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惨案”与段祺瑞下跪

作者：萧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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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初，亲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扩大地盘进军关内，遭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天津大沽口的阻挡。3月12日，两艘奉系军阀的军舰在日本军舰的掩护下驶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企图强行通关，又遭到国民军的还击。3月13日，日本公使借口维护《辛丑条约》向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国民军撤去大沽口的防御设施，并纠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班牙等国公使以武力相胁迫，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北京人民的愤怒。3月18日上午10时，北京工会、学生联合会等60多个团体80多所学校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李大钊和徐谦等担任主席。会后，2000多人组成的请愿团赴国务院请愿，要求驳回八国“最后通牒”，驱逐八国公使。下午1点半，游行请愿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在段祺瑞政府国务院（今人民大学文件资料楼）大门前的空场上，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并派代表进入国务院进行交涉。这时，段祺瑞政府竟然下令军警用棍棒、大刀殴打、砍杀手无寸铁的学生，驱赶游行队伍，甚至不惜向请愿人群开枪。在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中，有47人被打死，150多人受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校纷纷罢课，为死难烈士举行追悼会。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连续写下了七篇檄文，中学教科书上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是其中之一。《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报刊杂志纷纷加入了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后来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时，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三一八惨案发生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闻名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在1924年纪念北大25周年的民意测验中，大学生选出的“国内大人物”中，段祺瑞排名在胡适和梁启超等人之前，可见其人气之旺。这天段祺瑞不在执政府，也不知道谁下令开的枪，听说政府卫队打死了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又宣布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戳的忏悔。

在民意的压力下，段祺瑞政府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机构。国会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调查取证后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屠杀发生后不到1个月，段祺瑞政府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倒台。

段祺瑞曾在德国留学数年，经历过西方文明的熏陶，袁世凯死后，作为掌握实权的人物，他立刻批驳《报纸条例》，开放报禁，一直到“三一八惨案”发生。报刊舆论已经严重威胁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他都没有动过控制舆论保持权位的念头，反而以去职来担当责任。他认为“限制舆论的做法不适合共和国的国体，对舆论应先采取放任主义。”1926年12月天津大雪，冻死难民很多，段祺瑞撰诗为民请命：“瑞雪觉年兆，哀鸿转弗安，众生悲业积，我佛结缘难，冬至阳生渐，春回气不寒，闭门恩寡过，善恶待天予。”下台后的段祺瑞信守诺言不再问鼎权力，并透过报纸发表声明，说无论谁以其名义在外活动均属假冒，不要承认。惨案过后的十几年里，段祺瑞一直是荤腥不沾，1936年其身体虚弱，病痛不断，医生建议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则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作答，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身亡。

段祺瑞临终遗言有“八勿”，即：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参考资料：

1，网络上检索到的有关“三一八惨案”、“段祺瑞”等条目
2，几本历史教材中的有关叙述
3，网友剑胆琴心的博文《民国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