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大字报：革命的书写与书写的革命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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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闳：大字报：革命的书写与书写的革命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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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革命的书写与书写的革命 作者：张闳 来源：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c13f00100nf9j.html 大字报并不产生于文革，却是在文革期间达到了巅峰状态。提起大字报，总会令人联想到文革；同样，提起文革，也会想到大字报。大字报是文革的第一表达手段。但凡见过文革大字报的人，无不为其特殊的形式所震惊。在文革高潮期间，大字报铺天盖地，无所不在，其涉及面之广、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表达之奇特、发布之自由，可谓空前绝后。或许，只有互联网时代的BBS、BLOG和TWITTER，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由是而引发的表达自由与话语暴力等相关问题的思考，也再一次被公众所关注。 大字报所创造的特殊的话语形态，对文革期间乃至文革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政治生活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话语方式和美学经验方面。今天，当人们说某一文体是“大字报式”的，也就意味着这一文体的作者以文革式的方式在表达，或者说，其语言带有恶意的攻击性。一位出生于1960年代作家余华在谈到自己最初的文学经验时，说： 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到了70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有，甚至连交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 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的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毫无疑问，大字报首先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其次才是文学的载体。
一般认为，大字报的前身是古代中国的民间揭帖。据说，毛泽东曾称：“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似乎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为大字报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个方面的证据。子产(？～前522)春秋后期政治家，郑穆公之孙，名侨，亦称公孙侨。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子产时期出现过大字报一类的事物。子产与大字报有所关联的行为有两件，一是“铸刑鼎”，也就是公布成文法，将刑法条文铸在铁鼎上予以公布。这一行为更接近于颁布政府公告，而不像大字报。另一件事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记载的“子产不毁乡校”。乡校，既是学校，也是乡间公共场所，乡人可在那里聚会，臧否时政，类似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公共广场。该文记载了子产不主张废除民众聚集议论公共事务的场所的故事。子产称：“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可见，毛泽东的这一说法，乃是基于他对大字报的社会功能的理解。他将大字报视作民众政治表达的一种手段，或者说是一种公共舆论的载体，如同子产时代的乡校一样。 古代的揭帖在形式上与大字报相似。揭帖，曾经是官方公文的一种，后一般指公开张贴的告示，并特指私人告示，如寻人启事、寻物启事等，也包括一些属于私人之间互相攻讦的文告，这种就比较接近于现代的大字报。一些民间团体也常常以揭帖的形式宣传自己的主张或者号召民众，如义和团时期拳民经常在公共场所发布揭帖，以打油诗、杂文等形式，披露洋人的罪行，号召民众起事。广义地看，所有张贴在公众场合的大字海报、告示、通令、传单、标语口号、表扬稿（或批评、检讨）、商品广告，都可以称作大字报。但作为具有特殊政治功能的大字报，则起源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 据学者罗平汉的考证，第一张现代意义上的大字报出现于1957年5月19日。“5月19日清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大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这是文革大字报的直接起源。之后，在整个反右运动过程中，大字报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最初的群众大鸣大放，并通过大字报表达自己的意见，随后，持反对意见的人也通过大字报来进行辩论。随着运动的进一步深化，官方介入大字报对“右派”的批判，有组织的大字报开始出现，舆论倾向发生了逆转。“右派”鸣放的工具转而伤及自身，通过大字报提意见和进行批判的人，自己称了大字报的批判对象和牺牲品。此后，大字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表现活跃，或成为表达异议的手段，或成为整人的工具。
1966年5月25日，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与哲学系另6位教师一起，在北大食堂张贴了一张联署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其中指控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领导破坏文革，搞修正主义。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泽东思想！ 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哲学系：聂元梓 宋一秀 夏剑豸 杨克明 赵正义 高云鹏 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这张大字报出现在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发布不久，全中国人对此次运动的真实意图尚不清楚。故该大字报出现后，在学校内部遭到来自领导层的抵制和其他学生的围攻。但在聂元梓等人的背后，有更高层的政治力量在支撑，他们的意见直接来自的中央文革小组。聂元梓以及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实际上不过是中央文革政治意图的一枚棋子而已。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毛泽东批准下播发了聂元梓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而毛泽东则称这张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誉为“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这张大字报点燃了文革的烈火，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的垮台，进而导致了中共北京市委的垮台。聂元梓也因此成为新北大领导机构的主要成员，同时也是北京高校红卫兵造反派学生“五大领袖”之一。 196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表达了文革官方对大字报的充分肯定。社论称： 毛主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 革命的大字报好得很！ 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你一张，我一张，从各个方面，一下子就让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露出了真面貌。 革命的大字报，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揭露各种各样的矛盾。我们就是要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从各种矛盾中，去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革命的大字报，把大是大非的问题摆出来，让大家来议论，大家来鉴别，大家来批判。这对于教育群众，特别是提高青年一代的无产阶级觉悟，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革命的大字报，大长无产阶级的志气，大长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切反动派的威风，大灭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的威风。 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然欢迎大字报，拥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 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 …… 同年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亲自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文章。文章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也就是针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这是刘少奇垮台并归于身败名裂的开始。最高领袖亲自写大字报，乃是对大字报这一表达手段的最高肯定。随即，全国各地掀起了大字报狂潮。8月9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于是，大字报得到了可靠的政治保障，成为当代中国最具杀伤力的政治文体。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及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分别将“四大”列为“社会主义大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大字报得到最高的法律形式的保障。 任何一场政治运动中的大字报，表面上看似乎是完全自发的，无需任何审批程序，但从根本上说，仍然服务于毛泽东动员舆论以整肃异己的战略需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大字报作为政治运动的形式，大体上总与中共中央或中央文革的精神相一致。一张大字报，即具有强大的政治杀伤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更是威力无穷。一个人若被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贴了大字报，被指控者根本没有自我辩解的权利，差不多等于是面临政治上的宣判，其结局轻则名誉扫地，重则死于非命。
大字报是一种新生事物。它是当代中国特有的传播工具和表达手段。它既是一种媒介，又是一种文体。在印刷媒体高度发达的20世纪，大字报的出现，是一种奇迹。但从根本上说，大字报产生的根源，乃是资讯传播和舆论载体高度垄断和严格控制的结果。民众只能选择一种能够自我支配的便捷的方式——手写——发布信息和表达意见。 大字报以手写的方式，书写于大幅的纸张（一般是整张未裁的白纸）上，张贴于墙壁。这一点与墙报相似。但墙报一般为固定的组织机构所主办，是经过组织、编辑过的资讯，它有固定的张贴地点，较为稳定的创办人员，定期发布，而且，往往区分为多个不同功能的版块，基本上接近于报纸的形态。而大字报一般为单篇文章，可分多张纸连续书写，由个人自主发布，没有任何预定的时间和地点限制，随时随地出现，也可能随时随地被其他人的大字报所覆盖。此外，大字报的张贴地点较少受限，可以是墙壁上，也可以是公告栏、大门、窗户，乃至人身上，或者成排悬挂在一根绳子上。 大字报最明显的特征，即使其生产上的便捷性。白纸黑字的手写形式，是一种较为原始的传播手段，但它所需要的外部条件低，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手写方式，可以绕开主流的印刷媒体所需要的审查、编辑、校对、印刷、发行等中间环节。大字报的生产工具相当简陋、易得。只需一枝普通的毛笔，一些墨汁（最多加一些红墨水），几张普通的纸（主要是白纸，也有一些是红纸等彩色纸，甚至可以用旧报纸代替），一罐浆糊，大字报的生产便可即时发生。因此，大字报的作者群极为庞大，粗通文墨者即可。其主要作者群是中小学生。 这是一种特殊的中国式的书写：柔软的毛笔，饱蘸着黑色的墨汁，以各种各样的字体，在白纸上留下神奇的方块字——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书写方式。中国人发明了造纸，发明了方块字，并以毛笔书写。他们曾经以这样的方式，写下了唐诗、宋词，也写下了八股文试卷和各种各样的簿记账目，还写下了令人迷醉的水墨画。而现在，在这些白纸上，大字报的书写将掀起空前猛烈的话语风暴。那些历史上曾经以同样的方式书写出来的美好的东西，在这场风暴中也将被无情荡涤。 大字报也有其致命的缺陷：速朽性。首先是大字报载体的脆弱性，决定了它难以长时间存在。脆弱的纸张随时会损毁，一阵风、一场雨，就会给它以致命的破坏。日晒之下，墨汁褪色，字迹消淡模糊；浆糊干枯，纸张便会碎裂。新出现的大字报又会迅速覆盖掉旧的大字报，使之仿佛不曾存在过一般。还有那些因种种不同的理由出手撕毁大字报的人（如敌对政治派别的对手、拾荒者或懵懂无知的孩童），也是可怕的潜在敌人。大字报的书写基本上是一次性的，一旦损毁，就不可复原。这种短暂的存在形式，也会影响到大字报的表达方式。它必须尽可能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最短的时间里达到最高效的传播效果。 大字报是这样一种特殊的书写：它集语言、书法和视像于一身的“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大字报不仅是阅读性的，也是观看性的，甚至首先是诉诸视觉的。书写形式本身，如字体的大小、书法的好坏、标题的醒目与否，都将影响到大字报的阅读。其次才是大字报所提供的资讯内容。因此，大字报的作者往往制造以一个触目惊心的标题来吸引人，如“揭开**的盖子”、“**究竟说明了什么？”、“揪出**事件背后的最大黑手！”……他们是最早的“标题党”。书法的好坏也很重要。擅长书法的人，在造反派群体当中，总是最忙碌的，他们的任务最重。写大字报，甚至培养了一代书法家。在字体上，大字报的书写也花样百出，如将被批判的对象的名字，加上大红叉叉，或将姓名倒写，或画成某种侮辱性的图像。标点符号，尤其是感叹号、疑问号，往往又多又大，也增强了视觉效果。一些大字报还会在文字中夹杂漫画，图文并茂，效果尤为显著。由于大字报的这种特殊的形式感，大字报的阅读功能就显得更为复杂多样。文革期间，看大字报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大字报集中的地方，每天都会有密集的人群，或欣赏，或抄录。人们怀着不同的目的观看大字报，被大字报不同方面的因素所吸引。有的人是为了获取政治运动的最新资讯，有的人可能是对批判对象被揭露出来的个人隐私感兴趣，有的人会欣赏大字报的文采，还有的人甚至只是对漂亮的书法着迷。当然，更多的是看热闹的。 与存在方式上的特殊性相一致，大字报在文体上也形成了其特有的形态。虽然大字报千变万化、花样百出，但仍有其大致固定的格式。首先以《毛主席语录》为题记，开篇描述国内外大好形势，然后转折，矛头指向被批判的对象，对其言行加以披露，并一一驳斥，然后上纲上线，对其进行政治定性，最后以“砸烂”、“横扫”、“打倒”、“万岁”等口号结尾。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也是最早一批文革大字报的作者。1967年7月，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卜大华、骆小海等人写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推出“再论”、“三论”、“四论”，形成一个系列。其中，《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最有代表性，是文革大字报的典型文体。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泽东 过去，工人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剥削阶级诬之为造反。无产阶级造反的帽子真是光荣得很！ 今天，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等产生修正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消灭了吗？ 没有！ 各地各单位的黑线黑帮现在都完全消灭了吗？ 没有！ 现在消灭了黑线黑帮，将来就不会产生新的黑线黑帮吗？ 不是！ 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消灭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产阶级能不造反吗？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怎么能不万岁呢？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这群造反之众，有领导，有武器，有组织，有“野心”，来头不小，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 我们的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组织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 我们的“野心”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撼山易，撼红卫兵难！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特殊心情：你们被我们专政了，你们痛苦了，你们也想喊一声“造反”了。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造反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大字报在体裁上丰富多样，短论、杂文、口号、对联，无所不包。有时也会直接使用诗歌体裁。总体上是追求短小精悍，直白犀利。大字报的基本逻辑，就是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利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无中生有的办法，不讲事实根据和基本逻辑，不加论证地直接上纲上线，即使是私人性的交谈、议论，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私密细节、生活习惯、好恶、情感和隐私，都可以随意被曝光、示众，成为公开的政治评判的证据。在大字报中，谣言与事实，威胁与谩骂，质疑与驳诘，诽谤与挑衅……统统混杂在一起，风格怪诞，富于杀伤力。 大字报文体论辩性强，虽然更多的时候是强词夺理。基本上是毛泽东语录、鲁迅式的杂感，与革命口号、流行语、格言、警句和宣判式的短语等杂糅起来的一种奇特的文体。大字报多用排比句，显得气势汹涌，或以设问、反问等句子进行质问和指控。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别了，司徒雷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等文章和“九评”中，可以看到大字报文风的原型。而这些文章，也正是文革大字报作者所仿效的范本。 毛泽东本人也写过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实际上是毛泽东写在1966年6月2日《北京日报》第1版的空白处的，因此，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字报，而是“小字报”。但毛泽东自己将它称之为“一张大字报”，同时，它又无可争辩地成为文革大字报的最高典范。应该说，这张大字报的示范意义并不在于其形式，而是在文体上。这张大字报，延续了毛泽东一贯的文风：逻辑强硬、结论武断、语言犀利、节奏铿锵有力、结尾锋芒所向、引而不发，戛然而止而又意味深长，其战斗的艺术性令人叹为观止。实为大字报中的上乘之作。
大字报提供了一种无限制的表达自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革前民众表达权缺乏的一种强有力的反弹。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大字报的表达权力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强者为王”的原则。大字报的作者都试图以声调的高亢、声势的浩大、言辞的恶毒，以越左越革命的政治高调，来压倒对手，甚至不惜诉诸现实的暴力。这种无限制的自由，是以一个群体剥夺另一个群体的表达自由为代价。正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一张大字报中所表达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然而，大字报的武器化的写作，本身包含的极大的危险性。大字报就像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杀伤敌人，也可以自伤。大字报是发动文革的导火索，它同时也是毁灭和葬送文革的炸弹。 无论如何，大字报提供了一种自由表达的机会。一旦脱离了激烈的政治派性斗争和具体的人身攻击，大字报也有可能为独立思考的写作者提供平台。文革反对派也利用大字报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遇罗克的大字报。北京青年工人遇罗克在文革高潮期间，与北京第四中学学生牟志京、张育海、遇罗文等一起创办《中学文革报》，并在第1期上发表《出身论》，文章驳斥了北京工业大学三系的学生刘京、谭力夫等人的“血统论”。“血统论”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为当时红卫兵造反派的理论基础。而遇罗克的“出身论”则声称人生而平等，不由家庭出身所决定。文章包含了平等和人权思想的萌芽，在文革文献中较为罕见。但这种独立的思想，最终被压制，遇罗克也因“思想反动透顶”等罪名，被处以极刑。此外，文革期间异端意见的大字报还有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白志清的《评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等，文章直接针对文革中的当权人物。 文革后期，大字报的内容变得更加复杂，大多数依然延续文革高潮时期造反派的作风，但独立思考的意见表达也越来越多。大字报诱导出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表达诉求。如湖南“省无联”造反派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表达了一种激进主义的革命主张，呼吁彻底的革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政权。广州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则表达了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呼吁重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些大字报，理论性强、论证严密、有完整的逻辑和深厚的理论基础，显然是作者长期思考，深思熟虑的结果。无论在在文风上还是在观念上，都与文革主流思潮格格不入。通过这些大字报，可以看见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酝酿一场重大的思想变革。这一点，在几年之后就得到了证实。1976年春，“四五”天安门事件爆发，大字报依然是最重要和最普遍的表达手段，但指向的目标则与十年前完全不同，所表达的诉求也判然有别。那些曾经以大字报发动文革的政治当权者们，这一次自己却置身于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之中。“四五”运动中，人们提出了更多的政治民主要求，并呼吁结束文革极左政治路线。这场运动成为“文革”结束的先声。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文革开始走向落幕。作为文革特殊的表达手段的大字报，却延续了更长一段时间。北京西单大街一段长达200余米的长墙，一直是大字报的主要分布地。1978年前后，那里出现了大量的否定文革、批判“四人帮”的大字报，尤其是出现了大量的反对“两个凡是”，要求扩大政治民主的大字报。这段长墙因此被称之为“西单民主墙”。“西单民主墙”成为大字报在中国的最后的领地。之后不久，它就被拆除，而大字报也在政治上遭遇了覆灭性的打击。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没有起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相反妨碍了人民正常地行使民主权力。同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四大”的建议。在这些人大常委中，谈起当年那些“炮轰”、“勒令”的大字报，依旧心有余悸，不寒而栗。在发言中，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秀峰，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条理由：一、宪法中已经明确写明“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这些规定保障了公民应该享有的民主权利；而“四大”却相反，妨碍了公民应当得到的正当的民主权利。二、把“四大”写进宪法中，使少数坏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四大”的旗号，制造事端，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三、把“四大”写上宪法，会使一些人利用来大搞派性，制造混乱，破坏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和生活秩序，不利于四化建设。四、搞“四大”容易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会议作出决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该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取消了“四大”条文。从此，风行中国数十年的大字报，终于走向了黄昏。大字报成了历史的陈迹。 毛泽东在1957年的一次讲话中，曾经这样谈到大字报：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传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 毛泽东如此高度肯定大字报，以致将其“经典化”，与文化史上的经典相提并论。毛泽东的预言似乎并没有真正实现。大字报只存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从文化史上看，它是短命的、速朽的。 作为法律意义上的表达权力，大字报的生命终结了。但是，作为一种基本的表达方式，大字报并没有彻底消失。在民众的表达要求得不到满足，民意的传达渠道受到阻塞的情况下，人们还会选择大字报及其类似的形式来表达。大字报的产生，就是因为这样的理由。大字报当初自发地产生，以后也会如此。只要有自由表达的要求，它就很难以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当初的产生就是自发的，并不是因为法律规定的权利。那么，它也不一定会因为法律的禁止而消失。19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因个人权利受到损害无处申诉、利益冲突中处于劣势的民众，依然选择大字报形式来表达意见。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字报的形式一定程度上在互联网平台上得以复苏。互联网BBS、BLOG等载体，有着与当年的大字报相似的形态、功能和效应。它们都是非主流的民间媒体，是自发性的和开放性的言论平台，真正贯彻人人平等原则，任何人都有同等的发表权利。在表达形式上，它们都追求关注度和视觉冲击力，在众声喧哗的言论空间里，力求发出最强的声音。互联网也常常会使个人隐私公开化，真相和流言交织在一起。毫无疑问，在民意表达缺乏可靠的宪政保障和公正的媒介的情况下，互联网给民意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表达空间。匿名状态更为公众自由言说提供了最充分的保障。匿名状态容易产生不负责任的言论，成为乌合之众的情绪发泄。匿名状态使得互联网言论带有普遍的暴力化倾向。在这个巨大的话语广场上，众声喧哗掩盖了任何个人的声音，没有人在倾听，只有“赞成与反对”的表态。网民开始了一场疯狂的音量竞赛。普通民众的声音长期被压抑，在获得一定的话语权利（尽管是一种虚拟的权利）之后，对话语权威的鄙夷和攻击，是网民赢得话语自尊的基本手段。判断性短语、口号和叹词，大量的感叹号构成了泄愤的网络文本。似是而非的资讯和被诱导的意见，构成了“虚假民意”的主体，抵消了沉默的大多数的真实诉求。而被“虚假民意”煽动起来的话语暴力，则摧毁了任何可能抗衡“集体歇斯底里”的理性堤坝。由此看来，互联网言论也正面临大字报同样的处境。它是为了保证言论自由的，但却没有可靠的规则来保证。自由民意的宪政前提是：每一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同样，任何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有效民意首先必须是公开的和透明的，然后才有可能是公正的。否则，将会陷入非理性的话语暴力的循环当中。无论是大字报还是互联网，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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