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话题的思考
作者：莫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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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话题的思考
作者：莫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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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话题的思考
本来，我觉得知青上山下乡这段历史是该肯定还是该否定已经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是听来听去，还真不那么简单。至今有许多知青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平心静气地想想，这既是一种奇怪，也是一种正常。毕竟，生活太丰富了，人们太复杂了，何况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有一万个人就会有一万个角度，就这个意义而言，看法完全一致反而不正常了。 其实，对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站在各自的角度说好说坏，都可以理解，也都无关宏旨。我个人觉得需要澄清和严肃对待的只是对当年这场牵涉到千百万人命运的事件（或称运动）的整体看法。所谓整体看法，是指从社会这个大层面大角度去看，而不考虑具体的局部和个别，比如，当政者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所谓轰轰烈烈的运动？这场运动对社会进步和人类进步（无论是精神进步还是物质进步）都产生过什么样的作用？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换句通俗的话说，我们需要从宏观去看问题。如果明确了这一点，那么知青上山下乡是对是错，该肯定还是该否定，其实是非常容易辨清楚的。 举个例子，如果今天国家突然宣布让所有正在上学的学生们停止学习，一律去偏远落后的地方去劳动，去接受农民们的教育，进而将这样一种社会举措升格为广大学生们锻炼红心，改造思想的一个必经之途。我们会怎么想怎么看？ 不仅如此，所谓锻炼红心，改造思想，都锻炼的什么红心？改造的什么思想呢？如果换成彼时最流行的语言来说，锻炼的是忠于伟大领袖的一颗红心，改造的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当历史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突然发现，在今天，世界范围内还有一个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是朝鲜。朝鲜的伟大领袖一招手，千百万学生们可以立即不读书，去到农村去锻炼忠于领袖的一颗红心。并且完全可以相信，这千百万学生中的许多人是眼含热泪，胸怀激情，高唱着革命歌曲，斗志昂扬地去上山下乡的。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和四十年前我们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时一样的规模，一样的境界，一样的宗旨，一样的口号，甚至一样的途径，一样的目标。 问题在于，这样一种规模、境界、宗旨、途径和目标的运动，究竟是否能够代表一种社会的进步？究竟是在向落后和愚昧迈进，还是向民主和文明靠拢？ 应当说，老三届知青都已经是年届六十的人了，我们经历了不少的人生，已经可以比较清醒和比较客观地谈论问题了。当我们置身事外，让中国再演出一场这样戏剧，恢复这样一段历史时，我们会怎么想？是觉得它太好了吗？ 不排除极个别的人会这样认为，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想，而我们评价一个大事件一场大运动时，恰恰需要排除的是特殊和个别，真理是在一般意义上和普遍价值中存在的。 冷静想想，当初我们下乡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呢？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大踏步地前进，科技和文化水平都在以空前的速度提高和进步之际，彼时我们面临的现实是科技文化教育——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全面落后，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要求所有的知青去边远山区参加体力劳动，去锻炼红心和改造思想，对社会，也包括对每个下乡的个体，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有人说，参加体力劳动锻炼了身体，这就是好处！如果用这种个别的、局部的好处来为知青运动辩护，那至少太苍白也太无力了。锻炼身体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去锻炼身体，完全能够做到比上山下乡锻炼得更好。不仅如此，锻炼身体完全可以任人去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为什么非要采取一种极端的、强迫的、以废弃其他许多有益的追求和获取为前提的方式呢！什么叫因噎废食？如果为了锻炼身体而不要上学，不要对其他科技文化知识的学习，这样的锻炼值得肯定和倡导吗？ 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愿意冷静和深入地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发现，当年动员知青上山下乡决非报纸上广播上喊出的口号那样崇高和神圣，究其本质，它是文革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无法安置，于是编造出一个崇高的口实，进而把聚积在城市里的知识青年们群体性“赶”下乡的。有些人说，他下乡是自觉自愿的，我完全相信这一点，并且我自己也并不是别人强迫着才去下乡的。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如果我当初不抓紧自己报名下乡，就能够不去下乡吗？如果不能，那这种下乡能称作自愿吗？更重要的是，更多的人是自觉和自愿的吗？如果真的是自觉和自愿的，就应当有一个前提，既一个人能够自愿选择下去，也就允许他自愿地选择上来。事实上，你不下去行吗？你下去以后想自由地上来行吗？ 还可以继续提出问题：知青下乡改造思想，改造的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那个年代，抬举到最神圣也最不容怀疑的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具体一些说，在身边所有的人中，最纯洁最崇高最靠得住也最需要向之学习的是工人阶级！偏偏工人阶级就在城市里，就在我们身边，可以说向工人阶级学习比劳民伤财地追到农村去向农民们学习方便得多，快捷得多，直奔无产阶级领域有效得多，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何况，就在千百万知青被赶下乡去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不久前，最高指示还教导我们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至今认为，通过下乡，不仅锻炼了他的身体，而且锻炼了他的思想。前面已经说过，当时要求知青们锻炼的是什么思想？是忠于毛主席的思想。是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思想！时代已经进入到二十世纪了，五四运动早已经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一定要忠于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敢思索一下吗？敢问个为什么吗？敢怀疑一下吗？如果不允许你思索，不允许你提问，更不允许你怀疑，这种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和路线的真理性在哪里？放在一个追求真理的环境中，这正常吗？ 坦率地说，如果顺着这条思路认真地追索下去，我们最终会发现，二十世纪最荒唐的事件之一，就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学生群体都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一个可悲的、不仅被人愚弄，折损自己，而且毫不自知、甘为鱼肉的角色。如果不是后来文革结束，不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是我们终于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许许多多事件的真相——比如反右倾，大跃进，大饥荒等等等等，进而从一种绝对的蒙昧状态中走了出来。我们今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社会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有些信奉极端的人说，文革时代有什么不好？问题在于，在今天这个已经相对自由了的社会环境中说这句话，完全可以轻飘飘的。因为许多具体和现实的文革生存状态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真的能够复原，那么请他去那样一种环境中继续生存半辈子，他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让他每天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再加上无休无止的政治学习。尤其是当他无意中说错了一句话，或者偶然中做错了一件事，从此被扣上政治帽子，被穷追猛打地猛批猛斗并永世不得翻身时，他或许才能够稍微理智和清醒一些。 什么叫可悲？可悲并不抽象，对我们一些当年的知青们来说，可悲就在于，明明糊涂透顶却自以为聪明绝顶。明明在干着最糊涂最愚昧最损害人民大众的事情，却还以为红心揣胸真理在手，以为自己干的是一桩造福于民功莫大焉的崇高伟业——前些天我看到一个迷上了传销的年轻姑娘，当他的父亲千里迢迢地赶来、苦口婆心地动员她回家时，她理直气壮也义正词严地坚决不走回头路，认定传销是一桩她必须从事的神圣事业，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了！ 从本质上说，我们知青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段弯路，也实实在在地充当过这样一种角色！尽管有些人至今认识不到！但我坚信，绝大多数人一定会认识得到。我们今天有许多历史的档案还不能够解密，这是出于一种稳定社会的需要，但是历史的真相或迟或早一定会披露出来的。当历史越来越接近真实时，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准也一定会随之提高。
还需要客观地说，同样是上山下乡，不同阶段的知青也有着不同的境遇。比如文革前的知青下乡，固然同样是出于安置城市青年的需要，但它提出和提倡的目标还相对实事求是一些——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那里去是大有作为的——它至少是鼓励知青到农村去发展自己。尽管把历史真实的面目揭开，除过一些幸运的时代弄潮儿在农村中多少发展了自己，绝大多数当时下去的知青都属于出身不好或者家有其他问题的，是被强迫下去的，他们的遭遇远比老三届知青可悲和可怕得多。历经几十年风雨之后再回头去看，他们在农村作为了些什么？发展了些什么？如果认真倾听一下他们群体的呼号，我们还能得出昂扬振奋的结论吗？ 本来，有知识的人去农村生活和发展，这并不是坏事。即使在今天，如果有知识的人（不管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愿意下乡，甚至使之成为一种常态，成为一种人们能够接受的生活和生存方式，这都是好事。而且我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这样的情况尽管不会普遍，却一定会有的。但这种上山下乡却与文革中我们老三届知青的上山下乡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一种个人生活和事业的自由选择。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后来的拨乱反正，没有后来对左倾路线的批评（我个人认为，批评得还远远不够）我们今天吃饭还要凭粮票，穿衣还要凭布票！应当说，过着那样一种物质极度匮乏的生活本身已经可悲了，但更可悲的是，明明过着那样一种贫穷到让他人为之惊诧的生活，我们还口口声声满怀自豪地认为自己生活在“最最幸福”之中，还念念不忘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这就让人不知该怎样继续朝下说了！
有一个现象，这几年，围绕着知青这段历史，已经编了许多书。这些书收集的大多是知青们回忆当年生活和感受的文章。 应当说，这些文章大都是客观和真实地反映当年知青的生活和遭遇的。比如宝鸡市委史志办编了一本《知青岁月》，全书完全没有对知青生活和知青历史做思想上政治上的褒贬，只是由一些当事人非常朴素因而也非常真实地记录了当初那段生活，但这已经足以令人深思了。我想，这样的书籍对我们真的是非常好！无论对那段生活说好说坏，也无论对那段生活说是说非，都是一种真实，也都有必要。 但是也有一些知青们编的书，让我读来不安。 最近我看了一本西安知青编撰的书（为了不造成对个人的伤害，请原谅我不写书名及作者的姓名），坦率地说，读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就让我大失所望。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讲到了当年插队时他如何搞阶级斗争，村子里的地富反坏是如何夺了贫下中农的大权，他作为知青又如何去英勇地夺了回来——整个文章中反映出来的内容，如同文革就在眼前。 说实话，我在自己下乡的生产队里也看到过所谓的地主富农，但是与这位作者所写的完全不同的是，他笔下的地主富农仍然是当年报纸上广播上极力丑化的那类形象。而我在真实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这些人，却都是活生生的人，尽管不完美，但作为一个人，他们和所谓的贫下中农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且在当时非常残酷的极左统治下，他们往往比所谓的贫下中农规矩得多。而绝不敢张牙舞爪。也正因此，我想这位当年在农村大抓阶级斗争的知青，恐怕今天应当好好地深思一下，自己当年狠抓阶级斗争时究竟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非常滑稽的是，就在这本书其后的第二篇第三篇文章中，马上有同队的知青写到，当年她的家庭成了“黑”的，她是如何的悲伤和无奈，如何不被别人理解和信任，以致招工一再地出不去，给她留下了铭心刻骨的疮伤——我想，那位当年大抓阶级斗争的知青实在应当想一想，假若他不慎坠入了“黑七类”的深坑（如果极左路线没有被否定，还是当年那样一种社会环境，这是完全可能也随时会发生的事情），他还会不会如此舒坦，如此轻率，如此振奋和昂扬地大抓阶级斗争？ 还需要说的是，我之所以对这样一篇文章感到反感，是因为就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前，我刚刚接触了交大附中的一位老三届同学——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他叫黄小培,是原交大附中老三届的学生，他从加拿大回来，想和我见一下。 此前，我读过黄小培的文章，多少知道他下乡时由于出身问题曾经饱受凌辱。但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那天头一回见到，发现他满头白发，岁月的沧桑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脸上。也就是那天，黄小培流着泪给我讲了他一家人的遭遇，文革中，他父亲作为阶级敌人被揪出来，最后只好自杀。他母亲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也割破动脉血管自杀了，为了担心割破动脉血管后死不了，她是在血流如注的情况下又继续跳了楼。不仅如此，他的哥哥——一个平时温厚善良的知青，由于家庭问题的牵累，也跳楼自杀了。再后来，他的弟弟，也自杀了。全家五口人，只剩下他一个。 问题在于，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有黄小培这样遭遇的家庭何止一个两个，而是千百万个，千百万家呀！ 如果我们给后代们讲“文革”的恐怖，他们一定会觉得不理解。但这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现实。毫不夸张地说，这种“黑七类”的帽子是随时可以降临到每一个中国公民身上的。且不说无权无势更无背景的普通公民，就说共和国的主席，今天还是老一辈革命家，明天竟然成了“叛徒、特务、内奸、工贼”。那无数顶可以随时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始终悬在每一个正直的人头顶，只要需要，可以随时给你戴上。不信吗？请看共和国的开国元帅彭德怀不是戴着反党的帽子被整死的吗？同样的开国元帅贺龙不是戴着大军阀、大野心家的帽子被整死的吗？还有共产党遵义会议时选出的总书记张闻天，还有共产党早期领袖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还有共和国公安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他们哪一个不是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整死整残的？要知道这些人都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是从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呀！如果你自认为比他们更“红”也“更革命”，或许你还多少能够有一丝丝安全感。否则，你的安全感从何而来？你的所谓“根红苗壮”的自豪，岂不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幻觉吗？从本质上说，只是那根轮流朝大家打的大棒子还没有来得及打到你头上而已！ 我常常感到惶惑，为什么许多最基本的生活理念都会被我们一些知青混淆？为什么连中国共产党自己都庄严承认“文革”是一次祸国殃民的大灾难，而我们有些知青却还念念不忘地赞美那样一个时代呢？难道，极左那一套真的那么可爱吗？想想看，那么多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从思想家顾准被整死、作家老舍跳河自杀、翻译家傅雷夫妇双双吊死在铁窗，到电影演员上官云珠患癌症后仍然被猛批猛斗，最终不得不哭着跳楼，还有黄梅戏名角严凤英，被整得吃安眠药自杀后，仍然不被放过，抬到医院去开膛验尸——如果我们一一历数，可以数出成千上万——他们被整到这种程度，不都是因为他们是“阶级敌人”吗？他们都是用自己超众的才华为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新中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呀，如果他们能够被轻而易举地被打成“阶级敌人”，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断定自己能够安保自身？进一步说，难道那么多有丰富阅历有深邃思想的大学问家，诸如巴金、季羡林等等，他们对文革的深恶痛绝都很荒唐？他们对文革的反思都很浮浅？他们对文革的批判都很错误吗？ 绝对不是这样！ 我们都是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只要回过头想一想，那年头哪一所学校哪一个单位哪一个生产队没有被剃了黑帮头的，戴着黑袖章的，低头弯腰接受批斗的！哪一所学校哪一个单位没有被逼得自杀的——可以说，用最极端的方式去凌辱别人是那个年代太普通也太普遍的事情。难道这样一种生活还值得我们留恋，值得我们肯定吗？
话扯远了，还是来说知青这个话题。 静下心来想，也许这位作者根本没有认真对历史作过研究和思考，甚至谈不上有回想，更不用说反省反思。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是抓住了一点自己生活中最感得意也最感兴趣的内容，随手便写了一些让我十分反感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如此偏颇，如此可怕，但是仍然允许它发表和存在，我想，如果比较，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远比三十年前好得多，这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有时候我还会想，如果让各地的知青们自发地去编一百本书，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很可能，其中五十本书中的作者们都会用一种几乎相同的语言来描述那一段生活，比如“战天斗地”，“广阔天地炼红心”，比如“满怀豪情”“青春无悔”——之所以如此，原因太复杂了。首先，千百万城市学生自转换成知青身份以后，就进入到一个此前从来没有进入过的环境，承受着此前从来没有承受过的劳动，经历着此前从来无法想象的心理和生理意义上的双重体验……所有这一切，在人生中都是稀缺甚至是唯一的。正是这种稀缺和唯一，决定了它的难忘程度。而在所有这一切理由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理由：我们是在十七八岁的年龄下乡的，在这个年岁下乡，无论土壤多么贫瘠，条件多么恶劣，都无法阻挡青春的热血和生命的蓬勃，都注定这段生活必将在我们的人生中烙下灿烂飞花的色彩，使得我们每当回忆起它时总是充满了美好的情愫和青春的激动。 除此而外，造成这种状况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地灌输给我们的思维和语言模式，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髓中去了。就这个意义而言，不少知青编撰的书呈现着非常奇怪的现象，前边刚充满豪情地肯定着当年的知青生活，后边又情不自禁地变成一种对当年生活的痛诉。这种矛盾着的表述，也恰恰表达出我们理性和情感的交错。 当然我相信，有个别人从形式到内容，从宏观到微观，都会觉得上山下乡就是好，就是伟大英明和正确——非常遗憾的是，生活不能够假设，个人的命运也不能够假设——如果能够假设，那么让每个人按照两种不同的版本往前走，看究竟是哪一种更好？那时候要考衡的不仅是对个人是否更好，不仅是对小群体是否更好，更是对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是否更好？应当说结论不仅会得出来，而且会非常公允。舍此，去说什么英明伟大，真的就太没有意义了。把话说透，作为那个岁月中的一代知青，我们各自的生活和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早已经定格。我们根本无从判断如果不下乡，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当了大人物的人说不悔，是因为他们取得了成功。而那些尚在为衣食奔小康而努力的人如果喊不悔，则是想反悔也来不及了。偏偏据我所知，喊不悔的人竟然以这样一种层面上的人居多。这真的是让人欲哭无泪也欲喊无声了！
2010年8月30日星期一匆匆 2010年9月25日星期六改定
（莫伸，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著名作家和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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