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红砖楼】住在罗家的那些日子（上）
作者：南国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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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红砖楼】住在罗家的那些日子（上）
作者：南国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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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红砖楼】
住在罗家的那些日子（上） —— 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罗伯伯、高嬢孃
从老同学凤栖山人博客走到了他哥博客，在他哥博客好友中无意中发现好久没有见面的九哥的身影。见到九哥觉得非常亲切，在和九哥的对话间，那段美好童年生活记忆也频频浮出了脑海。 在回忆母亲的博文里曾提起过，我八岁时母亲去参加“四清”，把我寄养在了同事家里。这个同事家就是罗家，也就是九哥家。在罗家两年的生活，让我一下子拥有了不少哥哥姐姐，让我孤独的童年多了许多的欢乐。 在罗家的故事太多太多，须得慢慢道来。
（一）三单元一楼的罗家 住在我们家一楼左手边的罗家是“房前屋后，种花种树”。九哥的爸爸罗伯伯酷爱种花，罗伯伯早上起得很早，起床后就开始侍弄花草，还同时用带重庆腔的川话吟诗诵词。他的夫人高嬢孃则早早起床开始料理一大家的早餐。同时从屋子里陆续出来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孩，还有一大一小两个清秀男孩，一人一本书，女孩手里还拿着梳头的梳子，在房前屋后稀稀落落散开，细细脆脆柔柔的读书声和着树上小鸟叽喳声声在四处响起，煞是好听。再等一会儿，女孩男孩们进屋去了，又一人左手一个漱口杯，右手一只挤着牙膏的牙刷走出来站在窗前阳沟边上，整整齐齐一排仔细刷牙。然后再进屋吃饭，再后来就会看见一群背着书包的孩子欢快的叫着“爸爸、妈妈再见！”也和同时出门的同学们打着招呼结着伴上中学的上中学，上小学的上小学去了。 因为他们的妈妈是那个年代的英雄妈妈，英雄妈妈为罗家养育了十几个儿女，个个才貌双全。罗伯伯在师大教授古汉语，高嬢孃曾任附中音乐老师，罗家是琴棋书画书香满厅。 罗家的女孩子多，男孩子少。女孩子大都粉粉白白的圆圆脸，俏丽的小尖下巴，细长眉眼，挺秀鼻梁，都有着一口细细白白、珍珠般整齐漂亮的牙齿和粉粉的花咕噜般的小嘴，身材玲珑精致；加上家学渊源，礼仪教养熏陶，个个知书达礼，颇有古典美女气质。罗家的男孩子也长得清秀，不像彪悍的重庆籍的男人，倒像江南烟雨造就的温文尔雅的男子。男孩女孩们个个成绩优秀，多才多艺，虽都是学生干部，却大都性情温良随和，老师同学都喜欢。文革中罗伯伯有说不清的历史遗留问题，罗家孩子没有叱咤风云的造反派，倒出了两位宣传队的男女台柱，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九哥和喜姐。当时省内有台著名的大型歌舞剧《四川很有希望》，只有十五、六岁的九哥和喜姐就在里边担任主要角色。 罗家的孩子能歌善舞的水平很是了得，前不久网上盛传的一篇《罗家棠棣姐妹花开中南海》，还有凤凰卫视对相关采访，回忆的是当年一部著名音乐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的一对饰演小红军战士的双胞胎姐妹的故事，她俩就是罗家的双胞胎姐姐。 罗家的孩子最多的还是在科教界工作。大姐是50年代留苏的科学家，双胞胎下边的文革前高中毕业的哥哥姐姐都是全国各地重点大学理工科学生，77届、78届罗家老三届小三届三位姐弟一齐考上重点大学，分别在三个大城市学习理工、医科、外语不同专业，成为师大校园里一时美谈。 罗伯伯和高嬢孃 高嬢孃和罗伯伯真称得上是才子配佳人，据说他们还是自由恋爱的。当年罗伯伯年轻时是才华横溢的新青年，高嬢孃是外清内秀的新女性，从二人的名字看就知他们均出生书香世家，两人相亲相爱相濡以沫，还造就一屋俊男靓女。 高嬢孃本来是附中的老师，因为后来孩子多，身体不好就退职在家做全职妈妈，相夫教子。高嬢孃最不简单是养育了如此众多儿女，打理了如此井井有条整洁有序的一个大家，却仍然身材苗条，娇俏美丽，说话声音细软柔和，她和已经成年的几个大女儿在一起看起来好像姐妹花。 罗家当时有个不住家的保姆廖嬢孃在帮忙做点家务，也就是现在讲的钟点工。高嬢孃常常在午后坐在厨房对面她和罗伯伯那件卧室兼书房里，一边和在厨房里干活的廖嬢孃聊着闲话，一边为一家大小缝补衣服。那个年代的布票紧张，罗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是大的穿了小的接着穿，高嬢孃自己穿过的衣服还改给女儿接着穿。即便这样，高嬢孃任何时候都穿的整齐漂亮，一身合体的衣服，一头懒懒的过耳的烫发，即便在家里进进出出操持家务也显得袅袅婷婷，婀娜有致；夏天穿着自制的浅碎花改良旗袍式的连衣裙更显得优雅、年轻。 罗家的儿女们虽然穿着朴素，但在高嬢孃的巧打扮下个个漂亮大方，活泼可爱。 记得我妈妈就很是佩服高嬢孃的手艺，曾向高嬢孃学习如何改制旧衣服，还把她自己的两件颜色相近的旧衣服给我拼改了一件挺好看的童装，又把她年轻时的一件浅藕荷色旧毛衣拆了给我改织了一件小背心。 罗伯伯个子不高，圆圆脸，不胖不瘦，白白净净、斯斯文文。他的女儿们大都像他。他喜欢书法和古诗词，还喜欢园艺。他家前后都是他自己围出来的小花园，房前屋后四季花香。后来罗家搬家住在二楼，没有了花园，罗伯伯硬是从窗台搭出架子继续种花。罗伯伯除了爱侍弄他的花草，下班后有空的时候喜欢写诗、写字，我小时候有段时间很喜欢抢着为他磨墨。觉得这个工作很好耍。 长大后才知道，罗伯伯192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据说入党介绍人还是杨闇公。他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引导介绍了许多进步学生去延安，可是因为地下工作单线联系，后来一直找不到入党证明人。文革中他挨整期间，有位北京的某人物被冤枉入狱，希望罗伯伯能做他的入党证明人，外调人员来川师一看，罗伯伯自己都找不到入党证明人，哪还能证明别人？在网上输入罗伯伯的名字，能看到他在1951年作为教育界代表被选为重庆市政协委员，可能是解放后被作为民主人士对待了吧。 即便如此，罗伯伯年轻时的理想主义精神并没有随着坎坷的人生和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他的大女儿在他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工作，成为50年代初留苏学习的工程师；50年重庆刚解放，他便将两个刚满15岁的双胞胎女儿送进部队文工团，这两位姐姐当年因在电影《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饰演两位红军小战士而被全国观众认识并记住。 在最小的女儿园妹的下乡当知青的问题上充分体现了罗伯伯的理想主义的单纯和激情。园妹是罗伯伯年近五十才得的小女儿，一直被当做掌上明珠般喜爱。那时家里已有九哥等三位哥姐都在当知青，园妹本来可以留城的。而当时自己还在接受审查的罗伯伯因为听了某大队学大寨先进事迹被感动，已经年近70岁的他竟主动去那个大队为自己心爱的小女儿联系了插队。在那个“左”得要命的先进大队，娇小但要强的园妹受了很多苦，后来77年高考考上华西医大，那是后话。 改革开放后罗伯伯和高嬢孃都活过90高寿，看到了儿女成家，等到了四世同堂。
（二）我在罗家 当初我妈在众多同事中选择罗家，首先就因为他家的儿女教育是出名的好。再就是我妈不愿给人添麻烦，而我确实是个麻烦。罗家住一楼，我家住三楼，把我放罗家我妈放心，而罗家当时住房拥挤也可借此有些缓解，也算让我妈觉得比较心安一些。 说起来我和罗家真的有缘。罗伯伯名文石，高嬢孃名砚耘，而我和我妹恰好单名砚、耘，是巧得很。 当我妈告诉我她要和我分别时，我是满眼含不住的泪，一串串泪珠骨碌碌地掉。但听说是住在罗家，我的小小心眼还是不免窃喜了一下，很快便收住了泪水。因为我一直羡慕罗家的热闹，罗家有那么多的哥哥姐姐是我最向往的。 第一次进罗家，高嬢孃对大家说从此我就是罗家的小妹妹，让大家要关心我爱护我。并让我依次认了各位哥、姐和弟弟。我在罗家排行倒数第二，上边有个大一岁的园姐，下边有个小一岁的毛弟。其他都是分别正在念初中高中大学和已经工作和参军的大哥大姐们，从此我便开始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在一个温馨大家庭中的美好生活。 记得罗伯伯特别慈祥，总是笑盈盈地对每个孩子说话，他看到我总是很亲切的叫我的小名，还带着重庆人的习惯加上一个“儿”音，叫“小念儿”。他有时有空的时候会陪着我和园姐、毛弟一起说说话，带我们去他的花园帮他除草、浇水，还仔细的告诉我们这些花花草草的名字，什么时候开花。还记得有一句“香花不红，红花不香”就是罗伯伯教我们的。 在我的少年时代，虽离开他家住自己家了，但我一直把他家当成自己的亲人家，常常去和他家园姐住在一起。家里哥哥姐姐任何时候回家看见我在那里吃住几天也觉得很正常。有一次在他家看罗伯伯写字，园姐说他爸一直很遗憾家里孩子没有人接他的班，跟他学诗词和写字，干脆你去当他徒弟好了。罗伯伯高兴地说：好啊！好啊！可惜我没有耐心，终究没有做成他的徒弟。 罗家的孩子是一点不娇惯的，个个都很懂事，也很独立。家里有事时大家都可以参加意见，家风很民主，也竭力体现公平。家里从打扫清洁、洗衣、食堂打饭、整理房间，每天大事小事很多，孩子们都分配有任务，做得好的要表扬，做得差的要批评。所以大家都是主动争着干活，而且要做得比别人好。我的任务常常是和园姐、毛弟一人端一两个碗到食堂打饭菜，还有轮流擦桌子扫地。 我在那里是受到特别照顾的一个，因为每天吃饭的时候高嬢孃总是把最好吃的给我，比如肉啊、鸡蛋啊，园姐和毛弟虽然嘴馋，但他们俩都小老练地说：妈妈说了，小念身体不好，需要营养。 罗家的晚上，大小孩子在灯下各自安静做作业，作业做好了哥哥姐姐们依次检查比自己小的弟妹作业。作业检查完后大家看书的看书，游戏的游戏。 我的作业常常由高嬢孃亲自检查。小孩儿通常都会出些状况，记得一段时间我偷懒，每次造句都是“我今天如何如何…….，我如何如何……”，高嬢孃很耐心地教我要动脑筋，要想出一些新鲜的句子来，还给我举一些好懂的例子。一旦我有独出心裁的好句子，她就很高兴的表扬我，还念给园姐和毛弟听，让我学习积极性大增，写作能力也大大提高。 罗家书很多，我有机会和哥哥姐姐们抢着看了很多书。记得那时罗家订了《收获》杂志，每次杂志到了，大家从大到小依次排队看，看到好的故事会引起热烈讨论。如果是长篇小说就会每天按时间轮流看，比如放学后每天一人看一小时，其余的人先做作业。我是一个小书虫，一听到哥姐们开始讨论书中的故事心里就急，因为老轮不到我看书。这时就会想很多办法来讨好这些哥姐们，想法卡位，或者看书的时间到了耍赖不交出去。我在小学二、三年级就读了《红岩》、《欧阳海之歌》等厚书，读过高尔基的《童年》《母亲》，知道《青年近卫军》《牛虻》《静静的顿河》，也知道了还有托尔斯泰、莎士比亚，这些都是在罗家读到、看到、听到的。 记得罗家有一本精装的书，里边有丁玲、冰心、刘真等女作家写给孩子们的故事。我很喜欢看这本书，每次想看之前高嬢孃都要我先洗手，看的时候不能折皱书页，看完后要马上交还高嬢孃保管。后来我特别的爱惜书本，因此在学校里还常常得到老师表扬，我的整洁的书本也常常被老师拿给同学做示范，这都得益于在罗家受到的教诲。 我曾是一个比较自卑内向的孩子，因为我妈对我严格，总是批评比表扬多；又因为我长得比较丑，和我那漂亮弟娃儿一比简直就没法看。进罗家时我更自卑，因为罗家孩子又好看又优秀。但在罗家我可以因为一小点成绩受到表扬；也可以有机会被鼓励参加讨论问题，可以大胆说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还有出门在外我有众多哥姐撑腰，让同学们都羡慕得不得了。时间一长我的性情逐渐就变得开朗大方起来。
（三）园妹儿 在罗家和我最亲的还数园姐。园姐刚好比我长一岁，高一个年级，所以那两年我们俩基本上天天在一起耍。小时候我们不论大小都叫她园妹儿，只是在和她通信时比较正式的称呼她为园姐。 园妹儿长得小巧秀气甜美，像个洋娃娃。她还特别乖巧懂事，绝对属于那种人见人爱的小女孩。我妈就不止一次的说过：我若有个大儿子，一定要园妹儿做儿媳妇！ 上大学时，园妹儿的同学们还给她取了个外号：阿童木。可见她长得真可爱。 别看园妹儿在家是最受宠爱的小妹妹，她可懂事可勤快了。她是一个做事十分认真踏实的孩子，除了学习好，德智体样样都好，还很爱劳动。她扫地的时候角角落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理床的时候枕巾铺盖理得撑撑抖抖。和她相比，我简直就马虎偷懒多了。常常是我扫过的地被她检查出来角落里，门背后没打扫到；理过的床枕巾没拉撑，铺盖没放到位。她总是用很惊诧的口气问：小念，这个地是你扫过的呀？小念，这个床是你理过的啊？问得我无地自容，只好把地重新扫过，床重新理过。完了还很不服气的说：这下子总可以了嘛！她还是不太满意地说：算了，将就了。 因为比我大点，她总是以姐姐自居。不光是自居哈，她确实很有姐姐样。那么小点年纪，还要负责帮我洗头。每周我们大家要洗头洗澡一次，在当年的条件下，那么多小孩，用蜂窝煤炉子一锅一锅的烧水，加冷水兑好后一盆一盆的端到窗外阳沟边上，大的帮小的，依次洗头，这也是一道风景。 因为大家一起洗常常热水供应不上，所以我和园妹儿这些才上小学低年级的小小孩就在每周的中间插空洗头。而且还常在大人不在的时候自己就把洗头的事解决了。 那时我和园妹儿差不多高，都梳一样的带刘海的偏毛根，就是短短的圆圆的妹妹头揪起一小把偏在脑后上边。理发师是高嬢孃，头发长了她就一齐给我们剪短。 有一次可能高嬢孃有点忙，我的刘海长过了眉毛。那天家里只有我和园妹儿两人早早放学回了家，园妹儿主动烧水帮我洗了头，又拿起一把大剪刀要给我剪头。我看她拿剪刀的样子心有点虚，坚决不要她剪头。她非要剪不可，说是要帮妈妈多做事，我拗不过她就说要她只剪刘海。她这边一剪刀下去，那边一剪刀下去，不是这里长了就是那里短了。好不容易剪好，我一照镜子，立刻嘴就扁了，眼泪花就冒出来了。原来她把我的刘海剪成了短桩桩几乎贴在发际，我的大奔头冒在那里要好难看就好难看。她在旁边还安慰我，没关系，要不到好久就长长了！ 最先是九哥和喜姐放学回来，进屋一看到我就惊呼：那个帮你剪的头？我说是园妹儿！他们两个立马笑的东歪西倒，接着每个人回来都是同样反应。连高嬢孃和罗伯伯回来看到都笑得收不到。 我当天晚上气得饭都不想吃。大家都安慰我说：没关系哈！你的头发长的快，几天就长出来了。高嬢孃和罗伯伯还教育园妹儿说：帮妈妈多做事的想法是好的，要表扬。但以后要做事之前要先问妈妈可不可以做，做不来的事要先向妈妈学会了再做。 高中毕业后我比她先下乡当知青几个月，有一天我正在离公路不远处的岷江边干活，远远看见一位身材娇小匀称的城市女孩斜跨一个包，手提一个包迈开大步走在路上，那身影就像园妹儿。顺便说一下，园妹儿个子不高腿却挺长，在学校她的田径很好，短跑长跑都很强，而且跑的姿势很好看，步子很大很矫健。这时我看见的就是那很矫健的身影，但我还是很怀疑自己看错了。收工后我快步走回家，果然看见园妹儿站在我们院子边的坎上眺望着，我兴奋得大叫着她的名字跑了过去。 进到屋里，园妹儿说你爸不放心你，给我买的汽车票让我来看你。她拿出带来的糖果等东西给我，马上就卷起衣袖帮我生火做饭，她以前去过当知青的哥哥姐姐那里，啥活路都干得很上手。当天晚上我们躺在一个铺里聊到了半夜，她告诉我说过了年她就要去她爸爸亲自为她联系的那个著名省学大寨先进大队插队了。 第二天日出时我照旧出工干活，晚上回来的时候园妹儿把我的床单铺盖都拆洗晾干了，还做了香喷喷的饭菜等我回来吃。晚上她一边帮我缝被子一边和我说话，我说要是下乡和她在一起就好了，她说你那么懒肯定要把我累死。 第二天园妹儿又帮我打理了自留地，除了草，浇了粪。待她把一切都打理得有条不紊后，第三天我们依依不舍的分手了。 第二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正在一边烧火做饭一边心不在焉地听公社的广播匣子里的四川台的节目，突然听到播音员报节目说:下边请听某某大队宣传队的女生小合唱。我立刻竖起了耳朵，果然听到匣子里边传来我熟悉的园妹儿的声音在领唱，还是那样细细柔柔的，略显单薄的嗓音，却有极准确的音调，极富感情、充满激情地在唱着唱着……此时孤寂的我忍不住流下眼泪，那时我是多么的想念园妹儿，想念在罗家的日子和各位亲人，想念我的父母家人啊！ 好些年后我才知道，在那个极左思潮的年代，在那个极左的大队插队的园妹儿受了许多的苦，但她从来没有对家人和朋友诉过苦，那样娇小的女孩就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77级我们分别考上本市的不同大学，寒暑假期间，我还是常常到园妹儿学校宿舍去蹭吃蹭住。那时她常在大学班上教同学唱歌，仍然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她那自然娇憨的女孩味儿也很有男生缘。后来她的男友就是她的同学，据说当年想出了无数招数追她。毕业后她随男友去了广州暨南大学，在附属医院做了一位特别温柔的，大人孩子都喜欢的医生。 那年她结婚后回成都来生孩子，很巧的是我们姐妹俩同年同月生了一对儿女，我女儿只比她儿子小十天，出国前她回来，两个四、五岁的孩子的合影照片后来就放在高嬢孃的桌子上，我去看高嬢孃。高嬢孃凝望照片，说：两个娃娃好乖！她那是在想园妹儿和孙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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