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賢：祭熱血終結 祭迷惘終結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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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賢：祭熱血終結 祭迷惘終結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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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熱血終結 祭迷惘終結 作者：鄧賢 来源：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吴菲豆瓣网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673813/
《中國知青終結》 1968年起．在雲南，陸續有以切·格瓦拉為偶像、年僅十五六歲的中國知青，懷著支援世界革命的夢想和對火熱革命生涯的嚮往，越過邊境，志願參加金三角地區的反政府遊擊隊。僅上山下鄉運動高峰期的l969年5月至8月，人數就達數千之多。 當年，他們是革命熱情最高、犧牲精神最強的一群，經歷了最悲慘最壯烈的人生，而今卻是最失落的一群。他們轟轟烈烈而又淒淒慘慘的命運，是知青一代的縮影。 對於中國人，甚至大多數知青戰友而言，他們還是最陌生的一群。在鄧賢眼中，他們是中國知青運動的句號，是知青的最後一滴血。 僅以此書，祭奠所有在輝煌的噩夢中悄然死滅的青春
1971年初中未畢業即“上山下鄉”，到怒江以北跟緬甸接壤的雲南隴川縣當知青七年。 1978年考取雲南大學中文系，現在四川教育學院中文系任教。 以長篇紀實文學創作著名，著有《大國之魂》、《中國知青夢》、《落日》、《流浪金三角》。《中國知青終結》一書於2003年10月問世。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968年12月22目，毛澤東著名的“12·22”最高指示發表。持續十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熱潮自此發端。一度席捲中國、轟動世界的紅衛兵運動，以上山下鄉的形式逐漸消失。那些大多15至17歲，甚至還只有14歲的中學生。從“革命小闖將”一舉被變成鄉村裡的農民或者邊疆生產兵團裡的農業勞動力，在北起黑龍江、遼寧、內蒙古；西至新疆、陝西、山西；南到雲南、四川、廣東、海南島的農村和兵團農場裡，從事繁重看不到盡頭的體力勞動。l968年至l978年，官方數字，他們的人數是一千七百萬。 歲月匆促，時光一掠就是30多年。 這樣的日子，讀書可以有很多選擇，可以讀《毛澤東傳》，當然也可以讀鄧賢的新書一一《中國知青終結》。 其實更喜歡它原來的名字。鄧賢原意叫它《中國知青祭》。但被出版社“勸阻”住了，出版社方面認為這個名字太“平”，不夠聳動，結果弄出現在這個非解釋大家不能明白的“終結”。 裝幀也不出眾。“紀實文學”這種體裁還一直有人詬病，覺得它游走於“信史與虛構”、“紀實與文學”之間兼得二者之利，面目頗為可疑，而作者那種很“投入”地寫作的方式，那些抒情、議論和渲染，也至少是不夠高級。 這樣的不利，鄧賢的書一直有，還很醒目。但是，至少在我，常常是讀著讀著就忘了它們。會想，它們有那麼重要嗎，相比起他那些足跡所至、目力所及?曾在網上看到有一個人憤怒：“看了鄧賢的《大國之魂》，發現好多本該知道的東西我沒有知道。至於不知道的原因，大家都一樣!”這一“發現”的結果是這個讀者後來做了“西部抗日網”，他在“關於網站”中開宗明義：“只希望原本該清楚的事情說清楚!”2003年10月30日晚，人民文學出版社一間擁擠的辦公室裡大家再見，鄧賢音容未改。算算上次為《流浪金三角》做他的訪談，已是三年前。時間好像在他身上不起作用，所以他會在這個知青文學已然不再時髦、知青命運少人提及的年代，l0年前寫了《中國知青夢》，l0年後再寫《中國知青終結》，一再近乎執拗地要我們凝視一一 知青，一道歷史的血痕。 那些原本註定只能當農民的知青，從邊疆各地甚至更加遙遠的內地農村趕來投奔金三角遊擊隊，就是這樣的理想主義，能夠忍受哪怕是死亡，但是不能忍受沒有理想的生活.記者：“上山下鄉”期間越境出去參加世界革命這部分知青的歷史，對於我來說是聞所未聞的故事。是不是沒有什麼相關史料留下來?鄧賢：沒有。因為沒有人給他們建檔案。中國政府這邊，你這屬於個人行為，你自己跑出去你自己負責。而金三角那邊，當年的遊擊隊政權已經跟政府軍講和了，不存在了。現在，當年出去的這批知青，三分之一死在那兒，三分之一回到中國，還有三分之一留在那邊。我下一步準備做l00個這種“境外知青”的訪談錄，作為一種原始史料留下來。如果我不寫，等將來這批人死了，就真的全部遺失了，沒有了。 記者：我想大家都最關心他們為什麼?你書裡寫到一個社會學者希望跟你討論：這是紅衛兵暴力傾向延續的後果嗎?鄧賢：其實主要還是理想破滅，沒有前途。我的考證，最早一批紅衛兵越境是在1968年5月。那個時候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還沒有發表，但是他們對自己的前途已經很絕望。在國內那個時候紅衛兵已經非常失勢，就是，不用紅衛兵了。“文革”開始的時候用紅衛兵造反，搞革命大串聯等等，後來紅衛兵開始被打壓，再後來紅衛兵全部下鄉去當農民。這些去當農民的知青，官方數字、最低數學，、一千七百萬，他們對於自己的命運都是不滿意的。 記者：是這樣嗎?我們後來人的印象裡，他們不是很興高采烈地、很嚮往地去的嗎?像你書裡也寫：“全國城鄉沸騰起來，成千上萬的中學生紛紛走上街頭遊行，歡呼毛主席最高指示發表。許多人熱淚盈眶。連夜寫出決心書，向毛主席黨中央宣誓。…‘全國行動最快的下鄉隊伍為上海某中學一群初中生，他們連夜收拾行裝，十二小時之內就離開學校和家鄉前往蘇北農村插隊。因為時間倉促校方來不及聯繫汽車，他們是自己背著行李，邁開雙腳走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 鄧賢：一千七百萬中這種人有多少?而且就是這樣的行動，你都得再問問他內心怎麼想。他行動上是不得已。人都懂一個道理，你在前面表態得好，可能得的結果最好，比如把你分得近一點，公社好一點。抗拒的結果最差。反正都得下。就說我吧，當時我是上臺念了決心書的，因為我知道肯定沒法逃過去。我因為出身不好從省乒乓球隊給一腳踢出來，回到學校你就只能下鄉。我只有表現得好，將來才可能看能不能推薦讀大學，推薦招工什麼的，這算是識時務者吧。抗拒的到後來結果都不好。 真心真意擁護的，極少數。覺得“毛主席讓我們到農村去當農民是正確的，是我堅決擁護的”，內心裡面這樣想的人，極少數。能去當兵他不去當兵嗎?能讀大學他不去讀大學嗎?沒有這個可能。所以這批人至少內心、從情緒上受到重創一一難道我們讀書的結果就是當農民嗎?記者：所以，去打仗反倒更像一種接近理想的生活。 鄧賢：對呵，我採訪這幾十、上百個人，我的問題都是：“難道當農民比打仗還不能忍受嗎?”他們說：“是的，我寧願死在戰場上。”至少在戰場上很壯烈。那個時候格瓦拉正在中國悄悄風靡，《格瓦拉日記》手抄本在年輕人中流傳這是一個榜樣。第二個榜樣是珍寶島，當時中國正跟蘇聯打仗。 今天我們的座談會上請來了一個當年的北京知青。他本來是在內蒙占插隊，聽說在邊疆還可以穿軍裝、打仗，他們三個男生，初中生啊，不超過16歲，從內蒙古把他們簡單的東西全賣了，一共賣了80塊錢，三個人乘火車從內蒙古一直跑到雲南，越境去參加革命，打了8年仗。8年啊，你說這種理想主義，能夠忍受一切，甚至是死亡，但是不能忍受沒有理想的生活。
記者：難以想像，他們都還那麼小。無畏多少也因為有點兒無知吧? 鄧賢：至少在最開始，所有人看打仗，絕沒有想到會像他們後來經歷的那麼殘酷，而是電影。革命浪漫主義教育的結果，你看電影裡戰場上好人都是不死的。 記者：是，正義必勝，英雄不死。 鄧賢：他們覺得，我們去打了仗打出一個江山來我們就是開國元勳，就像現在老紅軍一樣，他是這樣的想法。出去打仗的有幾類人，一類是高幹子弟，“文革”開始的時候他們的父母被打倒。他們要證明自己是紅色血統，而當農民不能證明你是紅色血統啊，大家都在當農民。那麼就出去打仗，在戰場上證明我們是革命後代。另一部分是出身特別差的，資本家的子女，因父輩而受到歧視。但我不承認這種歧視，那就到國外去打仗，哪怕死了我也讓你們看一看，我不是壞人，我的血也是紅的，我也是要革命的。 記者：那我覺得這兩種比起前面“不能忍受當知青這種沒有理想的生活”那一種，可能要讓今天的人覺得好理解一點兒。他們不管怎麼說，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 鄧賢：但是你要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那就是個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時代。所有出去參加革命的人，他們絕對都是理想主義者，而且特別勇敢。當時我就在邊境上，我的出身也不好，我也想證明自己，但是對於跨出去打仗我真是缺少勇氣。 記者：我對你書中那個場景印象很深：“我們下鄉那個旱季，一場激戰忽然爆發。一時間外五縣知青聞風而動，遠至數百裡外的知青都紛紛趕來了。畹町鎮人頭攢動，像過盛大節日一般。紅色遊擊隊在界河對面開戰，知青隔河觀戰，時有子彈炮彈飛過河來，但是人們根本不為危險所動。戰鬥進行到白熱化的攻堅階段，遊擊隊派出精銳之師‘知青旅’。消息傳出，群情振奮歡聲雷動。戰爭如同一場山火，火星濺過國境，落進山坡上那些躍躍欲試的年輕觀眾心中。你想想，同為下鄉知青，如今有人已經穿上遊擊隊軍裝，扛起武器，為解放世界人民而戰。相比之下，國內知青那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不僅平庸蒼白，簡直就是浪費生命。因此槍聲未息，就有許多男女知青被點燃了，他們成群結隊地趟過界河，迫不及待地踏上異國土地去參軍。據說當天越過邊境的中國知青超過數百人。”但是你會覺得恐怖? 鄧賢：我是。人跟人不一樣啊。而且打了勝仗你會覺得歡欣鼓舞，打敗仗怎麼辦?我書裡寫到那個南下戰役，一次就死了700多知青，血流成禦阿。後來我在金三角見到一個知青他跟我說，一仗下來他們班死了9個知青，那個時候哭都哭不出來，你敢逃跑，抓住就槍斃。根本不像電影中那樣。 記者：現在好萊塢倒是有一部電影寫到這種場景，那部《兵臨城下》，蘇聯衛國戰爭時候那些年輕戰士就那麼被轟上戰場，連槍都沒有，如果敢後退，就會被自己人槍斃。所以他們的命運就是要麼往前沖，死在德國人槍口下，要麼就往回跑，死在自己人槍口下。看得我大受刺激。而我們當年的電影裡是沒有這樣的戰場的。 鄧賢：是啊，我書裡寫到知青老鄔給我講的故事，L城戰鬥最激烈的時候，我從陣地上背下一個傷患，他眼看不行了，胸口中了兩槍。他的神情很悲痛，眼神很絕望，他喃喃地質問我：敵人為什麼還不投降，他們難道不是反動派嗎?”還有那個叫康國華的知青跳出戰壕打機槍，都是跟電影上學的。只有知青這麼打仗。可人家對方是政府軍的野戰軍，王牌部隊，槍榴彈打過來直接命中機槍，機槍當場炸成兩段，他手指頭完全切斷，兩隻眼睛都炸塌了，眉骨全都炸斷。付出多麼大的代價。但他們是一群理想主義者，而且非常勇敢。我就是證明，我就不敢過去，可他們過去了。
記者：說到理想主義，我看你提到，他們這些人到現在依然說不後悔。 鄧賢：是。這次我的書在昆明搞活動，30個這樣的知青來跟媒體見面，都表示不後悔。但我想這個“不後悔”實際上可以做兩層分析：一個是對歷史。他作為一個人，對自己的歷史，他後悔沒用。第二個，不是說不後悔是對的。就是咱們把對和錯撇開不說，我想有些人還是知道自己走錯了，不後悔是為自己有這麼一段一般人沒有的戰場經歷。我想從理智和情感他可能會有衝突的。 記者：所以我看你最後寫到2002年夏天金三角的劉義回國到成都去找你，許多境外知青在一起聚會，“大家頻頻舉杯，感今撫昔，追憶死去的戰友，追憶那段戰火紛飛和撕心裂肺的金三角歲月，歎息一代知青早逝的青春年華”。最後，“劉義終於喝醉了，他頓足捶胸地哭起來：我在金三角流、流浪……大、大半輩子……三十幾年啊!中國變了……可是我呢……白活了啊……”看了覺得特別辛酸。 鄧賢：像這一批人，對他們的行為那種是非褒貶，我覺得是另外一個問題。但理想主義本身沒有錯，一個民族沒有理想就等於天空沒有太陽。關鍵是理想主義，在那個環境裡面被引導到什麼地方去了。我覺得這是個悲劇，而且越是理想主義的，悲劇性越大。你看，最受到壓迫的是那些當農民的知青，精神上、物質上、社會地位上都受到壓迫，連農民都不如。但是下鄉知青1979年大返城，剛好趕到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外一個時代的開始，趕上上大學什麼的都是末班車。這一批人儘管現在有的下崗、有的退休什麼的，但他們比境外知青好得多吧?境外知青是80年代末才回來，打斷了腿、打斷了手、打瞎了眼睛，渾身傷痕，回來以後40歲了，沒有文憑，沒有技能，你當學徒誰要?所以說越是理想主義者，就越是悲劇。 我對你書裡那一段印象很深，當年攻打登尼河大橋，是敢死隊去把它炸掉的，“數以百計的中國知青腰縛炸藥英勇地撲向敵人暗堡工事，隨著一聲巨響，登尼大橋連同許多年輕生命一道被消滅。“光陰荏苒，2000年初，一群境外老知青專程來到L城舊地重遊，他們的身份是中國遊客。當遊客重新踏上登尼大鐵橋時，他們看見被炸斷的鐵橋已經修復，跟從前一模一樣，好像它從來沒有被炸毀。然而那些英勇犧牲的突擊隊員，那些千里迢迢獻身金三角革命的中國知青，以及所有為戰爭而倒下、而腦漿飛濺的士兵就像隨風而逝的塵埃一樣無影無蹤，他們的靈魂有知將作何感想?一時間老知青痛哭失聲。老劉對我說，過橋那一刻，他們人人痛恨戰爭，反思暴力所帶來的人類災難，祈禱世界永久和平安寧。”我特別想知道，他們今天怎麼看待自己當年的作為?我不信你沒問。 鄧賢：我問了。我問十個人十個都說不後海。但是我知道他們內心是後悔的。其實他們很矛盾，他們實際上內心裡面覺得是他們做錯了，但他們不願意承認。我相信我能夠非常清楚地感覺出來。但我不點破他們。算是對朋友一種體恤吧。 記者：多悲哀的事情。 鄧賢：那當然悲哀，怎麼不悲哀?人一生只有一次啊，那麼美好的歲月。 記者：關鍵是自己當年轟轟烈烈做的一件事，到後來卻發現…… 鄧賢：是錯的!而且是罪惡!是不是?這麼好的理想主義，這麼透明，這麼燃燒。 記者：他們現在知道自己幹的是壞事嗎?鄧賢：怎麼不知道!他們唯一能安慰自己的就是：我們當時是非常非常無私的，不是為自己。不像現在這些人，只是為了自己去搶銀行啊，為了錢六親不認。他們是幹革命。他們真是出於特別高尚的目的，但是，越高尚，越悲劇。 一代知青的歷史正在遠去，我們有責任用我們的眼光、智慧和行動能力．把知青歷史和文化留下來，起到一個溝通歷史的作用。留給後代去思考和評判記者：我留意到你這本書的敘事結構，你每一章都是從第二部分才開始講境外知青的內容。而第一部分，如果把每一章的第一部分全部剪切下來，連起來…… 記者：所以我覺得你這本書比我們最開始想像的，其實你的野心要大。就是，其實你不光是說這部分出去打仗的知青，作是在想說整個…… 鄧賢：一代人。這是我寫到第7稿(這本書一共寫了j10稿)時，決定這麼加上去的，寫著寫著我覺得這部分知青命運如果不納入整個知青大歷史的視野裡面，不行。那是一個堅實的背景。 記者：在這一部分裡，我看到很多觸目驚心的東西，比如我們剛才說到悲劇，在知青這個歷史裡面有很多悲劇，比如知青對北大荒的開墾實際導致的是這塊中國乃至亞洲最大一塊內陸濕地的退化，他們在內蒙古的開墾導致內蒙古草場的退化。又比如，你們雲南知青曾經挑戰“北緯二十度線以上地區不能種橡膠”的國外權威斷言，“我們一到雲南邊疆就浩浩蕩蕩開上山去砍荒，揮動簡陋工具，把一棵棵參天大樹齊根砍斷。……一到雨季，由於森林植被日益減少，滾滾山洪挾帶泥石流呼嘯而至。雲南紅河某農場，十名男女知青緊緊挽住手臂，試圖阻擋野馬一樣狂奔的泥石流護衛橡膠林，但轉瞬間他們年輕的生命就被泥石流卷走，無影無蹤。70年代，知青用生命呵護的第一批橡膠樹開割。中國政府莊嚴宣佈，我們不僅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實現橡膠自給，還創造了橡膠種植史上的奇跡。又過了許多年，我們打開國門，走進市場經濟和WT0的時代，我們才知道雲南橡膠林不僅生命週期短，單株產膠量低，而且成本高出外國若干倍，還不包括那些風華正茂的年輕生命。” 鄧賢：是啊是啊，其實是一場生態浩劫啊。我們下去了以後開荒燒山，原始森林全部燒掉，當時還比賽，誰開得多，誰砍的樹多。你說這叫什麼啊?問題在於，是我們的錯，是我們砍的，可是誰叫我們砍的?我想這是留給我們民族去判斷的東西。這就是個教訓吧，留給民族，留給歷史。 記者：岳建一有過一個達，他說：“真實的歷史是這樣的：知青這一代人不僅僅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同時也是那場浩劫的最主要的、最主動的、最瘋狂的參與者，他們的靈魂不僅受至屠殺。而且他們也激情滿懷地去屠殺別人的靈魂，他們是強行顛倒文明的進程與秩序的馬前卒，他們的所作所為既是被動的，也是主動的。” 鄧賢：是，是，而且帶著最美好的理想去做。 記者：你這書裡有一些挺好的話，比如，“有時候，年輕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你還寫道：“現代心理學證明，人類社會普遍存在一種‘青春期焦慮型犯罪’的危險傾向，這類犯罪人群多為青少年，典型的心理症狀表現為：渴望表現自己，情緒和行為失控，充滿欲望，好衝動，無力自製，壓抑，嫉妒，殘忍，攻擊性強……l966年，中國七億人口集體爆發了一次‘青春期焦慮型犯罪’，持續時間為十年。” 鄧賢：你看所有的運動，都是從學生開始的，我想它不是偶然的。你看當年紅衛兵不光是中國有，馬上巴黎就有了，日本東京就有了，美國就有了，為什麼?從發育的年齡來講，全世界、全人類這個年齡的人都想造反。但是因為美國、法國、日本的社會秩序沒有動搖，抑制了這種情緒，所以它沒有燃起來。這些也都是教訓，值得後人警示和記取。 記者：你顯然對你這本書對於人的作用是有期許的。 鄧賢：是，我非常有期待。我這次書寫得比較克制，留了很多空白，可以讓人家想的東西很多。如果把它概括地說起來，應該是，這是一段應該被人們知道的歷史，這段歷史裡面包含有非常豐富的社會、歷史、哲學、民族、文化的元素。如果你讀了這本書，能夠從裡面受到一點點啟發，那麼我的目的就達到了。如果能受到一點點震撼，震撼之後你會想一想．那我就沒白寫．沒有白跑路。並不是每個作家都會像我花這麼多錢，全自費，跑這麼遠的路，為了寫一本只有25萬字的書(原來40萬字我自己給刪成了25萬字)。 對於那段歷史，今天的我們比反思還應該做得更多的，就是用你的眼光、智慧棚行動能力，把這個歷史留給我們的非常寶貴的富礦，把它各種元素儘量不要丟失地、儘量多地把它保存下來，留給後人去判斷它。我相信後人會從中看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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