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大草原（连载十四）：19丹得布和斯琴
作者：孟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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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大草原（连载十四）：19丹得布和斯琴
作者：孟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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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大草原（连载十四）： 19、丹得布和斯琴 以丹得布满肚子的知识和满脑子的智慧，他不应该是一个生活在马背上的牧民，而应该是一个学者，写书、作研究，在学校里讲授文学或历史课，像玛玛贵的儿子一样。玛玛贵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小老太太，她的儿子是有名的翻译，他把蒙古文学翻译成汉文，把汉语文学翻译成蒙文。我们听说他把著名古典小说《红楼梦》等翻译成蒙文。翻译家和他的妻子孩子住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玛玛贵与儿子儿媳在大城市里住了一段时间，她不习惯，就又回到了草原。每年夏天她儿子或儿媳，或两口子一块来草原看望玛玛贵。他们的蒙语说得很是流利，但他们说话的方式，口气，和穿着都不是草原牧民式的，他们是城里人。丹得布不是城里人，是一个牧民，一个很懒的牧民，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事实。懒在草原上真不是什么好的声誉，我在草原的七年眼见着丹得布变得越来越懒。 丹得布是一个羊倌。 一年春末夏初我在菜园和庄稼地里干活，住在小山头会思前的土坯房子里。丹得布的浩特搭在会思西北的峡谷里，从庄稼地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他们的蒙古包。早上和傍晚他的羊群卧在蒙古包前。天大亮以后卧着的羊们一只接一只地站起来，慢慢移向东边的山梁或西边的山梁，开始了它们一整天的吃草活动。在早上我们从来没看见过丹得布，我们常常看见丹得布的妻子伊利亚爬到东山梁或西山梁上把羊群给轰回来，伊利亚把丹得布的马抓回来。那时候伊利亚的母亲与他们住在一起，太阳升高羊群在浩特里呆不住了，我们看见伊利亚的母亲走着跟着羊群翻过山梁。 有时我们在太阳老高羊群早已不见了的时候去丹得布浩特问些什么事情，却看见丹得布还在睡觉，伊利亚把茶壶放在锅里的半锅热水中热着，丹得布在近十点时才起来，慢慢喝过早茶，骑上马去羊群换他的岳母走回来。 1924年外蒙古从中国分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让内蒙古也独立出去加入外蒙古成为一个蒙古国，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一般牧民谈论这一问题，他们并没有“蒙古独立”这一概念，也不关心“独立”这类与他们的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问题。我偶尔听到谈论这一问题的人们，都是公社或旗里的蒙族知识分子。我们与丹得布聊起内蒙独立的问题，丹得布摇着头，说他去过乌兰巴托，外蒙的首都，他都不认得街上的牌子，因为外蒙采用俄文字母来拼写蒙文。他说外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用食指在地毡上画着地图，“这是外蒙古，北边是苏联，南边是中国，外蒙古真没有多少资源，没有石油，又没有多少地方能种粮食。不管愿意不愿意，进出蒙古都得经过苏联或中国，所以蒙古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现在的问题是依靠谁？是依靠北边的苏联，还是南边的中国。”他看了看我们接着说，“我看依靠中国好，蒙古人还是和汉人离得近，比较熟悉。”这明智尖锐的分析就像诸葛亮在隆中给刘备分析天下大势一样。在内蒙的七年中我也和公社或旗里的一些蒙古族知识分子深浅不同地谈过内蒙古独立的问题，但没有一个人给出如此明智的分析。 在内蒙古，蒙人与汉人的关系有些敏感，大约是越往上越敏感一些，在最下层的草原牧民们中这关系一点也不敏感了。我们公社机关的工作人员全是蒙古族，是当地的蒙古族或是东北过来的东北蒙。工作在供销社，医院，邮局，银行，有一些内地来的汉族人。旗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东北蒙，因为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比当地的蒙古牧民弟兄姐妹们要高。蒙族人和汉族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和谐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挖过“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到68年秋我们来草原时已经结束了，大队的牧民根本不知道内人党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也不关心。对于草原上的牧民，“天高皇帝远”。北京在很远的南边，呼和浩特在很远的西边，没人打扰他们，他们的日子过得挺不错很平静。他们关心的是马，牛，羊，女人，男人，蒙古包，他们才不关心什么政治运动呢。 内蒙古自治区是1945年成立的，自治区成立后政府做了不少事。首先把草场牲畜分给一般牧民；派医疗队到草原治疗梅毒和其它性病，宣传教育牧民们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到草原时梅毒已基本消灭了，进一步合作化把牧民们组织成大队，公社，在公社设立小学，旗里有中学；每个公社有医院；训练青年男女牧民成为配种技术员，以新疆细毛羊改良本地蒙古绵羊。所有这些建设和措施，改善了牧民们的生活，牧民们高兴满意。 公社的小学以蒙语教学。旗所在地有一所中学，有蒙语班和汉语班。旗所在地离我们公社一百多公里，我们公社有几个孩子在旗里上中学。我们在草原时，我们大队没有一个孩子上中学。一个孩子上不上小学、中学或大学主要看这个孩子的志向和家里的状况。当然大学毕了业是没有人再回来放羊的。 我不知道丹得布是不是上过大学，也不知他为什么没去做一个学者，而留在草原上做了一个牧民。大队里唯一需要一些文化知识的工作是会计。我们大队近二百口人共同拥有所有的羊牛马骆驼，大队的主要收入来自卖羊，卖羊毛，山羊绒和卖为数不多的牛和马。每次卖牲畜或羊毛，会计都要在场，谈判价格，记录收入。会计的更为日常的工作是给大队的每一个干活的人记工分，不同的工种记不同的工分，干活天数越多工分越多。每年春节前十来天，不懂达勒嘎们和会计来到大队办公室的房子，由不懂达勒嘎们坐阵，会计开始算帐。算出总收入减去总支出得到净收入，报告给不懂达勒嘎们。不懂达勒嘎们开始争论应该留多少公积金，应该留多少明年的生产基金，这个说明年应该买改良种牛，那个说应该买一台新的剪毛机，又一个说去年的工分值太低，……，还是真热闹，不懂达勒嘎们争吵成一团。争论到半夜，大家都困得不行了，于是横七竖八地在会议室的地毡上倒头大睡，第二天上午醒来喝过早茶接着再争吵。 大队的头儿们连争带吵地好不容易最后有了统一的认识：分多少留多少。会计接旨后马上接着计算：净收入减去要留的，得出能分的钱数，再算出总工分数，用能分的钱数除以总工分数得出工分值，用工分值乘以每个人的工分数，得出每人该分多少钱。那个时候当然没有计算机计算器，唯一的工具是一把算盘。到把每人该分多少钱算好，三天三夜过去了。然后会计和保管骑着马去公社银行，领回一口袋钱，分成堆，叫大家来领一年的工资。 我们听说在我们没来之前，丹得布确实被大家选为大队的会计。在卖羊，卖羊毛，卖马的时候他总是迟到，或是根本不到。渐渐地人们对丹得布失去了信心，人们选了别人做了大队会计。但是每年春节前由不懂达勒嘎们坐阵，会计主持的三天三夜年终结帐算帐分红工作，不懂达勒嘎们还是得请丹得布来帮忙，因为这样一通复杂的乱算还是除了丹得布别人谁也干不了的。人们坐在大队办公室喝茶抽烟耐心地等待着丹得布的到来。丹得布一到，最后冲刺年终结算立即开始。牧民们确实很尊重知识和有知识的人。丹得布的妻子伊利亚是六十年代初与那仁其其格齐名的女民兵，人又利索能干。那时的男青年都想娶她和那仁其其格这样的姑娘为妻，但伊利亚却选择嫁给了丹得布。我想，那时丹得布一定没有现在这么懒。牧民们尊重有知识的人，但他们可不羡慕有知识的人们居住的拥挤的城市，蓝天白云无边的草原早已溶入牧民们的血液中了。 丹得布的妹妹斯琴由于某种原因差一年没上完初中。她能读能写手很巧针线活做的没得说，追求她的人很多，她显然知道有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她。选择的机会太多了，有时候也真不是一件好事，能让人看得眼花潦乱。斯琴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的求婚者，呆在家里等待着更好的。我们到草原的第三年冬天，全队社员会上大家决定办一所季节小学，选斯琴和我当老师。我不记得有人提议让丹得布当老师，一定是人们认为让他教小孩子们真是大材小用了，而且他实在是太懒。我在学校和商店那一章里说了，我们队的季节小学办了两年，第二年夏季班时斯琴怀孕了，她生了一个男孩。斯琴很快嫁给了我们邻近公社的一个人，我们听说那家很有钱呢。丹得布和伊利亚没有孩子，他们抱养了斯琴的儿子，取名为巴特，巴特是英雄的意思。 离开草原之前我去看丹得布和伊利亚。小巴特几乎三岁了，他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斯文和宁静，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像个摔跤手，他喜欢揪那条可怜黑狗的尾巴，骑在狗背上手里拿着一根棍敲打狗的屁股，嘴里“秋秋秋”的叫着，像个真正的马倌那样。 这几年我听说丹得布天天不离酒瓶了，经常醉得一塌糊涂。丹得布应该是五十多岁快六十了。想着手拿酒瓶的丹得布，我记起了三国演义里的凤雏先生庞统，有总理雄才大略的庞统被刘备塞在耒阳县当县令，于是闲得他终日烂醉。 丹得布真不应该是一个生活在马背上的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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