五分工了。” 她的眼里充满了希望。 我走的时候，狄玲把我送到路口，我以兄长的口气说：“你以后干活时悠着点，不要太苦了自己。” 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玲儿。厄运在等着她！ 那天的农活是往棉花田里打农药，队长觉得她个子小，安排她配药。 配药这个活不累，但是每次往水里加放剧毒农药“1059”时，都熏得她头昏恼涨想呕吐。 她觉得又饥又渴，腹下还有些隐痛，心想可能是肚子饿了的原因，也没在意。 吃晚饭时，腹部越痛越厉害，她就去找赤脚医生小黎。小黎和蔼地说：“吃东西要有节制。吃多了胃受不了，当然会疼。” 小黎给她开了点“胃舒平”，吃药后，疼痛好了点。 可是到了半夜，肚子突然又疼了起来，疼痛难忍。狄玲只得摸黑去找小黎。知青点离小黎的家有点距离，她跌跌撞撞走到小黎家时，脸色苍白，衣裳汗得透湿。小黎说：“你白天配农药，很可能是农药中毒。” 小黎给她打了一支“阿托品”，打完针后，疼痛的感觉没有了，只觉得昏昏沉沉的。本来答应第二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可又没有钱，加上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都没有，就又昏睡了一天。到了晚上，腹部突然开始剧痛起来，如针刺，如刀绞。实在忍不住，狄玲放声哭了起来，这是她下乡后第一次哭泣。 隔壁的男知青半夜听到她的哭声，跑过来找了块木板，连夜把她抬到公社医院。 凌晨三点到达医院时，狄玲已处于昏迷状态，经抢救无效，死于手术台上！ 医院的医生说，她患的是阑尾炎，因未及时治疗，转为肠穿孔。如果能早来三个小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噩耗传来，我感到惊愕，一种残酷的窒息，使我半天才透过气来。我尽力克制自己，然而止不住的泪水，还是涌出了眼眶…… 天空下着小雨，屋檐上流下的“滴达，滴达”的雨水，好象在为狄玲的早逝而哭泣！ 按照风俗，知青点的外面搭起一个临时的棚子，狄玲静静地躺在里面的一块木板上。她脸色苍白，带着痛苦的表情，微微张开的嘴，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自己的不幸。 她由于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就被人歧视，饱受欺凌。三年前的一次抄家，抄去了家里的全部财产，使她和老妈一贫如洗。这次的上山下乡，使她付出了年仅十六岁的生命！ 全公社的知青，都参加了狄玲的葬礼。 狄玲——这个美丽，纯真，善良的女孩，当她生命的花朵正含苞欲放的时候，却猝然凋谢了。 美丽的花朵凋谢了，也是美丽的。
二、血染桃花源 狄玲死后，一年又过去了。 在思想压抑，生活艰难的年代里，那些插队落户的知青们，度日如年的打发着日子。 他们会唱很多外国老歌，如《红河谷》，《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唱得最多的是《拉兹之歌》。高兴的时候他们唱，痛苦的时候他们也唱。 在桃花源的街上，经常看到他们一边走，一边唱着：
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叫我奔向远方。 我没约会，也没有人等我前往。 啊，我的命运，我的星辰，你为什么这样残酷的捉弄我。 我忍受心中的痛苦，放声的来歌唱。 有谁能禁止我来歌唱？ 到处流浪……
凄婉的歌声在小镇的上空荡漾。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流浪者，但他们的流浪不是拉兹那样自由的，而是在豪言壮语的掩饰下，奔赴这陌生的农村，要为最基本的生存而拼死劳作。 青春的抛掷，父母的牵挂，情感的迷误，成了他们的生命主题。 随着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他们的浪漫和好奇，早已烟消云散，随之而来的是想家。他们想念城市那永无休止的噪动，杂乱无章的声音和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 他们心中似乎没有痛苦，可是又有说不出的痛苦，终日郁郁，无法排解。 有些知青开始变得懒散起来，成天在街上闲逛。没有菜吃了，就到农民的自留地里去偷萝卜，白菜。粮食吃完了，就拿着袋子去找书记，队长。摆出一付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子，理直气壮地说：“毛主席说过，各地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你们是怎么欢迎的？是不是想把我们饿死！”书记，队长没有办法，只好借给每人50斤谷子。 这一带地少人多，知青的到来，无疑是口中夺粮，给社员喝的本来就很稀的稀饭里，又加了一瓢水。社员的心里无形中产生一种怨恨的感觉。知青的不务正业和不劳而获，使怨恨似乎变成了仇恨，但又无可奈何。 知青中经常出头露面的有四个人，王文强，汤玉，杨非，侯玉昆。这四个人都出身于工人家庭，根正苗红。谁要是欺负弱小知青，他们便仗义执言，挺身而出。讲文，毛主席语录，他们背得滚瓜烂熟，不给对方一点可乘之机。讲武，能拿起扁担拼个你死我活，连公社领导都让他们三分。 这四个人当中，数侯玉昆（外号猴子）年龄最小，个子最矮，他不但灵活，还有套绝技——“钓鸡”。这一天，“猴子”披了件雨衣，把煮熟了的玉米粒，穿在尼龙线一端的鱼钩上，走到有鸡群的地方。他把鱼钩往地上一丢，鸡看到玉米粒就抢着吃，鸡一吃就上钩。他把尼龙线一收，鸡叫都不叫一声，就被拉到他雨衣里面去了。 知青们看到鸡，顿时欢呼起来。在那缺菜少油的日子，一个个大小伙子，成天饥肠饿肚，真可谓“三月不知肉味”，今天能一饱口福，谁还管它正道邪门。 在鸡肉的诱惑下，大家围着锅台忙碌，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猴子”如何机智，敏捷的钓鸡经过，他兴奋的脸上，带着一种得意和满足。鸡炖熟后，大家围在一起，几口酒下肚，脸上都泛着红光，知青的生活这时候才显得痛快，热烈。 从此，几个知青点上的知青，隔三差五的就可以打个牙祭。 一天，侯玉昆又在钓鸡，不巧被大队的黎书记看见了。黎书记大怒：“猴子！你胆大包天，竟敢偷我的鸡！”他唤出猎狗就咬，侯玉昆一边跑，猎狗一边追，最后还是把侯玉昆腿上的肉撕下来一块。 由于这里多次发生过丢鸡事件，农民特别警觉，四周的人很快围了过来，逮住了他。结果一阵好打，脸上，身上多处受伤。农民把丢鸡的怒气，都发泄到了“猴子”身上。最后把他关在了书记家的院子里，准备派人押送到公社去。 王文强，汤玉，杨非等几个知青，听说此事，大家紧集磋商后，决定挺身搭救侯玉昆。 说走就走，个子高大，平时敢说敢干的王文强，顺手拿了根扁担，第一个跨出了门坎，汤玉，杨非等几个人，也分别操起了扁担，铁锹跟着向书记家跑去。 当他们离目标还有几百公尺远时，在前面探路的知青，急忙从旁边的巷子跑了过来，低声对他们几个人说：“没有人，只有猴子被绑在那里。”“好，上！动作要快！”王文强果断地发出了命令。 他们冲进了院子。这正是书记的家。家里的人不是赶集未归，就是出工去了。只见“猴子”被绑在院子里的一根柱子上。见了来救他的知青，他那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脸上，露出了万分感激的神情说：“快给我解开，老子这回挨惨了。”两个知青给他解绳子，其它几个知青看见“猴子”被如此痛打，头脑一发热，一股想发泄的蛮劲就上来了。不知谁喊了声“打啊”！只见院子里扁担，棍棒横飞，把那些坛坛罐罐，打了个稀里哗啦。 知青们搀扶着一走一瘸的“猴子”回到知青点。他们做好了和当地农民械斗一场的准备，宿舍门后面放好了扁担，棍棒。但是等了一下午，门外一点动静也没有，四周不见一个人影…… 黎书记，这个大队的铁婉人物，回家后，看到院子里的惨相，暴跳如雷。他激愤地说：“打击贫下中农就是打击革命，打击革命就是反革命。现在是和他们新帐老帐一起算的时候了！”他当即向公社革委会作了汇报，并联合其它大队的书记，由公社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一场灾难就要降临到知青的头上！ 知青们一直等到天黑，看到外面没有什么动静，就安心睡觉，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不知睡了多久，突然被四周嘈杂的喧嚣声惊醒。屋外面雪白耀眼的手电筒乱晃，有紧迫而沉重的脚步声，有陌生而可怕的低喝声。 一束束的白光闪进屋子里来，随即是严厉可怕的声音：“出来！都出来”！ 男知青打着赤脚，穿着短裤，女知青有的只带着胸罩，一个个被押了出来，在晒场里站成一排。突然,一个人怒声吼道:“都把手举起来！”知青们乖乖地举起双手，高举过头，就象电影里国民党残兵败卒，向解放军举手投降那样。 民兵连长开始训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们做了坏事，今天就要专你们的政！”“把他们捆起来”！民兵连长用他那粗野刺耳的声音吼道。 一群民兵一拥而上，用绳子把所有知青的双手都捆绑起来。动作十分麻利。 很多民兵拿着棍子在周围转动，几十个民兵在月光下伫立不动，每人端着一支长枪，刺刀在月光下，闪着冰冷的光芒。此刻，男知青们耷拉着脑袋，一动都不敢动，任他们捆绑。女知青们有的牙齿打颤，发出“得，得”的声音，有的吓得直哭，口里发出“婴婴”的声音。 “王文强，汤玉，杨非，侯玉昆，出来！” 随着民兵连长的吼声，立即有二十几个拿着棍棒的人，一拥而上，把他们拖到旁边，只听那嚎叫声，棍子打在人身上的“扑嗤”声和女知青呼喊救命的哭声，惊天动地，使人毛骨悚然。 王文强有个十四岁的弟弟，从武汉来看他哥哥，这时也和知青们捆在一起。他看到民兵在打他哥，从知青这边冲过去，一边跑，一边喊：“不准打我哥！不准打我哥！”还没跑到他哥跟前，就被一个民兵一棍子把腿打断了。倒在地上他还在喊：“不准打我哥！”棍棒声停了，哭声也停了，世界一片寂静，只听到一个声音说：“都死了。”知青们吓得目噔口呆，只有王文强的弟弟在哭喊：“你们把我哥打死了，我跟你们拼了！”民兵连长用他那粗野刺耳的声音说：“把他也打死算了！留着是一个祸害。”只见一个人拿着棍子，朝王文强的弟弟头上“扑嗤”一下，脑浆迸裂，少年就一动不动了。 这是公社的一次统一行动，凌晨一点，由公社革委会电话通知，全公社所有的民兵集中，打击知青的嚣张气焰，此次行动的收获是，打死闹事知青4人，打死闹事知青家属1人，打伤不服从教育的知青8人。其他的知青都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再教育。 清晨，几个民兵赶来一辆牛车，准备把五具尸体拖到山里埋掉，忽然看到汤玉的身子动了一下。一个民兵说：“这狗日的命大，还没死！” 说完，他跑到厨房里拿了把菜刀，在汤玉的脖子上象杀鸡一样，使劲勒了一刀，只见血流如注。汤玉的血在晒场上流了很远，流成了一条殷红的小溪。 天气阴沉沉的，牛车在山道上艰难地走着，车上堆放着王文强他们五个人的尸体。汤玉的喉咙断裂处，不时“咕噜，咕噜”地冒着血泡。一群乌鸦在上空盘旋，上下翻飞。鸣叫声中有恐惧，痛苦，也有说不出的悔恨和哀伤。 在山坡上，民兵挖了一个大坑，把几具尸体象丢死狗一样，丢进去，埋了。 这个坟比周围的坟，明显要大一些。 远处传来了“隆隆”的雷声，象是在哀悼这几个年轻人的亡灵。 公社的其它知青，受了这场惊吓，三天内全部落荒而逃，回了武汉。桃花源从此再没有了他们的身影，随处可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标语。 知青们回到了武汉，当他们从噩梦中清醒过来后，悲愤难过，惊悸之余，决心为死者，为自己讨个公道。 他们向省革委会和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白天他们不怕日晒雨淋，晚上他们不怕三更寒露，他们在省高院的台阶上坐了三天三夜。围观的群众听了女知青的哭诉，无不动容，有的给他们送水送饭，有的替他们奔走呼号。 最后，省高院受理了“桃花源公社残害知青一案”。经过调查，知青们申诉的情况基本属实。省革委会认为这是一宗全国罕见的迫害知青案，必须严肃查处。 三个月后，大队黎书记和民兵连长，以及最后在汤玉的脖子上割了一刀的那个民兵，一起被捕，很快被判处了死刑。 而桃花源公社的党委书记，却因为知青事件，在县里威信大增，不久调升为粮食局局长。 40年过去了。 当年的知青们早已从迷茫中走了出来，他们继续着人生新的漫漫长路，而王文强，汤玉，杨非，侯玉昆他们，却永远留在了那混沌的岁月之中，他们的坟墓早已被密集的青草覆盖，或许已经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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