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取经记(连载二):

  取经记

取经行程第一天

春节前不到一周，我们出发了。这天我们仍然出了工，干了两晌活。吃完中饭，下午两点上路。往坡下面走的路上，碰上了大队长李九云。

“九云叔，吃了没？”我们热情地和他招呼。

“还没吃呢!你们作啥去啊？”

“作个啥啊！”我们向他挥挥手，走了过去。这是一句礼貌而含糊的回答，陕西话的意思是，我们去做点儿什么事情。

大队长是村里我们敬佩的人。他四十五六岁，宽肩细腰，力大无比，是干农活和谋划农村营生的一把好手，从土改起一直是村长或者大队长的角色，乐于助人，处事公平，村里没有人不佩服他的。他一天忙完以后，总爱来我们学生屋里炕上坐坐，一支接一支地抽我们递上的八分钱一包的“羊群”烟，一边不停地咳嗽，往地上吐痰，一边说着队上的过去和现在的事情：一九五六年，他带领农民到乡里闹、要求将互助组转为高级社啦，一九五八年庄稼烂在地里没有人收啦，一九五九年军事化全村拔了灶男女老少大雨中一步一滑翻魏寨塬到浐河浪铁砂啦，一九六零年全村吃食堂饿肚子啦，六四年社教工作组一口咬定他“经济不清”逼得他几乎不想活下去、最后调查结果是他倒贴自己的钱给了队啦，现在生产队里的人，四个人干活抵不上土改后一个人啦，等等。这些都是在学校里闻所未闻的。我们觉得，他的谈话为我们的取经之行补充了某些历史和现实的提示。

我们每人带着一个装满干粮的军用挎包，一个装满水的行军壶，步行了十五里来到附近的引镇，花四角钱乘汽车进城，过家门而不入，天黑以后，进附属一院，钻果园，翻土墙，穿过筑路机械厂家属区，再一直向东北方向走，又越过了好几条道路，来到了西安东站。

密密麻麻的电线杆上悬挂着一盏盏明亮的电灯，地面布满了一条条东西方向、或平行或交错的铁轨，到处是一节节货车车厢。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放各种车辆调度的通知，巨大的声音震荡着方圆数里的地方，可惜因为听不懂其中的专业术语，帮不了我们的忙。观察后发现，车站中央有一个可以看到周围铁轨的站台，站台上有一栋房子，天气很冷，站台上没有人。我们跑过去，隐蔽在房子侧面的阴影里，静静地等待着机会。

我们没有表。估计晚上十点到十一点的时候，机会来了。一列全是空车皮的货车起动了，缓缓向东驶出。我们静若处子，却动如脱兔，闪电般从藏身之处冲了出来，一个接一个地抓住车厢上的铁梯子，爬上去，再翻进敞口的车箱里。大家松了一口气，心里充满了成功的开始所带来的喜悦，兴致勃勃地观赏铁道两边的景色。高低远近、疏密不一、渐渐向后退去的灯光构成一幅特别的城市夜景，激起内心莫名的兴奋。

车越走越快，冬天的寒风开始一阵阵围着我们旋转、狂啸。我们放下军用棉帽的护耳，把头紧紧地裹起来，坐到车箱里背向前进方向的一侧。时间长了，我困了，把挎包放在头底下，想躺下来睡一会儿，但马上很快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车箱底盘猛烈地震动，后脑勺像榔头敲钉子一样在地上撞个不停。只好爬起来，再次坐在避风处。有时火车通过一处灯火辉煌的地方，站起来看一下，看看车走到什么地方了。大家沉着无语地经历着取经行程的开始。

行程第二天

火车一路不停，凌晨到了孟塬车站。我们爬下车来，顺着铁道走进了车站候车室。由于我们旅行目的的正义性和崇高性，我们像其他没有做亏心事的体面乘客一样，道貌岸然地站在那里，仰着头指指点点地查看墙上挂着的大幅行车时刻表，寻找到下一站潼关站停靠的最近一趟客车。嗯，有了，在天亮前经过这里。

我们在候车室里又呆了一段时间避寒，等到车快到的时候，悄悄走出候车室，因为是四五点钟没有人的时间，轻易地绕过了检票口，来到站台上，车一到，就上车找座位坐下来。我已经有些困了，一坐下来就迷迷糊糊打起了瞌睡。忽然一震，潼关车站到了，只坐了约四五十分钟。

下了车，天已经蒙蒙亮。

打听了一下，火车站离黄河边的老潼关确实有二十里地。为了省钱，我们决定步行到老潼关。我们在一条砂石公路上走着，两边时而是农田时而是黄土高坡。渐行渐远，我一度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惴惴不安，不得不在头脑中对于此行理论上的正确性和实践上的必要性重新进行彻底探讨。身边的同学，都挺着胸膛呼呼啦啦地往离家越来越远的方向大步走去，连张毓京这样最斯文最有传统家庭观念的人，都义无反顾的样子。于是，心情平静下来。是啊，对于我们这些书读得好的人，任何一件事情，只有理论上讲得通，行动上才能有信心和胆量。

两小时后，我们到达了老潼关。

黄河在脚下咆哮，河水两边是几百米高的峭壁，对岸就是山西省的风陵渡。从北方奔腾而来的黄河之水在这里拐了一个九十度的大弯，向东流去。河面上，工人们正在建一座铁路桥，已经合龙了。我们想从桥上过去，被挡住了：没有完工，除了工作人员，一律不准过桥，只能乘渡船过黄河。渡河费用每人两角，一笔巨大的开支。在渡船上，每个人向不同的方向，默默地观看着翻滚的混浊河水、两岸的黄土崖和在建的铁路大桥，似乎从现在开始要把我们前途未卜近乎探险般的取经之路上图景，尽可能多地留存在脑海中。

上岸以后，直奔火车站查看火车时刻表。往太原方向去的最近一班火车在晚上七点钟开。我们先是在城里（一个很小的地方，大小差不多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大村子）逛，到了晚上六点左右，我们故伎重施，从没有人管的检票口溜进了站台，钻进了停在轨道上待发的这趟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四个人一本正经像出差的公家人，面对面坐在一个隔间里谈工作。

到快发车的时候，事情发生了变化。在我们附近坐着四个一直大呼小叫地在打牌的人忽然站了起来，从衣帽钩上取下了制服，摇身一变成了列车员，开始在车厢里查起票来！查到我们时我们微笑着对他们说，我们是学生，下农村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农业学大寨”，现在我们要到大寨去参观，学习他们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他们说，那你们要买车票。我们正气凛然地说，我们执行毛主席指示去大寨学习还要买车票？他们说，票恐怕还是要买的吧。这时，我们听出来，他们嘴已经有些软了，于是继续说，我们队很穷，没有钱买票，就是因为我们插队的地方穷才去学大寨的，要是有钱的话，我们跑到你们山西大寨那么远的地方来干什么？这下似乎把他们说倒了。犹豫了一会儿，其中一个人说，不管怎么说，你们多少总要有张票吧？我听出了这话的意思，说，好，你们等着。我马上下车，冲出站台，买了四张最近的下一个站的车票，每人两毛，赶回车厢，给还在那里和我们几个人缠斗的列车员们看。他们看了一笑，一摆手，走了。

 

行程第三天

火车向北开了一整夜，上午到了榆次。这是个大站。一下车，我们发现形势不妙：有穿制服的人在站台上两头堵住，想溜也溜不出去。没有票的统统被拦进了站内一个房间。我们再次搬出了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教导，但是这次不管用了。经过一番唇枪舌战，穿制服的人说：“这样吧，你们自觉革命，自己掏钱，看看有多少。”我们翻了半天口袋，一毛两毛，一块两块，每人凑了二元至三元钱，补了票。我们怀着遭劫的感觉，一言不发地出了车站大门。突然，背后有人大叫，好像是在喊我们。怎么搞的，还有什么未尽事宜？一齐回头看，穿制服的人站在门口挥舞着手臂大声喊：“往大寨去的火车在北站上，往东北方向走！”

已经到了中午，一边走，一边研究马路两边不时出现的饭馆食堂。我们看到，在山西，用粮票买的馒头或者烧饼，都含有一半的玉米面；还有一种纯玉米面做的“巴掌馍”，用两手合压成如同今天海鲜馆里大扇贝的形状，立起来上笼蒸熟，和窝窝头本质一样。不如我们陕西，在饭馆里买的面食全是小麦面粉做的。走了一段路，看见一家饭馆门口立了一块一米高的牌子，上面白纸黑字写着“牛肉丸子汤，一碗一毛”。这个很有些诱惑力。那年头骗人的把戏还不多，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用美食来抚慰一下受伤的心灵，于是进去考察了一下。不到十五平方米的营业面积，三四张桌子，有两个人在吃那个牛肉丸子汤。过去一看，深色的汤，不少丸子飘浮在上面。我们带的烙饼还没有吃完，和这牛肉丸子汤可以有一配。至今我仍然认为这个牛肉丸子汤应该算是烹调技术的一大奇迹。首先，一毛钱可以有十几个牛肉丸子，其次，这些丸子能浮起来。是肥牛肉吗？用勺子捞了一个上来送到嘴里咬了一口，一股牛骚气，表面薄薄一层似乎油炸过，中间居然是空心的！用重点中学获得的知识把这种丸子可能的各种制作方法想了一圈，没有找到答案。从天亮起就没有吃东西了，我们一人来了一碗，十分奢侈地用去了一天一半的伙食费。

吃饱了肚子，我们沿着两边是连绵低矮平房的街道，向北站赶去。这是一个很小的车站，一排砖砌的平房，几条东西方向的铁轨。我们到达后不久，一列火车气喘吁吁地从西边也到达了，在那里加煤加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三步并作两步，爬上了一节货车，坐到一堆巨大的圆木上面。正当我们为自己顺利地重新上路而庆幸时，一个拿着旗子的工人跑了过来，爬到车上，用破口大骂挡住了我们所有的华丽革命辞藻，把我们统统赶回到站台上，然后一手扒着车皮上的扶梯，一手挥动旗子，指挥这列火车起动，车开到一定速度，他才跳了下来。

看着这列火车慢慢地离去，我们急得要命，可是毫无办法。陈爽寿忽然大喊一声：“我们要去大寨！”撒腿就跑，追赶越开越快的火车。我们其余三个一看，跟着拔腿就跑，终于追上已经行驶得相当快的货车，一个接一个地扒上了货车车箱。拿旗子的工人在路基上一蹦多高，大喊大叫，但是拿我们一点儿办法没有：他不能再爬上这趟车了，这个车站上调车的事总还得有人管啊！

我们又一次上了路。看来，办什么事都要有决心，刚才如果不是陈爽寿带头采取果断的行动，我们今天就不得不滞留在榆次这个车站上，进行夜间活动了。但这毕竟是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好好睡觉，假若第三个晚上再进行铁道游击队式的扒车活动，危险会大大增加。所以，刚才略显鲁莽的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一列满载的运货列车，一些敞开的车箱上堆放着圆木，还有一些不知内容的闷罐子车，长长一列，风驰电掣地向东开去。我们骑在高处的园木上，欣赏着两边掠过的风景：近处是一闪一闪往后退去的电线杆和有节奏地起伏于电线杆之间的电线，远处是收获过的黄土地，稀疏的树木，低矮的农舍。有时经过山区，一排排的窑洞，一层层的梯田，山坡上不时出现的巨大的“农业学大寨”大标语。风呼呼地在耳边刮，车轮和铁轨接缝碰击的嚓嚓声轻快而有节奏地响。真开心啊！

但是，乐极生悲。

到了下一站停车时，忽然看见从列车后面走来一位穿制服的四十多岁的男子。他迈着沉重的步伐，沿着路基走到我们的坐骑下面，站住了，以丝毫不容商量的口吻命令我们立即下车。我们一边十分委曲地往下爬，一边述说着扒车的理由。他铁青着脸不加理会，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打算拿我们怎么办。天已经渐渐黑下来了，如果他把我们扔在车站上，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他一声不吭，押着我们往后面走，一直走到最后一节守车下面，吆喝一声：“上去！”我们乖乖地上了守车。守车里已经有三个人，一个人躺在一个担架上，两个人愁眉苦脸地坐在旁边。车开了，我们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听他们谈话，知道了押我们上车的人是这列货车的车长，躺在担架上的是铁路上的人，得了急病，赶着送阳泉去治疗。

到了阳泉，天已经黑了。车长示意让我们帮助抬担架。我们受宠若惊，巴不得帮这个忙，前呼后拥地随着车长出了阳泉火车站。有人来接病人，把我们从担架上换下来。我们感激地向车长说了再见，然后踏进阳泉的街道，又笑着互相说，看来，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还是深入人心哪！

阳泉，除了听说是一个生产煤炭的城市，我们别无所知。天黑了，当务之急是找一个休息的地方，但每人只剩一块多钱了。我们推测，到阳泉来出公差的人，绝大部分应该是到大寨参观学习的人吧？向路人打听，大寨参观学习接待站在什么地方？果然，人们马上给我们指点了一个不远的地方。走过去，一个像电影院的出口那样的大门，门口挂着一块大木牌子，写着大黑体字：大寨参观学习接待站。门口有几个人坐在桌子后面。我们上前去，拿出了我们的介绍信，说了我们的来意。一个人让我们在一个本子上登记。然后，发给我们每人一条被子，让到后面去住宿。我问，在什么地方？管登记的人一指：“后面大房子里就是，都回去过春节了，没有什么人，冷了自己往炉子里加炭。”没有任何人表示出要收钱的意思。对啊，学大寨收什么钱呢？

我们走进了那个大房子，吃了一惊：原来是电影院的放映大厅！椅子都已拆除，整个大厅的地面上都铺着厚厚的麦草垫子，四个大铁炉子，一人多高，烧得炉壁都红了。每个炉子旁边堆着一大堆煤块。这个场景表明，曾经有洪水般无数的人涌到这里来住宿过——估计应该是农村基层干部，既不会是大干部，也不会是普通农民。生产队不允许农民乱跑，没有特殊事由，必须每天在队里上工。但现在，整个大厅除了我们四个，空无一人。看来，中国人的老观念，经过了文化革命，还没有完全破除呢，怎么学习大寨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可以放下，回去过春节去了？还好，接待站的人忠于职守，把一切准备得好好的。我们开始享受干部待遇，围在一个大炉子旁边，把被子和我们的挎包紧挨着炉子安顿好，在外面找到供水的地方，把脸和手脚洗了一下，再回到大厅里，往炉子里加了不少煤块，在草垫上躺下来休息。这是我们三天来第一次获得好好休息的机会，大家很快都睡熟了。

 

行程第四天

天一亮，接待站的人来叫我们，说马上有车到昔阳县去。我们匆忙爬起来，洗了把脸，在食堂里买了几个玉米面馒头，用行军壶里的水把馒头送到肚子里，跟着工作人员上了车。坐车不免费，七十里路，每人八角，超出了预算！车在我们熟悉的北方农村的景色中行驶了很久，经过平定县，上午九点左右，到了昔阳县。下车以后，我们问了大寨的方向和距离，也就十里路。大家迈步上路，一个小时以后，到了大寨村。

到了大寨，我们跟接待的人说，我们要见郭凤莲，并把我们和郭凤莲的关系做了介绍。不一会儿，郭凤莲来了，和照片上一样，端庄秀丽的脸庞，中等偏高的身材。她说，她收到信了。今天刚好陈永贵同志外出开会不在，就由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寨的情况。接着，带我们往虎头山上走，一边走，一边讲大寨人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起家，如何把一个穷地方建成今天的粮食丰产，社员生活富裕的地方。我们走一处问一处，没有一点儿客套话。张毓森关心的是制度建设和管理，问：“你们大寨的评工是怎么搞的？”后来，他说，他觉得自己问话实在粗糙，语气像是上级领导在视察工作。但是，郭凤莲的回答，却总是温和又实在。这就是她的水平。她说，大寨每月进行一次评工，在党支部领导下，总是能够实事求是地根据每个人的贡献评出应得的工分，并借此机会，由党团员带头，对每个人的工作态度，做一个讲评，表扬大公无私，批评自私保守，这样，不仅在物质上做到了按劳分配，更重要的是，使每个人的思想觉悟有更大的提高，能不计较工分地为集体劳动。讲得真好啊！

上到虎头山顶，俯瞰著名的七沟八梁一面坡，我们看到，许多地块里已经栽了果树，往山下运石头往山上运肥，已经用钢丝绳子电动机往山上拉了。在地里，许多年轻人风尘仆仆地在敲石头，搬石头，担土，垒梯田坎，干得很欢。我们看到虎头山上的果树，还看到在虎头山的岩石层里有煤，大寨自己也挖煤。

一圈下来，走了十几里路。

下了山，她带我们到她的家里去坐。她家就在我们经常在图片上见到的大寨人居住的两排两层漂漂亮亮用石头砌的窑洞里。窑洞里很整洁，进门左侧是一个用煤火烧热的炕，右侧，炕的对面，墙上挂着她到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这两个在文化革命中硕果仅存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参观访问的照片。我们坐在热得发烫的火炕上，她站在那里，继续给我们讲一些大寨建设的经验，也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改变农村一穷二白面貌的关键是什么？我们用不同的措辞几次提出这个问题。她也用不同的措辞围绕着一个中心：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工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最后，郭凤莲谦和地说，今天陈永贵同志没有在，他的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一定要突出政治，不断教育农民，把做人的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而不是用工分来鼓励农民劳动。他的根据是，战争年代，解放军绝大部分由农民组成，打仗的时候，有哪个人计较工分？指挥员会说，打下哪个敌人的堡垒，多少工分？没有！全凭思想教育，政治觉悟。战争年代，提着脑袋干革命，都能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是和平年代，又不要牺牲性命，为什么不能做到通过政治思想工作，把农民的觉悟提高起来，不是为工分，而是为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里为集体干活呢？

看来，这就是真经了！

很快，四五个小时过去了。大约下午一两点钟，问题谈完，我们向郭凤莲告辞了。没有客套，没有寒暄，没有请客吃饭。她带我们去了大寨食堂，我们自掏腰包，五分钱二两粮票的镘头和五分钱的白菜汤。她，一位全国性的模范英雄人物，待人亲切谦和，态度认真，为我们花去了四五个钟头，是对我们最宝贵的帮助。我们和郭凤莲频频挥手告别时，充满了对这次大寨行的成就感和回到红道峪大干一场的信心！

在热烈的气氛中和郭凤莲告辞以后，我们立刻觉察到了最严重的现实问题：回家的钱不够了！罄其所有，只有平均每人不到一块钱，而我们回家的路程还有一千五百里！我搜遍自己的钱包，找出一些邮票，值一块多钱，可以买七八斤粮食呢！我跑到大寨邮局，讲了我们的难处，请求把邮票兑换成钱。他们同意了。我们又走进路边的食堂，要求把粮票都买成价格便宜携带方便的纯玉米面“巴掌馍”。服务员表示了惊讶，因为一般人总是希望用粮票买更多的面粉制品，但随后也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又在食堂里把行军壶灌满，急匆匆地上路了。

我们迎着偏西的太阳，走到了昔阳。从昔阳到阳泉还有七十里呢，我们四处张望了一下，弄清了没有任何免费搭车的可能，于是拔腿上路，开始了沉默无语的行军。我们一边走，一边不死心地继续打着扒上一辆货车去阳泉的主意，试着向每一辆过路的货车挥手。奇怪得很，没有一辆汽车肯停下来，总是只留下长长的一路滚滚尘土给我们。

天空灰蒙蒙，寒风劲吹。我们走了又走，走出约二三十里地，发现一处有利地形：一段很长的大上坡。拉煤的车在这段路上开得很慢，要扒上去很容易。我们等来了一辆车，乘它哼哼着往坡上慢慢爬，飞快地从两边扒了上去。这是一辆拉煤的车，车上脏得要命。司机在驾驶室里大嚷大叫，但是，大概因为是重车，在半坡上停下来再起步会发生困难，只好一边叫骂，一边只好任由车驮着我们往上走。等车到了坡顶，司机立刻停车跳了下来，把我们全赶下了车。我们只好又一步步地往前赶。

又走过十来里路，在我们对每辆过往的车只是例行公事地挥挥手，并不真正存在它能够停下来的希望时，一辆拉煤的车忽然停了下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司机，穿一身脏呼呼的土黄色军棉服，伸出一个头发乱蓬蓬的脑袋，招呼我们上车，我们立刻爬上装满煤的后车箱。车开了，我们问司机，我们挡了好多车，都不肯停车，你怎么会愿意停车了呢？司机说，你们穿一身旧军装，司机都会以为你们是武斗人员，没有人敢停车；我这是拉第二趟煤又看见你们挥手了，我看你们不像坏人，也许确有难处，顺便拉你们一下。我们讲，我们是到大寨去参观的下乡知青，回去的路费不够了，没法坐车，只好走路到阳泉，想哪位能帮个忙，拉我们一段。司机先表示很感动，又说，他不到阳泉，而是到阳泉东面的一个叫白羊墅的小站。我们一听，正中下怀，赶快说，行，就到那儿！

我们其实希望在小站上车，因为大站查票紧，没票进不去。我们打算乘一列由东向西经过榆次再向北往太原方向去的客车，过了榆次后在一个小站下车，不出站，再掉头扒一趟向南开往风陵渡的车。我们经不起再一次罚票了，我们也没有千里讨饭回西安的预案，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这种讨饭经验对我们农业学大寨的活动有什么帮助。

白羊墅到了，我们下车和司机挥手作别，然后进站查车次。有一趟往太原的车快要到达了。转了一圈，发现站上的革命职工同志们个个虎视眈眈，严密监视着每一个可疑的人。为保证尽快上路，我们启动第二预案，每人花两角钱买了一张短途票，持票，堂堂正正进站上了车。深夜，车过榆次后向北停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我们下车。站台上没有工作人员，这正是我们期望的夜间到达的效果。现在，我们要兵分两路了——我刚刚获悉，陈爽寿在我们的革命任务完成后，要北上去大同，他有一个姐姐在那里的煤矿上工作，他准备去那里过年，春节后再回队上。毓京、毓森和我南下，回西安。

毓森告诉我，陈爽寿家在西安一所大学，他的父亲原来是学校领导之一，家里在文化革命中发生重大变故，西安已经没有家了。我恍然大悟：难怪他在生产队里把自己的住处安排得比我们更仔细。但是，即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还是想方设法要把村子搞好，满腔热情地跑到大寨去学习，没有任何颓丧的样子。这是什么样的觉悟和意志品质！

这时，来了一趟开往太原以北的客车。车停稳后，车门打开了，肩扛手提大包小包回家过年的人从车门里挤下来。陈爽寿站在车门口，下车的人走完，他一侧身上了车，再转身和我们挥手作别。车门关闭，火车头喷出大团大团的蒸汽，站台上的工作人员挥动着信号灯。车头吼叫了一声，呼哧呼哧开走了。陈爽寿孤身一人奔向更加遥远的北方。

我们三人继续呆在寒冷的站台上。一列南下的列车来了。我们上车。火车上挤满了人，连椅子底下都躺着人。带着行李上下车的人，在过道上艰难地挪动。我们站了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座位。又十几个小时下来，我的腰变得越来越难受，由酸困变为疼痛。其他人默不做声，但也痛苦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不断变换姿势。我问毓京：“怎么样？”他一笑说：“还好。”没有人叫苦。我想了想，好像没有听到过一个红道峪的学生叫苦。

 

行程第五天

终于，上车后第二天下午，我们到了风陵渡。出了火车站，风雪交加，满街泥泞。我们的情况刻不容缓，除了几块干馍，每人口袋里只剩五六毛钱和几两粮票了，要用最快的速度渡过黄河，赶到潼关！

我们穿过街道赶往渡口，经过一家旅馆，门口很热闹，许多人在联系住宿。顺便进去看了一下，听见有人说，由于风雪过大，黄河已经封渡了。我们怀着侥幸的心理，继续前行。到了黄河边，只见狂风怒号，浊浪排空，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天地间混沌一片。渡船被缆绳拴在岸边，岸上一个人也看不见。我们只好回到那家旅馆，看看有没有休息的地方。床铺已经没有了，只剩折迭帆布躺椅，费用每张两角，很幸运，三人各得一张躺椅。

一位五十来岁城镇地区老职员模样的人正在为已经拿到帆布躺椅的人分发被子。每床被子另收两角钱。看来被子数量也有限，一群人乱哄哄地围着老职员你争我夺。我们虽然肮脏疲劳又冷又饿，但是比他们强壮，上去就可以把他们都挤到一边去。不过，为私利而战不符合我们的身份。我们冷冷地、气宇轩昂地站在远处。张毓京带着沉思的神情观察了一会儿对我说，他有个同学的父亲就在这一带一家旅馆里工作，他出去打听一下，万一能找到，也许对我们渡过眼下的难关能有些帮助。他让我在这里先排队。

其实，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队可排，谁脸皮厚不守次序地乱挤，谁就可以弄到一条被子。最后，那位老职员大喊：“没有被子了！不要乱挤了！”我发火了，走上前去，批评他为什么不按秩序发放，结果使先来的和年老体弱的人得不到被子？他不好意思地涨红着脸，一言不发，我因为生气和疲劳，不依不饶，继续大声地责备他——正在这时，张毓京从外面回来了，用力拨开人群，挤到这位老职员面前，和他亲热地攀谈起来。原来，他就是张毓京老同学的父亲！

我大为惭愧，赶紧让到一边去。张毓京和那位老职员亲密地边说边走，进了后面仓库，过了一会儿，张毓京出来招呼我和张毓森进去，那位老职员变戏法似的，不知从哪里又拿出了三条被子，我们每人得到一条。那位老职员大人不记小人过，不计前嫌笑眯眯地把被子递给我，叮嘱我晚上注意不要受凉。张毓京要给他钱，他坚持不要。我本能地想：省下的钱，可以考虑出去吃一碗热面条，暖和一下了。但安顿下来后，疲劳使我们没有离开旅馆，随便吃了一点儿随身带着的粗粮馍馍就躺下了。

这是我们出来的第五个晚上了。旅馆里，进门三四十平方米的一块地方，一、二十个人弯腰弓背斜躺在帆布椅里。寒风从破旧的木板门的缝隙中钻进房子来。我穿着棉衣，用被子裹紧身体，由于寒冷和长时间身体弯曲引起的腰疼，每隔个把小时，要起来转一转，顺便到厕所去一趟。躺在那里睡不着，就想起了白天批评老职员的事情，现在，我没有什么资格再和别人谈什么秩序了，因为，我们甚至更坏，连钱都没有付！不过，话又说回来，比起我们去大寨的方式，被子的事情还算小事呢。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钱，又要学习革命的经验。如果是组织上派我们出差去大寨学习，谁会去扒车、睡躺椅？……我在道德悖论中跌跌绊绊，终于迷糊地睡了过去。

                     

行程第六天

第二天一早，同学的父亲为我们热情地安排了早饭，经过一番推让争执，我们坚持为这顿包括了馍、玉米糊和咸菜的早饭付了钱——每人慷慨地付了一毛钱。告别了这位慈善的老人，我们赶到黄河边。大风雪转为阴天，黄河的摆渡又恢复了。船在银装素裹的两岸之间缓缓移动，我们终于渡过了黄河！

付完摆渡钱，已经身无分文，我们步行二十多里路从老潼关赶到潼关车站。从潼关到孟塬的车票也没有钱买了，我们在潼关车站候车室的众多候车乘客里潜伏着，当一列客车刚刚启动，我们恶狠狠地直接从检票口冲了进去，登上客车。女检票员吓得只敢喊，不敢追，远远地把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告诉了站在徐徐开动的车门口的列车员。结果，到下一站，也就是孟塬站，列车员——按我们的预定计划——把我们赶了下来。

前面说过，所有在陇海线上跑的列车，不管是货车还客车，都要在孟塬站停车加水加煤，或者做些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事情。我们已经有了经验，被赶下了车以后，也不出站，就在站台上晃来晃去，直到发现了一列货车向西启动开行，马上跳下站台，横过铁轨，在善良的旅客们的惊呼声中，扒上货车。

乍一看，我们的表现似乎显示出某种规律：不管什么人，哪怕受过良好教育，有过良好家境，到了身无分文而又穷途末路时候，也会变得十分凶恶和没有廉耻。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崇高理想和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所采取的行动，是和谐一致的。我们受过的良好教育中包含这样的潜规则：为了达到革命的（也就是正确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只要这手段是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须采取的。至于有良好的家境，在革命时期并非十分光彩，我们恰恰是想证明，尽管我们可能是传统的所谓好人家出身，但只要是革命需要，我们是什么苦都能吃，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这是一列装得满满的运煤列车。车开得很快，煤屑不断飞进眼睛。我们手脚并用每人在煤堆中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像战士的掩体，蹲在里面避风。每当列车停下来，我们便探出头，观察一下到哪里了。有时，站台上会有人对我们黑糊糊的头脸指指点点。我们对他们笑，他们也对我们笑，没有人赶我们下车——谁会忍心对一张笑嘻嘻滑稽可爱的黑脸下硬手呢？

这车走走停停，天黑以后，终于到了西安东站。我们下了车，跨过一道道铁轨走出东站往西南方向前进，过了几条马路，进筑路机械厂家属区，翻土墙，踏着薄雪穿过果林，张家两兄弟的家先到了。从门缝里透出灯光和饭菜的香味。我和他们俩挥挥手说了再见，他们消失在他们家的门洞中。今天是不是除夕？不清楚，只知道，是新年前后。现在是过革命化的春节，而革命天天都在进行。

又走了一段路，我的家也到了。拉开家门，一位身穿空军制服的陌生军人站在走廊里抽烟，见我进来，笑眯眯地跟我握手、打招呼，走廊尽头的房间里，传出婴儿的哭叫声和哄孩子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

母亲听到动静很快走出来，把我带进了里屋，说，群众组织认为我们家是运动对象，三室一厅的房子住得太大，要派人住进来“掺沙子”，她赶紧主动让科里一位熟识的结了婚没有房子住的护士带着她的空军丈夫住了进来。我虽然略感意外，但也不很吃惊。此前，家里已经被抄过两次了。革命了嘛，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在外面不也是响应主席的号召，革别人的命造别人的反吗？不能革命革到自己家就不能客观评价革命了嘛！再说，无论如何，现在我仍然比许多同学比红道峪的农民，生活条件要好多了嘛！想通了，理解了，我神闲气定地坐到了热气腾腾的饭桌边，开始吃一顿很久没有吃过的母亲做的饭菜。

父亲从卧室中踱了出来，笑眯眯地坐到餐桌旁，我应他的要求讲了过去几天的经历。他对我们的大寨之行大加赞赏，但是，对我们在大寨缺钱时没有给家里打电报要钱表示了遗憾，“否则，你们就可以在大寨再逗留几天，多看看，多学学了！”我对他说，我们是去学自力更生的精神呢，哪能跟家里再要钱？父亲听了哈哈大笑。

我不再说话，忙着用勺子（自从下农村以杂粮稀饭为主，我觉得用勺子比用筷子方便，就很少用筷子了）把早已看中的一块红烧肉从盘中舀起来送到嘴里。真香啊，久违了！……父亲一边看着我狼吞虎咽，一边谈他的近况。

他说，他很高兴，春节期间他被安排到医院锅炉房烧锅炉了，负责推小车送煤。可惜不如年轻时力气大，下坡有时控制不住车。一天下来虽然身体上疲劳一些，但比起在单位里听一些他过去的下属指名道姓地呵斥他，要愉快多了。这些下属，过去他手把手地教他们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他们也以谦恭的态度向他学习，现在却以凶狠的态度对待他（这时我略感惭愧地想起运动初期我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老师的）。病人很想念他，但他不被允许接触病房的病人，除非问题严重到不得不找他，或者他实在看不过眼自己跳出来，指出必须怎样做不然要出大问题。倒是锅炉房的工人们，对他既尊敬，又照顾，在他的姓氏前冠以“老”字相称，使他感到亲切，因此，他希望春节后，继续在锅炉房干下去。

父亲的出现和难得的开心，使我想起一件他一定认为是我给他带来了荣耀和喜悦的事情，我也是几个月前才知道的。那是下乡后不久，班主任刘康济老师冒雨到村里看望我们，雨停后，我送他去汽车站，两人一起在农村泥泞的道路上艰难跋涉。他说，有件事我不知该不该说。我笑着说，下乡当农民，已在最底层，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他说，你在学校里第一个报名下乡，我和董鸿德老师到你父亲单位敲锣打鼓送喜报，你父亲从门诊大楼里出来迎接，他非常高兴（他当然高兴，我心里想，过去敲锣打鼓来的都是到家里或者办公室里造他反的！），和我们热情握手，互致敬意。等你父亲回转去，我们把大红喜报贴到门诊大楼外面墙上。刚要走，有人来对我们说，他是医院革命领导小组的，要我们到大楼办公室来一下。一进办公室，劈头盖脸把我们训了一顿，说，送喜报来之前，也不打听一下，他父亲是什么人！……     

两位老师灰溜溜地出来，这才注意到走廊上候诊病人的身后，我父亲看门诊的诊察室门口对面的墙上，赫然一条白底黑字大标语：“彻底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大标语上结尾的姓名和大红喜报上抬头的姓名相同，它们相映成趣。

我不知道学校革委会怎么会想起来搞“送喜报”的。是不是军代表出的主意，想用战士入伍或者在部队里立功受奖时要送喜报到家的方法，把下乡当农民弄得像当兵一样光荣？当农民的家属能够像军属一样光荣吗？不过，发生的事情又似乎表明，“农属”十分光荣，是不能和坏人分享的。嗨，老师们也太天真了，以为自己解放了（运动初期，大字报称刘康济老师是“漏网右派”，大标语称董鸿德老师为“人面兽心”，后均查明为无辜），全人类都解放了，马上兴冲冲地代表革委会跑去送喜报，结果碰一鼻子灰。我觉得有些可笑，也有些可悲，脑海里浮现出两位真诚拥护上山下乡政策的年轻老师，蹬一辆三轮车，拉着大红喜报、浆糊桶和锣鼓乘兴而去，又拖着这一干家什狼狈而归的图景。

我一面在烂泥中奋力拔脚前行，一面对看上去心神不安的刘康济老师说，刘老师，人家的话说的对。你们去之前，应该给我打个招呼，问问我父亲的情况。我要是知道你们去送喜报，一定会阻止你们的。不过，无论如何，你们去送喜报，我和我父亲都算受到组织上的表扬啦；只是让你和董鸿德老师受了麻烦，还有——我一笑，接着说——让医院革命领导小组也受了麻烦：那个响应毛主席号召带头上山下乡的喜报，是撕掉，还是不撕掉呢？

父亲一直蒙在鼓里，所以，“喜报到家”算是他自文化革命开始到目前为止，难得和仅有的一件值得光荣和快乐的事情了。

我继续埋头吃饭，心想，就让这光荣和快乐保持下去吧。

再补上一小段，以便把这个插曲结束掉，回到正题上来。十年后，父亲已经不缺乏光荣和快乐了。也是在餐桌上，一次愉快的晚饭中，我把这件事情中他不知道的部分告诉了他，想让他领会一下其中的反讽意味。但是，我发现，人们的幽默感往往和他们的地位成反比——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反而暴躁地跳起来喊：“是谁找他们这样谈话的？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他们能这样对待来报喜的老师吗？是谁？要马上查一下！”

好，言归正传。

从大寨回家的第二天上午，我兴冲冲来到张毓京家。张伯伯张伯母打开门，笑盈盈地说，欢迎你们都平安到家了！进到里屋，我们开始洋洋得意地回顾去大寨的种种艰险，一本正经地提出种种奇思妙想，比如，张毓京谈到进山采集中草药建医务室的可能性，张毓森谈到山沟里修水库的可能性，我谈到利用单位春天给葡萄和玫瑰剪枝时，免费搞到枝条，在缓坡地上扦插种植葡萄和玫瑰的可能性（报纸上曾读过，玫瑰油是一种极珍贵的化工原料），等等。两兄弟的妹妹张毓姌站在旁边一直很不高兴的样子，一问，原来是她听说我们跑到大寨去了很生气，因为这样重大有趣而又惊险的行动没有叫她。她在我们公社隔着一座黄土山梁的另一个大队里插队。我们当然不会带她去的，扒车的危险太大，也太辛苦，我们能带一个女孩子去受罪吗？我们安慰她，慢慢地使她开心起来，融入到我们的谈话中去。

我*在窗边，忽然察觉到，暖气片冰凉。又想，这不奇怪，暖气这种东西是资产阶级法权，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现在是革命时期，不平等的待遇当然会被破除掉。还好，谈话进行得热气腾腾，不觉得冷。

张伯伯张伯母几次走进来，欣赏而又慈爱地端详着我们，大概是觉得，孩子们离开父母当农民自食其力了，并且还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学习大寨经验想把农村搞好——孩子们长大成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