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小飞：青春方程式
作者：田小野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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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小飞：青春方程式
作者：田小野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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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方程式 作者：卢小飞 如果不是翻出尘封的笔记本，永远都只能从今天的视角遥望过去，而今天永远是居高临下的，是正确的。可纵使有了笔记本，你记录的历史就一定真实么？ ——题记1994．10．21 莽莽白雪，铺天盖地席卷着黄土高原。 天才蒙蒙亮，一大群不属于那座灰色小城的人挤满了长途汽车站。雪花无声无息地落下来，在人群里消散了。5点开始售票，长蛇阵终于蠕动起来。嘤嘤……不知是谁在散发一种不安，大意是说雪封住了山路，小小的售票窗口被不停攒动的黑色人头糊得满满的。“今日不发车”这几个字像闷雷在人群中炸响。还有糟糕的消息：昨天的班车还没走呢。这意味着，明日、后日……都没谱。“砰”的一声，连售票窗的小门也关上了。有一名军人拼命挤上前，连声喊着：我是军人！那时，军人可以优先买票。可这喊声迅即被嘈杂的人声淹没了。 这是1972年1月23日，我们被困在了铜川。 我是只身上路的，仿佛习惯了一个人的旅行，所谓“我们”，是不得已被生活抛进了“们”中。那种时候，不试图着在陌生的人群中寻找临时伴侣，那你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孤独。关于这种经验的来历，以后再说。 有时随和，有时各色。因为这后者，有时就要享受孤独。年终了，家属委员会召集老太太开会，头一句话就说“眼下，知青可都回来了，各家留神门户。”那表情如同面临洪水猛兽。偏巧里头就有知青朋友他妈，话一传，大家一笑置之。人家照样在北京泡着，我却感觉压抑，收拾东西就要远走黄土高原。这是插队第二年的事。插队头一年，冬闲时知青都回京了，就我一个不走。过年的时候，家里连续来了两封电报，我置之不理，自以为有抱负。第二年回去，也是呆了些日子就想走。同院的孩子们从天南地北聚在一起，好不热闹，我却高兴不起来。这座城市留给我们的屈辱还没有洗刷，而黄土地上的辉煌才刚刚开始。于是，又上路了。 火烧眉毛。我打定主意找别的路子，说什么也不能在这个鬼地方窝着。 眼看就要过春节了，可我不在乎在延安窑洞守那些冷锅冷灶，我知道这会北京知青全在家呆着呢，回村也没什么活计，这些我全不在乎。因为有个振奋人心、让人浑身是劲的消息：这一年全国高等院校开始恢复招生，终于把它盼来了。在此之前的1970年，少数重点大学也开了一点门缝，但在我们那儿，这点儿名额都留给了当地干部的子女，神不知鬼不觉。上学，这是知青最好的生路，插队3年了，我们始终觉得自己还是学生，永远被“定格”在“老三届”里，老乡们也永远都叫我们学生娃。为这，我拒绝了每一次的招工、提干，似乎感觉只有知青身分还能保留住学生色彩。人家那些也梦寐着上学的智者此时正在家里复习功课，充实自己，而我却以为只要回到国家给我定好的位置，好好干，就有希望。 雪花还在缓缓地飘着，寻着一阵发动汽车的声音，路边出现一个停车场。（以下引用一封信里提供的故事梗概。这封3000多字的信，是1972年1月26日写给父亲的，十几年以后，偶然在父亲那儿见到了。） “走到一个汽车场，正好有一辆汽车发动。一问，到延安的。真高兴。同司机说了半天好话。赶紧到火车站取了行李。总算赖上去了。汽车开了，还不到6点。而长途汽车还没走呢。这卡车是运水泥的。司机还好，给了我几张麻袋片，就那么凑合着忍到延安。后来，这车又上来几个人，大家挤着还好点。但脚还是冻了。卡车超载，厚雪结成冰，路滑得很，傍晚才到延安。在卡车上，我尽胡思乱想，竟想了什么：荒途遥遥沓无际，阴风劲催冰雪行，漫山枯木哀我困，长夜梦断亲人归。还有什么：望不断群山茫茫，走不完荒途遥遥，沧然泣下离家去，别时容易见时难等等。总之，情绪不高。”没想到父亲一直保留着这封信。这是有关当时生存状态的一段真实记录。这并不是说，那种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不真实，那时候虽然没有主旋律的提法，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能控制住你。身居其中，无意间塑成了一种双重人格。灰色的留给自己，红色的留给社会。 那时，朋友们之间经常讨论的话题是青年运动的方向，人人都振振有词，理论依据是京干部，就是根据总理指示派的。 看到那封信，第一反应是“原来我还遇到过这种事”。继而，忆起了那段生命的历程。即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段故事。 从北京去延安，一般是乘快车去西安，再转乘慢车去铜川，铜川以北就得坐汽车了。1972年1月22日，我坐的那趟车大约晚上11点多到铜川。10点多，我从座位上起来，找乘务员问询列车何时抵达铜川。在车厢入口被几个男知青拦住，问我是那儿的，京油子口音，一股邪气。我大概说了句“管得着嘛”，马上招来一顿污言秽语。我暗自出了一身冷汗，因为这帮人肯定也是回陕北的，而我只身一人。这情形被旁边一个人看在眼里，火车快进站的时候，我两目四望寻摸着求助，于是看见了这个人。他穿一件军大衣，说“你要没地方墙围着。上了二楼，他把我带到乒乓球室，说你就在这睡吧。他出去了一会儿，转来送过一件大衣。他走后，我警惕地打量了这间屋子，而后将所有可以顶门的东西统统拉过去。躺在乒乓台上，又紧张地倾听走廊里的动静，渐渐地还是睡着了。天刚亮我就醒了，睁眼一看，完好无缺。我不想再找那人告辞，提上旅行包就走，到火车站存上包，又去汽车站买票。不想，那天的票已经没了，就在我去寻找食品的时候，又碰上了车箱入口处的那群流氓。进不行退无路，这时候，救星出现了，就是母校女八中原教导主任段老师，她的样子我今日还记得。 我当时的样子定是非常可怜，否则，不会打动那个司机。冰天雪地，北上的路沟壑曲折，没有几个人敢拿生命冒险，况且还违章在货顶上搭人。不记得当时是怎么磨嘴皮子的，不幸的是，这类成功的经验以后被我滥用了。 黄昏抵达延安，找到招待所住下。从这一刻开始，我铆足了劲，凡是以为有助于帮我升学的人，便都要磨上一番嘴皮子。如此在延安城里上窜下跳了两天。26号中午回到村里，下午就又窜到公社，方知本社北京干部的总头回京了，和我们村里的北京干部一块走的。在家里主事的北京干部是位女士，最初在我们村，我们曾肉麻地叫她阿姨，这是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老太太，有其正直无私的一面，但阶级斗争的那根弦绷得太紧，能让你的玩笑话上纲上线，我嘴上又没把门的，自然成了纲线上的人物。但我还是满怀希望地去她所在的那个村庄找到她。我想，她跟我们在一个窑洞里住了那么久，眼见到我们是怎样玩命干活的，尽管我不赞成她提出的周日政治学习的主张，但她应该知道我们在油灯底下是怎么如饥似渴学文化的。那天，我徒步走了几十里地，在炕头上和她聊了许多正经话，少见她那么热情，惟独提到上学，是几句官腔，但也并没有把路封死。 以后的事无法细说了。知青的大队人马是踩着招生的点回来的，人家能够前脚进村后脚填表，而你根本就不悟道。我把朋友们一个个送上车，祝福他们，看那些行李上贴着××大学的标签，心里那个酸楚哇。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干部的心态：“你不是能折腾么，卡的就是你。”不敢喘息，更不能流露颓唐。只能照着鲁迅说的去做，在暗处悄悄舔干净伤口上的血，跟没事人似的该干麻干麻。余勇尚可沽，我们几个知青买纸买油印机办了份小报叫《换新天》，我不信凭谁人股掌能绝了一代人的路。村办小学的教师跟我是同学，陕西台招去当播音员，队里把这活派给了我。在那个知识的价值遭到践踏的年代，倒是农民还热忱地盼望后代们都有知识。当教书先生，这是知青里最好的活了。驾轻就熟，那年我们村的几个娃娃在全公社里考得最好。 第二年，我上了北大中文系。我听说同班一个在别的村的同学因为没上成学疯了，她原来学习挺好，人也特温柔，我们一块作过少先队的工作。这样的人，原本不该有这样的结局，可你又能说什么呢。1994年，好些同学去陕北“探亲”回来，说还有些北京知青在当地落户，他们的后代已经成了地道的陕北人。 当我去世界屋脊转了一圈，当了6年西藏日报记者，又当了4年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之后，再回头看过去了，实在已遥远不及。就局部而言，那一代青年的社会地位可以在转瞬之间产生天壤之别，但以历史角度观之，一个人的命运无所谓好与不好、顺与不顺。青春方程式的局限性，在于青春不可能选择时代；青春方程式的多样性，又在于你成熟之后依然还能留住青春。同样的方程，却有种种不同的解。当你解开人生的方程式之后，青春时代所有的得失福祸都不足挂齿了，甚至苦难也会成为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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