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友们(上) 作者:任长杰


 

 

  我的工友们(上)


    每当闲遐或无所事事的时候,就会想起多年前在新华农场一起摸爬滚打、朝夕相处、快乐劳动的工友们,那时我们一道上山采伐,一道抬肩归楞,一道进料出料,一道修理带锯,一道下地割麦,一道雪中扒豆,在风风雨雨、磕磕碰碰中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演绎出许许多多让人难以释怀的故事。

下面我就把有着鲜特点的几个工友隆重地介绍给诸位。这些人可不是笔者胡编乱造出来的,都确有其人。出于个人隐私,还是隐去真名实性,起个化名吧。

 

一、能鼓能吹的——“崔二爷”

“吹二爷”真名崔尔也,性格直爽热情,干活肯出力气,不抽烟不喝酒,什么都好。就一个毛病:能鼓能吹。方的能给你吹圆啰,死人能给你吹活啰。因此,我们大伙儿给他起个外号叫“吹二爷”。

1979年,正赶上知青大批返城现象,技术骨干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为了维持正常生产,厂里准备选派几个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到佳木斯木材综合加工厂(当时叫六十一军工厂,现早已破产)学修带锯。当时在木材厂当个修锯工是技术工种,是我们这样的小青年梦寐以求日差使,不是谁想干就能干上的。得知这个消息后,“吹二爷”使出浑身解数,找到车间主任,充分发挥他能鼓能吹的特长,说他有个舅爷在佳木斯当副市长并主管佳木斯木材综合加工厂,找他可以让我们学到最先进的修锯技术云云。把个车间刘主任忽悠得迷迷糊糊,不知东南西北。外出培训的名单一公布,还真的有“吹二爷”。

我们一行到佳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开了这个迷,“吹二爷”所说的他那个当副市长的舅爷原来是个市政府锅炉班烧锅炉的“司(炉)长”。

还有一次,时至秋日,农业生产急用一批红松六零板材,厂里没有现货,当时紧俏得连林区都买着。“吹二爷”不知从哪得到的消息,自告奋勇地找到刚刚上任的厂长,说某某林业局长是他的亲戚,不但能买着而且价格也不高。厂长听后非常高兴,马上让他提着现金带着汽车前去采购。“吹二爷”高高兴兴提着钱走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家里急得火上房就是不见“吹二爷”的踪迹,厂长怀疑“吹二爷”携款潜逃,报了案。过了十多天,“吹二爷”终于回来了,汽车空空如也,所带现金也让他花去不少。后经了解才知道,他那个林业局的亲戚根本不是什么局长,只不过是林业局机关看大门的。

从此,“吹二爷”三吹六扫臊、说话没准儿的事儿在厂里传开了,只要他一说话,大伙就会不约而同地回他:你在东北说话,得上北京去听。

 

二、有钱三天乐的王迷糊

我们通常把现在的小青年儿“当月收入当月花光“的作法称其为“月光族”,以我的理解就是在理财时缺乏周密计划和细水常流的长远打算。

几十年前,我的一个工友外号叫“王迷糊”和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半月光族”,半个月之内(当的工资是四十一块六)就把所有的工资花得一干二净。

“王迷糊”长得不错,平时为人友善,也有点“说平书讲故事”的歪才,虽然已近四十,可还是“吃饱了虱子都喂了”孑然一身的老处男。虽处了几个对象,都因无论他挣多少钱,半个月之内想方设法花光而离他而去。

工友们都说“王迷糊”前半个月是大爷,后半个月是孙子。“王迷糊”自己也说:“他妈的,我这辈子就像和钱有仇似的,有了就想共花光它”。

有时开支,到商店把钱一扔,捧着几条烟就往回跑,到了宿舍,你三包他两包,不大功夫,几条烟就地消灭。不要说你看不起他。

有时开支,他率领我们几个要好的工友到附近的小饭馆海搓一顿,酒足饭饱后,无论你会不会抽都得发上一包当时比较贵的“玉兰牌”香烟,谁不要他和谁急。

就这样,前半个月他天天出入饭馆,喝得是脸红脖子粗,那是正儿巴经的坐上食客。后半个月也是天天出入饭馆,仍然是脸红脖子粗,这回可是到饭馆端盘子洗碗靠打工挣酒饭的打工一族了。常言说:听人劝吃饱饭。我们也曾经劝过他,他当时答应得挺好。可属耗子的,撂下爪就忘。没过几开又恢复原样。

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几个要好的工友就你一顿、我一顿、他一顿地轮换着给他到食堂打吃的,作为好朋友怎么也不能让他饿着是吧。

我们不在“王迷糊”没有吃饭钱的时候,有些人就不管那些了。他们以讲故事、说平书要挟,讲一段故事奖一个馒头,说一段平书奖一勺菜,说一段快板奖一支烟。靠别人的施舍来填饱肚子。

转眼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不知“王迷糊”还是否健在,如果健在,他的生活能是什么样子呢?

 

三、“老丑”和“小孬”

老丑,真名就不和大伙说了,反正是确有其人。因为人长得像电影《巴黎圣母院》里的主人公卡西莫多,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工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丑”。

那时不知是怎么的,都喜欢给人起外号。

老丑是矮我们几届上班的,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但胆小怕事,凡事人不敢出头露面,所以我们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弟弟,处处护着他、向着他,无论什么事,从来不让他吃亏。他还有一手让我们男人们望尘莫及的手艺——打毛衣。是当时厂里有名的打毛衣高手。

老丑人虽然长得丑了点,我们也特别爱和他在一起。不但我们这些男工友们乐意和他打交道,就是班上的大姑娘、小媳妇儿们每到休息日都喜欢和他在一起说笑打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帮忙织这织那。

无论是谁求着他,老美都是来者不惧,爽快答应,利用工余时间,起五更爬半夜,不出三五天,就用他粗壮且又灵巧的双手一针针一线线打完,要花有花,要草有草,织出来的动物活灵活现,比一些笨手笨脚的女同胞织得还好呢。

当时厂里有个外号“小孬”的人,社会上人们称他“痞子”,在单位人们称他“混混”,工作吊儿郎当,为人处事那是相当霸道,和我们“水火不相融”,经常纠集一些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欺负我们这些工友,每次找到领导告完状,他们知道后都要报复我们。我们几个暗暗憋足了劲,瞅准机会一定要治一治这帮家伙。

一次,“小孬”让老丑帮他几个狐朋狗友打毛衣。毛衣打好送去后,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慑于他们的淫威,老丑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老丑拆了重打送去后,不但没过关,还被他们打了个乌眼青。

简直欺人太甚。终于到了收拾“小孬”这帮人的机会,新帐老帐和他们一起算!我们十多个工友抄起家什,吆喝着,一窝蜂似的找到正在喝酒猜拳的“小孬”和他的一帮哥们。不由分说,一阵棒打脚踢,直打得他们一个个哭爹喊娘,有的抱头鼠蹿,有的跪地求饶。对于罪魁祸首“小孬”我们格外“照顾”,不但让他向我们和老丑赔理道歉,还把他打进了医院。

这次群殴事件轰动了全厂。一些老职工说我们这些毛头小子胆儿够肥的,敢动“小孬”这帮小混混,不简单。厂领导对我们敢“灭”“小孬”这帮厂里“渣子”在心里也是暗自叫好,可毕竟把人家“送”进了医院,影响太大,不得不作些表面文章:给了我们一帮人厂内记大过处分。

“小孬”伤愈出院后,厂里给我们办了联合学习班,让我们在学习班里“学习改造”,并顺水推舟予以调解,我们之间紧张的关系也就此“融冰”。

“小孬”一伙让我们给狠狠地治了,再也没敢和我们起刺儿,后来我们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老丑找了一个漂亮的媳妇,我们跟他媳妇开玩笑说: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什么上。他却自豪地标榜:丑人有好命。老丑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现今已有二九年华。三口人在外打工,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小孬”现在在南方某市开了一家公司,钱没少赚,生意红红火火。

 

四、爱“拔强眼子”的小宝

从小就没了爹妈的小宝真名冯玉宝,家中老大,由于营养不良,兄妹仨人长得又瘦又小。

记得潘长江有句名言:浓缩的都是精华。的确如此。别看他们兄妹几个长的小,可脑子可灵了,就是没赶上好时候,要不然也是名牌大学的料。

小宝又当爹又当娘,靠着父亲单位和姐姐姐夫及邻居的资助,含辛茹苦拉扯着他的两个妹妹,先后成家立业,着实让我们这些同龄人佩服,大人们一提起小宝兄妹也都交口称赞,没有不伸大拇指的。

我们这些工友伙伴由于家境也不是很好,但也经常力所能及地去接济小宝他们,帮他干些家务。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宝干起活来点子多,动作快,手脚麻利,谁都愿意和他搭伙儿。

小宝什么都好,就有一样忒爱拔强(jiang)眼子,钻牛角尖儿。我们有时和他开玩笑说:别看你人小,拔起强眼子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记得当修锯工时,当时我们几个师兄弟的师傅都不在,用压料机给带锯压料(带锯在加工木材时首先在锯齿尖上要用压料机压出棱形尖状齿,再用锉锯机锉平,这样加工木材才走直线),小宝别出新彩,不按带锯正常的压料规程压料,无论我们怎么说他都不听。结果拉锯工一用,乱子出来了。加工出来的木材九曲十八弯,全都是S弯。3立方米多的红松废了近2米。车间主任让人抬着废料往我们跟前一摔:“谁修的锯?这么好的红松加工成这个奶奶样,纯属败家仔儿!”当月开支的时候,我们和小宝拿着罚款单面面相观:怎么样,让你“拔强眼子”,这回吃亏了吧。

不过有时小宝的“拔强眼子”,也有好的时候。一次,我们几个用工余时间加工灰条子挣点外快。按单位规定每捆工灰条子长度2米50根。为了少出力多挣点,我们跟小宝商量,每捆少放个三根五根的,既可以加快速度单位又不知道。小宝来了“拔强眼子”劲儿:这不行!让检尺员查出来,活儿咱白干不说,都得挨罚挨克(kei)。我们几个气得够呛,可又拿他没办法。

结果,在检尺验收时,检尺员果真查出了其他组加工灰条时数目不够偷工减料的现象,被扣发了当月奖金。

事后,小宝跟我们炫耀说:怎么样,有时爱“拔强眼子”不是什么坏事吧,要不是我“拔强眼子”,不就完了吗。

孩儿面,五月天。有时候,小宝和我们为了一个不是什么原则的问题“拔强眼子”争得脸红脖子粗,几天不说话,几天又和好。

现在想起和小宝在一起的每事事每件件,那真让我回味无穷。

 

五、槌子“小四川”

“小四川”是四川省榭洪县人,他的父亲是位“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渡过江,抗美援朝负过伤”多次在战斗中立功的老功臣。

“文革”期间唯成份论时,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被屈打致死。母亲因无固定收无力抚养他们兄妹,没办法只好让小小“小四川”投奔了在东北的老乡,他在木材厂的匡叔。

刚刚来到东北时,“小四川”的四川方言十分浓重,其他工友们听他说话就像听天书一样,十句听不懂一句。所以弄出不少笑话和误会。

我小的时候在兴凯湖时,有一位邻居大妈恰巧她的老家就是纯正的四川人,日久天长耳濡目染,也跟就她学会了不少四川的方言土语。所以,小四川的方言在我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因此,我就成了“小四川”业余的贴身“翻译”。四川人把男孩儿都称为“槌子”我们就给“小四川”起个外号叫“四川槌子”。

“小四川”由于营养不良比较瘦弱,但人长得还是比较帅气,加上一口人家听不懂的“鸟语”,男女老少、姑娘媳妇在工余时间出于好奇都愿和他唠嗑打趣儿,学一学说起来蹩嘴的四川话。但“小四川”也有因言语误会,好心做好事没好报的时候。

夏日的一天,突然狂风大作,暴雨滂沱。出于好心,“小四川”将女工们晒在晾衣区的被褥、衣物和鞋袜一股脑地收了回去。

雨过天晴,“小四川”来到女工车间告诉女工友们,被褥、衣物都收回去了,孩子也都放在她们的床下了。“小四川”本以为会得到这些姐妹们的表扬和赞许。没想到 “小四川”此话一出,一位张姓姐姐杏眼圆瞪:你真流氓,我们都还是黄花大姑娘,哪里来的孩子?姐妹们这才回过神儿来,随即,一阵雨点儿般的拳头铺天盖地向着“小四川”砸来,任凭“小四川”怎么解释,这姐儿几个就是不听。越说越砸,越抹越黑。打得“小四川”鼻青脸肿,抱头鼠窜。“小四川”找到我,让我去说个明白,看见“小四川”那副狼狈相,问明原由,我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四川方言把脚上穿的鞋子叫“孩子”, 使女工们误会了。姐妹们不但没对做好事的“小四川”给予褒奖,还把给一顿捋。后经我的一番“斡旋”,姐妹们为这场言语误会,付出了下馆子的“代价”。后来,其中一个小妹还成了“小四川”的媳妇。

愿谁?都是方言土语惹的祸。有了这次教训后,“小四川”卯足了劲学说东北普通话,那东北普通话比咱东北人说得还地道。

东北的水土和大米白面养人。没出几年功夫,“小四川”的个子长了,人也壮实了,严然一个东北汉子的形象。

八十年代,“小四川”父亲的所在地落实了政策,“小四川”也偕漂亮的对象返回四川榭洪。

至今已人到中年,我和“小四川”有二十多年没有联系,估计他们俩都当爷爷奶奶了吧?

 

六、老何其人

老何,浓眉大眼,膀大腰圆,身高一米七五。说起话来铜声铁气,掷地有声,干起活来风风火火,干净利落。这么说吧,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大碗大碗喝酒,大块大块吃肉,山东人的行侠仗义、东北人的豪爽讲究,可以说在他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窄一让人看起来,老何就是个粗得再不能粗,平常得再不能平常的东北大汉。

刚参加工作的时,和他一起抬肩、归椤、拉锯、出料。那种重体力劳动撂一般年轻人的身体真是吃不消,在他来说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每到劳动间歇,别的工友们都是“张家长、李家短,老王家的小猪三只眼”素嗑、浑嗑唠得唾沫四溅,眉飞色舞。

我们工余时间最大的快乐就是听老何讲故事。我们非常敬仰老何的记忆和口才,他的故事讲的是绘声绘色,妙语连珠,我们听得是屏气凝神,目瞪口呆。后来“回炉” 再看这些名著时,我尽力将老何给我们讲故事时的情节与原著进行对照,情节和语言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甚至有些情节演义的比原著还精彩。

《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圆”,《水浒》里的“三打祝家庄”,《三国演义》里的“桃园三结义”,《三言》、《二拍》里的“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等等故事都是那时他给我们讲听。那时,只是知道通过这种方式方法进行消遣,以解重体力劳动之乏,现在看来,他给我们讲的这些故事也是当时文化知识匮乏和业余生活枯燥的重要补充途径之一。

别看老何人长得五大三粗,可他肚子里的墨水却不少,钢笔字写得也是娟秀刚劲。每天上班时,他身上挎着一个绿色的破旧书包。包里装着几本破烂不堪的旧书籍。了解他的人轻易不敢动他的那个破书包,谁要是动了,轻则遭到喝斥,重则向你挥拳头。

有时老何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自己捧着一本书在一边旁若无人地读着,读到兴奋的时候,不时还吟颂出书中的警句、名言来,还用不知是从哪捡来的粉笔头在地上写写画画比划一通。

有些工友打趣地说:老何,你这是上茅楼看报纸假积极。每当听着这些,老何都有会反唇相讥:你们懂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看书自有看书的乐趣。

谁又知道,老何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听别人讲,老何解放前出生在辽宁白城一户富裕人家,从小聪明好学,记忆过人,在同龄孩子当中是佼佼者,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当地有名的中学。由于祖祖辈辈都是文化人,家里藏了不少《四大名著》、《史记》古代书籍,每到寒暑假期,老何便躲到书房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通过读书,老何从书中汲取了丰厚的写作灵感,他的小说作品不但在学校成为范文予以展示,一家出版社也看上他的写作才华和可塑性,准备出版他的小说作品。就这样,老何作家的梦开始了,与此同时还做着考上名牌大学这个甜甜蜜密的梦。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三反五反期间,他家祸从天降,不但被抄了家当,没收了所有财产,全家老一辈无一例外地被判刑入狱,就这样,老何所有的梦都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

远房亲戚看到这架势,对剩下的这姐弟几个,没有一个敢着边儿的。没办法,姐姐只好领着弟弟妹妹们相依为命,艰苦难渡日。

“文革”开始以后,他家的陈年老帐又被摆上案台,虽然父辈们已受到了人民的“专政”,可姐弟几个却还不能放过,天天被揪去开批斗会,夜夜进行反省认罪。由于不堪这种非人的待遇和折磨,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老何穿着单薄的衣杉,肌肠饿肚地与姐妹不辞而别,逃到了黑龙江,在远房亲戚处安顿下来。当时木材厂冬伐缺人手奇缺,这才到木材当了一个又累又苦的翻椤工(带锯加工完一面用扳钩翻过来加工另一面的工作)。

“晴天霹雳一声响,拨开乌云见太阳”。“文革”结束后,政府为老何家落实了政策,老何的家的事得到了公正的解决。当时教师岗位上人才奇缺,他的老家来人让他回去到学校教书。在别人看来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他却说,这么多年了,原来的水儿都用得差不多了,不能担误国家培养人才,也不能误人子弟。于是婉言谢绝了家乡的好意,仍然干着他那又苦又累的活儿,直到厂黄人退休。

虽然老何人已退休多年,但他包不离肩,书不离手的习惯到现在还坚持着,高兴的时候还会给那些孙子辈的孩童讲上几段。他那种学习的劲头,让现在的不少年轻人都相形见绌,自愧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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