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曾经年轻

                 ──插队生活琐记

 初到史庄村

列车咣当咣当地摇晃着，大半天就过了华北平原。在车上，给每个人都发了面包、香肠，后来干脆随便领，似乎前边有一个很长的途程。记得一路上有个胖胖的女学生（我不说她的名字，怕她看到此文不好意思）不停地吃，吃得很香，一副乐而忘忧的样子。车进入山西，就再也看不到平原，不多久后天就黑了。

次日一早醒来，就被告知目的地就要到了。外边，景物已经与华北平原大不相同，黄土高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没有了树叶的白杨树不时从车窗外掠过，远处的黄土坡光秃秃的，土坡上有一孔孔窑洞，间或能见到有些人在地里干活。列车停下来。经过一天一夜的行车，目的地终于到了。这是晋南同蒲线上的一个小站，站名叫“水头”，在夏县县境。全车的学生都争先恐后地下车了，大家拖着大包小包和木箱，等待着分配具体去向。我还看见有人抱着小提琴的琴盒，显然，他们是准备在乡下与之相伴的。在我们这群人附近，有赶着大车的农民在等待接人。

有人在点名。叫上谁，谁就走到点名者那儿。渐渐地，人群分成了一堆一堆。

我们这一群人终于坐上了两辆马车。我们被告知：“去史庄”。大箱小包，连同十八个人，把两辆大车装得满满的，人坐在箱子上，显得老高。我们没有坐过马车，所以都很兴奋。前边是一条土岭，马车沿着一条土路往东走，很快就来到土岭前。沿着一条两边黄土直立、抬头只见“一线天”的狭窄的沟豁，我们的车似乎钻进了土岭的内部。

渐渐地，沟壑变浅了，大车愈走愈高，终于从沟壑中走了出来。后来我知道了，黄土岭有一个满好听的名字，叫峨嵋岭。车不过走了几里，就把土岭留在了身后。随后，它向北拐去，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个大村庄。这是我们的“家”的所在──禹王公社史庄大队。

车进村了。举目望去，这村子像一个年代久远的古堡群，房屋高大，但色调是一派陈旧的土黄，因为它们是以黄土筑成的。村子的风格，有点像许多年后在电影《红高粱》里见到的那样，苍老，古朴，静滞而少有活气。

在那年代，应该是有喧天的锣鼓来迎接我们的。可是，我如今已经记不清是否有那样的欢迎了。倒是记得我们到来后大约第三天到公社去的时候，得知毛主席发布了关于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在公社革委会门外听到好一阵锣鼓的喧闹。毛主席的指示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短短的指示字字千钧，它正式启动了全国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之潮的大闸门。当时，从广播里听到这一指示，我们感到万分庆幸，大家都说：“我们的路算是走对了！”后来从北京的来信中得知，这一指示发布的那两天，北京沸腾了。

 

 我们的村，我们的家

峨嵋岭只是一个缦缓的小丘陵，史庄处在峨嵋岭的东坡，村里的房子顺着坡逶迤而上。

站在岭上向东看，脚下是一片沃土平原，再向东大约三十里，是高高崛起的中条山。我们刚到史庄不多日就下了一场雪，中条山覆盖上皑皑白雪，灰白色的云压在山头上，山连云，云连山，迷迷茫茫，混沌一片，让人分不清哪是云哪是山，仿佛只要沿着这条云山之路，就可以一直走到天上去。当天刚放晴，太阳从云层中钻出来的时候，中条山便披上一层薄薄的光雾，阳光里看这大山的融融雪景，又是另一种惊人的美。

如果站在岭上举目西望，可以看到远处的稷王山，它的缓缓倾斜的山坡由远而近绵亘数十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散布在山坡上的大大小小的村庄。因为站得高看得远，那景物看上去活似一个沙盘模型。近处，在我们所在的峨嵋岭和稷王山之间，是一个不大的平原。同蒲铁路弯成弧状从这小平原穿过，一行行整齐的小白杨树把这块平原划成许多方格，使它看起来像一个棋盘。

在西南方向距我们村一二里远的小年村，有一处古迹──司马光墓。那时的司马光墓只是一座塔式建筑，里面是一个十分高大的碑。前两年我从电视新闻中又看到了这个墓，遗憾的是，它的四周，竟出现了院墙，大堂，厢房，成了一个颇有规模的“古”建筑群，这样一来，除了原来的塔和碑，它还算是真古迹吗？

史庄是一个大村子，一千多口人，主要为张姓和兰姓两大姓。全村分为十一个小队（生产队），我和安育中、苗凯、郭旋、王岚被分到七队。其他人分到一队、四队和十一队。

分到七队的五个人，都是老三届高中生。安育中是高中６６届的，老高三，他高高的个子，戴一副眼镜，总是一副老成持重、忧国忧民的样子，安育中嗓音很好，在学校时常常在红卫兵广播站朗读那些“战斗檄文”，又在红卫兵四?三派的《抗大之歌》宣传队当过演员，要不是家庭出身的“问题”，就做了山西电台的播音员了。苗凯是老高二的，漫画家苗地之子，身体不太好，脸色发黄，人很实在，也很能吃苦。郭旋是老高二的，也是《抗大之歌》宣传队的，胖胖的，十分爱说话，显得热情洋溢，她来自一个音乐之家，歌唱得很好，到史庄不几日后过新年，她在村里的小戏台上，给大家唱了《白毛女》里的“北风吹”，博得了一片喝彩声。王岚，也是老高二的，满聪明，不安分，以那时我们大家的年龄说，似乎懂些人情世故，也较为大胆敢为。我在五个人中算是小的，高中６８届，老高一。

我们每一个北京知青的安家费是２４０元。按规定，其中１２０元用来盖住房，另１２０元作为第一年的生活费。这在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像是个神话，他们会说：“开什么玩笑？２４０元？连一个月的饭钱都不够！”可是，在当时确实是这样，２４０元，安一个家，还要用来生活一年，只要不乱花，不挪用，也够了。当然，这钱是交给村里统一安排使用的。

初来乍到，房子一时不可能盖起来，我们暂时住在老乡家里。我们五个人都住在一家，这家姓张。

我和安育中、苗凯三个男生住在张家废弃的旧宅，紧邻张家的新院子。这是一个很小的宅院，院子里有一棵花椒树和一棵榆树，似乎是胡乱地生长在那里的，乱蓬蓬的就象男人久未剪理的胡须。房子已经很有些年头了，黄土夯出的墙面斑驳脱落，墙根因雨水长年侵蚀而向内凹进，让人担心这房子是否会倒塌。屋子里，有一个小土炕，加上刚刚搭起的两个木板床，就够我们三人住了。第一次推门进屋时，我们见到墙角挂着蜘蛛网，地上、炕头上都是尘土，显然，这里很久无人居住了。抬头看，屋顶的一角露着一点天光，显然是屋顶的瓦片破损了，在后来的日子里下雪下雨时，雪花或雨水就从那个地方斜飘进来。王岚、郭旋则和张家住在一处，独占了一间房，当然，她们的屋子是新的，墙壁雪白，窗明几净。房东是一个大约四十岁上下的汉子，会作木匠活。他身材健壮，相貌端庄，脸色红润，无论说话或做事，什么时候都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不知为什么，他老让我联想起四百民年前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我觉得李自成起义前的模样大约就像他。他的儿子叫芳兰，所以我们说起他时就说“芳兰他爹”。说来惭愧，在他家住了好几个月，因为他是长辈，我们总在当面称他“大伯”私下称他“芳兰他爹”，似乎从未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后来我们知道，芳兰他爹的哥哥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当地抗日游击队“五支队”的队长，我们插队时已是四川西昌军分区司令员。而当弟弟的当年却加入过国民党的队伍，所以解放后自然是个农民。在我们到来后不久，这家还来了一个四川知青──这家的侄女，也就是那个司令员的女儿。这女孩儿叫继英，大约十五岁，她很快就和王岚、旋成了朋友。

在我眼里，芳兰他爹是那类很有男人气的农民，庄重，正派，不苟言笑，他满足于自己的生活，勤恳劳作度日。他对我们是友好的，但是不问琐事，绝无是非，淡淡地保持着一些距离，不像芳兰娘那样热情。也许女人天生善于勾通人与人的关系，个子矮矮的芳兰娘就和她的丈夫不同，我们不会使用烧麦秸的灶，她就很细心地教我们拉风箱添柴草，她家改善伙食，作了饺子或其他什么好吃的，也会给我们端来一碗，她快人快语，有着农家女人的简单和热情。芳兰是男孩子，所以马上就和我们三个男知青混熟了。

在张家，我们大约住了大半年，一直住到我们自己的房子盖起来。

 

 冬闲不闲

在当年１２月２５日的日记里我写道：“开始劳动了。”这就是说，我们是在到达史庄后的第四天就下地干活了。我们村地处丘陵，田地大多都是坡度较缓的梯田。寒冬腊月，按说没有多少的农活，但那时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山西更是如此，所以，我们村冬闲不闲，除了春节，一冬天都在整修土地和向地里送肥。

最初几天是修地。冬季的干旱，使大大小小的土块变得很硬，这就影响了土质的疏松。用马拉的靶子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远远不够。有的土块干硬似石，耙子的钢齿撞上去，土块没有破，反倒是耙子被撞得跳了起来。并且，耙子耙过后，虽然土块碎些了，但是仍嫌大，要把它们打碎，还必须以人力来做。

到了地里，几个人站成一排，每人负责一米多宽。每人手里一个带长柄的木锤，或者使用锄头，大家一边慢慢往前走，一边低头用木锤或锄头敲碎大大小小的土块。与日后的其他农活比起来，这活不算太累，但是没完没了地低头敲土块，我马上就感到了它的单调。几天下来，来前的所有幻想就在这清清楚楚的现实面前消散了。不几天后我在日记里写道：“几天劳动，总是修地、修地、修地，我感到有些单调乏味，每当劳动之余，一幕幕往事便浮现在脑海里，……这一切都永远过去了，而漫长的‘农家生活’开始了。……收音机里传来了北京革命群众欢庆氢弹爆炸的欢呼声，我一下子看到了长安街那一串串明珠似的街灯，看到了灿烂阳光蓝天白云下似海的红旗，我更怀念北京了。真的，只有离开北京的人才知道北京是多么可爱。”而我写此日记的日子，是１２月２９日──距我们离开北京不过九天。

田间休息是最轻松快乐的时刻。敲打一阵土块，队长一声招呼“歇呀”，大家就躲到梯田的阶壁下去了。阶壁通常约半人多高，人往下一蹲，靠在土壁上，就一点西北风也没有了。这一会儿是最舒服的时候，我们一边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一便边和一同修地的农民天南海北地聊天。他们常常说村里的事，间或也问问我们北京的事儿。

老农几乎个个都抽烟，但他们很少抽纸烟，而是抽旱烟。他们在田间休息时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烟袋。所用的烟斗，是一柄半尺多长的小木杆，前边装着一个小小的铜烟锅。老农不紧不慢地将烟锅往烟袋里一转，就把烟叶沫装满了烟嘴。他们点烟不用火柴，而是用一种类似钻木取火的最原始的方法──拿出很小一团棉花，按在一小条他们称为“火镰”的金属的一端，而后用燧石像划火柴一样在“火镰”上快速地摩擦敲击，很快，摩擦生出的火星点燃了棉团，再把棉团按到烟嘴上，用力一吸，那烟就点着了。冬天，在寒冷的野外，这袋烟似乎带来了少许暖意。

我们还往地里送肥。那时化肥不多，大多是家肥，如猪圈、牲口棚的圈底起出来的肥，做饭用柴草烧后而成的灰肥，每家茅房的粪便及垃圾堆，毁弃的土炕、拆掉的房子的墙土，都是很好的肥料。现在想来，这种细致精巧的循环利用，如此没有丢弃的废物，也真算是生态农业了。

送肥的时候，家家拉出来一辆架子车，我们没有车，是用队里的或借各家的。车上装满农家肥以后，一个人拉，一个人推。虽然往地里走是一路上坡，但我们跑得很快，遇坡总是一声吆喝，

早早地以加速度往上冲。到了地里，猛地一掀把车把掀得老高，一下子就把一车肥翻转到地里了。空车返回时，一人拉车，另一人坐车，常常是顺着坡往下滑，东拐西拐，飞也似地滑到坡底。

现在想想，这挺危险，万一失手，后果将是严重的，不过当时我们浑然不觉，不知道小心行事。送肥的劳动强度并不算小，但提着劲干，也不觉得什么，只是下工后才感到疲倦。

 

 麦收时节

队里种了很多麦子，所以夏天麦收期间是一年里最累的日子。俗话说“麦熟一晌”，意思是麦子说熟就熟，一晌功夫就熟了。如果收割稍迟，就可能使大量麦粒麦穗掉到地里而造成很大损失，所以必须用短短几天把麦子收割完。于是，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老老少少齐上阵。

在那几天，我们和农民们一起，大约四点多就起来下地割麦。没有收割机，只是每人一把镰刀。六月天，气温已经相当高，但早晨有一点潮气和凉气，割麦算是最好的时候。一天干三晌：清晨一晌，上午一晌，下午一晌。清晨那一晌还好一点，而上午和下午，太阳像火一般，完全成熟了的麦子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显得白花花的，十分眩目晃眼。麦田里溽热难奈，人人大汗淋淋，仿佛喝多少水转眼都变成了汗水。

吃饭是在地里。那几天就像打淮海战役，一切为了收麦前线。从天不亮一直到天黑，人人都在地里干活，队里有专人作饭，到吃饭时，大桶的饭菜和绿豆汤送到地头。麦收时节，干活的人只要能吃饭，就能顶得住那几天高强度的劳动。

割麦时一人一垄，一把镰刀飞快地挥动，麦子齐刷刷地倒在脚下。尽管腰痛的厉害，但是不能经常站直伸展腰身，因为这样要占用一些时间，转眼会被甩在后边很远。那几天超负荷超强度的劳动，使每个人都几乎再没有余力帮助他人了，往往是先割到地头的人坐下来休息、喝水，等着后进的人赶上来。只偶然有谁接应他人一把，如果落在后边的人差得太远，那别人也就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接应了。

我比人家慢，整日整日地弯腰致使腰痛得厉害，可是我还是远远地落在农民的后边。梯田的长度平日不觉得长，可割起麦子里仿佛长得要命，人家熬到了地头，而我离地头还有很远。我拼命地追赶，想赶到地头树下休息一下。当我好不容易赶到地头的时候，人家已经休息了一会儿，又开始挥镰割下一垄了。到了后来，当我感到追赶无望的时候，就干脆不再追赶。人家在地头休息，我原地坐下休息。确实太累了。

在农村的几年里，包括后来转插到河南淮河之滨的一年里，我感到最累的农活就是在山西割麦（在淮南割麦则因麦田少而不那么紧张劳累）。依我看，一般的劳动，特别是冬季的“学大寨”的劳动，只要饭食能跟上，那对身体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但我在山西时的割麦则不是锻炼身体，相反，它是巨大的健康付出。在一年里，割麦的时间大约只是近一个星期，但天太热，麦地太多，终日无休止地流汗、喝水，从凌晨到天黑十几个小时的高消耗劳动，如果再因天热吃不下饭，那对身体将是有害无益的，搞不好会摧垮一个较衰弱的身体。

在史庄的近乎严酷的割麦训炼，最终使我纯熟地掌握了使用镰刀的技术，后来转插到淮南再割麦子时，我成了一个好把式。淮南麦田不多，在那里割麦我感到轻松，在割麦的“百米赛”中，我把当地农村出身的青年甩到了后边。

麦收后的近一个月，农活是以打场为中心的。这也是比较紧张的日子。有几天我曾看场院而没有回住处睡觉，我睡在麦秸垛上，抬头望天，满天繁星，银河在天上斜亘着，一团团似亮非亮的光雾，其间显然是隐藏着更多肉眼看不见的星星。同队的青年或孩子和我并肩躺着，唱歌、唱戏或东拉西扯胡说八道，那样的夜晚真是惬意。白天就不同了，太阳当头照着，那场上的活也很累，一干就是一整天。因为扬场，嘴里、身上都是尘土。

六月的天有时下雨，乌云一来人就慌了。当时，喜欢舞文弄墨的我曾在札记上这样描写雨前的情景：“中午的时候还是万里晴空，麦天的太阳火一样地熏烤着大地，场院里摊开的麦秸在太阳的照射下晃眼得很，看久了就觉得白花花的一片。可是到了下午两点多以后，北边的天际渐渐变得乌沉沉的，天空阴暗起来。阴云越来越厚，漫向整个天空，太阳阴进了云层。随后，在比黑云更低的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饱含水气的灰白色的云，沉甸甸地在低低的空中滚涌着，漫延着，不一会儿，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白云就汇成了一片海洋。闪电不时撕裂天空，闷雷滚过云层，雨前的大风顺着山梁刮过来，把灰尘、麦壳刮得溜着地皮打旋，又扬上天空。大树在风里弯下了腰，拼命摇晃着。院子里的门窗咣当咣当乱响，母鸡这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扑楞着翅膀，满院乱飞。暴风雨就要来了。”只写了雨前的情景，没有写如何抢收场院上满地的麦子。但我清楚地记得，每当这时队里的钟就会敲响，我们像救火一样把摊在地上的麦子重新垛起来，而后苫好。有时还没有垛完雨就下来了，我们就在泥里雨里拼命地把未来得及遮盖的麦垛苫好。

 

 说媳妇

一个星期时间，麦子都收割完并垛到了场院上。

那天，我和一群七队的不少社员都在场院上打场。翻了一遍场，大家就又躲在背阴的麦秸垛后边歇凉，只有十六七岁的春生一个人吆喝着牲口碾场。妇女们一边手中不停地作针线活儿，一边说着笑着嘀咕着。这几天里，队里妇女们似乎挺认真地商量着要给我“说个媳妇”。今天，她们又嘀嘀咕咕了一阵，末了，年轻媳妇桂英出面了。

“立群，你今年多大了？”

“十九了。”我回答道，并没有注意她为什么问年龄。

桂英又笑着问：“说下媳妇没有？”

我楞了一下，摇摇头：“没有。”

桂英高兴了，说：“给你说个好不好？”她并不等我回答，

就接着介绍说：“六队有个叫莲莲的，初中毕业，也是河南人哩。

她爹在火车站作事儿，他说要给女儿找一个河南人，不要本地人。

你老家在河南，这不正好么？”

热心的桂英又转过头去，朝着好仙发问：“你说莲莲好看不？”

好仙起哄似地大声说：“好看着哩！”

桂英又转过头来问我：“立群！行不行啊？”

作为心性挺高的北京知青，对妇女们提出的问题，我一点也没有想过。找农村姑娘，这怎么可能呢。毫无思想准备的我不知怎样回答。可是，桂英她们那样热情，并且是认真研究了好大一回儿才向我提出来的，我干脆拒绝，显得似乎是看不起人家，妇女们会不高兴的。我想了片刻，回答说：“现在年龄还不大，不急这个事儿。”

好仙一边哧啦啦地纳鞋底，一边用不容辩驳的口气说：“嗯！你不答应，一定是要找在外头干事儿的！”所谓“干事儿的”，就是捧铁饭碗的国家职工。妇女们看我无意，叹息了一阵，也就作罢了。

后来，有一次大队召开社员大会的时候，好仙指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说：“瞧！她就是莲莲。”说话间，带着一幅“这么好，你还不要”的神情。我瞥了一眼，这莲莲还真是长着一双大眼睛，在农村姑娘里算是挺不错的呢。

上述的回忆之所以在细节上比较详尽，是因为当时我记下了半页札记。

给我说媳妇只像一个玩笑，一阵风就过去了。然而，知青中却真的有人和农家的孩子结婚了。

我们班的同学、一起插队的陶××在插队后不到一年就和本村的小伙子天舍结婚了。天舍是一个长像不错、为人也很忠厚的小伙子，但因为家里穷始终没有说下媳妇，而陶××生长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这样的结合，是时代的产物，没有上山下乡就没有这个婚姻。在农村娶媳妇是要彩礼的，陶家当然没有要彩礼，倒是倒贴了一些钱物。

陶对农村的生活的适应性很强，她很快被“同化”了，过起了农家妇女的生活，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纺线织布，有了孩子以后更是屎布尿布忙得团团转。不知不觉间，她和知青的往来日渐减少并疏远了。我离开山西若干年后，听说政府奖给了她一台拖拉机，这是给上山下乡积极分子的一个嘉奖和鼓励，这台拖拉机就交给天舍驾驶了。许多年后的九十年代，知青的回城政策放宽了，陶调回了北京，在一所中学做会计，而天舍在大同干活。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我们中还有一个和农民结婚的，她是张××。那是我离开山西之后的事。

有一年，在北京见到张××，我问：“听说你和村里的人结婚了，他是谁？”她回答说：“是村里的小学教师，你不认识。他是个默默无闻的人，你离开以后才到小学教书的。”以后，张××在几十里外的一个公社中学教英语，她的丈夫在村里教小学。

到了九十年代，张××调回了北京，在一所中学教英语，而她的丈夫，却应了晋南人“打死不离窝”的话，说什么也不愿调到北京来。最终，他们离婚了。不久后，张××又结婚了，对方是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教授，年龄比她大不少。前两年，我去过他们家，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桩平静而温馨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