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泓：《一个黑五类女知青的插队史》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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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泓：《一个黑五类女知青的插队史》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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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泓：《一个黑五类女知青的插队史》 来源：凤凰网知青http://tieba.news.ifeng.com/zhiqing/
作者： 朱之泓 出版社： 待出版
目录： 1.引子 2.漂离我成长的小城 3.拒绝在感谢信上签名 4.第一天上工被围观 5.且认他人为亲人 6.“皇城根下”是我家 7.我的黑狗卫士 8.买“红宝书”送贫下中农 9.我是队里最大的债主 10.戏台上大出风头（1） 11.戏台上大出风头（2） 12.接待宁夏歌舞团演员 13.我的事迹上了舞台 14.与歌舞团医生成了莫逆之交 15.毛主席像片贴上了墙 16.不偷不贪是异类 17.遨游书海常动情 18.当选学《毛著》积极分子 19.父亲被“群专”了（1） 20.父亲被“群专”了（2） 21.父亲被“群专”了（3） 22.唯一的同情者是“反革命家属” 23.父亲热爱新社会 24.祖父是黄埔出身的伪军官 25.死神在儿童节夺走了我的母亲 26.死神在儿童节夺走了我的母亲 27.死神在儿童节夺走了我的母亲 28.准备炒面防苏修 29.滑稽的民兵演习（1） 30.滑稽的民兵演习（2） 31.斗地主及其它（1） 32.斗地主及其它（2） 33.老地主夫妇俩（1） 34.老地主夫妇俩（2） 35.老地主夫妇俩（3） 36.烈士身后遗憾事（1） 37.烈士身后遗憾事（2） 38.移植的忆苦报告 39.开明地主的游戏人生 40.林彪之死引出的话题 41.“吃麸子拉麸子”成了我的典故（1） 42.“吃麸子拉麸子”成了我的典故（2） 43.“吃麸子拉麸子”成了我的典故（3） 44.父亲下了逐客令（1） 45.父亲下了逐客令（2） 46.烧吃麻雀失败 47.一顿吃他家六个馒头 48.防地震与借灶火 49.领教厕所文化 50.女生的特殊问题 51.治病与送鬼 52.原来这头驴是个“男生” 53.我与老鼠打游击 54.本土化的娱乐 55.庆幸没有去兵团 56.刑场上的告别 57.四个冤死的“轮奸犯” 58.绳捆索绑他却彻夜看书 59.入团被拒焉知非福 60.第一个肥皂泡 61.逃回河南又逃出（1） 62.逃回河南又逃出（2） 63.火车上邂逅的男知青（1） 64.火车上邂逅的男知青（2） 65.我有迷魂招不得（1） 66.我有迷魂招不得（2） 67.我有迷魂招不得（3） 68.别了！我的初恋（1） 69.别了！我的初恋（2） 70.我学会了妥协（1） 71.我学会了妥协（2） 72.半熟的鸭子却飞了（1） 73.半熟的鸭子却飞了（2） 74.红卫兵袖章补了破袜子 75.即刻想做他人妇（1） 76.即刻想做他人妇（2） 77.与死神擦身而过（1） 78.与死神擦身而过（2） 79.小康走上婚姻路（1） 80.小康走上婚姻路（2） 81.申诉信写给康健民 82.姐弟情深三元钱（1） 83.姐弟情深三元钱（2）
2004年8月30日下午，我们在上海国际机场依依不舍地送别女儿。 我想女儿你不会知道，当你背着包拐过弯走向安检口时，我和你爸爸还踮起脚后跟，在逶迤而动的安检队列中追寻着你的身影。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在机场前的大桥上目送你乘坐的飞机轰鸣着飞向那遥远的天际，那银白色的机身在我们的视野中越来越小，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还久久地站在那里…… 我没问你爸爸在那一瞬间想了些什么，而我却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当年载着我的梦想起步的那辆毛驴车，想起了那晚的星星和夜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之间是那样的遥远，远得像是隔了两个世纪，然而它们又是那样的贴近，近得使我来不及调整自己的焦距。就在那一刻，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想把我的一生经历原原本本地讲给女儿听。 从真正意义上说，我的人生是从下乡插队开始的，那是一段不能割裂的个人历史，它对我的后半生有着深远的和难以抵抗的影响力。今天，那段比抗日战争还长两年的历史早已蒙上了一层黯淡，然而你在网络上浏览一下那众多的知青网站就会知道，它注定要永远留存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中，给今人和后人提供一个思考和研究的论题。 我庆幸自己的人生还能出现拐点，让生活和思维都步入了正常轨道。当我有了女儿后，我心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一定要让女儿有一个与妈妈完全不同的人生，不再像妈妈年轻时那样经历饥饿和寒冷，不再像妈妈年轻时那样老是忧患政治上出差错，不再像妈妈年轻时那样总是在思想的荒漠中跋涉……我庆幸女儿幸运地出生在八○之后，又有幸在多梦的年岁里远走异国求学深造，我想，女儿也许很快就会发现梦与现实的差异。了解了妈妈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了解了我们两代人迥然不同的青春，可能有助于女儿今后多角度、多元化地思考问题。 女儿可能会在妈妈的叙述中看到一些粗砺而真实的历史画面，也可能会听到一些时而激越、时而低沉、时而悲嘶的历史回音，还可能感受到一个脆弱的灵魂是怎样经历过理想的躁动和狂热，经历过信念的彷徨和崩盘，经历过思想的毒化和蜕变，最终走向了理性。读了妈妈的人生，女儿可能会理解妈妈在你成长中对你所做的一切指导与约束，一切激励与鼓动。 假如这本书能使女儿更加珍惜自己的今天，更有信心经营自己的明天，更加努力地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未来，那我就非常欣慰了。
漂离我成长的小城 上小学时，我们的成绩单只是一张小小的、画着格子的牛皮纸，那各行格子里便填写着学生本学期所有的考试成绩。每有满分时，学校都会用红色墨水填上一个醒目的“100”。我的成绩单上便显示着无数个红色的“100”，尤其数学成绩，竟然是清一色的红“100”。然而我此生却并没有按照预想顺利地升中学、进大学，而是走进了另外一种红色中…… 一九六八年底的一天，宁夏固原县的影剧院里人头攒动，红色的“宝书”挥动成一片，红色的口号声更是此起彼伏，这便是全县知识青年与城市居民上山下乡动员大会的会场。我作为知青代表在大会上表了决心。尽管下乡插队不是我的初衷，但我的发言依然是那样真诚，那样满怀豪情，以至于在感动听众的同时把自己也感动了。与此同时，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数千万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的大迁徙运动已经隆重地拉开了序幕。 伴随着广播里播送我发言稿的回荡声，我用了几分钟时间，就把户口从县城迁到了三十公里外的杨郎公社。谁也不会想到，以后我为了将这一张薄薄的纸从乡下再迁回县城，却几乎流干了眼泪。十七年后，劳动人事部劳人培（1985）23号文件规定我们下乡插队的时间可以被计算为工龄。固原档案馆开出的证明上显示我迁走户口的那天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而凑巧的是，“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恰是一个被忌讳的，不吉利的数字）。 办理了粮户关系后，我又裹紧围巾，将双手笼在袖筒里，冒着严冬的寒风瑟瑟地穿行在东街西巷中，分别与我的密友们叙谈告别。那些天，我看见南河滩大桥头的副食店门口，天天有人顶着清晨的寒风排队买豆腐，元旦的气象已经悄然来临。我想：他们今后还将一如既往地住在这个县城里，而我家的户口本和粮本上却从此没有我这个人了，今年元旦我家也领不到我的那一斤豆腐票和半斤肉票了。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不禁游荡着一丝不祥的感觉，似乎我要离开的不仅仅是固原县城，而是整个世界。但很快我就在心里一笑，笑自己是庸人自扰。 此时，我的儿时小伙伴彭映霞和我的好友李璐姗已经先期到达了固原县红河公社。据彭映霞说，她们去的当晚便将居住在窑洞内的几十只野鸽子尽数捕获，并连夜“屠杀”喷煮了，六个知青围着锅饱餐了一顿，这无疑给我们的插队运动抹了一笔浪漫的色彩。 我启程的日子也终于来了。没有热烈隆重的欢送场面，没有记者的闪光灯，只有弟妹们的泪眼送我提着一个黄挎包，背着一个被子卷儿出了门。那黄挎包的翻盖上用红油漆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七个毛体字，从此我便挎着它开始了我的另一种长征。 我不记得是几点钟出发的，只记得在分布着零散的星星的夜空下，我和我的一个同伴半躺半坐在前来接应的毛驴车上。我背靠着自己的铺盖卷，蜷缩着腿，身上盖着一件散发着羊膻味儿的光板子老羊皮大衣。这件皮大衣是从赶车人身上脱下来的，而赶车人此时只穿着一件破棉袄。 在不停晃动颠簸着的毛驴车上，觉是不能睡的，夜幕下也看不见赶车人脸上的表情，只看见他的烟锅头上有一星亮光在一闪一闪地。我想与赶车人攀谈几句，借以了解队里的生产情况和革命形势。但赶车人似乎并不健谈，我问两句他答一句，于是只好在沉默中听凭毛驴车载着我们慢悠悠地向前方走去。 小毛驴蹄子上的铁掌敲击在石沙铺成的路上，发出不很清脆的蹄声，但在我们这半大孩子的绚丽梦想中，它显然是美妙的音乐。驴蹄声中，天上的星星闪烁着，我们在梦想中向前方行进着。身后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战场，我们刚从那个阵地上撤下来，身上的征尘尚未抖落，而前方--我将要落户的那个荒僻农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场呢？ 驴蹄声中，慢悠悠的毛驴车就像一块舢舨，它载着我漂离了我成长的小城，也载着我的革命梦想慢悠悠地向那可知又不可知的远处漂移着……从那一刻起，我便脱离了我原来的生活。
拒绝在感谢信上签名 杨郎在固原来说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地方，而我之所以能到这里插队，是依仗了我挚友张志萍姐的引荐和帮助，这还要从我就读的学校说起。 插队前我在新建的固原林业中学上学。这个学校不收学费还管吃住，确实是“基本群众”们的最好选择。我们是它的首批学生。 大约是为了方便实习吧，我们学校设在固原南郊的一个苗圃里，在那里我认识了在苗圃做临时工的张志萍大姐，并与她成了莫逆之交。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我们突然被告知，林业中学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私自开办的不合法学校。于是我们这唯一的一批学生，还没等到拿上毕业证，就随着学校的夭折被遣散回家了。 失学在家的我，时不时拿出佩戴过的红袖章，抚摩着上面那用黄色油漆喷印出来的“红卫兵”三个字，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便在我的心头弥漫开来。加之在家里吃闲饭的日子也很不好过。那时父亲养活着全家七口人，肩上担子很重，所以进了家门总是没有好心情和好脸色，于是我便琢磨着如何再度走出家门。正在这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父亲也催促我尽快报名，以减轻他的经济负担。 张志萍大姐已经结婚了，她的娘家便是杨郎。在当时形势的催化下，她决定重新回到老家去干革命，同时撺掇我与她一起去。 与我们同去的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叫康佳贞的的女孩，我叫她小康。下乡前我们就来往很多，她家的门坎都差点被我踩断了。但那时我主要是找她的姐姐康玉贞，我叫她大康。大康也是我在林业中学时结交的挚友，而且她还是由我担任队长的“鹰击长空战斗队”的成员，我们也算是“革命战友”了。大康和小康一样，也是个美人儿。她赶在下乡前夕结了婚，嫁给了邻居家一个追求她很久的，已经在这之前就到建设兵团当了战士的小伙子。结了婚的大康便得以逗留在城里的婆婆家混一口饭吃。 大康小康这两个美女的父亲却是一个“劳改释放犯”。这是中国特有的称谓，因获罪被判刑的人员，即使刑满释放后，依然被称作犯人，不过不是“在押犯人”，而是“释放犯”。正像右派分子，即使摘掉右派帽子后，依然被称为右派，不过改称为“摘帽右派”。不论叫什么，反正你是永远被打入另册了。当年因为怕人家怀疑我的阶级立场，所以一直避免与她俩的父亲直接打交道，当然不把他当作长辈，所以至今也没有称他为叔叔的习惯，姑且仍把他叫做老康吧。 我不知老康因何获罪，只隐约听说他参加过三青团。这老康大约想到自己闲居在家不挣一分钱，而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充当“运动员”，如果与女儿一同下乡，既能挣一口饭吃，还能与女儿团聚在一起，也许还能躲避“运动”，这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事。而小康的母亲性格很懦弱，自然不会对丈夫的决定持有异议。 我们一行五人到达目的地后，立即被分别作了安排。小康一家借住在一个废弃的牲口圈里，我与志萍被安排住到一户人家后院里的羊栅栏里。按照志萍姐的意愿，我对她的家人一律和她一样称呼。于是我也就有了一位父亲、一位母亲，有了一位哥哥，两位弟弟，当然也有了一位大姐夫。 我们住下来的第三天就碰上公社开大会，老康突然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会场外，拿出一封书写工整的信让我看。我看后知道这是一封当时很盛行的“感谢信”或曰“效忠信”。大意是说我们一行人下乡后，受到了组织上无微不至的关怀，为此我们非常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决心今后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海枯石烂不动摇。信的末尾赫然写着： 敬祝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这是当时所有文稿通用的格式。不过令我吃惊的是，信上已经越俎代庖签上了我的名字。我不知为什么有一种莫名的不舒服。心想，即便需要写感谢信或效忠信，也应该由我这毛主席的红卫兵来牵头，哪里轮得到一个劳改释放犯抢这样的风头呢？所以我便淡淡地但又很坚决地对老康说：“我不签名。” 那老康怔了一会儿，就悻悻地划去了我的名字。 这件事使我对老康充满了蔑视，蔑视他的虚伪和狡猾。而我的不合作也触怒了老康，他长时间不用正眼看我，即便我去他家找他女儿，他也只是在满脸的皱纹中挤出一点勉强的笑容来。 三十多年后，我与大康意外地在宁夏的首府银川市重逢，叙谈时无意中提到下乡落户的事，大康伤感地说：“下乡落户对某些人来说是镀金，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其实是发配。” 我听了便大笑着背出几句她父亲当年下乡后所写感谢信的内容，末了还毫不掩饰地讽刺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临死前还要跪在地上谢主隆恩。” 突然，我发现大康的眼里溢满了泪水。她喃喃地说到：“唉，每个运动都要整出一大批坏人，如果一直整到现在，中国可能剩不下几个'好人'了……在那种形势下，逼得人人都要说违心的话啊。” 我立刻闭嘴，感到自己太残忍了。因为脱口说出的这几句尖刻话，我至今追悔莫及。而此时，那封“感谢信”的作者--老康，已经离开这让他不安宁的人世好几年了，让我对冥冥中的他称一声“康叔叔”吧。
我们是元旦前夕到杨郎的，当时上面号召生产队变冬闲为冬忙，忙什么呢？晚上忙政治学习和大批判，白天则忙着往地里送肥。想到伟大领袖曾有教导：“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便坚持要在到达杨郎的第二天就出工。 我和志萍姐穿过半条街往大坝那边的牲口圈走去，我的脚步掠过灰黄简陋的街道，心中却不断地充填着新奇。一路上碰见的男男女女都朝志萍姐打着招呼，但那眼睛却分明只盯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 路过小康家的临时住地时，把他们父女俩也叫了出来。至于小康一家下车伊始是怎么睡觉怎么吃饭的，我一概不知道，也没打算去过问。因为我是一个“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革命小将”嘛，才不屑于过问他人那些与“革命大事”无关的生活琐事呢。 到了牲口圈，见几个衣着破烂的男人已经在用力抡着镢头挖凿那高高的粪堆。杨郎人把积肥叫做“压粪”，后来我才体会到这个“压”字用得太贴切了。这些粪当时确实是连屎带尿混合了土，又一层一层拍打瓷实“压”成堆让它发酵的。现在这发酵好的粪堆冻得硬邦邦的，一镢头挖下去，有时一点也挖不下来，只能在粪堆上砸一道印儿，有时能溅起一些带着冰的粪渣子，有时倒能砸下一大块来。待到挖下一定数量的时候，人们就推着架子车抢上前去，将自己的车横在挖下来的粪堆前面。车主的两个搭档也就赶快挥起铁锹，抢着往自己的车上装粪。其他一时抢不上的人便只好在旁边继续等着。大家都想早点装满车，有时几辆车同时往前抢，车体便碰得一片砰砰声。碰恼了就互相骂两句。 在等待挖粪的空隙里，妇女们都围上来亲热地问我和小康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外乎是问多大了，姐妹几个，弟兄几人，父母都是做什么的……有个别年龄大点的女人也真够唐突的，竟然问我们说了下家（婆家）没有。我心中有点不悦，但还是一一回答了她们。有的女人拉着我的手翻过来翻过去地看，边看边说：“看你这手细嫩的啥！脸上肉皮子也细嫩的啥！没有受过苦的人就是好吆，我们这些受苦的人，手粗得就像树皮一样。你到我们这里干啥呢？我们这里苦得很呀，把人都苦成焦蛋蛋了么！” 我张扬地说：“我不怕苦，苦才更能锻炼人呢。”她们互相交换一下眼神，似乎感到很茫然。几个年轻点的媳妇，用手掀起我的棉罩衣和棉袄，细细地看我衣服的布料和做工，直到把我里外衣服都看遍了，甚至翻开我的裤脚将袜子和鞋都看了一遍。 这时，我无意中看了看那些距离稍远点的男人们，他们是想看又假装不看的，偷偷地用眼光撇着我们。 挖下来的粪块渐渐多起来了，车子也一辆接一辆地满载而去了。每辆车子配三个人，由车主与无车的人双向选择自由组合。我和小康父女俩都没有找到搭档，正站在那里不知所措，队长便让我们只负责用铁锹往别人的车上装粪。 那天的气候也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那北风呼呼地吼着，像刀子一般刺着我的脸，又时不时裹着点雪花，还时不时旋起地上的土，无孔不入地往我的身体里入侵。奋力干活时并不觉得冷，但刚有半分钟的间隙，我就会感觉到那灌进我身体里的寒风，好像一直能渗透我的前胸后背，那被汗水湿透了的内衣贴在身上，像冰一样凉。转过头看那几个挖粪的男人，只见风不断地掀动着他们破棉袄的衣襟，但他们的脸上却表现得若无其事。 劳动虽苦，天气虽冷，但我的情绪很高涨。我想起高尔基的《海燕》，就在心里调皮地喊着经我修订后的诗句：“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 不过，那天的风虽然强劲，但雪却也一点也不猛烈。它不是成大兵团般的飞舞而来，狂奔而来，而是零零散散的，像几个衰弱不堪的病人，不能自控地随着风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从半空中瘫软地滑落到地上。明天，它们将会悄无声息地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融化到土壤中。我的心里默想着：哦，雪花，我会像你一样默默地为祖国献出自己的全部生命。 我卖力地铲粪装车，一辆车刚装满，下一辆车就来了，我们没有喘气的时间。回头看小康，只见她不断地擦着汗，那白皙的脸也变得通红，额头上的一缕刘海，平时老是被爱美的小康整理得有模有样，此刻却被汗水和灰土粘连在一起，早已经无形无状了，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里也满是忧愁。 这是我们下乡劳动的第一天，大约正是这个原因吧，那幕情景在多年后依然会清晰的浮现在我眼前。几十年后，当我与小康久别重逢，互相面对着已经变老了的对方时，我首先想起的是小康上工第一天的狼狈情景。但在我说出有关她的这一记忆后，她困惑地摇摇头说：“我没有印象了。” 而小康回忆对我的最深印象时说：“你下乡时对我描绘说，农妇们一边背着背斗给地里送肥，一边手里做着针线，这是多么多么浪漫。”小康边说边站起来模仿我当初说这话时的动作和神情。 我听了也困惑地摇摇头说：“没有印象了。” 于是我俩都笑了，笑自己当年的傻气，笑自己当年的可爱。
祖父是黄埔出身的伪军官 父亲被群专后，单位上派出了调查人员，到我家原籍去查家史，以便从中找出我父亲出卖地下党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这一查真的查出了惊天大内幕。原来我的祖父原在洛阳当教师，大约是一九二八年投笔从戎。那正是大革命失败的第二年，是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非常艰险的时期。眼瞅着蒋介石屠杀革命志士的罪恶，我那“糊涂”的祖父硬是看不清，放着革命大道他不走，偏偏去投了国民党安徽驻军中的一个当团长的好朋友，因而最终遗祸于他的这些见过面或没见过面的后代。更糟糕的是，祖父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士兵，他后来又考进了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而那黄埔军校的校长正是“人民公敌”蒋介石。 多年后我查到了当时的黄埔军校校歌，它共有两首： （一）、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审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本校精神，发扬本校精神。 我不知道祖父当年唱着这些校歌时是否热血沸腾，是否豪气如虹，但我知道，他肯定想不到他的选择将给他的后世子孙留下隐患。 后来，祖父的那位团长朋友与他手下一个营长闹了内讧。这内讧的原因也说法不一：一说因为团长与那营长两人共争一个女人，另一说因为团长欲让我的祖父取代那营长的位置，惹起了那营长的仇恨，三说那营长因仇恨国民党反动派所以仇恨自己的团长……总之当时的结果是，那营长半夜带着自己的手下包围了团部，将团长杀死在卧榻之上。 我的祖父也不幸在这场哗变中遇难。至于祖父的遇难原因也流传着几个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我的祖父是一个极重意气的人，听到枪声后竟然跳进团部院子救自己的朋友，结果朋友没有救成，自己也被生擒；另一种说法是，时任特务连长的祖父被团部的枪声惊醒后，出于自己的职责，提着枪到团部去查看情况，正好自投罗网。 那得手的营长将捉到的人都带往山里，后来虽放走了几人，但却不肯放我祖父。我祖父是一个性格温厚的人，在军中有很好的人缘。当下就有人跪地求情，希望放了我祖父。但那个作乱的营长知道我祖父是团长的挚友，怕放虎归山会有后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我祖父也枪杀在山下。 事后，祖父的遗体被军方隆重地装殓了，并派人专程护送回原籍。那时通讯条件很差，在事先一点消息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祖父的棺木突然停在我家院子外面，全家人觉得头上的天都塌下来了。 而那哗变的营长最后的结果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他很快就被追捕回来按军法处死了。另一种说法是，他拉着自己的一营人当土匪去了。而当时国民党把共产党叫做土匪，既然那营长当土匪去了，也就可能是当共产党去了，这么一分析，就对我父亲很不利了。 出外调查的人员回来后，单位里对父亲的批斗似乎升了级。与我家一墙之隔的居某某还神秘地告诉我，说单位上有人将父亲的案情分析得很严重，说他深受反动家庭的思想影响，隐瞒自己家庭的罪恶历史，这都是为了欺骗组织取得信任，长期潜藏下来等待时机为国民党效忠。 然而祖父离家投军时我父亲仅一岁多，祖父死时我父亲仅四五岁，我们这些孙子辈的更是在祖父去世二十多年后才出生的，任祖父有多么反动，他在阴间也无法将他的思想“影响”到他阳间的子孙身上啊？可文革时你跟谁去讲这种道理呢？所以听到人们的所谓分析，我心里一个劲儿想，完了……完了…… 一九七○年春季，我因饥饿和寒冷所迫，回老家去为自己寻找出路。我那从小父母双亡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的父亲，对自己的“反动家史”也的确不甚明了，他叮嘱我此番回去设法了解一下这些历史。但我回去后，只有我的七爷和四爷对我说了一些没有准确答案的情况。我想找祖父所投奔的团长朋友家了解情况。可我二婶说，他家是地主成份，咱去了人家也不敢对咱说真正的情况。我只好放弃了去他家拜访的念头。 父亲转眼间就从照相馆主任沦为“反革命嫌疑”和“特务嫌疑”了，在“群专”和批斗中任人雌黄而百口莫辩……
火车上邂逅的男知青 这次回老家的火车上我曾巧遇一个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男知青，故事还要从我出发的那个早上说起。 我清早从固原出发时崴伤了脚，从甘肃平凉开始就受到一个大约二十八九岁的男人的殷勤照顾，我们一路同行到洛阳。 从头天中午到登上火车的这个傍晚，我已经二十九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一者是因为脚肿得厉害，不能去买吃的，二者我想反正就快到洛阳了，就干脆省下这顿饭钱吧。开车后我这位一路同行的旅伴去餐车吃饭，临走时对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了带回来。” 我赶快撒谎说：“不，我包里有饼子。” 他笑笑没有回答就走了。 他走后，我环顾四周，发现我的身边坐着一位男青年。这位男青年大约有二十来岁，个子很高，长着一头黑黑的但却乱蓬蓬的头发。他穿的什么上衣我一点也没印象了，只记得他穿了一条黑色棉裤，或者说他棉裤外面的罩裤是黑色的。脚上是一双土黄色的翻毛皮鞋，这种鞋那些年很流行。不过他那翻毛皮鞋像是很长时间没有上过鞋粉了，鞋面很脏。那裤子的两只膝盖上都破了，一只膝盖的破洞里还隐隐约约露出了黑黑脏脏的棉花，看样子这裤子上的破洞也有好一段时间了。 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将书侧向车顶上的灯光入神地看着。后来我假借系鞋带，弯腰低头却偷偷向上抬起眼睛，看了一眼他手中那本书的封面，原来是《青春之歌》。我心里一动，他也爱看这本书？这本书虽然已被定为“大毒草”，但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情调。通过这本书，我对这位萍水相逢的男青年本能地有了好感。不过我没有与他搭讪，他也没有与我搭讪，我自顾自傻傻地坐着，他边看书，边从身上背着的黄挎包里掏着吃什么东西，好像是煮熟或者炒熟的玉米粒儿。 那天刚好是一九七○年的农历二月初二，传说这是龙抬头的日子，按陕西和宁夏的习俗，男人们在这天要理发，大人小孩们在这天都要吃炒豆儿。可这位小伙子虽吃着炒豆儿，但却没有理发。 那位去餐车吃饭的旅伴回来了，他手里端着一个饭盒对我说：“我给你买了一份米饭，乘热吃吧。” 我推托说不饿。可能我的眼睛不会撒谎吧，他坚持说：“你没吃饭，怎么能不饿呢，我已经买来了，不吃也浪费了。” 于是我不再推托，接过那盒米饭吃了，然后从身上掏出粮票和钱给他。 他急忙阻挡说：“你哪有多余的粮票？我每月有四十斤粮呢，你千万不要跟我客气。”（我们在西安站候车室等车的时候，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已经如实告诉他我是下乡知青。但我没有问他是干什么的，我想明天早上我们就各奔东西了，管他姓甚名谁呢）。 我坚持要给饭钱，可他一再拒收，我虽感到很别扭也只好作罢。我就与他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他说他也常年呆在大山里。 我惊奇地问：“你呆在山里干啥？你是林业技术员还是农业技术员？” 他说：“都不是。”说着从身上掏出一个工作证递给我，我接过来随意看了一眼，大致记得是解放军的一个什么研究所，他的名字叫陈平。本来我还想好奇地看看他的年龄是多少，但不好意思多看了，怕他误会我很重视他。不过这一看倒使我感到意外，原来他是一位穿便服的解放军。 后来我们的谈话中，他还说到他们常年在野外工作，很多同志年龄都很大了，还没有解决“个人问题”。我觉得他的话中似乎有某种暗示，不禁感到心里一跳。 他还问我：“上级不会允许你们下乡知青过早考虑个人问题吧？” 我调皮地说：“上级只允许我们与当地贫下中农结合，真正在农村扎根落户。” 他说：“号召归号召，但事物不是绝对的。” 我不愿意就这个问题继续谈下去，就将话题转到了别处。这时那位看小说的年轻人却转过身来插进我们的谈话中，问我在哪里下乡。我觉得他之所以搭话，主要是听到我们谈话中提到了下乡知青。 我多看了他两眼，发现他的脸盘长长的，眉毛与他的头发一样浓密，一样漆黑。两只眼睛很尖锐，看人时似乎有一种刀锋在里面。不知为什么，我也刻意使我眼中的光芒尽可能锋利些。但不论怎样，三个人说话彼此间随意了许多，不像我与陈平两人谈话时那样断断续续，生生疏疏的。 这位男青年操着一口流利的京腔，语言沉稳坚定。不大一会儿，我的眼光就缴械了，那男青年的眼光也柔和了，透着一种智慧，一种成熟。我们彼此介绍了自己，他自称姓雷，没说叫什么，我姑且称他为小雷吧。轮到我介绍自己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我妈妈的姓氏，我就狡猾地说我姓梁，于是他俩就叫我小梁。 凑巧的是，那男青年也是一个下乡知青，是北京下到革命圣地延安的知青，六六届高中生。这样一来，我俩感到对方像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一样，就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那位陈平老兄倒插不上什么话了，也可能是人家觉得与我俩这样的小青年不便于多说话吧，他只在一边微笑着当听众。 而我与小雷交谈的中心话题只有两个：一个是小说《青春之歌》中的人物性格，一个是有关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生活。 我对小雷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我们谈到《青春之歌》时，他问我最喜欢书中的哪个人物，我说最喜欢林道静和卢嘉川。他从容淡定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缓缓地说：“我最喜欢林红和江华。” 不知为什么，他看我那一眼，使我觉得他看出了我的“浅”，这使我很不自信。不过我还是补充说：“我喜欢林道静的纯洁和热情向上，喜欢卢嘉川的英俊和意志坚定，在监狱中拖着断腿还尽力为革命工作。” 他说他喜欢林红是因为林红有成熟的革命信念，喜欢江华是因为江华坚毅而老练，为革命能超脱个人的感情。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搞地下革命，更需要林红和江华这样沉稳、坚毅、老练的革命者。他还说林道静没有蜕尽自己的小资产阶情调，只是一个革命的向往者，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讨论来争论去，我不知不觉被他说服了，从那以后便莫名其妙地喜欢起林红和江华了。 他留给我深刻印象的另外一点是他对我说过的，北京男知青用白色的尼龙尿素袋子作简易背心穿的故事。那故事触动了我的心，使我很长时间都感到沉重，也激起了我感情上的强烈共鸣。无独有偶，我也曾用白尼龙尿素袋子作了一条围巾，不过因为女孩在男孩面前特有的自尊，我没有将这事儿告诉他。 他讲尿素袋子做简易背心的故事时，权且将那本《青春之歌》作尿素袋，现场示范。他两手在书本的边沿上比划着说：“这里挖一个洞，这两边各挖一个洞，往头上一套，胳膊从两边的洞里伸出去，就是一个大背心。而尿素袋子上印着的商标，不是亮在正前胸，就是亮在正后背。夏天，我们穿上它下地干活，飘飘逸逸；逢集时穿上它去赶集，引得人们一路对我们行注目礼。” 听到这里我笑傻了。陈平也哈哈大笑，笑过后他对小雷说：“这影响不好吧？” 小雷一点都不笑，他严肃地接着说：“没什么不好的影响啊，废物利用嘛。这是很符合节约闹革命的原则的，我们回北京坐火车都穿着它。嗨，列车员见了穿尿素袋背心的，就知道是下乡知青，连票也不查，他们知道穿这种背心的人是没钱买票的。我们也就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嘛。我们已经在农村各尽所能了，目前我们只需要免费车票，这需要不过分呀。” 小雷说话一点都不笑，但我被逗得大笑不止，笑过后，不知为甚么我眼睛里酸酸的，总想流泪。这时我又看了一眼他的破裤子，心想也没个女生给他缝补一下，如果此时我手边有针线，我一定愿意给他补那两个破洞，我的补破洞的技术可是一流的啊。当时我就穿着一条补丁裤子，那补丁就证明着我的缝补技术。 看到我注意他的裤子破洞，他脸上表现得毫不在乎，但却分明将两腿往里边挪了挪。 后来我们还谈起了知青插队的前途问题，我觉得他看什么问题都比我成熟，就问他：“你说知青上山下乡会向何处发展？咱们真的会在农村战天斗地一辈子吗？”（当时我很希望他能说出一些对我有鼓舞作用的分析，哪怕是假的都行） 他平视着前方想了一下，然后转过头来带着某种恼怒拖长了声音对我说：“不--知--道！” 接着他又带着挑衅的意味反问我道：“你说会向何处发展呢？” 我也突然涌上一种莫名的失望和莫名的气恼，便带着情绪同样拖长了声音回答他：“不--知--道！” 我俩的情绪似乎都没有先前那样高涨了。过了一会儿，可能为了缓和眼前的气氛，他问我：“你下乡以来没有遇上抽调回城的机会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故作轻松地一笑回答他说：“遇上过，还是保密工厂呢，不过我不是红五类，政审通不过。” 他的眉毛挑了一下说：“哦？是这样啊，那咱们就彼此彼此了。” 我也惊奇地“哦”了一声。这之后我们三人中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第二天黎明火车到了洛阳。他拎起那个和我的一模一样的，上面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挎包，对我说：“相信吧，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然后朝我挥挥手就出站走了，没有回头，没有正式的道别。我始终不知他在延安的哪个公社，他也不知我在宁夏的哪个县。我不知他到了洛阳后还会去何处，他也不问我此行的终点站是哪里。 那位陈平却和我一起走到洛阳站出口不远处的一个共公车站前，他要在这里乘共公车前往他出差的某单位。而我从这里向前步行不多远，就到我姨妈所在的洛阳专区医院了。陈平问我，是否需要送我到目的地，我感激地告诉他，不必要，我要去的地方就在附近，然后我就一瘸一拐地径自走了。 有些人你终生只见过他一次，但却会长久地牵挂着他，我便时不时想起这位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近四十年过去了，那个出身不好的，既充满着革命激情又有点玩世不恭的北京知青，你现在做什么呢？那尿素袋子做的大背心是否还保留着做纪念？你能看到我的这本书吗？如果看到，还记得当年火车上邂逅的那个梳两条小辫的，自称姓梁的女知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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