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国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

作者：徐友渔

来源：南方报业网：南方都市报2010-08-15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0-08/15/content_14844514.htm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等作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长期研究语言哲学，现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发表《“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等著作。

    在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402.66万，加上“文革”结束后陆续下乡的260.04万，共计1662.7万。对于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制性人口大迁徙(以及相伴的意识形态喧嚣)，探讨其原因是很有必要的。对原因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判断这场运动的性质：它是彻底失败了，还是有部分成功，留下了有教益的思想遗产；以及认识它为什么失败。

法国学者潘鸣啸(MichelBonnin)教授的《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的重大贡献和主要特色之一，是以独特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上山下乡运动产生的动因，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启发性意义。

 

  伯恩斯坦：城市就业和乡村建设

潘鸣啸的观点是对另一位西方研究者重要论点的争鸣。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P.Bernstein)的专著《上山下乡———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可能是最早的系统研究上山下乡运动的学术著作，他在书中首先就全面地分析和回答了“为什么要下乡”的问题。不过，他的夫人苏道锐(Dorothy J. Solinger)教授在该书中文版前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更具典型性，她说：“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源于无法遏止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城市失业率日渐高涨的社会压力。他们的政府在向城市移民的浪潮及因就业能力要求而与日俱增的教育压力面前束手无策。相对这种一般状况而言，中国曾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在这个国家曾实行的一系列的控制城市膨胀、促进农村发展以及使教育与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的措施中，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城市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和边疆去安家落户……这无疑是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这个解释被广泛接受，以至于由原国务院知青办老同志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也说：“美国教授的这段话比较真实、客观地表达了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发起上山下乡的本意和初衷。”

上述回答是把上山下乡运动纳入这样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必将面临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和处理过剩劳动力安置的问题。中国问题的出现显然不可能脱离这个背景，但问题的处理却更带自己的特殊性，不然人们会问：为什么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发生这样的运动呢？应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极其特殊的事件，而上千万人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正是“文革”的产物。

在标题为“为什么要下乡”的一章中，伯恩斯坦探讨了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他说：“送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是解决三个特殊性问题的一项措施。第一是城市失业状况的存在及失业率的增长。第二是那些中学毕业后既不能继续升学又不能从事白领工作的城市青年的安置困难。第三个是乡村建设发展的需要。”他在这一章“综述———一场中国式的社会大试验”中还说，知青下乡运动的“目的有两个：第一，这个运动是解决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城市人口过于集中’或城市里人对机遇的寻求与可得到的机会不成比例的一个措施。这里，将青年送到农村去的价值直接体现在减轻城市各部门的负担。第二，将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可望为解决中国最大的问题，即对乡村的发展作出贡献。”

我认为，关于中国上山下乡运动原因探讨，对于我们来说，他的观点中最有特色、最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经济发展和人口、就业问题”这个解释模式。

 

  潘鸣啸：经济问题不是主要动因

潘鸣啸想要质疑和挑战的，正是伯恩斯坦的经济解释，他认为主要动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方面。

潘鸣啸认为，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有三种。第一种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在1968年的动员宣传中具有突出地位。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学校教育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育，青年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革命理想，因此，他们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与此同时，上山下乡还能实现另一个意识形态目的，即缩小“三大差别”(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第二种动机是要降伏红卫兵，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在1968年，中国各个省市都结束了造反和“天下大乱”的局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红卫兵仍然没有停止派性斗争，争吵不断，武斗不断。从7月底起，毛泽东派解放军和工人的宣传队进入大学，强行制止派性、恢复秩序，紧接着就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这个运动还有一种作用，就是加强毛泽东的权威，以及建立在领袖个人思想及威望基础上的“魅力领袖”式权威制度。

潘鸣啸并不否认上山下乡包含有经济上的动机，他把这样的动机分为两类：一是积极的，即要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中国农村历来落后，需要城市青年把知识、文化、科技带下去，而边疆是“反帝反修的最前线”，需要增加防卫力量；二是消极的，即要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过剩问题，这个动机在许多时候羞于提及，因为据说失业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问题，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但在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也会顾不了那么多，毛泽东的号召就是夹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为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发表的，这篇报道的题目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

潘鸣啸实际上对经济动机的作用持怀疑而非肯定态度，比如他指出，在大量下放知青的地方，往往是既不缺农业劳动力又不缺能读会写会算的年轻人。他的论证更是指向“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过剩问题”这个伯恩斯坦的观点。伯恩斯坦预言，工作岗位最不紧缺之日，就是运动结束之时，但事实是，运动进入尾期的1979年正是城镇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峰期。统计数据表明，十年“文革”中，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与被下放到农村的知青数量基本持平，都在800万左右。事实上，城镇企业单位需要劳动力，但当时的政策不允许雇佣城镇青年，于是只能在农民中招工，这说明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是源于化解城市中待业青年人口过多的问题。

可以把潘鸣啸的观点和伯恩斯坦的观点作一比较。潘鸣啸的第一种动机相当于伯恩斯坦的第三种，他的经济动机中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分别对应伯恩斯坦所说的第二和第一种动机，他提出的要降伏红卫兵的第二种动机是伯恩斯坦没有论列的，而这恰恰是他的主张中最重要和最有特色之处。

潘鸣啸指出，降伏红卫兵的这个政治动机虽然重要，但最高当局却秘而不宣。他说：“下乡‘战略’对于向共产主义进军固然重要，却不能掩盖1968年末的紧迫形势和急需解决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没能给中国找到一种真正的新政治秩序，所以他想恢复一部分旧秩序，主要措施是成立革命委员会。可是很多红卫兵拒绝结束‘闹革命’，暴力事件在1968年仍然时有发生。1968年7月，毛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学校恢复秩序，并尝试把青年送到黑龙江和内蒙等边疆地区。但许多红卫兵抵制恢复秩序，只有很少人自愿离城，毛在9月发出两条指示，并在12月22日最终作出了让知青等‘闲散’人员大规模下乡的指示。可见，下乡运动显然跟结束红卫兵运动、消除这些惹是生非的造反青年一旦在城里无所事事所可能带来的麻烦有关。下乡运动的这种政治动机从未被公开承认，宣传上始终坚持的根本政治目标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表面的意识形态目标是与遮遮掩掩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降伏红卫兵

我认为，潘鸣啸提出上山下乡运动有一个政治原因，即想要降伏红卫兵，是非常重要的。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出详尽的阐述，是因为这一个动机见不得人，说不出口，研究者很难找到多少文字证据。但分析当时的形势不难看出这一点，事实上，在经历了两年多“文革”运动，有一定政治经验的学生中，这一点是明显的，他们对此发出了怨言。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接见北京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表达了他对学生不听他的话，坚持派性、大搞武斗的强烈不满，对红卫兵发出严厉警告。这次接见标志着运动的决定性转折：毛决心让一直处于“文革”政治舞台中心位置的红卫兵退出舞台。接见之后，由解放军和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所有的学校，红卫兵在社会上的活动很快就停止下来。

9月7日是另一个标志性时间。随着9月上旬新疆和西藏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毛泽东发动“文革”全面夺权的目的已经达到，这一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既然已经取得全面胜利，那么青年学生的造反活动就不再为伟大领袖所需要。社论还传达了毛泽东在新形势下的战略部署：“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完成这些任务不是学生的事情，看得出来，学生的作用已经发挥到头了。

这个除台湾之外“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日子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党中央在北京市举行了群众大会以示庆祝。周恩来在讲了伟大胜利、新形势、新任务后顺势提出：“青年们也要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面向生产，上山下乡，到工厂、矿山、农村里去劳动。”江青在欢呼伟大胜利之后说：“我们不要忘记了革命的青年、红卫兵小将在革命初期，在革命中期，都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既是总结和鉴定，也是欢送辞。

1968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闭幕，在公报中宣布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已经达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重用、纵容红卫兵与造反派学生的策略可以改变了。中国人熟悉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那一套该起作用了。

红卫兵的命运不是不再受到重用，而是必须———如潘鸣啸所言———被降服。他们不再是以前那种听话的学生，而是组织起来的、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什么都不怕对谁都敢造反的“战士”和“小将”，他们有自己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的派性利益，为了保持或扩大自己的利益，他们必须战斗下去。对于红卫兵，不重用和停止他们的活动不解决问题。几乎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区，派性斗争———几乎全都演变为武斗———都十分剧烈，清华大学两派的武斗就是典型事例。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是有自己的政纲和日程，各种异端思潮和理论纷纷出现，清华大学“四一四东方红战团”的理论家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和湖南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就是很有影响的代表作。红卫兵决不甘心退下政治舞台，他们公然对抗，以至于毛泽东在接见“五大领袖”时对他们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说再不听话，就叫林彪用部队消灭。

明摆着的情况是，只要红卫兵还在学校、城市内，就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现成的办法是：把他们放逐到农村去。1949年之后，中国广阔的、条件艰苦的、控制严密的农村好像垃圾场一样具有容纳、消化任何废弃物的功能：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农村，被国家视为多余的城镇职工被清退到农村，甚至像彭德怀、刘少奇这样的居高位者在政治上失败后也向毛泽东请求到农村去种地。要降伏桀骜不驯的红卫兵，他们的最好去处就是农村，他们的力量将在农村分散，他们的能量将在农村销蚀。

下农村是出于放逐红卫兵的考虑，这个说法还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旁证：1968年分配的大学生绝大多数也去了农村。如果说，把中学生下放到农村是因为城镇人口过多，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不得已而为之的经济-就业步骤，那么这个理由对于大学生的分配就不能成立。大学生的人数比中学生少得多，对他们来说城里有足够的位置；他们受过专业技术训练，是城市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这可以从后来他们很容易调离回城看得出来；他们之中很多人被分配到部队农场，拿着国家干部的工资(在当时来说是比较高的、令人羡慕的)，从事可有可无的体力劳动，要说这是基于经济考虑是荒谬的。唯一的合理解释是：化解这些红卫兵的造反冲劲和组织力量。

当然，潘鸣啸的观点还可以争论，但不论最终结论如何，他的著作为这个课题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毫无疑义的。

当中国读者问潘鸣啸，作为一个外国人，他为什么对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那么感兴趣，以毕生的精力从事研究？潘鸣啸回答，他在法国也是“六八年人”，他对中国同代人的命运感同身受。这个回答不但令人感慨，而且使人震撼。

 

    《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法)潘鸣啸著，欧阳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2010年1月版，45.00元。

《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美)托马斯·伯恩斯坦著，李枫译，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5月版，8.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