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曾经年轻──插队生活琐记（四）
作者：嵇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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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曾经年轻──插队生活琐记（四）
作者：嵇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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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曾经年轻 ──插队生活琐记（四）
大部分知青经济上是拮据的。有的人，隔几个月能收到家里寄来少量的钱，也有许多人基本上不能再靠家里的资助，这就只能像农民一样靠挣工分生活。晋南是小麦棉花产区，在山西省算得上富裕地区了，记得到史庄第一年，男知青算全劳力，干一天活记十分，结算下来，一个工（十分）八毛多钱，扣除这一年从队里分粮、分油、分菜的钱，我全年得了四十多元现钱。这算不错的了，在雁北插队的知青告诉我，他干一天才挣两毛多钱；远在河南插队的堂妹对我说，一年下来，分得了八分钱──刚刚够买一枚邮票；而在有的地方，因收入不足以弥补分粮钱款，干脆倒欠了队里钱。 与今天的年轻人相比，那时我们的生活水准是很低的。今天，小学生、中学生的手腕上都有一块手表，而那时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手表。也不是所有人都有闹钟，只有少数人带来了闹钟。不过，农村的生活是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队里干活也是听队长敲钟，人的时间观念并不强，时间尺度也十分粗疏，所以没有钟表倒也不觉得缺少了什么。 没有钱，许多必要的花费就成问题了。但办法总会有的，不是说吗──“情急智生”。现在说起来，许多做法令人惭愧，但是我想还是应该和盘托出。说是人穷志短也好，说是闹着玩也好，反正是那么做了。我不知道年轻的一代人是否能理解，但我相信我们的同代人会表示理解，一笑了之。 知青之间曾相互传授过“邮票多次使用法”。 知青们相互之间的信件较多，一张邮票虽然只有八分钱，但寄多了，也是一笔开支，况且我们的收入太少太少。于是，有人发明了一张邮票多次使用的方法：寄信人在信封上贴好邮票的同时，也在邮票的正面均匀地涂上一层胶水，胶水干后，什么也看不出来，邮局的邮戳就盖到了这层凝固的胶膜上了；收信人只要把信封浸在水盆里，邮票上的胶膜会就连同邮戳一起溶解，邮票就成了一张没有邮戳“新邮票”，晾干后可以再次使用。 我们还偷过队里的西瓜。那是在插队后的第一个夏天。 那天，天气很热，我们晚饭后很久不能睡觉，大家就凑在一起聊天。不知不觉到了深夜，有谁看了一眼闹钟说：“哎呀！十二点多了，我们去瓜地里弄几个西瓜吃怎么样？”大家马上响应。所谓“弄”瓜，就是偷瓜。于是，一行六、七个人活像“敌后武工队”，悄悄地摸到了西瓜地。我们村的地是梯田，躲在下一阶梯田的土崖边向上一阶张望，我们每个人只露出一个脑袋。夜色漆黑，二十多米外，瓜棚处有一点点红火亮着。有人小声说：“等一等！看瓜的老头儿在抽烟呢！”可是，左等右等，那点红火始终不见熄灭。后来大家看出了名堂──那是一柱香，用以迷惑人的。于是，几个人攀了上去，不管生熟，摸到一个瓜就摘一个。转眼间，每个人都抱了两个西瓜，窃笑着跑回了住处。那一夜，我们是把西瓜吃够了，在城市里也从没有一次吃过那么多西瓜。 不过，第二天，看瓜的老头从地里的胶鞋印断定是知青干的好事，站在崖边好一通叫嚷。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与“偷窃”。后来，和老乡感情日渐深厚，我们再没有干过偷瓜一类的事。 一到春节，北京知青大多要回家。从晋南到北京一千多里地，车票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于是，许多知青就“扒车”。 我们的水头车站是个小站，上车无所谓进站口，剪票马马虎虎，有时知青直接绕进站台，有时买上一张短途车票就上了车。毕竟是无票心虚，列车员一从身边走过就心里紧张，中途，查票的来了，我们知青就向另一节车厢躲去，但有时躲不开，只有补票。有人拿不出钱或不愿拿钱，就被哄下车去，他要等下一趟车来，再继续扒车。车到终点站太原，我们往往是顺着铁路向两端走，找到职工上下斑的出入口，从那里溜出去。太原是大城市，从那里到北京就不那么容易扒车了，我们只能买票。在等车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在车站广场的饭馆吃饭，那时车站附近有许多比我们更穷的人──乞丐，我们在饭馆里买上油条和米粥，还没有来得及吃，马上就有乞丐围上来要饭。我们只好三口并作两口地吃饭，而后匆匆离去。
穿衣吃饭 没有钱，知青的衣服鞋帽大多是家长给买的。那时的衣服也简单，一件绿色军干装或蓝色建设服，既单穿也作棉服的罩衣，有两件替换，一年四季就都有了。衣服破了，就缀上补丁。在乡下干活，衣服破损得十分快，补丁就更多了。我们的脚上，通常是一双塑料底黑灯芯绒面的“懒汉鞋”或草绿色的胶底“解放鞋”，我不记得有谁穿过皮鞋。这不仅是因为生活水准所致，同时在审美上我们也从没有以穿皮鞋为美，相反，我觉得穿皮鞋的人不是我们的同类，平庸，做作，小市民味儿，一点也不好看，直到我工作好几年以后，“皮鞋不美”的观念才随环境而改变。 知青们常常破衣烂衫，和当地农民的衣服相比差多了。晋南盛产棉花，农民自己纺线、染色、织布、作衣，虽是土布衣服，但倒也干净整齐。有充足的棉花供应，就不缺布，当地的农民们从不穿补丁衣服，衣服破了就撕掉作鞋底。相比之下，我们知青穿得就太破了，一起劳动的农民感慨地说：“你们北京知青怎么穿得像要饭的一样？” 不过，尽管知青的衣服破烂，但是那种大城市的气质却是抹不掉的。并且，好衣服也是有的，特别是女知青，都和会有三、两件好衣服藏在箱底，只是平日在乡下不穿，因为在知青们的心灵深处，时时意识到自己是北京人，他们更注重在北京人面前的体面，而不在乎“老乡”的看法。因为无论他穿得怎样破也是一个北京人，这使他在心态上居高临下，在“老乡”面前，衣服破不破都无关紧要了。记得在谈到关于“衣服破”的话题时，一个女知青以鄙夷的口气说：“在这里穿那么好，给谁看呢？”在她的下意识里，当地农民甚至不成为一个审美上的评判者。这就是北京知青和当地农民之间抹不掉的深层距离。 我们刚到史庄的时候，大队派了一个农民大师傅给我们做饭。晋南是小麦产区，一日三餐大多是馒头、面条，算是很不错的呢。但是不久后这个师傅就扬言“我不干了”，因为知青中有人总是拿他作戏弄的对象，又说他总偷偷克扣知青的粮食和菜蔬。知青也乐得自己作饭：“自己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哄走了厨师后，知青按生产队分灶吃饭。这样，我们村的知青就分成了四个“灶”。山西农村吃两顿饭，是夹在三晌农活之间。忙碌一天，中间回来做饭吃饭，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小队五个知青自己做饭。王岚、郭旋是女的，会点烹饪之术，就掌勺，我们男的多打下手。一下工，我们就手忙脚乱地齐上阵，和面，切菜，做饭。这里的灶火一年到头是靠拉风箱、烧麦秸的，我喜欢抱一堆麦秸往灶前一坐，往灶膛里扔一把麦秸，点上火，风箱一拉，火苗呼呼地窜起来，无论蒸馒头，下面条，炒菜，只要有麦秸，就可以随着我们的意愿让火苗或大或小。那一刻，风箱阀门灵活自如地闭合，活像人的呼吸，对劳动归来、饥肠碌碌的我们来说，听那极有规律的“噗嗒噗嗒”的风箱声响，真是一种享受。 大多知青并不怎么会过日子，常常是有了钱有了好吃的，就大吃大喝几日，过了今天不想明天。一时，有罐头、有肉吃，转天，一无所有了，只吃辣椒、咸盐夹馍。史庄人的食油是大队给分的棉籽油，村里油坊轧的，颜色深重，味道苦涩，但这样的油也不多，一个人一年只有三二斤，在第一年，油一分到手，我们就像在城里一样地使用，炸东西，炒菜。记得有一次，郭旋想露一手，她对大家说：“我来给你们作个油泼凉面”，结果，我们美餐了一顿，而油瓶里的“水位”却一下子下降了许多。不到三个月，就把我们全年的油都吃完了。向对队里要，队长瞪着眼嚷道：“没有了！”后来，总算又施舍给了我们一些油。慢慢的，我们知道了计划用油。 我们吃菜是主要是队里分。山西农民在习惯上不怎么太吃菜，那时又“以粮为纲”，所以，队里有菜地但地块不大，隔一些日分一次菜但数量很少。农民平日的饭桌上离不了大葱、辣椒和醋，连茄子也是切成丝生拌醋生吃。这“习惯”显然是生活水平不高所致。集市上的蔬菜太贵，除了偶然买一点，我们知青日常也只能靠队里分菜。不够，也没有办法，慢慢就习惯了。 来到史庄两年后，知青们人心散了，一些人自找门路走了，各生产队剩下不多的知青，又合为一个灶吃饭。但是人人心绪混乱，谁也无心好好作一顿饭，结果，我们的灶房里一片破败，蛛丝挂满墙角，锅碗里污垢常常无人洗刷，有一次，当我走进我们的灶房，看到一头猪在舔着地上的大锅，那锅里是上一顿的残汤剩饭。后来，我对人总是提起这一场景，我说那时是“人来了人吃，人走了猪吃。”
关于书 在乡下，物质生活的贫困是不言而喻的，而刚下乡时的那股要大干一番的劲头，也在不久后消失几尽。于是，我们带到乡下的书籍，成了十分宝贵的精神食粮。 我们村的北京知青基本以我们师院附中（现首都师范大学附中）为主，通过自由组合汇集到史庄的。一个村插队的十八个人，大多是高中生，并且多是来自“名牌”或较好的学校，除我校外，有师大女附中的，１０１中学的，清华附中的，京工附中的，农大附中的。初下乡时，这批人颇有些踌躇满志。有好几个人都带来了许多书。 我有一个小书箱，里边有我平日积攒下来的文学书、历史书、哲学书等。现在我还保留有当时带下乡的一个黑色的硬皮笔记本，笔记本的前几十页，是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笔记，第一页的最上边写着“１９６６”，大约是在 学校时就开始作这份笔记，下乡时我又把它带到了史庄。现在我自己想想都有些惊讶：十五六岁时怎么就读得进去什么“哲学”书，还一丝不苟地作了那么多笔记？笔记本的后一部分成了歌本 ──下乡时我在上边抄录了几十首歌曲。这个本子，大致能反映我当年在乡下的文化生活。有人带来了更大的一个书箱，整整一箱子都是世界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约翰?克里斯朵夫》、《高老头》、《欧也妮?葛郎台》、《浮士德》《欧根?奥涅金》、《上尉的女儿》…… 那时，在对待书的问题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已变得相当的“开明”，基本上没有了什么这是“黄书”那是“黑书”的观念，这箱书成为我们在乡下最丰盛的精神食粮。一本接一本地读，我们大饱眼福，现在回想起来，有多部名著，我都是在那时读到的。 那些十九世纪欧洲作家的小说，在我心中营造了另一个世界，从中，我看到了资本主义上升期巴黎的众生相，看到了彼得堡贵族的奢华和空虚，看到了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命运，看到了精神重压下的小人物的悲哀。 在此，我还不能不说起这箱书不寻常也不光彩的来历。有人对我说:“那箱书是从巴人家抄来的。”巴人，即王任叔，这是个很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可以想象得到，抄家风来时，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巴人家里就不得安宁了，今天来一批红卫兵，明天来一批红卫兵，“革命小将”翻箱倒柜，砸烂了巴人先生家的坛坛罐罐。一个又一个书架倾倒了，混乱中，好奇的“小将”把自己感兴趣的小说扎成几捆，说声“这是黄书”就抄走了。后来，几经流散，巴人先生珍藏的这部分书来到了我们中间，成了我们的精神食粮。前两年，我读到一篇关于巴人先生的文章，我知道了，巴人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什么“特务”，终至精神失常，悲惨地消失在家乡的群山中。我总想，在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宝贵的书籍被“小将”们抄走的时候，一生与书为伴的巴人先生心中该有多么巨大的痛苦。 然而，这批来历不光彩的书，却滋养了我们这些如饥似渴的知识青年。
《三套车》 十八九岁二十出头，正是充满浪漫与激情的年龄，在乡下，在日复一日的耕作生活中，唱歌是我们年轻人生活的点缀，歌声幻化出五色斑斓的图景，种种憧憬、幻想弥漫于我们心中。那时，我有一本《外国名歌二百首》，这是文革前颇为有影响的一本歌曲集，里面收集有五六十年代最为流行的外国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山楂树》、《鸽子》、《小路》、《灯光》、《红梅花儿开》、《卡秋莎》、《重返苏莲托》、《唉呦！妈妈》和《纺织姑娘》等等，都是当时我们爱唱的歌。在乡下，红卫兵的狂热很快就转换成知青的幻灭，颓丧的情绪象传染病一样传遍了一代青年。于是，在山高皇帝远的小山村，不管一首歌来自“修正主义”国家还是来自“帝国主义”国家，只要合我们的心境，都会在我们中间流行起来。 冬天，下雪了，原野上白茫茫一片，在雪地上行走时，触景生情的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高唱：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是谁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俄罗斯歌曲那忧郁的旋律暗合着我们的处境，它令我们心醉，其作用如同麻醉品，似乎可以缓解我们的种种郁闷。更多的是爱情歌曲，贫困与疲惫不能压抑年轻人对于爱情的渴求，正像岩石缝隙间小草的生长不能被阻挡一样。乌克兰民歌《山楂树》在我们中间广为传唱：
暮色中的工厂已发出闪光， 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里的灯火辉煌， 山楂树下两青年在把我盼望。 ……
有趣的是，中国歌曲反倒不多唱，因为那时广播里的中国歌曲多是铿锵有力的“革命战歌”，不怎么好听。好听一些的,如《长征组歌》、《毛主席来到军舰上》等组歌中的歌曲，早在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年都唱了数不清多少遍，唱够了。我们也唱中国歌，往往只是唱那些软绵绵的“黄歌”。有一首南洋味儿的中国歌曲在我们中很流行，不知道是什么歌名，歌里这样唱道：
在这里，我闻到了稻谷的芳香， 我曾到过美丽的南洋， 结识了一位马来亚的姑娘……
有几首很不好唱的歌，我都是从她那里学来的，象歌剧《蝴蝶夫人》中那首《当晴朗的一天》，意大利的《负心人》。那时不象现在到处是磁带录音机，广播里也听不到这些“资产阶级”歌曲，这些歌的曲调中有不少“弯弯绕”，如果只看歌谱而不是跟着她学唱，大约是难以学出那原来的韵味的。这个郭旋，后来就是凭着一付好嗓子参军到了昆明部队的文工团，再往后，又成了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 许多年过去了，如今，青春的激情已归平复，心灵与环境日趋和谐，我已很少再唱当年所唱的那些歌曲了，但无论如何，我不会将它们遗忘。它们不再仅仅是一段旋律、几句歌词，而是我的生命历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与我们青春的欢乐和忧愁溶化在一起，成为我们青春的见证。在上山下乡的年代里，那些歌曲，曾伴着我们度过了贫穷而动荡的生活，它的旋律，每每使我想起那黄土覆盖的山丘，山脚下的白杨，还有那黄泥小屋，窑洞，炊烟，狗吠……我对它们有一种深厚悠长的爱，因为它们能唤起我对往日生活的回忆。每一次听到这些歌曲，我的心就无法平静，即便是严寒的冬夜，我也想推开紧闭的窗户，迎着外边吹进来的风，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使洋溢全身的激情散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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