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终于来到了村口。大青山的脚下。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向西100多里有个叫作毕克齐的小镇，从毕克齐再向南30多里有个偏远的村庄叫做南什轴。那是我40年前生活过的地方。因为没有联系方式，所以我无法与村里的任何人打招呼，在2010年的9月2日我只能不期而至。如今从毕克齐下了长途汽车，除了黑车，这30里路就没有交通工具了。长途车到这里12块，接着上黑车要50块钱。年青的时候走这条路，大多都是步行，偶尔也搭车，马拉的大车，现在那种大车已经绝迹了。如果不是为了赶时间，还真想走回去。

这是我进村看到的第一块告示牌。后来和老乡在一起的话题多是忆起当年我们下乡时候的苦，现在农村的生活今非昔比，农民不但没有了毛时代繁重的赋税，种田政府还有奖励。这些天村里人都在填表，不久，和我年龄相当的这茬儿人，政府都会发给每月300元的养老退休金。因为村里的粮食、蔬菜、肉、蛋、奶、甚至油（胡麻油）和水果（西瓜、圣女果等）都是自产的，自给自足，所以他们说300元足够了。农村的合作医疗保险，这里也都有了。感谢胡锦涛，感谢温家宝，这样的话被他们挂嘴上。

不知村里人的具体情况，陆续听说过有人（赵计元的儿子赵在在）过世了，有人（来好、月明）随儿女迁到了城镇。我想先找到王明明再说，明明这几十年从村里的小学校老师做到校长，只要学校在，我想她就不会离开。进村时间已经是晌午了，不远处有个人从东村骑车过来，村口的一个小姑娘对我说：“那不是个明明？！”我大喊大叫迎了上去。

晌午的村庄，寂静的村庄。我的喊叫声惊动了路边开小卖部的计换，计换竟然一下子就听出了我的声音，他艰难地从他的小卖部一点一点挪出来，原来，他患股骨头坏死，几乎残疾，已经多年不能干农活了。计换说他听到了我的声音，听到40年前、至少也是39年前的声音。是啊，我们1968年到这里插队，我是1971年离开这个村庄的。计换说：“小眼儿，你可多肉了！”就是“胖了”的意思。哈哈真不好意思，减肥总是不见成效。

接着就去明明家吃午饭。明明和她的老公赵英在有一儿一女，儿女都已成家并有了儿女，儿孙目前都在呼市，留下王明明和赵英在老两口守着个偌大的院子。院子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奶牛。村里家家户户都养了奶牛，每天都有奶站的人带着挤奶的工具来收购牛奶，一公斤奶的收购价是两块五。这就是蒙牛和伊利牛奶的基地。

王明明家院里的猪、羊和鸡都对我的到来无所谓，只是这条黑狗不欢迎我，不停地叫，明明只好走过去告诉它，家里来了“惬人”（客人），不要叫。

说到王明明，其实很值得多写几笔。她是这个村庄的金凤凰，没有飞出去的金凤凰。一点都不夸张。1982年王明明从民办小学教师转正，成为公办小学教师。她一直是教育系统的劳模，从县级劳模到市级劳模，到省级劳模，最后当到了全国劳模。那年内蒙教育系统只有两个全国劳模。王明明说她的证书还是什么上写着，全国劳模享受省部级待遇。……生于1953年的特级教师王明明，去年拿100%的全薪退了休，加上劳模的特殊贡献津贴，王明明现在每月的退休金将近4000元。由于农村的年轻人都拖家带口去了城镇打工，小学校的生源锐减，村小学已经合并到乡里了，不存在了。村里目前只有一个学前班，其实就是幼儿园，明明退休后就在村里教学前班。

还值得一提的就是王明明的父亲王甲山。王甲山是国民党军队的高官，是傅作义的老部下。跟随傅作义起义改变了王甲山后半生的命运，他一落千丈。先是从北京国家的水利部落到内蒙古水利厅，接着从内蒙古水利厅落到呼市水利局，最后从呼市水利局落到土默特左旗的永顺渠。他的妻子和四个儿女都变成了农村户口落户在我插队的这个南什轴村。文革时，除了国民党反动军官这顶大帽子他又被戴上了“内人党”的帽子，斗了又斗。最终，永顺渠主任王甲山的尸骨埋在了土默川，他临终的遗言要儿女们永远“不要伺候社会”，意思大概就是当光杆农民就行了。他生前把自己的三个女儿，秋生、明明和宝兰都嫁给了当地的农民。小儿子喜根，是在他去世后，由谭震林写了条子给他平反才在内蒙的水利系统安排了工作。傅作义起义，傅作义自己倒是高官厚禄，可把跟着他起义的老部下都害惨了。

当年的在村里相熟的一些好友，闻讯都到明明家的院里来了，我们10个来自北京的女知青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一个一个地打听，谁谁在哪里，谁谁怎么样？

     
    后排（站立者）左起：明明的老公赵英在；那时总带着我劳动的韩英在；我；当年歌咏队的主力赵宝宝。前排（坐者）左起：宓泉；生生；韩板脸；计换。我们进村时这些二十岁上下的青壮年是农业劳动的主力，当年村里有大五虎、小五虎的说法，二十出头的宓泉、生生、计换都在大五虎之列，不到二十岁的赵英在、赵在在和来好属于小五虎。他们说40年后的今天，村里农业劳动的主力仍旧是他们这帮五六十岁的老头。年青人，也就是他们的孩子都不愿意干农活，进城打工或者做别的营生去了。我问他们还能干得动吗？他们说，现在机械化的程度高了，一家二十多亩地不费什么事，收获时忙不过就雇人。

     
    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下子就聊到四点多钟，还要到毕克齐去赶长途汽车，计换派他的儿子用小车送我。明明的老公赵英在不愧是当了十八年的村长，他提醒我去小卖部那儿和其他人打一下招呼，因为没有时间一家一家串门了。这样我们一行人就从明明家来到了村里人经常聚集的小卖部前。当年熟悉的姑娘们都早已嫁出去了，只有二妙嫁在本村，只是她瘦得我都不敢认了。

     
    那拿着拐棍的坐那的赵全全当年是一个精干瘦小的车把式，现在胖了。他问我：“小眼儿，你今年多大了？”

     
    坐在赵全全旁边的瘦子问：“小眼儿，你看额（我）是个谁啦？”我脱口而出：“你是称心，你大（爸）是张存高。”当年村里来了军宣队，带着我们知青在村里开大会斗他爸，他还记得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女知青在斗争会上喊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

     
    好几个人要我说出那个穿迷彩背心的是谁，我毫不迟疑地说：“挨计！”我记得这个年青、温和的贫协主席。

     
    最让我心酸的是左边蹲着的侧脸的这个人。他叫福仁。他已经痴呆几年，我事先并不知道，走到他的跟前叫他：“福仁！福仁！”他呆呆看着我，这时周围的人说他脑子已经不“机密”(清楚)好几年了，不认得人，可他死死盯着我看了许久，突然说：“小眼儿？小眼儿！”接着两行清泪流了下来，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可惜这个场景没有被镜头记录下来。当年福仁家特别穷，因为穷而娶不起媳妇，他和村里别人的媳妇有了一个私生子，所以他家里就是一个病弱的老母亲、他，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这样三代三口人。访贫问苦，我经常跟着中陆去他家帮着干活。

     
    回到呼市，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从来不失眠的我，失眠了。看看这第二天上午满脸的憔悴！其实过去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村庄对我意味着什么，我祖籍湖南，生于上海，长于北京，这个小村庄是我人生旅途的一个小站，经过而已。但是在这个失眠的夜晚，我却突然意识到，虽然我是被迫来到了这个穷困而又偏远的村庄，虽然离开时我是那样急不可耐，虽然今后我也不大可能再来这里，但是，这个小村庄却是我人生精神的皈依处，我的精神的生命从这里开始，最后要还回到这里结束。这一切，正是那个痴呆了的福仁，他清澈的眼中流出的泪水告诉我的。

                                                                     201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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