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蝥
作者：孟小青
|
|
|
|
| |
|
|
| |||
|
|
| |||
|
斑蝥
作者：孟小青
|
|
| ||
|
| ||||
|
| ||||
|
斑蝥
斑蝥大名张延宏。1964年秋天我们进了中学，我们的中学全是女生。这么多年来不断有思想先进人士愤怒批判男女分校制的封建落后，历数其种种罪恶影响。但我思想过于落后不开窍，还是觉得全是女学生的中学不错挺好吗。 记得开学典礼那天阳光灿烂。这一年新进校的我们这群二百多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与比我们分别大一二三四五岁的老学生们一起按班排成长条队列站在操场上，听着校长的开学致词。我的个子可不矮，小学毕业时就是一米六二了，在我们班排倒数第三。突然站在我前边隔了几个人的那个弟兄“砰”地一下中暑倒在了地上，周围的几个人七手八脚把她抬到操场南边的树阴下。就这样我认识了张延宏：一米五几的个儿，瘦得像个麻杆儿，身体不是很健康，太阳一晒就中暑。 我们是初一年级第二班。教室里的座位不象美国的学校那样个人随意找个地方坐，而是按个子的高矮而分配的。我们那时是两个课桌挨在一起形成“同桌”。我当然是坐最后一排了，我的同桌是我们班的最高峰一米七一的张小艾，坐在我们前面的是张延宏和她的同桌李晓华。一对同桌在一起说一会儿话就没词儿了，于是张延宏李晓华经常转过头来跟我们这对同桌大声(下课时)小声(自习时)交换意见胡说八道。 记不得是第一学期还是第二学期语文课里有一篇课文是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是鲁迅回忆描写他小时候在后院百草园里自由快乐地玩耍，在三味书屋里被迫不情愿地读书的经历。鲁迅百草园里的斑蝥虫又叫放屁虫，是一种硬壳虫。这虫子一遇危险，比如有东西触及到它的背，它就放出一股难闻的气体，用以吓走敌人保护自己。 张延宏那时经常穿一件带有宽长条儿图案的外衣，被班里的几个弟兄叫做斑马。这斑马与斑蝥差的不太多，就是那么一个字吗。我现在想不起来是谁起的头，但记得下了语文课后一群人跳起来抢着去摸张延宏的背，笑着大叫“斑蝥！”于是，张延宏成了斑蝥。 斑蝥的脾气真叫好，从来不急不恼。任你怎么摸她的背，怎么叫“斑蝥”，人家也不反抗，脸上仍然是笑嘻嘻的。人这种动物就是这样的德性：不少事情你越是限制禁止，大家却是非要去做；而限制没有了，大家反而没有了兴趣。摸了几天斑蝥背，没见任何反抗，大伙儿也失去了兴趣，没人再摸斑蝥背了。但斑蝥这各外号却保留了下来。 斑蝥后来回忆控诉说，我在她的笔记本皮儿上画满了想象中的斑蝥虫(因为语文课本上只有课文没有图片)。我可不记得我干过这等坏事，但确实记得想象中的斑蝥虫的样子，用五秒钟我现在就能画出一只来。 斑蝥在我们前一排坐了一年。过完暑假初二一开学，见到斑蝥，可不得了，如今得抬头仰望了：这不怎么健康的麻杆倒是很见长个儿，人家居然一下子长了十几近二十厘米，从一米五几楞是窜到一米七几。而我只长了可怜的五厘米。斑蝥排到了我的后边，跟我们这些大高个儿们一起坐最后一排了。 斑蝥的两个姐姐也在我们学校，二姐比我们高一个年级，大姐又比二姐高一个年级。一家姐仨儿一串儿都在我们学校，这成为我们学校颇为有名的一个景点。我去过斑蝥家几次，斑蝥家可是货真价实的女生宿舍：姥姥，妈妈，三个女儿。有意思的是，如果按高矮排起来，姥姥最矮一米四几站第一，妈妈一米五几站第二，然后是大姐，二姐，而斑蝥最高，站最后。正好与年龄排队来了一个大倒个儿。这可绝对是“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光辉真理的一个极为有力的佐证。 初二还没上完，文化大革命开始，停课了，大家自由玩耍活动。两年后我们已经是该上高一的年纪，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夏天，我的一个高我一个年级的好朋友分配去了内蒙古大草原当上新牧民。她不断来信说草原如何美丽，牧民们如何淳朴，马儿跑得如何快，磨菇煮羊肉如何好吃，直吃得她的裤衩都撑开了线。直说得我革命的红心不住地激烈跳动，我去学校的分配办公室坚决要求去内蒙古大草原，但是再坚决也没有用，因内蒙不是我们六七届的分配地区。没辙，我只能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教导，发扬大无畏的独立自主精神，自己去了内蒙古大草原。 我们这届的分配很简单：我走了以后不久，斑蝥和梁雅锦去了山西雁北种地；剩下的“连锅端”都去了陕北当农民。当然也有没去的，李晓华心脏出了毛病，不能去。几个有门路的走前门走后门参了军。 文化大革命那两年我们都在北京自由活动，斑蝥和我没有联系。插队以后一个山西一个内蒙我们倒联系了起来，她是唯一的一与我保持联系的中学同班同学。五年前斑蝥告诉我，一次在北京家中收拾旧东西，发现了插队时我寄给她的两封信。她将信又寄给还了给我。可惜的是，斑蝥写给我的信，一封都没能留下来。 下面将一封信的部分内容抄录如下，请大伙儿看看我们当时的满腔革命热情远大革命志向。这还是现代青年没法儿比的斑蝥:你好！来信早就收到了，我一直懒得写信，你别生气。内蒙的形势一直是很好的。目前运动生产抓得都很紧。今年我们可能回不了家了，因为运动抓得紧，不让回来。 我现在和宋岩两个人住在一起，放一群羊，接羔工作刚刚结束。我队今年计划种地350亩，已种了50亩土豆和蔬菜，其它的都种莜麦。牧区的发展前途是大有作为的，我们知识青年目前正在着手搞队里的阶级斗争情况的普遍调查，大家积极性很高。我们知识青年渐渐在思想上团结起来了，团结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统一目标下，团结在实际的阶级斗争的战斗当中。 你提的问题原来我也想过，但是实际的阶级斗争教育了我。队里的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不能回避的，必须得参加进去，而且必须得使自己站在正确的方面，站在贫下中牧一边。 ......在斗争中要学习的东西可真是太多了。我同意你的看法，就得干，你一定得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别老怕来怕去。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只要认为是对的，就坚定地走吧，走到底。 祝永远前进。 草原战友晓青5.16 (应该是七零或是七一年) 七四年斑蝥进了太原市的一所中专，学习土木工程。当然学习成绩没说的，毕业后就留在学校里教书。我在七五年进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成为一名光荣的工农兵学员。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斑蝥动了心，要上正规的大学。我们在中学就上到初中二年级，在中专当工农兵学员没学什么正经课程，倒是在插队最后一年干了一天农活后，斑蝥在小油灯下楞是将初中高中的数学物理课程复习学习啃了一遍。有了这点儿底,加上强烈的上学愿望，斑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努力玩儿命自学复习。七七年底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的力学系，成了一名大龄大学生。 斑蝥说，她是想学文的，因为她喜欢文学。她内心的愿望是作一个编辑。但家人亲戚说服了她：还是理工科容易找稳定工作。四年本科工程力学学下来，斑蝥又当了二年研究生，拿了个硕士学位，进了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搞起研究工作来。 我七八年毕业后留在系里当助教，三年后系主任送我来美国读研究生。我到美国后，斑蝥在力学所，我们继续通信。八七年，八八年斑蝥来信不断说，在力学所也没有多大意思，想来美国溜溜。但来美国的唯一途径是读研究生，就是说得考托福和季阿姨(我来的早，没赶上考托福季阿姨的紧张动魄而幸福难忘的经历)。 踌躇了半年若干月份后，斑蝥咬牙玩儿命背单词，考了托福季阿姨，成绩可观。随即来信请我帮她联系读研究生的学校。接到圣旨后，我立即紧张行动，到处问人打听请教如何申请进入与力学有关的研究生的学校。终于诚心感动了几个智慧人士，在他们的指点下，我来到图书馆某一高大书架前，根据专业查找当年要招研究生的学校的具体要求和申请手续。我在图书馆坐了一下午，抄录地址和各项要求，到天黑没能抄完。第二天又来，这回学聪明了，抱了一堆钢錋让复印机帮着抄吧。我认真琢磨了一封态度极为诚恳，替我的朋友张延宏索取申请表格和有关材料的申请信，用打字机打出来，复印了几十份，寄往各个学校。随后斑蝥在北京接到了二十来份申请材料。她申请了其中的若干所学校。一两个月后收到几所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斑蝥选择了irginia Tech，她说她从地图上看这个学校离我住的地方最近。 一九八九年八月末斑蝥飞到了美国，我开车六个多小时去机场接她。她的飞机晚点四五个小时，一上车斑蝥二目乱瞄，金睛火眼一下子就盯上了装着洗干净葡萄粒儿的塑料盒子。坐稳后一把将盒子抓过来放在腿上，猴子一样灵活的细长手指立时将盒盖掀开，葡萄粒就不断飞进了口中。斑蝥还是像麻杆儿一样瘦。这哥们爱吃很馋，正餐吃不多，乱七八糟的零食吃得不少，于是不长肉。斑蝥嘴巴的功能特别好，令人佩服赞叹不已。她能坐在那儿或站在那儿将小吃不停地放入口中，有滋有味乱嚼的同时，嘴巴不间断地说着话，而且人家是绝对不喷一点唾沫星的。斑蝥嚼着葡萄粒儿，嘴巴又不停地叽咕起来说着一路的见闻。我开车的技术不是那么油儿，需要注意力绝对集中。我正告斑蝥：不许跟我说话！这倒也好，于是斑蝥专心致志地扫荡葡萄粒儿去了。 我把斑蝥交到Virginia Tech中国同学联谊会主席的手中(我也挺有本事的，虽然我在这个学校没有一个认识的人)，由他帮助斑蝥安排临时住宿等事宜了。 斑蝥第一学期有助学金，第一学期期末系里告诉她第二学期不给她助学金了。为了能继续学下去，她得自己到处找有科研经费的教授，申请做他们的学生助研，这样可以得到一些科研经费作助学金。在找到新导师之前，她在校园里打工，一放暑假就到华盛顿去打工(大城市打工的机会多一些)。可是历尽了辛苦。第二年开学前斑蝥找到了她后来博士论文的导师，在他手下干活直到毕业。 一次我给斑蝥打电话，我说，斑蝥，咱们都这把年纪了，我再叫你斑蝥有伤大雅。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我就不叫你斑蝥了。斑蝥很大度：这不就是一个外号吗，我不在乎。我说，你要是不在乎，那我还叫你斑蝥，斑蝥多亲切啊，就像又回到了几十年前无忧无虑的中学时代。现在我们班的中学同学中，除了我和李晓华没长大还呆在中学里还叫斑蝥外，其他人都是成熟礼貌举止文雅颇有教养的老太太，开口闭口只称大名张延宏了。 由于离得不是那么远，斑蝥放假过节有时到我这儿来，有时我也去她那儿呆两天。两人面对面坐在一起，就能平心静气推心置腹地好好胡聊一通了。 我们聊过去各自的生活经历，聊如何做人，聊社会问题。我发现我们已经不是几十年前思想单纯简单的中学同学插队好友了，经过这么些年的不同生活历程，我们有了一些对社会对政治对生活的不同看法和感受。但在基本点上，在做人，待人接物，敬业，同情帮助弱者上仍然是一致的。斑蝥有过两次很是浪漫深情的爱情经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能成功。一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人过日子。亲戚朋友们当然不断帮忙介绍，但斑蝥运气不好，没能碰上个合适的。斑蝥说她自己也不是那么挑剔，可是她不愿意过于凑合。 斑蝥有着大家闺秀的气质，很是自洁不俗。我老有这么一种感觉：要是斑蝥有那么一点儿中国妇女传统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实用美德，现在是不会独身的。比如我很清高，但在婚姻问题上却有那么些随鸡随狗的旧观念，于是也能和第一个丈夫一块儿基本平静地过了十四年，最后这只鸡是实在不行随不了了，才分手的。我相信，大多数婚姻都是搭帮结伴儿随鸡随狗过日子，大家也过得自得其乐有滋有味白头到老。真正具有那诗意般浪漫爱情的婚姻毕竟是很少数（很可能是文人们编造出来的）。 斑蝥说她为什么想到美国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个单身女人在国内生活太艰难了。中国人口密度大，传统意识强，不论走到哪里周围一圈儿好奇的眼睛老是盯着你：这么大年纪了还不结婚，一定是有什么问题和毛病。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和毛病呢，这里人们的议论研究考察想象可就多了去了。 到美国后，也不断有人给斑蝥介绍朋友，斑蝥也在自己身边不时寻摸，但还是没有好运气。 得到了博士学位后，斑蝥在一个社区大学里教力学课。 九十年代中一次回北京，我见到了斑蝥。我说，你找到了工作，你得请客。于是我们进了师大校园外的一个清静的傣族小饭馆，吃米线。 吃了一会儿，斑蝥停下筷子看着我说：“我信教了。”我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了，只是看着斑蝥，注视着她的眼睛。她并不回避。盯了有一分钟，我问：“为什么？”斑蝥说：“太累了。一个人过日子太累了。”美国地大人少，当然人口密度要比中国小好多，而且西方传统讲究个性独立，比较能容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般美国人家长里短的私下猜疑议论并不比中国人少太多)。独身，同性恋，一个男人若干个老婆，一个女人若干个丈夫，在美国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但是，在美国的人情淡如水。别说住在分散房子里的美国人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是住在单元宿舍楼里的人们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很多时候不知自己的邻居是谁。 在国内不要说搬家这样的大事，就是移动个家具，换个煤气罐，需要人陪同去趟医院，亲戚朋友们那可是招之即来的。平时同事朋友亲戚不时聚在一起大吃小喝乱聊胡说热闹一气。而在美国这些事都是个人的事了，并且西方传统刻意在人与人之间留下相当的距离，这当然有利于尊重个人隐私，但人情也就因此冷淡，比冰暖不了多少比水稠不了多少斑蝥因为工作的问题三次远距离搬家。搬家之前得一个人将自己将小家具锅碗瓢盆书籍衣物分别装箱打包；一个人去联系花钱请搬家的大卡车；一个人去不同的公司办公室去了结电、电话的帐单(租住单元宿舍房租包括水费，而租房子就得自己去开用水帐户，要不然就没有水)。搬家公司的工人们会将大小家具，大小箱包搬进新家。然后得自己一个人打开大箱小包，用上一两个星期重新慢慢地摆置。还得自己跑东跑西到新地方的不同公司办公室去开电和电话的户头。斑蝥说，每次搬家她都得累一个多月才能恢复。身体累些还好说，主要是心太累了。美国人生活独立，太多的事要自己独立考虑决定自己亲手去办，要是家里再有个人，好歹还能两个人叽叽咕咕商量一通，搭一把手，心理上体力上都有个依靠。但是斑蝥没有。 斑蝥说，找来找去找不到个伴儿，现在有了上帝，能把身上的这些重量都放在上帝那儿，感觉好多了，于是我也不用去找伴儿了。 我很理解她说的心理重量，感到似懂非懂的是如何将心理压力放到上帝那儿。但我看到斑蝥的情绪确实很好，还是很为她高兴。我尊重她的选择，只是在心里很有些伤感：我们之间的差距更大了。 斑蝥也尊重我的选择，并不企图说服我入教。 斑蝥挺喜欢这个教书工作，她说她妈妈以前就是老师。斑蝥工作辛勤努力，一些实用的机械工程课程她以前根本没有学过，一点儿也不熟悉，她就边学边教。斑蝥与学生混得很融洽，与其他教师的关系也很好。社区大学教书工资不高，但是假期长。斑蝥又喜欢旅游到处玩儿，所以这长假期可是太棒了。她暑假回北京住了两个月，又去新西兰玩儿了一圈。斑蝥乐滋滋地提前一年多就将下一年假期节日的旅游活动仔细排得满满的：节日去近的地方，,假期去远的地方。后来她又去了欧洲的一些国家旅游。斑蝥说，教书这活儿虽然钱不多，但这假期长实在是好，而且学校就在海边，气候宜人，若可能的话，就在那儿一辈子住下去了。 天有不测风云，在这海边儿的社区大学教了三年书后，由于学校经费紧张，把斑蝥教书的位置给裁掉了。斑蝥只好找朋友帮忙在纽约市附近的一个公司找了一个工作，匆匆忙忙举着家北上。 斑蝥的狐朋狗友很多：从我这样近四十年前的中学同学，三十多年前的插队哥们，二十多年前的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到后来的工作同事，教会的教友们，她都保持着挺好的联系。多次我给她打电话，她都在电话上和别人聊天，说一会儿再给我打过来(她有call waiting装置)。斑蝥说，这都是她爹的遗传基因的功劳，她爹就特别爱交朋友。虽然在她一岁多时她爹就去世了，但这宝贵的基因却留了下来。 刚进公司干活一年只有两个星期的假，斑蝥利用这两个星期再加上圣诞节新年那一个星期，凑了个整儿，回了北京。到了北京在姐姐的有力说服下做了个身体健康检查，查出肾上长了个什么东西。医生建议做手术。做了手术，这东西切下来一化验，是癌。还好发现的早，切的早，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休养，基本恢复了健康。斑蝥在北京呆了半年多。五月份我回北京时去看她，她利用养病不上班的机会，将她在欧洲旅游的经历写成一篇几十页的游记。那天我去看她，在她午休的时候，我坐在哪儿将这游记看了大半本，斑蝥的玩儿心跃然纸上。六月份斑蝥回了美国。她工作的这个公司要全部迁到休斯顿，因此要裁一部分人。当然身患癌症的斑蝥是裁减的首选了。斑蝥不等挨裁就开始找工作，这次幸运，没过多久她就在印地安那州一个由基督教作指导思想的研究所找到一个工作。这儿的工资福利都比原来的要好，可谓因祸得福。于是斑蝥又举家(全部家当)西迁。 几个月工作下来，斑蝥对这个公司的工作环境人际关系都挺满意，只是对与她同一办公室的一个比她年轻的中国哥们有些微词。 斑蝥每三个月就去做一次身体复查，以确定癌症没有复发转移。她很注意自己的饮食，多吃水果蔬菜纤维食品，吃小麦草(据说抗癌症)，还有其它我都叫不出名来的健康食品。但她一点儿也不注意锻炼身体。有一阵子我几乎每次打电话给她，都要耐心一再叮嘱每天一定要坚持散步至少二十分钟。她是想起来就去走一会儿步，而大多时候躺在沙发上看书。其堂皇理由是：B型血的人就是没有毅力没有坚持性，而她的血型正是B型。 两年前的深秋，一天晚上(不是周末,我们总是周末通电话)斑蝥突然打电话来，说她被lay-off(裁员)了。我心里直嘀咕：基督教指导下的公司也解雇人吗？那时美国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不景气，工作不好找。好在斑蝥可以领取六个月每月一千多美元的失业救济金。她开始跑职业介绍所，上网到处乱查找，发信发电子邮件，忙得不亦乐乎。又是因祸得福交上好运，一家底特律的汽车公司正好需要一个她所熟悉的专业的人材，斑蝥又举着家东移到底特律。这是欧洲人办的一个公司，所以各种福利待遇比起美国公司来又要好一截。 到底特律前的一次体检，发现她肺部的透视照片上有些不该有的黑点。到了底特律安顿下来之后，斑蝥就开始寻访医生，咨询病情。后来寻到一个很不错的肺癌专家，在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实验化验后，专家建议做手术切除。又要手术！斑蝥到是既来之则安之，手术就手术吧。在北京的两个姐姐要来一个照顾她，大姐来了。斑蝥在山西雁北插队时同队的一个老插哥们后来成了肿瘤内行，他给斑蝥的医生打电话，用行话了解商讨斑蝥的病情，并在斑蝥手术时来医院陪同。 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电话里跟斑蝥的大姐说：没准儿斑蝥还没事呢，因为我的感觉是很平静的。我倒不是什么特异功能psychic之类，但我的感觉在不少时候还挺灵的。 第二天晚上，我给大姐打电话询问当天手术情况。大姐说：手术很成功，医生说那黑点不是癌，而是一种炎症。 大姐劝说斑蝥别在美国干了，干脆收拾东西卷铺盖跟大姐一块儿回北京算了，换一种生活方式未必不是好事。但斑蝥不甘心，想再干几年，多挣些钱，这样以后就有更多的自由去旅游了。 十二月中大姐回北京了。斑蝥也开始上班了。 一年的三分之二过去，平安无事。斑蝥上班，回家，做饭，吃饭，睡觉；星期六採买食品，洗衣服；星期日去教堂。斑蝥说，若再给她一次选择的机会，她就不学工程，而是要学社会学，做一些有关人类社会的研究调查，那该多有意思。 斑蝥喜欢文学。她自己不爱写东西，但是爱看且爱评论，人家能评头品足说得头头是道。她说自己可以是一个挺不错的文艺评论家，也可以当个好编辑。对文学我是一窍不通，这都是我爹基因的过错。几年前她说，她想写写描述一下她熟悉的有意思的同事和朋友。我说你快写，写完了寄来给我看。斑蝥说，写东西得有情绪，不能硬挤。 过了很久，我问她：“你写完了吗？”答曰：“我还没找着情绪呢。”过了若干个月，又问，回答还是没找到情绪。 看来这情绪还是挺不好找的。 终于,去年的某一天斑蝥打来电话说：“我终于找到情绪了。”于是开始写了。几个星期后果然寄来一沓复印好的纸。一篇“我的同学”，记述她在Virginia Tech读博士研究生时的同学。一篇“我的同事”，记述她在社区大学教书时的同事。一篇“我的学生”，记述的当然是她在社区大学教的学生了。文章很是流畅生动好看，读着文章，各有特色的同学，同事，学生跳出纸面。 我说：“斑蝥，接着写。”她说：“写什么？”我说：“写你现在一块儿工作的人，写你在教会认识的教友。”她说：“这些人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斑蝥是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徒。 我感觉信仰基督耶酥之后，对斑蝥的精神心理确实帮助很大。按说，斑蝥的经历真是不顺，至今单身一人，几次被解雇，为了生存必需重新伤神费脑到处找工作，又得了这要命的癌症。但她还是很乐观向上，并不像一般人处在她这种境地，那样的悲观沮丧一蹶不振。我跟几个我们中学同学谈起斑蝥，我说：斑蝥真伟大，了不起，在这种不顺利的情况下还能如此乐观，真是不简单。 我跟斑蝥说：我很尊重你信仰基督教，因为你信教是你的需要。但是请不要向我传教。斑蝥很理解。我们很少谈论宗教。 今年八月末，一次我给斑蝥打电话，我说：“斑蝥，我总是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会信基督教。你看咱们俩的成长背景基本是一样的，而我这个人怎么也不会成为教徒的。你能不能把你为什么要信基督教的想法写一写，写下来的东西会比较系统，有逻辑。好让我这类的人有一个了解，开开窍。"斑蝥说：“好，我想想就写。”两周后周末，我又打电话。我问：“你好吗？”斑蝥说：“可是不好了。”我吓了一大跳：“你怎么了？”斑蝥说：“我得了depression (精神忧郁症)了。”我说：“你一向那么乐观，怎么一下子就忧郁起来了呢？”斑蝥说：“我也不知道。”我问：“什么时候开始的？”斑蝥说：“上星期吧？这星期我去看了医生，医生开了药。”我问：“你精神忧郁的症状是什么呢？”斑蝥说：“老忘事，就是记不住。说话也有困难。”她说话缓慢含糊，逻辑有些混乱，没有了往常那种竹筒倒豆子般的利索干脆劲儿。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这哥们儿怎么一下子就忧郁起来了呢？后来打听到,精神忧郁症是由于大脑缺少某种必要的化学成份而造成的。那么说就是斑蝥的大脑一下子缺少了这种化学成份，于是斑蝥一下子就忧郁了起来。看来这个逻辑推理似乎也讲得通，我也就将信将疑了。 我说：“斑蝥，你还该我一篇文章呢。”斑蝥苦笑着说：“现在可写不了了。”星期三我又给斑蝥打电话，她说，医生给开的药还是没有起作用。 我问了周围懂行的人们，都说这抗忧郁的药一定要吃一段时间，使这种化学成份在身体里有了一定积累后，才能起作用。这就是说，只能坐在那儿耐心地数日子等待了。 周末我又打电话。斑蝥说，那药还是不见效。 我说：“你吃这药都有十来天了，该起作用了。你得打电话给你的医生，告诉他这药不起作用，他应该给你换药。”星期一晚上我给她打电话，她还没给医生打电话呢。 星期二晚上，斑蝥打来电话说，医生给她换了另一种药。她说起话来间断更多了，而且是常常后语不搭前言。 星期四斑蝥打电话来说：“我觉得我的脑子里长东西了。”我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不愿意跟你说，怕你更忧郁了。既然你想到了,就应该马上联系，让医生给你做一个大脑的CT-扫描，弄清楚你脑子里到底是不是长了个什么东西。”星期五斑蝥打电话给那位山西老插哥们，这哥们到底是学医的，马上问：“除了说话和思考障碍外，你还有没有其它症状？”斑蝥说：“手发抖，无力。”老插哥们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好，力促她立即去做大脑的CT-扫描。 星期一下午，斑蝥打电话来说，她去做了CT-扫描。 我问：“什么结果？”斑蝥说：“脑瘤。”星期四斑蝥住进了医院，星期日动了手术。 山西老插哥们真够朋友。星期六开车赶来医院与医生商讨病情，星期日陪着做手术，手术后照顾斑蝥，了解病理化验结果，直到星期三才回家。 斑蝥有一个大学同学也在底特律工作。这一家人也忙前忙后尽力帮忙，做了饭送到医院给斑蝥吃(医院的饭可不好吃)。 手术五天后，斑蝥出院了(美国医院病人住院的时间相对的短)。 斑蝥所在的教堂有三百多名教友。由于大家都是漂流在海外的中国人，虽然都入了美国籍，但在某种意义上华人是比黑人还受歧视的美国少数民族，因此在美国的华人互助友爱互相怜悯之情还是颇为深厚的。教堂的牧师是从台湾来的，四十多岁。由他出面组织教友们到医院看望送饭给斑蝥，开车接送她进出医院。 斑蝥正在接受放疗和化疗。 结论。 人的一生是真短，或者用相对论的语言来说，就是人的一生过得太快了。 昨天我们还是祖国的花朵，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是那样的朝气蓬勃精力无限，满脑袋的美好理想与希望，身体棒得就像刚出厂的新汽车浑身上下到处是劲儿。不知不觉之间朝气蓬勃的太阳们一下子划过了天空，成了今天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了。脑袋倒是更为复杂得道(好听的词儿叫作成熟)，但身体的各个部件分别逐渐开始老化失灵了。 生老病死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自然规律。 既然死是人生的必经阶段，谁也跳不过去，那就干脆潇洒走到底吧，来的愉快，走的坦然。夕阳红的灿烂壮观之后还有物质不灭的绝对真理呢。
斑蝥在2004年春天回到北京，住在大姐家里。2005年夏天脑癌复发住进医院，11月10日去世。
孟小青，女，北京师大女附中67届初中毕业生，曾在内蒙阿巴嘎旗插队，现在美国北卡州某大学任教。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