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梦，遗留在霸王岭下（自传体小说2）
作者：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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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梦，遗留在霸王岭下（自传体小说2）
作者：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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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梦，遗留在霸王岭下
我从桌上的书堆中挑了十几本认为有保留价值的书籍，用绳子捆扎起来，然后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提着来到杨丽的家。 杨丽是我的同学，也是我青梅竹马的好同伴。她家在桂花巷，距离伟鸣以前的家很近。往日，我和伟鸣是杨丽家的常客，我们一起玩耍，一起上学，一起成长。我和伟鸣还经常陪着杨丽在她家里那种植着各种各样花草的漂亮庭院看书、写作业。做完作业后，三个人海阔天空地聊个没完。当我产生到农村去的念头时曾找过杨丽，对她说了这一想法，并希望她能和我一起到乡下去锻炼。可她坚定不移地选择继续读书。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因而我没多劝。虽然如此，我总觉得有一丝眷恋之情萦纡心中。世事难两全，为了陪同伟鸣去兵团锻炼，我不得不离开她。 杨丽家的大门虚掩，只关着木质镂花小门。小门有人头高，下端镶嵌着精致的木雕花鸟图案，里外镂空，利于通风；上端是没有雕空的木板，以几根对称的、边角圆滑的小木条作装饰，用来阻挡路人的视线。门边装有一只电门铃按钮。我轻轻地在那粒红色的塑料按钮上碰了一下，内屋的电铃便叮当地响了两下。接着，我听到了缓缓的脚步声，杨丽的母亲——富态十足的汪阿姨慢条斯理地走出来推开了小门。 “锋，你来得正好，学校放榜了，你看了吗？我们仍在一个班！”见到进来的人是我，原本倚在天井的竹躺椅上看书的杨丽站起身迎了上来，冲着我高兴地说。她的头上扎着两根短小的辫子，每边的发端均系着一只紫红绸带蝴蝶结。那两只像是会飞舞的蝴蝶把她那瓜子形的脸蛋衬托得更好看。 见到杨丽那兴奋的神态，我的心情微微激荡，此刻告诉她我要离开城市、离开学校到海南岛去，是多么不合时宜啊。我低垂着头，眼睛望向地板，咬了咬牙艰难地说出简短的话语：“丽，对不起！我不读书啦！”“出了什么事？”杨丽瞪大眼睛，望着我问。随后她就有些觉晓：“哦！莫非你真的去……”汪姨说：“丽，和文锋进客厅里坐吧，那有站着待客的。”于是，我跟随杨丽母女俩走进客厅。 坐上那乌黑的酸枝木椅，一阵清凉几乎传遍我的全身。也许是这股凉意的入侵，我的情绪马上平静下来。我像平常闲谈般地说：“是的，我已报名到海南岛的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过两天就上路了。”汪姨站在客厅的壁橱旁摆弄着几件精美的陶瓷饰物，她一件件地把那些瓷器拿到眼前仔细欣赏，然后用一片墨绿色的绒布抹拭上面那或许会有的灰尘。听到我说要辍学去海南岛，她立即不屑地说：“你怎么不上高中？你爸妈也是，书没读完就让你出来工作。”我忙解释：“不，这与父母没干系，是我自愿下乡的，我要到广阔天地去锻炼自己。”汪姨小心地放下手中的陶器，转过头来关心地问：“去锻炼？锻炼完就可以回来是吗？像红卫兵串联那样，在外面转一圈？”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想过。我只好含糊其词地说：“有开端就会有结局，党和国家会有安排的。”杨丽任由我和她母亲说话，自己许久也没开声。听了我这句模棱两可的话，她忍不住插嘴道：“党和国家只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没提到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这几年大家一窝蜂地上山下乡去，现在也没听说过有谁回来。”我说：“能回来最好，不能回来也就算了。反正一个人在哪里也是生活。”汪姨惋惜地说：“父母养你这么大，你说走就走，还说这种话。丽，你可别冒出这种歪念。”“妈，我只想读书，哪里也不去。”我转身望着她说：“对的，你就在父母身边好好读书。到海南之后，我会把情况写信告诉你。你不必替我惋惜，我清楚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到外头见见世面也许对我更有好处。我相信，靠自己劳动挣饭吃没错。”杨丽呶一下嘴，无奈地说道：“你走吧！我知道你比我更任性，自己想做的事情没人能阻拦。”“这几本书是你喜欢看的，我送给你作为留念。”我指了指放在茶几上的那摞书说。“我不准备向其他人辞行了，你代我向几位要好的同学讲一下，我们虽然不再同窗而学，但我不会忘记他们的。”杨丽撇撇嘴说：“我才不管你的事呢！到了海南岛，你再一一写信给他们吧。”“这样也行！你不想代我转告，就由我写信吧，”我讪讪的说。 又说了几句临别时该说的话语之后，我便向杨丽母女俩告辞。 出发前这夜我几乎一宿无眠，脑海中轮番浮现出各种各样的思绪：家乡的生活就此告一段落，未来的日子不知是怎样的一种情形，自己是否应付得了？从未尝试过独立生活的我，一点也没把握；还有另一种相反的情绪，那就是兴奋，我想象中的独立生活是脱离了父母的监管，无拘无束，全由自己决定一切，那岂不是海阔天高，随我遨游…… 我在前一天晚上就打点好简单的行装。启程这天，天没亮我就起床了。我背起母亲亲手缝制的小挎包，叫上伟鸣一同来到指定的集合地点——阳江县人民广场。位于北山脚下的这座宽阔的广场此时已是人山人海。几十辆汽车在广场中心分成几行停放着，每辆汽车的车头都绑着一朵绸布折叠成的大红花，车旁贴着一张用朱红纸书写的知青名单。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名单之中有我和伟鸣的名字的那辆汽车。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行李，默默地站立车旁，离愁别绪骤涌心头，可一句离别的话也说不出来。我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不同声调但多是哭泣着的告别声，觉得耳膜有点发麻。伟鸣趴在他母亲的肩膀上放声哭了起来，惹得他母亲也两眼泪汪汪。 我瞧见父亲的眼眶湿润了。平时不多说话的父亲此时含着眼泪对我反复叮咛，独立生活要注意这样、要紧记那样。临上车时，父亲还语重心长地嘱咐道：“你到兵团后要好好学习和努力工作，平时少说话多做事。俗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要切记。”父亲是一辈子安分守己的人，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平平安安度一生。我认真听着，不断点头应诺。 一会儿，兰姨转向我这边对我说道：“文锋啊，我家伟鸣就托付给你了！”她的话语虽简单，这可是重若千斤的嘱托。伟鸣的年龄虽然比我大一岁多，但自从他父亲过世之后，他的精神变得很脆弱。如今，伟鸣要离家到远方生活，兰姨免不了会担心。 “好的，我一定照顾好鸣哥！”望着兰姨那满脸期望的神色，我诚笃地点头承担这一重任。“请您放心，我和鸣哥一起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现在又结伴远行，我们一定会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共度未来的岁月。”兰姨拉住我的手眼含泪水说：“我相信你，并真心感谢你！”我说：“兰姨，别说这样的话，我和伟鸣是好朋友啊，互相关心很应当。”父亲抬手擦拭眼眶，接着抚摸我的脑袋含笑说道：“锋儿真的长大了！”杨丽赶来时，我已上了那辆破旧的解放牌卡车，透过昏暗的灯光，我见到她正在四处找我。我忙将头伸出车厢，向她挥动双手：“丽！我在这呢！丽……”她终于听到了、看到了，急急忙忙地拨开围绕在卡车四周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举高纤弱的小手递给我一份用紫红色蜡光纸包裹的礼物。 “这么多人，我真怕找不到你，”杨丽气喘吁吁地说道。 我也从背包里取出那份准备送给她的礼物，弯下腰递给她。那是一套马、恩、列、斯、毛五大伟人的袖珍像片，纸质及印刷都满好，这一精品在市面上没有公开出售，是妹妹想方设法帮我弄到的，我估计杨丽会喜欢。 同窗八年的好友此刻就要分别，我的心中觉得十分惆怅，不知日后我们还能否在一起。 天刚放亮，在一阵鞭炮和锣鼓声中，车队出发了。我和伟鸣挥动双手，向亲人和同学告别。 “再见！再见！”“再见！”长长的车队载着成百上千知识青年，沿着广——湛（广州至湛江）公路浩浩荡荡地向南方驶去。车厢里没有座位，人们把背包平放着当凳子来坐。有人端端正正地坐着，也有人耷拉着脑袋靠在车帮上，大家的身体都随汽车的颠簸而不停地摇晃。车厢中断断续续地传来一两声压抑着的呜咽，我转头望去，见到一位身材瘦小的姑娘蜷缩在车厢前方的角落里，她将头埋伏在膝盖上的背囊中。车队里此起彼伏的喇叭声使人觉得十分尖锐刺耳，高而尖的鸣号不时地阻断这位陌生姑娘那微弱的抽泣声。人们也许受到这哀伤之声的感染，车厢里的气氛凝重。我感到憋得难受，便站起来，艰难地跨过凌乱堆放的行李，挤开毫无次序地坐着的兄弟姐妹，钻到车厢前方。 我弯下腰对那位哭泣的姑娘说：“这位女同胞，请你别哭啦！你再哭会惹得全车的人都哭起来。我们只是去过一种新生活，未来的生活也许更美好。”姑娘抬起头来，用那双泪水模糊的眼睛望了望我，接着以衣袖擦干眼泪。她真的停止了抽泣。 从那张稚嫩的脸上我看出她也许年纪比我还小，我便安慰她说：“小妹，往好处想，这是人生的一大转折，是新的起点，未来的日子海阔天高，任凭我们遨游呢！”我并非瞎说，我内心真的这样想过。 稚气的脸蛋上泛起一对小酒窝，她勉强地咧咧嘴，装出想笑的样子：“谢谢！你是乐天派啊？此刻还顾得上关心别人。”她睁大泪眼瞄我一下，用一种似乎是不服气的口吻说：“看你模样也不一定比我大，咋称呼我‘小妹’，是不是我的样子很幼稚、很可笑？”我忙说：“不，我没小看你的意思，只是估计你的年龄会比我小些；我年初已满十七岁，你呢？”她低下头，不好意思地说：“让你估计对了，我再过两个月才满十七岁。唉，我们年纪小小的就要出来自立，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说完，她低垂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摆弄背包带子。 我对她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语，才挺直身子。我凛然站立在车厢前方，摆出一副满不在乎、无所畏惧的姿态。我抬手拨开车顶上的篷布，在晨风的吹拂下，多看一眼可爱的故乡。 阳江，这座哺育我成长的古城，在朦胧的晨曦中像座梦幻之城，她粗犷的轮廓带着一种淳朴的美丽。不知不觉中，我的内心悄然地起了莫名的变化，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骤涌心头，我感到这可爱的梦幻之城即将消失，就像我那无数个童年之梦在睡醒时无情地消失掉一样。我开始明白我身旁的这位小妹的感受，她也许并非幼稚，并非懦弱，她的哭泣只是此情此景之下的自然条件反射所致。 随着车队卷起滚滚尘埃离开这座小城，我的心在往下沉。我揉搓几下眼睛，向车的侧面望去，迷惘的视线穿透清晨的薄雾，我看到了这座小城古朴的容貌：那正在升起袅袅炊烟的民居，那环城河畔的杨柳，那北山之巅的古塔，那漠阳江中的白帆，这一切都在离我远去…… 当家乡的城廓在我的视线中渐去渐远，最后从视野里消失，我无奈地转过身来，走回伟鸣身边，挤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我望了望呆坐着的伟鸣，关切地问：“有啥感受？心情有点难过是不是？”伟鸣像是没听到我的话似的，依旧目光呆滞地靠在车厢的栏帮上，也不知他此刻的脑海里正想着何事。许久，他才对我说：“别问了，我什么也不想说。”车厢里几乎再也没人说话，只听见车轮的滚动声和阵阵的汽车喇叭声。伟鸣不搭理我，我便从挎包里取出杨丽送给我的礼物，打开来看。那是一本精美的36开硬皮笔记本。我十分高兴，要知道，她就是送给我一张白纸我也会很高兴。随着车子的摇晃，我的思想也晃荡起来，我想起我们自童年时起的成长历程，我们原本一起憧憬过绚丽多彩的未来，但现在我们分离了，我们的未来也许只能是各自的未来。 杨丽在笔记本扉页的赠言里写着：“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唐代诗人王勃的诗句用在此处最合适不过。见了这赠言，我感到无比欣慰。是的，离别并不能动摇我们的情谊，人若无情时，咫尺亦天涯啊！ 汽车在南下的公路行驶了一天一夜，除了吃饭时稍停一会，其余时间都在赶路，最终将我们送到了雷州半岛尽头的海边。我提起行李笨拙地跳下汽车，因长时间屈曲在车厢里，双脚已发麻。车辆掉头走上回程。望着归去的车队，再看看被留在码头上的一群不知所措的同辈，我首次体验身在异乡的滋味。 由于天还没亮，千余人密密麻麻地坐在海岸上等待黎明。我和伟鸣互相依靠着坐在码头的水泥堤坝上，我面向大海，感受夜色中大海的气息。迎面吹来的海风略带腥味，我的感官受到刺激，困顿渐渐消失了。 “你听到什么声音吗？”伟鸣扭转头，以神秘的语气问我。 我侧耳细听，耳中只充斥着海浪冲刷堤坝发出的沙沙声，再无别的声响。于是我答道：“海浪声，永恒的大海之歌。”伟鸣说：“粗略地听大家都以为那是海浪声，只要你凝神留意，就会感觉出来，其实那是无数小精灵在不停地骚动。”“哈！哈！哈！你真有想象力。哈！哈！哈！”我大声地笑了一阵。 我以笑声来驱散心中掠过的一丝怯意。伟鸣双手抱着膝盖，将头埋进臂弯中，再没出声。我想，他也许在冥想大海中蕴藏的更深含意吧。 伟鸣的一句话，不觉间也勾起了我的想象力。我凝视大海，夜色中，眼前的海面黑沉沉的显得无比深邃，像是一只无比巨大的怪物张开的大口，它正准备吞噬一切。我打了个寒噤，不敢再向海面望去。 天大亮时，带队的干部吹响了集合的哨子。码头上零散的人们缓慢地靠拢到一起，许多人都无精打采，一个个眼睛布满红丝，耷拉着眼皮，机械地移动着脚步；与海平线上初升的骄阳相比，我们这帮年青人显得太没朝气了。也难怪的，大家在那摇摇晃晃的车厢中熬了一天一夜啊。我稍微振作精神，带着伟鸣挺胸阔步走上人群的前头。 领队的干部清点完人数，就让我们分别乘上了两艘大渡轮。在风浪中经过两小时多的航行，渡轮便载着我们到达了彼岸的秀英码头。 走下渡轮，我的双脚首次踏上海南岛的土地，心中产生出一种莫名的冲动。啊，这就是海南岛！我终于来到了海南岛——我日后生活的地方。 码头上已有许多军车在等候我们。人们按着分配名单上了各自的车辆，来自同一地方的青年们在此分道扬镳。
四、踏上宝岛 海南岛的交通主干道分东、西、中三条线路，载着知青的汽车驶离秀英码头后，分别沿着这三条主干道跑，将知青们一一送到海岛的每个角落。我和伟鸣所乘坐的车子走的是西线，仍是解放牌卡车，只是车子比昨天乘坐的那辆新些，而且挂的是部队车牌。 从海口市出来，公路起初比较平坦，路边可见到的居民区也比较密集，后来越走公路的起伏也越大了，有时很长时间也看不到人烟。我坐在车厢的尾部，那里的视野较宽阔，可看到不断后退的景物：路的两旁，时而是荒山野岭，时而是一片片整齐的橡胶林，间或还能见到人工种植的菠萝、剑麻和胡椒，唯独我想象中的椰林却不多见(作者注：海南岛的椰林分布为东线最多，西线较少)。报名下乡时听了居委会那位办事员对海南岛的介绍，我脑海中绘出一幅优美壮观的景象：海岛上，漫山遍野都是高高挺立的椰树，在海风的吹拂下，它们那长长的叶子随风摇曳……现在看来是对不上号了！ 我盼望快点到达目的地，可是几小时过去了，汽车还在继续向前行驶，因为路况差，汽车的速度比较慢。这岛上的路像是没有尽头。登上海南岛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她并不像一个岛，望不尽的海岸线，似乎纵深无限的腹地，这都与我脑海中“岛”的概念不相符。 约莫中午时分，车队在儋县停了下来，我们在一间大食堂里吃了顿饭。饭后继续赶路。 环绕在山峦间的公路波浪似的向前延伸。汽车引擎发出沉闷的声音，憋足劲牵引着汽车爬上坡顶，转眼间又飞快地滑向坡谷。下午，几乎每经过一个岔路口，都有几辆汽车从车队里分出来，各自向着不同的目的地前进。最后，只剩下几辆汽车在山路上爬行，崎岖的山路令车子像筛糠似的前后左右摇晃不停。我再也不想往外看了，因为视野中已尽是连绵不断的山脉，峻岭崚崚，渺无人烟。 蜿蜒在坡地与沟壑间的公路越来越难走，汽车的速度更慢了。车子是将我们往大山里拉，也就是说，这几辆汽车里的知青安家之处将是这海岛上的大山深处。 下午四时左右，汽车再次停下来。当让颠簸的行程折磨得昏昏沉沉的我爬出车厢时，呈现眼前的是几栋砖瓦平房和几间用树皮搭建的简陋房子。领队的干部说，我们将暂时住在这几间树皮屋里，接受为期一周的新兵培训。 望着几间外墙千疮百孔的破房子，伟鸣紧锁眉头，十分疑惑地问：“我们就住在这儿吗？太可怕了，这是猪圈还是牛棚……”见到伟鸣出言莽撞，我连忙打断他的话：“嘘！注意点，不要随便说这道那的。”伟鸣仍然无所顾忌地说：“怕什么！你怎么变得胆小如鼠了？我说的是真话，这不像牛栏或猪圈吗？哪是人住的地方！”我用力扯了一下他的衣袖，严肃地告诫道：“你以为出了社会就可以放纵自由了？完全不是这样，你别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从现在起，你要谨言慎行。让人听到你说这种话，会把你抓去斗争的！你忘记你父亲的遭遇了？”我必须使他明白这些道理，否则真会出问题。我知道，离开了家庭束缚并不代表真正自由自在，可以随心所欲，社会的束缚将更严更紧，要不，父亲就不会有那“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叮咛。 “唉！我真不该来这里！见到什么也不许说吗？”伟鸣张望了一下四周，叹口气，用一种近乎幼稚的口吻问道。 我还没回答。走在我身旁的一位高个子青年瞅了一眼伟鸣，伸出一只大拇指说道：“嗬！这位仁兄有性格。不是不许说，是要往好处说……”跟在我身后的一位身材矮小的青年也一个箭步蹿了上来，接上高个子的话说：“你至少也得说含糊些，比如看着眼前的房子，你可以说：‘啊，这房屋，顶上穿洞，四壁也有窟窿，一定很透气……’懂了吗，老兄？”我注视着说话的两位青年，他们一高一矮，高的脸颊长长，矮的脸型圆圆。他们说话一唱一和，活像两位相声演员。我觉得有点滑稽，但见他俩这般为伟鸣着想，互不认识就如此热心地加以指点，心中又十分感激。 “承蒙指教，谢谢二位！”我真诚地说，然后介绍道：“我叫马文锋。他是钟伟鸣，我的好朋友。”穿一身学生服，个头高瘦的青年说：“不必客气，都是家乡人，一起出门就是朋友。在下陈家栋，”他指指矮小个子青年，“他叫付立勋，我们也是难兄难弟，从小一起打架，一起争食。”伟鸣嘟哝道：“是禽还是畜，怎么在一起争食？”我连忙捅了他一把，制止他胡说乱道。好在家栋没听清楚他所说的话。 我们一边说着，一边走向那几间树皮屋，只见每间房子的外墙都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上面写着：“建设宝岛！保卫边疆！”、“欢迎革命小将来宝岛参加开发建设！”等字样。原来海南岛是“宝岛”。看到这个诱人的字眼，不由得使我想起小时候在中山公园八角亭里，听说书人讲的关于张保仔的故事：张保仔是清朝末年活跃在南海水域的一个劫富济贫的大海盗，当时由水路贩运鸦片来中国的英国船只最怕遇到他。传说他有一批价值连城的财宝藏在一个海岛上。他死后至今还没有人找到这批珍宝。莫非藏宝之处就是海南岛？我幽默地把“宝岛”这诱人的字眼和宝藏联系起来。 “见到那些字吧，”我指了指墙上的标语，对伟鸣说。“这是宝岛，岛里藏有无限的财富呢！等会儿我讲张宝仔的故事给你听。”“好啊！好啊！岛上真的藏有珍宝吗？”伟鸣的脸上露出了纯真的笑容。 当然，我明白海南岛之所以被称作宝岛，是因为她蕴藏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了能使伟鸣能乐观地面对今后的生活，我故意让这诱人的字眼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树皮房子不但屋顶是用树皮铺盖，连四周的墙壁也是用树皮作材料。真妙啊！对一个初次从城镇出来的小青年来说，这山里人的生活环境挺新鲜的。树皮盖成的房子很有特色，只是墙壁上那几孔脸盆大的破洞有点碍眼。 走进那没有门板的房门口，才见到屋里的空间很大，屋内靠墙搭架着两排大平铺，床板是由刚砍伐的树木锯成的，表面潮湿且带有浓烈的树脂气味。每间房子安排了二十几人住，我真的融入了一个大家庭。我和伟鸣将背包放到靠墙角处，摊开草席占了两个床位。 放好行李，我找来一张旧报纸把床头墙壁的窟隆封住。布置停当，我叫上伟鸣，两人一起走出屋外，看看我们将扎根的这片土地。只见屋旁屋后稀落地种着十来棵木瓜树，椭圆形的大果实紧紧地挤在笔直的枝干顶部。离此不远的几排砖瓦房门前种有几棵椰树，几只小鸡在椰树底下刨着泥土，啄食小虫。 走出住宿区，我们爬上一座小土岗。倾斜的坡地上有一条向远方延伸的坎坷不平的泥路，也就是我们刚才进来的那条路。横跨过泥路的一条小沟旁开辟着几片菜地，土畦两边种着碧绿的蔬菜，畦的中间还插着小竹篱，长长的豆角在竹篱上随风轻荡。菜地对面的山坡上种着茶树，一行行的茶树环山而种，层层叠叠，十分整齐美观。在高耸的山脉的怀抱之中是一片片波浪似的橡胶林。 我环顾四周，旷野里几乎不见人影，连队内没见几个人走动。瓦房的房门大多虚掩着，有几间房的大门甚至完全敞开，我们从门前路过，就可见到房里摆设的简陋家具，却见不到房子的主人。我想，假如我们没来，此处必定是一个寂静的世界。我感到眼前一切都很新奇，心中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这里多像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直至傍晚，收工的号角吹响后，瓦房的主人才从四面八方的胶林、茶园里钻出来，陆续回到各自的家，此时，连队才热闹起来。 吃晚饭时，有三三两两的妇女或小孩来到树皮房的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张望，也不知是好奇还是对我们的到来表示关心。 晚饭后，经人指点，我和伟鸣来到一口并不宽阔的水塘里沐浴。这个池塘不是那种常见的鱼塘，池塘储的是山溪水，水质很好，清澈见底。我们来到时，已有三、五个人在池塘里游泳，水面荡起粼粼波光。山区的天黑得快，洗完澡，四周已一片漆黑。连队没有电灯，我们住的树皮房里的一根梁柱上挂着一盏灯光暗淡的煤油灯。青年们盘腿坐在各自的床位上聊天。床位与床位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分隔，人们就像同睡一张无比宽敞的大床铺。 讲到这里的环境时，付立勋说：“这山旮旯是什么地方啊？谁去找人问问。家栋去吧！”“对的，家栋办事机灵，就由家栋代表我们去了解一点情况……”有人附和道。 陈家栋受了付立勋等人的差遣，披上一件白衬衫走出房门，消失在夜色中。我和伟鸣安静地躺在床铺上，默默地体会来到海南岛后第一个夜晚所带来的感受。 过了十多分钟，家栋就回来了。他站在大平铺前兴冲冲地说：“兄弟们：家栋向大伙汇报刚打探到的情况：这里是‘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先锋团’（作者注：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69年4月，辖10个师，其中海南岛7个师，湛江3个师；共148个团，全是由农场改编；多是一个农场作为一个团，不管人数多少），改编前的名称是国营先锋农场，去年才改编为兵团的。我们驻扎的地方是先锋团三连。先锋团有十几个像三连这样的连队……到培训结束，我们将被分别派到各个连队去。”立勋穿着背心和短裤衩，踮高双脚用一根小树枝挑着那盏昏暗的煤油灯的灯芯，听了家栋的介绍，他赞扬道：“好个家栋，是做探子的料哟！这么快就打听清楚了，日后派你当侦察兵吧。”灯花经他用树枝撩拨，跳跃了几下，忽地亮了许多。 家栋回敬一句：“真是矮仔多计，干啥都是差拨别人出面，懒惰得要死，就懂卖嘴乖。”立勋走回自己的床铺位，嘴里嘿嘿地发出一阵干笑，说：“我今天是晕车，这你也计较？再说，我没叫你一定得去问啊，明天开会啥都清楚了，也不急这一时。”“马后炮！既然如此，你早说呀！”家栋说。说完，他跳上自己的铺位躺了下来。 “家栋，我见连队里的人有些穿军服，有些没穿军服，我们以后到底有没有军装穿？”睡我旁边的一位名叫刘润年的青年问，“就算没订领徽的也行啊。”听他的口气，十分羡慕那些穿军服的兵团战士，更希望自己也能穿上一套军服。我打量一下他的模样，暗暗想，此人膀阔腰圆，若是穿上一身绿军装，一定很威风。 家栋坐了起来，回答说：“兵团里有许多人是从部队转业来的，他们所穿的是从部队带回来的军服，原先农场里的老工人是没军服穿的。但我们是新生力量，是兵团里的新鲜血液，也许能区别对待。我们初来乍到，领导为了鼓舞士气，发一两套军服给我们穿也说不定呢。”这家栋确是一位活跃分子，像什么都知道。 虽然天气很闷热，但是人们还是要把蚊帐挂起来，这里的蚊子多得很。有了帐子，这才使各自的铺位有了分界线。 我刚挂好蚊帐，伟鸣就把头伸进我的蚊帐里，悄悄地问：“我们要背枪吗？我可不喜欢打枪。”“你问家栋吧，我也不清楚，”我说。“我在学校只打过小口径步枪，以后若能扛上新式步枪就好了。射击挺好玩啊，你为啥不喜欢？是害怕吗？”伟鸣把头缩了回去。他没有回答我的话，也没敢向家栋提问。他盘腿坐在床铺上，出神地想着什么。 宿舍里人声与蚊子的翅膀震动声混成一片，嗡嗡作响。人们像是毫无睡意，你一言我一语地谈着各自关心的事情，直至深夜。 第二天，在三连的晒场上举行欢迎大会。几张旧办公桌并在一起，上面罩一块褪了色的红布，便成为简朴的主席台。晒场里原本竖着许多刚收割回来的芝麻杆，现在这些芝麻杆给堆挤到晒场的一个角落里。一百多位新来的青年男女在主席台下面那还散落着许多黑芝麻的地上席地而坐。除了我们这帮知青外，三连也有几十人参加欢迎会。 主席台上坐着几位身穿军装的首长，从那鲜红的领章和闪亮的帽徽来看，就可知道他们全是现役军人。大会开始后，听到会议主持人介绍，我才知道那几位首长是团长、政委和参谋长等。几位首长轮番讲话，长篇大论的话语我没能听进多少。我那羡慕的眼光却不时地瞟向主席台上：那黄绿色的军装，那鲜红的领章，那军帽上的红五星，这些军人的标志确是令人羡慕！难怪刘润年会盼望能有军装穿。是的，这里是兵团!我们是战士！如果我们穿上军服该多好看！扛上枪支更是威风凛凛！我的脑海里浮想联翩。
五、全新环境 我们在三连集训的几天里，确实体现了一种军事化的生活方式。教官们把我们这批新兵分排、分班地管理，统一做操和集训。青年们再也不能懒散地生活了，必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们日常起居全由立在连部(作者注：连队领导的办公室叫做“连部”)房顶上那只大喇叭发号令，清晨，喇叭中那嘹亮的起床号将我们从梦中叫醒，集合及上、下课也以喇叭中发出的军号为令，连吃饭都由那号角声通知，最后是晚上十时的熄灯号催促我们入眠。 “桃花源”里的生活也并非我想象般浪漫和美好，过了几天，我就感到了在这山窝中生活的寂寞，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呆在草屋里，我们没有任何消遣节目和娱乐活动。这闭塞的环境，使得伟鸣的情绪更加低落，他的言语越来越少，偶尔开口，说出的往往是让我惊讶的话语；他的出语惊人并非因为他说出什么深奥的哲理，而是他的思维有点古怪，有悖常理。 我开始想家，十分思念父母。爸爸、妈妈一定也惦记着我。我想给家里写信，但想到还没分配工作，没有固定的回邮地址，还是等过两天自己被分配下连队后再写吧。吃过晚饭，躺在床铺上仰望着屋顶上凌乱地垂吊着的树皮纤维，我的心情有点压抑。 第四天的傍晚，吃过晚餐，我对伟鸣说：“我们到外头散散步吧，瞧瞧外边的景色也比闷躺在床上为好。”伟鸣慢吞吞地爬起来，说：“荒山野岭，有什么好看。”他嘴里虽然这样说，但还是跟随我走出屋子。 我们在荒草与乱石中摸索穿行，看到那一片片由木麻黄树整齐地分割开来的橡胶林，连绵不断地组成茫茫林海，我的胸怀也开阔许多。 由于橡胶树的枝杆脆弱，为了避免树枝被台风吹断，种植时要将橡胶林分成一片片的林段，在林段与林段之间种上坚韧抗风的木麻黄树或台湾相思树组成防风林带。这是我在培训班学到的知识。我们漫无目的地走着。远方有很多山峰，伟鸣抬手遥指一座座山峰数着：“一、二、三、四……九、十……怎么不是五座山呢？哪几座是五指山?”我也说不出。他只好挑了五座最高的山峰算是五指山，“你看，这几座必定是五指山，还真像五根手指呢！”他遥望着那几座挺拔秀丽的“五指山”高兴地叫了起来。 我想，五指山大概还在这些大山的后面呢。它也许是一座大山，只不过山顶有五个尖峰而已。见到伟鸣对五指山如此感兴趣，我没将心里想的说出来。随他点吧，只要他高兴就行。大自然最能调节人的情绪，伟鸣望着远处的山峰，放开喉咙大叫：“五指山啊，我已来到你跟前……”我们信步走着，浏览山野与橡胶林的景色。整齐划一的橡胶林，起伏连绵的山脉，挺拔峻峭的峰峦，弯弯曲曲的小径，这是一个崭新的环境。这幽雅的环境使我产生了许多颇有田园诗般韵味的遐想。虽然有些想家，但不代表我后悔此行，离开那一座由于人口过度密集而显得十分拥挤的古城我不后悔，我暗下决心要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撒在这山区的坡地上。我相信这抉择是对的，随着成千上万的城市知青来到这宝岛参加开发建设，海南岛将会变得更美丽。我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 经过几天集训，马上就要进行分配。分配前的一个晚上，伟鸣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很担心，我觉得自己会过不惯这里的生活。还有最主要的一点：我们会分配在一个连队吗？假如领导把我们分开了如何是好？”我也不知道是否能和他分配在一个连队，没法回答他的提问。我没有担心自己会过不惯这里的生活，我感到这地方有一种简朴的美，这种美很吸引人。为了使伟鸣别独自想得太多，我再次陪他一起走出宿舍。我们穿过那长着一人多高的荒草的防风林带，在橡胶园中散步。我们嗅着橡胶林里特有的气息，领略这橡胶王国的风光。我希望这样能分散伟鸣的注意力而使他的心情恢复平静。 我想起临行前兰姨托付我在日后的生活中关照伟鸣一事，当时我信誓旦旦地说一定会好好照顾伟鸣，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分配在一起，我所说的话就无法做到了。是的，我们必须分配在一个连队。 我对伟鸣说：“别怕，我们明天找教导员，请求把我倆分配在一个连队里。”听了我说的这句话，伟鸣这才消除了忧愁，脸上露出一点笑容。他在橡胶园里跑起来，环绕橡胶树来回转圈，嘴里叫着：“好啊！好啊！我们一定要在一起！”可我的心仍紧揪着：我们的打算能如愿以偿吗？ 我们在橡胶林里毫无目的地走着，伟鸣一时又跑又叫，一时却缄口无言。我随便找些话逗他开心。我们边走边谈，很快就走出这片林段，再钻过一片矮小的荆棘林，呈现眼前的便是茂密的热带丛林。在参天的古木那繁茂的枝叶遮蔽下，树林显得阴黯而深邃，渔网似的藤蔓纵横交错地遍布林间，眼前已没有路。 我多想钻进密林中去走走啊！看看这原始森林里那遵循大自然规则所形成的植物群落的布局，体会一下人迹罕至的空间是怎样的静谧，但夜幕即将降临，幽深的树林让我们胆怯而却步。我想：海南岛真奇特，文明和原始的交界点竟是如此之近，也如此分明。 “你看这热带丛林，多幽静而神秘！城市里的人难得见到这样的景观。你喜欢这里吗?”我问伟鸣，尝试引导他热爱这片土地。 “还可以，”他答道，“看见这古木枯藤，我们像走进了《林海雪原》那本书里描述的大山林一样，只是少了雪。现在下场大雪该有多好！”“这里是热带气候，一年四季都不会下雪的。”“真遗憾！”伟鸣有一本曲波著的小说《林海雪原》，他经常反反复复地阅读，爱不释手。 “不过我还是要回去，”他深沉的目光凝视着幽暗的山林，喃喃地说。 “回宿舍吗？”我问，我正在欣赏那葳蕤的山峦，没听清他的话。这南国的地理气候与家乡的很不同，已是秋季，山野的草木还是那么葱郁，与春天差不多。 “不，我要回家乡，”他十分肯定地说，“等我到处玩过一遍就回去。”“我们是来工作的，并非旅游！我们要安下心来开创理想的事业，甚至要作好扎根一辈子的准备。”我耐心开导他。 “是他们逼我来的！按着牛头喝水——办不到。”他负气地说。他那深陷的眼眶中透出一束固执的光。 我们都沉默了。我明白，他还惦记着读音专的事，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假如没有上山下乡运动，也许他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世间的路原本很多，一个人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要走的路呢？为什么只能走这条别人指定的路？深想一层连我也弄不明白，正闹情绪的伟鸣就别说了。 “你别想太多，关注眼下的事。未来的生活是白糖拌苦瓜——有苦有甜，我们慢慢品尝。走吧，我们回去想想，怎样与领导谈分配的事。”说着，我们慢慢地往回走。 次日早上集合之前，我和伟鸣一起来到培训班指挥部找教导员，力图分配在一个连队里。教导员姓陈，是一位军人气质十足的人。见到他之后，我微微低着头，不敢正视他那张由于过分严肃而显得生硬的脸，就像我小时候进入庙宇时不敢瞧那些面目狰狞的泥塑金刚像一样。我和伟鸣各自报上名字，然后战战兢兢地讲明来意。 教导员听完我们的话，拿起桌上一份名单看了看，沉思片刻后板着脸说：“我不能同意你们的请求。分配名单已定，不能随便改动。”我猛地抬起头来，哀求道：“求求您了！教导员，就让我们在一起吧！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伙伴，想分配在一个连队好互相照应。伟鸣他……”我的话还没说完，教导员就打断我的话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你们是来干革命的，不能搞小团体主义，一切服从革命分工……”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冰凉。我鼓起勇气，望着教导员想争辩几句。但一见到他那张充满霸气的脸，我就把要说的话咽回肚里了。 碰壁了，而且没有转弯的余地，我们灰溜溜地走出指挥部。伟鸣很是失望，但又十分无奈。 为了安慰伟鸣，我对他说：“一个团的范围不是很大，不管你分到那个连队，我都会经常去看你。”伟鸣垂头丧气，没有做声。 稍后，分配名单就公布了，伟鸣分在第三连，也就是我们现在暂住的这个连队。我分在第五连。和我一起分在第五连的共十人，全是男青年。 近中午，十几辆汽车开进三连，将知青们分别送往日后安身落户的连队。 “记住常来看我，”伟鸣送我上车时对我说。 “一定！你要放宽心怀，乐观地生活。相信你会发现这里美好的一面，住久了就会习惯的……”我边说边爬上汽车，几乎还没站稳，卡车就在告别声中开动了，军事化行动的确十分迅速。汽车将我和另九位青年送到一个新的环境──先锋团第五连。 一位体态魁梧，一身古铜色皮肤，目光炯炯有神的老战士迎接我们。他一边与我们握手，一边自我介绍道：“我姓徐，名德轩，你们叫我老徐就行。连队领导今天到团部开会了，让我迎接你们。”从我们的队列里站出一位身材清癯的青年，他代表我们说：“我们称呼您徐师傅吧！我们刚离开学校，年幼无知，请您日后多多关照！”他叫廖建平，是我们这帮青年中比较老练稳重的一位。 徐德轩乐呵呵地说：“行，行，今后大家一起工作，我们互相帮助。年轻人啊，你们都是好样的！见到你们我很高兴！你们的住处已经准备好了。我这就带你们去宿舍。”徐德轩带领我们到各自的住处，并作了一些必要的吩咐。他还给每人发了一张巴掌大的纸卡，说：“这是饭卡，开饭号吹响时持着它到食堂打饭。要保管好，弄丢了就不能开饭的了。”我小心翼翼地放好饭卡，也牢记了“饭卡”、“打饭”等几个新词汇。 我和廖建平、童志成、覃郁民四人共住一间小小的矮瓦房。这间瓦房建在一个大晒场的边沿，孤零零的一座小房子。晒场另一边有一条大路，路的下端两旁是连队营房，大路将营房左右隔开；听徐师傅说，左边营房住的是有家属的老战士，右边营房住的是未结婚的青年战士。 放下行李后，我打开背包，把草席铺在木板床上，便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巢”。 “我们过那边看看吧。”安置停当，建平对大家说。 我明白他所说的“那边”是指另外六位青年的住处。我也想过去看一下，便望望郁民和志成，他俩点了点头，于是四人一同走出去。 那六位伙伴住在大路右边的营房里，房子比我们住的那间大许多，是整整齐齐排列的几幢砖瓦房之中的一间，不像我们那间小房那样孤单独立。 房内六张床铺和个人物品都安放妥当。我们一进来，大家便站在自己的床位前热情地自我介绍。睡门口边上的床位是个子高瘦的是陈家栋，他旁边是矮墩墩的付立勋。在培训班时我就和他俩住一间宿舍，早已熟悉。睡房子中间靠着墙壁的床位是中等个头的关枝培，他对面是小胖子林劭年。房子最里头的两张床铺占据两个墙角，分别是小个子郭朴俞和身材粗壮的刘润年。润年我也认识，在培训班时，他睡在我旁边的铺位。他的力气很大，但举止粗鲁。 大家互通姓名，交流了一番后，我们四人才回自己的小屋子。 在我们居住的房子前面有一棵高大的山桂树，树底下吊着一块破铁犁，看样子是用来当钟敲的；丈把高的树杈上还悬挂着一只大喇叭，宽宽的喇叭口朝向连队营房的方向，那是团里的有线广播设备。时值中午，那大喇叭里正在播放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选段：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高音喇叭的音量很大，加上那京剧唱腔特别高昂，我们的房子距离音源又近，阵阵声浪震荡，致使耳膜很难受。 吃过午饭，我在连队四围溜达，看看连队的概貌。这个连队建在山地中一块较平整的地方，虽然也在大山边，但是离山峰还有一段距离。贯穿连队营区的那条大路的两边种着几行椰子树，整齐划一地分布在大路两边的宿舍一律是低矮的砖墙瓦顶平房。房子与房子之间种植着白玉兰和杧果树。规划者想得挺周全：既有花香，又有果实。海南岛的热带气候很适宜这些树种生长，它们都长得绿油油，那婆娑的树冠使每间房子的屋前都有了一片阴凉的树影。白玉兰树的枝叶遮掩着怒放的花儿，人们要仰首细致寻找才能看到那爪子般盛开的奇花，可那沁人心脾的清香却四处飘溢。杧果树也许是刚收获过，树上并无果实。 大路尽头是食堂。食堂背后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而沁凉。溪边挖有一口很浅的水井，井里清水盈盈，食用水就从这井里汲取。食堂的大厅里面摆有几套沾有油渍的桌椅，给不喜欢端饭菜回宿舍吃的战士使用。 我们住的那间屋子里摆着两张碌架床（即叠架床），我睡右边的上铺，下铺是廖建平，对面的上铺是覃郁民，下铺是童志成。覃郁民身材修长，文质彬彬；童志成身材横胖，脸形偏圆。 五连也没有电灯，小房子的中央用一根铁丝吊着一盏带有玻璃防风罩的煤油灯。 鉴于房子窄小，为了生活起居有序，建平倡议制订室规。我们一致同意。建平从背包取出一张信纸，趴在床铺上，综合大家的提议，很快就把《室规》草拟好了：一、包袱和衣物要放在各自的床上；二、铁桶、洗脸盆要摆放在床架底下；三、轮流值日和搞卫生；四、换下的衣物必须尽快洗涤干净…… 年少的我首次离开父母，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与几位早些天还互不相识的人住在一起，多少有些不习惯。然而，崭新的生活又是挺有意思的，比在学校里参加夏令营更有趣，我们既要学会独立，又要培养团结合作精神。这是我走出社会的起点，日后的生活很漫长，我想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晚上，我们与全连人一起，在我们房子侧面那个部分水泥已松剥的晒场上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晚间新闻联播。听完广播，连长站立起来，代表全体干部、战士欢迎我们这批新兵到五连参加兵团建设。晒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阵掌声消除了上午我们到来时那冷淡气氛给我带来的不愉快心情。 连长四十出头，身材高大，浓眉大眼，嘴巴也比平常人略大，厚厚的嘴唇向外微翻。他的口音带着浓重的潮州话声调，讲话内容倒是很简洁。说完欢迎的话语之后，他和指导员一起走到我们面前，逐一地看，还让我们报上姓名。连长和指导员也作了自我介绍。连长名叫林克铭，潮汕籍，转业军人；指导员名叫谭思宽，湖南人，也是转业军人。指导员比连长年纪大许多，约莫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背有点驼，说话阴声细气，样子像个体力衰退的老头。
六、首日劳动 夜里，我在梦中回到了家乡。不，梦中的我似乎并没有离开家乡，依然和伟鸣在漠阳江中与江流较劲；我还在北山的坡地上牵着纸鹞欢快地奔跑，杨丽紧跟在后面，她喘着气叫唤我跑慢些……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点不假，近日我确实惦记着杨丽，经常回想同窗之谊。 梦境中的我正开心时，就让一阵金属撞击声惊醒了，“铛、铛、铛……”猛烈的声浪似乎使整座房子都震荡起来。我的耳膜给冲击得嗡嗡直响，不由得在床上猛地坐了起来。同屋的几个青年人也都被嘈醒。大家爬起床，走出屋外张望。四周漆黑，看不到什么动静。 “哪里失火了？”志成光着膀子，趿拉着塑胶凉鞋，慌慌张张地跟在我身后跑出来。 “大约是催人起床割胶的钟声，”建平揉着双眼说。 郁民一边整理刚套上的衣服，一边疑惑地说：“在三连时，我们好像没听到过起床割胶的钟声。”“也许每个连队习惯不同，”我说。这钟声必定是值勤人员敲打挂在我们屋前那棵山桂树上的破铁犁发出来的；白天我已留意到那块破铁犁，只是没想到它的响声会震耳欲聋。 志成两眼迷糊地说：“既然与己无关，我们再眯一会吧。明天还要劳动呢！”说完，他缩回房里，钻进蚊帐内。 我和建平、郁民仍然站在山桂树下议论着，想探个究竟。不久，我们就见到晒场那边影影绰绰有人走动，刚才敲的果然是起床割胶的钟声。人们陆续地从房子走出来，头上戴着一盏点燃的矿石灯，灯碗上的火舌在风中微微摆动，照着前面的路。他们肩挑小铝桶，手执割胶刀，叮叮当当地向四面八方的胶林走去。 弄清楚情况之后，我们又回到床上。我想多睡一会，可是，再也不能入睡。我的脑海里想着许多问题：这破铁犁挂在我们的房前可是个大碍，那声音太响了……怎么要半夜起床割胶(作者注：为使胶乳不易凝固，必需在太阳出来前割胶。一般是凌晨3、4时开始割，在太阳升起前割完，8、9时收胶乳)，白天割不行吗？怎样割胶的，真想看看……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到小溪里洗完脸，我就走向连队附近的橡胶园。越过营房边缘的一条种植着芭蕉的小山沟，我就进入了离连队最近的一片橡胶林段。秋风徐徐，林段里的空气清新怡人。橡胶种植在缓缓的坡地上，树底下只有稀疏的小草，很好行走。 “万泉河水，清又清……”，橡胶林里传来一阵轻轻的、悠扬的歌声，那是歌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的一段插曲。在这清晨的橡胶林中听到优美的歌声使我觉得十分意外。我欣喜无比，忙快走几步，想一睹歌唱者的芳容。 我看到一位披着齐腰长发的姑娘，她正在一边割胶一边唱歌。只见她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割刀，轻移碎步，身子环绕着橡胶树转了半个圈，用割刀上那V形的刀口在树身轻轻地割下一小片薄薄的树皮，那削下来的树皮让一丝已凝固的橡胶乳粘连着，像一串饰物随风晃动。树干上那层厚树皮被割破的表面立刻有乳白色的胶乳流出来。姑娘熟练地从固定在橡胶树干上的铁线支架里拿起一只底朝天放着的大陶杯，用布抹干净，再反转来放回到支架上。一滴滴乳白色的胶乳就流进杯子里。她这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轻盈而敏捷。在我眼中，这种割胶动作简直是一种舞姿。晨风吹起她那长长的秀发，随着她在橡胶树之间穿梭而不停地飘荡着，这景象优美极了。 我在这片橡胶林里流连许久。长发姑娘在百忙中抬起头来，不经意地瞥我一眼，又微弯着身子继续干她的活。见到我之后她就停止唱歌了,我真后悔过快走近她。虽然听不到歌声了，但她的割胶动作仍使我看得入神。我不自觉地跟随着她在橡胶林中走动。走到橡胶园的边缘，外头有一条几米深的沟壑。我的注意力集中在那姑娘身上，没留意眼前的危险，脚步踏了个空，踉跄地摔了一跤，差点往深沟里滚去。姑娘放下手中的割胶刀，向我走过来，也许是想拉我一把。但是，我在她来到之前，已鲤鱼打挺般跃了起来。在姑娘面前摔跟头，多难堪，于是，我转身逃也似的离开了林段。 “哒哒嘀哒……”，起床的军号此时才吹响，可割胶的人们已辛勤地工作了几个小时。我回望渐渐消失在胶林深处的倩影，不禁对割胶的人产生由衷的敬意。 直至我离开了这片橡胶林，长发姑娘那飘逸的身影仍然留在我的脑海中。她那优美的割胶动作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盼望领导快点派我去割胶，去从事这种颇具诗意的作业。 我取了饭卡，来到食堂窗口前领到两只馒头和一碗稀饭，又匆匆回到宿舍享用这顿早餐。 刚放下饭碗，高音喇叭又传出了开工的号角，那“哒哒嘀嘀……”的军号声催促得我们紧张极了。这兵团的生活节奏真是十分紧凑，而且大有军令如山倒之势，号角一响，人们就肩扛锄头、手拿镰刀从各自宿舍里走出来。我们没有闹钟，更没有手表，但知道此刻的时间大概是早上7.30时，也就是规定的出工时间。 今天是我们来海南的首日出勤。我们在晒场上集合。老兵徐德轩扛来一捆工具，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那是把柄特粗、钢板特厚的锄头，比我们在学校支农时使用的小锄头大好几倍，活像一个粗笔书写的7字。 我们手握锄头列好队时，连长来了。徐德轩挺起胸膛发出号令：“立正！”十位青年并腿荷锄挺立。连长满意地点点头，摆了摆手。 “稍息！”徐德轩又叫道。青年们应声作着姿势的转换。连长站到队列正前方，高声说道：“战士们：徐德轩同志从今天起担任你们的班长。他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英雄，打完仗后转业到海南岛参加宝岛的开发建设，是一位值得敬重的老同志……以后由徐班长带领你们去进行劳动作业。大家要遵守纪律，好好劳动，不得拈轻怕重，要作好出一身汗、脱一层皮的思想准备，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连长语气严肃，就像在战场上宣布作战命令似的，很有气魄。 连长说完话。徐班长带领我们十个新兵开始了我们来海南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肩上扛着锄头，排成一列纵队跟在徐班长身后走向工地。开始时，队伍还比较整齐，但渐渐地就变得懒懒散散、稀稀拉拉的了。也许大家都像我一样有一种失落感：来到兵团，没见到枪，却先扛上了锄头。 我们穿过了几片橡胶林，来到一座山坡脚下，那里种有一大片木薯。木薯的枝杆高过人头，茂密的枝叶互相交错地连在一起，像一片小森林。木薯地背后的山坡上长着杂生的林木，再远处是嶙峋的群峰。 木薯地四周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但种着木薯的坡地上却没多少杂草，显然是经过作物管理的结果。徐班长在木薯地边沿停下脚步。我们站在草丛中，放下那把扛在肩上的锄头，听候班长的指挥。只见徐班长将手中的锄头来回挥动几下，他脚下四周的草丛就给铲除掉了。他给自己开辟出一点立足之地，就转身向着我们说：“小伙子们，今天大家的任务是挖木薯，把地里的薯茎挖出后要集中起来，再用牛车运回连队仓库……”老班长教我们如何挖木薯，还做着示范动作。他甩动着手中的锄头，三五下就把地里的薯茎挖了出来。海南岛的地真是长庄稼，那挖出的薯茎有的像小腿般粗；一棵木薯的产量就有十几公斤，甚至更多。 十位小伙子分散开来，照着样子开始工作。徐班长在旁指点着。他在部队里也许没带过兵，但带领我们几个“黄毛小子”却是绰绰有余的。从现在起，老兵当了班长，终于带上了新兵，只可惜我们这帮新兵却不是真正的兵。我望着手中的锄头，不禁叹息一声：“唉！真没劲！”徐班长继续挥舞锄头挖掘木薯。看着这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与美国佬打过仗，建立过功勋的老战士是那么专心地劳作，自己的那颗不安分的心也就平静下来。我试着举起锄头向地下挖去。在学校时我就经常参加支农活动，这简单的劳作难不倒我。一根根粗大的木薯被我挖出来了，我很高兴。 “停。你不能这样乱锄的，木薯全让你挖断了，”老班长走过来对我说。 我低头看了一眼那一节节被我挖断的木薯。满脸歉意地说：“我弄不清薯茎在泥土中生长的方向，锄头挖下去，‘咔嚓’，薯茎就断了……”老班长咧嘴笑笑，说：“就知道‘咔嚓！’，你要先在木薯的根部外围把泥土挖开，离株干稍远些，然后缩小包围圈，薯茎一个也跑不掉，乖乖地排列在地里。”说着，他走到一棵木薯旁边，弯下腰来，用那铁钳般的双手抓紧木薯的枝杆，摇动几下，猛地一拔，整棵木薯竟让他给拔了起来。他指着那连着枝杆、有头有尾的几根长长的木薯又说:“你们看，这木薯从头到尾有一层厚厚的表皮裹住，我们最好不要挖破这层表皮，保持完整的一根薯茎；断了的木薯容易霉烂，想将木薯贮存长些时间，我们就要挖出完整薯茎。”徐班长没有像我估计那样狠狠地批评我，他只是耐心地指导我如何操作。我知道确是自己做错了，就算没受批评也觉得惭愧。见徐班长极其容易就将地里的木薯拔了起来，我心里想：这是好方法啊！把整棵木薯拔出来，不用挖，简单多了。我正想走上前去试试，身后的建平拉了我一下，小声说：“你也行吗？”经建平提醒，我才不至于在班长面前出丑。老班长走到另一边的时候，我才学他的样子，双手紧紧地抓住那几株甘蔗般大小的木薯杆，使劲地往上拔，可是脚下的泥土根本就没有松动的迹象，我再加把劲，左摇右曳地还是没将地下的木薯拔出来。我见一旁的陈家栋跃跃欲试，便向他招招手。家栋走了过来，与我合力拉拔，地表的泥土好像有些松动，可地下的薯茎一根也没拉扯上来。家栋的身材虽然挺高大，可他那修长的双手并没有多少力气。出了一身大汗，徒劳无功，我们只好放弃尝试。 陈家栋拍拍手掌上的泥土，自我解嘲地苦笑一声:“唏！唏！我服输了！难怪这位彭德怀的部下没在北京找个位子坐坐，原来这里最能发挥他的长处。”怪怪的语言，不知是褒是贬。 建平和郁民老老实实地挥动着锄头，并不关注我们这异想天开的举动。我也乖乖地抡起锄头小心地挖掘。尽管我懂得了一点窍门，又加倍小心地挖掘，仍然把木薯挖断不少。地里什么位置有薯茎真是很难预计，锄头挖下去就将薯茎切成两半。毫无办法，我只能不断地摸索经验，尽量做得好些。想不到这看来十分简单的工作也存在难以掌握的技巧。 太阳越爬越高，气温升得很快，火辣辣的阳光将人们身体内的水分不停地逼出来。 “秋天了，还这么热，真是鬼地方。简直要命……”在我身旁干活的付立勋用衣袖擦着脸上的汗水，嘟嘟哝哝地说。 徐班长走了过来，问：“现在就觉到很热吗？”立勋急忙改口道：“不热，不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徐班长笑了笑，用他那浓重的东北口音说道:“说也无妨，海南岛就是贼热。你们初来这里，一下子暴晒在太阳底下，当然很难受。你们可知道，事实上，最热的六、七月份已经过去了，现在不算太热。”“老天啊！还有比这更热的吗！”我脱口而出，想象着那更热的天气是啥滋味。 “海南岛好就好在热，不热能种橡胶吗?”老班长说。我一想这也是，亚热带气候也是一种资源啊，少了这些亚热带气候的土地资源，我国的橡胶就要全部依赖进口，那样很容易受控于其他国家。老班长停顿一下，想了想又接着说:“你们听说过海南岛十八怪的顺口溜吗?其中一怪就是‘青石板上煎鸡蛋’，说的是黎族同胞把鸡蛋打在让阳光晒得灼热的青石板上煎熟来吃。你说，那盛夏的太阳有多猛烈。”“没听过，”我们齐声说。 在这么热的太阳底下，青石板上能煎熟鸡蛋我一点也不怀疑，但其它的十七怪是什么呢？我很好奇，连忙对老班长说：“徐班长，请您讲讲这十八怪给我们听听吧!好让我们了解当地的风情。”老班长停下劳作，左手扶锄把，挺起腰杆，举起他那粘满泥土的右手挠着只留着短发的脑袋，一边记忆一边慢慢地念道:“海南岛，十八怪，青石板上煎鸡蛋；海南岛，十八怪，捉条蚂蟥做皮带；海南岛，十八怪，老鼠当作上等菜；海南岛，十八怪，头上斗笠当锅盖；海南岛，十八怪，短裤穿在长裤外；海南岛，十八怪，背着小儿谈恋爱；海南岛，十八怪，老人爬树比猴快；……”原本以为老班长不善辞令，可他念起这顺口溜还挺流利！就这样，通过一来一往的交谈，我们对老班长增加了了解。他也体谅我们在劳动方面的不足之处，对我们很迁就。 一名中年妇女挑着一担水桶来到了地头，向我们招呼：“哎，大家过来喝凉茶吧。”我们正感到酷热难当，一听呼唤，立即扔下锄头跑到地头那棵大树下。 徐班长也快步迎上去，帮那位妇女卸下水桶和扁担，嘴里忙不迭地说：“唉呀！大热天的，要苏医生您亲自送茶水过来，我们真过意不去啊。我正打算派人去挑开水呢。”苏医生说：“今天这帮小伙子首日出工，必定很辛苦，这天气太热了，他们也许一下子难以适应。我用夏枯草、黄茅根和葫芦茶叶子煮了一锅凉茶，送了过来，顺便看看小伙子们。大家都喝点吧，这凉茶能消暑解毒。”她边说边从一只布袋里取出几只搪瓷盆子，递给靠近她身边的刘润年和陈家栋。 徐班长向刚围拢过来的青年们介绍道：“这位是苏丽梅医生，也是林连长的爱人，她负责全连人马的健康和卫生工作，你们以后若有病痛，就到连队卫生室找苏医生。”苏医生笑笑说：“大家平时就要注意身体，做好保健工作，以预防为主，等熬出病来再医治不是好办法。”刘润年端起一大盆凉茶，牛饮般“咕咕”地喝着，一口气喝至盆底朝天。他用手背抹了抹嘴，向苏医生说：“我们年青力壮，身体不会出毛病，特别是喝了苏医生您煮的清凉解毒茶，更是百病不侵。”说罢，他双手叉腰，挺起胸膛，有意显露他那腰圆肩宽的身材。 苏医生乐呵呵地说：“早几天我听老林说连里要来一批新兵，不知多高兴。现在见到你们生龙活虎的样子，我更是开心啊。徐师傅带新兵辛苦了，你也喝碗茶。”说完，她舀了一碗凉茶端给徐德轩。 老班长忙接过来：“谢谢！我与您一样的心情呀，看着他们活泼开朗、听教好学，也很高兴。”连队里有这样一位好心的医生，我们太高兴了。大家贪婪地喝着凉茶，嘴里没忘多谢苏医生。这真是及时而至的甘露，要是没有这茶水补充，说夸张点我们也许会让烈日晒干。 “大家就地休息十五分钟，”徐班长说。 我们在大树的荫翳中，品尝那甘甜可口的凉茶。喝完凉茶，大伙围坐在徐班长身边，饶有兴趣地向他问这问那。 大树旁边有一座简陋的小草棚，约一人高，我弯下腰钻进里面看了看，那里除了四根木桩支撑着一块竹排，再没有其它物件。 我转头向徐班长问道：“徐师傅，这草棚是干啥用的，里面还有一张竹床。”徐班长说：“那是看农作物的守夜人住的。山里有野猪，每到夜里那些野猪就会跑下山来偷吃我们种植的木薯、番薯和花生，所以我们要派人在作物地里看守，驱赶牠们。”
七、起步艰辛 来到海南岛第一天的劳动对我们来说真的很辛苦，十个少爷兵被累得奄奄一息。放工以后，一个个笔挺地躺在床上不想动弹。 我的双手由于抓了一天的锄头柄，次日早晨刷牙时，手指竟然连牙刷也抓不稳。我惊讶地细看那双似乎2皇粲谧约旱氖郑痪醯盟品⑷龋帜诘纳窬诓煌５爻槎种腹亟诒涞媒┯玻竿芳负醪惶够健５绞程么蛟绮褪保冶匦胨止灿貌拍苣梦确古琛?/font>早餐是一碗稀稀的粥和两段木薯，这么快就尝到自己的劳动果实，我心里产生一点成就感。但准确地说，这还不算我的劳动果实，因为作物不是我亲手种的，我只是参加了收获。不管怎么说，我的辛苦是值得的，盆子里的两段木薯隐约显示出自己的劳动价值。我要忘记昨日的辛苦，鼓起勇气迎接新的战斗。 初来乍到，我们每个人都不敢怠慢，工作中更是不敢偷懒，坚持住硬是挺了下来。我们挖了木薯又拔花生。木薯是我们的杂粮和禽畜的饲料，花生主要是用来榨油。兵团战士吃的大米由国家供给，数量算是充足，每人每月二十公斤，吃不完可退回粮票，以供外出时使用。食油虽然国家也有供给，但数量很少，仍需种植花生、芝麻等油料作物榨取食油来补充。除此之外，鱼、肉和蔬菜类则是自供自给。所以，在兵团里，人们吃多吃少全看自己的能力，连队副业生产搞得好，战士们的生活就会好过些。 连续的辛勤工作，首先改变了我的双手，初时是手掌磨出许多水泡，钻心刺痛，后来疼痛减轻，水泡磨穿后变成了发硬的老茧；其次是皮肤的改变，我们这帮年轻人，在“脱胎换骨”前先换掉旧的皮囊，海南岛上空那强烈的紫外线使我们真的脱了一层皮。我那原本白嫩的皮肤让烈日晒起了水泡，新换的皮肤很快又被晒得黝黑。 劳动在一步一步地改造我的思想和外表。哥哥文铎早已料到这一过程，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来鼓励我，告诉我“万事开头难，习惯了就会轻松些。”我也充好汉，轻描淡写地向他说了自己的近况。 白天的工作虽然很辛苦，可我觉得时间还容易过。一到晚上，我就觉得百无聊赖。有时，郁民坐在床沿上吹奏笛子，那怀旧的曲子将人的思绪牵扯得远远的。奇怪的是，那些遐想不论是绚丽的或是苦楚的，都像与己无关；哪怕是一年前或半年前发生的事情，在那悠扬的曲子催眠下，统统晃若隔世之事。 有更多的晚上，我们四个人躺在各自的床上，闲聊了一会儿，就再也没人吭声了。每逢这个时候，我会探头看看其余人，怀疑他们是否已入睡，但每次都见到他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愣愣地瞪着屋顶。我觉得奇怪，那屋顶藏有什么秘密吗？我也跟随他们凝视起那一片片鱼鳞似地排列的瓦片。由于原料有杂质，瓦片烧制出来表面会产生颜色深浅不一的图案。我认真地研究起这些图案：它是藏宝图？还是联络符号？是外太空那也许存在的生物在与我们联络？抑或是现时盛传的梅花党特工留下的暗号…… 分配来五连转眼间已十几天，不知伟鸣的情况如何，我的心里总惦记着。星期日，我搭乘一辆拉胶乳的车去看伟鸣。每天早上九点多钟，就有一辆汽车来连队里拉走本连采集的胶乳，送去团部橡胶加工厂进行加工。 车子进三连装胶乳时我就下车。我谢过司机，便向旁人询问钟伟鸣的住处。许多人都不认识新来的战士，几经打听，我才找到伟鸣的宿舍。 十几天不见，伟鸣像是瘦削了许多，眼眶有些发黑，脸颊更凹陷了，而且精神有些恍惚，只有肤色没大改变。看到伟鸣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心里很难受。 “分别后你的情况如何？”一见面我就急切地问。 “很糟糕！样样事情都不顺心。我对这里的生活很不习惯，有时连饭也吃不下！”“这么严重吗！领导安排你做什么工作？很辛苦是吧！？”伟鸣说：“我分在第五割胶班，近段时间正在学习割胶，工作不算辛苦。”他指着房子门口堆放的几根树杆又说：“这叫厚皮树，它的树皮与橡胶树的皮相仿，是用来练刀的。”“这很好嘛！”我说，“我想割胶都想不到呢，现在是整天在山坡上挖番薯和木薯。天气很热，野外的作业实在辛苦，让你在太阳底下晒一天你就知道滋味了。我看，你还是安下心来学割胶吧。”知道了他工作不辛苦，我就想：他之所以不习惯，十有八、九是出于心理因素，假如他能知道自己分了一份好工作，也许会安下心来。于是，我对他说了我见到别人割胶时的情形，说那是很有诗意的工作。之后，我又描述了打杂工的劳累程度。说着，我伸出让太阳晒得黝黑的双手给他看。其实，他应该早就见到了，因为我的皮肤从头到脚全改变了颜色。 伟鸣默默地望着我，对于我已变成一个黑人他无动于衷，仍是一副心事沉重的样子。 伟鸣和一位海口市知青同住，房子比我住的地方还要大，可是原本宽敞的房间里却摆放着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几只铁桶、洗脸盆和割胶时装胶乳用的铝桶摆满一地，墙角里还凌乱地堆放着一些纸箱、铁罐等杂物。 我对伟鸣说：“你的室友生活习惯不好，床上乱糟糟的，你不要学他这些不好的作风，起床后应顺手叠好被子，收好蚊帐。衣服也不要随便乱放。两人住在一起要互相沟通，真诚相待……”伟鸣的母亲吩咐过，要我来海南后多点照顾她的孩子，可是我们不在一个连队，我没法时时关照他，于是，我希望他能和室友搞好关系，日常生活中可以互相帮助。 伟鸣说：“他不讲话的，整天钻在被窝里睡觉，而且他说话的口音很难听，有时我听不明白他说什么。多数时间，我们是互不干涉，各自呆在自己的床铺上。”“这样不行，你一定要与他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对你有好处，”我再次强调。 午饭时间，一位身材纤瘦，与伟鸣的年龄差不多的青年端着一盆饭走了进来，坐到伟鸣对面那张被子没叠、帐子没收的床铺上大口地吃饭。我想，他一定是伟鸣的室友了。于是我站起身走向前打招呼： “你好！我叫马文锋，是伟鸣的同乡。”那高瘦的青年放下饭盆，右手在衣襟上擦了擦，再向我伸过来：“我叫钟初鹏，海口市来的。”他的普通话带有很浓的海南话口音。 我握住初鹏的手说：“这么巧！你们两人都姓钟，往后大家要互相帮助啊！五百年前你俩的祖先说不定还是一家人呢。”初鹏笑了起来，说：“是啊，我们都是广东人，也都住在海边城市，海口和阳江相距并不远，同一祖宗是有可能的。”伟鸣显然不赞同我们的说法，他大声地打断初鹏的话说：“你们的海南话与我们的阳江话跟本就不同，难听死了。”初鹏却坚持说：“差不离，都属南方方言语系。”我担心他们会为了这一点小事而争论不休，于是说：“别辩论了，免得影响初鹏兄的食欲。我们也该吃饭了。”伟鸣到连队的食堂打饭去了。我继续与初鹏倾谈。我想把他和伟鸣的关系拉近些，好让他们和睦相处。伟鸣打饭回来时，我见那饭菜与我在五连平时所吃的没多大差别。我吃得很香。伟鸣却显得毫无胃口，吃不到一半就将饭菜倒掉了。 吃过饭，我问伟鸣：“你的割胶技术学习得怎样啦？”他望了望屋外，说：“在厚皮树上练习时还可以，不知实际情况是否相同。”我站起来，走出房门口。屋子前面的空地上长着几棵大叶桉树，茂密的叶子使周围有一大片树阴。其中一棵大叶桉树树身上并排捆绑着一段厚皮树的树杆，地面上散落着许多一片片的树皮，像刨花一样薄。伟鸣每天就在这里练习割胶的刀法。 伟鸣拿起窗台上那把割刀，走出屋外，在厚皮树上示范给我看。他的动作虽然有些笨拙，但还是能把握住刀锋，在树桩上削下了一片片薄薄的树皮。 “当然会有些差别。不过，日后在实践中还可以继续研究技术，熟能生巧，你不必担心。”我鼓励他说。 又坐了一会，我就告辞了。 “有空我也去五连看你，”伟鸣送我出来，走到连队门口时他对我说。 三连距离五连约八公里路程，中途经过四连，步行需要一个多小时。四连附近有一处叫歧雅峒的黎族集市，那里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卖。我沿着大路在靠树阴一边慢慢地行走，在那表面铺着一层白色粗沙粒的大路行走很惬意；几乎见不到其它的行人，偶尔有一辆货车经过，整条大道像是专为自己铺设似的。这与家乡那车水马龙的街道相比有天壤之别。家乡街市的繁华固然不是这里所能比，可此处群峰叠翠，林海浩渺，环境静谧，空气清新，又有其迷人之处啊！ 下雨了。雨很大，大雨天不用干活，我们在房子里舒舒服服地躺着谈古论今。 郁民挑起一个话题，说如今发行的书中几乎消失了“爱情”一词，这是一个极端。志成故意站在反驳方立场与他辩论起来，说爱情会使人堕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只需要革命的激情！ 郁民似乎早有准备，他引经据典地从人类的繁衍到革命先辈的爱情故事侃侃而谈。志成渐渐理屈词穷。 我耳里听着他们的争论，思想却飞回了故乡，想念父母和同学。 “文锋，你濑尿吗？”忽然，下铺的建平惊叫起来。 我也感到有水滴溅到我的脚部，坐起来一看，原来屋顶有一处漏雨的地方，刚好滴在我的床尾。透过床板的缝隙，雨水又滴到下铺去。我连忙拿出那只冲凉和洗衣服用的小铁桶，放在床铺上接水滴。 雨越下越大，屋里漏雨的地方越来越多，我们几个人忙碌起来，饭盆、茶盅和小铁罐，能找到的器皿都用上了，在房子里摆起了“八卦阵”。关于爱情的话题终止了，大家改为谈论海南岛雨季的长短，谈论目前生活条件的简陋。 我盯着床尾那只用马口铁做成的小铁桶。屋顶漏下的雨水滴在桶里发出清脆的咚咚声，把我的思绪从遥远的家乡拉回到南国的淫雨中。我想：这房子在雨天虽然使我们难堪，但看着眼下屋里摆下的“八卦阵”，倾听窗外雨水洒打在树叶上的沙沙声，聆听屋顶漏下的雨水滴在铁罐和饭盆时发出的叮咚响，却另有一番韵味！ “听说这房子以往是放农具用的，在我们来之前才临时清理出来给我们居住，真是糟透了。我们的安置费不知到了哪里……”志成一边将口盅里快要满的水倒往水桶里，一边埋怨道。 郁民随声附和：“对呀，听说国家拨下来的安置费每人400元，我们应当有更好的居住条件。”我担心言多有失，便安抚道：“这房子也不错，别嫌了，既来之，则安之，‘牢骚太盛防肠断’啊！”于是，话题又转了。 下午，雨还没停，我正准备甜甜地睡一觉。徐班长披着雨衣走过来，通知我们到大食堂去学习。我们冒雨跑过食堂，一看，全连人都集中在那里了。这是连队安排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几位积极分子在会上讲自己的学习经验和心得体会。其中一位叫黄水养的青年语气激昂地讲了自己如何遵照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以猪圈为家，不怕脏和累，誓死把猪养好的事迹。 我认识黄水养。他身高体壮，从背面看有个高大的身架子，但从正面看，效果就差多了，他那脸宽额窄的面部配着一双眯缝着的斗鸡眼，让人看了很不舒服；那双眼睛总是盯着眼前的目标，使得谁也不想站在他跟前。他是连队里的饲养员。因为我每天下午要将挖掘烂了的木薯或番薯送往猪栏当饲料，所以早就与他见过面。我赶着牛车送木薯到猪栏时，经常发现他在猪栏旁的草堆上睡觉。一见我来了，他就连滚带爬地从草堆上滑下来，心虚地用一双斗鸡眼瞅着我，瞧我的反应。我一点也不想看那两颗一起挤在鼻梁边的瞳孔，卸完车就赶忙走开。这个人在工作时间经常偷懒睡觉，还能成为积极分子，真是好笑。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我心里很反感，接下去再也无心听他自吹自擂了。 我们的工资每月22.00元，伙食费每月9.00元。首次拿到的工资是13.00元。当我手里捏着这些钱时心情十分激动，这是自己用劳动换来的第一笔钱！这笔钱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小数目，但我还是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左思右想，我有了主意。 星期天一到，我就跑到歧雅峒那间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邮电所里寄了10元钱回家。利用汇款单的留言笺，我写道：“在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下，孩儿已长大，汇上我参加工作的首笔收入，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钱寄出后，我感到十分兴奋和自豪，我终于靠自己的双手赚钱了。看来“不在城里吃闲饭”这说法是对的，每人都有两只手，只要通过辛勤劳动，就能给国家和自己创造财富。 为了庆祝自己走出社会，过上了自力更生的生活，同时显示自己的成熟，我从余下的钱中花了3角7分钱买了一包飞鹰牌香烟，用2分钱买了一盒火柴。回到宿舍，我马上从口袋里取出香烟，学着建平那样，把一根烟卷叼在嘴角，划燃火柴，点上香烟。我原想美美地享受一番，想不到却被呛得连咳不止。惹得建平和志成拍手大笑。 “小朋友，你就别学抽烟了。我现在是深受尼古丁之害，积重难返，后悔都来不及呢！”建平笑着说。 我只比建平小三岁，他便称呼我“小朋友”，真气人，于是我固执地说：“我偏偏就抽给你看，烧烟有什么难，呛几下就学会了。”说着，我连连吸了几下。结果是引发一阵连气都喘不过的咳嗽，我觉得心肝肺腑都在抽搐作痛，难受极了。 “别逞强，我说的是金玉良言，听话有你好处……”建平正儿八经地劝告我。 我将那包给人带来痛苦的香烟抛给建平，认输道：“送给你吧。罢了！不抽烟我仍然是大人。”全屋的人又笑起来。那笑声有着亲切、友善的内涵。我知道他们劝我别抽烟是为我好，只能听话了。在这小集体里，我确实体会到团结、友爱的温馨与幸福。 日子在辛勤的劳动中不知不觉地过着，转眼间中秋节到了。家乡的人十分喜爱欢度中秋节，这天家家户户除了烹调美味佳肴庆祝节日外，晚上还有热热闹闹的看花灯活动。但这里的中秋节却是静悄悄的。傍晚打饭时，我发现饭盆里多了几块猪肉，算是节日加菜吧！咬着那二指见方的肥猪肉，满嘴流油，香喷喷的，似乎是最大的奖赏。一饱口福之后，我就觉的缺少点什么，想来想去才明白过来??这里缺少了节日的气氛。除了晚饭那几块猪肉，没有一点象征节日的东西，没人赏月，也看不见小孩燃放炮竹和焰火玩耍。 我们洗完澡，进入那低矮的屋子里，四人面面相觑。窄小的房子让人感到沉闷，静静地躺着也使人觉得很空虚。我想，这是节日效应吧！应该调节一下。 “我们出外头赏月吧！别辜负今晚的好月光。”我对其余三位室友说。 “是的！应该赏月，”建平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连连点头赞成我的提议。 我和建平的话音刚落，志成便从上床滑下来，拍着手掌说：“对！对！最好找串鞭炮来燃放，往年的中秋节，我最喜爱玩爆竹。还有，我们再去找只柚子来尝尝，也算应节呀。”郁民冷笑一声，接着志成的话说：“你想得倒美，割下你的屁股当柚子吧！”我们都笑了起来，哄堂大笑激活了沉闷的气氛。我心中的压抑感也让这笑声冲淡一些。我们一起走出窄小的房子。站在山桂树下，我顿觉精神爽朗，心胸舒畅；秋风带着山野的气息扑面吹来，让人的肺腑感觉到纯氧的鲜美。但是，我们仅仅可以呼吸这无限的清新空气而已，再没其它所需物质；月饼、菱角，柚子和香芋糕，这些应节物品只能浮现在自己的回忆中。 眼前甚至连坐下赏月的木板凳都没有。郁民和建平从几百米外的橡胶林段旁边抬回一节长长的树干，横放在房子门口的空地上。几个远离家乡的青年人就坐在这根木头上赏月。 闷坐一会，郁民走回房里取出他那支宝贝的竹笛，吹起了一串悠扬的音符；那些让五根看不见的线条连串住的音符像是缭绕在山桂树的枝桠中，久久不能飘去。可我们的思绪却在婉转的乐韵中飞向了远方…… “求求你，郁民，今晚就别吹了，忒惹人烦的。”志成忧悒地说。 我的情绪跌落下来，也向郁民提出抗议：“是的，收起你那根吹火筒，让我们安静地赏月！”在我们两人的抗议下，郁民无奈地收起笛子，山桂树底下恢复了清静。远处树林中仍有秋虫唧唧的叫声和风吹树叶的沙沙响声，像是一首催眠曲子。我们同时举头望天，像和尚打坐般静止不动。 过了许久，我们才觉得光是坐着太枯燥无趣，郁民拉起建平走过东边老战士生活区，想去徐班长家里借一套茶具和讨些茶叶，泡壶茶水大家润口解闷。可是，他俩因徐班长家里没有茶具空手而回。 轮到我和志成出动。我们先到大宿舍（另外六位同乡居住的房子我们称大宿舍）看看，希望找点好吃的。进屋一看，他们六人全躺在床上，好像不知道今天是中秋节似的。我们失望地走出来。接着我们在连队里转了一圈，也没能找到志成所喜欢的鞭炮和柚子。连队附近唯一的购物场所是四公里外的歧雅峒，那里的商店晚上是不营业的，是否有鞭炮和柚子出售就更难说了。折腾几回后，因一无所获，大家只好安下心来，干涩地端坐着凝望深蓝色的夜空和那轮初升的明月。离开家乡第一个中秋之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简便些吧！顾名思义，‘赏月’就是看月亮嘛！”我以慰藉的口吻说。是我提出赏月的，见眼下如此清寒，才咬文嚼字地加以解释。虽然这话语显得十分苍白，但却没有人提出异议。大家都在昂首望天，忙于寻找那时隐时现的蟾宫。 晚上天气不好，天空中不时有一片片浮云飘过。月亮要努力地挣扎着才能从那浓厚的云团里钻出来，把她那似乎是专为引发思念的淡淡清光撒下这偏僻的异乡。我抬首望着披挂在山桂树上的月色，心里不由得想起父母和兄妹，同时亦想念青梅竹马、同窗数年的杨丽，不知在这同一个明月下的此时此刻她有否想起我。 “为何偏偏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志成用低沉的语调发问。一句话，透露了他此刻的心思。也许，这是大家的心思。 虽然我知道志成并非真的因不懂而向人发问，但我还是接口说道：“身在异乡的游子，身边的事物和家乡的完全不同了，只有天上的月亮依然一样，所以与亲人离别的人看到明月就不由得产生出想念亲人的思绪。”这是我在此情此景之下想到的解释。 没人反对我的解释，他们大概并不在乎别人的解释，思乡就是思乡，是不能用语言解释得清楚的。大家沉默了一阵子，建平也许是觉得太无聊了，便讲起了《嫦娥奔月》的故事。 郁民扭头望着我和志成问道：“你们说，嫦娥是不是太傻了，竟独自偷吃仙丹，飞上那寂寞的月宫。”志成瞪他一眼，反问道：“你说，这黎母岭山区就不寂寞吗？你到这里来是不是也很傻？”志成的话语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回想起家乡的繁荣，回想起在家乡过中秋节的热闹情景，觉得这里确实是过于寂寞。由于思绪翩绵，只好低头不语。 建平继续在讲他的故事：“是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后来……”志成和郁民一边听故事，一边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什么，我大多没听进耳中。 当秋风吹凉了身躯，我便沮丧地蜷缩在自己的“窝”中，填了一首词，抒发自己在异乡过的首个中秋节的感慨。
过中秋 黎母岭旁居住，万泉河畔遨游。他乡对月思绪悠,总算将节应凑。 天上广寒寂寞，山间院落清幽。甫来僻地第一秋,理想繁华在后。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由于旧课本涉嫌有“封、资、修”内容，不允许再用，上课的临时教材就以毛泽东主席诗词等革命诗篇为主，所以《七律·长征》、《沁园春·雪》等等诗词我们背得滚瓜烂熟。我也喜欢照葫芦画瓢地学着写诗填词，当然，写出来的所谓诗词，韵律不一定准，水平大多数很差。填完这首《西江月》，我便躺在床上打算休息，却怎么也睡不着觉，直至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地合上眼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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