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还有救吗？

作者：张鸣

来源：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2011/0506/34920.html

    当下的中国，左右分歧严重，如果说两派还有共识的话，那就是都认为大学出了问题。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实际上是很多人的同问。不过，问归问，质疑归质疑，大学的堕落，却依然我故，而且滑落得非常之快。如果说过去我还感觉大学像衙门的话，现在的大学，已经比衙门还要衙门了。好几次记者问我，中国大学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我都回答说，中国足球。

当然，这样的回答，多少有气话的成分。中国的大学，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步田地，其实跟中国足球相似，原因是官僚机构导向的产业化，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大学实际上变成一个教育利益集团牟利的祭坛。只有行政化，才能保障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只有垄断经营，才能使如此行政化的大学维持下去。所以，无论外界怎样批评，人家都是笑骂由你笑骂，好官（学）我自为之。

中国大学唯一的出路，就是开放。当年民国大学之所以有办得好的，关键在于当年的大学格局，是三足鼎立——国立、民办和教会大学同时存在。国立的北大、清华不错，民办的南开和厦门大学也不错。至于教会的大学，但凡能叫出名字的，几乎个个都是好大学。北方的燕京、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长江流域的金陵、圣约翰、之江、华中大学，广东的岭南大学，在中国的大学史上，有哪一个不是声名显赫呢？教会大学，在最初虽然有过浓的教会色彩，但经过五四运动之后，这样的色彩逐渐淡化，后来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世俗化的变革，跟国立和民办大学面目相近了。

人们都知道，中国的大学，不是中国的国粹，而是引进的产物。虽说京师大学堂开办较早，但真正开始在中国开设大学课程的，还是外国人。中国人办大学，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既有走出去的学习，也有在家门口的学习。教会大学的竞争，至关重要。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是国外大学多少年积累的经验，也是大学要想办好所必须遵守的规矩。人家按这个规矩办了，而且办好了，你再办，如果不按这个规矩办，就办不好，甚至按这个规矩办，不下比别人更大的功夫，都比不过人家。办不好，那你的生源就不好，甚至没有了。民国期间，也不是没有权力机构，想渗入大学，也不是没有民办大学，出现牟利化倾向。但是，在竞争中，这些迹象都成不了气候。民国也有大量的野鸡大学，专门给那些需要“文凭”的准备的，但是，这样的大学，没有人在意，等于不存在。办大学的人，不管你是谁，只要想办好大学，就只能按规矩来。那一时期军阀办的大学，比如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唐继尧办的东陆大学（云南大学），曹锟办的河北大学，之所以还差强人意，就是因为他们大体上都能按规矩来，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大学。

虽然说，民国的大学传统，早已不复存在，但是现在办大学，本质上还是得跟先进国家接轨。如果根本不打算接轨，只强调自己的特色，我们现在就该办旧式的书院，不需要办什么大学。所有的学科分类，还是按我们的老一套，经史子集，而不是今天的什么理学、工学和法学，大学生也不该学外语的。当然，大学的研究论文，也更不该追求SCI数量。像现在这样，跟人家半接轨，而且不守规矩，实际上更可怕。讲学术，不讲求学术自由，追求SCI论文，不讲求论文的影响因子，办大学，大学却像机关。这样的大学，无论大楼盖了多少，设备进了多少，总归用处不大，号称已经是普通教育的大学，连国家产业升级的技术人才都提供不了。所以说，要想大学有用，还是得接轨，像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那样，老老实实比着香港科技大学来办。

不过，在目前的状况下，让大学按南方科大的模子办，并不现实。由于有垄断经营的保障，无论大学烂到何种地步，中国人只要没都有能力把孩子送出去，它们就有市场，因此也就能保证自己的垄断利益，它们也就没有动力改革。所以，打破僵局唯一的出路，就是开放。不仅多一些像深圳南方科大这样的异类大学，而且允许民间开办高层次的大学（不像现在这样，只允许民资办低层次的三本院校），而且打开大门，让外资和教会来办大学。原有的教会大学，应该恢复。如果担心政治失控的话，可以由政府制订有关政策法规约束之。

众所周知，中国这些年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要归功于改革开放。但实际上，所谓改革的前提，就是开放，如果不开放，就没有改革。没有走出去，引进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就无从谈起，现代企业制度，也无从建立。市场化不可怕，产业化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规矩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是某些领域还存在着垄断，整个市场还存在着看得见的手——权力的操控，这都是下一步改革的目标。而就大学而言，严重的问题是，全领域都是官僚化的垄断经营，这样的产业化，才是真正的罪魁。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感到，现在的大学，连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学都不如。

跟国民收入水准相比，现在的大学，收费已经相当高。也就是说，无论教育行政部门承认与否，大学的产业化程度都已经相当高，一边付费，一边提供服务。这种产业化所提供的服务之所以如此恶劣，是因为它是跟官办科举式全国统考相匹配的阶梯式的垄断经营，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人们只能比烂，在烂的中找相对不太烂的。产业化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家付费之后，仍然得不到应得的服务，对于大学教育而言，就是得不到学生期待的知识和能力素质训练，到就业市场上，根本无法适应。如果现在的大学，如有些人所说，还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堡垒，那么改革还好办一些，单纯通过行政杠杆，就可以撬动。但是，现在的大学，已经变成一个具有官方权力背景的垄断公司，不通过开放，引进外来因素倒逼，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虽然教育界看起来死气沉沉，但它跟其他领域一样，改革30多年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一步的改革，都面临着一个顽固而巨大的利益屏障。打破屏障的利器，就是开放。

──原载新京报Friday, May 06, 2011

 

  民国时期的“思想偏激”

作者：张鸣

来源：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1041433538.html

在我们这里，偏激、过激、激进这几个词跟思想连在一起，所要表达的意思都差不多。一个人如果被视为思想偏激或者激进什么的，大抵是人们觉得这个人有了那么点问题，至少是不合群了，跟大家伙想得不一样。但是，这样的概念，基本上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在古代，同样的人，人们会说他狂狷、怪癖、非常异议可怪，如果到了所谓“非圣无法”的境地，大体上就可以送官去杀掉了。

什么叫思想偏激？从来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在清朝最后几年，思想这个概念刚刚流行的时候，就学生而言，看了一本违禁的书、剪了辫子，都可能被视为思想偏激。当然，如果在学堂里，不尊敬师长，或者说对学校的饭菜有意见，也一样思想偏激。这两方面的偏激，统统有可能被学堂开除的。当然，如果大家起来罢起课，抗议学校对偏激学生的处置，学校当局往往会软下来，收回成命，装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到了民国的北洋时期，事情有了变化，有段时间剪辫子这样的“过激党”的帽子，落到了女孩子头上，女孩子如果把辫子剪了，梳成短发，不仅上街人家会指指点点，管学校的大人先生见了，也可能下开除令的。但是对于男学生，思想过激的尺度似乎宽了一点。尽管在穷乡僻壤，看本《新青年》也有可能被视为过激，但在大城市的学校，只要不主张推翻政府、废除姓氏、不要家庭、提倡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学校当局还能容忍。如果只是说说而已，没有采取行动，就算政府或者军阀下手来抓人，学校当局还能保护这些人。

民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实行党治的缘故，学校里思想偏激或者过激的学生多了起来。每年被学校开除的学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过激分子。几乎每个后来的进步学生、革命分子，都有过被学校因思想过激开除的经历。有的是换个学校继续激进，有的则干脆投奔革命了。当然，民国跟晚清不一样，即便在国民党时期，看点书和杂志，或者抗议学校的伙食，基本上不会被当成激进分子，他们的暴露，一般都是大事，鼓动罢课、上街游行什么的。

思想偏激或者激进，其实是个没准的事。一来什么叫做偏激没有固定的标准，二来由什么人来判定也是见仁见智。偏激或者激进，不是一个法律上的罪名，如果非要因此而定罪，也得找个别的借口。但是，在任何时代，一个学生只要被判定为偏激或者激进，往往会遭致事实上的惩治。但是，这样的惩治，却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只能是当事的权力部门口衔天宪，事实上从来不排除有人借此名义，公报私仇，打击迫害。这样的事，我们在那些国民党统治时期学生运动的有关回忆中，都是能看到的。当年的特务学生和学校的训导处，没少造这样的孽。

其实，所谓的偏激或者激进，就是某些人跟多数人有点不一样，而且把这不一样展示了出来。比如一个烂苹果，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就是修正一下，把烂的剜掉就可以了，但是有些人则认为根本就只能扔掉，而且要扔得远远的才行。后者，就成了偏激。不许偏激，对于年轻人来说，意味着禁锢；对社会，则意味着僵化。偏激和过激，并不都意味着创意，但很多富有创造性的东西，却跟出格有关系。学生时代的创造性，每每都是被刻意追求一致的社会化过程扼杀的。如果这种社会化加上意识形态化，对学生思想人格的摧残，就更加严重。

历史的可悲和可笑之处在于，同样的历史现象，总是重复性出现。偏激和过激，对偏激和过激的处理，也同样可悲而且可笑。什么时候，国人走出这个困境，中国才能有点希望，否则，就只能一辈辈谨小慎微，原地打转。

  (来源: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