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采风：

  “五百完人”

    凡是到过台北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圆山饭店的。正如同从前到过上海，就知道国际饭店一样。圆山饭店飞檐画栋、如宫似殿，号称世界十大旅馆之一。可是现在即使住进圆山饭店的人，也很少知道，在它大门外不远的树丛中有座五百完人冢。

最初注意到这地方，是在去忠烈祠的路上。途径圆山脚下，我坐在车上到处张望，偶见树丛中闪现一石牌坊，上书“天地正气”，右边“成仁”，左侧“取义”。牌坊后有石阶往高处去。便寻思，必定是个什么所在，日后有机会必来探个究竟。

那天从圆山饭店出来，不乘车，顺步道拾阶而下，按照想象中的方位寻去，不多几步眼前就呈现一片院落，古色如殿。原来是座纪念碑园，纪念的是“太原五百完人”。

“五百完人”典岀《史记》。秦末汉初，刘邦的大将韩信带兵攻齐，杀了齐王。齐国宰相田横，率领五百名誓死不降的将士退守到黄海中的一个荒岛上，以备日后再起。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后恐田横作乱，派遣使臣召田横入宫。为了保全部属，田横毅然应召。田横羞于向刘邦称臣而于途中自刎。噩耗传来，部属五百人集体挥刀殉节，称为“田横五百义士”。当代画家徐悲鸿的《五百义士画卷》让这个故事更深入人心。

话说1948年底，太原被解放军包围。阎锡山深知大势已去，于1949年3月乘飞机离开太原（借口南京开会）。临走之前，阎指定梁化之（字敦厚，早年曾加入共产党，乃薄一波旧部，投阎后一直主管特工系统）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在太原继续抵抗。要求他“与太原共存亡”，要他的干部们，特别是高级干部们学习“田横五百壮士”，准备“杀身成仁”，并为他们准备了毒药。后来解放军攻下太原，梁化之等一帮军警头目，自知血债累累，法网难逃，自尽“殉城”。

阎锡山逃到台湾后，为了安慰自己和进一步欺骗世人，大肆宣传以梁化之为首的“太原五百完人”殉城神话。通过行政院拔款新台币20万元在台北圆山日本神社原址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整个建筑群包括牌坊、碑坛、祭堂等，颇具规模。蒋介石赠“天地正气”、蒋经国赠“齐烈流芳”匾额，阎锡山题“先我而死”的冢匾并撰写碑文和祭文。阎锡山撰写的“太原五百完人歌”曰：“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留芳美名存。”文中阎慧卿乃阎锡山堂妹，在阎锡山夫人去世后一直照料阎锡山起居，兄妹感情甚笃。阎锡山没有料到解放军打太原势如破竹，想要派飞机去接妹妹，已经来不及了。

招魂冢落成之日，老蒋亲率五院院长及军政显要前往祭典。所有党政要员都要写匾题词。有趣的是，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也在纪念碑上题了名，但是1954年疑似兵变发生后，他被政治机关软禁，碑上的名字也被凿除。直到四十年后平反了，才又重新修补镌刻。凡是专制政治，大凡如此。

台湾著名学者李敖童年时代曾在太原度过一年时光，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曾写道：“……阎锡山的许多干部纷纷自杀于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作‘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落成之后，国民党将这段神话编入中小学教科书中作为灌输学生仇匪的范例。后来还特别编印《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三十周年纪念》一书，重新创作这件故事与建招魂冢的过程，书中将这五百人的头衔、姓名、籍贯全部编排入位，神话越来越完整，也越来越感人。“五百完人”的故事在台湾人皆知晓，而大陆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就像台湾人不知道刘胡兰一样。待到两岸开始交流之后，大陆的文史工作者才看到这本书，于是对五百完人进行考证，于是发现“完人”不完，也没完。

就是在台湾，在第一百五十四期《李敖有话说》中也提到：“……这个房子旁边的墙上是这些死掉了的五百个人的名字，里面都刻着一个一个人名。五百完人事实上连十分之一都不到。我李敖把它整个的查出来了。有的人还活着，不但活着，而且在台湾。改头换面，隐姓埋名活在台湾。自己的名字进了坟里面，进了招魂冢，进了“忠烈祠”，人还活着，这个先烈还活着……”太原解放后，经刚刚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清理辩认，能够确认在太原绥靖署自杀的，只有四十六人。其余多有下落。“音容仍在”（截至1987）者有之；“早已战死”（太原失守前于别处战死）者有之；“死在刑场”（后来被共产党处决）者有之；“匪谍充数”（早被阎锡山特务机关处死）者有之；“寿终正寝”（解放后病故）者有之；“五鬼搬运”（并非死于太原）者有之；“一人两名”（本名、别号视为两人）者有之；“查无此人”者有之；还剩几个“失踪待查”。就是那四十六人中，还包括了某某人的小妾、某某人的姘头，有的是在街上被拉来的女学生，有的是颇具姿色的女艺人，她们未必愿意死，其实是很无奈的。

不知是不是顾及民族情绪，有一件事很少被人提起，渐渐变得鲜为人知。抗战胜利后，阎锡山为了对付共产党，将投降的残留日军五千余人成建制编入阎军，山西的残留日军先后参加了阎锡山与解放军的历次重要战役，他们明显高出一筹的战斗素养和顽强作风赢得了阎军官兵的钦佩和阎锡山的倚重。日本人的司令今村在太原解放时自杀，可惜不好把他也拉到“完人”里边充数。

随着专制时代结束、国民党失势、山西老将故去，这个招魂冢日渐冷落。秋风萧瑟，空旷无人。地上有的只是树叶，没有什么别的垃圾。台湾的治安看来不错，如此一块闹中取静、依山傍水的好地方，居然没有丐帮来此安营扎寨。

不管当初建这座碑园，出于何种政治目的，它总能见证一段历史，引出一番话题。我也正是冲着对这段历史的探究与了解，在此记下聊聊数言。

 

 

  露宿街头

    那是在台湾的工作行将结束，返回大陆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又去了一趟东海岸。从新市沿着中横公路徒步几十公里，走了一遭太鲁阁，填补了我脑海中台湾旅游地图的最后一个空白点；然后转了一圈被誉为风景如画的花莲市，瞻仰了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了却了我朝拜台湾四大佛教圣地的心愿。周日晚上，搭夜班车赶回台北。

车到台北已经是半夜，这是当天最后一班火车。大小商店都已关门，公车早就没了，不一会儿，计程车也散去，整个火车站，包括周围街区，一片静寂。我掏出宝特瓶，喝几口还是在花莲灌上的饮用水，开始考虑下一步行动。

八点钟我要到厂里上班的。工厂在桃源县乡下。从台北乘一小时火车到达中坜市，换乘公车再半小时可以到达大仑工厂。这段路车票大概六七十台币，叫计程车至少得六七百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眼看那些等生意的计程车渐渐散去却终于没有挥手拦住一辆。

在台北，简易的自助旅馆大约每晚二千台币，合人民币约五百元，我是有点舍不得，何况我只有四、五个小时需要打发。于是我一圈一圈踱步，把个台北车站里外走遍。台北火车站是个地下车站。一整幢建筑，四四方方占一个街区的地盘，记得早些时候我第一次走出车站，不停地回头望，使劲记住那不同于大陆车站的模样，怕是回程找不着。一层大厅除了售票和相关站务服务，就是餐饮、书店和旅游纪念品；二楼是百货商场；三楼以上是办公用房；地下一层是候车室；站台在地下二层。这时候时值下半夜，商店关门了，站台封闭了。售票大厅和候车室是敞开的，也没有人管理。售票大厅有几排塑料椅子，是带半截扶手那种，能坐不能躺。坐了一会儿，凉飕飕的，太空旷，缺乏安全感，于是转移到地下一层。候车室由很多分支走廊组成，迷宫一般。我惊喜地发现，无家可归者远不止我一个，约有二十来人分散在各个巷道。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铺的盖的一应齐全。我决定加入其中。先是就地坐下，觉得水磨石地太凉，就去废物堆里找了几个纸板包装箱，拆开了铺在地下，不是很好的一个铺位嘛！

想当初，插队落户的时候，离家万里之遥，往返路上难免中转，车站码头过夜也是家常便饭，那时候环境要嘈杂得多，还时不时有人来检查介绍信，说是捉盲流。

这里可安全了，灯光明亮，空间不太大。把口袋里的东西理好了，背包解下当枕头，酣然入睡。等到邻铺整理卧具的声音把我惊醒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我一骨碌爬起，去赶头班车。哦，当然，还得先把纸箱子送回废物堆，入境随俗嘛。周围的借宿者都是把自己的铺位打扫干净走的，真的，残羹尿迹是绝对没有的。我想起在日本的一个小镇的一座桥洞里看见过一个流浪汉的铺位，枕头旁边放着一个烟灰缸，让我感动好几年。也许我把文章的题目叫做露宿街头有点夸张了，其实我睡的不是露天，也不在街头，只是暂且加入流浪汉一群而已。

在路上用了早餐，回到宿舍洗脸，八点准时上班。这段故事没有告诉任何一个台湾同仁。未必完全是因为虚荣，我估摸着他们一定会说，你干吗不打电话让我来接你啊。叫我怎么好意思！

近日在网路上看到有人指出上海的种种不文明现象，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一群乡下人在地铁站席地而坐，多少有点影响过往行人。然而我想，他们要是有大把银子，有人迎送招待，谁不愿意累了住宾馆，渴了泡酒吧！这种现象是不文明，却不是乡下人的不文明，是这个社会的不文明，是贫富差异的不文明。引申开去，随地吐痰和随地大小便，都是不文明现象，前者在于个人修养，后者呢，当地政府有没有责任？为什么让人家找不着厕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