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取经记(连载三):

  取经后记

    一、

三十六年以后。

在南京一所军事院校当院长的张毓森打电话来说，他去兰州开会经过西安，呆几天，明天有空，能不能找辆车一起回村看一下？

我说，行。

我的家也在南京，这几年到西安陪伴独居的年老母亲。

我打电话给在西安一家工程材料公司当老板的陈爽寿，他有一辆奔驰。不巧，他有重要生意要谈，出远门了。

张毓京在美国当然不会来，虽然每年回国几次看望父母亲，但这会儿不在。他在纽约一所常春藤名校潜心于病理研究多年，成果累累，晚上和节假日也常常在实验室里，这时，熟人电话找他，有时会说：“你还在实验室里？什么时候拿诺贝尔生物医学奖？”

最后，只有我和张毓森两个，加上一位曾经去过红道峪的老朋友，开着他的小车，沿着当年我们下乡去红道峪调研时骑自行车走过的老路，向秦岭北麓驰去。

坐落在东西两座黄土岭中的红道峪村越来越近，村子背后那片归属于红道峪村的秦岭峰峦，以它独有的标志性的轮廓在天幕上逐渐伸展开来：下面是四条沟四道梁，上方有一个酷似蒲篮底的山顶，而右边的更高处则是高耸险峻的嘉午台和雪花山，这些山峰由几条参差险峭的山脊连在一起，背后是蓝天白云。真漂亮啊！

当年进村的黄土路已经拓宽改成了砂石路，道路两边新建的农家小楼和住家院子的高门楼鳞次栉比；偶然有土墙茅草顶的老屋间杂其间，在成片的新房中看起来有些扎眼，却又有几分熟悉亲切的感觉。有几家正在盖新房，传递砖瓦材料的，搅拌水泥沙浆的，忙进忙出。路两边停着各式各样的三轮载客摩托，拖拉机和农用车。岔道口处，冷不丁会窜出一辆车来吓人一跳。也有牛在道路上慢慢地走，任你怎么按喇叭也不让。街道一直通往山里。

道路前方，有一座铁路桥，西安至安康的铁路刚好从原来五队的饲养室和我们住过的安间房上穿过。我回想起我们住过的那座有百年历史的黄土夯筑的安间房，记得第一天学生起伙做饭时，浓烟厚厚一层充满了屋内1.5米以上的空间，大家弯着腰在屋里走路，以免把头插在烟雾里，但烟熏出来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刷刷往下流。屋里没有顶棚，浓烟把梁、檀、椽子熏得像是上了一层油亮的黑漆。以现代人的健康观点看，即使是富农的这种豪宅也配不上给人住。铁路终于使生产队饲养室和我们住过的安间房变成了历史。不知那生产队的牛和富农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车窗外街道上见到的人，一个熟面孔也没有。当然，三十六年的时间，足以把任何熟悉的面孔变得陌生。不过，虽然嘴上没说，实际上，我还真不怎么想见到熟人。见到乡亲们，总有难为情的感觉。在农村的两三年里，我们村三四十个同学，确实为农民们做了不少事情，从学大寨修梯田开截渗渠挖大口井修水库到建医疗卫生室，从开拖拉机种实验田育良种建林场养猪场到春荒借粮食，从办政治夜校文化夜校到办文艺演出会，从当社员到当会计队长拖拉机手赤脚医生小学教师，学生们无所不在，更不要说日常的劳作了，我们干得比农民还卖力。但是，也推行过激进的措施，以革命的名义和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名义，罚过不该罚的人，查过不须查的人，晚上把劳累一天的农民从炕上叫起来学习，等等。后来，我们一拍屁股都跑了，再后来，我们这些有知识又经过农村艰苦锻炼的学生们倒是“先富起来”了，而大部分乡亲却在以后的一、二十年里，依然过着不富裕的生活。这使我们感到有些羞愧，所以，我们回村看看就是看看，绝不能给人以“衣锦还乡”的印象。我想起我的江苏同乡西楚霸王项羽，带兵从当年的荒蛮之地江浙一带攻入繁华京城咸阳，烧掠一空后，急于东归，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我们的道德水平当然比这种野蛮人高，决定，“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村”，就坐在车里看看村子。通过街道时走马观花地看完村子，我们把车一直往山上开。开到台沟口的水库旁边，见有一座快要建成的宏伟度假村建筑，前面有个空场晾晒了些碗豆麦，旁边还有些空地，我们把车停在了空地上。

 

二、

跨出车门，我们环顾四周，欣赏灿烂阳光下的红道峪山川美景。

三十六年前，我们从大寨取回了真经。实际上，大队党支部书记老马与我们英雄所见略同。具体表现在，几个月后，我们五个学生——李天福，王希军，仇自强，王诚安和我——被任命为五个生产队的政治队长，以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但是，为什么经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二十几年的一致努力，却没有把农民像陈永贵同志说的那样教育成为解放军那样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攻山头炸碉堡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到解放全人类，给集体干活时竭尽全力、绝不计较工分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呢？

这是一个谜。

把农民变不成解放军，那就把我们自己变成解放军吧！两年后，学生中的五个，白宇光、焦士英、张毓森、张毓京和我，当兵走了。

离开红道峪那天，老马和九云叔送我们到公社大峪口。老马要我给大队提些建议，也就是今天的所谓临别赠言。我想了想，我已经背弃“扎根农村”的誓言了，古语说“信为人本”，现在“本”没有了，人怎么做？等于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应该立刻把我认为最重要的真话讲出来。

真话就是：不要搞大队核算。

大队核算，就是红道峪全村二百多户五个生产队好坏拉平混在一起生产分配。以前以生产队核算，这是毛主席制定的“二十三条”规定的。不过，现在要打破这个“队为基础”的文化革命，也是毛主席发动的。我那时还没有主张把土地分给社员各家各户承包的觉悟（“觉悟”这个词真的很奇怪，过去它的意思是“不考虑个人利益”，现在它的意思却是“要考虑每家每户的个人利益”）。当然，如果当时我已经有了这种“觉悟”，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

在公社大门前，我对老马和九云叔说，大队核算这件事，先别搞。

我没有说理由。理由是不能说的。理由虽然来自每天看到的现实和常识，但违背我们取回的真经。

比如，那天， 听说要搞大队核算，生产队老贫农饲养员李广田冲进我们的灶房，对着正在拉风箱的我，像死了亲人般嚎叫：“饿死人的日子要来了！”我思索片刻后笑脸相对：“这是提高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程度，你看来需要加强政治思想学习呢！”但大家都不是傻瓜。自从听说要搞大队核算，山坡上干活的生产队社员也变了，看到别的山坡上红旗下山，便也拔起红旗放工下山——反正大队核算了，干多干少一个样。

倒是学生们干活时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干劲和热情，竟然比农村基本劳动者——农民——还要卖力。我想，这种情况是不是反映了我们正进行某种违背基本常识和规律的做法呢？显然，现在的情况是，社员们认为，你们好坏不分，让我多劳不能多得，我就不干了。这是常识，这是人性。但不能说出来。我只能说，别急着搞大队核算——我心想，这就算我在弥留之际，给还在的人的一句真话吧。

其实，就是在眼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大伙儿在地里干活的兴趣也赶不上在地里瞎聊起哄插科打诨的劲头。稍微能调动些积极性的制度和规定，都把专利权让给了赫鲁晓夫和刘少奇，谁也不敢用了。第一年冬季担粪，轰轰烈烈地干了几十天，学大寨的标语也刷了，小脚妇女也上阵了，我们也很起劲地拣重担挑，很是热闹。一位老农站在饲养室粪堆前不屑地说，就这点儿活干这么多天，真是暮囊（磨蹭，拖拉）得不像个啥！一问，以前的送粪的方法是，各家的粪堆，队长来量方，然后根据地块的远近，定每堆粪送到地头的工分值，由青壮年男劳力包干，十几天粪就送完了。咦，这个方法不是很好吗？体现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按劳分配，调动了积极性。但是不行，不符合大寨精神。

大寨式的评工，本该每月一次，但老队长硬是拖三五个月也不搞一次，使作为政治队长的我颇为烦恼。谁偷懒谁卖力，几个月过去了，哪个还会记得？我想抓个典型，于是盯住了猪娃儿叔，一个四十多岁身材瘦小体力孱弱的社员，他集体劳动不出力也就算了，还阴阳怪气地尽讲泄气话，但奇怪的是大家一直评他十一分工。我终于忍不住，在会上撕下面皮，指出他给集体干活不行，应该把他的工压低一分。但大家并不同情我。后来明白了：他家的破炕上挤着四五个娃娃要养，有点儿力气都留在自家割柴草种自留地上了。社员们同情他的困难状况，反正年终分配从来也没有分过钱（我们分到过几百张瓦片和百来斤涩柿子），他家人口多分粮多也不可能有钱余在账上，大伙儿就是给他高工分连粮食钱也不够，人情是白给的。农民们不是傻子，账都清楚，除了想照搬大寨评工规则的我。这样看来，似乎给弱小者以高工分，反倒体现了社会主义福利。但是，评大寨分，有时也有残酷的一面。妇女多半裹小脚，能不能担担子是六分工还是八分工的区别标准。可怜小脚妇女们，在评工前的日子里，也扭啊扭地担起了担子爬坡。总之，一切和理论都是矛盾的。你搞按工计酬吧，那是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你把一切罪恶的根源——私有制——尽可能铲除，往更高的公有制或者说大锅饭方向前进吧，没有发生劳动人民欢天喜地奋发劳动的预期景象。我慢慢理解了老队长拖延评工的苦心，再也不主动说：队长，咱队什么时候评大寨工啊？

“还是不要搞大队核算的好。”我从长途汽车的玻璃窗里探出头，再次对老马和九云叔说，但他俩的注意力已经转移，王顾左右而言他了。看来，他们对我们这些政治队长、水库技术员、养猪场场长、赤脚医生和青年突击队长的离去，并没有担心，也不觉得奇怪。这是不是表明，尽管大家热烈地在一起工作，但是，第一，你已经离开正在进行的工作走了，人微言轻；第二，尽管没有说出来，大家很清楚各自的不能替换的身份——城里人和农村人，以及由此决定的今后不同的个人命运？惭愧啊。

我后来还一直觉得临走时说了点儿真话有些了不起呢。因为，你看，连小岗村农民要把土地分到各家承包来种，都要不怕坐牢呢。想一想，本来，只有解放前革命者跟反动当权派进行斗争，才需要不怕坐牢呢！但是，都是新社会了，人民当家作主了，法治社会了，为什么不能少讲一点儿不怕坐牢，多讲一点儿道理？我们中国人就这么不爱讲理性？还是小平同志深谙我们中国人的陋习。他在说了“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之后又说，“不争论”。他知道中国人一本正经地争论起理论来，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还要把你送进牢里。我又想起高一语文的第一课，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选这篇文章进课文的教材编纂者真了不起。现在看来，这篇文章读懂了一辈子受用。恩格斯说，马克思——我们现今写进宪法和党章的导师——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最伟大的发现是，先有一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衣食住行的生产方式构成的基础，才有在其上发展起来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而不是相反。这就是说，所有制形式（比如，是不是“大队核算”）是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当年农民在农村的一切从行为到思想的表现，也是那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构成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你看，十六岁的少年学了中学语文都应该明白的道理，为什么大家没有照着办？唉，我们……常常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

三、

正想得入神，忽然听得一声吼：“那边停车的交费！”抬头看，一位城里人打扮的妇女从未完成的建筑里出来喊。

同行的朋友喊：“我们是老知青，这个村子里出去的人！”

我跟着喊：“你这个水库是当年我们参加设计施工的，怕下暴雨有问题，来看一看！”

喊完以后又后悔地想：怎么搞的，这又不是当年扒车去大寨，这点儿钱还不想出！

那位妇女缩了回去。

但我也没撒谎。我确实着急想看一看这个悬在红道峪村农民头顶上的十万方小型水库的安全情况。按照当年使用的《中小型水库设计手册》，这种小型水库的使用寿命是十年，而现在，这个已经用了三十多年的水库显然已经成了度假村的一个卖点，准备无限期地使用下去了。

回想起来，同学们在山村里的作为，很有点儿儒勒·凡尔纳《神秘岛》里拓荒者在荒岛上用科学技术搞开发白手起家的味道。一九七零年是硕果累累的一年。那年秋天，陈爽寿制作的以省农科院最新水稻脱粒机为蓝本的电动脱粒机问世，改变了村里在石滚子上摔打脱粒的历史，几个生产队抢着用，一天可以干过去十天的活。杨建中文忠民驾驶着手扶拖拉机犁地。张增秀等各生产队的同学们都参加试验田工作。焦士英是突击队长。长安县农技站依靠学生才得以试验日本的“拉线插秧法”（在水田里操作时，东倒西歪的秧苗受到所有经过此地农民们的嘲笑）并获得亩产千斤的丰收，获得通报表扬。张毓京隆世志参与创办并成为其中两位赤脚医生的大队医务室，随时出诊，给缺医少药的山村，带来了一些现代的诊断治疗。李曼霞赵安华当了村小学的教师，各队的学生积极参与大队的水利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好多事情想不起来了，还有好多同学做过的事情并不为大家所知，但所有这些事情，导致我们知青小组在1970年6月以知青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西安农业会议，以及后来成为长安县、西安市和陕西省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典型。

为山村修一座水库，一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壮举。为了解决水利问题，1970年春夏，老马做了第一次努力，在大峪河畔挖大口井，在河道中挖截渗渠，试图用大峪河水灌溉大队在河道边的千亩田地。学生和社员们一起积极参加了在冰凉河水中的开挖劳动。但是这些引水工程，缺乏最基本的工程测量；建立不起灌溉系统。当时，我们似乎热衷于锻炼自己的吃苦精神和接受再教育，向农民学习，大队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虽然有一定文化知识，但是没有提出问题来。显然，因为用不成，这些工程后来大都已经没有踪影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大队党支部还在继续努力。这年的夏秋之交，大队长李九云想先在较小的草沟修一个水库，来和我们五队的几个学生谈。张毓森从他一位落魄的右派亲戚那里借来了两本水利测量书，我们在雨天读完了它们。原来，在一条河流上修水库，基础数据是它的流域面积，或者说集雨面积，年降雨量，泾流量，以及坝址地质情况，筑坝材料，以及水利系统各点高程等等。我们跑到大峪水库工地指挥部，他们听了我们一番慷慨陈辞，竟然将一大堆工具资料借给了素不相识的我们：一本《中小型水库设计手册》，一台水准仪（这在当年算贵重仪器的水准仪，后来还转借给三百里之外宝鸡插队的井晓天同学用于他为生产队勘测设计一条通到山外的架子车路呢，你看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两块平板，两台照准仪，两根标杆，一盒长卷尺。我们又跑到大峪河水文站，拿到了当地年降雨量和河流泾流系数等数据。草沟河的集雨面积（流域）需要五万分之一地图，但水库技术人员告诉我们，大比例尺地图属于保密的军用地图。我们爬到草沟山梁的高处，发现草沟东侧有一段分水岭，两端有高差但长而直，可作为测量基线。我们想出了一个用到立体几何、三角函数的测量方法。在一个大晴天，八位同学（队里三个取经者加上张黎明，李健，李曼霞，丁学勤，董淑文）吃了早饭上山，在这段分水岭两边的山包上设点，用水准仪标杆卷尺测量计算，最后定出可作为基线使用的550米水平长度，两端架起平板仪。陈爽寿带李健披荆斩棘，走过了草沟流域各分水岭岭脊，每到一拐点处，举起大红旗做标识，此时两台平板上的照准仪一齐照准红旗，在坐标纸上画出射线。晚上回到家里，将一一对应的射线的交点连线，坐标纸上就做出了1： 10000的草沟流域图。计算坐标纸方格数，得出流域面积0.84平方公里。接着我们对附近地区的秦岭沿山小水库存在的问题展开调研（多么聪明！），向西走了几十公里，调查了五六个已经建成的沿山小水库（现场考察及找村干部询问），确认主要问题均为大坝漏水。因此，在施工中，要特别注意坝心截渗粘土心坝的构建问题，必须挖透坝址下的沙石冲积层，把截渗粘土心坝的底部，建到原生的土层或石基上……那段时间，我们五队的男女同学为水库的事情忙得多么快乐啊！

后来，事情有了些变化。一天下午，书记老马刚毅热情的面容出现在我们灶房里，他对我和张黎明一摆头，让跟着他出去一趟。往台沟口走的路上，他说，要我们俩负责水库的技术工作。没有多少文化但秦腔唱得好的老马，看人用人确实老道——张黎明是碑林区中考数学第一名——看来还是老戏养人！老早听说，老马是唱黑头的一把好手，过去从山里扛檀进到村里，如果看见正搭台唱戏，他会马上把檁往墙上一靠，跳上戏台，吼起来。我猜是历史内涵丰富加上戏词典雅的秦腔赋予文化不高的老马以讲话、用人、处事的才能。他做报告声音宏亮，生动，文化革命到处讲演，很受欢迎。他做事情也富于戏剧性：有次他到省革委会开会住人民大厦，临走时说腰带不见了。马常委的裤腰带在宾馆里不见了！吓得服务员到处乱跑，翻遍了有关的地方都没有下落。最后还是老马找到了它，他从垃圾箱里提起一条草绳，高兴地说，寻着咧，就是它！

老马把我和张黎明带到台沟口外，黄土高坡在溪流两边靠得最近的地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说，坝址就在这里，你们两人负责马上准备图纸、现场的划线和施工现场的技术安排。我不知道他选定坝址的依据是什么（几十年后看了刘武元同学的文章才知道，他父亲作为水利专家带助手和仪器到村里来看过，给老马提出过在台沟口建水库坝址的意见），但是，他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省内省外到处参观见多识广，已经领导全大队进行过轰轰烈烈的截渗渠、大口井工程，根据“党指挥枪”、“实践出真知”、“卑贱者最聪明”、“失败是成功之母”等等指导理论和行动原则，我们无条件地服从了他的决定。

回到住处一想，无论如何，修一座水库，没有上游的集雨面积是不行的。这是最基本的数据。我们又去台沟看了一下，太大了，也找不到合适的山脊做基线，不可能用我们在草沟用的测量方法。怎么办？设计水库这种事情，不能没有任何数据就设计啊！后来，还是想出了一种方法来推算。我们手边已经有草沟的1：10000地图了，再去征求十余名老农的意见，台沟比草沟大多少？他们的意见是，台沟长度约为草沟长度的二倍。面积比约为长度比的平方。又两条沟的自然环境相似，村里烧柴草都在这两条沟里割。问老农，两条沟的出柴草量如何？回答，台沟是草沟的三至四倍。两个数据比较，非常相似。取中值。估计台沟流域为草沟的近四倍，所以推测台沟集雨面积约为三平方公里。

也只有这种方法了，比完全没有依据总要强些。

关于筑坝泥土的性质。手册上有要求。这个不难做到。刘武元同学请他在大学从事水利研究的父亲，在实验室用专用设备检测筑坝用黄土的力学性质，证明可用于构筑重力坝。我和张黎明按《中小型水库设计手册》的要求和现场情况，做坝体的设计和图纸。

这时，我们发现，溢洪道的位置是个难题：如果设在坝旁的黄土坡上，会很快把黄土坡道冲垮；如果用混凝土制作，费用浩大。

但是，在那个浮躁的革命年代，等不及研究好溢洪道的设计，老马就下令开工了。

 

四、

水库开工一个多月后，我的个人命运发生了突变。1970年12月下旬的一天，当群情欢腾，庆贺水库的坝体截渗墙的基坑终于挖到原生土层上，可以进行回填筑坝的时候，公社武装部捎来话说，我的入伍通知书到了。之前半个月，我接到过父亲的一封信，拆开一看，十分吃惊地发现，信中竟然写道，我应该考虑去当兵！我马上厌烦地把信纸扔到床铺的最远端：到农村两年多了，因为家庭问题，团籍不给我恢复，要不是同学们去闹，还不让我作为知青小组代表之一去参加积代会——当兵的事，想都不能想！是谁给家里出的这个馊主意，在我最忙的时候来烦我？本来，我沉浸在水库建设工作中，已经产生愉快甚至近于幸福的感觉了，怎么又冒出这么一个想吃天鹅肉的想法？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公社武装部主动找到大队查询我当兵的事情。后来，一位军区参谋告知，让我当兵，是有贵人为我的家庭做了担保并做了具体安排——这就是说，不是因为我在农村的出色表现。这使我想起一位著名作家对一个浅薄贵族所说的话：“你之所以为你，是因为你的家庭；我之所以为我，是因为我自己”。我为自己变成了浅薄贵族感到羞愧，也对官方声称“重在表现”的言行不一感到恼火。我们不是自诩“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吗？怎么弄了半天，神仙皇帝倒是不靠了，却要靠有个好爸爸（或好妈妈，因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封建的贵族原则依然存在。

下乡后遭遇几次公开或隐晦的歧视和听到若干传闻，我认识到，我从未见过的我父母亲家族中的被革命打倒或赶走、但以文字形式封存于父母档案里的旧社会的坏蛋们，毕业前被学校全部搬进了我的档案，并亦步亦趋地跟到了我们公社，像被封存于宝瓶中的妖魔，时不时被放出来和我捣乱——现在，一个把它们送回宝瓶并扔进大海、而我则成为一个不受歧视、只承认我个人努力和表现的自由人的机会到来了！这就是当兵。大家都已经看到，军人是高于一切的天之骄子。于是，我在农村呆下去的决心动摇了。我终于离开了农村。宝瓶留在了农村的汪洋大海中。

接着发生了很巧的事情。毓京毓森和我三人入伍的部队，竟然还是战争年代屡建奇功、文革时期军管有方的21军，看来我们和它有缘。早在学校里就听21军的干部说过，他们的军长，地主家庭出身，十七岁还是中学生时，当共产党县大队的头儿，分掉自己的家产，除了给农民，大部分献给了革命事业；解放后，三军会考拿第一名，毛主席看了成绩单把他点起来，看了看说，“嗯，小小的个子！”文化革命中，21军被倚重放在西安稳定大西北的局势。说明，历史上还是重在表现的。不知为何到了现代，血统论反而盛行了，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到了部队，连队里因为我的高中文化、高超的射击技术（高中我进过射击学校）和农村经历，多次派我参加军事骨干培训，前往农村地区支左，训练民兵，参与大型国防工程测量等等，受益非浅。在部队时，基于诚实这种今天已被弃之如敝屐的道德品质，我又向父母要来了一个宝瓶并打开了它，然而，工人农民出身的、实事求是的军人们再次把它封起来又扔进了大海。不过，近年来，我又看到，宝瓶里的坏蛋/妖魔一类，又变成现实中受尊敬的社会贤达而且进入了正史，由于我们中国人喜欢在100年以后再做定论，所以我不得不留下遗嘱敬告100年后的史学工作者：不要太相信正史，有一些官方正式的对这些貌似社会贤达的坏蛋/妖魔的评价还流落民间，在等待你们发掘出来呢………啊呀，扯得太远了，那都是另外的故事了！——眼下，我急着想知道的，是后来大队怎样处理溢洪道这个水库建造难题的。

我们围着水库走了一圈。原来，溢洪道被巧妙地从水库的东侧的山坡，沿等高线向远处开挖，可以将过多的洪水引到另一条绕村而过的草沟河、而不是回到台沟河里。这样，在夏天洪水期，村子就安全多了。我又跑到坝体的外侧底部去看。有小小的流水从坝脚中央下部的石块中流出。里层是小石块和沙砾，流出来的水是清的。看来是严格按照《中小型水库设计手册》中规定的防止大坝内泥土流失的反滤层结构进行施工的。放水的涵管也做得中规中矩。曾听说过，后来大峪水库副总指挥和县里的水利工作者也都来看过，以水利专家的知识和经验来进行过重新设计和指导施工。看来，村里也严格按他们的意见做了。

最终，这个水库工程在党支部和老马的领导下成功了！三十七年后，它仍然是红道峪的一个亮点，甚至在权威的谷歌地图中也可以看到它。因为当初我们学生们无师自通地参与了设计和施工（尽管中途都走了），现在有了今天这个成果，有我们的一小份努力在里面，我们见了它也觉得有点儿飘飘然。吾辈若不是生不逢时，上清华大学水利系、三峡大坝上留名青史不但不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足为奇的……

我们向上走，去看当年张毓森带了一个自愿跟他上山的地主娃（我们用人“重在表现”）在台沟口林场建立的大队养猪场。当初，水库开工不久，以大局为重的张毓森说，水已经有了，应该去解决毛主席“农业八字宪法”中说的第二项：肥。用养猪来解决“肥”这个问题，同时执行了主席说的猪为五畜之首的指示，一举两得。水库上忙了些日子，我跑去看张毓森建立的养猪场。原来这里是个庙，大队赡养的一位老僧人去世以后，改成林场，现在院子里搭建起了猪舍，有一只临产的母猪。我请毓森在母猪生小猪的时候一定叫我一下，虽然我的生物课分数很高，但还没有见过母畜生小崽儿呢。一天，在水库工地上社员们欢快的打夯声中，毓森派那个地主娃来叫我：快来，下崽了，下崽了……

我们走到台沟口外，发现林场已经废弃了。很遗憾，当年那个建林场种葡萄和玫瑰的设想一直没有付诸实施，主要是有苹果树的前车之鉴，大队没有人有兴趣。走近林场大门，发现锁着的大门外贴着一纸通告，说，这是引镇政府的财产。看来，时代进步了，现在关心的是不动产的产权，而不是几头猪或者别的什么不值钱的东西。但可能有些精神方面的东西我们留下来了。听张毓姌讲，张毓森始终依然保持着某些当年的质朴作风。当首长上任之初，他可以骑自行车来回二十多公里上下班；到西安探望父母后回南京，他可以买无座票拎着折叠凳上火车——不要不以为有什么了不起，想想你如果上了五十岁并荣任解放军某部首长时能不能办到！

说到精神方面的东西，又想起，当年有社员对我们的大公无私的表现另有解释。他们说，你们不愁吃穿，所以觉悟高（这里的“觉悟”，当然是“不考虑个人利益”的意思）。当时，我们对这种说法不予置评，一笑了之。但这显然是一个理论上的严重挑战。

1984年夏天，我在成都中国企业管理培训中心首次听到加拿大老师介绍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这个理论把人的行为动机说成是为了满足从低到高五个层次的需求：首先是基本生理需要，其次是安全需要，往上是友情和归属的需要，再往上是受尊重的需要，最高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当人的低一级需要得到最低限度满足后，才会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又说，在人的自我实现的创造性过程中，会产生一种所谓“高峰体验”的情感；这个时候的人处于最激荡人心的时刻，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这时的人具有一种欣喜若狂、如醉如痴、忘我销魂的感觉。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大教室里没有空调，中方老师徒劳无益地摆了两台加湿吹风机在教室后面。我怀着怜悯之心望着这位来自通常寒冷静谧的加拿大的身体肥硕市场营销老师，因为上课前听他说，中国无处不在的建设狂潮发出的噪音，使他几乎夜不能寐；而在课堂上我们看到，成都的酷热天气使裹在他身上的衬衣完全被汗水所浸透。但他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满怀激情地通过翻译解释这个我们的经典中从未提到过的理论。台下这些被各级组织精心挑选出来准备委以重任的中方学员，面对每天扑面而来的前所未闻的西方理论，一如既往，一边面无表情半信半疑地听着，一边伏案疾书。这时我忽然想起了当年农民对我们为什么有“觉悟”的说法。

我不得不承认，用马斯洛的理论解释，农民的说法似乎有些道理。当年社员们还在为基本生理需要努力时，我们学生能吃饱穿暖，我们有党中央文件保护，我们团结友爱互助，我们参加积代会备受尊重；在前四个层次的需要都得到最低限度满足的情况下，我们把为农民谋利益同时努力自我完善作为个人的理想抱负，使我们直接进入了自我实现的最高层次，因而在那个艰难动荡的时代，享有较为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成就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想想我们黄土高坡上的青年男高音们！）……

不过，在今天，到哪里去寻找这些感觉呢？

 

五、

浮想联翩，各种回忆和感想杂乱地纷至沓来，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和大家一起走进了台沟。夏日的台沟，比起三十六年多前我们来调研的那个秋天，更加丰饶美丽。没有东一块西一块的坡地了，山上除了岩石，到处郁郁葱葱。山谷里充盈着蝉鸣声，鸟叫声，和潺潺流水声。显然，由于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政策，农民走出了大山，不再挖坡地种粮食，也不砍树木割山草做柴烧，大自然逐渐恢复原来的生态。人间正道是沧桑啊！跟着，其他几句极熟悉又极与此情此景相适配的毛主席诗词也从脑海中跳了出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山路上，有时在平坦处的高大核桃树下，可以见到残留的房基石块，就想起了当年老马拆庙的事。我说，当年听村里人说，以前，从村里到山顶嘉午台，十五里路，有六十座庙；过会时，北边一二十里晚上能看到从山下到山上一路灯火，文化革命中基本毁了，现在想搞旅游重修也不容易了。后来，当了政府官员的刘武元主动选择红道峪扶贫，其中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和电视台工作的李满堂同学一起在电视台做台沟上面的嘉午台风光片。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度假村的雏形，不知还有没有来进行大手笔投资的慧眼，嘉午台及周边的山峰，那惊险程度堪比华山啊！朋友笑道，当年老马拆庙时你怎么没对他说：你这是破坏宗教信仰自由，至少也是破坏旅游资源的行为？我笑道，你去买汽车的时候，有没有人对你说，这是加重空气污染，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行为？中国的事情，当时讲当时就有各种麻烦，喜欢留给后人评说，哪怕拖它个一百年……

下山的时候，在台沟口，遇到两位老人赶着五、六头牛上山来。赶牛老人和我们交错通过时，与张毓森对视了几秒钟，大声喊：

“毓森哥！”

“长娃！水娃! ”张毓森也认出这两个人，是当年第五生产队里年龄比我们小五六岁的玩伴，兄弟俩。

我递上两支烟，他俩推辞了一阵说不会抽，最后收下了，各自架在耳朵上。在山路上站在一起合影，交谈。原来这两位五十多岁的兄弟俩至今还没有成家，现在寄居在别人家。生产队的牛，早已分到各家，他们靠帮人到山里放牛为生。像他俩这种情况，村里还有。当然没有退休金医疗保险之类的东西。谈话中，朋友把我扯到一边回放数码相机照片，笑着说，怎么看上去像背着武器的欧洲殖民者和拿弓箭的非洲土著的合影？我一看，确实，水娃长娃夹在我和毓森中间，兄弟俩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有七十多岁，脸上布满皱纹，头发稀疏，牙齿掉了一多半，穿着带破洞和补丁的衣服，弯曲的腿，光脚上套着破旧的解放鞋，手中拿着赶牛的树枝，个子低我们一大截子。难怪看见他俩第一眼以为是老人。而我和张毓森，高大强壮面容丰润头发茂密唇红齿白，身上挎着先进的照相器材。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差别大到看起来要像不同的人种了，对我们这些曾经矢志于消灭三大差别的人来说，不啻为一种嘲弄！

换个话题吧。我问长娃，原来我们住过的安间，修铁路拆掉了，人都住到哪里去了？长娃说，修铁路被拆迁的都拿到了很多赔偿，他家（富农）也拿了铁路一大笔赔偿，另择庄基地盖了一院新房，欢欢喜喜地搬了进去。看来，人民大众欢乐之时，有时候阶级敌人也不一定不快乐。

说到文化革命中的阶级敌人，现在看来是个老人不宜的话题。即使这个话题很不讨喜，我觉得还是可以吹一下20中的水平：哪怕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今天避之唯恐不及的命题，当年我们也是——如前所述——把它视若数理化的公理定理定律，认真精确地加以处理，并显示出真正的才华。以前，胡宗南在本村设立的秘密特种监狱里的罪行中涉及本村农民的情况，以前一直云遮雾罩地以故事形式在村里流传；参与“反动会道门”和进行抬神像求雨迷信活动的农民中的人和事也已经遥远，但终究被各级党组织领导有学生参加以今天的谍战片中才能看到的机巧被一一查清。还有的事情今天谈起来应属于该检讨之列——在村党支部或者更高的组织领导下，错误地将个别农民对当时政策的直言加以上纲上线。但请记住，在文化革命中，公认原则只有痛打落水狗，没有宽恕二字，哪怕是对最底层的人，生活所迫的人，误入歧途的人。如果要反省，就涉及许多原则问题了，似乎不在我们的专业范围之内了。连眼前的长娃水娃，提到某人的遭遇时，用的词句都是，“那时搞运动呢……”也就算对历史交待了。我们能想到的只能是，城里人，运动搞错了，最后都有平反和补偿，农村似乎就没有这一说，好像不大公平。

告别了放牛两兄弟，太阳西斜，我们心情有些沉重。山路崎岖，大家高一脚低一脚地往下走。大概是见到了当年队里青年不那么美满的生活现状，张毓森的脸上呈现出凝重和沉思，独自往前走去。

走在后面的朋友跟我开玩笑，这个地方怎么还有人这么穷？好像你们说过，要扎根一辈子把这里建设好呢。这话打到痛处了。我说，我可能说过。张毓森没有说过。大部分同学没有亲口这样说过，但开积代会有人会代表大家这样说，但也没有征得大家同意，不过，也没有人出来反对……朋友说，好了好了，绕来绕去的，别那么认真！多少党员（肯定要比你们说“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多）入党时宣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是实际上呢，在为他们个人、家庭和朋友谋取不法的利益。他们觉得自己理亏了吗？再说，你们不回城里去，又怎么办？

我没回答。前些日子我在书架上偶然又翻到马克思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其中有一段话，它没有被录进我们当年编纂的《马恩列斯语录》，但一语成谶：“如果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能够胜任经过周密考虑而选定的职业，那么这种错误将使我们受到惩罚。即使不受到外界指责，我们也会感到比外界指责更为可怕的痛苦。”唉，说起来，倒是农民们始终坚持着他们朴素的常识。他们见过无数的城里人来到农村，搞土改的，搞合作化的，搞社教的，搞农技推广的，驻队锻炼的，带职下放的，等等，不管怎么说，最后都回到城市那美丽温柔乡里去了，不管农村搞好没搞好。所以，当年我们刚下乡时，对于我们准备在农村过一辈子的说法，农民们总是善良地笑着反驳：“你们在农村过一辈子？那是不可能的。你们一定会回城里去的！”你看，是不是让农民说着咧？

 

六、

回到了停车的空场上。一位中年人正在用扫帚和木锹在收拾晾晒的碗豆麦，见了我们，停下手中的活，看着我们微微笑。是昔日的熟人吗？上去递烟寒暄。他认得我们，我们却不认得他，不好意思直接问，简单交谈之后猜测，他是当年生产队里优秀女青年线绒的丈夫，结婚时，我们已经走了。线绒出身贫农成份好，有文化，能吃苦，像小伙子一样在队里专挑重担子干活，敢出头露面说话办事，书记老马在北京开完九大回来，在宣讲九大精神的村民大会上公开表示，根据中央培养女接班人的精神，要像陈永贵培养郭凤莲那样培养线绒。听说，她后来招工到县氮肥厂当工人了，以她的工作能力，一定会成为工厂的干部。我心中庆幸，她终于离开了农村，成为一个终生有工资、退休金和医疗保障的人了，和长娃水娃有水火两重天的区别。

曾经听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老队长因为当过国民党军壮丁，他的妇女队长妻子因为参加过迷信活动，双双受到清查后，他们的儿子没有受到牵连，当了兵，复员或者转业以后在县里工作，把自己还在世的母亲接到县城一起生活使她安度晚年。高兴老队长有这样的好结局。这使我们感到某种程度的释怀。我还记得那天早上，总是在不停操劳的老队长安排完农活后，因为被“揭出来”彻夜未眠两眼通红，心事重重地蹲在一个粪土堆上抽着旱烟，大队长走过，他轻声地问：“咱还能不能在组织里头？”大队长咳嗽一声走过去，我们则装作没有听见，因为，我们都不在组织。

我们顺便问了问大队长李九云和老马的情况。

九云叔后来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回到生产队，要了个养牛的工作，在草沟上面盖了间房，一个人住在里面，专心养牛（“就是那间小屋”，他远远指了指草沟边一间小土坯房给我们看）。前几年去世了，埋在草沟和台沟之间朝北的山坡上。他在村里德高望重，有在外面把事情做大了的咱村的人（说了个熟识的名字），出钱把墓做得很好，你们学生张黎明丁学勤陈爽寿还专程来红道峪，到九云叔的墓前吊唁过他。

咱金台叔呢？

听说，原来，上面有人念他一直勤勤恳恳在农村基层工作，想把老马转为国家干部，后来，又说他文化革命中是“三种人”，不能提干（他作为省级劳模，老党员，当时，是应该“理解”党的路线出来工作，还是应该“不理解”赖在家中？这是一个悖论）又说，后来上面有人觉得有些对他不起，于是把老马调到某个林场工作（貌似不是个农民、是个“职工”了），但是等他老了病了干不动了，让他回到家中过他的农民生活（重新发现了他的农民本质）。后来也老病在家中去世。

我抽着烟，听着可能是线绒丈夫的中年人慢条斯理地讲述着。当听到我们骄傲的20中的学生们也不得不尊敬和佩服的这两位优秀农民的大结局时，我惊讶自己竟然没有产生激烈的不平和怨愤的苦痛。大概是，过了多半生，听到和见到的已经太多了；大概是，如同鲁迅早已揭示的，“人类的痛苦是不相通的”，我们不会感受到农民们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的痛苦，农民们也不会感受到我们因为工作需要在宴会上喝多了茅台和五粮液的痛苦，否则大家都要难过死了。但由于还有那么一点点由于受过中学教育而具备的良知，不由得想到，老马书记和大队长，都是从土改开始就积极参加农村基层工作的农村干部。从土改，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一路走来，经历过历次运动。解放以后，反复折腾，山村一直没有富裕起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像样的个人收入，但一直坚持为集体工作。现在想起来，他们是在怎么样的条件下工作啊！今天，有什么人会在他们那种没有收入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中为集体工作呢？最后，是这么个结局，就因为他们是农民。如果是城里人，哪怕跟着犯过错误（谁没有犯过错误？关于文化革命，连中央都做检讨了呢），最后还是有工资，有口粮，有住房，有医疗保险，有退休金，子女安排就业等等。这似乎有点儿不公平。

我们站在空场的边上，用怀旧的眼光向层层梯田下远远的五队社员们散布在铁道两边的房屋望着。五队在最高处，那里大部分是新房、也有很旧的房屋。房屋之间还是那种下了雨就泥泞的土路。猪圈兼厕所仍然在露天的屋后。他们祖辈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而我们只要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上几年，就可以写文章说，我们一辈子什么艰难困苦都不怕了。房前屋后几乎没有什么人，有一两个妇女在空地上收拾东西。大概也像大部分农村一样，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多半是空巢。我忽然想到，文化革命中身受血统论其害的同学可能终生不能释怀，但是，许多人却没有注意到（因为与已无关了），后来社会上发生的情况，似乎是血统论进一步推广：一切出生于城市家庭的人，都可以回到城市里去，尽管这中间有种种磨难，但最终的结果——享有受教育、工作、工资、口粮、医疗保险、晋级提薪、住房，退休金，低保等等的待遇——是基本相似的。绝大多数农民，因为他们生而是农民，就不得不享受没有上述待遇的待遇，即使他们去城里打工也没有用。这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满怀旧情默不做声地望了好一阵子，最终决定，不去见任何原来五队的熟人了。我们知道他们对我们的评价。偶然碰到过的村里人对我们说，村里再也没有来过像你们这么好这么能吃苦的学生。那些在农村过了多少代我们城里人不屑于一过的日子的农民们看到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累累皱纹的脸上总是露出真诚的笑容，因为他们当年发出过的“你们这些娃们家到咱这搭来把苦受扎咧”的感慨，终于得到了疏解！这次如果见了，他们当然还会露出同样的笑容。我以城市小人之心度农民君子之腹，想，要我是农民，我就要想一想，为什么我这几十年，也“把苦受扎咧”，但没有过上他们城里人的好日子？我的脸上恐怕露不出像他们那样真诚的笑容。

我们的朋友有些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到村里去看看？”我把刚才的心得体会略微说了几句。朋友开始大发宏论，说，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因为出生于不同的地域，或者不同的家庭，就不能从社会得到公平的待遇和掌握、改变自己的命运，是最悲惨的。至于你们取回的大寨“真经”为什么不管用，应该去问专家教授，他们是吃这碗饭的；我们呢，老了，创建一大套学术上站得住脚的理论也来不及了。中国现在的发展一日千里，道理很简单：几乎每个能劳动的人都在忙着赚钱，也就是忙着创造别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创造社会财富的多少，关系着他自己的收入多少。现在建立了一个双赢的制度，它使绝大多数人都以最大努力工作，从而使生产力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你看红道峪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农用车，拖拉机，三轮小客车，哪个不在忙自己的生意？哪个一天不忙上十几个钟头？其实，早在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写到过：一个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马克思比我们现在的这伙儿知识分子德行高，他尊重知识产权，认为他的前辈说过的事情，就不应当重复写在他自己的书里；他没想到，他的一些追随者会要求人们只读他和自称是他的追随者的书，这样，人们就鲜有机会读到亚当·斯密的这段话了，幸而，还有另一些马克思的追随者认真阅读并记住了马克思和他的前辈的话，使中国的事情上了正道儿……

我们的朋友滔滔不绝地讲着，我却在他絮絮叨叨的声音中走了神，心中慢慢浮起了郭凤莲的形象。同样作为农村的能人，她的幸运在于比陈永贵、老马和九云叔年轻，还来得及改弦更张，从新上道。她的名言是，“人不能跟历史赌气”。有报道，她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后离开大寨，到晋中林业研究所和昔阳县一个单位呆了十几年，最后回到大寨，把“大寨”一举开发成商业和旅游的著名品牌，终于使大寨在商品化市场化的大潮中成为富甲一方的企业集团。

祝贺她和大寨再次成功!

衷心感谢她当年对我们的诚挚友善接待！

 

七、

夕阳西下，天空布满了金色的彩霞。

我们让朋友把小车先往山下开，我和张毓森两人慢慢往下走，在回到繁华闹市中之前，再看一看红道峪的山川。

有一瞬间，感觉上仿佛时光倒流了三十六年，和当年我们骑自行车来拜见书记老马后，向山下走去时一样。不同的是，那时我们没有车、没有房、没有钱，许多同学的家庭还备受磨难，但那时我们是多么年轻，多么强壮，多么自信和充满对创建美好未来的希望啊！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还有机会去改变这个世界不尽人意的地方吗？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似乎已经晚了，在滚滚红尘中，除了已经逝去的，都垂垂老矣！想到这里，心中不禁涌起无尽的悲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