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友们（下）

    七、“驴友”轶事

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活必需品十分短缺和馈乏，买白糖凭糖票、买布匹凭布票、买猪肉凭肉票、买粮食凭粮票，就连买台自行车也得“挖门盗洞”“求爷爷告奶奶”走后门弄张购车票，可以说是“一张票憋死英雄汉”。

谁家要是能买回一台“飞鸽”、“永久”这样的大牌自行车儿，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都有会另眼相看，比现如今谁家买台“宝马”、“丰田”轿车好象还有面子。因而，凡是有自行车的家庭，都有是生活条件相对比较好的，把自行车当个宝儿，按老人的说法“恨不得砍块板贡起来”，侍候特别干净、骑得特别小心、保养特别籽细。那时人们把自行车通常叫做“驴”。

1979年鹤立河农场和新华农场合并，两场木材厂也进行合并。由于当时交通不便，住宿条件不好，从鹤立河合并的工人除少数住在厂里，其他人都是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新华和鹤立镇二十多里跑通勤，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因为他们经常骑“驴”上下班，所以我们就开玩笑地把他们通通称为“驴友”。

因为“驴”是他们上下班的主要长途交通工具，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帖身伙伴“驴”保养和修理的格外细致。久而久之，这些本身对机械修理就比较在行的“驴”友们，也自然而然地锻炼成为了修理和保养“驴”的行家里手。

每逢厂里停电等电的时候（那时经济不发达厂里三天两头停电，什么时候来电没准儿），这些“驴友”们就会仨一群俩一伙聚集在宿舍前的空地将“驴”两轮朝上，平圈的平圈、调档的调档、上油的上油，遇到难题，还不时地切磋起修“驴”的技艺，勾勒出一副修理铺集体修“驴”的热闹场景——

那时的“驴”不好买，当然“驴”的零配件也就十分紧缺，加之收入少得可怜，每月只挣几百“大角”，只好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将损坏的部件修好之后循环使用。

修锯组有个姓杜的“驴友”脑瓜儿相当聪明，修锯的时候就时不常地搞出个小发明、小创造什么的，工友们给他送个外号“小诸葛”。要是放到现在，他出的那些小点子，搞的那些小发明，申请个省级、国家级专利兴许也能通过。

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在一次修“驴”的时候，好几个“驴友”的“驴”的前后轴珠粒儿和珠架由于长时间和长距离的骑行，已经破损得不能修复，转遍了附近的大小商店就是脱销买不着。

就在所有“驴友”一筹莫展的时候，杜“驴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找来一根八号铁线，用钳子葳成环型珠架状抹上黄油上到珠碗儿上。您还别说，修好的“驴” 骑起来和原配的珠粒和珠架一样轻松，没什么两样。这个小小的发明在全厂一时传播开来。所以八号铁线在厂里特别是在这些“驴友”当中成了不可多得的“宝贝疙瘩”。

后来，就连附近的一些自行车修理铺也纷纷效仿这种土办法修理自行车，并疯行了好一阵子。

杜氏“驴友”会想会做、敢想敢做。

山上伐木用的油锯引擎，他可以改装以后装到自行车上，当做动力之用。

带锯的废旧锯片经他巧手的精心打蘑，成为一把结实耐用、轻巧灵便的农具——锄头和铁锹。

总之，那时的工友们虽然没有多高的文凭，没有多么深的文化，可他们某种程度的钻劲、韧劲和敢想敢做的精神至今还在影响着我—

 

八、我们厂里的年轻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直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撇下“扎根边疆五十年”的豪言壮语，采取一切手段、想尽一切办法返回大都市的时候。

由于当时青年所从事的都是关键和重要的工作岗位，本地土造的青年刚刚参加工作，在重要岗位还不能支起摊子，都是现在所说的“菜鸟”，还不能“顶门过日子”，教育、卫生等各行各业、各技术岗位出现断层断档现象。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走向了社会，参加了工作。我们这些撂到现在应该是正在上高中的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们被厂里的一些老工人称之为“疯丫头”、“野小子”。

当时，团支部是人走位空。我们几个年轻人经厂党支部考察研究，被“赶鸭子上架”式的推上了厂里“有名没份”的“九品芝麻官”——团干部的位置。

一开始，工作甭提有多困难了。要钱没钱，要物没物，搞活动也要在不能影响影响正常生产的工余时间，男女团员情绪非常低沉。

春暖花开，冰容雪消，各个连队就开始建住房，这时的基建用成品半成品的木料非常紧张，又时不时地停电，常常是拉运木料的铁牛（大型轮式拖拉机）在厂区一停就是一大片，那些连队来的领料员经常因为抢拉木料相互拌嘴吵架，一整还到农场领导那儿去告一状，没办法只好组织工人们加班加点地干，不但弄得工人们疲惫不堪，同时也带来安全隐患，厂里的头头们对此也是焦头烂额

我们几个团干部看这种情形，凑到一起一商量：我们小青年儿体力好、精力足，组织团员加班加点儿，白天赶不出来，我们全体团员打夜班儿干，为厂里解决眼下难题。不过，不能白干，所得收入作为团支部活动经费。这个想法和厂领导一说，（要知道，当时场党委明文规定各个连队必须划拨给所辖团支部两垧“青年田”，由连队代耕代收，所得收入作为团支部活动经费。而我们就得靠业余时间加工一些木制产品获得那点“微薄“的收了）他们抱着怀疑的态度说：那就试试吧。

结果，一个建房周期下来，不但解决因白班加工不足的问题，满足了连队盖房用木料的需要，还为团支部筹集到了一笔可观的团费。我们这一仗打得真票亮，接连近一个多月的加班加点，安全、顺利圆满地完成了木材加工任务，为厂里解决了大难题，我们的形象也在厂领导面前被逐渐地树立起来。

从此，无论是什么活动，无论是上边号召的，还是我们自发的，厂里只要是知道，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一路绿灯，从不打“锛儿”。

有厂里的头头们给我们做后盾，我们的劲头象上足了发条的闹钟干得更欢了。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岗位上苦练基本功的“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改革、小巧门”的五小活动，我们把大伙召集到一起，研究活动方案，制定活动内容。干得还真是有模有样，经我们一撺愣，小青年们参加这些活动的热情特别高涨。

文体活动我们也不甘人后，什么文艺汇演、集体舞比赛、体育比赛、春节扭秧歌。这么说吧，只要是我们能参加上的，就几乎没有不得奖的，连场里的领导都说我们木材厂团支部是得奖“专业户”。

厂里的其他一些老职工看我们本地这些小青年，把一帮乳臭未干的“疯丫头”、“野小子”们凝聚的象“黄泥团儿”一样。不但在生产一线上是一支新生力量，自发组织和参加上级各种文体活动也毫不含糊，对我们更是刮目相看了。

 

九、我和文化人

三十年前，那种震耳欲聋带锯加工木材的超高分贝的刺耳噪音，等带锯停止转动好一阵子，耳朵还嗡嗡作响；漫车间飞舞的锯沫子像现在的沙尘暴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擤一下鼻涕，吐口痰粘的都是加工木材的粉沫；天天抱着粗大沉重的木材“拉大锯、扯大锯”机械式的往复运动，将嫩嫩的小手打蘑得尤如木锉一样，至今还例例在目。

看着那些当“官儿”、“有些能奈”的子女耳朵夹着铅笔，手里拿着本夹子在让人眼红的检尺、摇尺的“肥缺”岗位上大力不出，悠闲自在的神情，心中煞是无奈和不平衡，只恨自己父母没本事。

我的工友中有一位曾在海军部队服役的复员军人潘大哥，在当时青年大批返城的节古眼上也算是个文化人。见多识广，字写得好、文章写得棒，唱歌跳舞、球类田径样样拿得出手，人长得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帅哥”，在厂里也是出了名的才子。

处于当时的历史时期，图书的种类少得可怜，但只要是他能淘弄到的，都要仔细阅读。因此，我和他在一起，耳濡目染地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也从中明白和懂得了许多事理。有一次，他把他的学习笔记给我看：好家伙，用当时大算草“改装”的四本合一的笔记本，厚厚一摞，足足20多本。

在一起攀谈时，潘大哥经常跟我说：你就甘心干这行干一辈子？看你挺喜欢读书，这是好习惯，但这书读了可不能白读，要把读完书的感想记下来。这样既可以锻炼文笔，提高写作能力，又可以作为资料保存起来。

那时，农场场部都设有广播站，每天早6点至7点，中午11点至12点，晚5点至6点，都要放广播，除转播省台和中央台节目外，还有农场新闻，播出农场各基层单位报道员投送的新闻稿件。

每到上下班时间播出的农场新闻中都会听到潘大哥写的广播稿件，诗歌、散文、通讯、消息等题材广泛、文笔流畅。厂里的工友们都向他投去羡慕和赞许的目光。

与此同时，他还让我在车间劳动中，不能“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要留和观察厂里和车间的“好人、好事、好做法”，“革新、创造、小发明”等小事，有机会就用笔记下来，没机会就用心记下来，工余时间进行归类整理。按照潘哥教的办法，我就时时兜里揣着笔和本，处处留心，事事留意。发现值得写的东西，有空就记在本本上，没空就记在脑子里。下班以后，别的工友玩耍打闹，而我却趴在床上“爬格子”

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写的“处女作”广播稿《开展五小活动，节约资金万元》一稿在农场广播站播发。时间不长，还收到了农场广播站邮来的伍角钱稿费通知单。从此，我的写稿热情像奔腾的“钱江潮”一发而不可收，从短到百字的“豆腐块儿”长到千字以上的“大块文章”，发稿的渠道也从农场广播站向鹤岗电台、《鹤岗日报》、佳木斯电台、《佳木斯日报》等影响相对大一些的地方媒体延伸。

作为厂里报道组长的潘哥因工作出色调走以后，厂里的通讯报道组长空缺，我在厂里文笔方面也算是“鹤立鸡群”，也就理所应当、顺其自然地被厂领导推上了这个基本半脱产的报道组和板报组组长的“职务”。

我也最盼望每月两次出板报的时刻。因为每到这时，我就可以端坐到厂里的活动室，躲开恼人剌耳的噪音，避开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黑白与彩色之间尽情地享受十多天别的工友体味不到的乐趣。出完板报拿着厂长开具的派工单交给车间主任，工资一个“子儿”不少，看着与我同龄的工友们也像看潘哥一样向我投来同样的目光，心理那种得意的滋味比吃了蜜还甜。

成家之后，也就在我当上这个“官儿”不久，厂里来了一个从山东“闯关东”名叫章元正的人。

记得有一次，在电力部门的支持下，厂里建起了用电木材烘干炉，不但节了约成本，缩短了木材烘干周期，还提高了木材质量。为了感谢电力部门，厂里想写封感谢信。找来找去没有会写毛笔字的，那个叫章元正的人听说后自告奋勇地出来请战了。

这可喜坏了厂领导。章元正二话没说，笔、墨、砚、纸准备停当，感谢信现编现写，字迹潇洒工整，内容简洁明了。这使章元正在厂领导面前“魔术师穿帮露了一手”。

没过多长时间，领导找我出板报的次数少了，可板报还是按时出来，粉笔字比我写得好，板面设计的比我漂亮。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章元正，水平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这时我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我的这个差使岌岌可危，如果不拿出点真东西，自己的“饭碗”迟早要被他夺走，又会重新回到车间 “卖苦力”。这种精神无疑是巨大的，但这种压力不但没有压倒我，反而为我增加了动力。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超过他。于是，无论多忙多累，只要带锯一停，稍一有空，就捡起检尺员检尺用过的粉笔头模仿一本没有标注作者姓名的字帖在地上、墙上写起来，有些工友们在背后三五成群议论：这小子八成受刺激了，精神不太好。任凭你怎么议论，你说你的，我写我的。

又买来笔、墨、砚、纸和软笔描红字帖，回到家里吃完饭，只要撂下碗筷，就会旁若无人地按照字帖的要求苦练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差不多一年的“面壁”“修行”，我的粉笔字和毛笔字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一次，厂里参加农场举办的黑板报比赛，正赶上章元正生病休息。厂里只好叫我去。这可是我重新再显身手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于是，我使出浑身解数，精心策划板面，认真筛选内容。经过三天的努力，一块设计新颖、内容鲜活的黑板报做出来了。并在十几个单位参加的比赛中获得并列第一名。

自此之后，我被“官复原职”，并被厂里送出参加黑板报、新闻报道等学习班。参加各种类学习班，不但增长了知识、还能开阔了眼界，结交各界朋友，也为我今后的成长之路奠定根基。

什么时候都不能也不会忘记为我成长之路铺下基石我的潘哥，还有我的老书记李维福。是他们，力排众议，树我为人；是他们，顶住压力，扶我上马；是他们，谆谆教诲，给我力量；是他们，鞭策鼓励使我成长。

近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也多么想再听到潘哥那些掏心窝子的话，我多么想再听到李维福老书记的那句：群言，该出板报了——

 

十、苦中有乐

二十几年前，农场种地的机械化程度在当时也算是可以了，尤其是农村根本没法和咱比。可与农场现在的现代化大马力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差距那是相当的大。

到了麦收和秋收季节，或因天气连阴机车下不去地，或因机械力量不足收不过来,场里都有要组织场部地区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拿起镰刀坐着敞蓬“老解放”奔赴农业生产队支农，由农场统一调配的十几辆汽车插着红旗一字排开，行驶在公路上，浩浩荡荡，好不威风。看到路人都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车上的每个人的心里的感觉甭说了---美滋滋的。

可真的到了地里，割麦分上片，割豆分上垄，抡起镰刀干起活来，那种脸朝黑土背朝天，腰酸背痛屁股疼的感觉真是不干不知道，干起来累得是真要命。即使是这样，我们每年都祈盼这个季节的到来。有人会说了，你们这不是贱骨头吗，没累自找吗？

你哪里知道，这里头可是累中有乐，苦中有甜呀。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远离震耳欲聋的车间轰鸣声，体会大地的恬静，呼吸自然洁净空气，放飞愉悦心情的最好时机。

那个时候，思想工作多半是以开会的形式解决，什么大会、小会、长会、短会，当然这个支农的非常时刻也少不了动员会，内容无外乎注意安全、保证质量、加快速度、注意协同云云。老僧常谈，听得耳朵都出老茧了,工友只等大会结束后,好赶快召集我们民间的小会。

大会开完了，一些脾气相投的工友们就会仨一群俩一伙地开上小会了。“会议”的中心内容主要是谁先干到头（干完）谁应当接谁，谁和谁一伙敲“三仙儿”（扑克的一种玩法），还有一项最重要的议题就是中的午餐谁带什么好吃的。

那时虽然已是改革开放年代，生活水平有了一些提高，可鸡鱼肉蛋、生猛海鲜还不是咱老百姓饭桌上的常见的菜肴。

工友们就会利用下连支农这样的时机，自发地按照个人的能力，家庭的状况，自然合理地分配谁应当带什么菜，谁应当带什么酒，谁应带什么饭，分工相当的明确，落实也相当的到位。

临近十点多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头儿一声长长的“休息了”的喊声还没落音，七、八个工友立马凑到一起，把各自所带的饭菜往出一拿，好家伙，黄澄澄的木须木耳、油汪汪的油闷豆角、辛椒椒的尖椒炒肉、绿缨缨的沾酱小菜等等等等，七八个品种不一样的菜往一起一凑，一桌用五花八门家什盛着的大餐就摆在了由大地制做的天然餐桌上。

脾气对撇子工友们围坐在一圈刚开始你谦我让一个传一个，口对瓶地分别品味着纯粮小烧，后来就行着令猜着拳,伴着浓浓的百草清香，徐徐的旷野清风，那气氛比谁家娶媳妇聘姑娘还热闹，那种强体力劳动所带来的腰酸背痛腿抽筋的疲劳早已被这种气氛抛到九霄云外了。

酒足饭饱之后,还要借着酒劲儿组成一伙连喊带叫、互不相让地敲上一阵“三仙儿”。

随着一声“干活了——”工友们收拾好“杯盘狼藉”的“饭桌”，哈着腰弯着背，飞快地耍着小镰刀，借着小烧的冲劲，不知疲倦地

向着目的的——地头“奔”去……

    

十一、拼命三兄弟

几十年前，每当人们提起“拼命三兄弟”在当地可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刚从农村老家来到农场那阵,“拼命三兄弟”过得可以说是衣不保暧、食不裹腹、家徒四壁、鸟不栖息的窘迫生活。

三十好几了，“拼命三兄弟”仍是光棍三条的“王老五”。可在“拼命三兄弟”身上有一股吃苦耐劳、绝地求生的劲头,“拼命三兄弟”能吃苦在我们那里是出了名的。

冬伐开始，从山里往厂里运原木，冬天卸拉运原木的汽车又冷、又累、靠时间，而且十分危险，没人愿意去干。“拼命三兄弟”把它揽了下来，怀里揣着凉馒头顶风冒雪，早起五更，晚爬半夜地卸车。“拼命三兄弟”包下几个人才能干的活。

这还不说，“拼命三兄弟”白天仍和其他工友一样抬肩归楞。一个冬天下来，“拼命三兄弟”个个瘦了一大圈。冬伐结束发“票子”（钱）的时候，“拼命三兄弟”卸车、抬肩、归楞一下赚了上千元，在所有工友中，顶属“拼命三兄弟”挣的钱最多。

要知道，那时工人每月的工资也只不过是四五十元，再说那时的钱也“硬绑”，这上千元那可是一笔不菲的数目。没出两年，“拼命三兄弟”该娶媳妇的娶了媳妇，该盖房子的盖了房子，什么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四大件”和立柜、写字台、高低柜等家具都置办得差不多了。

由于当时农业的种管收的机械化程度不像现在那么高，每到麦收和秋收季节，特别是到了雨季赶上连阴天，收割机械因自然条件所限下不了地，农场都会组织场部地区工副业单位的工人到连队去人工割麦割豆。

由此，这也就给“拼命三兄弟”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天地。“拼命三兄弟”是从农村过来的，割麦子、割豆子的这些农活对他们来说可谓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

割麦子每人分一片干记件，“拼命三兄弟”总是干得比别人质量好、速度快，别人早上六七点钟拎着镰刀来到地里的时候，“拼命三兄弟”已经在地里奋战了两个多小时，干了一大片了。

“拼命三兄弟”每天起早贪晚、披星戴月割的比别人多得多，质量比别人的好。别人一天割上个三两分地就了不得了，而“拼命三兄弟”每人每天最少也都能干上一两亩地。

割豆子更是如鱼得水，老大拿趟子，老二、老三扶趟子，分完垄一开镰腰一哈，不出一贷烟的功夫，哥仨已经“蹿”出几十米开外，一千多米的垄长，“拼命三兄弟”一上午干一个来回还带拐弯的。

每到这个季节，“拼命三兄弟”的收割成绩成了场里广播站播出的热点，“拼命三兄弟”的事儿也成为场部地区家家户户唠扯家常的中心话题。“拼命三兄弟”已成为全场远近闻名的收割标杆了。

在我们眼里, “拼命三兄弟”的拼命精神、吃苦精神让我们这些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拼命三兄弟”靠血汗挣的钱也最多，“拼命三兄弟”的能干让很多人羡慕不已。当然，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也是常人所不能比及的。

 

十二、老弟鼾声

十几年前，我和我老弟经常到外地出差，说是老弟，实际是我的同事，只不过比我小几岁，所以称其为老弟。我的那位老弟工作认真、为人正直、生活朴实反正什么做得都挺好，就连打鼾的水平在我们中间都是一流的，借用“黑土”和“白云”的“名言”那鼾声打得是“相当有水平”。

出差本人初次和老弟住在一个房间，到了晚上他都主动让我早点睡,我不知原由谦虚地让来让去,等他进入梦香,伴着相当富有特点的鼾声,我最难熬的时候到了。

别人打鼾是一阵阵，一声声,比较平和。我的老弟打起鼾来很有特点，像过火车似的，忽而暴风骤雨，如雷贯耳,忽而无气无声,风平浪静,让人听后为他是否有呼吸而担心。后来,和他出差同住一个房间时,到了晚上,我就先钻进被窝强迫自己先睡下,否则就得伴着他的鼾声看书或者是凝望一宿天花板了。

记得一年的冬天，我的老弟出差，与一位河北秦皇岛程姓老哥同寝。日落西山,就寝之时,我的老弟深知自己有打鼾的毛病，就很有礼貌地劝他先睡。那位程姓老哥也有睡觉打鼾的毛病，也怕影响我老弟的睡眠，让我的老弟先睡。两人你谦我让几个回合，还是我的老弟拗不过程姓老哥率先进入了梦境。

这下可好，我的老弟头一占枕头，就“呼呼……咔咔……”地打起了具有标志性的“老弟鼾声”。程氏老哥听着某氏如雷的鼾声心想，我的鼾声在也算是有相当的水平，看你能打出什么花样。

把电视节目靠没了,程氏老哥困意袭来也蒙头睡下。似睡非睡时，程氏老哥突然被一声炸雷震醒，他睁开朦胧睡眼,心想:大冬天的怎么会有雷声?正在纳闷之间,比刚才还响的雷声把他吓了一跳。这声音原来是从对面床上传来我的老弟的鼾声。“呼呼……咔咔……”一阵紧似一阵,一声高过一声,中间还不时地伴随着几乎听不见间歇的喘气声。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程氏老哥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这哥们儿打鼾的水平,比起我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下我可遇着打鼾的“高人”了。

第二天早上，我的老弟一觉醒来，不见了程氏老哥的踪影。在洗漱间，我的老弟碰见了程氏老哥很是惊讶：我以为你走了呢。

程氏老哥揉了揉红肿的眼睛：别提了，你打鼾的水平比我高多了，你的鼾声弄得我一宿没睡着，没办法，只好找服务员给我调换了一个房间。

当天当班的服务员讲，连相邻的两个房间的客人都被吵醒,不堪忍受我的老弟雷鸣般的鼾声, 夜半时分纷纷找服务员调换房间。

就这样，我的老弟鼾声从此名扬这所大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