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官渡村的故事（二）
作者：孙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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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官渡村的故事（二）
作者：孙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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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官渡村的故事（二）
秧苗插完后的薅秧也是件很苦的活。在大太阳下，稻田里的水都晒得发烫，烫得蒸人，一趟薅下来就是一身大汗。实在受不了时，大家就跳进田头的小渠里凉快一下。秧苗长高后，还会刮腿，小腿被刮得通红，疼得很。脚底下又看不清，不知道会踩到什么东西。我们最怕的不是踩到蛇，而是怕踩到油菜茬子和麦茬子，戳到脚就会很疼的。 我们在农村干得最多的活是挑粪。所谓挑粪并不是挑大粪，而是挑猪圈里的泥和田里用河泥沤的绿肥。挑担子是农民的基本功，男子汉的肩膀上都有两个肉疙瘩。我们就不行了，挑一天肩膀就疼得不得了，第二天扁担一碰就疼，只好用双手托着，腰弓着，像个大虾米似的。农民对我们是很照顾的，从来不会给我们加重担子。如果哪个楞头青为难了我们，就会被旁边的人臭骂一顿，逼得他去掉一些。挑粪时还可以背靠背地倒肩，就是每人挑一二十米，像接力赛似的。所以我总觉得那种大呼隆的劳动方式虽然效率差点，但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相对于这些农活而言，踩水就是雕虫小技了。开始学踩水时我们老是怕脚下打滑，或者怕踩空了会跌下来，所以总是把身子紧紧地压在杠子上。这样不仅踩不出水来，而且人也很累。真正习惯了以后，每一脚都踩在踏拐上，脚下有了着力点后，就像在走平地。手上也不用使劲了，就好比骑自行车能双手撒把一样。再后来我们还能穿着木撒板去踩，这样脚底板就不疼了，踩多长时间都没有关系。 撑船也是一项基本功，篙子要贴着船帮子下，要把握好用力的方向。道理很简单，但不实践不行。开始的时候，我们连上下船都不会。一条腿跨上岸后，另一条腿会不自觉地登一下，结果就把船登离了岸边，后上的人就要把船重新靠好。后来渐渐地知道了怎么用力，怎么稳住船，扛着一百多斤的稻子上上下下都轻松得很。撑船虽然也是一项体力活，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还是件挺浪漫的事。可以看看河边的景色，听听船头的拍水声，就像黄昏的时候在田间散步般的悠闲。 我刚插队时才十七岁，队里总是尽可能地安排一些轻活给我干。那时农村推广一种叫920的植物生长素。起初公社菌种站只卖给我们那种瓶装的三级菌种，要五分钱一瓶，还要我们到公社去挑，挺重的。于是我就依着葫芦画瓢，去县城买来试管，自己培养起一级菌种和二级菌种，最后全大队的菌种就由我供应了，甚至还买到其它大队去。既省去了大家到公社挑菌种的奔波之苦，还为生产队赚了不少钱。会计对我的这项经营活动很满意，每次数钱时都笑得乐呵呵的。 920还能给猪催肥。有一次我就自说自划地给宝新大哥家的猪打了一针我自己提炼的920溶液，也没告诉人家。结果宝新嫂子中午喂猪时，看见猪不吃食了，以为猪病了，急得直流眼泪，差点就要喊杀猪的来。我连忙赶过去说明情况，她这才破涕为笑。后来那猪还真的长了不少膘，于是大家就争着让我去打了。 队里后来还买了一台柴油机，我就是跟着王同元学开机的。我们把柴油机往船上一架，既可以从河里抽水，也可以上岸脱粒。那时的柴油机非常少，大忙时各个生产队都抢着要，于是我们俩就成了香饽饽，每天都有人来请。人家请我们的时候都非常热情，什么条件都能答应，一日三餐都有人招待，每天还丢两包烟给我们。但到了要走的时候，他们就不高兴了，故意躲着我们，就是不想放我们走。所以我们的香烟就要留着到这个时候用。要和队长商量啊，要请人抬机子啊，都要散烟。剩下的烟还要带回来，要让村里的人利益均沾。 那时农村每年秋冬季都搞宣传队，我们一家五个人都在大队和公社的宣传队干过。我是吹笛子的，什么谱子都不要，什么曲子都能吹，淮剧也会吹。我们那时还创作过一个反映知青战天斗地场面的舞蹈，音乐、舞蹈都是我们原创的，用了当时大家都不敢用的四三拍，旋律很美，很抒情，在县里汇演时引起了轰动。这后来就是我从事文艺工作的基本功。现在我都有钢琴了，这在当时是怎么都不可能想到的事。 那时是实行的是大寨式记工，工分是由社员们集体评议的，每年评一次。评分的形式是自报公议，就像现在的年终考核一样。妇女一般也就在六分工上下，按理说我比她们差远了，但大家照顾我，也给我评了六分工。所以无论我是在田里割稻、挑粪，还是为生产队开机挣钱，还是在宣传队里吹笛子，我出一天工就是记六分工。王同元是宣传队队长，也开柴油机，但他记的就是十分工，因为他是全劳力，这就是后来批判的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但我觉得这样的评分办法在当时大呼隆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合理的，和一个人的劳动能力和承担的家庭责任都比较相符。队里后来也搞过一些改革，都是会计宝庚出的主意，就是按照每天的实际工作量记工。比如说锄了多少地，就用尺子量一下。结果大家的干劲一下子上来了，老的小的都不想休息。这大概就是大寨式记分办法即将废除前的一个征兆吧。后来实行了家庭联产责任制，这些分配上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和村里人相互之间的称呼问题也挺有意思。我们一家有五个知青，他们几个大的分别被称为老彭、老欧、老曹。我是弟兄两个去的，所以“老孙”的称呼就被我哥哥享用了，对我大家就直呼名字，倒也是很亲切的，至今还是这样。我们对村里人的称呼一般是依着同龄人的辈分来喊的。比如对徐家的人，我们一般是按宝权、宝瑞哥俩的辈分来称呼，对王家的人，我们就依着克芳、克飞姐弟俩的辈分来称呼。史家的小东子和我们也玩得好，所以我们就又和他一辈。其实徐家的宝字辈、王家的克字辈和史家的辈分都不同，但我们这样去称呼不会乱，就是乱亲不乱族，大家都乐意接受。只是王同元比较吃亏。他的岁数比我们大多了，但他在王家的辈分低，他老婆宝琴又是徐家宝字辈的，所以他也只能和我们称兄道弟了。 我们和农民的关系很好，从来没有红过一次脸。农民对我们也很信任，队里一些重要的事都交给我们做，包括保管现金、杀猪卖肉的事我都干过。卖猪肉其实挺简单的。猪杀好后，先记个总重量。然后把肉割成一片一片的，是几斤重就在肉皮上划几刀。如果有个半斤，就在肉上划了几刀后再拐个弯，挂在小卖部里买时，重量是一目了然的。这种办法的最大好处，就是肉的损耗全由买家认了，也没有人会要求复秤的。所以最后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出入。但卖牛肉就不同了，因为牛肉腥，所以先要煮一下，煮得半生不熟后再切成块去卖。牛肉冷了后会有损耗的，所以每卖一笔都要记账，当天没卖完的还要复秤、入库。而且过去这些事情都要有两三个人来做，还要相互监督。后来这些事由我一个人来做了，当然可以节省了很多人力。不过那次卖牛肉的事我还是上了队长的一个小当。 那天早晨，队长金华故作轻松地对我说，等一会杀牛的师傅一来，你帮他把小老牛牵出来，再照应一下。这几天你别下地了，把肉卖卖就行了。我进牛屋牵牛时，养牛的德华二爷神情似乎有点尴尬，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当时的心情也不好，也不忍心多看牛一眼，就默默地把牛牵走了。那头小老牛很瘦，煮熟后的肉也不多，但味道却很重，熏得我头昏昏的，一点精神都没有。第二天，宝瑞的奶奶来买肉，临走时老太太突然神秘地问我，昨天是谁让你去牵牛的啊？我说队长啊。老太太说，这个小炮子子的，怎么能让你牵呢？他自己为什么不牵？后来我才知道，农村人认为杀牛的无罪，而牵牛的人是有罪的，会得到报应的。所以大家都不愿意牵，于是这样的好事队长也就一并让我干了。反正那次卖完牛肉后我还真是大病了一场，不知道是累病的还是得到了什么报应，这当然都是笑话了。 现在有些影视作品一写到知青，不是斜头八角，就是偷鸡摸狗，好像都是一付很讨人嫌的样子，其实这都是瞎扯。当年的知青是很规矩、很懂事的，也是很能吃苦的。最多是刚下去的时候，大家还会有一些幻想，但两年一过，人就会变得实际得多了。因为农村毕竟不是一个童话世界，而是社会的最底层。真正生活在这个社会最底层后，谋生往往就成了知青们的第一需要，什么苦都得吃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大忙时候清晨四五点钟就要下地。一直要干到太阳落山。晚饭后还要脱粒、踩水，一干又干到大半夜，累得半死不活的。即使过了大忙季节，平时也从来没有一个星期天可以休息，就这么始终日复一日地在地里干着。 尽管当时的生活很苦，但我们还是不忘学习。每天晚上都围坐在煤油灯下各看各的书，有时也会吹拉弹唱一番，放放松松。但我们从来没打过麻将、打过牌，更不会去干偷鸡摸狗的事。我是67届的初中生，插队时初二都没念完，几何、化学、物理都没学过，可以讲什么文化都没有。父母看得着急，我自己也很急。于是我就利用那几年的时间，恨苦修心，把高中的课程都自学了。等到高考恢复时，终于抓住了机会，考上了大学，这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有一年冬天，宝新大哥家的锅屋半夜里突然失了火。那天很冷，是我们知青第一个披着衣服冲到了现场，在冰冷刺骨的冰面上打水救火。如果不是我们救得快，真不知道会烧成什么样子，所以村里的农民对我们非常的佩服。据说我们的这个事迹还上过地区的报纸。第二年还听说报纸上又有以我们官渡知青名义发出的倡议书，号召全地区的知青不要回城过年，要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们那时没有报纸，没看到过原文，也不知道这些话究竟是不是真的，反正都是听知青们传说的。但那一年我们确实没有回城，是在农村过的年，大年初二就光着脚下河挖泥了，两条腿冻得像胡萝卜似的，回到家后一点知觉都没有，只能用凉水慢慢地冲。我后来还参加了全县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在农村要说难，连走路都很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实际上就是从学走路开始的。农村的土路、田埂一下雨就特别滑，挑着担子就更难走。走夜路时亮处不能踩，那里往往是水洼；暗处也不能乱走，搞不好就是粪坑。特别是村里的那些小桥，下雨天滑得几乎上不去，走了一两年后才能慢慢地适应。最难忘的是一天的夜里，我们从公社回来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暴雨打得人睁不开眼睛，脚下又直打滑，走得跌跌撞撞的。一想到前面还有那么多危险的沟沟坎坎要过，我当时几乎要崩溃了。但我也知道，绝望是没用的，再难的路也得靠自己一步一步地去走。于是我反复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一定要相信眼前的苦难是会过去的。明天早晨，我一定会和往常一样，从床上醒来，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那天夜里，就是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我摸黑回到了家。从此以后，每当我遇到再大的困难时，我就会想到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想到了心中的那个太阳。 光阴荏苒，转眼四十年已经过去了。尽管我离开官渡回到城里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我始终忘不了在官渡的这八年生活，忘不了官渡人的善良和友谊。我在一首歌中曾经这样写道：在那遥远的地方，有我亲爱的故乡，虽然我已经离别多时，总是会把她记在心上。那里有满天的繁星，星光闪烁着我曾经的梦想。那里有清澈的小河，河水流淌过我青春的时光。最难忘的是那座小草屋，忧伤的笛声总是在我的耳边回荡------ 去年九月的一天，带着这样的思念之情，我终于回到了久违了的官渡村。当年的伙伴们如今都是六七十岁、白发苍苍的人了，大家见了面后还像孩子一样开心地大喊大叫。当年的那些俊俏的小媳妇们早已都熬成了婆，一个个还乐颠乐颠地拉着我的手去看她们家的新搂房。只是邻居金文大爷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当年壮实的身板已经缩成了九十度，变得又瘦又小的，耳朵也很背。旁边的人大声地对他说，学生回来了！学生来看你了！他好像没听明白，只是哆哆嗦嗦地拉着我的手，嘴里在念叨着什么。他的声音很小，我也听不清楚。旁边的人就大声地告诉我：他说，你那时还是个小伢子啊……于是，大家都笑了，笑得好开心也好心酸。 望着村民们黝黑的脸庞，我的心里感慨万分。他们真是最辛苦的一代人，从童年苦到青年，从青年苦到壮年，从壮年苦到满头白发。他们是中国最本色的农民，是中国最底层的劳动者，是中国最勤劳的人，也是中国最善良、最无私的人。是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们，待我们像亲人一样，这样的恩情我是终身不会忘记的。 令人欣慰的是，与四十年前相比，村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村里的年轻人和孩子们都已经赶上了时代的潮流，他们的衣着、肤色和气质等方面和城里的人已别无二致。一栋栋小楼已经取代了过去破旧的草房，还有一些精致的小别墅、小轿车点缀其间，更增添了几分现代化的气氛。我衷心地希望他们今后能够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当我与村民们依依相别，在泪眼迷蒙中渐渐远离官渡村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过去从未想过的问题。在这四十年的光景中，我们这些知青就如同一群匆匆的过客，在官渡的这个舞台上表演了一番后，就又很快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久别后的重逢固然让人欣喜，但又是那样的转迅即逝。他们曾经给过我们很多恩惠，而我们至今什么回报也没有给过他们，不知道官渡的村民们心里究竟会怎样想，他们又会怎样看我们呢？一想到这个问题，我的心里就紧张起来，甚至感到了有一股凉气从背上穿过。 不久，我就接到了几个电话，都是村里人打来的，他们还是在叙旧，还是在挽留我，有的甚至说要开车子来追我。最后一个竟是王同元打来的，想不到他那天就在家里休息，毕竟年纪大了，70多岁的人了，打了一个盹就睡迷糊过去，等他听到消息时我已经走了。这使他感到很沮丧，觉得很没面子，于是就在电话里气呼呼地把我骂了一通。说实话，王同元还真是我最应该去看的人，他是我的宣传队长，也是教我的开柴油机的师傅，怎么能就把他忘了呢，这事连我自己想想都觉得奇怪。但更奇怪的是被王同元狠狠地骂一番以后，我的心里反而又渐渐地变得有些热乎起来了，有了一种宽慰和释然的感觉 看来，他们或许真的没有多想过什么，也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们什么。就像金文大爷说的那样，我们当年只是一群伢子，伢子饿了，给伢子饭吃是应该的。或许，他们看重的只是友情，是那种曾经轰轰烈烈过一场、刻骨铭心般的友情。或许，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更像是一群快乐的小鸟，曾经为他们带来过歌声和慰籍，陪伴他们度过了一段最难忘的岁月，给他们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仅此而已，他们就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或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这些知青的故事还会在这些善良的官渡村民中口口相传下去，最后变成了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或许，有那么一天，村里的一位老人会给他的孩子们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五个南京的知青像小鸟一样飞到咱们村里，他们叽叽喳喳地叫着------ 什么是知青啊？孩子们好奇地问。 哦，知青啊，知青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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