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的匪化与权力的匪化

作者：张鸣

来源：作者博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的称谓出现了变化。学校里，同学之间的变化最为明显，一个寝室的人，大抵老大老二这样叫起来，开始还是按年龄排，后来就按地位排，老大，真的就是老大，经常模仿影视里面的黑社会，吆三喝四的。老大如果有女朋友，肯定会被称为压寨夫人的。再后来，公司，学校，医院和官场，都染了这等毛病，一个单位的一把手，肯定被人叫做老大。最初还是私下叫叫，现在即使在公开场合，大家也这样叫，老大也坦然受之，居之不疑。

名者实之征也。称谓的匪化，其实是权力匪化的一种征兆。在官场上，一把手跟副职之间的关系，原本就是同事，所谓的一把手，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班长。班长比起副班长来，权力就算大，能大到哪儿去呢？但是，随着班长变成了老大，两者就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一个单位，一把手和副职之间，权力的差别，就像九天与九地，高下大小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在副职分工负责的领域，老大一言九鼎，副职话只当放屁，只要在合了一把手心意的时候，才能有点用处。漫说是副职，就是带长的正职，见了一把手的书记，也得毕恭毕敬，而副职则是连大气都不敢出。无论大事小事，老大说了算，就算是党委做出了决议，老大也点头了，但是突然之间觉得不对，想变卦就变卦，决议只当是废纸，别的“班子成员”，也拿他没办法，也不敢有办法。副职如斯，至于下属官员，就简直以厮养奴隶待之。重庆的文强，传说不忠的部下见他，他会喝道：站着说还是跪着说！下属只能跪着说。这样的情景，绝非个案，相信很多地方的老大，都这个派头。出门有人打伞，进门有人更衣，开会他一入座，所有人都得起立。如果有人不识相，敢撸一撸虎须，摸摸老虎的屁股，那么，轻则挨整，重则进了监狱。这样的老大，座椅上只差一张老虎皮，如果有了老虎皮，就跟威虎山上的座山雕没什么两样了。

没有什么制度规定能让一把手变成今天的老大，限制权力，监督权力的条文和规定从来都有，而且逐年在颁行。但是，几乎没有人能拿着这些条文和规定，去限制一下一把手的权力，监督一下他们的行为。除非某个人不想玩了，不打算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一把手的权力集中，是一种权力自生自发的力量，自生自发的轨迹。一个社会，只要存在着没有约制的行政机构，这个机构就会逐渐把权力揽过来，放大了去。在这个过程中，责任一步步下放，权力一点点上收，直到所有的下级单位，都变成了执行的机器，没有决定权，也没有建议权，只能听喝，操作。在无限膨胀的权力机构里，一把手的权力也在膨胀。因为在机构权力膨胀过程中，好些权力本是扩张来的，扩来之后，由于没有明文规定，自然都属于一把手。一把手权力大了之后，自然依权仗势，侵夺副手的权力，把副手变成自己意志的执行者。这个过程，如果一代完成不了，那么经过几代的折腾，终归会完成的。权力大到可以凌驾所有人的时候，他也就变成了老大，名副其实的老大，时间一长。连说话都匪里匪气的了。当然，这样的权力，也类似于匪化的权力，一言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荣辱。

在这个世界上，凡是不受监督的权力，大抵都会这样膨胀的。无论制度上定出多少的规定，出台多少限制，权力在自己轨道上走着走着，就走到匪窝里去了。这样的体系，唯一能制约一把手权力的，只有他的上级。于是，在民怨沸腾之际，上级机构就名正言顺地扩权，久而久之，上级的权力也越来越集中，上级机关的一把手，也就变成了层次更高的老大。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历代王朝，走到一定时候，官僚机器就会老化，权力的行使就会畸形，就是这个道理。走不出这个循环，国家没有出路，官僚机器，也没有出路。

 

 从军阀割据到行政割据　　　　　　　　　　　　　　　　

作者：张鸣

来源：作者博客

北洋时期，人称是中国的军阀割据时代。所谓割据，无非是说大大小小的军阀，各据一方，在自己的辖境之内，自己说了算。在经济上，就是税款不上缴中央财政，在自己境内，漫设厘卡税关，对过往商品自行抽税。更过分的，甚至自己发行钞票和军用票。更蛮横的，对路过的商品，尤其是别的军阀的军火，也可能擅自扣押。比如1920年代，刘文辉占据成都，刘湘占据重庆，控制了长江水道，刘文辉的好几批从上海购买的军火，都被刘湘扣下，最后叔侄两个打起了二刘大战。

军阀割据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但是，割据却并没有消失。据央视财经频道记者调查，现在中国货物的运费超过三分之一被路桥费吸走，路桥公司的暴利，超过房地产。其实，肠梗阻一样的路桥关卡，为人诟病久矣，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各省市有各省市的路桥收费，各地县有各地县的路桥收费，在运煤车云集的山西和内蒙，路上的收费站如过江之鲫。虽然二级公路国家明令不许收费了，但呼啦拉一下子，好些二级公路都升了级，不是一级，也是准一级了，照样收费。都说是收费为了还贷，还修路的贷款，但是，就在首都北京，几条早八辈子就收了够了还贷费用的高速公路，依然在收。理由呢?没有理由。说是这条路贷款收够了，另外的路还没收够，所以必须收。哪条路没收够，哪条收就是，为何要这样捆绑呢?

有点常识都知道，打通肠梗阻，让货畅其流，对中国经济有莫大的好处。公路路桥，原本就是应该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除了还贷之外，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收费，但是，人家就是收。有理也收，没理也收，于法有据收，于法没据也收。一向温柔的人大代表，屡次提案，要求取消已经还完贷款的公路收费，个个石沉大海。审计署审查，多处收费站违规收费，也了无声息。那劲头，有如从前的山大王，此山是我占，此路是我开，要想从这儿过，留下买路钱。全世界的收费公路，我们占了百分之九十。这样的世界纪录，到底是光荣，还是耻辱?

如此蛮横的割据，道理只有一个，现在的路桥，实际上成了地方政府的印钞机，据央视新闻观察报道，2010年19佳路桥公司的净利润率，最高的达到59·66%，最低的也有19·87，一般都在30—40%之间，比一向财大气粗的石油行业，利润率还高。路桥公司，成为地方国企中利润率最高的部分。而且挣钱相当容易，只消在路上按一个卡子就行，没有风险，甚至都没有什么成本。谁敢闯关不缴费，立马会受到警察的严惩。事实上，收费的不是路桥公司，而是地方政府的权力。

其实，地方政府也知道，如果货畅其流了，地方经济也会跟着受益，地方经济好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逐步改善。但是，这样的改善，毕竟需要一个过程，在某个官员的任期之内，未必会实现这样的改善，而却有现实的收入缩减。长远利益是好，但有谁会考虑呢?哪一个官员，考虑的不是自己任期的事?管多了，不仅麻烦，而且据说会变老的。

 

 贪官聚落的启示

作者：张鸣

来源：作者博客

中国的贪腐问题有多严重?确切地回答有难度。有没有到老百姓说的那样，无官不贪，排上队，挨个拉出来枪毙没有冤枉的？不好说。但肯定相当严重，否则老百姓也不会这样说。有人把近几年暴露的贪官，以及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拢在一起，出了一个《中国贪官录》，一看，挺吓人的，论级别，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有，论行当，不仅药检，交通，国土资源这样热门的部门落马者相望于道，连冷衙门宣传，统战部门也一样有进去的。过去一向属于看热闹的政协和人大，现在也一个接一个地出贪官，尽管贪都是在实权位置上贪的，但人大政协过去的好名声，也因此而毁了。甚至抓贪官的部门，纪委和反贪局，也一样有人落马。

五花八门的贪官，贪腐的方式各种不同，各显神通，但原因却大体差不多，检讨起来，无非是权力过大，而且没有人监督。甚至有贪官这样说，如果早点有人盯着，我何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改革开放，中国搞了市场经济，30多年下来，的确富了。不仅一部分人富了，而且政府富了，成了市场经济的最大获利者。不用看别的，单看每年以20到30%增长的税收，和更高比例增长的三公开支，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是，政府的富，并不是仅仅靠增加税收，而是依赖权力经济。西方学者说中国政府公司化的倾向，靠这个公司化，拉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这话不错，但政府的公司化，并没有止步于拉动改革，而是继续向前，把自己变成一个做没本生意的大公司。只消大印在手，审批一下，就财源滚滚。这些年来，国务院一直在治理审批，但客观事实是，越治理审批越多，去掉一个大环节，人家就可以在另外的环节中生出更多的小环节来，让企业拿到批文的难度更大，付出的更多。

这样无所不在，而且利益巨大的权力，其实在行使过程中，基本上很难被限制，受制约。说起来，中国的党和政府的监督部门，是世界上最多的。我们不仅有纪委，有监察部，有审计署，还有反贪局。我们的各级纪检部门还想出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招数来反腐，什么妻子反腐，儿子反腐，二奶反腐等等，但是，却收效甚微。1979年，一个王守信，贪污了50万，号称是全国第一，现在贪污50万，连地方小报都不屑于报道。大案子，一动就是上亿，而且上限还在发展中，到底什么金额能算第一，还真不好说。用贪官自己的话来说，唯一有效的监督，媒体监督，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又是洪水猛兽。防火防盗防记者，放来防去，媒体的监督被限制压缩到了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空间里。即便如此，还是不断有记者被抓，被打，被追捕的事情发生。

我们现在的监督，无论部门有多少，本质上，都是一个体系内的监督。而且只有上级监督下级，才能运转。同级的监督，根本就是摆设。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体系内的监督，基本上是没有动力的，即使在最高层的督促下，开展行动，作为上级，被蒙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因为，官僚体系的人，瞒住上级，是一项基本功。

说白了，中国官员的贪腐问题，病源非常简单。一方面，政府的权力过大，而且由于公司化的缘故，还在不断地扩张中。过大的权力，又缺乏监督和制约，让守着权力的官员单靠自身的道德自律，不去滥用权力，显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漫说大家都是平常的人，就是圣贤，放在这样的制度里，时间久了，也一样会变成贪官。

《中国贪官录》展示了一个贪官的聚落，也给了我们一点地球人都知道却被视而不见的启示，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