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曾经年轻──插队生活琐记（一）
作者：嵇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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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曾经年轻──插队生活琐记（一）
作者：嵇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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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曾经年轻 ──插队生活琐记（一）
虽然时光已经流逝了三十年，但是作为亲历者，作为全国两三千万经历大体相似的“知青”的一员，我仍然会常常想起那些日子。我把它写出来，是因为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大潮涌动 １９６８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了第三个年头，各省各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对于红卫兵来说，到地富反坏右家抄家和押走资派游街的浪潮早已过去，坐火车不买票而玩遍全国的大串连也成为往日的梦。当时，我是北京师范学院附中高中６８届的学生，是四三派的红卫兵，在我的记忆里，这年，我们的“革命”虽然还在搞，大字报也还在写，但是激情已经找不到充分宣泄的好去处。 就在我们基本上无所事事的时候，上山下乡运动拉开了序幕现在看来，这是合乎文化大革命发展逻辑的的一个必然产物，因为几年的大破坏下来，生产已经基本陷于瘫痪，国民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已经无法回避地摆了出来，成千上万的学生又必须安置。在此情况下，中央一声号令，全国几千万学生到农村去的命运由此决定了。 不过，在上山下乡的旗帜上，写的是“知识青年和工农相结合”。这是一面很有感召力的旗帜。并且，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不能不说，这是对现状永远不满的理想主义者毛泽东的美好动机之一。 我记不清最初是怎样开始的，在印象里，只记得在我们学校第一批下乡大约是在秋天，去向是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先走的是高三，即６６届学生。 虽然基本上是依６６、６７、６８届的先后顺序走的，但是也还比较有选择的自由，若低届学生坚决要求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对于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学生来说，远离北京的地方是充满浪漫色彩的，内蒙古，那是辽阔无际的绿色大草原。想一想吧，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边马儿跑。多么诱人！ 人心浮动了。 乍想起来很浪漫，但真要下决心时还是举棋不定。虽只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也知道离开北京不是小事。去？还是不去？大家议论纷纷，每个人都思前想后，什么想法说法都有。 有人说，那里绿草红花，牛羊遍地，放牧者悠然自得，挺好，去吧。 有人说，那里荒无人烟，方圆几十里只几个蒙古包，连个女朋友都不可能找到，要去，必须在走前“找一个”，两个人一起去。 也有人说，不去，要等下一批的消息，找一个最好的地方。 墙上的大字报有了新的内容，那是表示下乡决心的。记得高二年级的一个女学生写了一份大字报表示志向，她说，下乡的意义重大，类似当年上井岗山，是反修防修的必由之路。最后她还引用了一句诗：“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东流”。我很喜欢这句诗，看一眼就记住了，并且再也没有忘记。我相信，这句诗不仅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也留在我们许多同学的记忆里。 结果，我们班的一个男同学王金钟报名去了内蒙古。他是个工人子弟，也是我们班第一个报名下乡的。 第一批下乡的，多是平民子弟。在我们学校，干部子弟、特别是部队子弟在学生总人数中占比重较大，每个班上都有几个将军的孩子──少将的孩子，中将的孩子，有的班里还有上将的孩子。他们大多直率豪爽，但多少不等地都有优越感，个别人甚至显著地飞扬跋扈。当然，如果老子在运动中被“打倒”了，那种优越的劲头就会在不知不觉间黯淡下去。在我的记忆里，去内蒙插队的干部子弟不算多，因为干部子弟有较好的家庭环境，物质生活上暂时还过得去，因此，除了政治上大有抱负者外，大多在犹豫观望。 干部子弟基本有两个去向：一是当兵，二是下乡。当兵是当年最令人羡慕的去向，部队子弟，如果父母没有被打倒，有很多都当兵走了（有的是后来在插队地当兵走的，兵的“名额”，有时是特别为他分配到当地，招兵者点名要他的）。但是，最终还是有更多的干部子弟下乡去了，因为不是所有干部子弟都有机会当兵的，随父母去干校是后来的事。 我出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大学教书，祖父生前虽然有个满高的挂名行政职务，但说到底他是个文人，我想把自己算成是干部子弟，可是人家说不算，只能算个“职员”出身，况且当时祖父被说成是“大叛徒”、“反动学术权威”，虽已去世数年可是还被砸碑焚骨。所以，对当兵，我连想也没有想过。 赴内蒙插队的人被敲锣打鼓地送走了。不多日后，在内蒙牧区安顿下来的同学来信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看信的情景。信来了，从信封地址上，知道是刚到那里插队的同学寄给某一个同学的，但是，所有的人都一拥而上，把收信者围了起来。对这样的信，大家头脑里没有什么“隐私权”的概念，所有的人都眼巴巴地看着收信人拆信，期待着知道大草原上的一切。信封拆开了。折叠着的信打开了。我们凑上去，还没有看清内容，我就闻到一股淡淡的羊膻气味，“哦！羊膻味儿！”大家使劲地用鼻子嗅着，惊讶地叫嚷着。信中提到了住蒙古包，烧牛粪，骑马，牧羊等等。年代久远，信的准确行文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对那羊膻的气味我还记忆犹新。对我们来说，那是一股多么新奇的大草原的气息啊！ 不久后，第二批也走了。这次是北大荒，是东北生产建设兵团。我校去的是８５３农场，它的地点，在三江平原东部，离日后出了名的珍宝岛不远。去兵团和去农村还有所不同，去兵团有工资，每月三十多元，还发衣服──绿色的军装，军大衣，当然，没有红领章。这似乎已经是挺不错的了，甚至有点“准军人”的意味。并且，那里是反修前线，也许会发枪，说不定有仗可打（几个月后果然在珍宝岛打了一仗，一个高三学生在支援前线中负了伤）。在我们那个年龄，战场似乎是个可以拂去平庸、充满浪漫精神和英雄情怀的所在。这很吸引人，６６、６７届的不少人都是随这一批走的。没有多久，北大荒就聚集了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杭州等城市的大批知识青年，这批人中的大多数，差不多在那里生活、劳动了整整十年，直到大返城的１９７８年才大批地回来。
我是自愿下乡的 到了１９６８年将近年底的时候，第三批的下乡任务下来了。这次是山西南部的夏县。这是给６８届的。 到了这时，上山下乡已成为一股越来越汹涌的时代大潮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走不走的问题，而只是去哪里的问题。 我打算走了。 其实，早在文革前一年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就曾想去“下乡”，不过，那时是想去大西北。那之前我看了几本小说，如《军队的女儿》以及由它改编的电影《生命的火花》，那小说和电影里主人翁的英雄主义精神深深打动着我。还看过一个关于新疆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已经不记得了，但其中的非常优美的插曲《边疆处处赛江南》使我和我的许多同学对那里心驰神往。十五岁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那年有宁夏军垦的名额，是“农××师”，我几乎报名去西北，只因家里的反对和劝导才作罢。 时隔三年，我和朋友们又在探讨去不去山西的问题，结论是：山西算是不错的。因为有“消息”说，下一批是陕北，在那里连水都喝不上，要到数里、十数里之外去打水。我当时曾迷恋过一部小说《边疆晓歌》，它写的是西双版纳的农场里发生的故事，神秘的亚热带密林引诱着我，我很想去西南边疆，只是当时还没有赴云南的任务，我若知道几个月后就有一批赴云南的任务，说什么也会留下来等待。当时没有任何其他消息，山西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了,我决定到山西去。走前所要做的，是找几个志同道合者一同去。自由组合，这是我们当时所拥有的一点点权利。 现在时常听说，某人当年死活不愿下乡，最后想办法留了下来，两三年后在街道的小工厂里找个工作。对这类情形，当时我比较隔膜，也不太理解，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工厂，也没有一点设法留下来的念头，我周围不少人都是如此。那时我很浪漫也很不现实，总觉得“好儿女志在四方”。现在想来，那些留下不走的人一定有各自的难处，也许是极为艰难的家境使他变得十分现实，也许是难以割舍的浓浓亲情使他寸步难行，也许是政治风暴的重重打击使他惊恐无力“大志”消弥，只要能全家守在一起，有一个小小的屋檐就行。 而我报名去山西，并且被批准了。
离别的日子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０日，这是我一直牢记并且再也不会遗忘的日子。这天，距我十九岁生日还差几日。 北京车站。上午，大约九点多钟。 这是一个晴天。冬天的太阳柔弱无力，向四周轻洒着淡淡的阳光。车站的建筑上，站前广场上，乘车者和送行者的身上，都涂上一抹淡黄的光亮。此时，北京车站内外人山人海，大多数人是将要登上列车的学生和为他们送行的同学亲友。 在车站内，开往山西夏县的插队学生专列停在第一股道。站台上，车门口，走者送者在话别，或无言伤感，或悲戚落泪，或表面平静，或踌躇满志。走的人和送行的人很多，三个五个一堆，十个八个一群，成百上千地站满了站台。 我也是这一批走的。在登车之际，有些淡淡的伤感，但也不算什么，因为我满脑子一百多年前俄国十二月党人离开彼得堡到西伯利亚的故事，满脑子毛主席那一代知识分子上井岗山的故事，我对下乡还抱有一种幻想，赋予它以想象出来的意义。我是带着整整一小木箱书籍走的，我不认为自己真的是去当普通农民，而觉得自己是“干革命”去的。 事实上，我走前不是没有得到劝说。记得在陕西国防厂工作的堂哥来北京出差，我谈起要赴山西的决定，他劝我说不要走，劝我等等看。可是我未改初衷。其实何止我，和我一同插队的安育中也是如此，他对我说过，报名前，他的父亲带他爬上西山，指着两边的景色让他看：东边，是美丽富饶的华北平原和北京城，西边，视线越过附近的山头，可以看到苍凉而光秃秃的远山。安的父亲对他说，山西就是那个样子，劝他不要去，可是，他也是没有改变决定。 我还记得，送行的人中有一个外国女孩儿名叫卡玛，短短的头发，很健壮的样子。她是美国人，１０１中学的学生，是给任小安送行的。这在当时非常特殊而显眼。后来我知道了，她的父亲是著名的美国友人、美中友好协会主席韩丁。列车未开动之前，卡玛和几个学生在车下齐声高喊：“小安！小安！”喊得兴致勃勃。 时辰到了。随着长长的汽笛声，列车起动了。 骤然，像卷起一阵狂风，车站站台上和列车上响起一片哭声。许多人挥着手帕泪如雨飞，许多人哭喊中追赶着列车奔跑。母女，父子，兄弟，姊妹，同学，恋人，师生，多少离愁，多少悲伤，都溶入这彼此传染、不再节制的群体哭声里。这是一种与天籁之声混响在一起的哭声，它淹没了一切，回响在北京车站，漫灌过在场每一个人的心。 如此浩大的哭泣的场面我从未见到过，以后也再没有见到过。这场面像是奇迹，在正常年景是不可能发生的。列宁说过，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那么社会大动荡呢？它肯定不是节日，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悲伤与眼泪。 列车汽笛长鸣。车头喷腾着白烟，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越来越短促有力。这列车，满载上千怀着离愁和梦想的北京知识青年，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驰出了北京站。 北京留在了身后。这一去，就是许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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