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天事假
作者：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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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天事假
作者：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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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天事假
指导员觉得这山上活要是没人带着、领着、照看着似乎不行，几十号人难道像放鸭子一样？总要有个人哪怕象征性的带个头也行。他脑子一转，对文书说：“你照看一下”。 文书不算干部，也是被管理者，只是可以少干点体力活，属“杂役”一类。 他随口答应，心想：没什么要照看的，干活大家都知道，一起混混。 早上出工，重庆知青Z拖着锄头出门就感觉有点异样：连队上空没有了往常指导员那急促而响亮的哨声，也没听到他那“出工了”的几声吼叫。 明白了，领导不在，今天是个好混的日子。 窄窄的被人们用脚踩出来的红土小道扭扭曲曲向山顶伸去，一条条长满杂草的橡胶林带从小道上分叉，人们自觉地分散在林带上锄草，细细的橡胶树每隔几米窜出一棵，它在人们头顶上方伸枝展叶，稀稀落落地遮住了一些阳光。，干活的人们随着林带向山里伸展很快就都消失在草丛深处，寂静的大山里只留下一些零星干活的声响。 文书在林带上锄草，曾经被灌输了满脑子“崇高而光荣的劳动”早已已失去了往日神圣的光辉，青春的岁月正在被这无尽无头的劳作一点点的耗磨掉，在社会无形的挤压下，他渴望离开却始终无法逃离，眼下的劳动只是打发沉闷的时光。 别人干不干他不管，有人提前溜下山他也不管，管他干吗呢？这橡胶树的好坏与我们有什么利益关系？没有，它只是把我们束缚在了这令人厌烦的大山里。 重庆知青Z也在林地里锄草，虽然没人管着，到了山上多少总得干一些活，至于什么“祖国的橡胶事业”；什么“革命、理想、事业”在他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从未扎下一点根生长点什么出来。同文书一样，他同样渴望离开却始终无法逃离。对于眼前的日子他很实际：格老子，我怕哪个？管你妈的，老子管好自己，不混是憨巴。 干了一会就不见他人影，也许溜下了山了，没人知道，当然知道也没人管闲事。 上午很快过去，下午出工跨出房门只觉被一股热乎乎的空气包围着，阳光是如此的猛烈，此时躲在阴凉的屋子里，在床上睡一觉或者做点什么个人琐事那绝对是一种享受。 重庆知青Z觉得今天机会难得：格老子，还干啥子干？不去了！ 上班就那么一些人，此事瞒不了文书：虽然大家都在混，但至少形式上也要做个样子，如果连班都不上这未免也太过分了，哪怕你到山上转一圈就走，或者上山什么都不干都行，没人会管你。你这样不打招呼连班都不上算什么？也太不把我这个临时“领导”放在眼里了。 Z的做法超出了文书自认为职工应该遵守的底线。 半天事假！文书心里决定。 月底发工资，文书利用自己的权利毫不留情理所当然地记下Z半天事假并扣去工资（大约6、7角钱）。 知青Z领了工资回去一看发觉竟然动真的扣了他的钱，大怒，他手里拿着几十张一元纸币的工资站在自家门口大骂： “你个龟儿子，你算啥子东西，扣老子钱！”喉咙虽响似乎心还有点虚。 文书在陆续发工资，远处突然传来的骂声让文书感到有点意外，他没想到这理所当然扣去的几毛钱竟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弹。 骂声让他感到有点内疚：扣钱似乎过分了点。咱党的政策不也是“教育从严处理从宽”吗。真是多管闲事，自找麻烦。 都是社会底层的穷人，凭白无辜少了几毛钱总是心疼。 钱扣了改变不了，谁叫他自己做的过分呢？ 一场风波几分钟后即回复平静，也许知青Z知道自己毕竟有“错”，闹下去底气不足，只是发泄一下。 知青大呼隆返了城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近年来他们频繁地来往走动，他们聚会、握手、喝酒，之间的情谊陡然上升到了“兄弟姐妹”的状态。 三十多年过去也许那个重庆知青Z早把“半天事假”的事忘了，也许偶而提起还能记得。但回到上海的文书却常会想起这件事，想起那个带着无所谓神态的小伙子Z，想起了那“半天事假”以及穿越连队上空的骂声。 他越发觉得自己当年处理的那事没名堂，何必呢？都是被社会挤压到最底层的知青，明明自己已经被踩着却利用一点权利和机会去踩别人一下。 有道理吗？也许做的有道理，文书自以为维护了一种秩序，而这样的秩序不管在什么社会背景下都存在。但是建立这种秩序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是国家把知青从城里强行赶下乡，在个人无法选择自己人生的情况下趋赶他们去干强体力劳动，他们的劳动报酬同知青的付出合理吗？农场置知青的身体健康而不顾，在生活异常艰苦的情况下推行什么“先治坡、后治窝”，“活着干、死了算”的做法人道吗？ 既如此，知青的任何消极抵制都是对自己生存状况的一种保护；知青的任何反抗都有他存在的一定道理。 知青最后的抗争难道不就是首先对这种秩序的藐视和冲破吗？没有这个起码的开始，返城又从何谈起。 因此当年的那个文书觉得：自己曾经维护的这种秩序，其实无形中也维护了那个“上山下乡”运动，维护了对知青人生的压迫和剥削。 由此，当年的那个文书想到了自己曾经写过文章写过诗肯定过、赞美过那“运动”和“革命”，还写过知青的典型人物的报道，他觉得这些同“半天事假”的处理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它从另一个角度去维护了那个“上山下乡”运动，或者说是起到了“摇旗呐喊”的作用。 由此，文书想到一个问题：当我们把许多人生的不幸推给这“上山下乡”运动时，是否想到过我们自己曾经又做了些什么？这场“运动”难道不真是因为有了我们许多知青曾经自觉或不自觉的热情参与而一度显得那么轰轰烈烈吗？ 我们为此反思过没有？我们为什么会那样做？ “半天事假”的事虽然早已远去，但那个文书，那个自以为是个什么玩意儿的家伙还在我们知青中间，今天我想告诉大家，那人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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