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青口述史》序言

作者：劉小萌

來源：【知青公共頻道】

    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一共有1700萬以上的城市知識青年走向農村、走向邊疆。這場聲勢浩大的上山下鄉運動，不僅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對中國的社會也產生了深刻影響。

從這場運動落下帷幕到現在，又是20多個年頭過去了。當初的“知識青年”早已不再年輕，即便如此，他們對人對己，還依舊以“知青”相稱。這說明，“知青”一稱，已超出當初年齡的限定，而成為城市中有過上山下鄉經歷的一代人的專稱。

知青返城以後，實現了社會角色的轉換，融入到社會的各階層，但同時還保留著許多有形無形的聯繫。特別是近年來，隨著大批知青內退、下崗而成為新時期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使“知青”問題重新凸顯出來，“知青”意識也有抬頭和蔓延的趨勢。即便已霜染雙鬢，即便是陌路相逢，一句“知青”，就足以產生心靈上的溝通。從這個意義上講，“知青”仍是一個在社會中充滿活力的名稱。過去的一年裡，我在做知青口述史過程中，對知青問題的複雜性和長期性，又有了新的認識。

一、《知青口述史》的緣起

曾有朋友問我，現在人類學家和研究婦女史的一些學者使用口述這種方法，是假定他們研究的對象沒有文化，不能寫字，需要一些學者説明他們去記錄他們的聲音。可是知青的情況不同，他們是有知識有文化的，那麼，你在對知青史的研究中，為什麼要選擇口述這樣一種文體？

我說，這個問題問的好。當年中斷了學業到農村去的知識青年，許多人充其量只有初中甚至小學的水準，他們儘管被冠以“知識”的名號，其實知識少得可憐。不過，我決定以知青為對象作口述史時，著眼點倒並不在於他們知識的有無。過去我做知青史研究，主要是根據文獻史料，因為當時有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知青辦公室作為國務院的一個行政機構，它在各級政府都有相應分支並形成大量檔案和文獻，加之相關史料如報刊、書信、回憶錄、照片實物等品類繁多，數量宏富，為在這方面運用傳統史學方法開展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我寫《中國知青史——大潮》，時間截止到1980年，因為上山下鄉作為一場官方組織的運動就是在這一年基本落下帷幕的。1998年，定宜莊的《中國知青史——初瀾》和我的《大潮》一併出版後，本來不想再寫下去了，可是後來發現遺留的問題非常多。兩年前一位上海知青給我寫了一封信，有一句話說得比較尖銳：你在書裡說“上山下鄉運動已經結束了”，對你們是結束了，可是對我們這些在困境中掙扎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永遠的噩夢。後來我也意識到這個問題，計畫再寫一部《中國知青史》的續篇，書名都想好了，就叫《落潮》吧，主要寫知青返城二十年來的坎坷歷程，與前面的《初瀾》、《大潮》，不是正好形成比較完整的三部曲麼？

隨即就遇到一個問題，上山下鄉運動結束後，各地的知青辦已經陸續撤銷，再沒有大量的文獻檔案可供參考。再者，當年的知青，早已融入社會的各個階層，關於他們的現狀，政府基本上沒有文獻可以參考，因為它不再把知青做為一個特定的人群。它可以把下崗女工作為關注對象，儘管裡面有很多的知青，但是它不會把這部分人單獨抽出來考察。所以，你如果想把這項研究進行下去，就不能不考慮開發新的資料來源，於是我就考慮，在續寫知青史之前，是否應該先作一些口述，看看可以搜集到那些新的資料，或者還可能發現一些新的值得關注的問題。

當然，這還只是醞釀的過程，真正下決心把這事做起來，還應歸功於2001年12月在福建廈門召開的“老三屆知青文化論壇”。這個論壇是由廈門知青作家謝春池發起組織的，可以說彙集了與“知青”話題有關的各方面人士：

侯雋在中國知青史上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1962年她從北京良鄉高中畢業後，到河北省寶坻縣安家落戶。那時，城市知青下鄉插隊還未提上日程。1963年夏，國家開始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作為長期工作，侯雋因此具有了典型的意義。在以後的年代裡，她的名字始終跟“上山下鄉”運動聯繫在一起，成為一種象徵。

曲折，堪稱“文革”中“下鄉”第一人。1967年10月9日，他和另外9名北京“老三屆”學生主動要求到內蒙古牧區插隊，在他們的身後，1400萬知青走向農村和邊疆，由此掀起了上山下鄉運動的高潮。曲折的命運就像他的名字所寓意的，足夠曲折。在經歷官場上的種種蹭蹬之後，他終於在90年代“下了海”。在那次會上，我還有幸結識福建晉江安海知青聯誼會的代表鄭夢彪，這個來自東南沿海文化古鎮的漢子，是民族英雄鄭成功的第九世裔孫，高大的個子，豪爽的談吐，詼諧的調侃，不過令我唏噓不已的，還是他的苦難身世和坎坷經歷。

再有上海知青丁惠民，在1978年至1979年雲南農場知青的請願罷工活動中，身為總指揮的他，登高一呼，數萬知青雲隨影從。隨著雲南農場知青的大返城，他的名字也永遠載入了史冊。
湖南郭曉鳴，這位被武漢劉曉航戲稱為“湖南鋼材大王”的企業家，他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倒不是經營上的如何成功，而是對“知青事業”的執著，他在長沙辦著一個“知青酒家”，賠本賺吆喝，要的就是這“知青”的品牌；他“養”著一個知青合唱團，投入的是金錢和精力，產出的是文化和交情；他積極參與“第二故鄉行”，用慷慨的捐獻實踐“點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古訓。

當時我就想，有這麼多知青朋友近在咫尺，是多好的條件，為什麼不把口述史作起來呢？感謝謝春池和廈門的“老三屆知青文化論壇”，使我找到知青口述史的起點。

二、《知青口述史》的內容和特點

關於知青口述史，過去已有一些書籍問世，時間最早的有海外華人學者梁麗芳女士所著《從紅衛兵到作家——覺醒一代的聲音》。是書寫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在對26個中國年青作家（其中多數當過知青）的採訪基礎上寫成的學術著作。“從學習雷鋒的小學生到戴袖章的紅衛兵，從拿鋤頭的下鄉知識青年地失望失業的回鄉青年，二十六位後毛澤東時期成名的中國作家，暢談他們的文學道路與文革經歷，既是口述歷史，也是第一手的史料”。印在封頁的這段話，概括了全書的內容。是書先後有英、日、繁體中文版出版，在海外的影響較大。國內則有王江主編的“口述實錄體全景式報告文學”——《劫後輝煌》，田小野主編的《單身女性獨白》，劉中陸主編的《青春方程式——五十個北京女知青的自述》。這些書的體例、內容、風格各不相同，或關注於女性，或側重于作家，或著眼在“劫後的輝煌”也就是那些成功人士身上。

本書一共收錄17位知青的口述。中國有1700多萬知青，每一個知青的經歷，都稱得上是一部書，而且內容絕不會重複。應該說，從如此龐大的群體中選出幾十個採訪對象來，並不是一件難事。問題是，你要精益求精，你要從典型中再摘出那最典型的來，就不那麼容易了。

我選定的對象，第一類為當年的知青典型，上海的張韌、北京的曲折、內蒙的柴春澤、安海燕、遼寧的劉繼業、吳獻忠，他們都是不同時期媒體宣傳過的知青樣板。儘管他們在起點上有著某種天然的聯繫，但後來的經歷、目前的處境卻大相徑庭。

張韌，知青中的“大姐”，1962年考取了上海戲劇學院導演系又不上，執意下鄉，曾擔任省團委書記、縣委副書記、省計委商貿處處長……如今正在上海報業集團紀委書記的崗位上站“最後一班崗”。張韌的口頭語是“喜歡挑戰”，不論是棲身“草野”，還是身居“廟堂”，一直與書籍為伴。所以她的思維一直很活躍，不願守成，熱衷開拓。

柴春澤，一個極左路線猖獗年代的知青典型，在我的《中國知青史》，曾無情地將他稱為“有寫信癖”的人。通過與春澤的交往，我發現他其實是一個樸實而且循規蹈矩的人，思想上的拘謹可能有一些，但絕對是個好人，工作認真到了極點，每天早到晚退，同時當著許多班的輔導員，被人們看作“活雷鋒”。他當年領著知青在玉田皋種的稻子，如今擴大到了數萬畝，仍在造福一方。採訪增進了我對他的瞭解，經歷、觀念、文化背景上的差異不再重要，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

劉繼業、吳獻忠，都是柴春澤當年“一個戰壕的戰友”，遼寧的著名知青典型。“文革”結束後他們同遭牢獄之災。如今的劉繼業，已是一個大型國營企業的中層領導，這裡有周圍人的寬容與幫助，更有他本人的勤奮與執著。吳獻忠至今仍堅守共產主義信念，自稱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她最大的一個理想是，將來有機會在瀋陽蓋一座知青大廈，裡面有優質的服務、低廉的價格，有錢的知青來，沒有錢的知青也請進來。你可以認為這個理想有點離譜，卻不能懷疑她的真誠。在一個銅臭熏天的環境裡，這樣真誠的想法不是很可貴麼？

安海燕，是另一種類型的知青典型。她脾氣溫和，柔中有剛。13歲時遭遇“文革”動亂，靠撿破爛養活全家，17歲下鄉當赤腳醫生，因成績突出成了典型。80年代，她放棄已有的名利到海南闖天下，如今已是頗有業績的企業家。

如今，典型的光環早已離他們而去，我之所以仍把他們作為採訪對象，是因為作為上山下鄉運動的象徵，他們的身世浮沉以及近20年來的奮鬥歷程，在一代人中依舊令人關注。

第二類採訪對象，知青中的民間領袖，他們是在“文革”結束後風起雲湧的返城風中脫穎而出的人物，所謂“時勢”造出的英雄。其中最著名的有雲南農場知青丁惠民、新疆農場知青歐陽璉。歐陽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當他踽踽獨行在繁華的南京路上，穿著那身褪色的勞動布工裝，你絕不會想到，當年為了新疆兵團幾萬上海知青的命運，他曾抱定必死的決心。“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為了這，他吃盡了苦頭，為了這，他也博得了人們發自內心的敬重。我還採訪了楊清良，1979年春新疆上海知青北京上訪團的負責人，他的回憶，為還原那段歷史，補充了寶貴的資料。另外，我把80年代中葉在北京等地進行請願上訪的核心人物之一莊偉亮也列為採訪對象，他不是那種叱吒風雲的領袖人物，而是特殊時期一個知青群體的優秀代表。這些來自民間的知青，在歷史的關鍵時刻煥發過奪目的光彩，一旦大潮退去，他們又回落民間，歸於平凡。但不管怎麼說，在中國知青史上，永遠有他們不可磨滅的篇章。

第三類採訪對象，是一些默默無聞的普通知青。說他們普通，是因為他們的經歷與大多數知青如出一轍，下鄉、返城、下崗（或退休），演繹了同樣的人生三部曲。但他們的經歷又是典型的，在他們的種種坎坷、苦難、磨礪中，實際濃縮著不止一代人的生命體驗。

張玲，一位普普通通的女人，用她樸實得不能再樸實的話語，講述了一段足以打動心弦的故事：二次婚姻，第一次嫁給一個農民；回到北京後，“諾大的北京城，竟沒有她放一張床的地方……”；第二次婚姻，知青們為她舉辦了一個足夠風光的婚禮。在《婚禮進行曲》的伴奏下，年過半百的她第一次披上了婚紗。對過去的經歷，她從不怨天尤人，思維是內省式的，“不管多麼困難，也要履行好做妻子、做母親的責任”。

還有小月，一位在東北兵團為撲滅山火而被毀容的女人。她在花季的年歲，突遭狂風驟雨的摧殘，從此與“幸福”二字絕緣。她敘說了毀容後的痛苦，也敘說了冷漠和歧視帶來的傷害。
我所採訪的以上幾類知青，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人生遭際、政治觀念各不相同，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評價和感受都帶有極鮮明的個人色彩，因此他們的表述都極具個性。你對上山下鄉運動肯定也罷，否定也罷，對那個時期的政策感激也罷，詛咒也罷，在本書中，都得到如實的反映。社會在前進，人們對歷史的回顧不能不帶有今天的烙印，但社會的發展也帶來日益多元的觀念與需求，已不能因為有輿論的主導就強求人們認識的一律。本書希望緊緊圍繞這些典型人物的回憶，對那場運動和掩身其後的社會大背景，加以多角度的深度再現。

按照口述的要求，我的工作分為幾個步驟。第一步採訪錄音，先根據對象擬定採訪大綱，進行實地採訪。這項工作從今年1月啟動，到去年底基本完成。將近12個月裡，足跡所及，包括上海、泉州、廈門、福州、瀋陽、桂林、廣州、昆明、赤峰、長沙、武漢、大連，有些地方，還去了兩次。採訪知青近30人。

第二步，將錄音整理成文字。這是一項費時費力有時又很單調的工作。在這裡，我特別要感謝我的妹妹劉小茁女士，因為所有錄音的初步整理工作都是由她完成的。我所採訪的知青，分散各地，說話南腔北調，聲調有高有低，給整理帶來很大難度，然而經過她的辛勤勞動，風格迥異的話語都變成了一行行清新雋美的文字。小茁15歲就在“工宣隊”的強制下到延安安塞插隊，新挖的窯洞還沒搬進去，窯就塌了，如果沒有那個“萬幸”，後果可想而知。後來，她轉回老家，又進工廠，一直在外地，直到47歲提前“內退”。可以說，她與千千萬萬“下崗”“內退”的女知青們，有著相同或類似的命運。我完成明白，她不辭勞苦地為我整理資料，不為別的，就是因為她也是知青。

錄音形成文字後，我再核對一遍，形成口述的原始稿。因為受訪者的文化水準、表述能力相差很大，敘述重複、時間倒置、記憶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所以這一步的工作，就是在儘量保證口述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對它作必要的整理，包括：文字上的修改和次序上的調整；史實的核實和簡單注釋；對全文作分段處理，加小標題和提要；為了閱讀的便利，還刪去了訪談時的全部問話和插話。這樣，就形成了初步修訂稿。全部整理工作，均有保留的錄音帶作為原始依據。
第四步，把初步修訂稿與本人核實，作必要的補充修改。在此基礎上形成定稿。

本書收入口述17篇，只是全部口述的一部分。部分口述沒有收入，有多方面原因，一個是稿子本身不夠理想；再一個是口述內容殘缺，有待補充。另外，個別受訪者身份比較敏感，或涉及個人隱私，或新遭不幸。凡屬於這些情況的，我都決定暫不發表。

我的採訪，採取了多樣的形式。對知青典型，一般是請他們圍繞上山下鄉運動講述自己的經歷；對民間知青領袖，請他們圍繞重大事件作專題性口述；對一些普通的知青，考慮到他們一生的坎坷多與幼年的家境特別是家庭出身有直接聯繫，近年的境遇又最值得關注，所以對他們的採訪大多採取生命史的形式，即從幼年的記憶開始，直到現在。

作口述史是人與人、而且通常是陌生人交往的過程。一般說來，對一個陌生人講述自己的經歷乃至隱私，即便不是那種生性內向拘謹的人，恐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的採訪卻很少尷尬，開場白也是直來直去，省去了許多俗套和應酬。為什麼這麼簡單？還是那句話，因為我們都是知青，彼此有起碼的認同。在上海採訪，一些從新疆兵團回來的老知青對我發問：“你覺得上海人怎麼樣？”這個問題可不好回答，我既不願撒謊又不願直言，只好敷衍說：“我老婆是上海人，可是我跟單位的上海人不怎麼交往。”話音未落，沒想到他們齊聲贊同：“你這話說對了！”他們說：上海人不把我們看作上海人，管我們叫“新疆人”。我們跟他們也不是一路的。這些知青在跟我談話過程中始終自稱“新疆人”，因為他們有新疆的長期經歷，返城（不少人還屬於“非法倒流”的）後多數處境不佳，淪為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頗受一些勢力小人的白眼。但他們的行為方式跟李伯重先生所論的那種上海“小男人”完全是兩回事，非常豪爽，非常真誠，非常好客，跟北方人真是沒有什麼區別。我第一次去上海採訪時，還沒有課題經費資助，就住在一個沒有工作的上海知青家裡，三口人兩間房，住的條件差了一點，可是他們一家人盛情相邀，非讓住在他家，每天就像什麼“貴賓”似的供著，那種真摯的情感讓我特別感動。

三，口述的價值與局限

通過口述還原歷史，在海內外都不是什麼希罕事，而且有愈來愈熱的趨勢。所以我想結合作知青口述史的心得，對口述的價值與局限略作說明。

關於口述史的緣起，有學者說那是由古希臘希羅多德《歷史》衍生出來的方法。也有學者明言，孔子做《春秋》，將時間上限斷在唐、堯、虞、舜，那一段遠古的歷史只能得自傳聞，也就是口述；司馬遷《史記》記荊軻刺秦王、秦國滅魏國等史事，也都利用了口述史料。所以，口述史不是什麼舶來品，而是地道的國粹。其實，口述史作為歷史學的最早形式，無論對中國還是對外國，都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根本沒有必要厚此薄彼。近些年來，口述史在人類學、史學、婦女學乃至文學等領域都推出了不少成功之作，已是不爭的事實。

口述方法之於知青史研究，究竟有那些價值？

首先，它給研究開拓了新領域、擴大了新視野，補充了新資料。它使少數人把持的史學從象牙之塔中走出來，接近民眾、接近現實，把握時代的脈搏。歷朝歷代的歷史、包括文獻檔案史料，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除了極少數“漏網之魚”的野史稗官者言，主要是由統治者來寫的，代表他們的利益，反映他們的意志，而真正來自民間的話語則幾乎被忽略或者窒息。口述方法，使普通百姓參與了歷史的創作，使人們在領教雷霆萬鈞的“主旋律”之餘，還能傾聽到來自民間的娓娓絮語。

我所採訪的這些人、這些事，許多都是文獻史料略而不計的。他們的回憶，使我們得以從民間的立場返觀歷史，而他們的敘說，也難免與輿論的操縱者迥異。換句話說，口述雖然只是一種方法，它的興起，卻足以給歷史提供更加多元的視角，更加寬廣的場地。

對文獻的“偏愛”，可以說是我們史學工作者的本能，不過，對它的局限，我們的理解可能也深一些。我們在跨入史學門檻之初，老師就要講陳垣老的校書四法——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就是通過多種校勘方法，察知文獻真偽，辨明記載正誤。但只是從文獻到文獻的考辨，還是不夠的。通過口述方法，發現並矯正文獻記載的缺失，對於包括知青史在內的當代史研究來說，具有尤為重要的意義。

我當年在《中國知青史——大潮》一書中，專門寫了《一波三折的新疆農場知青返城風》一節，但是，到那時為止，所依據的還只是文獻資料，沒有接觸到一位在新疆生活過的上海知青，更不用說“阿克蘇事件”的親歷者或者歐陽璉本人了。通過這次採訪歐陽璉和他的群體，使我增進了對歷史真相的瞭解，彌補了諸多缺憾。

長期以來，史學的主要工作方式，是鑽“故紙堆”，是人與物的交往。人是活的，物是死的，只要一味鑽研下去，能夠有所發明，達到所謂“物我兩忘”的境地，也會產生一種飄飄然的快感。不過，長期與“故紙堆”打交道，對人對事的判斷有時也難免偏激，或者把複雜的現象簡單化。這個道理，也是我在做知青口述史的過程中逐步悟出來的。與利用文獻治史不同，口述史的工作方式是人與人的近距離接觸，雙方的關係是平等的，感情上是互動的，受訪者的一顰一笑一悲一喜，都不能不在採訪者的心中卷起漣漪。

“文革”中間和“文革”以後，官方媒體關於知青典型的報導是截然不同的，好則好到極點，符合“高大全”的標準，壞則壞得流油，簡直千夫所指，臭不可聞。不同的時代按照不同的政治需要把他們塑造成不同的“典型”。但那個被打上時代烙印的樣板，與坐在我面前接受採訪的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又有多少相同之處呢？

過去我寫《中國知青史》，對“文革”中的知青典型，從整體上是把他們看作“政治工具”，從個體上是把他們視為簡單的“政治符號”，觀念保守、思維僵化、缺乏個性、甚至“頭上長角，身上長刺”，似乎就是他們的共性。這樣一來，書中留給他們的就只有揭露和批判了。一旦作口述，與他們近距離接觸，並且成了朋友，就發現以往的看法太片面。典型也是人，有他的喜怒哀樂，優點和缺點，極富個性的方面，而且在同輩中多數還是很出色的。

口述方法可以補史、可以證史，可以修正甚至改變人們對歷史的認識，這就是它的價值所在。不過，在肯定其價值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它的局限。

口述中包含各種不真實成分，幾乎是難以避免的。因為時間久遠，受訪者記憶出現偏差，如記錯了時間，人物張冠李戴、事件因果關係錯亂等。而受訪者站在今天的立場上回溯歷史，猶如帶著一副變色鏡去眺望遠處的山景。

文獻記載是穩定的，一旦形成白紙黑字，就能千古不變。不是有那麼一句格言嗎？“筆寫的，斧頭也砍不掉”。口述則是流動的，一次性的，同樣一個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面對不同的對象，他的口述可以衍化出許多的版本。哪個真？哪個假？哪個假作真時真亦假？除了遺忘造成的失憶外，選擇性記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採訪的知青典型，有的人儘量回避談“文革”中犯過的那些錯誤，這讓我聯想到知青回憶錄中的“失憶”現象。有些失憶，是無意識的，有時則是有意識的。一些受訪者在談到對自己不利、或者能鉤起痛苦回憶的情節時，自覺不自覺地採取回避、推卸或輕描淡寫的態度，也是人之常情。

我採訪過這樣一位知青，第一次採訪，他給我講了一大通故事，很生動，第二次採訪，他重提這段歷史，卻換了另一個版本。我不禁一楞：“您這次說得怎麼跟上回不一樣啊？”沒想到他輕輕一樂：“哦，上次講糊塗了，摻了不少小說的內容”。我只好追問：“那這一次可是真的了？”“那當然……”還有一位知青，我後來發現，他的口述隱去了“文革”中一段很慘痛的家事。我採訪的一個女知青，有一個很隱私的事兒，審核定稿時，她提出要刪去這一段。我提出可以用假名，這樣就沒必要隱瞞了，但她不同意。最後，對她一生影響很深的一個細節就這麼刪去了。口述者選擇性地講述歷史，隱瞞不想說的部分，自然有他的考慮。但不管怎麼說，都給口述的真實性打了折扣。

還有這種情況，有的人口述講的挺好，我好不容易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後請他核實，卻被大刀闊斧地改寫。該刪的刪了，該改的改了，該隱諱的隱諱了，受訪者擔心可能招致的議論、歧視、官司，作出種種刪改，當然無可厚非。問題是他所講述的，已是一個變了味的故事。

最後我想說，在評估口述的功用和價值方面，歷史學者和人類學者存在著一定差別，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兩個學科的性質和研究特點所決定的。人類學者的工作中心主要在貧困落後的邊遠地區，研究對象是沒有文獻或少有文獻的少數民族，是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群體，在這樣的環境下，田野調查、採訪口述順利成章成為重要的工作手段。史學則不然，它的研究範圍可能更寬一些，在時間與空間任意穿梭的自由度更大一些，研究對象可以是社會上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也可以是主導社會潮流的精英集團，不管怎麼說，立足文獻研究，正是它自身優勢，口述方法當然要利用，但優勢不能捨棄。

口述方法與文獻方法，其實都有它的局限。受訪者有選擇性記憶，歷史的編纂者不是也有選擇嗎？口述史料有失實的地方，文字書寫的史書就完全真實嗎？至於哪種方法容易接近歷史的真實，這個問題恐怕永遠說不清。我想，對於研究者來說，最好的辦法還是口述與文獻互相補充，兩者彼此印證，相得益彰，就能最大限度接近歷史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