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口述史》：

 “我有一个这么丰富精彩的经历，真不妄来人世！”

安海燕的口述

采访者：刘小萌

时间：2002年8月22日

地点：北京市通州区枫露花园

    采访前记

海燕的口述真是太有价值了，尽管整理出来的文字多达五万，仍不足以概括她丰富的人生。难怪有一位导演曾对她说：“我想给你写个电视剧本，就叫中国的阿信”。我衷心感谢上面提到的几位朋友，使我没有错过如此难得的采访对象。我也要感谢“中国的阿信”，将起伏跌宕的前半生坦述无遗。

海燕的家庭出身就够典型的，她父亲是内蒙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早年加入中共，九死一生，做过大量“地下工作”。只是因为他的“上线”和“下线”都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以至中断了与地下党的联系。建国以后，党员身份不被承认倒也罢了，偏偏他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档案仍保留完好。这样一来，他就由一个本该“红得发紫”的共和国功臣，一变而为“黑得发臭”的政治贱民。1957年的运动，又凭空给他扣上一顶“右派”帽子。父亲成了双料的“黑五类”，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海燕的人生道路怎么可能一帆风顺？但过早品尝苦难与贫寒，也磨砺出她顽强的意志和超乎常人的谋生手段。海燕13岁时，父母双双被关入“牛棚”，海燕一面上学，一面靠捡破烂维持一家五口的生计。

1971年4月，刚刚17岁的海燕下乡到了离呼和浩特市20多公里的太平庄村，命运之神忽然青睐上这个一直苦命的孩子。海燕凭着一根银针、一个药箱，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涯。特别是当她用针灸把一个瘫了13年的青年农民扎得重新站立行走后，有关她高超医术的传闻，就在农民嘴里越传越神。很快，她的事迹被有关部门挖掘出来，成为远近闻名的“知青典型”。

海燕的口述谈到给农民医病带来的成就感和欢愉，也提到成为“典型”后的种种苦恼和不安。村里的地痞流氓造谣说她“作风不好”，而她“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表态又使自己成了知青群中的“一只孤雁”。外界的种种压力，促使她在７４年3月向上级申请，落户到条件最艰苦的山区。在这个陌生的村落——小井公社苦草坡大队，海燕经过1年多努力，居然实现了全村200多口人的免费医疗。但是，正当她想喘口气时，那些足以置一个姑娘于死地的谣言又从原来的村子追上来……

1975年，呼和浩特市委专门为她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结论将泼洒在她身上的所有污言秽语一扫而光，海燕因为突出表现成为内蒙古的知青标兵。然而，谣言可以澄清，出身上的“污迹”却是板上钉钉，海燕的入党申请因此一拖再拖。1976年经当时的副总理、主管知青工作的大寨老农民陈永贵亲自批示，她才算入了党。

80年代以来，海燕上了大学却没得到文凭，当了医院院长又不安其位。90年代初，她阴错阳差到海南去创业，最困难的时候，花5块钱买了10包方便面，竟吃了10天。为还债，她不得不一头扎到妓院里给“小姐”们美容……

海燕的人生路没少遇到陷阱，奇就奇在每一次总能化险为夷，似有神人暗助。如今的她已是颇有成就的生产化妆品的企业家，致富的法宝仍是当初在农村行医时积累的知识。

海燕的口述，是一部充满艰辛的创业史。她的人生，闪烁着一个强者不懈的追求，也展示着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

一、我的一家

我的经历在同龄人里比较少，确实比较少。十多年前，太原有个写了一部片子还获奖的导演找到我，我给他简单讲了一下过去的经历，他说：我想给你写个电视剧本，就叫中国的阿信……”

父亲叫安吉人，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在学校就是一个活跃人物，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他常讲起在北京搞“飞行”集会的事，比如说定好几点钟大家都到什么地方集合，把标语预先准备好。时间一到，大家都集中起来，按照分工，有的干这，有的干那。口哨一吹，横幅一拉，一个队伍就出来了。大家手挽着手，唱着国际歌游行去了。一会儿警笛一响，水龙头一冲，再抓走一批，就算完事了，这叫飞行集会。那会儿主要是执行王明路线，要求这些进步学生，你要想入团、入党就要接受组织的考验。怎么考验呢？比如规定你几点几分到天安门去贴几条标语，你就要去贴，你在前面贴，后面就有人去检查，看你贴了没贴。以此做为组织的考验。其实贴了以后，很快就被敌人给撕掉了，很多人就因为贴标语被捕了。我父亲入团、入党就是这么入的。入团一年以后自动转为党员。

在北京，办过一个叫《北方红旗》的杂志，他在里面担任重要角色。为了传播革命火种，和我妈经常化装外出。我妈年轻时长得挺漂亮，是学校的校花。当时，我爸妈和苏某某在一个活动小组。有一次，苏某暴露了，敌人包围学校，把他逮捕了。上午带走他，下午又来抓我爸。郑天翔跟我爸是同班同学，解放后担任过北京市领导和高院院长。他岳父当时是那个学校的校长，连忙把我爸藏在床底下，晚上混在放学的学生、老师的人群里才跑出来。

抗战时期，他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动员北京的学生到延安去。他跟我讲过，那会儿动员的尽是些有钱人家的小姐，打扮得漂漂亮亮，有的还穿着高跟鞋，就到延安去了。这一拨一拨的人，不是直接送到延安，而是送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父亲把人送到西安，然后转回来，再动员下一批。这就是他的工作，是由薄一波负责的。解放战争后期，董其武准备和平起义，又有点犹豫、害怕。那会儿傅作义已经起义。我爸通过私人关系找到董其武，交代一些党的政策。父亲的大学同学中，有一部分在共产党里面，有一部分在国民党里面，但是大部分在国民党里面。小的时候，我爸老跟我们讲这些，因为我不懂这段历史，总是听得稀里糊涂的。

“文革”中从上面派来专案组，在内蒙古住了一年多，逼着我爸写苏某叛变并出卖他的证明，他不写，说不知道这件事。专案组说：“我们已经从国民党档案里查出来了，可以给你看。从时间上来说，确确实实是上午抓的他，下午又来抓你。这就证明他是叛徒。”他还是不写，就因为这个，又在牛棚里关了好长时间。

父母被抓进“牛棚”时，我13岁，也就是1967年。家里有一个弟弟6岁，妹妹比我小一岁，哥哥比我大两岁，加上我四个孩子。奶奶是80多岁，一点的小脚。就这么几个人，突然之间一点生活费都没有了。因为家里人口多，根本没有一点存款。在他们被抓的前前后后，家里面能砸的东西全被砸完了。新的东西说是剥削来的，旧的东西说是“四旧”，“四旧”能砸的就砸，收音机也好，缝纫机也好，包括被褥，几乎都被抄走了。

家里别的没有，就是书多，可多可多的书。我们从内蒙古大学被轰出来以后，租了呼和浩特美术馆附近的一间半平房临时住着。在抄家以前，父亲就把一大堆他保存的已经发了黄的照片和底片整理后送到我姐的集体宿舍保管，说这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后来父母被抓，我姐被审查，我又将照片拿了回来。有一次听说，造反派让母亲辨认一张照片，她没有讲对，被打成重伤，我一害怕，将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文物一把火烧了。

红卫兵抄家时，就因为烧我家的书，把房东家好大好大的一大架葡萄都烧完了，你看那火苗蹿多高，像山一样的。他们还递给我一根大竹棍子，让我翻那些书，尽是大厚书，可难烧了，结果把一根大长竹竿烧得只剩一小截了，还有一大堆书烧不完。一不翻火苗就要灭，只能不断地挑着、翻着。红卫兵在旁边站着看，我们就在那儿烧，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爸，一个是80多岁的奶奶。我爸是“右派”，给他戴了个大高帽子；奶奶是地主婆，脖子上挂着个牌子写的是“地主”；我没有啥牌子、帽子的，还是个小孩，啥也不懂。

父母被关的二三年里，我特别懂事，也特别能干。为啥呢？我出生40天就给到奶妈家里去，是吃农民奶长大的。我和妹妹差一岁，她是娇生惯养的；弟弟是小儿子，不懂事，更是娇生惯养；哥哥也是家里的宝贝。只有我是在农民家长大的，五岁才被接回来，住到奶奶家。

我从小就怕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学校我的学习可好呢，是学习班长、三好学生，但是过完春节有个返校日，我记得特别清楚，每年就愁这个返校日。一年里从不逃学，就那一天老想逃学。为啥？过年大家都穿得干干净净，都是新衣服，只有我还是那身破衣服，就怕别人笑话我，老早就愁上了这一天，怎么能混过去，是装病？还是有什么别的方法能逃过去？

父母被抓起来以后，全家没办法生活了，我们得吃饭呀。我能干啥呀？就开始捡破烂。走投无路了，我就想着去捡破烂，但是绝对不敢在家门口捡，因为上学都是就近，周围全是同班同学。在没有经济来源的这一年多里，靠我捡破烂也卖了不少钱。

那会儿学校停课了，不怎么去上学。每天怎么个捡法呢？天不亮4点多钟就起来捡煤渣。冬天有的地方烧锅炉，我和一群蓬头垢面的人去抢。煤渣出来的时候是湿的，我都不懂为啥这煤渣出来是湿的，冒着热气还不烫手。我看人家拿铁丝绑一个“三抓子”，啥叫三抓子？就是三根粗铁丝绑的铲煤渣的工具。我也拿布条缠上那么五、六根铁丝做了一个。一车的煤渣刚倒完，呼啦的一群人过去就抢，先把一堆渣土抢到自己一边，然后开始各捡各的。黑的煤渣能看出来，都是能用的。天没亮我就把煤渣捡回来了，家里烧火做饭就不用买煤，而且还存了很多。到了秋天一刮风，我知道能捡很多的树枝子，出去捡一大捆回来。捡树枝子干啥？生炉子、点炉子用。完了再扫很多树叶回家，用麻袋装回放到那里，生火做饭点火用，一秋天捡的树叶就够整整一年用。当时8分钱就能到木材厂买一麻袋锯末，点火用，可好点了，但是我们没有钱呀。

捡完了煤，天亮以后再捡一拨菜叶。我记得最好捡的是大头菜，圆圆的那种，也叫洋白菜。农民赶着马车来送菜，他们站在很远的地方一个一个的这边扔，那边接，中间肯定有叶子掉下来。叶子掉下来，就会有一群人跑过去抢，抢几片叶子回家熬汤，也有的是弄回去喂鸡，我们家是自己吃。我记得一个月一人是半斤油，没有多少油可以炒菜，就拿这点叶子煮煮汤喝。偶然买点菜，是等到晚上的时候，人家处理菜，两分钱三分钱一大堆，和很多坏菜堆在一起。剩下的时间，除了上学校，就骑个车子到远远的地方捡破烂去，都是从垃圾堆里捡的，都是人家不要的、扔出来的东西。走街串巷，到处都有一些倒垃圾的固定地方，到那里刨叉刨叉，到这里刨叉刨叉，看有点啥东西。

父母都关在“牛棚”，工资全部停发，我每星期探一次监，常给他们送点东西。给母亲送块肥皂呀，牙膏呀，卫生纸啊。还有一种叫“大生产”的烟，白皮儿，没商标，那会儿不好买，还得走“后门”，好像是9分钱一盒。捡破烂多的时候就给我爸买一盒“太阳”，捡的少就买一盒“大生产”，“太阳”烟比“大生产”烟贵。有时连买整包烟的钱都不够，就几根几根的买。烟是20支一盒，事先3根5根的存起来，什么烟都有一大堆，探视的时候给他拿去。

那时，根本没感到自己还是个孩子，对家中的变故也是朦朦胧胧的，除了有一种羞辱感就是害怕，怕造反派来抄家，怕他们砸东西，怕我的父母自杀。有一次我实在太害怕了，因为见到了几个自杀的，探视的时候，偷偷挤到我爸排队打水的队伍里，低声说：“爸，你千万不要自杀”。他却笑着对我说：“爸还等你捡破烂给爸换好吃的呢。”听了这话，我强忍着眼泪跑到外边去哭。最可怕的是内蒙古又出了“内人党”，听说打死了不少人，又听说我爸爸也是“内人党”的头目。因为他解放前是做白区工作，后来回内蒙做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工作，至于他到底是什么党我也不太清楚。妈妈呢？说她是特务，还有编号和暗号。一间只剩几个孩子和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破房子，窗下还经常有人监视偷听我们讲话。全家战战惊惊地过日子。刚开始有点怕，后来连怕都不怕了，因为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一次，他们看我们家什么都没有了，要把睡觉的炕给砸开，看里面有啥东西。我就递给那人一把斧头说：“阿姨，给你个斧头砸吧。”这么一说，她倒不砸了。因为炕里没东西，我才敢给她。以后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只要他们想砸墙呀砸炕啊，马上给把斧头让他们砸，他们就不砸了。

解放以后，我爸先是在四所中学当校长，后来从这四所中学抽出来一些老师筹备师范大学，那会儿叫师范学院。筹备完了又让他筹备内蒙古大学，筹备完内大就成了“右派”。父亲没有恢复党籍，也没有要过，一直就是进步人士。到“文革”时，有人说你应该要你的党籍，问题是能够调查清楚的。他说：“我不能要，因为有个苏某某呢，他们一直认为是苏某某出卖了我。我本身不是共产党员，就不存在出卖问题。我是个进步人士，他出卖我干啥呀？”苏某某的案子把我爸纠缠的没完没了，后来苏某某就因为这个叛徒问题一直解放不了，最后还是我爸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我们那边有个医学院的书记，跟华国锋是山西老乡，通过这个关系，把信经华国锋之手转给了胡耀邦，才把苏某某解放出来。父亲83岁的时候，我带他到北京见了见这些老哥们。我爸没谈那些往事和他付出的巨大代价，那会儿他也有点老糊涂了，就知道“嘿嘿”的乐，高高兴兴就行了。

我爸落难了那么多年，心态一直还可以，就是爱说一句话：“打烂牙齿和血吞。”但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不懂，一直都不懂。但是你看他那个样子，就好像这个政权是他们家的。我的父母一直都是这样的感觉，这共产党的下是他们家打下来的，是他们的。我的父亲是右派呀，右派永远都是右派，摘了帽子也是摘帽右派呀。

我妈干了一段妇联以后，乌兰夫找到我妈，他跟我妈关系很好，就说：“老郭，咱们内蒙都是这么一点的小酸果子，没有大苹果，你给咱们研究一下果树的改良，改良咱们内蒙的苹果，咱们弄个果园吧。”我妈说行，就带了几个临时工开始搞果木研究。当时我爸正在筹办内蒙古师院，说要建个大学在哪儿建啊？乌兰夫说：“离咱们党委不要太远，方便点的地方，你选一块地吧。”“选多大？”“咱们内蒙跑马圈地，你骑上匹马转上一圈这就是你的了。”这是句玩笑话。结果就在那圈了个圈儿，建成了师范学院。我妈搞果园，问：“我们在哪儿搞？”“你离老安近一点就行了。”于是我妈就挨着我爸，弄了现在的内蒙林业科学院，那会儿叫林业研究所。总之，在这一大块荒地上，我爸圈了一块地，我妈圈了一块地，中间空下一点地后来又搞了一个内蒙农牧学院，就是现在的农业大学。中间是两条马路。等筹建内蒙古大学的时候又说，内大挨着师大吧。最后就成了现在这么个格局，当初的荒地变成了大学区。当时父母就是这么没白没夜的工作，结果建完内大，父亲就成了“右派”。

“文革”开始，父母都是在“牛棚”里关着，后来一些“有问题”的内蒙干部，包括我母亲，一大火车全拉到河北唐山去了。当时说我母亲是特务，为啥啦？父亲除了“右派”以外，又成了个“叛徒”。你这么重要的人物，胡宗南把你弄进去的，你不叛变怎么能活着出来？你肯定是叛变了，肯定是个叛徒了。叛徒都是特务。你们俩是一对嘛，他是特务你肯定也是特务，就这么推论的。在他们的一张合影照片里有一个人是特务，一张照片一大群人，哪能都记清呀？又是多少年前的事情，非让他们说明照片里的人都是谁？是在什么场合照的？我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人家说他不老实，因为照片中间有一个人是特务，就把她也牵连上，说他们是特务组织。对特务当然要严格看管。

从“牛棚”里一解放出来，我妈就把这些“修正主义”的苗全部弄到农村去。她说为了保存这个品种不能只在一个地方种，这是一个经验教训，开始四处嫁接。几十里、上百里地、风尘仆仆地去亲自嫁接苹果和梨。她天天背上嫁接的苗，等着拖拉机一来接上她就走了。老太太每天可高兴了，刚开始她戴着黄军帽，晒得像个卖雪糕的。肩上挎着个特别大的军用书包，里面剪子、胶条什么工具都有，一大堆，可沉了。她到农村去，一住就是好长时间，帮农民嫁接，培育新品种。她去世前培育的杏儿跟桃儿那么大。人家说70岁的老太太还要亲自爬到树上去看那些花粉，带的徒弟她不放心。“文革”以后她又创办了一个果树研究所。

我们家里经常有各式各样的水果，我们都不敢吃。母亲是拿回来照相搞科研的，你要是吃错了她回来可要臭骂你一顿呢。有的水果快放烂了，我们就问这个能不能吃啊？她说能吃我们才敢吃。吃的时候，她在旁边看着你吃，让你把果核一个不剩的吐出来，绝不能把核儿吃了或者丢了。她是个特别敬业的老太太，90年去世的。对我们的生活她是不管的，她所谓的“享福”，一个是在政治上不受歧视，另外是能多做点事情，天天像农民那样有事干就行。

平日生活，父亲要求我们穿打补丁的衣服，干干净净就行了，你稍微讲究一点他就不高兴，包括后来时兴穿高跟鞋，他不允许你穿，说这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他革命得厉害着呢，订了20多份报纸，每天看，报上说啥他说啥。毛主席去世，他哭的死去活来的。我说：“爸，我们哭是另外一回事。我就想不通，您为什么哭？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儿，您还哭啊？”“咳，你爸是打烂牙齿和血吞了。别的不说，我对国家的热爱是没法改变的。过去公园有个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你说现在咱们的国家谁敢欺负？谁敢小看咱们？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老头儿啊，没有这个老头儿确实就没有新中国呀。你们没经过战乱，这算什么呢？你们起码没有遇到战争呀。我们那个时候，今天打到这儿，明天打到那儿，到处乱七八糟的。”父亲是97年去世的。父母对国家和政权有着非常淳朴的感情，打死他们都没有怨言的。

 

二、太平庄里不太平

“480个人教育我一个人，我什么时间能被教育好呢？”

被分到一个70多岁双目失明的大娘家。

17岁时第一次接生。“这个孩子神了,一针把那个史家的妈给扎好了,又把这个瘫子给扎好了,肯定是祖传的不露,有绝招的。”

大报小报写啥的都有：“海燕高飞”“海燕穿云飞”。

得罪了“灰菜旗杆”。天天大烟瘾一上来就恨死你了，恨不能把你杀了。

借用一下别人的自行车，就给扣上“作风不好”的帽子。从那儿起就怕所有的男的，特别注意回避他们……

我在知青队伍中成了一只孤雁。这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命真大！

 

几经周折，1971年4月我下乡到了离呼市20多公里的太平庄村，那会儿交通不方便，20多公里就觉得很远了。这儿离哥哥插队的地方大概有5里。到农村的第一件事是选房子，知青们早在汽车上就商量好了，“咱们几个住一个屋”，都是谁跟谁好住一个屋，人家都互相认识。我跟谁住呀？谁也不要我，再说知青的房子有限，也不是人人都能住进去的。最后就剩下我们几个外校的没人要，只有和贫下中农组合啦。

我被分到一个70多岁双目失明的大娘家。她住着一间房，我和她同睡一个大炕。我下乡时最不放心的就是80多岁的奶奶，爸爸在牛棚，妈妈在唐山，七大八小的这么一群，奶奶成了壮劳力了，做饭啥的都靠她。我在家里面是“大拿”，那会已经有父母的工资了，但是不全发，给一点生活费，起码买粮钱买菜钱有了。可是她80多岁没人照顾，我就担心这个，别的不想，老是琢磨我下乡了她怎么办？到了农村以后，遇见这么一个老大娘，我一下子就把她当成我奶奶了，可亲可亲这个老奶奶了。哎呀，她这么可怜，莫名其妙地就把对奶奶的感情转移到她身上。一个瞎子，又是一个人住，能不脏吗？可是我一点儿都不嫌她脏。你想想，跟贫下中农相结合，把你往哪儿弄呢？这地方是最合适的。一个女孩子住到谁家去呢？哪有单独的房子让你住呀？全家几口人、几代人都在一个炕上，到哪儿安置你呀？确实队里也没法安排。

头一天，老奶奶的炕上也不知道是些啥东西，把我身上咬的全是红点点，又没有灯，她瞎子不要灯嘛。天亮以后我对她说：“大娘，你坐在地下，我给你扫一扫。”我把炕全扫了一遍，又拿着被子到外面去晒。把这个家从头到脚弄得干干净静。老奶奶浑身上下都是虱子，都能看见它们来回窜。我先烧了一大锅开水，还没见过那么大的锅，能跳进去洗澡，开始给老奶奶挤头上的虱子，然后给她洗澡，先洗头，后洗身子，把里面的衣服扒下来放到锅里面煮，除虱子嘛。我把老奶奶弄的里里外外干干净净，都挺高兴的，没想到晚上她就发开高烧了。烧的不行了：“孩子，阎王要收我走呀。”她讲迷信，从来不得病的，也从来不用药。我一想，是我给人家弄病了，内蒙的三月很冷，我那份折腾，整整折腾了一天，尤其是不应该洗澡洗头，换换衣服还行。结果我也不敢声张，因为院里还住着她的儿子，她的儿媳妇人也可好了。

第二天，我悄悄到卫生所买了一支9分钱的安痛定。给我奶奶治病的那俩个注射器不是带着嘛，临下乡的时候我去问过那个大夫：“阿姨，到了农村以后，我这个注射器怎么用啊？到哪儿消毒？”她说：“你把它们放到锅里煮半个小时就行了。”我把注射器煮好，就给老奶奶打了一针。她的病很快就好了。这跟她她从来不用药、不打针有关。大娘感激的不得了，逢人就宣传开了：“哎呀这个孩子不得了呀，真神了，我病成那个样子，一针就给我扎好了。”这样就开始有人悄悄地找我看病：“你给我们看看病吧。”伸着胳臂：“你给我摸摸脉吧，你们家是不是祖传的？”你越说不是那么回事，他们越说：“哎呀，不要保密了，给我们看看吧，给我们扎一针完了。”我就琢磨着回去买了本《红医疗手册》，小小的，红塑料皮。里面讲紫药水、红药水怎么用。和同时下乡的那些娇生惯养的知青比，吃惯了苦的我，很快得到了农民的认可，再加上了那一针的神传，不久就被推荐到大队卫生所当了卫生员。

我们这个大队特别大，有3000多人，8个生产队，村里举办“赤脚医生”学习班，学期三个月。一个生产队出俩人，主要的宗旨是在田间地头为人民服务，那会儿就宣传这个。还安排了一个月上山采药，说是用一根针一把草治病。我们骑着自行车跑了几十公里，住在穷山沟的一个村子里，准备第二天采药。

这个采药队伍将近20个人，只有俩个女的。正赶上我们房东家的媳妇生孩子，点名要个女大夫。哪有女大夫呀？我才17岁，和我一起的那个女的比我大点，是农村的，傻呼呼的，人家也不愿意让她去。有个男大夫带队，他懂接生，但是房东又不让男人进去，必须是女的。在农村生孩子请接生婆，他儿子要骑着驴走50里路才能找到接生婆，时间来不及。那个男大夫就说：“海燕，你去接吧。”哎呀，把我吓的。我说：“怎么个接法，我不知道。”“没事，我在窗户外面，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我说：“做点什么准备呀？”“人家都懂，锅里面煮上一把剪子，煮上注射器。”煮注射器我知道有用，煮剪子干啥却不清楚，还以为是讲迷信呢。结果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那孩子是从哪儿生出来？”因为这个问题过去问过我妈，她说有的是从耳朵眼钻出来的，有的是从肚脐眼钻出来的。从耳朵眼、肚脐眼能钻出来这么大的人？我就老琢磨不透，但是大人不说我也不知道。那到底从哪出来的？我这一问，笑坏了他们。那几个农民中的一个说：“屙出来的。”我一想：“哎呀妈呀，屙出来的，这不到处都是屎啊？”我说：“那孩子出来到处都是屎怎么洗呀？”他们就笑：“没有。”我说：“我不是嫌脏，不怕脏，是怕把孩子洗坏了，告诉我怎么洗就行了。”“你别问了，我让你干啥你干啥就行了。”我能干啥？人家有妈妈和婆婆都在那儿守着，我在旁边看着，紧张得要命。

男医生在窗外指挥，屋里有两个阿婆助产，其实我一点忙也帮不上，但她们总觉得有个“大夫”在身边放心些。我所有的工具就是在锅里煮的两样东西，一把剪子、一个注射器。一会儿孩子很顺利就生下来了，我很兴奋。看见有一根肉绳子连着另一头，我不懂那是脐带，马上向窗外喊：“生下来了，是个儿子。生下一个，还有一个，有一根绳子连着呢。是俩，是双胞胎。”旁边的婆婆忙说：“孩子，没有啦，就一个。”我不信，说：“还有呢，那个绳还连着呢。”我不知道这是根连着胎盘的脐带，还一个劲的喊。人家都笑了：“别说啦，没有了，就一个。”我说：“明明有根绳子连着嘛。”

半个钟头过去了，产妇的胎盘下不来，哗哗的大出血，可危险啦。我也不懂呀，外面那个男大夫急的团团转，但是主人就是不让他进去。这家的婆婆就开始讲迷信了，喊外头的儿子：“上房去，往下冲。”于是他挑了一挑水顺着烟洞往下倒，一倒水就哗的流到炕洞子里了。我们听得清清楚楚的。外面喊：“下来了没？”我这边一拽脐带说：“没下来。”人家想让我说“下来了”，虽然不是我接的生，但我是主角啊，我是医生呀，这话必须让我说才准的嘛。婆婆一听急了：“哎呀，这个楞孩子，这桶水白倒了，不能这样说。那明明冲下来了，你没听见哗哗地响？”啊，原来说的是水下来了。“你可不能说没下来啦！”我终于琢磨过味来了。这时外面喊着：“让你说啥你说啥。”“好好好。”接着就倒了第二桶水，听见哗哗的水声，我赶紧喊“下来啦。”，同时，阿婆将产妇的长辫子拆开，把那乱七八糟的头发往她嘴里猛塞。产妇一恶心一用劲，还真灵，胎盘真的就“下来了”。

大伙高兴极了，非要让我给孩子取个名字。他家姓石，我说这周围全是大山，全是石头：“那就叫石磊吧，身体硬朗，全是石头，四块石头。”那是71年。我17岁时接了这么一个孩子，现在他已经31岁了。

从学习班回村后，已经是农闲，我爸给我联系到内蒙医院的针灸科学针灸，那会儿不管你有没有学历就可以去学。半年以后，学到什么程度？能盯门诊了。针灸不需要太多的理论，知道哪是经络、哪是穴位就行。大夫告诉你怎么量，怎么扎，一天好几十个病人我都能处理。这样的针道，你想想到了农村还不好使吗？农村的病比较单调，腰腿痛、胳臂痛的特别多，一般都是扎针。

我扎针的效果可好啦，因为他们很少治病。农民是最现实的，疗效好他就愿意找你。这时我发现村里有一个瘫了13年的32岁的农民，就跑到他家去了。因为我在内蒙医院学习的时候，正好上了个截瘫学习班，那是治疗各种煤矿事故外伤搞成的截瘫，我想能不能用那一套办法扎？于是开始给他试扎。说起来也怪，我去的时候这人惨到什么程度啊？敲他的腿当当当响，除了骨头就是干皮，没有肉，整个像木乃伊。因为是第九胸椎以下痉挛性的瘫痪，没有知觉，大小便失禁。稍微动他身体的某一部位或捅他一下，就像触电一样，他就开始抽，开始抖，抖得你根本就按不住，越按越抽，一直抖过去那个劲儿他才松弛下来，又软得不行。平时他在炕头上用两个手扶着能坐起来，也能睡，但睡的时候要慢慢地睡，就怕痉挛。在炕上坐着，要想挪动一下都不行，身体虚弱很怕冷。他自己说：“我是一个又软又硬的活死人”。

来到他家，遇到一个孩子过生日，正在灶上蒸糕。那灶连着炕头，他在炕头上坐着，灶火烧的太大了，满屋子一股撩毛味，再一看他屁股底下，早烤得脱了一层皮。赶紧给他挪开。烤到什么程度？皮都焦了，往外流油，他都没有痛感，不知道痛。

我看他太可怜了，还这么年轻，就说：“我给你扎扎试试。为啥敢给你扎呢？因为你不痛，你要痛我就不敢给你扎了，你这么重的病人我没有把握给你治好，还白让你受痛。”他同意了，高兴得呜呜地哭。他说从来没人理会过他的。我说我刚刚参加了这么一个学习班，咱们试一下。他非常配合。一会儿的工夫就把所有的穴位都扎上了针，把我那一包针全都扎进去了，把他扎得像个刺猬。谁知道哪一根针顶事？扎了以后就拿个本子记下来，今天扎的是什么穴位，明天扎的什么穴位。卫生所里的营养药给他拿点来吃，还有维生素B-12对神经有好处的营养针也给他打,进行穴位注射，反正是能上什么就上什么。通过长达两年之久的治疗，我把能翻的资料全翻了，能掌握的“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天天把他扎成个刺猬我也不怕，主要是他没知觉不痛，而不是我艺高人胆大。

说来也怪，没多久眼看着他那两条腿长出了肌肉，开始变粗,有腿肚子了。家里人高兴了,天天揉一揉,摸一摸,逐渐有了水分，有了感觉。大小便虽然不能控制但有了知觉，解小手出来他知道热呼呼的。全身的痉挛也减轻了不少，他能够在炕上用手扶着很轻松地移动,后来慢慢地自己能从炕上移动到地上站立，最后又能扶着小车迈步走了。他推着个底下按了个轱辘的椅子,在地下很艰难的迈开步了,再很艰难的迈下一步,一步一步地能走这么十几步。

这摆在眼前的“大变活人”惊动了全村，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哎呀，这个孩子神了,一针把那个史家的妈给扎好了,又把这个瘫子给扎好了,肯定是祖传的不露，有绝招的。”几十里、几百里甚至市里的病人都来找我看病,什么样的人都有，我都敢扎，来者不拒，也都不要钱，是合作医疗嘛。每天卫生所里大队人马挤得满满的，天凉的时候在家里，天热的时候窗台底下坐的都是人。胳臂腿伸起来就扎，有的实在没办法也不消毒隔着衣服也扎。有的老头很迷信很封建的，他不让你摸他的肉，隔着棉袄就扎。一包不够，两包，每天用的针可多了。

我那会儿的心情特别好，每天就像玩一样，要是能扎好一个病人可高兴了。有点时间看看书，病人来了就给他们扎针，忙忙碌碌的一天很快就这样过去了，啥也没想过。越扎来的人越多，越扎技术提高得越快。那会儿知识青年不是要树先进典型吗？这事传出去很容易的，说有个神医可神了，是个知青。郊区团委听说了我的事，来了一个小伙子采访我。不巧的是他来的那天我正好到市里买药没在，几十个病人正等我回来给他们看病，有的都是从外村来的。小伙子就向这些人了解我的情况，热情的人们围着小伙子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啥的都有，把我说的神了，简直成了神仙了。因为他们全是我的病人，农村人特别朴实。

这个小伙子回去后激动得一晚上没睡觉，连夜写了篇报道，第二天早晨送到郊区广播站就广播了。记得那天中午，我们一人抱着个饭盒在知青大院的木头电线杆子旁吃饭，因为没地方坐就蹲在那儿吃。正抱着大馒头在那啃呢，就听见电线杆上捆着的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是郊区广播站的中午广播，开始广播新闻。接着就播到了我。“哎，戏匣子里说你呢。”知识青年开玩笑。“胡说，说我干啥？”安海燕，太平庄的赤脚医生……。一下子我就吓傻了。那会儿的第一感觉就是完了，我不能吃这碗饭了，我是个“可教育好子女“呀，怎么能给贫下中农这么乱扎呀？因为那会儿没有人知道我，我等于是瞒着呢。我那会儿连个入团申请书都没敢写，因为写了申请一政审又暴光了。原来我是想入团入党，后来一想算了，能够平平静静在农村当个医生也不错，一入团政审知道你是个“狗崽子”，不就全完了？这不躲来躲去还是躲不了呀。这下子全完了，这一弄肯定要政审。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赤脚医生当不成了，我这种家庭出身能干什么？思想压力非常大。

没过几天摄影记者来了，各种各样的记者也都来了，报纸上你写一篇，他写一篇。我爸遇着报道我的就买一张，很多报纸还没有弄到，买到的只是一部分。大报小报写啥的都有：海燕高飞，海燕穿云飞，整版的文章登了好几次。大报小报越写越神，居然把医学院的白发老教授给传了来，要总结医疗经验，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是怎么解决的？他要研究。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全部经过，并把我治疗笔录给了他，告诉他：“全在这里记着，到底哪一针哪一招起了作用，我也不知道。你拿去总结吧，我留着也没用。”居然连姓名都没问就把资料给了他。

本来挺高兴的，没想到稀里糊涂就绞入到农村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去了。从此我就开始倒霉了。

我们卫生所是负责给3000多人看病的，一共有5个人。一个60多岁的老大夫姓赵，他是个真正的地主，但是因为懂得点医道，就让他在卫生所。这个人是什么人都不得罪，生怕触上霉头，见面三分笑，点头又哈腰，要啥药我给你开啥药，反正你不骂我不批斗我就行。还有一个40多岁姓崔的大夫，原来是个县医院院长，就因为跟军人家属乱搞上了，落了个破坏军婚罪，差点没被判刑。就因为这作风问题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发配回了农村。他是村里的医学“大拿”，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是正经的中专毕业，实实在在是个懂医的。药房里有一个男的姓石，是拿药的，30多岁。还有一个搞计划生育打针输液的女护士，姓李，40多岁。再有一个是我。

这3000多人都是免费医疗，所有的医疗费都是队里出，只要挂个5分钱的号就可以随便开药。个别的营养药是自费，但是营养药一般的人也不开。队里的医疗费平均起来一年一人四块五毛钱，让大夫掌握使用。那么你当大夫的笔杆就不能瞎开了，就得卡着点。大夫既是个肥缺又是个非常难掌握分寸的工作，这里就免不了当权的人、有面子的人吃点好药，普通的老百姓吃的药就差一点了，有时候还克克扣扣，有好多的人得病就是拿命扛了。

卫生所的大夫是技术型的，他没人敢惹。但是药房确实是个肥缺，能进药房里掌握药，这是3000多人都盯着的一个职务。药房里那个男的为了保护他的位置，也是出于一种生存的本能反映，就不得不维护方方面面的关系。所以我们药房的什么木耳呀银耳呀枸杞呀，只要是能当菜吃的，都是当处方就给开了，人参鹿茸也经常是一部分干部吃的营养药。问题的焦点还有啥？去痛片过去叫索米痛，这里面有一些吗啡成分；还有一种叫安纳加，是中枢神经的兴奋药。这两种都是限制供应的药。去痛片每个月能给1000片或者2000片，一般村里腰腿痛的比较多，老年人都喜欢喝一片去痛片就精神了，也成不了瘾，但是不喝还难受。经常有人来开这个药。我们卫生所就控制了，老撒谎，今天说没有了，没开回来，明天又变出来了。有的时候开的本来是去痛片，就不说是去痛片，不敢说出去，怕大伙闹意见。主管药房的这个男的老婆跟他打架、闹离婚，把他在药房给谁开的什么药在全村都给抖露出来了，群众意见当然大了，当官的吃好的，我们的医疗费都让他们给占了。因为呼声太大，就让他回家劳动去了。

这么一个肥缺谁来干啊？谁没有个三亲六故的？都要抢这个位置。在实在找不到平衡点的情况下，最后决定还是让安海燕去吧，她是个外乡人，又是个先进知识青年，让她去谁都不能说什么吧？这样把那姓石的炒回家去，把我弄进来了。

我根本就不懂这里面的道儿道儿，非常原则地按卫生所的决定办，那几种镇定药该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什么银耳木耳，人参鹿茸的，谁吃呀？根本就不进。买药计划里就没有这些东西。那么一下子就伤害了一批人，一部分是当官的，一部分是地痞流氓。村里人称后者叫“灰菜旗杆”。农村的地痞流氓比那电影里的活生生的还厉害，那么大的村子里有几十个。你知道都是些怎么样的流氓？他们在旧社会的时候是大烟鬼，大部分都有大烟瘾，离不开去痛片和安纳加。你看他们把药片放在烟盒里面的锡箔纸上，把一根自行车车辐条或者火钩子给烧红了，再拿到锡箔纸下一烫，药片就冒烟了，再拿张纸卷个筒吸进去。吸进去以后还不舍得吐，死劲憋着这口气。身边放着一碗水，顺着就把这碗水给咽进去了，实在憋的不行了这口气才出来了。当地还有句俗话，这叫“水推云，上西天”。吸完以后人特别精神，说是可舒服了。有的时候还说让我吸一口，我可不吸。

这些人不吃饭可以，不吸这个难受的不行，就跟我闹，我就是不给他们。在卫生所里我就说了，以后药房就不进这种药，安纳加不进，去痛片是病人才能用呢，谁吸大烟他自己弄去，卫生所是贫下中农的，怎么能让这些人捣乱？！我单纯到只知照章办事，连住在一个院的老两口的去痛片也给断了顿，实际上多年来此类药品早已成了少数人的特供品。我只认处方不认人，一下子就给卡死了，他们能不恨我？恨不得把你一脚踹出卫生所，就是拿你没办法。你又是个先进，你又是个谁也不怕，怎么弄你呢？你要是想回城，拿回城指标吓唬吓唬你，或者干脆给个指标把你弄走，但我就是不走。曾经给我一个上大学指标，我硬是不走，真是有一种腹背受敌孤军奋战的感觉。让你走你不走，弄不出去你，你说这不是个眼中钉？天天大烟瘾一上来就恨死你了，恨不能把你杀了。这帮人干嘛了？没事干就坐在那里研究怎么害我。我说编电视剧都是非常生动的，我既然敢写出来敢说出来的都是真名真姓的，而且这一切都是市委组织调查组了解的。

开始整我的一些情况，还是我离开那个大队两年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只是朦朦胧胧有些感觉，但是并不了解具体内容，包括造我的一些谣言。有一天，郊区团委的一个副书记，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市里去谈话，说：“你要注意政治影响，你现在是一个社会公众人物。”我那会儿对这几个字还不是太理解。“比如说你现在骑的自行车是谁给你买的？”“我自己买的呀。”“真是你自己买的？”我说：“真是我自己买的。”我确确实实是用头一年下乡分红的钱买的自行车。为啥？村里3000多口人，村子南北1.5公里，东西2公里，这么大的村子，我一会在村子东边，一会在村子西边，如果没有一辆自行车哪行？大喇叭里喊：“安海燕，赶快到村东头，几队的，谁谁家，有急病。”就这么反复喊上几嗓子，你心里就跳啊，这“急病”两个字和人命有啥区别？就得跑着去。你想一个人满村子的这样跑你能跑过来不？那个年代，自行车是奢侈品，哪好意思跟人借，谁家嫁、娶能有辆自行车，那就是好人家。就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上，全大队一年给的几个自行车票都是抓阄来决定的。

不过，我为了借自行车确实出过一件事。姓崔的大夫是被开除回来的，他爱人有点神经质了，凡是跟他接触的女的她都怀疑，就是从来不怀疑我。我也没往这上面想，因为我太小了，才17岁，她怎么能怀疑到我这儿？我比她儿子还小，他儿子都快娶媳妇了。我把他们当长辈，在卫生所叫他崔大夫，在他们家叫他崔叔叔，跟他爱人叫阿姨，我怎么能往这上头想呢？他们那是大人的事情，离我可远了。我知道他爱人有病，怀疑这个怀疑那个，老听人家说那些笑话，但是从来没想到这事会跟我有关系，谁能往一个17岁的孩子身上想这些事情？尤其又是在那种年代。我的家庭，父亲是非常正统的，家里老是因为报纸上和新闻联播里的国家大事、国际大事争论不休，生活上没有那些琐碎的事，更没有谈论过男的女的这些事。

崔大夫有个自行车，他自己常骑车满村跑，有时正赶上他在卫生所我就临时借用一下。因为卫生所就那么几个人，他开了处方，我得出去打针，骑上他的车子打上针就回来了。这个自行车就给我找上了麻烦。

卫生所控制的那些药，有些人天天吸，老农民几乎都吃不上，都供了他们。我一下子给他们断了顿，这么一群流氓就冲着我来了。当时我不知道呀，因为他们在暗处我在明处，我又不惹他们谁，执行的是卫生所制度，药房是我的正常工作，跟他们是不搭界的。

有一个老头叫“鬼来红“，六、七十岁了。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也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这个家伙最鬼，也是村里的老光棍、老地痞，只要有酒让他干啥他干啥，农村叫这种人“灰菜旗杆”，反正是没人敢惹，没人敢理他的这么一个人。有一天有个地痞用一斤散酒，嗾使他到崔大夫老婆那儿，告诉她崔大夫跟我“不干净“，还对她说崔大夫把自行车送给我了，我经常骑着车子满街转。

崔大夫的老婆不相信别人但是相信我，对我不太怀疑。她不相信但也没办法呀，想自己到卫生所问又怕她男的，于是就让九岁的女儿巧珍不去上学，天天在我那儿守着我。我问：“巧珍你咋还不上学？”“我妈不让我上了。”那会儿上学不用交学费。我说：“你妈为啥不让你上学了？”“不知道，不让我上了。”实际她妈安排的任务她都知道，就是监视我，看看到底我和崔大夫是怎么回事。气得我对她妈妈说：“阿姨，你怎么不让她上学了？什么年代了，你们还这样的重男轻女？你不让她上学干啥呀？”如果那会儿她要是真的没有学费，我肯定会赞助她呢，看着那么好的孩子真可怜。我又跟崔大夫说：“你还是个中专生呢，你是在外面见过世面的人，怎么能不让孩子上学？我就想不通你们。”我给巧珍出主意：“要不然你回去天天闹，天天哭着要上学，她就让你上了。再不然你把书拿来，阿姨帮你复习。等哪天你妈高兴就让你上了，别拉下功课。”她每天拿课本来我就教她，一个多月以后这孩子回去上课了。我还以为是我努力的结果呢，闹了半天是人家挑拨完了，她妈让她跟踪我，我走到哪儿她跟我到哪儿，我走到哪儿把她领到哪儿，我觉得她愿意跟着我，跟我挺好，我也挺喜欢这个孩子的。她是个小孩嘛，她每天跟她妈汇报我干了些什么，见到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她妈就排除了怀疑。以后这事就平息了。

借着巧珍监视我的事，“灰菜旗杆“开始在外面宣传了：“你看那两个人混着呢，人家孩子都没法上学，跟踪她，监视她。”四处造舆论，我呢还傻呼呼的啥也不知道，后来知道是借自行车出了问题，就再也不骑崔大夫的自行车。第一年的分红我分了一百多块钱，那会儿自行车买不上，我还托人到别的公社的罗家营村弄了张票。我不敢跟队里要自行车票，因为我是先进，我要搞特殊化又该让人说了。我们村都是抓阄，谁抓上谁买，很难弄的。我买了辆凤凰牌自行车，没舍的骑，就让给我哥了。我说，骑也骑不出个好来，每天满村跑。换回来一辆旧红旗，反正也有交通工具了。

回到前面的话题来，这次领导找我正式谈话，问我骑的自行车是谁给我买的？我说：“自己买的呀。”“真是你自己买的？”“真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是用分红的钱买的。”“有没有你骑别人自行车的事？”我说：“有，这是去年的事情了，去年还因为骑自行车闹过一次误会。”他就让我注意。你说，我那么点的一个孩子我受得了吗？那时就想到肯定是有人给我造谣了，这市里传的比村里还快。我只听说传我“作风不好”，开始没当回事，因为许多先进都会遇到这种事。结束谈话出来，我还在生气，骑着自行车一边哭一边往回走，走到外面的荒郊野地没人的地方就放声大哭，哭了有一个多小时。把我这两年多的苦水使劲地往外吐了吐，觉得这下心里舒服多了，就跟出了一口恶气似的。那是第一次人生感觉到受侮辱了。其实人家领导找我谈话，没说什么，就问了问自行车的事，联想到曾经有过的误会，我就想还不知道他们说我啥啦？我错在哪啦？借用一下别人的自行车就给我扣上“作风不好”的帽子，怎么也想不通，真受不了。那会儿一气之下如果想不通真有死的可能。

这件事在我的心上重重地戳了一刀，我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单纯活泼啦，自己也感到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性格一下子变啦，不爱说话了，也不爱笑了，从那儿起我就怕所有的男的，特别注意回避他们，跟他们躲的远远的，就像变了一个人。我不愿意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我借了几十本人物传记，尤其是关于女强人的，看看她们有没有和我同样的遭遇，她们又是怎么想的。这个风波过去以后我还不知道，他们还在算计我，只要有一点点能够利用的东西就会利用起来。

卫生所里那个负责计划生育的女护士李果桃，崔大夫的爱人怀疑她一点也不错，他们确实有这么回事。崔大夫和李果桃他俩都40多岁了，整天在那儿动手动脚。我跟男的说一句话都脸红，上学的时候在班里男生女生是不说话的，班干部在一起根本不开玩笑，可封建了。他们俩老动手动脚让我给撞上，我就觉得不好意思。人家不怕我，觉得我这个傻瓜什么也不懂。有一次那个女的说：“崔大夫你看我这个手烧的。”这个崔大夫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先是摸她的胳臂，顺势就摸到她的脸上了。我一见刷的弄了个大红脸，一下子把装注射器的盘子盖给扔了，把门一摔就走了。还有一次李果桃病了，躺在家里的炕上输液，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实际上也用不着输液。我守在那儿给她输液，崔大夫也在跟前。她躺在炕上就穿了个小背心和小三角裤衩，一会哗的一下就把那被子给踢开了，我赶快给她揪上，心想一个男的在这儿坐着，你怎么这样呀？你又不是昏迷不醒又不是发高烧，就是个普通的小感冒，如果你嫌难受穿上衣服嘛。觉得这个女的怎么这样？挺不自尊的。后来他们开始装修卫生所的房子，打成了小阁楼子。本来一间不太大的房子，没必要那样搞，干啥呀弄这玩意儿还黑咕隆通的。再一想，由你们折腾去吧，我又不是这儿的主管。一次我进去了，俩个人就在那儿抱着，被我撞上了，把我搞了个大红脸，扭头就走了。从那以后，我就不敢直接进卫生所，只要一进大门离卫生所还有十几步远，就喊上了：“谁在卫生所那？”那就是告诉他们，你们俩要是搂着呢就赶快分开，我要进去了。要是有别人的时候我就大胆进去了，没有别人的时候我就不敢进那个屋，就怕撞上。我知道他们俩肯定是不对劲的，但是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不清楚。

后来我就老想着离开这个地方。怎么个离开法呢？７４年3月，我向郊区知青办递交了一份申请：“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我哪儿也不挑，你们就给我安排吧，只要是最艰苦、最缺医少药的地方我就锻炼去，我要给自己提出来更高的要求，要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我并不是想离开农村不扎根农村了，但扎根我也得有块土壤才能扎下去吧，在这儿我没法扎下去，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知青大院不要我，住到农民家里像个什么？住到卫生所旁边有一群狼。连命都不保了，还怎么扎根？但是当时我要求到最艰苦地方去的那个背景没人知道，因为我不这样提出来就走不了呀。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不怕艰苦，我什么也不怕，我就怕这群狼，我要躲开这个狼窝，我那会就是这样想的。

我的要求很快得到上级部门的批准，3月份递上去，4月份就批了，报纸上头版头条作了追踪报道，在内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是我又没想到的。我原本只是说换个地方就行了，这一下又变成了政治典型来抓，作为政治事件来炒作。紧接着又来了一篇《新的步伐》，报道了我在新环境的情况。

两年以后我才得知，就在我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又阴差阳错躲过了一场大难。事情是这样的：崔大夫和李果桃的事，让果桃的男人给逮住了。果桃为了摘清自己，又去找药房被开除的主管商量对策，如何陷害崔大夫，并澄清自己。这个前主管本来就想为被开除的事报复崔大夫，他的报复心理特别强，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他还是想报复。这位先生可能一宿没睡觉，一夜之间将整个村里用黑、白两种涂料粉刷了百十条大标语：“崔毛驴”、“崔流氓”之类可多可多的脏话，满村都是，天一亮村里就闹翻了锅。最后给崔大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

想不到是，这件事把我给澄清了。李果桃本意是想把责任推到崔大夫身上，她一不想打离婚，二不想张扬，没想到这么一闹就全张扬了。她又开始憎恨那个被开除的前主管，最后哭哭啼啼跑到村干部家，把那群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想陷害我的那些阴谋全抖露出来了。其中就说了一件让我心惊肉跳的事：我是4月20号离开太平庄的，头天夜里村里开了好几个欢送会，一直闹到凌晨，天快亮了，我就在知青屋里睡了几个小时。就在那天夜里，一场更大的陷害在等待着我。原来那个姓石的药房主管纠集了另外两个人埋伏在卫生所外，还带了两根绳子。他们预谋等我一回宿舍先把我捆起来，而后再到崔大夫家，撒个谎说那儿有急病人让你去，等他到了卫生所也给捆起来，号称把我们捉了奸送到公社去。不料等到快天亮了我也没回去，这三个人冻的实在忍不住就回家了。

如果要是这样害成的话，我还能不能活？那天正好我没回去，就没害成。这个李果桃还说：“你说歹毒不歹毒？差一点把人家海燕给害了。刚开始是造谣污蔑，造谣污蔑不成就想这种伤天害理的点子陷害，海燕能活到现在呀真不容易，那会儿我不敢说，怕他们杀了我，那群人真有动刀子的心。”

药房主管这一闹，崔大夫以上吊自杀了结了他不到五十岁的生命，把个本想解脱自己的李女士搞得臭名远扬，她一气之下把陷害我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合盘托出，以表明她自己也是个受害者。那是两年后我才知道的。这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命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