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大草原（连载九）：13、菜园和庄稼地
作者：孟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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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大草原（连载九）：13、菜园和庄稼地
作者：孟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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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大草原（连载九）： 13、菜园和庄稼地 春末夏初青草长出来的时候，牧民们指给我们看一种可以吃的野菜“哈拉海”。在这时候，哈拉海大约有六寸到一尺那么高，大都长在沟里大坑里，和土堆岩石南边背风温暖的地方。老乡们警告我们：千万别用手去拔！哈拉海叶上茎上长着透明的刺，刺扎在手里挑不出来，因为它是透明看不见的。哈拉海的刺扎在手上，就像被马蜂蜇了一样要疼好几天。老乡教给我们用剪子剪断哈拉海，用筷子把哈拉海夹到一个小布口袋里。在灶上的锅里倒半锅水，把水烧开，再把布袋里的哈拉海倒进开水里，开水能把那些透明的刺烫蔫，然后把烫过的哈拉海切碎，拌在羊肉馅里，包包子或包饺子。煮熟的哈拉海味道很像菠菜，挺好吃。能吃哈拉海的时间也就二十多天，然后哈拉海越长越高，刺儿也由透明变成棕红色，越长越硬。到秋天时哈拉海有一人多高，混身长着利刺，别说人，就是牛和马也不敢接近。 夏天时野葱出来了，野葱的味道比家葱要差一点。不少牧民喜欢在他们的面条汤里切进一些野葱碎块提味。野韮菜也出来了，牧民们不吃野韮菜。我们拔些野韮菜切碎后与羊肉馅拌在一起做饺子或蒸包子，味道很是不错；韮菜炒肉片也很香。野韮菜开花后，我们几个人拖着一个大行李袋在草地上边走边摘，半天时间就摘了大半行李袋韮菜花。拖回来把韮菜花洗干净拌上盐，塞进一个二尺高的小口大坛子里，把坛子口封上留到冬天吃腌菲菜花。野菲菜过后就没有可吃的野菜了。 我们的肠胃实在是想念那些富有纤维和维生素的蔬菜和水果，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闭着或睁着眼睛想象着那咯吱咯吱的嚼头，以及随之而来的润喉的菜汁果汁。我们真是不能理解牧民老乡们竟然能够一生不吃蔬菜，照样过日子。几千年的进化使得草原上牧民们的肠胃身体结构适应了没有蔬菜水果的生活，就象某些动物不需要吃蔬菜一样。但我们的身体可没有经过这么几千年的草原生活的进化，我们还是杂食类，吃肉也得吃草（菜）。我们决定要想吃蔬菜就得自己开菜园，而且牧民老乡们应该学习吃蔬菜。 我们跟大队的不懂达勒嘎们反复解说吃蔬菜对人身健康的重要性，不少牧民有高血压，头疼和心脏的毛病，这都与不吃蔬菜有关系。说得几个不懂达勒嘎将信将疑，但他们同意我们开菜园种菜。 我们大队东北方一座石头山半山腰有众多泉眼，泉水流下山坡，汇成一条溪流，这溪流的大名为“伊和高勒”，即是“大河”的意思。大河从我们大队办公室房子的东北方峡谷流过，在办公室房子东南方的芨芨草滩中渗入地下，然后在西南大约五六里远的地方又冒了出来。春天时，泉眼和沿岸冰雪融化的水注入大河，大河的水是棕红色的，水量很是可观，还真是一条颇为浩浩荡荡的河呢！六十年代初有人看中了这水量，在我们办公室房子西南方的开阔地上开垦了三百多亩地，在东北边芨芨草滩里横断大河的河床修了一座土坝，迫使春天大河的水流进这三百多亩地，河水灌溉后的土地黑里冒油很是诱人。他们又在大队办公室南边的一个小山头“会思”的南面盖了一排有五个单元，每一单元有里外两间的土坯房。但不知什么原因，土坯房还没安上门窗，这些人就撤退了，这一伟大诱人的事业被放弃了。 这里显然是开菜园，搞农业的好地方。 我们大队有三户六十年代初从河南河北山西来的农民，他们或做木匠，或赶大车，他们都住在公社所在地。为了开菜园，这三家汉人农民和我们不放牧的新牧民们决定搬到土坯房子里住。老木匠和他的儿子小木匠很快做好并给土坯房子的每一单元安上了门窗。五个单元正好够三家和我们男女生各一套。入冬前我们都搬进了土坯房子。 下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开菜园。自然这三家人成为我们的农业专家和顾问。 我们提议利用已开垦的土地的一角做为菜园。专家们说，开菜园的关键不是土地而是水，哪儿能打一口好水井，菜园就应该开在哪里。但是哪儿能打一口好水井呢？第二天早晨我们跟在专家屁股后头去做实地堪察。专家们沿着开垦过的土地走着，边看边争论哪儿的地下水浅。我们对这些真是一点儿都不懂，插不上嘴，就剩下竖着耳朵听的份了。然后我们又跟着专家们走进东边的芨芨草滩。河南话河北话加上山西话一通乱争之后，专家们一致同意在芨芨草滩东边能打出好水井来。 大河流经的峡谷长满了芨芨草墩，这峡谷在办公室房子的东边终止了。但芨芨草滩又向南延续了三里地，复盖着一里多宽的，位于办公室房子东南方的河滩(河在地下)平地。芨芨草是地下水层不很深的标志，芨芨草一人多高，它们的根一直扎到地下水层，这些根牢牢地抓住土壤，就是强劲的西伯利亚北风也刮不动它们。它们技叶茂盛能挡住随风刮来的土或沙，年复一年积累下来，芨芨草墩越来越高，有的有四五尺高。芨芨草在或高或低的草墩上随风摇曳很是潇洒。由于草梗实在太硬，除了骆驼偶而吃几口外，羊牛是不吃它们的。一位专家指出如果弄得好的话，在这芨芨滩东边打井，我们很可能打到渗入地下的大河，那井的水量就好得没法说了。 菜园的这口井还不是我们打的第一口井。我们到草原的时候我们大队的土地上没有一口水井，牧民们靠天然水源而居，冬天就靠雪了。第一年冬天我们住在大队办公室的房子里，做饭，烧茶，洗刷用水全靠化雪，一大堆雪只能化一小点水，实在是不方便。过了些天后我们跟不懂达勒嘎们建议在办公室房子附近打一口井，不懂达勒嘎们同意了。我们在房子东边二十来米刚进芨芨草滩的地方打了一口井。 冬天是打井的季节，因为冻住的井壁不会倒塌。但冻住的地面像石头一样硬没法直接挖，我们的农业专家满肚子经验，他们说在地面上铺一层厚厚的干羊粪，点燃的干羊粪慢慢地燃烧一夜，可以融化一层冻土，这样可以一层一层地挖。我们用大车拉回三车干羊粪堆成一大堆。五十多岁的山西来的大车倌捡了一块小石头在要打井的地方画了一个直径一丈的圆圈，我们在圆圈里堆上一层半尺厚的羊粪，傍晚风停了以后专家们点燃了羊粪。由于羊粪蛋很小，羊粪蛋之间的空隙很小，点燃的羊粪只冒烟不起火苗。第二天早上半尺到七寸厚的一层冻土化开了，把这层土挖出来又铺上一层干羊粪。草原上冬天的冻土层有十二至十四尺厚，我们这样一天一层地挖了十几天后，井就有一人多深了，这时往外扔土已经是很困难了。在老木匠的指挥下我们用三根粗圆木在井口搭成一个三角架，三角架上装上滑轮，一根粗绳子从滑轮上穿过一头系着一个大筐。人可以坐在筐里下上井，井里挖出的土可以装在筐里运出来。绳子的另一头是由不在井下干活的一串儿弟兄们拉着，一人站在井口观看井里的动静。井口上看动静的哥们大喊一声：“拉起来!”我们就背起绳子弯着腰卖劲地往前走，把装着人或装着土的筐从井里拉出来。筐上升到了井沿上，随着一声“打住!”我们就都站住，然后两个人抬着土筐把土倒在离井三四米远的地方。 一个月以后我们挖过冻土层，冻土层以下是很硬的夹杂着石块的粘土，铁锹挖不动得用镐刨。我一直在井上拉绳子，实在是拉腻味了。有一天，我说我要下井去干活，几个农业专家的脑袋一致乱摇：“不行，女人不在井下干活。”我问为什么。他们的脑袋还在摇：“从来没有女人下井干活。”另一个人说：“井里的活太苦。”我走过去坐在筐里，人工升降机把我送到井下。井下只能容两个人。我拿起镐头一通乱抡，刨着坚硬的粘土，每镐下去只能刨下一小块。然后另一人用铁锹把刨下的土铲到筐里。我们刨一会儿铲一会儿地轮换着，我也没觉得这活儿有什么特别累的，只是井下空气不流通没有一点风，于是我们就使劲地出汗。 这口井的最后深度是三丈或十米。草原上买不到砌井壁用的砖，我们就用办公室房子西边山坡上盛产的石头砌井壁。井壁砌好后井的内直径有五六尺，从井口往下看，一小块映着蓝天的水面离地面是那么的遥远。提一桶水上来要用好几分钟，用手一下一下地拔着十来米长的绳子，绳子下端吊着越拔越沉的水桶。不管怎么说，住在大队办公室可以不用雪水了。但没想到，冬天井里的水蒸汽冻在井壁上成为一层又一层的冰。由于这井太深，物理学定律保证了热空气往上升，所以就是在夏天，五米以下井壁上的冰层也是不化的。第二年冬天在这井壁的冰层上又冻上一层冰。下一年冬天又是一厚层冰。第四个冬天过去井壁上的冰厚得只留下一个小水桶可以通过的空隙。第五个冬天过后就连小桶也下不去了。 菜园的这口井没有我们打的第一口井那么深。为了能有好水量，井的直径大了好多，地上画的圆圈的直径是一丈五(五米)。挖过冻土层后一天晚上我们回去吃饭睡觉，第二天早上来到井边，我们大吃一惊地发现井里有一尺深的水。农业专家们说井的深度不够，如果我们就此打住不往下挖，那么这井永远不会有足够多的水。我们用桶把这一尺多深的水淘干，开始抢挖，中间不休息地一组人干累了就换另一组下井。到傍晚时就挖下去二尺多，挖出的全是泥。老木匠说，若再挖下去一尺多这就会是一口水很好的井。 我们都回去很快吃完晚饭，提着马灯又回到井边。那天晚上没有风，星星在天上眨着眼。井上一盏马灯井下一盏马灯，井上井下紧张而有秩序，到半夜时分又挖出一尺多厚的一层泥。“嘿!”井下的人突然大叫一声，我们都趴在井口上往里看，井底东北角出了一个泉眼，水往上急涌。“快把他们拉上来!”我们七手八脚一通乱忙把井里的三个人都拉了上来。再往井里看，整个井底已盖上一层近一尺深的水。这口井的水是真好。砌完井壁后，井的内直径还有一丈多宽，总深度不足两丈，水面离井口只有六七尺。 水井南边的地比较平，而且芨芨草墩不多。三月中旬地面开始解冻，我们用铁锹和镐头挖了一个多月，挖出草根和石块，用大车拉回来三车羊粪末与土混在一起做肥料。从井边我们挖了一条水渠伸进菜园里，在菜园里修出一个一个菜畦。五月中我们种上小葱、芹菜、菠菜、圆白菜、胡萝卜和土豆。不几天后，菜畦里长出黄绿色，淡绿色的菜苗。夏天不下雨时，我们得每天用井水浇菜。老木匠指导着我们在井上装了一个水车，水车的五米长的粗水管子直伸到井里，在水车上端安一根长木杆，推着木杆绕着水车转，井水就从水车的出水口流进水渠中。推着木杆转几圈并不太费劲，但要转上十分钟可就费了老劲了。内地农村都是用一头小毛驴转着圈拉水车，但我们没有小毛驴。我们试着套一匹马，但马见了水车就害怕，瞪着眼睛尥蹶子，拽着缰绳不肯向前，根本就别想把马拉到水车旁。一个大车倌把一匹拉大车的老马牵过来，到底是拉大车的老马见识多不怕水车，把拉车的那套行头拴到水车的木杆子上，老马拉着木杆转进来，井水哗哗地涌出来流进水渠。但这老马也有毛病：人不牵它就不自己转圈。还是老木匠主意多，说把马的睛睛捂住，马就自己转圈了。我们找了几层厚布做了个眼罩给老马戴上。果然，老马一圈圈地拉着木杆转起来，清清的井水源源不断地流进渠里，流进菜园。 不知为什么芹菜和菠菜就是长不大，菠菜只有两寸高就开花结籽了。但是圆白菜、胡萝卜，土豆和小葱长得很好。小葱长到一尺高我们把它们挖出来，剪掉一部份根和叶子，又深深栽进土中，这样能长成大葱。初秋的一天早晨我们发现几棵圆白菜被吃掉了一半。第二天早上更多的圆白菜成了一半或是干脆没有了，而且好几棵胡萝卜也不见了，只剩下叶子的上半截躺在地上和几个深深的洞还留在那儿，显然兔子和田鼠们来访问观光过了。下一天更多的圆白菜和胡萝卜不见了。几个农业专家们摇着头感叹着：一辈子也没见过兔子能这么作践菜地。草原上买不到做篱笆用的铁丝编的网子以及其它任何材料，但是臭皮匠诸葛亮一大群：我们开始绕着菜园挖一道两尺宽三尺深的沟。沟对这一年的菜园是太晚了。到了收获季节，圆白菜是一棵也没有了，只剩下几棵细细的胡萝卜，但我们确实收获了很多大葱和土豆。 第二年春天，我们最后完成了绕菜园的深沟。又到西边山梁近顶端的峭壁附近折了砍了一些灌木枝，把这些灌木枝插在深沟靠菜地的一侧形成一道篱笆。这二尺宽三尺深的沟能挡住田鼠，而兔子还是能跳过沟的，这道篱笆就是为兔子准备的。那年我们把土豆搬出菜园种在已开垦的土地的东南角，因为土豆并不需要老浇水，而且兔子田鼠都不啃土豆。我们在菜园里种上圆白菜、胡萝卜和大葱。有时兔子跳过深沟在篱笆上拱个洞钻进菜园啃了些圆白菜，我们就在篱笆的洞附近放上一个铁丝做的套子，套子们套住了不少兔子。那年秋天我们收了很多圆白菜，胡萝卜和大葱，当然还有土豆。 三户农业专家以及我们新牧民分到了我们的圆白菜、胡萝卜、大葱和土豆。剩下的装上牛车我们一个浩特一个浩特地送菜，给牧民们讲解吃蔬菜的重要性，教给他们如何吃圆白菜、土豆、胡萝卜。牧民们知道把葱切成小碎块放到肉汤面条里提味，我们告诉他们可以把圆白菜、土豆、胡萝卜切成不很小的块儿，跟肉汤一起煮，并咬着胡萝卜给他们看：胡萝卜也可以生吃。孩子们立即拿起胡萝卜嚼了起来，但大人们却不喜欢胡萝卜的味道。 一天傍晚我和李卫来到丹木登家。看见两颗快干了的圆白菜呆在装水的抬篓（水箱）上。丹木登切好面条，他的姨母努勒金贵在锅里倒了半锅水，点燃灶里的牛粪，切了一堆肉倒在水里。丹木登向努勒金贵小声说了些什么，她笑着看了我们一眼，“噢”。转身打开身边的小柜子，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布口袋，布口袋里装着半个土豆。她切了土豆的一个小角，又小心地把土豆放回口袋里，把口袋放回柜子里，关好柜子门。她把土豆的这个小角用刀仔细地切成像姜末那样的小碎块，把碎块倒进锅里正在翻滚着的肉汤中。我和李卫互相看了一眼：我们才知道土豆也可以当佐料呢! 很快我们发现大人们只喜欢葱，小孩儿们喜欢胡萝卜，山羊们喜欢圆白菜，没人喜欢土豆。那年冬天我们可是过上幸福生活了。我们把羊肉切成薄片和切成大块的圆白菜一起炒，那叫香！晚饭时有牧民经过，我们给他们盛上半碗羊肉炒圆白菜，年轻人很快吃完碗里的圆白菜和肉，伸着碗还要；而中年人和上了年纪的人挑出羊肉吃了把圆白菜留在碗里。赫鲁晓夫说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加上电气化，那年冬天我们可是进入了没有电气化的共产主义了。我们把牛肉切成不大不小的块放在锅里炖些时候，再放进大块的土豆，用温火再炖一些时候直到土豆变软吸进一些咸味肉汁。“共产主义”还是真好吃！有酱油的“共产主义”当然更好吃，就是当酱油膏吃完了，只用盐和水做成的“共产主义”也是真好吃。令我们惊奇的是过往的牧民不论年轻年中年老的，大家都喜欢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往往他们吃完一碗还要再吃，有的人干脆不问我们，自己走到锅那儿再盛，直到锅里什么都没有了为止。有意思的是没有老乡学会如何做土豆烧牛肉，虽然他们从我们这儿学会了包饺子和烙馅饼。 六十年代初开垦出来的那三百多亩地里的土壤既不沙也不粘，经过春天大河水的灌溉，在阳光下闪烁着黑色的光泽。我们的几位农业专家每次看到这土地都不住地摇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他们看着这闲着不种庄稼的肥沃土地心疼啊。他们开始唠叨议论：这地里应该种点什么才好。这唠叨议论声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不久就变成：我们必须在这地里种点什么才好。最后是：我们一定得在这地里种点什么才好。还得是说干就干，也不知他们从哪里找来小麦，乔麦，燕麦的种子。冬天我们重修了办公室东边那座土坝，土坝挡住了春天大河里猛涨的融冰融雪水向南的去路，河水漫进这开垦过的土地。等水过后土地稍干，老木匠修整好一付犁，拉大马车的马们轮换着拉着这付犁，翻耕了这三百多亩黑油油的土地。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我们种上了春小麦，乔麦，和燕麦，而且我们扩大了东南角上土豆的种植面积。 夏天庄稼都长起来了，我们拿着锄头在地里锄草。夏末秋初小麦，乔麦，燕麦开始结籽了。小麦是麦穗，麦穗上长着不短的麦芒；乔麦籽由三片瓦一样的乔麦皮(就是填枕头的乔麦皮)围着；燕麦最漂亮，籽像一串淡绿色精致的小铃铛挂在麦桔上。意想不到的麻烦随着也来了。 首先是鸟。成百上千只鸟落在地里，我们在地里竖了几个草人。第一天吓住了鸟，第二天鸟就落在草人身上。上千只鸟像一大片乌云飞来落在地里，有人放了一枪，乌云升上天空，不一会儿又落了下来。我们的农业专家们无奈地摇着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鸟来吃庄稼。 其次是我们的牲口。马们不请自来地在庄稼地里吃夜宵，我们告到马倌们那儿，马倌把马群赶得远远的，马不来了。完全出乎意料的是牛也来吃夜宵。我们都知道牛是不吃夜草的，所以没想到这么多的牛在天黑以后来到庄稼地里连吃带踩。我们弄不清这些牛是谁的，也就没地儿去告状，牛们似乎来自四面八方，它们穿过麦田踩倒很多麦子，但并不吃麦子，这大概是因为麦芒扎嘴的缘故。好像约定好了一样，牛们都来到燕麦地里摇头晃脑地张口大嚼，估计这燕麦的味道一定是真好。我们把一群牛赶出庄稼地，又一群从另一方向大摇大摆地进来了，目标明确地直奔燕麦。几夜过后挂着漂亮小铃铛的燕麦全没有了。 然后是田鼠。我们先看到地里有不少新挖的田鼠洞，用铁锹挖开一个洞，我们从洞里掏出二十多斤的一大堆麦穗。 最后地里就剩下小麦还站在那儿。 麦田由绿转黄，收割季节到了。我们没有收割机，就靠我们这五六个搞农业的人用镰刀割麦子，这得割多久？我们跟大队的不懂达勒嘎说了割麦子需要援助，不懂达勒嘎说没问题。第二天上午来了二十多个年轻和中年的牧民。我们把人集合在庄稼地的东边，给他们每人一把镰刀，给他们表演如何用左手高高抓住一把麦子，右手用镰刀低低地沿着麦秸的根把这把麦子割下来。小夏克德尔玩着他手里的镰刀，割了一小把麦子举在他的左手里，右手挥舞着镰刀，眼晴笑成一条线，对我说：“这个容易。”我对小夏克德尔和其他人喊着：“小心！别割了你的手指头!”每个人都在玩着这新玩具——手里的镰刀，拿镰刀试着了割一把麦子，得意着这容易劲，没人认真听我的。几个人手里挥着镰刀朝我喊：“不割手指头，割麦子!” 我们每个人选了一垄麦子从东头开始割起来。割麦子对于我们新牧民那是有所训练的，上中学时每年麦收季节我们都到农村去帮助割麦子。割麦子是一件又苦又累的活，头上烈日晒，麦地里闷热不透风。我们跟所有的农民一样弯着腰从天亮干到天黑，那真是汗流(不是滴)麦下土了。 小夏克德尔和丹木登在我左边，开始时我听见他们说笑，不一会儿我就把他们甩得老远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只听见前面麦地里秋虫的叫声。我站起来直了直腰，李卫在我右边，江华在她的右边已超过我们一截了。小木匠和大车倌们割麦子是拿手戏，他们都远远地在我们的前面。我弯下腰什么都不想地割着麦子。割了一阵子站起来直直腰，我已割了一半远。我回过头去却看不见小夏克德尔和丹木登，这可奇怪了。我沿着我这垄往回走，快到地东头时我看见丹木登坐在地上割麦子，小夏克德尔躺在他那垄里。 我走到他旁边，问：“你怎么了?” “我的腰真疼，”小夏克德尔脸拉得老长没有笑容。然后他伸出左手给我看：“我的指头。”他的食指在流血。 我看着他的脸，说：“我告诉你要小心。” “我是够小心的，可是那镰刀太快了。”小夏克德尔眼睛不看我，自己嘟囔着。 我走到地东头，李卫在那儿放了一个医药箱。我拿出一瓶红药水和一个绵花签，走回小夏克德尔那儿。他坐了起来，哭丧着脸看着他流血的手指头。我在他手指伤口上抹了红药水，叮嘱道：“别着急，慢慢割。别再割了你的手指头!”小夏克德尔也像丹木登那样坐在地上，左手伸向前抓住一把麦子，右手拿镰刀把麦子割下来，把这把麦子放在一边，屁股一下左一下右地往前蹭一步，再割下一把。 我走了回去继续割我的一垄。李卫站起来往后看了看，问怎么了。我告诉她小夏克德尔割破了手指头。我想起上中学时一次夏收，我不小心用镰刀割破手指，那疼可是钻心呢！我低头猛割一气到了地西头。李卫和我决定沿着小夏克德尔和丹木登的垄割回去。我又站起来直了几回腰，腰很酸疼，但却并不是那么受不了。快到地东头时我们碰上了小夏克德尔和丹木登，以及其他所有来支援麦收的可爱的牧民兄弟们。一上午他们也就挪动了二十来米！他们全都或坐或躺或趴在麦地里，小夏克德尔和其他几个牧民还发明了一种新式割麦法：趴在地上像只蝎了虎子，左手抓住一把麦子右手拿镰刀割下，将这把麦子扔到一边，头和四肢贴在地上休息一分钟，然后左脚右胳膊或右脚左胳膊一块动地向前爬一步，再割一把麦子。这创造精神真是感人，楞是感动得我和李卫没话可说。如果这麦地就靠这伙帮忙的兄弟们来收割的话，怎么也得割上个一年吧！ 中午有人烧好了一大锅茶。 从来没干过农活的人是不行，这二十多个来帮忙的哥们儿累得垂头丧气，不打闹不说话悄悄地喝着茶。我们管菜园和庄稼地的头儿小三儿（也是我们新牧民）提议：下午让这群帮忙的哥们儿全回家，我们再另去找帮忙的。 在种麦子的地区到了麦收季节由于缺少或没有收割机械，学校机关厂矿部队都会派人去无偿支援农民们抢收麦子。这成了一种尚好的社会习惯。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请求公社的工作人员来帮忙(这几年夏天我回北京，麦收季节我看到或大或小的收割机在麦田里忙着。农民已经用不着向社会求援了，再说市场经济下无偿援助已成为历史)。不管怎么说，这天下午小三儿骑着马去了公社，傍晚时他满脸都是笑地回来了。他说，公社的大头儿说没问题，明天上午他们就来帮忙。这大头儿是东北蒙，东北是农业区或半农半牧区，而在公社工作的人大多是东北蒙，或是内地农村来的，他们对农活很熟悉。第二天早上从公社各办公室，供销社，粮店邮局，银行来了近二十人。这些人走进麦地弯腰低头手舞镰刀嘁吃喀嚓干净利索只见一垄垄麦子倒下去。他们是比我们可爱的牧民兄弟们能干太多了。他们又来了两天，麦收结束。 面对着大堆割下来的麦子，我们才发现最大的问题不是收麦子，而是收下的麦子怎么处理。在老木匠和其他两位家业专家的指导下，我们整修出一大块平地，把割下的麦子在平地上摊成薄层，让它们晾干。我记不清专家们是从哪儿找来一个石滚子，一匹老实的拉大车的马拉着石滚子，马的笼头上接着长长的一根绳子，老木匠站在中间，左手挽着绳子，右手举着赶大车的鞭子，嘴里唱歌一样抑扬顿挫地吆喝着。那马拉着石滚子在干麦层上不紧不慢地绕着老木匠转着圈。这延续了几千年的打场画面，这吆喝声，石滚子压过干麦层发出的嘁嘁喳喳声，还是那么如诗如画，那么感人，那么动听。 石滚子压过几遍后，麦桔与麦粒分开了，我们用木杈挑走麦秸，把剩下的麦粒扫成一堆。我们用木锨铲起麦粒高高扬上天空，微风吹过，把较轻的碎麦秸麦壳吹落到一边，较沉的麦粒直接落下。我们把麦粒装进大口袋。附近没有磨面机我们不能把新麦磨成面粉；又没有收购站收购我们的麦粒。十多天后我们队的拖拉机拉着一车装满麦粒的口袋去了南边的农业区，卖了不多的一些钱回来。 黑油油的土地在太阳下闪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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