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吉秀松（日本）：“文革”究竟誰之罪：與茅于軾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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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吉秀松（日本）：“文革”究竟誰之罪：與茅于軾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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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究竟誰之罪：與茅于軾先生商榷 作者：日吉秀松（日本）
《明鏡》雜誌八月號刊登了吳稼祥的《雖億萬人，吾往矣——紀念一位聖女》，提到經濟學家茅于軾在王佩英誕辰九十週年紀念會上說，“那場悲劇(指文革——筆者註)，雖然是偉大領袖毛澤東他老人家親自導演，加上四人幫及其幫兇，也不過數百人，但全國六、七億為之瘋狂，有一半責任在老百姓，如果毛澤東和四人幫到美國搞，肯定搞不起來”（1）。茅于軾先生有自我反省的勇氣值得稱讚，但是對於茅于軾先生說文革中發生的悲劇的“一半責任”要由人民來承擔，並說要是在美國文革搞不起來。筆者認為此觀點在邏輯上存在問題，實在不能苟同，值得商榷。
文革之所以可以發動起來並讓民眾捲入其中，完全與中國的政治體制有關。在毛澤東時代，人們不僅沒有言論自由，連就業自由、居住以及遷徙的自由都沒有，每一個人都成了國家機器的“螺絲釘”；而政府成了所有企業的經營者、唯一的雇主。根據托洛茨基在1937年的說法，“在一個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國家裡，反抗就等於慢慢地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舊的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2）。在這樣的社會裡，民眾能做的事除了服從還是服從。因為“不服從者不得食”，不服從者就要“慢慢地餓死”，面臨死亡的威脅。 讓我們來看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是一幅什麼樣的情景。1949年建政以後，在五十年代經過毛澤東的鎮壓反革命以及許許多多的政治運動，將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士紳階級從肉體上予以徹底消滅，中國社會的傳統性功能也隨之消失，毛澤東在這一基礎上利用以下各種控制手段將中國社會緊緊地控制在手中。
手段之一：戶口制度。 中國式的戶口制度將城鄉分開，農民一輩子被禁錮在農村的土地上，農戶無法遷居城市，沒有城市戶口就沒有就業的可能，沒有城市戶口就無法得到糧食的供應，沒有城市戶口不但寸步難行還無法生存。城市裡的人也是被禁錮在原有的居住地，城市之間的遷移也因為戶口制度而受到絕對控制。這種的戶口制度引起了城鄉之間的生活水平、就業、就學等方面的不平等問題。但是，城鄉居民所能享受的政治權利相同，那就是處於“皆無”狀態。中國的戶口制度還有一個功能，那就是通過戶口制度將不服從者或有獨立見解者強制遷往農村接受再教育。城鄉之間的差別完全是人為造成的，了解那一段歷史的人都很清楚。 手段之二：配給制度。 毛澤東通過配給制度將中國人生活必需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人們生活所需的任何生活資料都被“配給”了，不能自由獲得生活的必需品。在購買糧食時不但需要購糧證，還需要糧票，錢才能買到每個月所安排的份額，以上條件缺一不可。應該指出的是糧票還分為全國通用糧票、各省地方糧票、各市地方糧票。除了全國通用糧票以外，各省地方糧票以及各市地方糧票使用範圍限定在各省和各市範圍內，不得越界使用，沒有糧票寸步難行。僅僅這個制度就可以控制民眾的自由行動。毛澤東的配給制內容之廣，無以倫比。有食油票、布票、蛋票、糖票、縫紉機票、自行車票、肉票、過年時的年貨票等等，五花八門的票證貫穿著中國人的生活。 手段之三：檔案制度。 檔案制度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說是不陌生的，無論你在學校也好，在工作單位也好，退休在家也好(退休後將檔案轉到所在街道、公社)，檔案都將隨著每一個人直至人生結束。檔案制度的功能不亞於秘密警察所起的作用，在學校或在單位受到處分，這個紀錄就進入檔案，還有不經本人過目或確認就將對本人的評價寫入檔案，評價的好壞將影響一個人在這個社會的生存處境。有勇氣說“怪話”、發牢騷或提意見者，隨時都可能被記載在檔案裡，至於會受到什麼樣的處罰只能聽天由命。這種非人性的檔案制度實際上剝奪人們發表言論的自由權利。 手段之四：勞教制度。 勞教說是一種行政處罰，實際上與刑事處罰基本相同。而勞教制度更具隨意性，可以由單位決定，也就是勞教制度使單位類似準司法部門，任意性大，無法無天。雖說是行政處罰，並將之稱作“治病救人”，但是被勞教的人不但失去人身自由，同時還成為社會的賤民，受到歧視。更嚴重的是勞教時限到了，還可以強制將勞教人員留場就業，實際上是判了無期徒刑，終生身陷囹圄，剝奪了根本的自由。可以隨意將民眾予以勞教，顯示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恐怖程度。 手段之五：單位制度。 毛澤東時代的單位實際上就是控制人們的場所。人們的就業自由被剝奪，所有的人都在政府安排下就業，人們無權選擇職業也無權抗拒被安排的職業，不允許隨意辭職調換工作。每一個人就這樣一輩子在被安排的崗位上工作。工資水平是由政府規定，一輩子沒有漲過工資的情況十分突出。一旦你離開了單位或被單位除名就等於你脫離了毛澤東所控制的社會，或被這個社會開除，人們將走投無路，失去生活基礎。為了生存，為了養家糊口在單位制度之下你只能服從服從再服從。
毛澤東時代就是用以上手段控制著整個中國社會，再加上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使中國人民根本就得不到任何喘息的機會。文革的過程看似十分混亂，但是整個社會還是牢牢地控制在毛澤東的手中。而文革是一場為了解決接班人問題的政治運動，換句話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是欲將黨天下轉變為家天下，準備讓江青接班（3）。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在文革中，從上層到下層，從黨內到黨外幾乎所有的人都無法倖免，全部捲入這一大動亂中，捲入者不知其中緣由，發動者卻一步一步將運動引向事先計畫好的目標上。捲入運動中的高級領導人深感不理解，還在那裡表示要多學習，似乎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被揪出的領導人開始無窮無盡的檢討。發動者毛澤東大擺迷魂陣，令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不知如何是好，在革命口號與一片打倒聲中惶惶不可終日。手中無權的平民百姓在恐怖政治之下，生不如死，說話小心有加且不說，弄不好還要面對鄰居，甚至是自己的妻子(丈夫)、孩子的揭發、控告。在當時的社會裡，人人自危，親情不可信，信賴是危險的代名詞，知心朋友成了告密者，正直敢言等於自掘墳墓。整個中國大地除了毛澤東享有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外，其他的共和國公民全部被剝奪發言權，一切行動聽毛主席指揮，萬物生長靠毛主席的“語錄”滋潤。在那個所謂“革命”的年代裡，萬歲不離口，檢討天天有，自殺成了夢的主題。這是為了什麼？運動群眾是為了打擊群眾可能出現的逆反心裡，運動高級領導人是為了打擊他們的“氣焰”，讓他們服服貼貼，俯首稱臣。毛澤東以一貫正確的面目出現在中國人民面前，製造無數的冤案，迫使人們反復不斷地檢討自身問題，以便使原罪論深入人心，這樣便可以使自己的政治計劃暢通無阻。 戀生怕死是人的天性，在充滿血腥恐怖氣氛的社會裡，人們隨大流是情理之中的事。看看才華橫溢的郭沫若先生是如何心驚膽戰地過日子就可以明白普通老百姓為甚麼會“瘋狂”；看看許多名作家集體失語、集體封筆就可以明白毛澤東的對中國社會的控制是多麼的成功，也就可以理解普通老百姓為何“和稀泥”了。因為他們只有服從的份，這是服從而產生的“瘋狂”和“和稀泥”，如果不“瘋狂”、不“和稀泥”就會慢慢餓死。想必那時的茅于軾先生也在這個隊伍中。這絕不是包括茅先生在內的中國人民的過錯和責任。正如茅先生所說：“如果毛澤東和四人幫到美國搞，肯定搞不起來”。是的，之所以類似文革在美國發動不起來，是因為美國的政治制度不允許政治人物為所欲為，更重要的是美國的政治人物是通過民眾投票產生的，包括總統在內的每一位政治人物者必須向選民負責，所以美國的政治人物不敢輕易、隨意違背民意。 眾所周知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與美國的政治不同，理所當然毛澤東的那一套在美國是行不通的。毛澤東本人也清楚這一點，在斯大林問題暴露之後，他就講過要是在西方國家就不會出現這種問題（4），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吸取這方面的教訓。 尼克松因為“水門事件”受到彈劾，克林頓因為生活作風問題受到國會調查，並不得不向全美國民眾認錯道歉，反觀毛澤東從來沒有對自己做過的錯事道歉過。彭德懷為民“鼓與呼”，到頭來也只能是“我不用毛澤東的藥！”“我不吃毛澤東的飯！”（5）以此作為抗爭，一個戰功卓著的元帥也只能如此而已，還能要求百姓怎樣？一個良好的制度能使壞人不敢做壞事，不良的制度會使好人做壞事。之所以人們要求改革政治體制，原因就在於此。反之，如果當初美國獨立建國時期的各位先賢們建立起來的不是民主自由制度的話，如果華盛頓任職八年後沒有英明果斷地做出隱居並退出政壇決定的話，如果沒有華盛頓之後的政治繼承人將華盛頓的行動加以制度化的話，如果華盛頓在美國徹底實行毛澤東式政治制度的話，可以斷言，在美國出現文革或出現像張志新、王佩英的悲劇是完全有可能的。
1，見吳稼祥的《雖億萬人，吾往矣－紀念一位聖女》，《明鏡月刊》2010年八月號(總第六期)，頁78。 2，見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譯《通向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頁116。 3，參閱劉松《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確立繼承人》，日本大學大學院國際關係研究科《大學院論集》，第11期，2001年，頁61～頁85。另參閱麥克法夸爾、沈邁克著、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版，頁328。 4，參閱《鄧小平文選》第2卷，頁333。 5，見馬輅、佩璞、馬秦泉《彭德懷廬山起禍》，雅林出版社，1990年6月版，頁36。（《明鏡月刊》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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