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曾经年轻──插队生活琐记（五）
作者：嵇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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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曾经年轻──插队生活琐记（五）
作者：嵇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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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曾经年轻 ──插队生活琐记（五）
劳动之余，老乡们有时会给我们讲述战争年代的事情。在抗日战争时期，山高谷深的中条山是八路军活动的天地，丘陵平原地带的史庄也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一个据点。当时在这里活动、为村里老百姓所熟悉的人，有的在后来成为颇有名气的人物，如著名的外交官、在七十年代当过驻美大使的柴泽民，在我们村的老百姓说来，是化装活动、常常在各村卖煤油并在史庄住上几天的“煤油先生”。队里的某人一说起他，常会说：“那个‘煤油先生’在我家住过，叫柴泽民，听说现在在北京当了大官了。” 村里人还提到过唐天际，说他是八路军正规军的一个领导。 我知道唐天际，解放后授中将衔。当时，在这一带，敌我犬牙交错情形复杂，村里人说，有一次一个营长被认定为敌人打入内部的奸细，就在村外，部队列队开宣判大会，这个营长被五花大绑推到“刑场”。老年人回忆说，临刑前，这个营长提出“用子弹”的要求，但是，部队领导回答说：“不行，子弹很宝贵，要用来打日本人。”结果还是用大刀砍了他的脑袋。当这个营长被处死后不久，唐天际来了，他是来“纠正错误”的。可惜人头已经落地，他来晚了。 我们房东的哥哥叫张洪博，我们插队时他在四川西昌当军分区司令员，抗战时在夏县，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五支队的队长，差不多算个“营长”级。他的队伍有一个对头──八支队。这个八支队，原是共产党的武装，后叛变，成了土匪队伍，以后又投国民党，骚扰八路军和游击队，在夏县一带常常烧杀抢掠，五支队不得不多次和它作战，给它不小的打击。但是听村里人说，有一次一个叫“老朱”的人找到了五支队，他送给张洪博一些情报并自告奋勇地领路，把五支队带到了百里之外的邻县，岂料一到那里就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人们说：“那天下午，四面山头上都是敌人的军队，老朱当即就被枪毙了。”“五支队死了不少人，从下午一直打到晚上，趁天黑，警卫员才架着张洪博冲出了包围。” 村里人说，张洪博是念过中学，“他有文化，也会打仗，但是胆子小。”有人甚至说：“从那次被包围一仗后，他一打仗腿就哆嗦。”这话，不知是以农民的诙谐有意嘲弄已是军分区司令员的张洪博，还是他确实胆子比较小。不过我想，都是人，谁不怕死？经历过“死亡恐怖”威胁的人，其畏惧死亡的成分更大一些也是不足为怪的。当然，作为军人，“胆小”不算优点。 为五支队，日本人来扫荡过史庄。一提起日本人的到来，村里的人开口就说“那是×月初×”（请原谅，我没有记住）。的确，这是一个史庄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史庄一下子有许多老百姓死在了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人们说，那天夜里，游击队在史庄过夜，站岗的被摸了哨，敌人上来的时候措手不及，枪一响，情形极为混乱，一些人只能顺着村后的山沟跑，一些人被打死了，其中有不少村里的老百姓。人们提起这一天的死者，会一口气说出一串名字，“××他爹”，“××他娘”，“××”，“××”，“××”…… 流传于老百姓口头的历史，全然不像某些书中的教条那般枯涩苍白，它原原本本，没有粉饰，是那样的鲜活和真实。村里人所讲述的往事，以一种独特的“历史切身感”震撼着我的心灵，向我展示了宏观历史的纤细末梢，照亮了历史学家通常所不屑关注的角落。从老百姓的“口碑历史”中，我学到了普通历史书籍中所没有的东西。
农家乐农家苦 乡间生活和城市不同，没有公园，没有剧院，没有大学，没有图书馆，没有研讨会，没有奢华糜贵的场面。但是，乡间自有乡间的文化氛围，农民自有农民的享受生活的方式、风格和情调。黄土高原到底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在史庄，扶犁持锄的老农不管识不识字，家里穷不穷，几乎个个都戴一幅“石头镜”，也就是水晶眼镜。戴上这眼镜，人似乎添些文气，如果他是面皮白晰，性格棉软，就更像是个“孔乙己”或教书先生。在一些院舍的门楼上，横刻着“耕读第”的砖圈门匾。工间休息，傍晚时分，冬闲的日子，人们喜欢凑到一起谈天说地。我们队有一个老农名叫凯轩，他永远戴着一幅“石头镜”，干活休息时最爱说说笑笑谈古论今。说他“老农”，只是我当时的感觉，现在想来他当时可能不过四十来岁，以现今的提干标准说，甚至还能算个“中青年”。凯轩早年去过太原，好像还去过天津等大城市，这些经历就成了他永远说不够吹不完的话题。他说起话来，兴致勃勃，唾星四溅，仿佛像个永不枯竭的泉眼，话语的水流一个劲地咕嘟咕嘟往外冒，人家都说他爱吹牛皮。其实他只是爱说，说，不过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确实是个好人，从不伤害别人，他的“吹牛”总是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有时，他也饶有兴趣地向我们打听北京发生的国家大事。许多年后，我听说他死了，说是“得了爆病死的”。我不敢相信，像凯轩这样一个乐观开朗的人怎么会死去。 田间开玩笑的“骂架”，似乎是乡下枯燥生活的一种调剂。 田间地头，不管是干着活，还是休息时，农民们常常以男女之事相互攻击。其内容多是“黄色”的，绘声绘色且粗野直露。那些赤裸裸的话语，将一切关于“性”的隐秘内容，活灵活现地摆到了大庭广众之下。依我看，在文化和教育不发达的农村，这种不雅的笑骂，也许是当时农村近乎唯一的“性教育”的途径和方式。 乡间远不是桃花源，劳动生活有欢乐也更多地充满了汗水和艰辛。记得麦收后的一段时间，我的活儿主要是在棉花地里喷洒农药，我和几个队里的男孩子、小姑娘一起打农药。每人背一个药桶，在地头灌满药、打足气后，就顺着棉田的垄边巡行边喷药。 在夏季的高温下，“１０５９”农药喷到棉田里蒸发很快，呛人的的气味四散开来，使人无处躲藏。一起打农药的小姑娘一脸稚气，尚未长成人，但是已饱尝了劳动的艰辛。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姑娘勺药（是的，我记得她的名字就是这花的名字）在一次田间休息时的一句话，她半开玩笑地叹息说：“唉！死了多好呀！地下凉凉的，多舒服！”虽是玩笑，当时我也没有当一回事，可是，这句话却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如今，当许多往事都遗忘了的时候，这句话就愈加鲜明地在记忆里凸现出来。要知道，说这话的勺药，还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呢。她太早地懂得了生活的艰难与劳动的艰辛。
关于史庄的文化断想 刚刚到史庄的时候，我们听不懂山西话，但不久就能听懂了。当地人说话爱用迭音词，他们把车说成“车车”（山西话音读成“差差”），把馒头说成“馍馍”，等等。这样的迭音词，从妇女们嘴里说出来很好听。当地的土语里，有一些常用词十分文雅，比城里人说的词汇还“雅”，活像是文言文里的词汇，例如他们不说“祖宗”而说“先人”，不说“傻子”而说“痴熊”。这使我很惊讶。现在我想，这现象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这里确实是古老文明的发祥地，语言的积淀证实了这一点，二是偏远山乡因为闭塞而造成语言发展的滞后，这样恰恰把古人的话语较多地保留了下来。也许，语言学家可以从中多少推测和解决些“古人如说话？”的问题。 晋南流行一种“眉户戏”，一当过旧历年，各村农民中的戏剧爱好者就自行组成了“剧组”，排练好了之后在自己村和临近村搞“巡回演出”。听起来，眉户戏的曲调，和陕西的秦腔有联系又不同。它的曲调不复杂，似乎总是婉转下行，那时演的也不 过是移植样板戏，农民演的当然也比较粗糙，但它和春节的鞭炮、家家的饺子、姑娘媳妇的新衣相映成趣，形成一种特别的文化氛围，所以听起来让人觉得煞是好听。农民的文化创造性，正是在这自娱自乐中表现出来和发展起来。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进入了电视时代，城市里过春节过分地依赖看电视，不知史庄怎么样？ 在此我想发些议论。我深知电视是一种强大的现代化的文化信息媒介，有它的诸多好处，但是，当威力强大的电视无所不在地覆盖一切，当十三亿人在春节时都眼巴巴地听几个歌手唱歌、几个名人大侃特侃的时候，民间的文化创造性会不会因电视的“大一统”作用而或多或少遭到扼杀？我担心电视在推动文化进步的同时又异化为一个文化的反动。但愿电视不要摧毁农民中丰富多彩的文化创造，不要以自己的表面繁荣反过来造成空前绝后的文化上的大一统。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大一统是好事，但如果文化上也给“统”了，恐怕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乡间“跳槽” 插队两三年之后，我们的“队伍”已是七零八散了。在彻底的幻灭之后，每一个人都开始寻找着自己的出路，任何一个有关“招工”“招兵”的消息都牵动着我们敏感的神经。陆陆续续，有人转到了父母所在的干校，有人转回了老家，有人因为会打篮球或会唱歌而被部队“特招”走了。留在史庄的人越来越少，留下来的人也越来越心境黯然。任何一个可能改变命运的消息甚至蛛丝马迹都令我们十分关注和激动。 记得有一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去离史庄五里外的水头赶集。上了峨嵋岭的最高处，我不再蹬车，自行车开始顺坡自动地向下滑行，车速越来越快，风在耳边呼呼作响。突然，我瞥见左边山丘上站着两个人，从他们的服装、手势上，马上断定这是两个工程技术人员。我开始刹车，车速放慢了。我怀着平素少有的细心注视着这两个人。很快，我又发现，在山坡下面齐腰深的麦田里，还站着一群人，看来，这里面有工人，有技术人员，有实习的大学生。这群人在那里测量，绘图，比划着，争议着。我很自然地想到不久前听到的一个传说：在水头，将要建设一个玻璃厂。我下了车，把车放在道旁，自己沿着田间小径，朝着那群人走去。 走近那些测绘者，我问：“你们测量这块地方，是有什么用处吗？”测绘者淡淡地回答：“要盖工厂。”我仿佛抓住了一丝希望地追问：“什么工厂？”“玻璃厂。”传说被这些测量者的话确切地证实了。我走回自行车旁，重新骑上车，向着水头方向驰去。表面上依然平静的我此时心中已在想入非非，大作进工厂做工人的梦了。一个工厂的建设，从测量到施工再到投产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那块被测量过的土地仍然静静地躺在那里纹丝未动。等这工厂建成，要到什么时候？况且即便是建成了，又怎么见得一定是我们北京知青进去当工人呢？我不能坐等。 １９７１年的春夏之交，我去小时候生活过的郑州玩了几天，而就在这几天的一次偶然的相遇，竟改变了我的生活走向，将我从黄土高原带到了大别山下淮河之滨。 那天，在小时候的旧居门前，我巧遇当年的邻家小友珍珍、风仪。我得知，她们在皖、豫、鄂交界的固始县下乡，而且在河南各地，招工工作已经普遍开始进行了。我表示想转到她们那里，她们答应说问问领导。结果，当我回到夏县后仅二十多天，她们的信就来了，信上说，领导同意我转去。 几天之内，我就把一切事情办好：大队同意了我的调转；衣物书籍都装箱送到铁路上托运走了；我一一拜访了队里的老乡，向他们告别。 然而，一个“细节”疏忽了：我没有先征得县“知青办”的同意。当我最后到县里办手续的时候，“知青办”的干部严肃地说：“我们不同意你走。” 我大吃一惊，焦急地说：“我的行李已经托运到千里之外了。你让我怎么办？”他无奈，实际上也无所谓，就对我“放行”了。真是，一个因年轻莽撞而犯下的“先斩后奏”的错误，竟成全了我的计划和人生一次重要的转折。我的命运因一个小小的疏忽而决定了。试想，如果我规规矩矩地先办全部手续再去办行李托运，那么一个“不同意”就堵死了我的路，我就必须还在山西生活下去，那样，以后我会在哪一年工作？会上什么学校又会学什么专业？这一切都难以预想了。 这样，我从黄土高原来到了淮河之南。
水乡春秋 从夏县境内翻中条山，在平陆县茅津渡过黄河，又在三门峡上火车，到河南南部的信阳，再换汽车东去几百里，就到了河南东南端的固始县。这一路，景色由黄到绿，由浅到深，北方高原那雄浑、苍凉的土黄的色调渐渐消失，淮南水乡那份浓绿的富饶呈现在眼前。这里水网密布，池塘、稻田、竹林和路旁成群的鹅鸭，在大地上绘就了一幅“鱼米之乡”的图景。我来到了固始县郭陆滩公社的“八?一八农场”。所谓“农场”，并不是国家经营的那种农场，实际上它不过是郑州下乡知青的一个插队方式：一百多名知青盖起自己的住房，集中住在一起，由公社派几个干部和农民带着干农活。 我们的农场建在一个高地上，临公路不过数百米。两排知青自己亲手盖起来的房子很整齐，乍看起来像个学校宿舍。四周有几个水塘，越过南边的水田大约一里地，有一座草木森森的小山头。绕过这个小山头，是一个流水清清的河湾，河的两岸是一片密密的竹林。再向南望，可以望到几十里外大别山那青黛色的轮廓。 初到固始，我只看到了水乡的富饶。后来，我才认识了它的另一面。这里的劳动比黄土高原上更为辛苦，因为这里的气候更暖，土地被利用的日子更长，收了这一季马上要种下一季，终日泥里水里弯腰弓背，稻田里的活儿更耗人累人。这一带有不少中央机关的干校，一些干校的干部总说这里“很富”，因为这里的集市上大米和鸡鸭鱼肉应有尽有，不要粮票的大米只一角四分钱一斤，草鱼两毛多一斤，当年的布票将作废的年终时，一尺布票不到一毛钱。这样看，真是不愁吃不愁穿了。但我很快明白了，所谓“富”，这不过是带着工资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的感觉，这里的老百姓很苦，他们缺钱，十分缺钱，如果有机会，能得到一元是就设法挣到这一元，能得到一毛就争取拿到这一毛。你想，他们怎么舍得将一年仅有的一丈多布票卖掉去换那一元多钱呢？他们为什么不拿这布票扯布作身好衣服呢？全部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太缺钱了。 中国的地域太广大了，淮南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晋南的农民不尽相同。在转到河南插队之后，我对南北两地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有了一个比较：晋南的农民，不舍得吃，菜蔬不多，常以辣椒、大葱、食醋等下饭，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肉，过春节时，全村杀上两头猪，一家割几斤，但他们穿得好，因为那里出棉花，自纺自染自织，虽是土布衣服，但绝无补丁，攒些钱，都用以盖房子了，黄土的特点是直立不倒，所以那里的房子都是宽敞高大；而淮南农民，衣破，房矮，但在吃上要远比山西农民强得多，家养的猪，杀后自留半扇，腊起来，三天两头吃一点肉，水塘里有鱼虾，菜地有充足的青菜，似乎，他们的财产大多进了肚子。我想，这和那里的气候也和淮河水年年泛滥有关，气候热，鸡鸭鱼虾、青菜粮食的生长都很快，供应较充足，而淮河之水的泛滥又是一个难以抵御的力量，大水一来，什么财产房屋都会荡然无存，所以，有钱吃进肚子里，水来时，拔腿就走，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不怕再失去什么。 在晋南的时候，我们平日吃面食，而在淮南则是吃米饭。农场里有食堂和炊事班，其他知青轮流着帮厨。二十岁上下的年龄，加上整日的劳动，饭量自然是很大的。下工后，开饭的哨声一响，我们就纷纷涌到厨房去打饭。米饭的作法与北方也不太相同，经常不是作成干饭，而是作成很稠的粥，而下饭的菜，最常吃的是“腊菜”，就是我们北方所说的腌雪里红。几乎每一个人的碗都很大，连饭带菜盛上满满一碗，而后端着饭碗在房舍的边上或站着或蹲着吃饭，或者干脆端回自己的宿舍去吃。菜里没有多少油水，但是我们吃得很多很香。 知青农场是年轻人的世界，尽管田里的活很累，但是晚饭以后大家常常走出房舍，三五个一群在外边散步、聊天、唱歌。离农场不远的公路旁，有一个茅草棚搭起的“饭店”，专卖卤好的“老鳖”。河南人所说的“老鳖”，即乌龟，在水产商店里也称之为甲鱼。这水乡的水塘里处处生长着乌龟，卤好作熟，不过三角或五角钱一个，和今天动辄一百多元一斤相比，那真是便宜的不得了。知青中有人爱吃它，散步经过这里，有时会有人钻进这草棚子里买一只吃。可我不吃，因为它的肉色奇怪，令我感到恶心，连一口都没有尝过，每当一同散步的人在此吃老鳖的时候，我就站在棚外耐心等待。现在和人说起那老鳖几毛钱一只却不吃时，总有人为我惋惜：“那可是大补啊！现在贵得不得了，可惜！可惜！”我在吃肉食上禁忌颇多，这里多蛇，曾有人捉住一条大蛇剥皮蒸熟，作成一道“美味”，我也是眼睁睁看着他人吃而不动一下筷子。 农村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看电影就成为一件大事了。有时公社所在地放电影，我们会跑上五里路去看电影。记得曾在公社看过朝鲜电影《南江村的妇女》，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这电影里的主题歌在我们农场风行一时。还有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好象也是在公社看的，那以后，歌曲《宁死不屈》又在我们中流行起来。至于《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这文革时的“老三战”，早期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１９１８》，更是看过多遍，我已经不记得第一次是在哪里看的，山西？还是河南？也许在山西看过，在河南也看过，反正没有别的电影可看，放一次，看一遍，百看不厌，结果我们中许多人都可以微妙微肖地模仿剧中人的动作，大段大段地背诵电影中的对话。 我到固始三个月之后，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林彪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在正式传达文件之前，知青们首先是从来信中迅速地得知了这一消息。 我还记得，那天一个朋友把我叫到农场的草山旁，他注意地向四周看了又看，直到确认没有外人的时候，才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低声而严肃地说：“你看看这个。”我有些奇怪他的郑重，不解地看了他一眼，就打开了那封信。 信中的消息使我倒抽了一口气。我们平日里“最最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竟乘飞机跑了，并且死在了蒙古。这个令人感到震惊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威望仅次于毛主席的“副统帅”竟然要叛国投敌，简直不可思议。这是一个强大的冲击波，一个“还有什么敢于相信？”的问号固执地浮上心头，心中的神圣庙堂开始摇动，第一次出现了崩解的裂纹，虽然这裂纹是细小的，但后来的崩塌由此开始。我相信，这一次的心理冲击和震撼，使整整一代人都增强了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自觉。历史是最好的课堂，它以事实给人教训唤人觉醒，我以为，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史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潜流，从这个时期就初露端倪了。
告别乡村 就在１９７２年春天，招工工作在固始县开始了。第一批是“七冶”，这单位设在平顶山，全称大约叫什么第七冶金工程公司。过了两个月，又有了第二批招工──郑州果品公司。到夏天，第三批招工指标下来了，是郑州食品公司。“八?一八农场”的知青一批紧接着一批地进城了。每当送走一批人，留下来的人就感到心里空荡荡的，不知自己以后会被命运带到哪里。 新的生活在向我们招收。终于，我被郑州食品公司招收了。几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将要结束了。在离开农村之际，每一个人既急切地希望进城工作，早早地开始新的生活，又对曾日思夜盼离开的农村以及这里的人们充满依依不舍之情。 １９７２年８月底，在进城的路上，郑州食品公司的大卡车载着我们在豫东平原上整整跑了两天。途中，我写下了一首诗《告别水乡》。这首诗记录了我当时的真情实感，在此，摘下自己的几句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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