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生等编著：天津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1962——1968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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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生等编著：天津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1962——1968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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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1962——1968 主编 井振武 李吉生 王惜伟 杨炳炎编著 来源：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c0b1fe0100e8oy.html
到了一九六四年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成为下乡上山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以后，在政策上、资金上都确保了下乡上山运动纳入国家计划，天津下乡上山运动出现第二次高潮。参加这一运动的主要成分是高、初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他们热情很高，报名踊跃；市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共青团组织大力推动，不但有集体到宝坻等县插队的大动作，而且远涉西部地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甘肃、宁夏农建师、山西、内蒙插队，甚至在云南、西藏等地都有了天津支边青年的身影。大批知青跨省到山西和内蒙插队落户挣工分，是天津上山下乡运动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截止一九六六年参与的总人数超过了35000人。这期间，在农村的女知青遇到了逼迫成婚的问题；在城市下乡知青的安置上出现了以精简职工政策对待下乡知青的政策混淆现象。虽然，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颁布后，一些领导亲自带头组织下乡工作，出现了超额完成安置指标的倾向，但是仍没有超出参加者本人自愿的范畴。却出现了把“成分论”牺牲品——出身不好的青年送往边疆去，作为一种安置渠道的新动向。 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时期河北出现了劳动大学，许多知青在林场锻炼了一个时期后，被推荐进入大学深造，许多人后来成为农、林方面的应用人才。这种大学作为正规大学的补充形式，是应该提倡的。但是，后来把这种经验无限放大，引发了文革前的教育制度变革，取消考试制度，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将中国的大学引上歧途。 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这一运动并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止下来，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在天津出现了：一方面知青大量返城进行“造反”；另一方面许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加边疆建设的叠加现象。由于思想战线前后一脉相承，社会上许多在校学生串联到新疆兵团，坚决要求留在那里工作，情况有些眼花缭乱。有知青学者提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停止了，这一论断是不准确的。从天津下乡上山运动的种种迹象表明，巨大的惯性力量一直推动着，直到六六年底仍有许多“社青”和在校毕业生主动报名去甘肃支边。后来，大量知青回城进行“造反”，政府在维护下乡上山运动正确性上与之博弈，异常激烈，有关通知和文件多如纸片。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在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30周年之际，发表《同工农结合是知识青年的历史道路》一文提出“不仅中学毕业要当农民，大学毕业也要当农民，不仅农村的知识青年要当农民，城市的知识青年也要下乡上山当农民。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培植共产主义萌芽的伟大壮举。”为下乡上山运动做了定性，并划定了参与的人员范围，一度转入地下工作的中央安置领导小组，随着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又重新把下乡上山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政治风暴即将到来。 在北京，首先出现了女知青蔡立坚到贫困的山西杜家山插队，成为文革初期特殊的新知青榜样；接着，由某某长征队派生出一种新的自发状态的组织——某地集体下乡长征队，曲折等20名北京学生徒步去内蒙插队，以及又有去云南西双版纳或黑龙江等地农场的，他们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继承“五四精神”又成为时尚，政治色彩进一步加强。虽然这些行为的参与者人数不多，但风头强劲，社会轰动效应巨大。再加上《人民日报》的大力推介，使北京再次成为万人瞩目的下乡上山运动师范区。恰在此时，“老三届”（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分配方向问题由中央明确敲定：一是“四个面向”；二是“知识分子劳动化”，使上山下乡运动“培植共产主义萌芽的伟大壮举”具体化，并有了很强的操作性。在一九六七年天津几乎沉寂了一年，无人下乡上山；到了一九六八年迅速跟进，天津知青再次涌向潮头，出现了第三次下乡上山运动高潮。从流向看：开始向中国北部挺进，许多知青奔赴内蒙古腹地的牧区和黑龙江边境的生产建设兵团；还有去河北省的承德地区、衡水地区和青县、大厂等地，以及回乡到周遍的郊区农村，插队落户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并且分布地区日益广泛。根据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提供的数字：“老三届”中学毕业生30余万人，仅1968年底已经安置和有着落的达7万人，超过天津过去十三年上山下乡人数的总和。当时，木箱、脸盆、麻绳畅销。每月都有数次知青专列出发，车站繁忙，送行的人山人海。还出现了湾兜中学上山下乡徒步长征队，他们的举动名震全国。 从全国角度讲，在舆论上把一场移民运动从政治上无限拔高，肯定是“共产主义萌芽的伟大壮举”，其“正确”笼罩性当时无人撼动，它为上山下乡提供了理论依据；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许多青年学生对领袖的信仰与崇拜达到空前狂热程度，再加上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最新指示的强力推动，犹如狂飙横扫海面，波澜骤起、汹涌澎湃、荡涤城镇山乡，势不可挡。最终使上山下乡在全国的范围内演变成为一场“大帮轰”、“一刀切”色彩鲜明的政治运动。有数以百万计青年学生参与其中，波及范围极广，牵动亿万人心，震撼世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
1月至5月，中共中央先后两次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和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纠正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持续三年多的失误，摆脱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会议提出中心任务：一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二是加强农业生产队的工作。会议是克服“三年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 4月，天津开始筹建里自沽等国营农场，准备接纳安置城市知青。 5月15日，邢燕子在《天津日报》发表《欢迎新战友，参加农业战线》的公开信。还写信给北京女知青侯隽，赞扬她到宝坻县农村插队落户的精神。并与同村青年王学芝结婚，再次表明她永远扎根农村的决心。婚后她的生活很艰苦，丈夫王学芝家弟兄多、无住房，夫妻俩只能和爷爷挤住在一起。十年后，才盖了三间属于自己的土坯房。 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通知》指出各地农村：“应当热情地接待下乡的职工和学生，给他们以各种可能的帮助。使他们能在农村安家落户、从事生产。” 6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提出“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可以安置到农场（包括牧场、林场、渔场）。”要求“各地国营农、林、牧、渔场即有序地逐步展开接受、安置精简职工（包括一些青年学生）的工作。” 8日，天津市委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计划》。 同一日，中共天津市委精简委员会确定：全市精简职工任务由原定的18万人改为20万人，压缩城市人口任务由原来的26万人改为40万人。 8月23日，天津市中、小学毕业生2000余人，前往文安洼国营新桥农场和李庄农场等参加农业生产建设。农场职工中大部分是知识青年，他们经艰苦劳动，使文安大洼的5万亩荒地变成了农田。 10月16日至11月6日，国务院农林办首次召开安置工作汇报会，总结和推动精简安置工作。继续贯彻以农、林、牧、渔场为主的安置方向。 11月，团中央在一份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解决城市失学待业青年的三项措施，其中一条就是组织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23日，国务院批转四部一委《关于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下放国营农垦、林业和水产养殖企业安置费的预算管理的通知》。提出“安置费是专项拨款，必须专款专用。” 同年，赵耘被村民推选为苗街三队队长，兼三、四队党支部书记。（1960年猪场解散，赵耘被借调到管理区作党务工作）他上任后，团结乡亲，积极开展工作，年终结算时共赚了八万多元，不但还清了欠款，平均每个劳动力分到700多元；而且相继办起了机加工厂、喷涂厂。 本年度，天津市际迁出120038人。同年： 7月10日，北京市良乡中学高中毕业生侯隽，以王培珍的事迹为榜样，自愿到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插队落户。 9月，上海华东师大附中毕业生张韧，考取上海戏曲学院导演系后自愿放弃，到安徽肥西县袁店乡塘拐村插队。 11月，河北省人委决定，将原唐山专区所属的汉沽市划归天津市管理，改称汉沽区。 12月，根据国务院批准，天津设立北大港区。 截止31日统计：全国城镇人口比上年减少1048万人。 同年，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标志着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运动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启动。
1月5日至17日，国务院农林办召开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学生计划落实会议。要求全国农、林、牧、渔场共安置332640人，国营农场开荒119万亩，林场扩大造林和抚育改造次生林92万亩，扩大水产养殖面积124万亩。拟拨安置经费30714万元，并相应安排了各项物资计划，争取年内基本完成。 2月15日，共青团天津市委决定在全市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向雷锋学习的活动。 春，1962届毕业生及社会青年继续向市郊农场派遣安置。 5月，天津市教育局召开毕业生工作会，主要宣讲应届毕业生的升学和就业问题，动员一部分毕业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回校的学生，在共青团组织的推动下纷纷报名。 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召开六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提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编制出15年的安置规划。下乡学生的年龄也由18岁改为16岁以上。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报告文学《特别姑娘》（黄宗英）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反响。接着《中国青年报》以《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榜样，侯隽落户农村被称为“特别姑娘”》登载，各报纷纷转载，一时间侯隽名声远播，为国人称道。多年后，侯隽本人回忆说：“下乡一年多，正当我思想最苦闷时，周总理知道了我在农村落户的事，立即派人来看我，鼓励我。总理当时指出，这是一个方向，青年一代就是要下乡。总理在百忙中经常过问我的情况，还提到要各级领导帮助我在农村锻炼成长，坚定了我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当时，上海女作家黄宗英到宝坻县“体验生活”，无意中听说了侯隽的情况，便搬到侯隽的小土屋与她同住，被她坚韧的毅力，自找苦吃的精神所感动。回京后，黄宗英向周总理讲述了她的情况，并建议将其作为先进典型进行宣传。） 同月，共青团天津地委发出《关于在知识青年中开展学习侯隽事迹的通知》，在天津青少年中掀起了学习侯隽的热潮。 8月2日，报名支农的部分学生参加了市里在十六中学礼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安置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同时公布了报名支农毕业生的安置去向，主要是河北省天津专区所属的文安洼各农场（因洪水袭来而改派唐山地区各林场）。 9月12日上午，天津市教育局、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在中国大戏院联合召开“欢送参加农业劳动应届中、小毕业生大会”。同时，为批准下乡的学生签发了《放长假定期回乡户口证明》，由安置部门负责办理手续。发放的这个“四年保留户口”证明，仍沿用“精简职工”的（1967年3月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宣布废除，1985年市政府发文落实相关政策）。这一做法，把支农学生与精简职工等同起来，出现政策界限混淆现象，挫伤支农学生们的积极性，引起不满。 9月15日至11月2日，天津四十余所学校李吉生等近800名初、高中学生，分别到唐山专区的滦县茨榆坨、青龙山、茨榆坨林场、迁西大峪、丰润腰带山、丰南钱营、遵化东陵、抚宁渤海、乐亭姜各庄、安次大北尹、永青、杨柳青、蓟县、昌黎县团林等十三个林场，参加祖国林业建设。其中，昌黎县团林林场的150名天津知青，与当地林业职工一起，深入渤海之滨的沙丘地带，把马棚、猪圈改成简易房住，开展固沙造林，种植了一道70华里长的洋槐树林。如天，树木高大、郁郁葱葱，成为当地一景，被开发为著名旅游胜地——“黄金海岸”。 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把知青下乡上山纳入城市工作。指出：当前，安置方向是下乡上山，下乡上山的主要办法是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此外，国营农、林、牧、渔场也要积极加以安置。 10月底，到津郊柏各庄农场的知青中，经批准或自动返回城市的已达961人，占总数的68.5%，出现不安心农业生产的情况。 11月18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召开插队经验会。会上，嘉兴、苏州、盐城三个专区介绍经验，宝坻也介绍了知青插队工作的经验。 12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走革命的道路，当革命的接班人》，其副标题是《评知识青年董加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和行动》。接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相继报道宣传董加耕回乡务农的事迹，强调“董加耕所走的道路，正是毛泽东时代知识青年所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有最广阔前途的革命行动。”从此，董加耕闻名全国，成为后来出现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中的新标杆。 据统计天津市1962、1963两年，共有2500名城市知识青年被安置到天津专区所属的8个国营农场，他们大部分是高、初中毕业生。在8个国营农场中，除3个是50年代建立的老场，例如1954年即建立的国营青光农场外，其他都主要是为安置城市知青而新建或扩建的国营农场。 同年，河东区动员青年和居民到农村或农、渔、牧场的，有608人；到承德专区240人；到新疆教育厅68人。 本年度，天津市际迁出人口35230人。同年： 上海安置办计划减少城市人口13万人；浙江省委肯定嘉兴县插队经验；辽宁金县、农安县创造集体户插队经验。 有南京市72名应届毕业生，以董加耕为榜样，自愿放弃高考，到苏北农村插队务农，时称“72贤人”。 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教干部邓普《军队的女儿》。 10月8日，首批北京知识青年248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到黑龙江。其中163人到八五二农场，经五个月集训后，分配到各基层单位。这首批北京知青中有朱德的孙女、郭沫若的儿子、革命老人陶承的孙女等许多高干子弟和知识分子后代。 12月，在天津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胡昭衡当选市长，樊青典等七人当选副市长。 1962年——1963年全国共动员城市知青和社会闲散人员30万人下乡上山。 同年，天津经济状况明显好转，社会总产值等各项经济指标恢复正增长。
1月，邓小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城市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向中央的报告》提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要以插队为主”。中央和各省市成立了安置办公室，拿出专款作为安置经费。 同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豫剧《朝阳沟》。 16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成为上山下乡运动新一轮的纲领性文件。 2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继续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热情关怀回乡下乡知识青年》，进行舆论导向宣传。 春节前（2月13日春节），有三名到柏各庄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女青年回津（1963年6月去的，当时有12名），坚决表示不愿再回农场。市团委和市妇联的干部访问了她们。她们说，主要是嫌那里男职工逼婚、骗婚；劳动定额高，工资收入低；干部不民主，作风很生硬；劳动保护差。骗婚、逼婚现象的出现，使许多女知青面临婚姻困惑。 3月，天津市与河北省宝坻县建立联系，并以滞留城市的社会青年为重点，展开了声势空前的宣传动员下乡上山工作。 20日，粮食部发出《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从政策上保证供应。 4月，赵耘出席河北省青年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与此同时，侯隽与邢燕子一起出席了代表大会。大会向全省回乡青年发出：“学习赵耘立志建设新农村，做有觉悟、有知识的新型农民”的号召。赵耘领导的苗街三队成为全省二十八面红旗单位之一。河北团省委作出了《关于在全省知识青年中开展向赵耘学习活动的决定》。（赵耘，天津河东区人。父亲是天津市人委的一名处长。毕业于第十三中，曾任学生会副主席，党小组长，1957年下乡，历任生产队长、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副区长、第四届人大代表等职，是天津知青典型之一。） 6日，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出《关于在高寒地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冬装补助问题的通知》“每人补助棉衣一套，棉被一床。” 13日，天津市动员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建设广播大会在第一工人文化宫举行。 14日，共青团中央要求各地团组织对下乡上山工作负起责任来，以推动当年夏季的下乡高潮。 25日，天津市区各街道的4300多名社会青年，分别从红桥、和平、河北、河西、汉沽等区启程，各区举行欢送他们的下乡会。胡昭衡市长、樊青典副市长等和群众一起前往送行。这批青年分别被安置到宝坻、蓟县、武清、宁河、遵化等五县。共青团中央以《宝坻县是怎样一次安置2300多名下乡知青的》为题，向全国推广了他们的做法。宝坻县以知青工作先进县的形象名扬全国。这是一次规模最大的城市知青集体插队行动，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 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到宝坻县看望邢燕子、侯隽、张秀敏等人，并看望最近到宝坻县大中庄公社安家落户的天津知识青年。周扬还专程到天津郊区和河北省蓟县、遵化县农村与下乡知识青年座谈，并慰问了王培珍、侯隽的家人，连续发表了几次重要讲话。 9日，中央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关于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受到歧视、打击、污蔑的四份材料》，要求各地，“普遍引起重视”。 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关于1964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计划的报告》全年计划78.6万人。 这年夏天，天津应届中学毕业生数千人到潘庄农场等插场落户。 6月，赵耘因工作表现突出被邀请列席共青团“九大”会议，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 11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团中央“九大”代表，赵耘、徐建春、李瑞环、董加耕等各界青年代表与毛泽东主席合影。从此“南耕北耘”，成为插队知青的一面旗帜。 14日，天津市890名知识青年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戍边，市长胡昭衡到车站送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立于1954年12月，经中共西北局和中央军事委员会总谋参部批准成立，当时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下辖8个农业师，43个农、牧团场。兵团司令陶峙岳、政委王恩茂。兵团前身是1950年进疆部队，那时开垦耕地83万亩。主要有石河地子垦区、塔里木盆地垦区，北疆准葛尔，以及伊犁博乐、塔城、阿尔泰等地，盛产棉花、甜菜、哈密瓜、葡萄、香梨、啤酒花、驼绒等。建立大批工厂，工业生产有钢铁、煤炭、化肥、毛纺、皮革造纸等。新战士的工资为26.25元。） 20日，到达乌鲁木齐，“分配到芳草湖农场”。他们“开办夜校，编写、刻写、出版了农场第一个刊物《东河》文艺杂志，虽然过着睡地窖、吃高粱米、苞谷碴的艰苦生活”，但“感到其乐无穷。” 24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针对下乡知青特别是女知青中早婚现象相当普遍的情况，向各地进行通报，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加以制止。 7月7日，天津市动员840名知青到甘肃农建第11师支援边疆建设，而后又去了一批，合计达2000人。（甘肃农建师（后称兰州生产建设兵团），是由50年代初军垦农场转化而来。农场大约20个，拥有耕地60万亩、草原250万亩。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的酒泉、张掖、武威三个地区，生产小麦、玉米、大豆黄河密瓜、黄花等。当地属沙漠性气候。1965年组建为甘肃农建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曾派一部帮助组建。1969年4月，列编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兵团撤消。建制为师、团、连、排、班。1个连队130余人，两个男子排、1个女子排，正副排长6人，班长9人；连部设连长、指导员，有文书、卫生员、司号员各1人；食堂司务长、上士、炊事班长各1人。新战士月收入28元。） 同月，一批天津支边青年到新疆玛纳斯县境内的新湖农场，参加边疆建设。 暑期，数百名应届中学毕业生支边新疆八大行业工作。 9月17日，国家计委、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全国物价委员会、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安置城市下乡人员建房专用木材作价的联合通知》，严防“挪作它用”。 10月，河北林业劳动大学（即“杨柳青林劳大”）成立，这是河北省在推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试点工作中开学最早的一所，招收的学生为105人，大部分是参加林场劳动一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即1963年8、9月间分赴河北省13个国营林场的天津应届高中毕业生）。 21日，农垦部发布《关于国营农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纪纪律规定》。 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下乡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董加耕分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宴请邢燕子、董加耕、陈永贵等人，畅谈搞好农业生产问题。 从已下乡的天津市知识青年队伍分析，主要由六部分人组成：一是干部子女；二是一般的“红五类”子女；三是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子女；四是普通市民的子女；五是因种种原因失足或有各种毛病的社会青年；六是出身不好的青年等。 同年，河东区有452人参加边疆建设。其中去新疆农垦厅126人、财政厅47人、农业银行49人；甘肃农11师213人、糖厂17人。 本年度，天津市际迁出人口43422人。 同年： 6月，上海女杨永青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总场一分场，参加边疆建设。 8月，黑龙江八五二农场接受北京青年251名。 据中央有关部门统计，1964年城镇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总数达32万余人，其中到农村生产队落户的占75%。
2月8日至2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召开安置工作会议。 4月2日，天津市召开社会知识青年第二次代表会议，会议动员社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6日，团中央研讨共青团在知青工作中的任务。提出：“必须把做好下乡青年的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注意引导下乡青年向贫下中农学习，帮助他们苦练农业劳动的基本功”；“做到负责到底，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拿出必要的力量，抓典型，总结经验协同有关部门采取有效形式和方法，推动这一工作的开展。” 2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体现了周恩来五点方向性指示。一、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二、今年计划下乡54万人；三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四、各地应即结合15年农业规划和一、二、三线建设规划着手编制15年安置规划；五、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的上山下乡，必须纳入城乡劳动力整体规划中。 25日，400名支边青年（绝大多数是女性，年龄大的不过二十二岁，小的只有十三、四岁），经过6天跋涉到达新疆，分配在兵团云母厂等地。他们“住土坯房、吃黑窝头”，后来许多人都与当地人民融合了。行前，市府举行欢送大会，人声鼎沸，锣鼓喧天，杨拯民副市长为远行者戴大红花。 28日，国务院批转《关于1965年安置计划的报告》核定当年下乡、回乡总人数为54.3万人。 同一日，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动员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建设若干问题的解决意见》。 5月，天津市召开第二次广播动员大会，号召奔赴甘肃参加农建十一师，支援边疆建设。 5日，《人民日报》发表《热情关怀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的长篇社论。提出：“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方针公布后，各地区、各级领导要列入议事日程，讨论、决定、实施，检查，发现了经验就要推广，发现了问题就要解决，使上山下乡运动健康发展。 8日，财政部、农业银行对1965年安置经费管理作出规定：专款专用“插队人员安置经费的平均定额。单身插队的，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上山新建集体所有制的生产队（场）每人400元；成户插队的，南方每人160元，北方每人180元；跨省插队的，每人另加旅运费20元。” 29日，800多名社会青年从天津出发，集体奔赴甘肃农建十一师七团，参加边疆建设。 6月24日，900多名知识青年“英姿勃发朝气蓬勃的海河儿女身穿绿军装、胸戴大红花”，奔赴新疆阿拉山口附近的博尔塔蒙古自治州，加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八十三团，参加垦荒建设。 25日至28日，华北局安置工作在太原召开。天津的（河北省会）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参加。会议认为：“必须继续贯彻以插队为主的方针，从支援农业、支援三线建设和备战的要求出发，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动员安置计划。” 6月底，又有800名社会青年动身，奔赴甘肃参加农十一师参加建设。经过5天的旅途劳顿，7月3日抵达祁连山下的塞外小镇——玉门镇。 7月5日，周恩来、陈毅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看望上海知青连的知识青年。 17日，天津市在体育馆举行“一九六五年度高初中毕业生毕业报告会”。会上杨市长讲话提出：毕业生“到内地、西北去、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去，计划今年不产生社会青年”。 28日，天津诚友庄第二中学等多所学校的中学毕业生庞志珍等1233人，乘专列奔赴内蒙古五原县，市里在国民饭店为每人发放花棉被、蓝棉衣、棉帽子等物。市长胡昭衡亲自到东站送行。这是首批赴五原的天津知青，《天津日报》大幅予以报道。 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在广阔的天地里》，收录了邢燕子、赵耘等10名早期下乡知识青年的事迹。 8月21日，市委、市人委联合召开城市医务人员下乡动员大会。 8月29日，天津中学生毕业生卫瑞林等150人乘火车奔赴山西省临猗县插队，成为首批赴山西的天津知青。市领导在市交际处与出征的同学们合影留念，并到车站送行。接收单位临猗县迎接知识青年工作部为每位知青核发内容有“你光荣地被批准去山西省临猗县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希望你在新的岗位在党的领导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既有文化和知识又有政治觉悟的新型劳动者，为建设和保卫祖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的《批准通知书》。 9月8日，南开、红桥等区约500名知青离津奔赴宁夏农建十三师三团。（宁夏农建师前身：1949年在盐碱地“西大洼”建立的国营武灵农场。1952年2月毛泽东发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31个师转为建设师，其中15个参加农业建设。1师即在宁夏兴办农场，最多达14个农场，有耕地5万亩。主要分别在能引黄灌溉的贺兰山下的河套平原，生产大米、枸杞子、样裘皮等。1965年组建为宁夏农建师。1969年4月，列编为兰州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司令彭思忠、政委林山。1973年兵团撤消。） 同月，又有1500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奔赴甘肃，行前，为他们派了市教育局干部、医务人员等20余人一同前往。至此，1965年，赴甘肃的天津知青总数达3000余人。他们大多数人工作在位于六盘山脚下的条件最差的水保师。 15日上午，共青团天津市委举行盛大欢送活动，欢送奔赴新疆的271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千名初中毕业生。欢送“队伍行进在天津市赤峰道、和平路上。40面红旗和八面大鼓组成的仪仗队前面开道”，盛况空前。这批271名学生分别来自天津一中、三十一中、二十四中、女一中、天津师院附中等多所学校，相继分配到农六师北塔山和一0三团等单位。 12月28日，国务院批转安置工作座谈会（8月26日至9月14日北京召开），落实1966年城市下乡安置工作计划。提出：1966年计划下乡67.4万人，其中到国营农、林、牧场为19.8万人。 本年内，天津有高、初中尚未毕业的知识青年和自愿到云南的财贸职工迁居云南。 同年，河东区有707人参加边疆建设。其中，到新疆农六师212人、农十师345人、乌鲁木齐云母加工厂75人；甘肃农十一师21人；内蒙古五原县10人；云南15人；投亲靠友到边疆的29人。 本年内，1963年赴河北省各林场的天津支农青年中相继有约300人被国家林业部门选派支援甘肃、宁夏林业建设和调进国家森林调查部门。 本年度，天津市际迁出人口79941人。同年： 本年，黑龙江八五二农场接受安置北京知识青年321人。 12月15日，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新合公社成立以招收城市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为主体的长白山劳动大学。
1月17日，天津市组成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慰问团赴内蒙、山西、宁夏等地慰问。 2月10日至17日，1400多名知识青年赴云南参加建设，他们胸戴“云南财贸职工”的塑料徽章，陆续分批出发，在东站乘火车南下。其中，部分在文山财校学习一个多月，分配到富宁等县。 3月16日，天津10名商业工作人员分三批出发，赴云南参加边疆社会主义建设。 3月23日至4月7日，中共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结合安置工作推广业余教育和试办半农半读学校”座谈会。提出：把青年组织起来，开展业余学习，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5月16日，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讨论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决定成立市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天津日报》发表社论《立即投入文化大革命的火热斗争中去》。同一日，中共天津市委转发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本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21日，共青团天津市委和市学联举行“庆祝改革高考制度大会”。 本月，有600多名天津知青奔赴甘肃。两天之后，又有600多名社会知识青年奔赴宁夏十三师。 同月，有800多名天津知青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7月15日，天津一批社会青年，纷纷报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南开区的大都去了准葛尔盆地南缘的菜家湖——农六师一0三团。 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1966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月底，又有一批社会青年和在校学生开赴甘肃的武威和张掖，其中有些是尚未中学毕业的在校生，年龄小的仅十四、五岁。至此，天津市动员到新疆、甘肃、内蒙古的知识青年已达10500人。 7、8月间，天津形势恶化。大规模武斗连续不断，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支边内地职工家属返津，不断冲击各级生产领导班子。很多人一直留在当地，参与地方“文革”。据说宁夏十三师的天津知青中，有相当一批人在武斗中身亡或失踪。 9月25日，天津中学“红卫兵”等七万多人在海河中心广场集会，“庆祝文化大革命”，并通过给毛泽东主席致的致敬电。会后，举行了游行。 11月26日，一批（约1000人）天津“社青”接到通知后，乘专列奔赴甘肃建设兵团。其中，有许多是在校的初、高中学生。 29日，专列到达玉门车站，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农垦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第一团。他们住“地窝子”，在风高气燥、气候多变的环境下，参加开发祖国边疆建设。这是天津本年度奔赴甘肃的最后一批知识青年。 11月，大约2000名天津知识青年自愿报名，到西藏农建师垦参加工作。（西藏农建师的前身为1952年进藏部队创立“八一农场”。1959年扩大到达八个农场，其中有拉萨市郊的“澎湃农场”等。196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藏农建师（俗称建设兵团）。从4月至9月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批抽调干部战士2035名，在距拉萨300公里的波密县易贡湖畔建团，发挥榜样作用，利用西藏特点运用兵团经验，少走弯路。1969年列编，由西藏军分区领导，下辖9个团。有耕地9万亩、草原76万亩，还有果园、茶园等属于亚热带气候，盛产水稻、山梨、苹果、茶叶等。农建师1975年撤消。） 12月9日，《人民日报》为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30周年，发表了《同工农结合是知识青年的历史道路》社论，提出：“不仅中学毕业要当农民，大学毕业也要当农民，不仅农村的知识青年要当农民，城市的知识青年也要下乡上山当农民。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培植共产主义萌芽的伟大壮举。” 从1964年至1966年天津红桥区去宁夏的知识青年人数为829名。 本年度，天津市际迁出人口101810人。 同年： 1月6日至13日，辽宁省召开下乡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3月15日，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区经计委给中央打电报，提出年内需要在内地招收知青2000名。并请再批准在兄弟省市招收高初中文化成度的社会青年140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600名。 据国家有关统计：1至8月，全国城市共动员不能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和闲散人员36万人下乡上山。 11月27日，国务院复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串联进疆师生要求留下的，表示“应当安排好他们劳动的地方，但必要列入安置计划，对坚决要求安家落户的，可以先安置下来，不回学校的就长期下来，列入安置计划。” 11月至12月，数万名全国各地下乡知青涌向北京上访，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
1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文艺、教育、新闻工作者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会代表，并发表讲话。他对下乡青年说：“你们的岗位是在农村中，你们应和农民一起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在农村中为农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你们的困难，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将找你们的代表座谈，帮助你们解决。” 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打响春播生产第一炮”的社论，号召逗留在城镇的下乡知青，返乡参加春耕生产。 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意见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生停止串联，一律返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分期分批进行军事训练。” 3月，毛主席对《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育班为基础，实现全校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报告作出批示。 22日，天津大学红卫兵、中学红卫兵召开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大学、中学“红代会”。 6月17日，天津革命职工委员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和市级机关革命干部代表会联合发出《告返津支农支边知识青年书》。号召“依然逗留城市的，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打回农村去，打回边疆去，和贫下中农一道坚守岗位，就地闹革命，一定要把握住大方向”。 7月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晋中》报发表的《杜家山的新社员》长篇通讯，并加编者按说：表彰北京女学生蔡立坚插队山西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的革命精神。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管部门号召下乡上山青年和工作干部学习她的高尚品质。（蔡立坚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女学生。1966年红卫兵串联时，曾随长征队徒步到过贫困的杜家山。当返回时，他决心在杜家山落户。公社领导表示：要长期在这里，必须回校办理手续。于是，她把行李留在杜家山返回北京，说服家人，征的北京市和山西有关部门批准，1967年3月三上杜家山，成为一名新社员。） 9日，《人民日报》发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要求说服城乡群众支持或欢迎逗留城镇的下乡青年迅速返回，参加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战斗，搞好农业生产。中央权威报刊首次使用“上山下乡”一词，遂为全国广泛使用。 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赞扬曲折等10人青年学生徒步到内蒙古插队的壮志豪情，称是“为广大知识青年作出榜样”。 11月8日，中央下发《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 27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对东城区红代会的一批红卫兵申请去云南的请求表示高兴，连声说；“好哇，支持啊！” 本年度，天津市际迁出人口10914人。 同年： 1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天津恢复中央直辖市建制，中共河北省委和省政府迁保定，后转往石家庄。 10月9日，北京25中、22中、女八中的曲折、郭兆英等10名初高中毕业生提出“遵照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下乡当农民、当社员，到三大革命斗争中去，到工农群众中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接班人，”组成长征队徒步到内蒙古牧区——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当社员。 11月3日，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接收安置北京知识青年344人。 12月13日，青岛四中等一批初高中毕业生奔赴山东诸城县贾悦公社插队。 本月，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再次号召“上山下乡支边的青年，不要返城要求落户。” 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提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面向农村，面上边疆，面向矿山，面向基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天津及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纷纷组织起以毕业生分配为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5月2日，中共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1968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提出：全国66——68年三届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近400万人，其中势必有大批人要走上山下乡这条路。下去要以插队为主，安置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京、津、沪需要跨省安排的，请国务院召开协作会议给予落实。 4日，在天津体育馆召开的“天津市中等学校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会后，学生在本校报名，根据情况统一安排。 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关于1967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等，提出“四个面向”和“知识分子劳动化”两项高等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 26日，天津市首批到内蒙插队的3000多名知识青年启程奔赴牧区。 29日，天津中学红代会机关报《中学红卫兵》上刊登了天津市下乡插队知识青年光荣榜，有70余所学校、2553人榜上有名。其中河北区446人，南开区489人，河东区340人，河西区949人，红桥区329人。统计范围是根据由各区知青办的报表，下乡时间注明为“6月28日至7月2日”。 7月1日至3日，天津老三届毕业生1826人奔赴内蒙古自治区布特哈旗（今扎兰屯）的务大哈、卧牛河、哈拉苏、达斡尔、成吉思汗、萨马街、蘑菇气、牤牛沟、中和、雅尔根楚、太平川、关门山、库堤河、大河湾、惠风川等十五个公社234个自然屯插队。 7月8日，天津一批知青到内蒙古乌盟五原县城南公社等地插队。 18日，天津市大专院校毕业生举行誓师大会，大会发言表示，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彻底改造世界观。 8月14日，天津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部中、小学校。 8月17日、18日、天津女三中、女一中、渭水道等多所中学一批知识青年，奔赴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的克尔伦、阿尔山牧场、达贲东、赛汉塔拉、克尔伦、贝尔、宝东、乌拉等公社和东旗白音不日德等牧场当农、牧民。 17日，天津市900多名知识青年首批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参加边疆生产。（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947建立“国营通北机械农场”，而后出现了一批荣军农场和宝泉岭、二龙笔架山、孟家岗等解放团农场。1955年后铁道兵建立国营农场，第二年成立铁道兵农垦局。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下放北大荒，国营农场实力大为加强。开垦耕地1370万亩。主要生产小麦、大豆、鹿茸、人参、黑木耳等，形成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有农场近百个。1966年1月，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收三江平原93个农、牧、渔场，合编为6个师。代号“建”、“设”、“钢”、“铁”、“边”、“防”为信箱。司令员汪家道；第一政委潘复生、第二政委郭强、李少元；政治委员任茂如。师、团主官及机关股长以上干部，均为现役。新战士月收入32元。6月，划归沈阳军区管辖。1976年2月，兵团撤消。） 21日，南仓中学等学校一批初高中毕业生，奔赴黑龙江省密山境内的兴凯湖劳改农场（后改为4师43团）。 同月，有1323人天津知识青年到黑龙江省宝清县境内兵团3师20团（后改为八五二农场），参加边疆建设。 9月1日至3日，第二批天津知青829人赴内蒙古自治区布特哈旗（今扎兰屯）插队。 13日、18日，五十二中、尖山中学等中学又有多批天津知青到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四王子旗牧区插队。 18日，北郊区中学校有1000名天津知青到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前旗插队，还有到通辽大林、茂林公社等插队的天津知青。 截止9月底，全市有1.2万余名知识青年到内蒙古农牧区插队落户。 10月，天津市“10.4”干校成立。 10月，1327名天津市知识青年抵达黑龙江省德都县境内的兵团一师六团（后改为“国营二龙山机械农场”）屯垦戍边；有1000余名天津知青到黑龙江省友谊县境内的兵团三师十八团（现友谊农场）屯垦戍边。 同月，一批天津知青奔赴内蒙古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科尔沁右翼后旗等地插队落户。 11月，天津革命委员会组织慰问团到内蒙古自治区所属各盟慰问下乡的天津知青。慰问团由市革委员会常委任学明带队，成员来自有关部门，计42人。 15日，中央决定，1968届大专院校毕业生从1968年11月中旬开始分配，并发出通知。同一日决定，对中专毕业生一起分配。主要方向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矿山去、到基层去、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 22日，天津市、区、局机关下放干部6870人，各局属基层单位下放干部25827人。 11月底，天津市湾兜中学（现第六十六中学）二年九班孙双喜与学校革委会常委朱金毅共同发起，组建“湾兜中学上山下乡长征队”。 12月21日，山西平陆县在天津接收知识青年的干部张松青、郑友存赶到湾兜中学。表示他们欢迎“长征队”到平陆县去。 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语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又称“一二.二二”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当天，天津市革委会举行常委扩大会议，……立即掀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高潮，动员全市广大知识青年和长期脱离劳动的城市居民，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 湾兜中学经过报名、体检，三天之内筛选了朱金毅、孙双喜、周存东、宋春元等20名男生；和丁桂荣、王文珍、王艳婷等10名女生（最大十八岁，最小只有十五岁），组成“天津市湾兜中学上山下乡长征队”。为确保“长征队”安全、顺利抵达目的地，南开区政府特意派出护送小分队，小分队由干部、工人、医生、记者各一名、还有两名解放军和三名教师组成，并成立了临时党支部。 24日，全市有4万多名高、初中毕业生和1万多名大学毕业生，到农场和农村安家落户，出现了上山下乡的新高潮。一时间，家家有知青，户户谈下乡。在大局以定、不可抗拒的情况下，许多家长把送子女回原籍的乡村作为首选，在那里有族亲关照。在原籍没有的情况下，都希望把子女送到农场去，那里有组织管理、按月发放工资，虽然遥远、条件艰苦，但能自己养活自己。在大街上运送行李的三轮车随处可见；整家迁移到津郊的搬运车辆不绝于途；铁路运力为之相当紧张。 25日，南开区革命委员会在天津体育馆举行了七千人大会。市、区领导王淑珍、王元和、马瑞华、马连理、刘少夫等人出席大会。会上，举行了“天津市湾兜中学上山下乡长征队”命名、授旗、誓师仪式。 26日，在毛主席诞辰纪念日。“天津湾兜中学上山下乡长征队”队员，“高举旗帜、身背行装，雄赳赳、气昂昂”地离开津门，区委书记马连理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天津市有十万群众夹道欢送，盛况空前。 28日，天津各校学生近千人乘座知青专列，在带队干部的带率领下，奔赴承德专区的隆化、围场、兴隆、平泉等地插队落户。 30日，天津湾兜中学长征队到达北京。在天安门前队员们向毛主席像宣誓。随后，经过五十一天的长途跋涉，行程2600余里，于第二年2月14（腊月二十八），到达了平陆县毛家山村。平陆县革委会举行盛大欢迎会，迎接天津知青的到来。而后，天津南开区湾兜中学等15所学校相继组织了五次上山下乡长征，到山西毛家山的知识青年总数达107人。毛家山知青点，成为毛泽东“圈阅”首肯的全国唯一一个知青点。 30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将天津市中学生分配办公室改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办公室。 同一日，天津市革委会向国务院报告说：天津市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中学毕业生共30余万人。已经安置和有着落的7万人。 12月，天津知青慰问团在历时两个月的巡回慰问中，走访了内蒙古的五个盟、二十二个旗（县）、二百三十六个公社，对2万多名知青进行慰问。 本年度，还有去河北省青县、大厂、衡水（第二年1月5日）等地插队以及返乡回郊区的天津知青数千人。接收知识青年的自治区、省、县和国营农场纷纷派干部驻守天津，向各中学介绍当地的民俗、物产、资源和自然环境等情况，欢迎广大知识青年前去落户或参加屯垦戍边。 本年度迁出人口98020人。 同年： 2月19日，山东济南首批200名初、高毕业生到沂蒙山区莒南、临沂等县插队落户。 2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北京何龙江等首批知青赴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落户。 4月2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分配中学生的通知。 5月7日，黑龙江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从此，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五七”干校，它成为干部子女下放劳动的场所。 6月，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八五二农场）接收北京知识青年1567人，其中来自日本、澳大利亚等九个国家归国华侨78人。 7月1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毕业生做出安置就业的安排。 10日，云南省军管会向国务院提出《关于组织下乡知青插队计划的请示报告》要求增加1.1万人的劳动计划，迅速把金鸡纳搞上去，把橡胶搞上去。 8月13日，周恩来总理勉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伊旗和高勒公社新保力格大队插队当牧民。 10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八五二农场）接收哈尔滨知青1255人。 据有关部门统计：本年度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199.68万人（不含大专毕业生），其中，到人民公社插队的165.96万人，到国营农、林场的33.72万人。此外，还有60万城镇居民下乡。
一、参考文献和著作： 1、《近代以来天津城市化进程实录》人文篇天津档案馆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第一版。 2、《天津通志》政权志政府卷大事记略、第二章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 3、亘古华夏史鉴文丛《中国天津通鉴》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下卷）有关记载移民、知青部分。 4、《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大事年表》顾洪章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 5、《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顾洪章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 6、《中国知青史——大潮》刘小萌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有关天津知青内容的记载。 7、《中国知青史——初澜（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八年）》定宜庄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有关天津知青内容的记载。 8、《国营农场四十年》刘培植著，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年2月第一版。 9、《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侯隽主编，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有关部分 10、《文史精华》2008年6期，17页《新疆建设兵团援藏写真王成光》 11、《天津档案馆指南》。 12、《砺练》扎兰屯市天津知青联谊会编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009年5月第一版。
1、《时过四十载难忘毛家山》原天津毛家山知青带队教师、中共毛家山大队支部书记郝广杰回忆录 2、《草原思歌腾》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知青纪实文集。中共新巴尔虎右旗委旗政府新右旗天津知青联谊会共同编写2008年5月出版。 3、《天津知青》2007年总第二期47页，赴内蒙扎兰屯（原布特哈旗）天津知青名录；46页《天津知青与黄金海岸张兆敏李吉生》。 4、《远方的白桦林》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团天津知青文集。 5、《青春在大漠闪光》，天津赴新疆支边知青文集《长风》2005年第六期14页；《支边老知青相聚话当年》，《长风》2005年第六期3页；《记天津支边青年赴疆30年》，《长风》2005年第六期25页；《离乡四十年津城大变样》，《长风》2005年第六期2页。 6、纪实文学《回忆录——我的四分之一世纪》武强编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红桥区委员会（内部资料）（武强，1966年天津赴甘肃农十一师知青） 7、《岁月的呼唤—在新疆兵团农六师103团的日子里》，赴新疆支边知识青年纪实文学专辑，新疆兵团农六师103团出版。 8、《1963年天津支农青年资料·文集》第一辑《沙海幼绿》（2006年5月），第二辑《绿缘情深》（2007年6月）。 9、《1963年天津学生下乡支农行动史略》（李吉生），天津知青网。 10、《战友文集》，甘肃农建十一师天津知青文集。 11、《情系内蒙古》，天津知青赴内蒙30周年纪念文集。 12、《绿色足迹》，赴内蒙兵团知青文集。 13、《刻骨铭心科尔沁》（陈祥其，1969年赴内蒙哲盟天津知青） 14、《盆碗合奏辞旧岁》（李际其，1956年1月天津赴甘肃平凉支教青年学生），《天津老年时报》2006年 15、《半个世纪前的通知书》（李世儒，1956年1月天津赴甘肃平凉支教青年学生），《天津老年时报》2006年 16、《我与“老五”》（高生辉，1964年中学毕业赴宁河县潘庄农场插场知青），《天津老年时报》2006年 17、《雨中下乡》（齐助昌，1964年9月赴文安新桥农场天津知青），《天津老年时报》2007年 18、《自愿和“非常自愿”》（初明军，1968年6月28日赴内蒙科左后旗天津知青），《天津老年时报》2007年1月 19、《我们这家子》（姚玉琴，1968年8月29日赴内蒙哲盟天津知青），《天津老年时报》2007年 20、《欢送中学毕业生遐想》（1965年7月28日天津市领导送中学毕业生赴内蒙无缘县插队照片），《天津老年时报》2006年 21、《为了你，我也要活着——李晋珠的人生经历》（记1957年8月23日天津是第一批56名赴军粮城下乡中学生之一员李晋珠事迹），《天津老年时报》2007年2月28日 22、《文化生活》第30期，天津知青文化研究会（交流读物）2009年5月25日。 23、天津知青网《知青史料》中的相关记载。
2009年3月12日星期四 2009年6月19日修改、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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