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历史与遗产

作者：徐友渔

来源：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06/0623_23_612487.shtml

今年，2008年，我不断接到报刊的约稿和接受媒体的采访，要谈1968年，中国的1968年，法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1968年。我方才想起，现在距那个轰轰烈烈的1968年已经有40年了。

报刊要我谈的是青年学生的造反，对社会的颠覆，他们的激情和勇气，我则分外警惕和踌躇，我知道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浮光掠影，残缺不全和夸张的印象，对遥远的、已经逝去的理想和乌托邦的怀念与寄托。但我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和研究者，讲述的可能是另一个故事，它不温馨、不怀旧、不伤感，而是一段冷峭的史实，同时也是一种引起争议的回忆。

法国：五月风暴骤起骤落

1968年5月3日是一个标志性日子，从这一天开始，法国左翼学生运动大规模爆发。

从这年年初起，法国的一些大学就出现各种骚动，便衣警察也进入学校进行监视和调查。3月22日，在巴黎大学的楠泰尔学院召开了一个学生组织会议，讨论如何对付政府的逮捕。学生们占领学校行政大楼，组织核心队伍，撰写和散发传单，模仿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七·二六”革命运动，自命为“三月二十二日运动”。

5月3日下午，索邦大学有几百名学生集会，抗议校方关闭文学院和传讯一些学生活动分子。警察冲进大学，抓捕学生领袖和几百名学生，大规模的造反行动由此而触发，警察用警棍殴打学生，学生则用石块还击。到了晚上，大街上建起了街垒。

对于学生而言，大学是精神、文化独立的所在和象征，警察的入校突破了人们容忍的临界点，使得不同派别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分歧变得微不足道，大家团结一心对付镇压。

5月6日，近万名学生举行大游行，下午和晚上，集会和示威的学生受到警察冲击，发生冲突，数百人被捕。学生向工人散发传单，说明事实真相，呼吁工人对学生运动的支持。大学教职员工参与到学生的游行示威队伍中，中学生举行集会和罢课声援大学生。

学生运动得到大多数巴黎人的支持，一些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瓦等组织了“支持镇压中受害学生委员会”，对学生表示致敬和声援，5位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致电政府，对学生表示同情。

法国工人逐渐参加到学生的斗争中，在他们的传单中，既有“警察撤出学校”、“撤消对学生的惩罚”这种支持学生斗争的要求，也有“结束失业、保障工作、增加工资”这种为自身利益的要求。

5月10日，学生和警察的冲突到达高潮。学生们下定决心，使得文化、教育集中的拉丁区处于自己的占领之下。警察大量涌入这个地区，学生以铺路石、推倒的小轿车等为材料建筑街垒。在冲天的火光和弥漫的毒瓦斯烟雾中，战斗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在11日凌晨，学生修建的街垒被警察摧毁。冲突中受伤者超过千人，近500人被逮捕。

5月11日晚，法国总理蓬皮杜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索邦大学重新开放和复课，法院将对被捕学生提出的释放要求作出裁决，并许诺政府将与教师、学生一道进行大学的改革。这个讲话被认为是对学生的让步，对警察镇压行为的否定。5月13日，被捕的学生获得释放，警察从拉丁区撤离，学生重返并占领索邦大学。也是在这一天，巴黎举行有80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抗议对学生运动的镇压。

5月30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然后在电台发表讲话。他说，法国已经受到极权主义的威胁，他号召人们立即组织和行动起来，支持政府。在他的呼吁之后，大批支持者走向街头，举行大规模的反对学生和工人造反的游行示威。由此，整个局势开始逆转。到了6月中旬，一些大工厂结束了罢工。由于运动中暴力不断升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对学生的同情降低了。

五月风暴开始时如狂飙突发，但一个月就渐趋平静。

五月风暴的起因，最根本的是青年学生不满现状，感到束缚和无力，他们要想作为真正的社会力量参与和控制社会生活。一位作为学生家长的右翼人士对学生运动这么说：“20岁，这是最慷慨忘我、也是最轻率的年龄，人格最容易受损害，同时也绝不妥协。这个青少年期没有定性、迷迷糊糊、忧心忡忡，一些觊觎权力的人要笼络他们、鼓惑他们、牺牲他们……但他们必须懂得，与他们的口号相反，权力在票箱里而不在大街上。”

美国：校园内的革命

如果说法国的学生运动引发了工人运动和整个社会的震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那么美国的学生运动则是局限于大学校园内的文化革命运动。

照一般人的印象，美国的社会主流是保守的，所以才有“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但与这种印象相反，美国激进的、批判的思想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垮掉的一代”作为现代文学艺术的一个流派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诗人金斯堡、小说家克鲁亚克、伯罗斯等人的作品鼓吹反叛和放荡形骸的生活，使许多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青年背叛社会的主流价值。而越南战争和种族歧视问题则是产生运动和社会动荡的温床。

1962年6月，属于“争取民主学生社团”的几十名学生代表齐集密西根州休仑港市，召开大会并发表《休仑港宣言》。该宣言对美国现行社会政治制度进行分析和批判，呼吁建立确保个人参与和决策的民主社会。这份宣言成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同时也是美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文献，而“争取民主学生社团”则是全美最大的学生组织，成为学生运动的核心力量，到了1968年，它在近400所大学设有分支机构，其成员多达10万。

1964年9月，具有左翼激进传统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爆发一场自由言论运动。这起因于校方发布命令，禁止学生在校内从事与大学事务无关的社会、政治活动。学生举行抗议集会，校方以纪律为名压制和开除学生中的活动分子，警察也开到学校，并在冲突中抓捕了大约800人，学校的教师、教授和大学评议会对学生表示支持。斗争延续到1965年初，根据大学评议的提议，大学更换了负责人，新的领导对学生作出让步，基本上接受了他们的要求，运动以学生的胜利告终。

1968年春季，哥伦比亚大学爆发学生运动。在此之前，学生不满和抗议在校内建立海军后备军官训练队，海军陆战队来校招募人员，在学校设立“防务分析研究所”，制造凝固汽油弹的化学公司到学校招募人员。在校方处罚了在图书馆举行示威活动的学生后，数万学生在校内集会，接着，一些学生占领了图书馆，校长办公室和一些教学大楼。在政府调动警察到校对付学生时，教师和教授们阻挡在大楼前，不让警察进入。在各种调停、磋商、谈判均告无效之后，警察强行攻入被学生占领的大楼，700多学生被捕，100多人受伤。

学生运动也在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出现，在1968年春季，随着越南战争的扩大和美国政府征兵工作的加强，哈佛校园内辩论、抗议和反战示威活动越来越频繁。学生特别不满军方在哈佛开设的几门军事训练课程，认为违反了大学自由和独立原则。到了1969年4月，学生运动达到高潮，他们要求取消“后备军官训练队”，撤消对于参与学潮学生的处罚。在“争取民主学生社团”的领导下，学生占领了学校的校部大楼。

4月11日凌晨，警察开进校园，他们向大楼冲击，殴打和抓捕学生。在清除了占领大楼的学生后，警察撤离了学校，这次事件中有近200人被捕，近50人受伤。警察镇压之后学生举行罢课，并得到许多教师的支持。由于内部在斗争策略上有分歧，由于没有得到校内大多数人和来自社会的支持，学生的斗争热情逐渐衰落，几天之后以多数票通过了复课的决议。

法国的五月风暴对美国学生运动是一个极大的推动，1968年的上半年，大多数高等学校卷入斗争浪潮，大大小小的示威超过2000次。到1969年春，学生运动达到高潮，全国至少有300所大学发生动荡，平均每天要发生两起事件。学生中的激进分子“气象员”派力图发动和组织工人起来造反，派代表团访问古巴和越南，并不断制造爆炸和袭击警察事件。1970年春，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军队进入柬埔寨，肯特大学的学生在校内举行抗议集会，警察入校镇压，在冲突中警察开枪打死学生，这引起全国数百所大学的抗议集会和示威，数百万人卷入其中。

也是在1970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逐渐趋于消停。“争取民主学生社团”发生分裂，“气象员”派在室内制造炸弹引起爆炸，使得暴力活动无以为继。更重要的是，学生始终未能发动工人起来造反，工人和工会组织坚定地站在政府一边，以至于被学生说成是国内最反动的政治力量。

风平浪静之后，学生们回归主流价值：认真学习、认真考试，努力拿学分；走向投票站，走进教堂；和前辈一样，把求职、事业和婚姻放在人生计划的首位。

中国：1968年人

就主要的社会思潮而言，中国青年学生的1968年并不是造反的岁月，而是对“文革”，对自身的遭遇，对中国命运独立思考的开端。

中国青年学生的造反和西方青年学生的造反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差，在西方青年学生的造反浪潮方兴未艾之时，中国的造反已完成历史使命，接近尾声。

最重要的是，中国从来没有与西方青年学生相对应和类似的造反。中国的造反高潮发生在1966年夏季，尤其是那年的“红8月”———以“红色恐怖”著称。这一轮造反运动有两个特征，一是血统论，流行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学生根据家庭出身分为“红”“黑”两类，后一类没有革命或造反的资格，那时叫做“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二是批判老师、校长，毁图书馆、砸教堂、冲寺庙，以“文化革命”的名义摧残和毁灭文化。

196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预示着造反的终结：官方报刊在这一年的元旦社论中指出：“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9月7日的社论中说，随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文革”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在这之前的8月底，毛泽东接见学生“五大领袖”，要学生退下政治斗争舞台；紧接着，毛泽东派工人和解放军进驻大学和中学，恢复秩序；在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宣布前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1968年12月，毛泽东下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至此，曾经以造反而显赫一时的青年学生离开政治舞台，离开城市。

可以说，有一批曾经参加“文革”造反，但在1968年左右开始觉醒，大胆怀疑、艰苦思考的学生，他们以非知识分子身份思考知识分子分内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无限惋惜地感叹他们因为生不逢时和条件艰难而没有使自己思想的幼芽开花结果，被生活的重担压倒，被历史的尘沙掩没。

对于那一代青年而言，狂热和造反始于1966年，在1967年达到高潮，1968年是觉醒和反思开始的日子。虽然，由于运动发展不平衡和觉悟有先后，在一些地方，很多人仍然在形势的驱使和派性的支配下陷于无谓的斗争而不能自拔，但对“文革”怀疑、反思、批判的标志性人物、事件和文字已经出现，虽然大部分思考仍然沿着“文革”的思路前行，但独立性却相当明显，而且，公开的反抗，无畏的呐喊也已出现。

中西“68年人”相遇

中国和西方的某些“68年人”在上世纪80年代中不期而遇，他们之间没有产生惺惺相惜之情，反而是话不投机、隔膜对立，充分说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的人生经验和生活轨迹大相径庭。

相遇发生在某些国际学术会议上，这时大家都在40岁上下，都是学术界、文化界的精英。西方的68年人顺风顺水地在体制内成长，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新老更替自然规律，当上了大学的院长、系主任或社会名人；中国的68年人道路坎坷，他们在“文革”结束之后进入或重回大学校园，读研究生、拿到学位，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但职称往往不过是副教授，他们使尽全身力气得到出国机会。来自中西的精英固然在专业上是一把好手，但将近20年前的难忘经历使他们也关注社会和人类的大问题，他们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但一旦深入交谈，就会显露当年那种雄辩和好斗的本色。

开始彼此并不知道对方是68年人，但很惊奇尽管有相同的年龄和相似的地位，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观点正相对立。比如，西方的68年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充满不满和批判，中国的68年人却对之赞扬、羡慕，强调其先进和优越的一面；西方的68年人把“造反”当成褒义词挂在嘴边，而中国的68年人却羞于提及它们，偶尔用到，也不免带上贬义。直到一方一往情深地谈到中国的“文革”和西方的学生造反，而另一方不假思索地使用“浩劫”、“狂热”等语词，大家才突然明白双方有共同的经历，对于那段历史，一方是肯定和怀念，一方是否定和谴责。

中国的68年人对于“文化大革命”，对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对于产生“文革”的社会、文化条件，有一个从狂热盲信到批判否定的180度的转变，有些人的转变除了亲身经历，主要是因为官方对于“文革”的定性，而更多的人转变看法，包括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的否定，并不来自简单地追随官方决议，而是来自自己的思索和反省。

刺激中国68年人反省的，有1968年运动后期对参加造反的清算，有上山下乡对中国现实的真实了解，有林彪事件的嘲弄，他们痛苦地反省，艰难地阅读、思考，一步一步地告别原来的信念。而西方68年人在造反失败之后回归自己社会的主流价值时没有经历我们那么多的彷徨、挣扎，没有人处罚他们，他们也就没有必要以深刻的反思来折磨自己，其结果是，他们回归得容易，心安理得地享受回归后的一切好处，灵魂深处却不愿否定自己青春期的造反经历。就像让-皮埃尔·勒·戈夫在《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一书中所说，很多参加1968年运动的人对过去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反思，在上世纪80年代明显地转向，他们的立场使新的几代人迷失方向。

我与一位日本教授的思想交锋可以算得上是不同社会两个极端的68年人的对立，他是日本一所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的文革，和我年龄相当，在1968年日本左派学生的造反运动中，他曾是积极分子。我们是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交谈的，时间大概在1996年。他一开始就极口赞扬中国的“文革”，批评改革开放政策。我举出各种事例和数据来反驳他，比如“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被迫自杀，被冤假错案牵连的人数，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等等。

除了直接与西方的68年人交锋，我还经常间接地与他们交手。在上世纪80年代，漂洋过海到西方留学的中国青年中，有一些学社会科学的学子投到了一些著名教授的门下，他们正是当年参与造反的68年人。这些导师早已把自己的造反经历升华为学术理论，非常高兴和卖力地把这些理论灌输给来自“文化大革命”故土的新一代。西方的优越条件和话语霸权保证了“造反思想”的传承，这些洋博士们囫囵吞枣地噎下种种最时髦的洋理论后，又卖力地在西方和中国的大学中和刊物上贩卖，其中最走火入魔的是鼓吹“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

中西68年人的敌对，为始料所不及。

68年遗产

中国的“文革”和西方的1968年运动给参与其中的年轻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个人在20岁上下的经历、思想和感情会产生终身的影响，还会形成某种社会性遗产，影响好几代人。

首先需要指出，尽管时间只过去了40年，但历史已经表明，那场运动并不具有当初青年学生认为的意义，即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那时青年学生以为，60年代的运动将深刻地改变历史，既改造了社会、政治和文化，又改变了人本身，自己就将成为与旧的一切决裂的“新人类”。法国学生以为1968年的五月风暴可以和1789年、1848年、1870年的事件媲美；中国学生以为“文革”完全可以与1918年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文革”是浩劫，是人类文明的逆流，西方的造反充其量是毁誉参半的历史插曲。

不能把西方青年学生的造反说成是青春期的任性妄为，他们的不满有复杂的社会原因，造反的目标没有实现，但造反运动的发生却极大地刺激和促成了社会的自我革新和完善。

如果说，西方的激进运动起因于对现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的不满，运动的结果是大大地促进了后现代主义的流行，那么，中国的“文革”则导致青年学生的思想主流坚决认同现代化价值，因为“文革”虽然以“新”为自我标榜，却始终充斥着个人迷信的腐臭，中国的68年人到头来认识到，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骗人的神话，中国仍然需要科学、民主、理性与启蒙。

在“文革”结束之后，68年人成了新一轮现代化运动的中坚力量，对于改革开放政策，他们衷心地拥护，支持得最坚决。对旧体制的弊病，对左的路线和政策的危害，他们认识最清醒，抵制最得力。这是用青春和热血换取的宝贵认识。

中西68年人也有共同之处，因为经历了社会性造反运动，他们具有不畏惧权威、思想大胆、精神独立的特色。大人物的光环消失了，舆论的压力不是那么可怕，大多数人的反对也不在话下。他们比上一代人有更大的决心和能力不一定依靠体制生活，把自由和独立看得比安稳与舒适更重要。

中西68年人破除了旧的偶像和教条，但难于在人生观和世界观方面树立新的价值与意义，很多人没有固定的目标和参照对象，一些人夸张地回归传统，但往往显得并不沉稳、坚实，也许那不过是源于曾经投身于破坏之后的悔恨与自我安慰。当然，这也使他们容易接受文化多元论，在当前这个多元主义盛行的世界，他们的心理准备是充分的，而且，他们的失望出自极度的理想，而理想在他们心中不会火焰全灭而不留一点余热，所以他们的多元主义不至于沦为彻底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中国的68年人还要在两个方面与虚幻的遗产斗争。一方面，那些“文革”开始时尚在童稚之年的小孩当年只乐于无人管教的自由和随时发生打斗的刺激，现在不断炮制“阳光灿烂的日子”这种神话；另一方面，新左派和没有反思能力的造反者缅怀和宣扬当年“大民主”、“打倒特权”的神话，把现实的弊病曲解为“文革”所反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有责任讲述真实的历史，让1968年的遗产实现其价值。

 

 法国“五月风暴”的真正遗产

作者：熊培云（《南风窗》记者）

原刊《南风窗》

来源：价值中国http://www.chinavalue.net/Media/Article.aspx?ArticleId=25673&PageId=4

1968年5月，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吞噬法国。它不仅在极短时间内席卷法国的各所大学，而且迅速扩大到工人阶级，引发了全国性大罢工，并最终导致国会改选、总理下台。

一群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起来反抗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这是人们关于“五月革命”的粗略印象。至于这场“革命”有何意义，那个5月到底发生了什么，40年来，即使是当年亲历其中的“六八分子”，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针对这场“革命”的批评与记忆，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断裂。

一场丰衣足食的反叛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法国，正处于战后重建的“光辉30年(1945~1975)”的中途。5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削减关税，扩大市场，令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出口国，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然而，在“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表象之下，法国面临着一场“物质上升，信仰下降”的危机，仿佛社会在懵懵懂懂的富裕中丢失了理想。与此同时，马尔罗、加缪、萨特、福柯等人的思想，戈达尔的电影叙事等等焕发出张力，一切有关人的意义的询问也为这场社会运动打下了“造反”的底色。

简而言之，1945年戛然而止的灾难与现在的丰衣足食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有关人类命运的伟大叙事渐渐让位于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时，这一代法国人对眼前的庸碌生活表现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不安。关于这一点，在“五月革命”即将发生前的一个月，戴高乐甚至也在不同场合这样吐露心声：“如今再没有什么事要对付了，也再没有什么英雄业绩可创造了，我反倒觉得没劲。”“不创造，毋宁死”，安于锦衣玉食、随大流显然不是法国人的性格。

处于一片安定繁荣之中的60年代，来自各阶层的孩子越来越被中学会考和上大学所吸引，加上战后法国人口快速增长，大学生人数从1958年的20万增加到1968年的50万。然而，大学教育却对生源膨胀装聋作哑，不思改革，以至于在这一群出生于1944年到1950年之间、从未经历过饥饿与贫困、未体验过“战斗到一无所有”的大学生眼里，大学变成了“只谈存在，不谈意义”的社会结构，一个“无用知识的自动发送机”和“毕业文凭制造厂”。

面对如此危情，早在1964年，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就在《精神》杂志上发出警告：“如果国家不采取适当办法解决大学的发展问题，将会招来酿成全国性灾难的学校大爆炸。”而事实上学生们的确正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社会运动与街头戏剧

1968年5月，学潮从南泰尔蔓延到索邦，愤怒的学生占领巴黎大学，导致警察干预，继而形成一种“反抗—镇压—反抗”式的循环升级。应该承认，对于这一事件，起初政府表现得有些过于自信，以至于人们讥讽它在风暴来临时更像是一个“聋哑政权”。它墨守成规，支支吾吾，既想平息事态又不想向“街头压力”让步，甚至异想天开通过抓捕几个捣乱分子实现对学生的分而治之。直到5月中旬，运动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危机，总罢工扩大到所有部门，到5月24日，法国已经陷入瘫痪状态。戴高乐的讲话变成了国民的耳边风，这下轮到反抗者装聋作哑了，一切理性的声音都被淹没在运动的节庆声中。

年轻人沉浸在“同仇敌忾”织起的团结、友爱中，在幻象之网里一起冲锋陷阵。面对牛气冲天的街头运动，许多起先彷徨的人也加入其中。1968年5月，许多法国年轻人相信，如果不去大街上走走，不去拉丁区的巷道里撬起几块铺路石，人生可能会因此黯淡无光——法国人不怕错过赚钱的机会，怕的是错过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

“同学们，向前跑吧，旧世界就会被抛在脑后。”至于跑到哪去呢，人们并不清楚。四通八达的大街，被街垒分割成一个个舞台，也像是一架架巨大的跑步机。显然，在这里真正上演的更像是一场场革命的戏剧，它让每个人有机会相信自己会走上时代的风口浪尖。如果说过去是平庸的一群，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堪称“伟大”、“顶天立地”。雅克·本尼特在《红与黑的春天》里这样描摹：“从今以后，我们有节日可过，有创造奇迹的时间，有自由讲话的权利……人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雅典式的民主，奴隶少了，但多了成千上万的广场！驱走了黑夜，战胜了权力，生活将会改变，将可以活得自由、平等、博爱、幸福了……”而且，相较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宰制下的“你不想自由，强迫你自由”，“五月风暴”似乎甚至有些清高与孤芳自赏：“如果一个人不想通过奋斗取得一样东西，那么你给他东西也没有任何意义”，“不要来解放我，我负责自己解放自己”。法国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在《费加罗报》上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大学生和工人们将又一次对这些日子的罢工、节庆、游行、无休止的讨论和暴动留下美好的回忆，仿佛日常生活的烦恼、技术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时不时地突然宣泄一下；似乎法国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剧中才能使孤独感得到解脱。”

“六八底线”

在法国过往的历史中，革命总是会让人想起那些滚动在巴黎街头的湿漉漉的人头。然而，今天人们知道，革命者的勇敢在于赴死而不在于杀戮，因剑得到的，必将因剑而失去。

尽管人们习惯于将发生于这一年的这场社会运动称为“五月风暴”或者“五月革命”，然而，今日法国，人们更倾向于用“Mai68”(1968年5月)这一中性的时间刻度来标刻这段历史。的确，和以往的“风暴”或者“革命”相比，它已经脱胎换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即是从政府到社会，无论是参与运动、反对运动者还是维护秩序者，都保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拒绝暴力和流血是“五月革命”各方的共同底线。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果法兰西要继承其“革命”传统，那么1968年5月可被视为法国革命的新起点。或者说，“六八底线”才是1968年5月运动留给世界的最珍贵的遗产。换一个角度说，这种表面激烈，实际平和的社会运动，也是一种“告别革命”的方式。

学生方面，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科恩·本迪特对暴力并无偏爱，人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对雅典式民主的追求。对于零星出现的暴力事件，本迪特认为“搞暴力并不是运动负责人决定的，而是大学生自发地选择了抵抗……我们没有任何责任”，“尽管一切有些过分，但毕竟还是恪守在民主的范畴内”。

“足够的行动，足够的词语”，这是“五月风暴”中的一道风景。“拥有你的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最美的雕塑是铺路石的砂岩，最具批判力的石块就是打在警察脸上的石块”，“铺路石下是海滩”，等等，一切更像是一种浪漫抒情的创作。当一切风平浪静，不难发现，那些口号中尽管充斥了对暴力的怂恿，但更多只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暴力宣泄。对于许多人来说，口号被发明出来，有关暴力的审美便已经完成。

尽管政府一度严重错估形势，甚至认为法国已经走到了“内战的边缘”，尽管学生夸大其辞，将警察描绘成挥舞棍棒的德国党卫军，但从整体上看，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一方面，学生们没有异想天开地去攻打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同样心知肚明的是：巴黎大学被占领以及割据四方的街垒只是一种反抗的象征，而不是一种军事手段。

有数据表明，5~6月间，巴黎有2000多人受伤，其中200人受重伤，此外，还有5人死亡，但并不是警察开枪所致。革共青联的领袖感到奇怪的是，那些被创作者们画上“SS”(党卫军)标记的警察并不狰狞，他们乐于同学生们讨论，愿意理解。当然，背后的英雄是警察总署署长莫里斯·格里莫，一位有教养的人道主义者。从运动开始到结束，他尽其所能地避免流血悲剧的发生。所以，人们不仅看到他经常在拉丁区和示威者讨论，而且在警察开始变得粗暴、即将失控时，格里莫还亲自致函每一个警察：“打击一个倒地的示威者就是打击自己、打击警察的职业形象。”

如让·戈夫在《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中所说：“60年代末的历史形势是不同寻常的。昔日的血腥暴动，二次大战的恐怖，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镇压、残忍和屠杀都还停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但国家毕竟进入了新时代。它结束了殖民战争；阶级斗争虽然尚未消失，但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

事实上，在这场运动中，法国社会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理性。当有人不仅撬走了铺路石，而且连根拔起了拉丁区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树木，并开始焚毁居民的汽车时，市民终于忍无可忍。风暴正在酝酿灾害，很快，媒体对学生的同情声浪明显减弱。《世界报》社长伯夫梅里批评说：“学生们虽然得到了慷慨的声援，但也会因盲目而自毁。不管正确与否，有哪届政府会容忍巴黎的街道布满街垒？”《图片报》则开始动员：“我们没有权利让警察和他们的水枪独自承担这种大事。”很快，“反对者的反对者”也开始走上街头，要求“把索邦打扫干净”，“法国要工作”，“共产主义行不通”……这些不甘心永远生活在“混乱诗歌”回声中的巴黎人，开始对法国的无政府状态说不。

“索尔仁尼琴效应”

观点平衡世界，真相消退激烈。“五月风暴”退潮后的“后戏”，同样是我们回忆或者梳理这场社会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和世界许多地方一样，“五月风暴”发生时，巴黎沉浸在格瓦拉式的革命情调里。对于刚刚发生在遥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巴黎极左派们更能感受到一种心气相通的朦胧之美。

尽管和中国实为“政治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五月风暴”更具有文化革新的内涵，但是两者之间有所呼应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吸引了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对他们来说，“文革”像是一场否定现政权并反对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在实践中超越斯大林主义”，是避免苏联发生的情况重演的唯一办法。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人对这场运动的“工具性”及其它“黑暗面”一无所知。当然，这种一无所知，还包括这一代法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乌托邦试验的错误理解。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极左派的革命理想在法国正式退潮，有赖于一个真实的世界的呈现。这一时期，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法文版面世，种种有关斯大林独裁统治的真实细节震惊了整个巴黎；两年后的1976年，中国结束了巴黎左派们怀揣春兔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红色高棉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也渐渐为世人所知。这一切，足以让活跃于当年的“六八分子”从希望陷入失望，并且“走到绝望的尽头”。

“索尔仁尼琴效应”就是“真相的效应”，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让那些原本诚心诚意想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人背负起一种“逻辑上的负罪感”。就像早在10年前的1958年，曾在信仰上改弦更张的埃加·莫兰在《自我检讨》一书中所感慨的，对“昔日信心的源泉”，今朝已经“形同陌路”。呼应中国的“文革”，巴黎的极左派曾经相信“红宝书”可以解决“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然而，事实告诉他们，天堂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堂而皇之地被搬到地上来。克劳迪和布鲁瓦耶勒在《幸福的石头》一书里的诘问是意味深长的：那些极端的六八分子虽然没有时间，没有力量，没有愿望用鲜血去彰显活力，“这很好！但共犯暴行的条约，我们不是一样签了吗”？

要面包，更要玫瑰

岁月无情，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步入生命的暮年。反思这场运动，主流态度不外乎两种：一部分人持否定态度，有人甚至将这场运动简化为一场“打砸抢”、一场“意识形态病”的急性发作；另一部分人则得了怀乡病，1968年的5月，只是他们人生中一个远逝的梦想。

毫无疑问的是，1968年5月改变了法国。这与其说是一次“失败的革命”，不如说是一次“成功的改良”。度过70年代的广泛自责与失落后，当历史进入80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才依稀显现。过去僵硬的社会关系消逝了，象征性的等级制度不明显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资的迅速提高而带来的收入等级。“五月革命”以其特有的反抗方式改变了当代法国的历史风尚。用一个法国学者的话来说，“五月”以后，法国的生活变得性感。

从此以后，“对话”与“商讨”成了法国政治中的一个常态。法定的程序、绝对的命令、神圣的指示不再那么高高在上。“五月风暴”以其特有的方式客观上完成了社会力量对政治力量的一种抗衡或者分权，表明这场文化革命所具有的政治内涵。

几百年前，托克维尔曾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根源在于法国农民受到的束缚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准显著提高，而随着手铐的去除，剩下的脚镣往往会变得百倍的不能容忍。这说明，革命或者群体性混乱并非都是在一个国家政治、经济走向崩溃时才会发生。发生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同样具有这一内涵。不同的是，这次“革命”已经不像往常，而是褪去了尖牙利爪。

进一步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疑难，革命并非只是发生在贫穷、落后或有冲突的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不等于解决了“革命问题”。法国“五月风暴”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为面包，而为玫瑰发起。1968年的法国，正处于法国由古老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强力转型的混合时期，1980~1990年代即将流行的新潮思想，与1920~1930年代的家长制社会并存。这种新旧混合同样表现在那些要求革新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喊着20世纪之初的革命词语，引领法国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1968年“不创新，毋宁死”的改革诉求，还是今日法国遭遇的“谁改革，谁下台”的政治困境，其背后的逻辑都是法国的社会力量对政治运行有着深刻的影响。或许可以说，从1968年开始的“五月革命”并没有真正结束，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对话或者对垒从来没有停歇。正是对话的存在，避免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动荡。

世界永不完美，冲突还在继续。回顾发生在40年前的这场近乎风花雪月的“革命”，不难发现，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当危机来临时，最重要的是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必须恪守自己的边界，一起守住底线，一起守望未来。

 

 1968年街垒之战

作者：lily

来源：网易历史  (《世界博览》授权刊发)

1968年像一把刀，切断了过去与未来。从华盛顿到伦敦，从巴黎到柏林，激进的抗议浪潮席卷全球。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年轻人，都在狂躁和不安，激情与恐慌中燃烧着自己……

美国学生安妮·麦克德米在回忆起1968年的时候，这样描述那个巴黎的春天：街道上满目荒凉，被烧毁的汽车残骸停在路的中间，街道标牌被推倒了，横在街上，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很多树木也有类似的命运，被砍倒了设置成路障，猫狗撕破的垃圾袋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尽管面貌丑陋，但1968年的巴黎依旧镶嵌着罗曼蒂克的光环。如今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判断依旧充满情感，法国官方版本认为：在燃烧的路障散发的玫瑰色光芒映照下，1968年的街头上演的是无政府状态的闹剧，那些革命者除了制造了混乱什么也没得到，年轻人的反叛虽然行为过激，但加快了法兰西的现代性进程。

对于1968年其他地方的革命这种评价也许同样适用，在纽约、芝加哥、柏林和伦敦，年轻的激进分子们以幻想的热情进行着今天看来荒谬可笑的起义。这一年被认为是个历史的转折点，当年人们认为它会带领人类走向伟大的令人恐惧的另外的可能性。但是世界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没有走向很多人希望的道路，虽然看起来一切皆有可能，但是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花的孩子

1945年后出生的婴儿们成长的世界与父辈截然不同，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生活富裕，但战后是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是历史上少有的和平年代，偶尔的战争也发生在远离欧美的世界角落。战后也是个经济繁荣的时代，1945年后出生的美国人对大萧条没有切身感受，他们只是听父辈们提起，像听一个遥远的传说。

物质富裕并不一定就能让人心满意足，那些经历过30年代和40年代动荡的人们自然珍惜当前的安定，但是他们的孩子却无法理解上一代人懒散的满足感。在他们看来父辈们不过渴望生活得更舒适，满脑子是把屋子铺满地毯，用上中央空调，每天吃美味的牛排，对年轻人来说这样的追求太过平庸乏味。1963年，一个17岁的德国青年愤怒得抱怨：虚假的经济奇迹让人们认不清他们自己有多浅薄。年轻的存在主义者很难理解他们的父辈为什么会很快乐。《休伦港宣言》是实现民主社会学生同盟(SDS)成立大会上发表的宣言，发表于1962年，宣言中说：他们要我们相信生活在繁荣中的美国人应该心满意足，但是我们是当代人，在至少是小康的环境中长大，目前住在大学校园里，正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我们所继承的世界。

很多反叛者都以自我为中心但性情温和，留着大胡子，涂黑色的眼影，浑身披挂象征着爱的珠子，离不开大麻，听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摇滚乐。他们自称是花的孩子，但是这些标志在老一代人眼里看来并不温和，墨西哥一个忧心忡忡的记者把这些离经叛道者命名为“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杀死父亲的人。

只有少数几个年轻人把生活方式的反叛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来看待。激进的美国女权主义者温德?布莱内斯认为：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平等、自由和人人参与的社会，所以我们要进行一场革命……我们坚信通过我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见识能够改变美国。德国、法国和大不列颠的某些学生领袖也表达了类似的野心。年轻的激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寻找灵感，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说：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着舒适的、平滑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现象，这是技术进步的表征。马尔库塞说随着技术进步变革变得越来越困难，技术进步就像可以轻易开启一样也能够轻易地关闭一扇门。虽然像潮水一样涌现的新产品让人们面对很多选择，实际上这种选择一点意义都没有，马尔库塞认为解决这种“不自由”的方法只有革命，只有打破现有的体系，真正的解放才可能到来。

 

1960年的问题

20世纪早期的激进分子口无遮拦得谈论革命，但他们只不过是在口头上抗议，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由言论运动取得了胜利，让官方承认了学生们有抱怨的权力，这对官方插手校园的政治活动是个限制。整个60年代，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学生们都在抱怨同一个问题：因为高等教育的扩展，大学变成了没有灵魂的工厂。多数抗议者都针对具体问题，比如课程的内容，食堂里的伙食质量，考试的压力等等，总之陈规陋习限制着学生的行为，这是年轻人反抗的中心问题。

1965年5月越南战争扩大化，给了学生们新的借口和推动力。在美国尤其如此，越战可以说是年轻人个人反抗的动机，欧洲的学生也因为这场战争更加激进了，英国小说家安洁拉?卡特回忆说：因为越南战争，我们的未来变得阴晴不定。学生们自然而然的与越南平民站在一起，英国的学生们说：从我们考试的教室到越南的水稻田，看起来道路漫长而曲折，但是它们折射了同样的社会类型，它们都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上。

欧美各地的年轻人都把这场战争看作美国政治体系隐含缺陷的完整体现，学生们的兴趣并不只局限在结束这场冲突上，而是延伸到改变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结构。要想攻击一个社会的根基可不是件简单的事，SDS的主席保罗?波特在1965年说：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想结束越南战争并且改变创造了战争的机制，那么美国人民就必须进行大众的社会运动。

继波特之后担任主席的卡尔?奥戈尔斯比继承了波特的思想，同样攻击美国的自由主义的建制和批准了越南大屠杀的美国进步主义者。借用马尔库塞的思想，奥戈尔斯比把这称为“企业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ism）”，通过阴谋诡计建立起来，让反动的权力以自由的面目出现。奥戈尔斯比呼吁美国人用革命的规则重塑国家。他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追求人人平等的社会欲望，正是这种神秘的欲望给予我们真正的道德。他承认，有些人会认为他是敌视美国人的，但是他说不要因此责怪我，要怪就怪那些大声宣扬自由主义价值从而让我的美国之心破碎的人。

回顾整个60年代，你会为那些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声称发现了永恒的真理困惑不已，许多年之后再回顾他的经历，SDS的活跃分子汤姆?海登承认：我现在还是不明白这种以救世主自居的感觉，这种真理在握的自信，这种为一代人发言的自豪来自那里，也许来自自我，极端放大的自我。对我们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像希望的灯塔，是大众运动的光辉事例，是对苏联入侵匈牙利失望情绪的解毒剂。年轻人对毛泽东主义并不了解就全盘接受了，越南的胡志明是另一个英雄，如果说美国是圣经里的巨人歌利亚，那胡志明就是是敢于对抗巨人并最终打败他的大卫。但是最令人尊敬的革命是切?格瓦拉领导的，他在古巴的革命说明了几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可以带领被欺凌践踏的人们到达传说中的“应许之地”。

暴力还是非暴力？

60年代的反叛者敬仰马丁?路德?金和甘地，对非暴力有股宗教般的虔诚，很多学生来到南部参加民权运动的抗议游行。非暴力的思想也深深根植于欧洲的土地，认为非暴力既是抗议的手段也是团结的工具。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非暴力的策略失效了，因为它既不能结束在越南的战争，不能给予黑人自由，也不能赢得校园改革的胜利。失去耐心的学生渐渐接受了马尔库塞的观念：自由主义的建制已经变成了“强制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的专家。他们已经发展出能够容纳社会改变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传统形式的抗议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给予人们主权在民的幻象。渐渐的年轻的叛逆者意识到他们不能把自己从自由主义的紧身衣下解放出来，年轻的激进分子得出结论：必须打破现有的社会体系。对很多人来说，这预示着抗议转向暴力的形式。

激进主义者认为暴露独裁政府本质的最好途径是激发面对面的对抗，从而揭下当权者暴力的伪装。暴力是通过是否愿意扔石头来测试的革命忠诚度，是某种兴奋剂，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暴动的领袖马克?拉德不停的取笑人们胆小懦弱，他说你必须拿起枪，别再害怕，像个男子汉一样行动。德国学生运动的领袖鲁迪?杜屈克（Rudi Dutschke）也有类似的鼓动：我们并不是历史上毫无希望的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傻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从没有过的世界，为此我们必须战斗而且已经开始战斗，战斗就意味着自由。对杜屈克来说暴力是独裁主义统治的本质，革命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回之于“反暴力”，谈论“宰头猪”变得和留长头发，穿牛仔裤一样流行。“右手一只枪，左手一只大麻”是当时很流行的口号。

五月风暴

到了1968年，激进主义者中的中坚分子厌倦了讨论和游行示威，他们把宝押在了暴力上。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暴动中的头目自称行动派，这是一个崇尚虚无主义的小组，声称他们要用砖头、酒瓶、垃圾、长发、大粪、毒品、游戏、枪、自行车、火和做爱来打倒法律和秩序。“身体就是政治”，仿佛一个有魔力的咒语，变成了肆无忌惮、自我放纵的方便借口。

巴黎一家卖激进主义书籍的书店老板弗兰西·切瑞蒂说，我被1968年完全搞糊涂了，我对革命进程有自己的观念，但与眼前的这个完全不同，我看到学生们在建路障街垒，但是他们中很多人对革命所知甚少，有些不过是高中生，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他们没有组织，没有计划。另一个失望的激进分子纳加·泰尼克把1968年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一场富人的孩子烧毁父亲汽车的起义。

这场让切瑞蒂和泰尼克感到失望的动乱起源于高等教育扩张之后学生们的疏离感，他们厌倦了人头拥挤的教室，把研究放在教学之前的教师和不民主的管理体制。1968年巴黎的动荡从南泰尔开始，这是一处建在凄凉工人住宅区的新大学，在政府和学校不能满足学生们的要求之后，学生占领了学校的主要建筑塔楼，政府立即宣布停课，这激起了多个大学里的教职工的支持性罢工。法兰西共产党开始并不想和学生搅在一起，后来发现政府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机会，工会也这么想，出于对戴高乐总统的强烈不满，5月13日，工人和学生一起举行示威游行。

法国学生们尝试抗议运动就像尝试新的毒品，有条幅写道“我越做爱就越想革命，越革命就越想做爱”。索邦神学院的一个占领者要求“随地小便的权力”，激进主义的导师让-雅克·勒贝尔说，在这场革命中我们想重新定义生活的概念，语言的意义和政治表达的界限。在试图解释这场运动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破坏一切，我们想让每个人都随心所欲的使用大学，大学不仅仅是用来受教育的，还是用来吃饭、睡觉、做爱和吸毒的……我们要破坏消费性社会的结构，这也包括它的文化。正像波德莱尔所描写的1848年的欧洲革命那样：这场革命之所以迷人在于它极端荒谬。

现在回望巴黎事件，五月风暴看起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也许是因为它恰好与工会运动的高潮合流了，这在法国也是不寻常的。5月18日，大约600万工人放下了手中的工作，这是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对于愿意相信的人来说，只要工人和学生步调一致走在一起，革命便会成功。理论上说，学生们极端崇拜工人阶级，实际上他们轻蔑粗暴得对待那些口中的“工人同志”。

五月风暴的领导者之一伊恩·登格勒发现索邦大学的厕所睹了，整个楼都臭烘烘的，他暗问自己，当革命成功之后，工人得到解放，谁来管那些下水道呢？工人与学生之间权宜之计的结合从一开始就矛盾重重，工人看不惯学生精英主义假内行的做派，而学生觉得工人就像群笨羊，正是这种不理解产生相互间的轻蔑。学生们从不为生计发愁，他们沉浸在深奥的政治理想中，但是面包对工人太重要了，他们没有时间进行意识形态的幻想。当蓬皮杜首相在5月27日宣布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之后，工人们陆续回去干活了。盟友撤走，只留下学生在那里进退两难。三天后，戴高乐总统宣布下个月进行全国大选，随后弥漫法国的反叛情绪潮水般退去了。同一天，香槟丽舍大街上100万人举行支持政府的游行。

芝加哥风波

除了制造混乱，法国的学生们其实没有深远的计划，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也是如此。马克?拉德是领导者之一，他后来承认：对于我们将做什么，我只有模糊的认识。发生在1968年4月的暴动，表面上是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卷入了武器核查问题，还有就是学生们要求在纽约黑人聚居的哈林区建体育馆。鲁迪后来承认：我们不过是顺手抓住了这些问题，国防分析研究所根本就与哥伦比亚大学毫无瓜葛，体育馆问题也是个幌子，对谁来说都没有意义，我从没到过要建造体育馆的地方，甚至不知道怎么走。

也许可以说，大多数反叛者是被破坏的前景所吸引。“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这个问题，”鲁迪曾经大喊，当时没有几个人明白他的深刻，现在看来，这看起来空洞的句子恰恰解释了后来发生的混乱。

1000名全副武装的纽约警察进驻校园之后，哥伦比亚大学的暴动结束了，同时给学生们树立了暴力、效率和组织方面的榜样。鲁迪和他的朋友们对自己说，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证明了：政府宁愿逮捕、痛打学生，也不愿停止他们的剥削政策、种族歧视和执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鲁迪认为这激化了对抗，海登随后号召更多的哥伦比亚人站出来，危机就要到来了，将会有更多的大众支持我们，警察根本就对付不了。他说，我确信，我们正在逐渐掌握权力，掌握让这台不能为人类服务的机器停下来的权力。

1968年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大会为哥伦比亚激进分子开了头的暴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领头制造混乱的是易比派的杰里?鲁宾和阿比?霍夫曼，他们的计划是举行连续的街头聚会，这些聚会不像严肃的抗议更像是马戏团表演，主要目标是引起轰动，制造奇观。一个组织者说，这是典型的美国风格，我们投射在媒体上的形象就是我们最大的武器。在民主大会的前一周，易比派对新闻媒体说他们要在芝加哥的供水系统里投放迷幻剂，要强奸大会代表的老婆，要在林肯公园里群交。鲁宾告诉他的追随者：政府的偏执和罪恶将会让他们派出几千个警察……记住警察越多，戏剧越精彩。

美国激进运动发生了分裂，那些希望采取非暴力手段，希望改革循序渐进的大多数人，闻到地下报纸散发的硝烟味之后，逃离了芝加哥。他们中的少数参加了大会，宣讲自己对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的观点，对暴力的介入表示反对。“结束越战全国行动委员会”(National Mobilization Committee to End War in Vietnam，简称MOBE)的大卫?德林杰痛苦得回忆：我希望这是一次非暴力的集会，对我来说，喊警察“猪”或者冲着警察模仿猪的叫声并不是革命。

除了造成破坏易比派没什么计划，但电视扩大传播了他们的形象。接下来的林肯公园之夜，几千名警察在美国国民警卫队的支持下与一小撮易比派的乌合之众发生冲突，当时电视现场转播，整个世界都在观看。鲁宾和霍夫曼的疯狂和市长理查德?戴利的偏执相遇，创造了美国政治史上最耻辱的一幕。霍夫曼后来承认，我们要强奸政客在电视上的形象，所有的行为都是要败坏这个形象，这个民主社会和平的、有秩序的按商业需要运行的形象。至少在这种意义上易比派赢了。

 

格罗夫纳广场暴动

1968年英国的激进主义者也怀着同样的动机。发生在三月和10月的格罗夫纳广场暴动看起来非常“不英国”，事实证明这些暴动不过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参与者后来回忆说我们仅仅是想要做点什么，出乎所有人的意外，结果这不是种好的方式。对越南战争的不满同样是问题的核心，由托洛茨基?阿里和帕特?乔丹是越南团结运动(VSC)的核心人物，他们抓住了美国行动所激起的愤怒。10年前在奥尔德玛斯顿村（英国伯克郡的原子武器研究机构所在地）所举行的核裁军游行是非暴力的，现在游行的策略被抛弃了，抗议者拿起了棍棒和石头。有观察家把这场暴动描述为：足球流氓的聚众闹事。

像杜屈克和拉德一样，VSC希望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全心全意相信暴力的力量。阿里和他的朋友们并不知道或者有意忽略暴力本身的破坏力。地下刊物的记者约翰?霍普金斯发现VSC太愤世嫉俗了，他感觉到了危险，依赖乌合之众的暴力是非常危险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些人是炮灰吗”，他的提问直指阿里。

米克·贾格尔参加了格罗夫纳广场的扔石头运动，然后他回到家写了《街头英雄》（Street lighting Man'）。总有些人真心觉得应该去反抗，而有些人则喜欢听窗玻璃破碎的声音，在英国这两种政治家总是存在，如果需要，偶尔他们会形成不稳定的同盟，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在芝加哥的林肯公园，在伯克利的电报街，这一原则同样适用。

1968年的革命并不是因为它们取得了什么成就而变得重要，1968年的重要性在于它被解读被观看的方式。所有的事实都证明，暴力只能让高深的政治理想窒息而死，同时赋予对方行事暴力的权力。暴力的结果，也并非启迪普通人的心灵，激进运动常常让民众因恐惧仓皇而逃。英国的《星期日快报》这样描述格罗夫纳广场10月事件：邪恶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易受骗的学生进行的冷酷、有预谋的暴力演习，是由训练有素的左派煽动和策划的，目的是为了败坏警察的名誉，恐吓普通民众。

德国街头的暴动遭到了类似的谴责，一项民意测验显示，92％的人反对杜屈克等暴徒，更意味深长的是78％的年龄在30岁以下的德国工人阶级同样反对，在法国也是这样，在6月的全国大选中，戴高乐获得了全面胜利，并得到了采取行动压制抗议的授权。美国的情形与欧洲类似，虽然国家暴力委员会认为Daley的芝加哥警察在行动中不受限制，不分青红皂白，但民意测验显示五分之四的美国人谴责学生赞扬戴利。

 

1968年的遗产

每个地方的政府都把暴力镇压学生运动看作正义的，平民百姓因为被激进分子吓坏了，从而和政府站在了一边。法律和秩序变成了信条，受伤的是自由，政府对自己的偏狭越来越自信。右派的观念占了上峰，花的力量、毒品、性解放、学生动乱、共产主义、学院自由和反越战运动变成了堕落的标志，人们认为这些毒草是在自由主义的土壤里滋生的，只有回归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才能根除。领导这场回归的是纽约州的州长、后来的总统里根，他多次为自己压制学生抗议辩护：当美国人在为祖国战斗牺牲的时候，决不能对敌人心慈手软。

60年代的激进运动起源于社会思潮和年轻人试图实现这股思潮的努力，但是革命失败了，被保守派的反革命打败了。在战后最激进的年代，保守的尼克松当上了美国总统，他最终结束了越南战争，结束了备受指责的国际问题。在这种意义上，1968年确实是一个转折点，但并不是所有力量聚集到一起的时候力量最强，而是当它失败了，过去了，结束了，它的碎片却分散影响到所有的方向。

今天缅怀1968年已经成为左派的传统，要想得到左派的“职业资格证书”，就必须向杜屈克、霍夫曼、阿丽、勒贝尔表达敬意。1968年的狂热分子并没有因为对自由主义的伤害受到责难。1968年暴动导致的道德恐慌让自由主义的共识轰然倒塌，同时让任何形式的改革停步不前。为了对付革命的阴影，尼克松和戴高乐（随后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掌权之后，即使是最温和的抗议也变得困难重重。

革命从来不在1968年的日程上，因为被暴力奴役，因为热爱自己在电视上的形象，一群困惑的革命者带领这股进步的运动脱离了常轨。也许这一年最持久的遗产是它成了替罪羊，整个西方世界，不管来自那个政治谱系的领导者都愿意把当前的社会问题：道德败坏、犯罪频仍、暴力事件和家庭困境推到那场革命头上，而不管事实是不是如此。

尽管面貌丑陋，但1968年的巴黎依旧镶嵌着罗曼蒂克的光环。把灾难变成凯旋是典型的法国方式。1986年的时候曾经是1968年法国五月学潮运动的领导者科恩－邦迪写道：在1968年，这个行星拥抱了自己，和巴黎一样，柏林、罗马和都灵的铺路石变成了叛逆一代的象征。危机过后，戴高乐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拉丁区铺上沥青，800年来铺路的鹅卵石一直为不满的公民充当反抗的弹药，从此后再也不能了。

 

附：1968年：法国“红色五月风暴”（黑白老照片）http://www.picturechina.com.cn/bbs/thread-14855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