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曾经年轻──插队生活琐记（三）
作者：嵇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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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曾经年轻──插队生活琐记（三）
作者：嵇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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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曾经年轻 ──插队生活琐记（三）
队里缺了饲养员，我好奇，就说:“让我干吧！”于是，我把铺盖卷抱到了饲养棚，成了“驴司令”。队里的牲口都在这里，牛、马、驴、骡子，大概有二十多头。负责饲养它们的，是我，还有一个本队农民，他名叫有胃。 大夏天，饲养棚中间有个小屋，里边有个炕，上面铺了一张旧席。我和有胃都睡在这张席子上。白天，牲口下地干活，我们就割苜蓿、铡麦秸、起圈，晌午和黄昏下工，牲口回来了，我们就给它们饮水、喂料。“马不吃夜草不肥”，夜间的活是最麻烦的，每隔若干时候，就要起来从井里打水给牲口饮，也要不断地往牲口槽里添加草料和粮食。干了一天活的牛、马、驴和骡子饮够了水，就站在槽前，不停地低头吃草料。它们爱吃青草，苜蓿是美味佳肴，它们更爱吃粮食，如果里边搀了豆子、玉米，这些牲口就会挑拣起来，它们用嘴在草料从拱来拱去，在其间寻找着，并迅速地用舌头把豆粒舔起吃掉。 和我一同当饲养员的有胃大约三十岁出头，个子不高，敦敦实实。这家伙会睡觉，沾枕头就着。夜间起来，干完活，他一躺下，不到一分钟就发出了熟睡的鼾声。我不行，喂了牲口躺下来，好半天睡不着，刚睡着一小会儿，就又该起来喂牲口了。有时，叫驴在半夜三更叫起来，更是把我叫得睡不成。一夜如此折腾几次，结果我几乎是整夜不眠。如果哪个牲口生病躺倒了，那就更需要精心照料。当饲养员，那是绝不可能睡个安生觉的。 夏夜，有时有胃也有躺在那里睡不着觉的时候，这时，他就向我诉苦，讲他的婆姨（妻子）怎么“不是东西”，如何“和谁都阁不下（合不来）”。他的这个婆姨曾先后跟了三个男人，都离了，跟有胃是是第四次结婚了，这在当地也真算是少见的了。 有胃是“倒插门”，这在当地似乎低人一等，连他的婆姨也欺负他。记得一天有胃在家吵了架，老婆叫他滚，他无处诉说，就和我叨唠。我在当年的札记里还记录下了他和我说话的内容呢。当时，有胃长吁短叹地对我说：“立群！我想不通阿！哦，你看嘛，我到她家以后，她家欠人的几百块钱，我给还的只剩六十块了，对么！她家的房子，我给她盖了，对么！还要我咋样？我一个劲给她干着，她就这么骂我，我要是不能动了，还不定要咋骂我哩！”有胃说话间带着哭腔。最后，他的语气变得激愤起来：“我晚上回家后就对她说了，是我的钱，是我的东西，你给我，是你的钱，是你的东西，我给你，你去找你的好女婿，我脸丑，也伺候不起你这个家。干脆，一刀两断。”我岁数比有胃小不少，对他们的家务事，也插不上话，只能当个听众，听他讲自己的故事。 有胃诉说完了，我们的心思又回到牲口棚里。还得围着牲口转。这些牲口也怪可怜，人的生活不易，更不会白白养活它们。 白天，它们要到地里干一天活，稍不用力，就会挨鞭子，某个心狠的农民会骂骂咧咧：“狗日的！你个懒东西！我让你歇！”与此同时，鞭子就会重重地落到这牲口的身上。碰上个心肠软些的农民，也不过是用它不那么狠，鞭打少些而已。 农民对牲口又是最有感情的，因为它们是农民赖以生产、生活的不可缺的一员。农民一般是有分寸的，他自己用牲口也打牲口，但是若知青中的哪个混蛋小子不知轻重，没头没脑地狠抽牲口，或拼命地使用牲口而不知道让它歇歇，就会有人心疼地责备了：“它是个牲口呀！它能懂什么？不能这么狠打。”或者焦虑不安地告诉年轻人：“该让它歇歇了，用得太狠，会累坏它。” 牲口是活物，很不好管。记得在春天我还没有当饲养员的时候，队里忙着耕地种玉米、棉花，那时我学会了赶驴或牛犁地。记得我赶一头驴子犁地。这家伙是个“叫驴”，也就是公驴，一开始它还听话，“得儿！得儿！”“窝！窝！”随着我的招呼，它听话地行走或拐弯。但不多会儿又来一了个母驴在不远处犁地，叫驴就三心二意了。当走到距母驴的最近处，它不再听我的招呼，而是梗着脖子往旁边拐，我用力地拉着缰绳，它口中的“嚼子”把它的牙床硌出了血。可是，它的劲很大，好象也不怕疼，它死拧地直拽着缰绳往一旁跑，我实在拗不过它，干脆一松手：“你爱怎么就怎么吧！”我放任地扔掉缰绳由它而去。转眼间，它就跑到那母驴那儿“耍流氓”去了。 当饲养员很累心。别人上工干活，下工无事，二者界限分明。饲养员不同，这活没有上下班，无论走到那里，你到会惦记着那些活物。牲口不是拖拉机，它们有生命，要吃，要喝，要休息，还会生病，它们是一刻也离不开人的。我回去吃饭，不能离开很长时间，我去赶集半天，更是心中惶惶不安，不像别的知青那样悠哉悠哉。 这牲口，好磨人。
乡间庙会 农村没有星期天，也没有多少文化生活，赶集就是日常的一大乐事。好象是每隔十天一次集市，农民就在这天到数里外去赶集，买些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必须品。最大的集市当属每年农历九月二十二的禹庙会。地点就的我们禹王公社的所在地。据说，多年前，禹庙会一开就是一个月，后来改为三天。而在我们插队时，由于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时令又是正值农忙时节，庙会时间长了会影响生产，所以县革委决定，庙会只进行一天。 虽然只一天，然而还是相当热闹的。 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们吃了早饭就出发了。在公路上，每经过一个路口，就会看到一群一群的农民从小路拐上公路。人渐渐多起来，就像一条河，开始是淙淙细流，但越往下游，就有越来越多的支流的河水流进来，最后汇成滚滚巨流。 赶庙会的人都穿得干干净净，年轻的姑娘媳妇更是红红绿绿，打扮得花儿一样。公路上，有骑车的，步行的，挑担的，拉平车的，背麻袋的，提提兜的，抱孩子的，搀老人的，人们说着笑着，喜气洋洋，朝着一个方向涌去。快到庙会时，路上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了。赶庙会，不仅是去买东西，也是一种娱乐，是中国农民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 一进街，就见街两旁摆满大大小小的货摊。卖什么的都有：有砂锅、瓦盆、木器、土布、烟叶，也有苹果、毛栗、柿子、葵花、西瓜、梨、枣……，数也数不清。 还有的人担来炊具，生起小火炉，扑嗒扑嗒拉着风箱，炒出一盘油糊糊的炒凉粉，或煮出一锅又一锅热气腾腾的涝糟，在庙会上现作现卖。这些地方常常挤满了人，人们趁热吃一盘炒凉粉，或者喝一碗又酸又甜的涝糟，抹抹嘴，就心满意足地又挤到其他摊子上去了。 供销社里更是人挤人。土产部里净是男人，有的人挤柜台前，等着售货员给拿来一把钢锨或镢头，有的人蹲下来，叮叮咚咚地敲着铁锅、铁桶，很仔细地擦拭和察看着。在卖布的柜台前，姑娘、媳妇、抱小孩的妇女、小脚老太太，都一堆一堆挤在那里，唧唧喳喳地品评着布料的好坏，在身上比试着，左挑右挑，最后扯上一块最使自己满意的布，满心欢喜地从人缝里钻出来。 我们知青也很喜欢赶集和赶庙会。我们一大早出发，溜溜达达，边走边聊天。到了集市上，吃些豌豆膏一类小吃，或者喝一碗涝糟，那真是一种享受。有时，我们常常可以碰见临近村子里的北京知青，谈谈近期各自的情况。甚至不相识的知青，只要在人流如潮的集市上一相遇，就能凭着一种本能，辨认出对方是自己的同类──北京知青，常常是相互打着招呼：“哪个村的？”“北京哪个学校的？”，而后也聊上一会儿。 我们常常买些吃的用的。我记得最清的一次，是我在集上灌了一瓶醋。瓶子是普通的汽水瓶，醋是家酿的柿子醋。那醋淡淡的，不怎么酸，山西人喜欢吃醋，在村里，老乡家家有一个醋缸，每年秋天柿成熟后，就用柿子酿成醋，足可以吃上一年。我们知青不会酿醋，也不学酿醋，所以需要自己买。那次买醋回来的路上，我口中无味，就试着喝上一点点醋，结果，一路走，一路喝，回到村里的时候，那瓶醋只剩下半瓶了。喝醋没有什么奇怪，那时的饮食太单调了。后来，我们还试验过用家酿醋制造“酸梅汤”──用醋、水、白糖，配兑成酸甜的饮料。 在乡下，集市或庙会就是农民的游乐场。当然，这一天也是我们知青颇为快乐的日子。
知青中的“精英文化” 有人说，北京的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上海的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这话不错。文化大革命使人们对政治的热心空前高涨，天子脚下的北京人犹甚，似乎个个都是政治家。这在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中也得到了体现。 因为相熟相知的同学分散在山西、陕西、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在初下乡的时候，同学之间的通信来往很频繁。每年春节前后，不少人都回北京住一段时间，利用这段时间，大家纷纷聚会，形成了一个一个知青沙龙。通过远方来信，知青中经常有文字与思想的交流；通过“串门”和聚会，知青们相互之间递送着信念与理想。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名牌学校的高中生，读书、交谈和写信的兴趣、内容相当政治化，人们关注中国和世界的命运，不谈凡人小事，一副忧国忧民的口气，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记得我们中有人和内蒙古草原上的北京知青通信，一封来信中有一首诗抒写豪情大志，那诗写道：“壮辞名园去，心飞大江头，滔滔新天地，浩浩兴安酒……”。“名园”，是指圆明园，作者是北京１０１中学的毕业生，而这所著名的学校就坐落在圆明园的遗址处；“兴安酒”的“兴安”，是指大兴安岭，示意知青在大兴安岭这片新天地开始战天斗地的新生活。近三十年后想起这首诗，仍能感到一个中学生的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的冲劲儿，透露着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勃勃豪情。我总觉得，这诗的格调和韵味，是典型的北京式的。 不止这首诗，许多信件都有这样目光四射、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格。年代久远，片纸无存，有时能记起一星半点。写到此，我心中飘来半句话，那是写在一封信上的半句极为普通的话：“在火车上，我和一个老兵（指‘老红卫兵’）谈了一夜，谈了中国的前途、组织的建立……”信中说的“组织”一事，是说要在各地知青之间建立某种较正式的联系。为中国，为“组织”，居然能谈上一夜，那是有怎样的兴致啊！这样的只言片语，足以让同代人领会到当时写信人的心境。在当时的通信中，这样的信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私信中，没有身边小事，没有儿女情长，没有平庸俗趣，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国事与个人不可分地溶为一体。这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特别是我们那一代北京青年中的“精英们”的精神风貌。 我的弟弟只是初中６７届，是老三届中的小字辈，比较喜欢文学。在当年的日记中，我记下了他当时来信中写给我的一首诗，那是写他的志向的： 抛却糜情树大原，奋发图强写雄篇，青山不倒志不倒，要把有限投无限。一个十多岁的半大孩子，也是一副雄心勃勃的劲头，而他当时的生活，是在茫茫的科尔沁草原上每日里铲草。后来，他真的成了记者，以写文章为生。 初下乡时，我们凭着办红卫兵小报的经验，在乡下办过一个小“杂志”。先是几个人议论一番，再和各地志同道合的相知者通信约稿。稿件来了，从中挑选几篇文章诗作，油印而成了一份杂志。而后，把印油的杂志寄出去，寄到附近各县的知青点，寄到北大荒、陕北和内蒙古等地。杂志上的文章，当然是很幼稚的，只能说是一些写文章的习作。但是在农村这片文化荒漠里，它是我们的精神支点，是我们自我提高的训练基地。前边说的“壮辞名园去……”那首诗，就登到了这份“杂志”上。可惜，这杂志只出了一期，因为它很快就被“查封”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这份杂志上登了一篇文章《论战争》。 它的作者，是和我们在一起插队的刘欣茹。她是１０１中学的初中６７届（老初二）学生，平日不修边幅，但是十分爱读书。她特别与众不同之处是爱学英语，她学英语很下功夫，为有更多的时间学英语，主动要求到猪圈干喂猪的活。她甚至还试着翻译了一个美国黑豹党领袖的自传，这在那个年代是颇有点反潮流的劲头的。刘欣茹学英语，也许是与美国学生卡玛往来有因果关系，我想，这种往来会使她切实地感到了外语作为工具的用处。 刘欣茹的《论战争》一文惹出了麻烦。当时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办杂志的事很快被“上边”知道了，临汾军分区专门派了一个干事来到夏县调查此事。调查之后，居然得出一个结论：“《论战争》是一篇反动文章。”这样，我们的杂志只出了一期就夭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不少事真像是游戏。《论战争》没有多少字，内容也平常得很，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环境中，在它的字缝里竟能读出“反动”来，调查者辛辛苦苦煞有其事地忙碌着，最后还严肃地作出一个结论。这太可笑了。 在人类走过的路中，这样似乎严肃的可笑游戏究竟有多少呢？还好，只是把“杂志”停刊了，作者刘欣茹也没有受到更多的追究。后来，我转插到了河南，很快就不知道刘的去向了。在八十年代后期，我在一份文摘小报上知道了她的下落。小报上登出一篇记者写的文章《从初中生到女博士》，我这才知道，她后来考取到中国社科院，又到美国读印度史，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乡下，北京知青中确实有一群有抱负有追求的人，贫困的生活没有压倒他们，也没有使他们的理想泯灭。我想，几十年后的今天，北京知青中的一些人成长为政治界、文学界、学术界的活跃人物，或者从事了相关的职业，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水到渠成的事。 也许是一种偏见吧，我总觉得，在“境界”这一点上，那些操着吴侬软语的上海知青，大概和北京知青有着相当的不同。尽管上海知青中后来也出了不少第一流的作家、学者，但是二者在总体上风貌有异，上海知青相对说更为务实，境界更为“世俗”一些，男孩子更会打家具，女孩子更会织毛衣。也正因为如此，北京知青总是嘲笑上海知青的“小市民气”。但是，北京的男孩子很容易喜欢上海的女孩子，因为她们会打毛衣，更像个女人，不像北京女孩子那样差不多净是些目光炯炯的政治家。从另一方面说，北京的文化背景也使北京的一些知青染上了行动逊于语言、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干的毛病，志大才疏是有些人后来一事无成潦倒一生的根源。
知青之间的“通信串连”只是热闹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初下乡时的种种幻想，在生活的重压下似乎很快地消散了。那种雄心勃勃的语调在信中渐渐褪色了。但是，心底憧憬的一切并没有真正消弥，只是埋得更深。有的时候，它会迸发出来，燃烧起来。 有一首诗，我至今未忘。这首诗名为《相信未来》，它的作者名叫郭路生（后来以“食指”为笔名），也是一个北京知青，当时在别的地方插队，我们中有人和他有过接触。友人在把这首诗抄写给我的同时，也给我讲述了作者的经历和浪漫故事。这首诗，我还能大致背下来：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仍然固执地铺开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你的鲜花偎依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用凝露的枯藤， 用……（忘记）写下相信未来。 是啊！相信未来， 这是最温暖的干柴 是啊！相信未来， 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我要用手指指向那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掌托住那太阳的大海， ……（忘记）这支漂亮的手，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永远能激发我们似乎已经沉寂了的激情，因为它不仅仅是几段诗句，它和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背后有着太多太多我们自己的故事。 不仅这首《相信未来》，我们还手抄了另外一些诗。 有个在庙前公社插队的知青申丽灵，常常来我们村玩，她爱唱歌，也带给了我们几首诗。这些诗是她的男朋友──北大中文系学生吴兵写的，我读了十分喜欢，就都抄录到本子上，并且几乎都背了下来。有一首《船》写得很好：
我生命的全部含义就是──向前！ 风暴和旋涡有着最美的青春， 起伏和颠簸是我命中注定的摇篮。 我爱桃花染红的江岸， 爱渔火像流星飞向天边。 谁说这彩虹就是最美的极限， 冲破它，快飞向那理想的港湾！ 活着，永远是一只自由的精灵， 和大海青天朝夕相伴， 死了，就化作轻盈的飞沫， 为狂飚镶上一道严峻的花边！
我再录一首他当年写给申丽灵的《塞上春曲》，在这首诗里，他把春天比做姑娘，实际上也暗示着申丽灵的到来对于他来说如同春天的到来：
千里隔壁上找不到一丝绿影， 我是这样的贫穷、苍老， 空旷的河套上爬满了荒草， 三月的天空布满了风沙， 深谷里的积雪从不融化， 凄凉的烽火台像一个幽灵， 诉说着多灾多难的命运…… 但是你，却毅然地来了， 在那命中注定的时刻── 辞别了秀丽的江南， 挽一挽松散的发辨， 千山万壑留下你嫩绿的脚步， 欢快的雪水为你洗净风尘， 温存的呼吸化开了千年冻土， 一夜间野花就铺满小路， 一片春雷，万家鸡鸣， 到处是你充生命的歌声， 深情的潭水呀，烈火般的桃花， 这澎湃的春辉我怎样报答？ 一条小河拌着梦一样的篝火， 也许我们永远这样生活？ 谁知深夜你洒下几滴泪雨， 趁着熟睡就匆匆离去， 当夏日的黎明把我惊醒， 天边只留下一道惜别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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