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版纳说：那场矢志改变世界的父辈革命

作者：杨磊

来源：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ziliao/200909/0928_6858_1368994.shtml

有人说，上山下乡是一段有关青春和忠诚的记忆，但更多的人说这个庞大的国家用了几乎是一代人的时间，来重新定义关于人和知识的命题。

那个叫凌瑜的年轻人最终没能回到北京。

无数个清晨，当依旧毒辣的阳光穿透密密麻麻的橡胶林，巡视着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的山野时，他都不再醒来。

他活在属于他的墓碑上。嵌于其中已经发黄的照片上，这个年轻人无比稚嫩，头发黑密，眼望故乡。

他是知识青年。在中国，这个词汇拥有特殊的含义，泛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都主动或被动的被卷入一场洪流。在这个后来被称为“上山下乡”的运动中，有1776万年轻人在“知识青年”这个统一称谓下，从城市下放到荒芜的原野，从北大荒到西南边陲，遍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几乎涉及了全国所有的城市家庭。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在其所著《上山下乡》中认为，中国知青的上山下乡，解决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无法避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失业率增长问题，并将它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但直到现在为止，这场实验的过程被人熟知，但结论却无法明晰。

有人说，这是一段有关青春和忠诚的记忆。但更多的人说，这个庞大的国家，用了几乎是一代人的时间，来重新定义关于人和知识的命题。他们离开家乡，投入激情和青春，最终却只换来了一段经历。

很多人的一生就此改变。诗人食指曾经描写了离家时的感觉。“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这也是凌瑜的北京。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记载，1956年至1972年西双版纳农垦系统和农村共接收安置各地知青共56162人，其中北京知青3051人。

放宽历史的视线，几乎是在同一个时代，同样裹挟着青春和激情的躁动，出现在飘扬着红色左翼旗帜的巴黎街头上，出现在向华盛顿进军的嬉皮士和民权之路上。

相异于巴黎和华盛顿的后现代性青春之歌，作为农业社会的一次回光返照，在通往乡村之路中，凌瑜牺牲了，成为第一个牺牲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在当地人眼中这个北京娃娃最终没能回家。

这是中国重回世界历史舞台后，追寻现代性的一出历史悲壮之歌，它让青春中国从此成熟且厚重。

席卷而下的辉煌:在梦醒之前一位当年的知青回忆说，到西双版纳去的念头曾像一团火一样在心中燃烧，“一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同胞仍然生活在近乎原始的条件中，就觉得改变这里就是我们的使命”。

就像那个特殊时代的所有共同产物一样，东风农场的名字非常普通。当地人说，东风、红旗这样名字曾经占领了西双版纳的每一寸土地。但直到一群外地人的到来，才最终让这里成为有故事的地方。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最初的起源仍是有关革命。

《剑桥中国史》的表述说，上山下乡源自一群北京革命青年的串联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年轻人是一个激情而且矢志改变世界的群体，他们愿意为理想付出青春乃至更多的东西——在一次边疆之行后，这些青年意识到广阔的乡村似乎有可能大有作为，于是，他们给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写了一份要求去云南插队的报告。

1968年2月8日，列车载着55名北京青年奔赴云南，在西双版纳的大勐龙地区，一个仍然处于刀耕火种时代的森林地区扎寨。后来，这里周围的几个农场被统一合并为“东风农场”。

在知青历史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此注定了东风农场和西双版纳地区在中国知青运动中的特殊地位。

而经过当时媒体的大力宣传，北京“五十五壮士”事迹被称为一场革命的起源，标志着那一代中国人在对待革命问题上的认识高度。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也就是1968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在《人民日报》的那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著名社论中，毛泽东说，“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而事实上，在更早以前，有组织有计划的将无法安置的城镇应就业青年往农村转移，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已经持续了十几年。

但从1968年12月开始，这场运动正式席卷全国，并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从这个时间段起源，几乎每一个中国的城市家庭都不得不融进这场洪流。从车站到码头，送行的人潮激烈涌动。

诗人食指在他的诗歌里写到，“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这是我最后的北京”。

而作家阿城在他的小说《棋王》中的开头写到了下乡的那一幕，“车站乱的不能再乱”。各种记载都显示，这种场面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反复上映。从北大荒到云南边陲，从黄土高坡到内蒙草原，一代中国年轻人主动或被动的从城市迁居于此，试图在新天地里大有作为。

作为知青运动的标志性地点西双版纳，更是无数青年的彼时延安——一位当年的知青回忆说，到西双版纳去的念头曾像一团火一样在心中燃烧，“一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同胞仍然生活在近乎原始的条件中，就觉得改变这里就是我们的使命”。

根据东风农场的资料，在最高指示发布后不久，首批上海376名知青到达西双版纳。此后，大批北京、上海、重庆和本省昆明以及思茅、墨江的知青来到西双版纳。

但事实上，不管是西双版纳，还是其他地方，都没有做好容纳这些年轻人的准备。这是一场全国性运动，但缺少基础生活条件的储备——在后来的无数知青文献中，“艰苦”成为最普遍的形容词，这些前来的年轻人抱有无限的激情，但也容易被现实所击溃——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是毫无准备的被卷到这场运动之中，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就是一些娃娃”。

但趋势一旦形成，就再也无法回头。

此时的凌瑜，作为第一批知青，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个月。在零零碎碎的记忆文字中，他的战友回忆说，“他性格内向，平时总是沉默寡言，很少有笑容；但他心地善良而正直，身体很壮，工作很刻苦，我总觉得，在他的身上有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影子”。

而在当地人的形容中，这个沉默的娃娃因为背负着“父母都是右派”的压力，总是往最艰苦的地方前进，试图来证明什么东西。

这似乎是那一代人的共同宿命。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被动下乡，因而需要更加的努力来洗刷这些历史包袱，而更多的人只是因为生逢那个时代，而不得不上山下乡——这种现实最终构成了所谓的“社会实验”。

“1970年初，我与数万名初中生被发配赣南、皖北、云南、黑龙江，三月注销户口，四月初塞满一系列专程火车，喧哗哭叫，离开家乡。1971年，我在当年红军盘踞的深山学会砍柴做饭，认定此时将永远落户农村”，陈丹青在回忆那段经历时说。

东风农场的老职工说，在西双版纳，知青们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们在劳作之余，还要考虑自己的温饱。知青的住所极其简单，是用竹子编成篱笆，再糊上泥，盖上草顶，这种简易的竹笆房和竹笆床就是他们的栖身之处。干活时，他们还要冒着被毒蚊叮咬、被毒蛇咬伤的危险。

而更致命的是，他们除了青春，似乎再无其他。一位知青说，当自己的那一页户口从户口本上撕掉的那一霎，“我就觉得这辈子再也回不了北京了”。

于是，那些和青春有关的日子里，知青们游离于社会的幻灭感始终存在。这也预示着这场运动最终不会取得什么成效。

很多年后，在一本知青书籍的序言上，作者用以下文字来缅怀自己的同辈人: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

我要回家:作别农业社会余晖

没有文字资料证实凌瑜在那一刻想到了什么。但当地的老人说，几乎所有的知青都来为他送行----他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牺牲在这里的知青----在大雨中，那些“年轻的娃娃们痛哭失声，有人说想妈妈了”。

美丽的西双版纳，并不是我的家。很多知青说，走进东风农场，这个念头就开始出现。

当地老人回忆说，当时的农场，除了名字有点时代的气息之外，更多的地方仍然趋于原始。

绵延的群山和苍翠的树林带来的不仅仅是美妙的景色，而是生产活动中的艰难——当地人说，在一开始的时候，知青们就是靠着刀砍斧凿，一步步搭建出农场的雏形。

在这个环节中，这些还是不到20岁的年轻人用自己的双手搭起窝棚，种下橡胶，开出公路，建起水坝——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情，向这些边境之地释放出一个信号——在一无所有的时候，信念是最大的驱动力。

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

正如现实残酷的展示出来的一样，很多事情并不是“东风吹，战鼓擂”这么简单。一位当时的知青说，“我们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来相信信念可以战胜一切”。

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而在有关这场运动的正式文献中，有记述证实，知识青年下乡并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反而导致了更大的不安——“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

后来，有知青在文章中描述，自己“似乎正在被这个时代抛弃”。

而此时的凌瑜已经没有办法亲自回忆自己的过去。1970年的3月15日，天降大雨，凌瑜突发重病。他的战友回忆说，“一进他的屋子，见他上吐下泻，吐的都是绿色的胆汁，已经病得很重”，两天之后，凌瑜因为中毒性痢疾死亡。

没有文字资料证实凌瑜在那一刻想到了什么。但当地的老人说，几乎所有的知青都来为他送行——他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牺牲在这里的知青——在大雨中，那些“年轻的娃娃们痛哭失声，有人说想妈妈了”。

然而，对于这些知青来说，凌瑜的死只是一个开始。

在没有丝毫改观的环境中，毒蛇、瘴气、意外事故都成为他们的敌人。最终，仅在东风农场一地，集中起来的知青墓地中就有71座知青的坟茔。而在全国的其他地方，意外或者工伤死亡的知青数目也在持续增加。

也就在此前后，越来越强的幻灭感在知青群体中出现。尤其是在“文革”中后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个国家有可能往一条更好的路上发展。于是，回家的念头开始萌发。

从1971年开始，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许多问题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同时中央开始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但这只限于部分幸运儿。

事实上，有部分人采取了曲线回城的道路——参军、读大学、招工等都是一些可以的方式，也有一些知青选择了装病，甚至是自残的方式，来达到回家的目的。

但更多的知青只能默默等待政策松动的那一天。

1978年11月，距离东风农场百余公里的橄榄坝农场，一个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因为救治不及时导致的产后大出血死亡——这个事件在几天之内迅速恶化为一场游行。

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上万名汇聚于此的知青打出了“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并组成请愿团往昆明往北京出发——事态更加恶化，前往昆明的知青采取了绝食、阻断战备铁路等各种手段来唤醒中央的注意，他们喊出了“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

而到了1979年元月，政策最终获得松动。在云南的相关决议中，这场运动最终以“不愿意留下的，统统走”作为句号。短短三个月内，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90%以上。至次年，仅余3200余人，不足原总数的3%。

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冲击全国各大垦区。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至此，历时十年并造就整整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宣告结束。

而在之前一年，已经有知青借助恢复高考的机会获得了回城的机会。

但更多的人，并没有获得读大学的机会。他们的浮沉成了一个时代的痛楚。还有一小部分知青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回家，他们守望着不是故土的故土。

收割的季节:一个时代的回望几乎每一个农场的老人，在回忆起这些知青时，都会说“我们当时条件差，亏待了这些娃娃”。

大潮退去，凌瑜仍在远方。

越来越多的知青战友们开始回到家乡，只有凌瑜的墓地仍在东风农场三队的山上，远远的眺望着公路。那里可以回城。

从1968年到1979年，整整十年。对于很多年青人来说，这就是人生中最好的时光。然而，他们无从抉择。

文字记载说，蜂拥回城的知青们给原籍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安置压力。很多知青所谓的回城往往就是换得一个户口，工作其他什么都没有着落。

但生活仍需要持续。于是，这种源自特殊历史背景遗留下来的问题至今仍在发酵。一个知青学者说，我们几乎用一代人的时间来验证“激情退潮后的孤寂”，还要用一代人的时间来偿还历史的负债。

但有一点毫无疑问，经历的苦难并没有压垮这些曾经激情无限的年轻人。他们用更加努力的姿态来进入这个社会。

一位知青说，“我们被抛弃了十年，只能用更短的时间回到社会”。于是，在国外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文献中，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开始出现——知青运动落幕前后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这一群人。

有文献如此形容，知青大学生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特殊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中国“可怕的两届半”。所指的也就是1977/1978年两届大学生，而1979届大学生因为开始限制高考年龄，所以只能称为半届。

这份文件的结论说，这两届半“可怕”，是指他们力量巨大，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入学，直接促成了中国高校体系的学科梳理和完整化，成为文化接力棒的重要传递人；从社会影响来说，他们身份特殊，受过多年马列主义教育，通过亲身经历对中国建国以来的道路有过深刻的感受与反思，能适应最正统的思想，也有叛逆精神，渴望除旧布新，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能量与活力，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影响显著而深远。

而在不久之前，一本选材自那批大学生事迹的名为《七十年代》的书籍也在热销。作家李零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在七十年代。”这句话被印在了书籍的封腰。

而有关知青记忆的书籍一度也成为一个特殊的类型，有人将之称为“伤痕文学”。作家梁晓声说，“因为经受困难，所以我们写作”。

但更多的人没有机会来说出自己的经历。他们仍旧在时代中蹒跚前行-----无数的知青在回城之后，没有工作，没有房子，只能选择最低端的工作来养家糊口。他们毫无疑问的处于社会的底层。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不少知青对当年的下乡表达遗憾，但也有知青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有一些知青认为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品质，了解了生活，为今后成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

然而，更多的知青则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很多知青都把当年下乡的地方当做第二故乡，对当地的农民有着浓厚的感情，返城后仍时常惦念乃至回去探望。但也有一些知青诅咒、报怨、痛恨那段经历，返城后再也不愿回到农村。

因而，在这些年中，有关知青的话题注定会引发争议。他们当中有些人提出了“青春无悔”的口号，但很快会被另一些伙伴攻击——“你无悔，你继续待着啊，回城干嘛”。

“即便是‘青春有悔’也不是我们的罪过，”一位回城知青说，“一个宏大的时代展开时，身处其中的人无所适从，只能跟着大潮前行。不是灾难，是命运。”所以，更多的人选择顺从宿命。

但对于他们曾经在此抛洒青春的东风农场而言，这些知识青年们改变了这里所有的一切——在这个农场的历史上，永远都写着这么一段话，“无数知识青年，先后来到这片热土，贡献了血汗、青春、智慧，乃至生命”。

几乎每一个农场的老人，在回忆起这些知青时，都会说“我们当时条件差，亏待了这些娃娃”。

去年12月，东风农场举行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多支农场派出的寻访队伍奔赴各地，邀请那些在此工作的知青重回农场。

他们当年种下的橡胶林已经迎来收割的季节，那些他们搭建的窝棚已经变成永久性住宅，农场的工人回忆说，回来的老知青们哭声一片。或许为了变化，或许为了宿命。

在更早的时候，东风农场将牺牲在这里的知青墓地集中起来，修建了一个名叫“龙泉公墓”的祭拜场所。71座知青的坟茔位于这里的高档区。每年清明的时候，总是会有家属前来祭拜。

凌瑜的坟墓在公墓的第一排，是少有的几个镶嵌有照片的坟茔。上面的他，依然年轻。

但有很多知青坟墓至今无人来看望，可能亲人们都不知道他们长眠于此。他们留下的，往往只是一个名字。没有照片，没有文字。

一代人来，一代人去。他们的故事正在慢慢过去。或许有一天，和他们青春有关的这段历史，最终会成为故事。而故事，也会变成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