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张玲的口述:迟到的婚纱 作者:田小野搜集


 

《中国知青口述史》

 迟到的婚纱

张玲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采访时间:2002年2月24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东城区豆腐池


采访前记

张玲讲的都是普通的人,说的都是普通的事。因为普通,才与百姓的生活呼吸相通,才具有典型性。这是我选择她做口述的理由。

在张玲的口述中,引起我关注的首先是婚姻问题。

“文革”中究竟有多少知青在农村结了婚,至今没有准确的数字。按照国务院知青办的统计:1974年末,全国已婚知青有48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7.1);1975年增至61.4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8.1);1976年为72.6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9);1977年达到创记录的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这一统计,只限于留在农村的知青,考虑到一部分已婚青年已陆续回城或上调,估计在农村期间结婚的知青人数应在百万人以上。

这一百多万人的婚姻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双知青类型(夫妇双方均为知青),知青与农民类型,知青与国家职工(军人)类型。知青与农民类型又包括男知青娶女农民,女知青嫁男农民两种形式。其中,女知青嫁给农民的人数明显超过了男知青娶女农民的人数。笔者当初的研究,主要依据文献档案,张玲的口述,为了解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婚姻形态,特别是作为当事者的女知青的心态历程,提供了翔实具体的个案。

张玲是1968年9月从北京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的,第二年的10月,也就是她刚满20岁的时候,与村里的青年李刚小定了婚。与农民结合,意味着将终生厮守脚下那一方土地,意味着完全割断与城市生活藕断丝连的联系,一切关于前途的憧憬,以及对招工、招生、返城的企盼也将随之化为齑粉。既然如此,为什么仍有为数不少的女知青走上了这条前景并不光明的道路呢?笔者曾将女知青选择这条道路归结为两条主要原因,首先是不堪农村艰苦劳作的重负,其次是“血统论”的压力。而张玲决定在农村“扎根”,除了前面提到的一般性原因外,还有特殊的理由:下乡前精神受到过刺激,因此不愿回北京。

张玲考虑问题总是很实际,一旦决定留在农村,马上想到的要找个岁数合适的、最好的劳动力,以便生活上有依靠。对方是中农,没有参军要求,这也让她觉得满意。再者,双方家庭都有一些扯不清的麻烦事,自己家是成份不好,对方的母亲则有“作风问题”。张玲希望用这种形式上的平等,作为共度平生的起点,“我们俩应该甩掉包袱,靠自己去建立一种新生活。”张玲谈到自己当时的复杂心态:婚礼的头天晚上,一个人跑到村外大野地,痛哭了一场。因为,这是在没有出路条件下做出的选择,这一辈子就得留在农村了,今后面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法想像。

虽然当时的官方传媒积极鼓励知青在农村“扎根”,但对于成千上万女知青而言,在农村结婚,并不会成为一个可资炫耀的政治资本,不过是彻头彻尾农民化的开始。婚后不久,张玲就发现丈夫有赌博的毛病,屡教不改,气得她自杀过。过着清贫的生活,她毫无怨言,努力适应着农民媳妇的脚色,“我简直做到就像过去的那种旧媳妇一样,在家里对公婆、对丈夫、对子女呀尽心尽力。你要维持这个家,就必须这么做。”她在口述中,一再强调个人对家庭的责任,这包括妻子的责任、儿媳的责任,母亲的责任。她最看重的要数后者:“只要你是母亲,就要紧紧抱着你的孩子。我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不如这孩子重要,各种的苦衷和乐趣都集中在这里边。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认识的话,你的人生道路绝对就是偏了。”那么。作为婚姻中的一方,对双方在文化水平、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家庭背景、兴趣爱好、社会经历等方面的差距,又是怎么看的呢?张玲承认知青找农民,彼此间绝对有差异。但至少她个人认为,能够处理好这种关系。她认为,跟农民结婚当然有积极的一面,你有一些新的东西,他没看到过,通过婚姻他了解了,可是深层的东西不会因为这个改变。从大的方面说,农村更不会因为你找了农村的青年有什么改变。“文革”以后,农民比以前富裕,主要是因为制度上的改革,完全是另一回事。

张玲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已婚知青在返城过程中遇到的更多磨难。因为是已婚,只能就近分配,而且是条件很差的“大集体”;为了给孩子转户口,不得不跟丈夫办了假离婚;以后是把丈夫的户口也从农村办出来;再以后,是为了把孩子户口转回北京上学,自己主动辞退工作,在北京办了假接收。她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为了满足这个小家生存的基本条件,而每采取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像张玲的这种经历,在“老三届”知青中应该说也并不少见。

然而当她终于把户口弄回北京后却发现,在诺大的北京城里,竟“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刚小死后,2001年,张玲与比她小十岁的吴春海结了婚。春海60年生人,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脑筋不如常人。但春海的一间平房使她终于又有了自己的家。

张玲的命运虽没有大起大落,也并非平淡无奇。一些知青朋友们得知她的第二次婚姻时,热心地为她举办了一次热闹的婚礼。张玲将这次“迟到的婚纱”概括为三个“第一次”:这一辈子第一次穿200多元的红衣服,第一次涂胭脂抹口红,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参加婚礼。


一,

我没有金色的外衣不让去人民大会堂,意识到自己的出身不好。

红卫兵往他伤口上撒盐,撒完了再接着打。那会儿,我对“革命”这个词的含义感到很模糊,我是站在红卫兵一边“革命”呢?还是站在我爸这边维护亲情?

农民可能不像城市里这种人,他们起码没有红卫兵的鞭子。

我出身在一个资本家家庭,在那个时代,出身不好,就好比没有金色的外衣。五十多岁的人了,虽没经过什么大风大浪,小的沟沟坎坎也过了不少。这么多年,一直想把自己的经历向别人好好说说,不为别的,说出来痛快,省得憋在心里。

还是从家世谈起吧。我家祖籍河北东光县大宁庄,爷爷辈挺贫穷的,为了日后能有个人支撑这个家,就决定培养我爸,凑钱送他上的私塾。我爸这人也争气,年轻时孤身一人来北京闯,通过介绍进了一家德国洋行,自学的外语,然后就能直接和洋人交流了。他在这家洋行一干就是20年,先学徒后来一直跑外。凭本事吃饭,当然是很辛苦的,但收入也不低,后来就用多年积攒的薪水,与别人合股经营化工原料,起名达隆商行,地点就在前门外,现在还有门脸呢,叫什么化工燃料公司。多少年了,改来改去,还是搞化工。我爸的事业等于刚开始,还没怎么着呢,就碰上了解放,他顺理成章成了资本家。

我是49年9月25号出生的,与共和国同龄。上小学后,在班里学习一直比较出色,二年级开始当班长,三年级是中队长。59年,上小学三年级,迎接少先队十年大庆,要选代表上人民大会堂,还有毛主席接见,听说这消息,别提多振奋了。同学们都以为会选我去,因为我拔尖啊。结果批下来之后,是两个出身好的同学去了。人家说,我出身不好不能去。我记的,我们那会儿学的课文,有一篇写的是地主,有一篇写的是资本家,都是很丑恶的形象。小时候不懂什么叫出身,这次不让去人民大会堂,才意识到自己出身不好。

我记得那个场景特清楚,回家时我爸正挨那儿坐着。在这之前,人民大会堂刚建完还没开放的时候,组织工商业人士参观,我爸也兴冲冲地去了。回来以后还给我讲呢:里面怎么怎么好,穿的钉子鞋,怕把地板碰坏了,干脆就提了着鞋,光着脚走了一圈,特新鲜。我当时还说:“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怎么不让我去。”等到我告诉他“去人民大会堂没有我,说我出身不好”时,我爸看着我笑着说:“没关系,长大当上劳动模范就能进去。”我一向好强,出身这事儿出来后,情绪挺低落。那会儿我在姥姥家住着,我爸身边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觉得闷的慌,就说:“我帮你转回来吧,咱俩在一块儿,每礼拜都看电影,有个伴儿。”家里大人也觉得,转个学校可能就没有人再提出身的事了。这样,四年级就转到我爸这边,上了离家不远的遂安伯小学。

那时侯,虽然开始感受到出身的阴影,生活还是挺优越的,“文革”前的10年,我爸有定息,三个月取一回,200多块钱,合每月70来块钱。加上爸妈的工资,收入就算挺高的了,所以没有受过什么苦。到了过年,大人领着去百货大楼买衣服,穿得漂漂亮亮。我上学为什么一直能当干部?一个是自身的能力还行,一个是穿的干净利落,脚上是皮鞋,显得很出众。当时倒没觉得什么,后来一回想,才知道是那么回事。

那个时期好多工农人家生活条件很差。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关素琴,离家远,中午不回去,带的饭就是窝头什么的。我很热情地招呼她:“走吧,走吧,上我们家去。”她经常在我们家吃饭。多年后,她提起,那会儿家里老吃杂合面,看见我家老吃面条,特羡慕。

转到遂安伯小学,我连着三年当的大队长。初中考上女一中,升入初二年满了15岁,从大队长的职务退下来,又继续当了两年班干部。后来怎么撤下来的?有一个同学说:“你出身不好,就不要当班干部了。”这时已经是“文革”中了。我喜欢体育,那会儿还当着体育委员呢。让我下来,我是这么说的:“当这个班干部也够累的,早就不想当了。”我小时候就爱张罗事儿。刚到女一中报到,一进教室,就看见桌椅板凳满世界摆的乱七八糟,别的同学都在那踔着,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摆桌椅、扫地,我一动同学们就跟着动。也许有的人知道这个事该干,可是缺乏主动性。就这样,很自然的就给选成班干部了。那会儿倒没说什么出身,发展团员才看出身呢。当班干部时,没有人因为我的出身对我有什么偏见或者歧视,同学们比较友善,但是有的班就因为这个闹意见。为了入团,我写过申请书,还写过对家庭的认识,当然入不了。我在班里的学习不是拔尖的,也算中上等,后来班里那些成绩不是很好的同学倒先入了团,出身好嘛。

“文革”初的许多经历已经淡忘了,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红卫兵抄家的那一幕:67年夏天,我听到对过那个院子传出的声音特别嘈杂,因为听我妈说过,那个院里的老太太是给我接生的,使我对那家老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平时很少到邻居家串门,就是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不由的就走进那个院里去了。心想:别是老太太出什么事了?进去一看,当院站着好多人。院子里有个高台,几个红卫兵雄赳赳地站在上头,旁边一个人双手从背后捆着,红卫兵一边喊着一边打他,其中一个拿着带铁头的棍子。他身上被打的一道子、一道子伤,红卫兵口里喊着:你承认不承认你是狗崽子!我没看见老太太,遭毒打的是她儿子,大概三四十岁的样子,他媳妇的头发已经被剪了,也在旁边捆着。红卫兵打的他浑身是血,问他什么也不吭声,红卫兵就往他伤口上撒盐,撒完了再接着打。还有人领着喊口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后来听说,他是地主出身,所以骂他是“狗崽子”。我进去一看这情景,不敢看了,但是院子门口有人把着,只准进不准出。最后打的他不动了,红卫兵这才撤走。

回家以后,我就跟我妈说:“快让我爸回老家吧。他家离我们家这么近,红卫兵到我家来怎么办?”那会儿,我对“革命”这个词的含义感到很模糊,我是站在红卫兵一边“革命”呢?还是站在我爸这边维护亲情?我没法选择。受了那么多年的政治教育,“革命”这个词对青年学生是挺有吸引力的,可是我就是怕看那种打人的情景。

在家里几个孩子中我最小,但是有决定事务的能力。我妈一听,第二天就送我爸回老家了。我妈一回来我就问:“路上有什么事没有?”她说:到车站了,人家问他什么出身?他说是资本家,让人家抽了两鞭子,还在背心上写了字。我心说了,这老头儿太实在,他随便说个别的出身,就不会挨打了,怎么就承认是资本家?他回到老家,农民可能不像城市里这种人,他们起码没有红卫兵的鞭子。第二天听说,对面院里的那个中年人被活活打死了,他母亲是我的接生婆,再也没见踪影。

说起来我妈也是苦出身,小时候靠打粥维生。日伪时期,家家关门闭户,有位好心的校长看她聪明伶俐,免费让她进学校读书。我妈写的字还是有点老式的那种。她嫁给我爸后,对未来的生活有过幸福的憧憬,解放后一直在努力工作,就因为嫁给了资本家,后半辈子没少受罪。“文革”中被关起来写检查,一些人由着性子折腾她,整整一个冬天把她圈在屋里,枕头都没有,枕鞋帮子,裤腰带都没收了,怕你自杀。那个冬天真把她给冻坏了,亏的自小受苦,能扛。


二,

我选择了在农村“扎根”,报名去内蒙土默特左旗插队。

下乡前我受过一种刺激,精神状态不是太正常。

我妈说:“那床给卖了,看病用了。”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就只吃粮食不吃菜。村里成分最高的才是富裕中农。

死活不愿回北京。

婚礼的头天晚上,一个人跑到村外大野地,痛哭了一场。

一瓶安眠药,才吃掉了4片,剩下的96片一口气全吞了下去。

只要你是母亲,就要紧紧抱着孩子。

67年串联回来,学校说要“复课闹革命”,接着给毕业生办学习班,动员上山下乡。我是66届初中毕业生,咱和生产建设兵团搭不上,出身好的才能去,开始就报了去汤原农场、还有东北的一个什么电厂,觉得比插队的大拨儿轰好一点。报来报去都没有批准。当时还有人说:“这批内蒙的不走,下批就是山西了。”这帮人就说:“可能内蒙还好点?还是赶快走吧!”最后报名去了内蒙土默特左旗。

在这之前我爸回老家了,按政策我也可以回去投奔他。我就想:他是自己的父亲,要是农民批斗他,我该站在哪一边?实在没法抉择,干脆躲得远远的,起码是看不见了。我就跟学校要求去插队。当时我们班7个女生一块走的,正好分到一个生产队。这是68年的9月。

后来问我妈:“我爸回老家怎么样了?”她说,村里许多人都是本家,有亲戚关系,对我爸特好,因为他岁数挺大了,不让出去劳动,甚至拿他“当神供着”。这倒不是因为他辈份大,当年他在城里挣钱,接济过村里的乡亲,有一年遭灾,还送给每家两块大洋。多年以后,乡亲们还念着这份情。我一听,心里才塌实了。

自从回了老家,我爸的经济收入就断了,全靠我妈挣的三、四十块钱,每月给我爸寄生活费,就剩不了多少钱了。我,还有我二姐,都面临着下乡插队,家里哪有钱呀?走的时候行李特别简单。大姐给带了一点剩衣服,人家不穿的绒衣,我们都当好东西。

插队第一年,国家发给生活安家费,我们知青小组买供应粮吃,一起劳动,还没有显出什么差别。可到第二年生活费没了,吃什么呀?吃你头一年挣的工分。我呢?干到第一年的5月份就病倒了。下乡前我受过一种刺激,精神状态不是太正常,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恢复了,这刺激大概一生都得留在心里头。当时我躺了十多天,知青对我很照顾,但再照顾,你不出去劳动,工分没有啊?她分给你点工分那不可能啊。

干活也干不了,我就说回家看病去吧,破衣烂衫的,扣子也掉了,恍恍惚惚地回到北京,下车后站都站不稳了。当时手里还有点钱,我记得路费就是11块几。出了火车站,为了省钱,走着回的家。我妈给我买早点,几个油饼一下子就吃光了,我妈都觉得邪乎。在农村,饿呀,既消耗体力又吃不好。

当时盛行针灸,又便宜,每天扎针去。有一次恍恍惚惚地骑着车去,回来却忘了骑车,忽忽悠悠地走到家了,第二天才想起来,赶快去找车,还没丢。治了一段时间,病好一点了。一天,我发现家里的床没了,搭了个板子,就问:“那个床呢?”我妈说:“那床给卖了,看病用了。”这时家里的拮据显现出来了。我回来的生活和看病,全靠我妈的几十块钱,她除了每月给我爸寄生活费,自己还得生活呢,还得养我姥姥呢。我一回来,家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我从那开始,才对钱有了考虑,以前从来没想过。家里穷的快揭不开锅了,不能再增加母亲的负担,就想着回农村去。

有个同学正好也要回去,说:“咱们扒车去。”我们一共八个人,有一块的,也有别的学校的。跟着他们进的哪个车站,不记得了,反正扒的是货车。他们扒车,好像不是第一次了。尾车的列车员不错,让我们上去了。可是刚走到张家口,那车就停了,车站上大喇叭里喊着什么也听不清楚。听见远处有喊声,声音越来越近,呆会儿,一队解放军过来了,让我们下去。我说,咳,闹了半天,那喇叭里喊的是让咱们下去,咱们还在这傻坐着呢。我们一个一个往下走,两边都是解放军,就跟押送俘虏似的。解放军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些知识青年,怎么天不怕地不怕?”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没钱啊!”还跟他们胡搅蛮缠:“我们回去是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你不让我们回去啊?我们又不是干别的去,我们没钱也得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个小战士看上去也就是十七、八,我心想,你还没我大呢,教育我?

其实身上还是带了车钱,我记得带了18块钱,以防万一。钱就在手里捏着,后来去吃饭。他们问:“你们没钱买票,怎么有钱吃饭啊?”“不吃饭还不饿死?!”最后他们把我们8个人分开,谁到哪儿,谁到哪儿,一拨一拨送上客车,也没买票。

我在北京大概住了2个月,回到村里,已经是8月,秋天了嘛。有一个知青的身体很不好,怎么办?我那时还当着知青小组长,知青有什么事都管着。我就说:“不行,咱们去找知青办吧。”我们俩从村里走到察素齐,有30里地。察素齐是旗政府的所在地,到了那儿才知道,知青办任务完成,已经撤销了。那我们找谁去啊?这不成了没人管了吗?我们俩只好又往回走,路上也不知道是哪个村的小青年骑着车,我就说:“哎,带我们一段,顺路吧?”那男孩子一看带俩女知青,北京的,呵,这高兴,这个乐。当时我挺胖的,那个小青年带着我晃晃悠悠的,怕他把我扔了,我就说:“下来,下来,我带你吧!”我带着他走了一程,连说带笑的,骑着车来回的扭,最后还是摔了一跤,特逗。

回到村里,那个女知青去挑水,挑不动,把水桶都给扔了,身体弱到那个地步,自己觉得没有指望,吃了安眠药。幸亏知青发现及时,赶快抠她的嗓子眼,竟给抠出来了。这下子,事情闹大了,后来“知青办”也就恢复了。

我们队分值挺低,一个工分就合几分钱,村里给我评的是一天4.6分,知青干的好点的,能给到7分。因为我老生病,挣的工分还不够买一年口粮的。到了第二年,知青该自己养活自己了,菜钱开始分摊,谁有20块拿20块,有10块拿10块,就是我一分钱也没有。当时同学还是那种心态:“哎,你就吃吧。”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我觉得,这也不是说一次二次,哪能长期白吃呢?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就只吃粮食不吃菜。同学们还不理解:“又不是不让你吃。”正好是那段时间,有一次我去看场院,从外边回来,碰上了李刚小他妈,也就是我后来的婆婆。当时村里那些好心人,对我们知青可好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们送去。对别人家送的吃的,我们都痛快地收下了,唯独这一次,刚小他妈煮的十个鸡蛋,家里的知青说什么也不收。我从外边回来,她兜着鸡蛋正怏怏地往回走,碰上我了,就跟我说:“张玲,我送了点鸡蛋他们没要,给你吧。”知青为什么不收她的鸡蛋?她名声不好,也就是作风有问题,没人爱搭理她。我当时正在困难的时候,也顾不了那许多,就收下了。

从我们下乡之后,刚小就一直帮助我们,他是汉民,那个村里蒙民比较多。我们遇到什么事比如烟筒堵了,炕冒烟了,他都来帮忙。有时别人老远的看着,他不在乎,走过来关心地问问,跟我们没有什么界限。他祖辈是从山西过去的,好像内蒙那边的汉人大部分都是从山西过去的,解放以后还有一部分贫民是政府给迁过去的。我们去的时候也是这样,蒙人是双份自留地,汉人都是一份。

我把鸡蛋拿进屋,她们就跟我叨叨这事,说:“刚才刚小他妈送鸡蛋,没要。”我说:你们不要,我可要了。正说着,刚小来了,算上他正好十个人,一人一个鸡蛋,分着吃了。

他妈看见我要了她的东西,乘我看场的时候,就让她的女儿给我送烙饼啊、馅饼啊,当时真是救济了我。她这个人虽说作风有问题,但是挺热心、也挺能干,再说我对人从来有自己的见解,投桃报李,人之长情嘛,跟她的关系越来越近了。她有什么活儿也叫我去帮着干,我都不在乎。因为我在村里边都跑遍了,跟大人串,跟小孩玩,这一方面是排解压抑的情绪,另一方面也是多找点乐子。知青的圈子毕竟太小了,有时听她们在那儿说这个那个的,心里就特别烦。

我跟农村的孩子交往挺乐和,村里边都是些你你我我的琐事,谁跟谁相好了;谁家的东西丢了,怀疑是谁拿走了等等,闹出好些矛盾,但这些倒不是主要的。对于知青,农民没有家庭出身这个概念,都是我自己说,自己坦白,比如跟书记说话,我先说自己的出身不好,那会儿不由得就说出来了,不说出来好像你要隐瞒什么似的,其实人家才不管你这些事呢。

村里成份最高的才是富裕中农,他们没有地主这个概念,听你说起这些事,还觉得挺新鲜,但是对当时内蒙古大揪特揪的“内人党”,他们挺在乎,谁都怕沾包,扣上“叛国”的帽子。我不是爱骑马吗?看见马过来了,就说:“我骑马吧。”旁边有个蒙族老头赶紧过来说:“踩着我的腿上去。”蒙人特别实在,他给我当了一个台阶我就上去了,后来他们说那个老头是富裕中农。

在知青组,我还当着伙食委员,有一天,一个同学建议:“咱们是不是改善伙食啊?”改善伙食还不好说,那就买只鸡去吧,于是绕村的买鸡。有一家人鸡喂的最好,捡肥的买了一只。等到吃完鸡,有个同学就问我了:“你走的什么路线?他们家是富裕中农啊,你怎么不到贫下中农家买鸡去?”这事给我的印象特深。

回过来再说刚小。69年10月份,我俩的婚事儿就定了。我们那个地方的女知青,5月份就有结婚的,但她不是我们公社的。我们村就我一个与农民结婚的,在公社里我也算早婚。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女知青,已经跟当地青年搞了一阵子对象,后来可以病退回城了,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你别看我了,你回去吧,你身体又不好。能回北京还不回北京,在这结什么婚?”我劝她,最后她就走了。

我决定在农村“扎根”,有多方面的考虑:一个是下乡前精神受到过刺激,留下了后遗症。开始时我特能干,后来连锄头把儿都拿不住了。那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如果我是一个正常人,本来身体又好,可能就是另外一条人生道路了。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既丧失了劳动能力,又没有经济来源,只有走这条路。我觉得既然决定留在农村,就要找个岁数合适的,有的人面像老,跟个老公公似的,肯定不行。刚小和我的年岁差不多,他是村里最好的劳动力,生活上有依靠。他不是贫农,是中农出身,按说中农也可以参军,但比贫下中农还是费点事啊,可他没有参军要求,我觉得这点也很合适。再有一个,无论是他们家还是我们家,都有一些扯不清的麻烦事,我家是成份不好,而他妈的作风问题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包袱。我想,我们俩应该甩掉包袱,靠自己去建立一种新生活。

小组的同学对我挺关心的,她们不愿意看着我在农村结婚。当时已经有了病退和困退回城的政策,她们就给我争取了病退指标,直到该办户口了,才告诉我。她们说:“回城的指标已经给你要了,就剩办户口了。”我一听,不仅不感谢,还大骂她们“卑鄙无耻!”因为这是背着我干的事啊。我气冲冲找到生产队,“啪”的一脚就把门给踢开了,说:“谁也不许给我往回办!”为什么铁了心不回北京?我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这里不便明说,但肯定跟其他知青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说起领结婚证那才逗呢,去了三次。第一次去领证,人家说:“现在提倡晚婚,国家有这个政策。”我说:“晚婚晚到什么时候?”他也说不出来。我那会儿20岁,刚够结婚的那条杠杠,刚小比我大一岁。结果把我们的申请打回来了。第二次再去,人家说刚小他妈有问题。一听说我和刚小要结婚,和他妈有关系的那个羊倌儿就找到公社去了,说刚小要结婚了,他妈还欠我一条条绒裤子、几斗粮食呢,必须先把债还上。我心说了,我们结婚,跟他有什么关系呀?他为什么告?因为我要是进了刚小家的门,对他的“偷情”肯定有妨碍。后来那个羊倌儿还把我叫去,要我别找刚小,又说如果一定要找的话也没关系,但是“我去了你就得离开”。我那会儿含含糊糊的,也没吭声。当时的想法: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第三次找到公社,人家又问:“你妈同意不同意?你们家人同意不同意?”赶快给我妈写信,不久来了一封信,表示同意,还叮嘱要节约闹革命,婚事从简。这次我拿着信到公社,总算办成了。

从决定这件终身大事到操办婚事,前后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刚小家选了个日子,结婚时就快过年了。同学们不在,都回北京过年了。我们的婚礼成了全村的一个聚会。当时我妈说要节约,我想大伙儿都想热闹,我自己在这儿,办就办呗,先借了一部分钱买黄米、粉条子,忙着置备东西。他的一个结拜哥帮着来弄。婚礼那天,全村人都搭了礼,每人1块钱的份子,热闹极了。虽然我和刚小是同村,还是派了迎亲的大车,拉着我在村里转了一圈。那天最高兴的应该是刚小妈了,儿子娶了北京知青,在全村是第一号,后来我们村再没有女知青与农民结婚,面子上很光彩。女知青结婚都是“新事新办”,不要嫁妆,农民乐得省一大笔钱。我的全部“嫁妆”,也就是从北京带的两床旧被子,过门后我把其中一床给了小叔子,把他高兴坏了。结婚那天,我穿的还是知青那身破棉袄,刚小家也没办法。婚礼上,我们俩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主持人又让我向搭了礼的亲戚乡邻们鞠躬,被我拒绝了。

婚礼的头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村外大野地,痛哭了一场。那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因为这是在没有出路条件下做出的选择,这一辈子就得留在农村了,今后面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法想像。我觉得,就是一个火坑也得往里跳,确实也没别的路。

婚后十几天,就发现刚小有赌博的恶习。当面数落他,他不承认,过后依然故我。以后,只要发现他深夜不归,就出去找他,但多少年里,没有一次抓个正着的。他们的赌场选的很隐秘,屋子窗户外面蒙着厚厚的帘子,不透一丝亮光。有时在地窖、野外的山旮旯。后来,再找不到他,干脆扯着嗓门在家门口喊:“刚小——刚小——”全村不过四五十户,赌友听见我的喊声,就会催他赶紧回家。刚小是村子里最棒的劳力,人也很勤快,就是因为好赌,家里没了安生日子。因为他屡教不改,我气得自杀过,一瓶安眠药,才吃掉了4片,剩下的96片我一口气全吞了下去。慢慢的就两腿发软,动也动不了了。幸亏被及时抢救,才保住了命。这以后,我也不想死了,何况还有了孩子。

第一个孩子是在70年冬天出生的,农村过月子有吃一百个鸡蛋的说法,但我一个鸡蛋也没吃过,头几天就是喝点红糖水,接着一些天吃细面条。冬天坐月子可把我冻惨了。结婚时,我住的还是刚小家的旧偏房,第二年我们盖了新房,当然是土坯的。内蒙的冬天特冷,北风呼啸,遍地积雪,夜晚温度足有零下三四十度。新房坐落村东,更感到风头的强劲。为了挣点钱,刚小的妈和小姑子一边照顾我坐月子,一边给过往拉甜菜的大车老板做饭。新房本来就潮,做饭的灶台又在屋里,每天做饭的蒸汽呼呼往上冒,屋里就更潮了。屋里本来就冷,温度降下来后,蒸汽马上在北墙上结了冰,一天接着一天,冰越结越厚,直到第二年开春才慢慢融化。这一冬,我在屋里穿着厚厚的棉袄,身上披着被子,每天都这样熬着。把孩子放在炕头上,这里挨近灶台,做饭后有些余温,上面盖上棉被和他们家的破皮袍。我时不时的把手伸到孩子身子底下摸一摸,看看有没有温度。

熬过这年冬天,心里忽然产生回北京探亲的强烈愿望。下乡一年多,时间不算太长,但经过结婚、生育等人生的大事,我已从天真无邪的城市少女变成了每日围着灶台转的农家妇女,对过去的生活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在“广阔天地”的磨砺下,我已经脱胎成另外一个人,一个连我自己都时时感到陌生的人。

那年春天,上级知青办为照顾有生活困难的知青,发给我30元补助款。我用15元给小姑子看了病,剩下的钱留作回北京的路费。但是,当我提出带孩子回京时,却遭到刚小家一致的反对,他们不了解我的心,担心我一去不复返。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们最终同意了我的要求,但是把孩子扣下了。即便这样,我还是毅然离家踏上返京的路程。

从村子到火车站有十几里路,为了赶十点多钟的火车,我起了个大清早,一路上,眼前不时浮现孩子红扑扑的笑脸,腿上像灌满了铅般的沉重。在车站排队买票,从队尾到队头,足足排了四五次,每次轮到卖票窗口,都拿不出勇气来掏钱买票。前面是望眼欲穿的家,后面是牵肠挂肚的孩子,一般难以割舍的亲情,犹如两只无形的大手撕扯着我的心……南去北京的火车在小站只停留一二分种就启动了,望着渐行渐远的火车,我不禁嚎啕大哭,站上的人们都困惑地看着我,但是又有谁能洞悉我内心的苦痛呢?从上午到下午,我在车站外的土坡后足足哭了半天,泪流干了,心里好受了一些。当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村里时,已是深夜。回到家,发现婆婆把孩子抱到他们屋子去了,我那屋他们也占了。可是我没回城增加了他们对我的信任。他们当时的心情是:你走了,也就不回来了。看到我回来,他们了解张铃了。

这件事过去没说过,后来孩子大了,才讲给他们听。孩子大了,难免有代沟,讲给他们听,是为了让他们知道当一个母亲有多么难,特别是在那么一种困难的情况下。只要你是母亲,就要紧紧抱着你的孩子。我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不如这孩子重要,各种的苦衷和乐趣都集中在这里边。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认识的话,你的人生道路绝对就是偏了。最近,有位老师送给我一个版画,画面是一个慈祥的妇女搂抱着自己的孩子,名字就叫“母亲”。这位老师的用心,我是挺理解的。

71年秋天有了点收成,我带着孩子回了趟家。那些年,我妈自己承受着种种苦难不说,不知为这个破碎的家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她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几个孩子上。“文革”前,我们就像一群无忧无虑的小鸡,受到母亲精心呵护,只有到下乡离家,人各一方,特别是自己也身为人母之后,才真正意识到母爱的博大。

后来的日子逐渐好了一点。婚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刚小改掉赌博的习惯,原以为我这心血没有白费,我这知青也没白呆在这儿,结果却发现他根本没改,老是为他担着心。他有时输了钱,心情不好,回来就跟我吵,弄得我胆战心惊的。我们的生活是挺困难,可有时候也改善一下。孩子有病了,吃点面条,我说你就坐下来高高兴兴地吃,哎呦,又吵得翻了天,没有一天安定日子。按当地习惯,过年吃年饭,全家人围坐一起烤旺火,吃饺子。一步一步安排的好好的,谁知他又去赌了。

有一年,公社抓赌,他和几个人抓了个正着,就在那儿挂着牌子挨斗。没有灯怎么办?就弄个大棉花球点着。然后把他弄到公社办学习班,整整劳动一个月,也没工分,白给人家干,到时候还得拿钱赎他去。我春天买了一个小猪,好不容易喂到秋天,原想年底卖个好价钱,没办法,和闺女一块儿赶到集上把猪卖了。我闺女那会儿才几岁呀。刚小这一个月不挣工分,还得给公社罚款30块钱,另外还有一部分赌债要还,等于这猪白喂了。卖了90多块钱,交了罚款,替他还了40多块钱的赌债,剩下点钱给闺女买了一件小褂子穿,这一年的辛苦就全没了。如果没有这一当子事,那日子不是挺好?到过年一杀猪,吃肉也好,卖钱也好,不是挺好的事?全没啦。

要说刚小这人挺能干,出门总闲不住,稍带着捡粪,一堆一堆的。他积的粪,交给队里,就够我一年的口粮钱。挺好的日子,他要是不赌。我们有双份的自留地,他那个地上的肥特多,庄稼绿油油的。后来我们的户口从村里调出来后,有人看着那地收成好,争着抢着要了,种了两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那肥没跟上。好庄稼是我们辛苦种出来的,不是自己长出来的。

结婚后,知青们对我挺好的。以后几年,她们每走一个,就给我留点东西,衣服什么的。知青的粮食富裕,最后把小组余剩的几百斤粮食都留给我了。有一年收成不好,我连购返销粮的钱都没有,实在没办法了,就跟刘菲借了40块钱。当时的40块钱就等于是救命的钱了,我们家已经断粮了。

我本不应该是那种生活状况,就是因为刚小好赌。多年以后,见到同组的焦淑英,她提起有一次公社给知青发下来困难补助,她没有要,都给我了。我说:“不知道啊,没见着。”原来刚小拿到钱后也没告诉我。她们对刚小的印象特别好,我生活的这些苦处没法儿跟她们诉,她们好像还觉的是我在那儿吵吵闹闹,是病给闹的。实际上我是一个塌实过日子的人,虽然有病,可很有理智。后来有一个同学回北京,到我妈那儿串门,一看见我写的信,就说:“张玲没病呀。”这些同学特好,每年都到我家看我妈,不管她们对我怎么看法,一直都关心我。

有时候,我去知青小组,她们就留我吃饭。吃饭回来,刚小就嘲笑我嘴谗。我很要强,以后就再也不去知青小组吃饭了。我怕他对知青产生戒心,也不让他对我有一点分心,我特别注意这点。我简直做到就像过去的那种旧媳妇一样,在家里对公婆、对丈夫、对子女呀尽心尽力。你要维持这个家,就必须这么做。

知青找了当地的农民,绝对是有差异。如果刚小不耍钱,其他的事我都能处理好,换了别人不知道能不能?刘菲是名人之后,她爷爷刘半农,坟墓就在香山顶上,二爷刘天华,也埋在香山最高处。二胡的十大名曲不就是刘天华创作的吗?我看过刘天华的一本传记,说他最初娶的媳妇是农村的,后来要去法国留学了,人家猜他会变心啊。他就请朋友参加生日聚会,大家问给谁过生日,他留了一个空位子给媳妇,原来是她的生日。他用这个行动表示对媳妇的一片忠诚。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

婚姻问题我反复想过,跟农民结婚当然有积极的一面,你有一些新的东西,他没看到过,通过婚姻他了解了,可是深层的东西不会因为这个改变吧。从大的方面说,农村更不会因为你找了农村的青年有什么改变。“文革”以后,农民比以前富裕,是因为制度上的改革,完全是另一回事。


三,

进了铁路的“大集体”一同报到的有12个北京女知青,差不多都在在农村结婚多年的。

我想了个辙,要求办离婚手续。

在厂子里,我们几个知青是“后娘生的”。

有一个提议给国务院写信,我说:“你要敢发,我就敢写。”

我在农村一直生活到79年,上边终于发话,要给我们这些在农村扎根多年的老知青安排工作。以前,我想都不敢这事,因为在农村结了婚,还有了二个孩子,老大是70年出生的,老二是72年冬天出生的,除了带孩子,还要喂猪、做饭、伺候公婆、男人,天天如此,和其他农妇没有两样。这次忽然说要给安排工作,还说是最后一次,如果不走以后国家就不管分配了。这就像天上掉下了馅饼,意外之喜,说什么也不能错过。那时我的身体也是不太好,还是借了一辆自行车,跑了老远的路,去领指标、填表。

上边拨给知青的就业指标都在在呼和浩特市,一个是轻化,一个是二轻,还有一个是什么三产,几个国营单位条件都不错。可是,虽然填了那个表,临走却换了地方。管事的说,你们几个成了家的,人家没法安排住处。也可能是我们的招工指标被别人顶替了,反正是没有要。因为上边有政策,对仍留在农村的知青必须安排工作,正好赶上铁路上想给本系统无业职工子女办一个“大集体”厂子,需要通过查素齐劳动局批准,劳动局就提出:“只要你们接受这部分知青,我就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谈的,反正最后把我们都鼓捣进了呼和浩特铁路局吉宁铁路段的“大集体”单位。按说不应该是这个结果,因为国家给我们的是正式指标,怎么就成了“大集体”呢?我们真够傻的,一听说铁路单位还倍儿高兴,这下回家可方便了。80年5月我到厂子报的到。一同报到的有12个北京女知青,差不多都是在农村结婚多年的。

一直到88年把户口转回北京,我在这个“大集体”整整干了8年。“大集体”的待遇跟国营单位绝对不一样,白手起家,自负盈亏,头三个月都开不了支,生产、管理没有一点“王法”,整个一个“土”政策。有个女知青叫孙宝华,干了一月,说她有病,又把她送回农村了。后来我回去看她,一点点启发她说:“你还记得咱们拿铁锹在铁路上干活扔石头吗?”她说:“怎么不记得啊。”接着又问:“你们开支了吗?”她还记着白干了一段儿活没开支的事呢。时间长了,还不发工资,我们就开始闹腾,闹腾来闹腾去答应先借给每人10块钱,后来才慢慢的开了支。钱也不多,得把一段儿活儿干完交了工,人家才给你工钱。

说是进了厂子,连个稳定的住处都没有,上哪儿施工就住哪儿,临时搭个帐篷。任务主要是维修铁路,也就是筛石头,清筛,把土筛出来再把石头搁回去。铺设新铁路的活也干过,从抬土、抬石头到铺钢轨,那钢轨多沉呀,好多人抬一根,还有那洋灰枕,女的跟男的、个高的跟个低的,大家一个样,多沉呀。我的腰就是那会儿压坏的。我们一个个的腰都是这样,腰椎受强压,关节受损。内蒙的冬天可冷呢,没钱买棉鞋,都张着嘴了,拿铁丝拿绳凑合勒一勒,脚指头冻的一直麻着,摸着没感觉,跟“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白毛风天遭的罪没什么两样。

那时候工资拖了好几个月,家里也没钱。我从村里出来时,家里还欠着人家200块钱的帐,都是让刚小赌钱赌的。后来我就说,这怎么干活呀,脚都冻坏了,硬跟刚小要了5块钱。我记得特清楚,有了这点钱也舍不得买东西,鞋带都舍不得买,绑根绳。留着几个钢蹦子,凑够了,买张邮票,给北京发封信。

就这样,在线路上干了两年,定期回家去看看,总算有了点工资,比在农村好过些。在农村一直就没钱,年终分红,也就10块8块的。但是,流动作业的苦没少受,尤其冬天太难熬。后来成立皮件厂,把我们安置到那儿,工作条件有了改善,但房子不够住,一些人继续住帐篷。我就赶上住帐篷了,里面四面透风,冻得够戗。

我的户口从农村出来后落在呼市吉宁段,属大集体户口。人家不是说孩子随母亲吗?但孩子的户口没上来,派出所不给办,说哺乳时期随母亲,年龄一大就不符合转户口的条件。80、81两年,我在线路上跑,还顾不上孩子户口的事,当时孩子就跟我住帐篷,都上学了。82年以后开始安定下来,就想着法把孩子户口从农村弄出来。我想了个辙,要求办离婚手续。这在当地早有先例,有的是真离婚,有的是假离婚。离婚证的条件是:所有财产归男方,孩子归女方。就这么写的。我就要那两孩子。孩子归我了,当然得给他们上户口。

看别人办的挺容易,到我这可难了。公社管事的是刚小的亲戚,他不给办,说刚小有赌的毛病,离了婚只有打光棍。我跟他说这是假离婚,为的是给孩子上户口。他还是不听。后来我找了一桶奶子,托村民政给他写了一封信,讲明原由,总算给办了。厂子里我们一共8个知青,我是最后一个办成的。孩子的户口给上了,粮食关系又不给上,又费了好多周折,求人送礼,才办成粮食关系。当时粮食关系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独立户口,只好把孩子户口也上到集体户口上。

办完孩子户口,接下来该考虑刚小的问题。我带孩子出来之后,刚小也不愿在村里呆着了,出来找事干。过了一段时间,有些正式工开始在铁路旁边盖小房,路边有的是空地,没人管。我们也顺势盖了一间小房。有住处了,这才又想着给刚小弄户口。有好多国营厂子,对知青照顾特好,想方设法给他们的农村配偶安排工作,至少是个临时工。我们那儿可没这好事,几个知青都“是后娘生的”。厂子对他们自己的子女很照顾,但这帮子知青是没办法带进来的,就事事卡你。我们曾要求跟男人对换,我们留在家里,让男的出来干活,上面就是不同意。

当时酱油厂的女知青也在跑给男方上户口的事,有一个提议给国务院写信。我说:“你要敢发,我就敢写。”我觉得书面材料比较起作用,能把道理讲清楚,容易打动人。信是这样写的:上山下乡运动搞了这么多年,干部子女走的不少,可谁设身处地想想我们这些百姓子女的处境呢?我们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找了个农村青年,本来已经够苦的了,难道还让我们当现代的陈世美,把他们抛弃不成?我们并没有这种想法,我们都是很有良心的,但长期两地分居的困难不应该尽快解决吗?我大笔一挥,写了十几页,都是积蓄心中想倾诉的话。工区里的知青们读着信就哭了,管不管用,发了再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挺大的事,因为是发给国务院的。底下是我们几个人的签名。

我们原来也考虑过去静坐、去卧轨,想来想去,觉得这样做不妥,才决定一起给国务院写信。后来回到北京,我为住房的事还给北京市委写过信。其实给上面的信都能寄到,就看他理睬不理睬你。我想书面文字是比较有分量的,能把意思说清楚,如果四处瞎跑,上面觉得你是在闹事,问题解决起来可能更难。

给国务院的信发出没多久,上边就批准给农村配偶上户口。究竟写的信起没起作用,咱们也不知道。

我是在82年办的假离婚,后来给刚小上了户口也没再办复婚。当初开那个离婚证只是为了给孩子上户口,在户口本上我们还是两口子。把刚小户口从农村转出来,主要是让他心里踏实,没有多大的实际好处。我当时还留了个心眼,说咱们不如两边干,这边挣着钱,那边自留地留着,多好的事啊!我的脑瓜还是比较灵活的。他不行啊,看见人家户口都转了,他也得上啊!其实他一上户口,自留地也没了。户口是上了,工作不给解决呀,都是自己干,后来就想着做点小买卖,收鸡蛋卖鸡蛋,在厂子边上开了一个小杂货铺。

84年以后,我们生活基本上比较平稳了,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刚小买卖做的红火一时,杀羊卖肉,谁也卖不过他。买肉馅的顾客来了,他白给你铰,别人的羊肉半天卖不出去,他的羊肉一会儿就出去了。他做买卖在行,人也好,又能干。85年正好铁路沿线改造,在我们搭小棚的地方盖起两幢楼房,我们作为拆迁户第一次住进了楼房。现在那儿还有我们两居室呢。如果当初你没在那盖房,拆迁也没你的戏。我们自己有了房子,户口才迁到了一块儿。


四,

办假接收回北京。因为假接收,丢了工作。

终于有了第一个存折,3000块钱。

其实我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刚小对我的一番苦心根本就是无所谓,瞎掰。帮他叔伯兄弟找了个媳妇,是个“放鹰”的。刚小受不了这刺激,又落入赌博的深渊。

88年我把自己和孩子的户口办回北京,主要是为孩子的前途着想。刚小的户口不好办,就先那么拖着。那会儿两孩子都大了,如果初二插班的话,学校还能收,到了初三就不收了。

为了转户口必须先有接收单位,没有接收单位只好办假接收,如果没有接收单位他不给你落户口。我开了证明,费了好长时间,找了一个假接收单位,总算把户口落下了。接着赶快安排孩子上学。儿子从没离开过我,原来担心他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没想到他上学还混的不错,学校挺重视他,升旗还让他去,这孩子特老实,很快入了个团,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就塌实了。

女儿转到女一中,也就是我的母校。老师都特好,过去教过我的老师挺帮忙,本来插班是要交钱的,我这儿什么都没有,大家出于同情心,就把孩子给收下了。

我妈的生活一直不好,如果不是她做监护人,孩子也回不来啊,孩子们在北京上学,对她是新的负担。我就给刚小去信,要他给我妈买个彩电。我结婚的时候连彩礼都没要,得让我妈高兴高兴啊。那时刚小买卖做得好,心情舒畅,没有赌钱,就给寄来2000块。那阵子,我经常给他写信,说你要是再赌博的话,我就不回去了。可把他吓着了,真经了心了,一段时间里戒了赌,才能攒些钱。

把子女安顿好以后,就决定回内蒙。我是90年过完年回去的,在北京一呆2年多。我在北京办的是假接收,自己和儿女的户口虽然办回来了,我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失业者。临回北京,我曾跟单位要求,能不能给报销一次路费。在厂子里干了8年,还没给报销过路费呢,知青回家探亲,都是自费。知青们说:“上班的4年有一回探亲假,咱们这算什么?!”厂子还真把我的路费给报销了。

回去后我就是养病,躺了一年,身体弱,一直怕风。好在刚小很能干,他做买卖,我在家里料理,帮他剔个羊肉。他弄来鸡蛋,我帮着卖。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我就专心对付他。那几年,是我生活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到92年我们就没有欠帐了,还断断续续攒了些钱。我从来没见过存折,那时有了第一个存折,3000块钱,挺高兴,他也没去赌。

92年我给春节晚会写了一封信。晚会上常有宣传戒赌的节目,因为我找的男人是农村的,又深受赌博之害,在信里就把我们的情况介绍了介绍。那一年,还真播了一个四川皮影戏,演得活灵活现的。戏里的男主人好赌,老婆惩罚他,让他顶灯,从板凳地下钻来钻去……。我想肯定是收到我的信了,给演了这么一段。当时还播了一首戒赌的歌,好像是什么“年年岁岁真情在”,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刚小是不是跟我的心情一样呢?我还给他上电台点播。我的意思是,不管费多大力,只要他戒了赌,以后就能有一个安定日子。其实我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刚小对我的一番苦心根本就是无所谓,瞎掰。

93年的买卖不太好做,买东西的人少了。买卖总是开始时好做,越做下去越赚不上多少钱了,刚小的干劲也就差了。我说:实在不好做,咱们门前摆个车摊,这岁数也大了,你想下去收鸡蛋,就跑一回,不愿意跑,就在这儿修个车,你有力气,这也能干啊,还能跟大伙接触。我给他想了这么一个碴儿,他不干。

一次,有人来买鸡蛋,我一看,哪儿还有鸡蛋?他根本就没收回来,两个篓子都空着,车也在那儿,就是人没了。哎呀,我的心里“咯噔”一惊,就知道不对碴。对他好赌这点,我特别敏感。一个是买卖不太好做,就有点儿放松。再一个,我们当时帮他叔伯兄弟找了个媳妇,这叔伯兄弟的父母都死了,是我给张罗的这事,办的挺好的,还给他出了1000块钱。谁知这媳妇呆了10天就跑了,人家说是“放鹰”的。刚小受不了这个刺激。人在强刺激下,意志又没了,就像吸毒的复吸,刚小又落入赌博的深渊。从此,买卖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95年我正在北京看病,他来北京看看,临走时将历年积攒和子女挣的一万多元钱都拿走了,说是要“做大买卖”。那年头,一万元可不是个小数,“万元户”还是个很值得羡慕的称号呢?可没过多久,就传来噩耗,说刚小脑溢血突然病逝了。他回去后,据说买卖进行得不顺利,心情自然不好,加上经常酗酒,身体里潜在的病状一下子爆发了。刚小的丧事是在村子里办的,儿女怕加重我的病,没让我回去,他们回去办的丧事。说实在的,刚小应该算是个不错的男人,一表人才,能干,勤快,心眼灵,待朋友真诚,如果不是陷入赌博泥潭难以自拔的话,恐怕不会是这么一种结局。

要说刚小父母,对我一直特别好。出来后,我跟村儿里没断了联系,88年回访过一次,98年又回去一次,是在刚小去世三年之后回去的。村儿里还是没有太大变化,有些新房子了。从68年到79年,我在村里生活了11年,以后到了呼市,还断不了常回村儿里看看。最后那次我回去,往各家串门,正站在院子里说话,老书记他们在外边一听就说:“张铃回来了!”一听见声音就知道是谁,隔了那么多年,还能听出我的声音来,就熟悉到这种程度!


五,迟到的婚纱

“如今张玲户口回到了北京,但在北京她却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

眼看希望破灭,忽然想起梁晓声小说里有一位知青私拆档案,抽出里面黑材料的情节。

我说:“哎呀,住窑洞来了。”

给我举办的特殊婚礼上,有了三个“第一次”。

刚小一死,我完全没了经济来源,再加上没有一个稳定的住处,这段日子对我真是“雪上加霜”。原来我爸有一个院子,刚解放就上交了,剩下三间北房也被人给占了。后来又落实回来,两间由我哥哥住着,剩下那间算是我们的,可是又被我妈单位换走了。等于我们住着公房,原来那间私房也要不回来,这中间的关系特别乱。那间公房到底有多大?说起来吓你一跳,也就是8平米的一间小耳房。我妈已经70多岁,我只能挤在她的单人床上一起睡。我妈本来身体不好,再加上不得休息,身体状况就更差了。我看总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就只身到小汤山疗养院照顾一个癌症病人,临时找个寄身的去处。以后,病人去世,小汤山不能再留住,我又去给亲戚带孩子,过着“打游击”的生活。

我的这些困难,被我以前女一中的校友田小野知道了,“文革”中她也是在土旗插队。98年初我们集体返乡途中,她带着深切的同情倾听了我这些年的坎坷经历,在当年5月22日《中国妇女报》发表的长篇报道《嫁给农民的女知青》中,专门写了我的遭遇,文中写到:“如今张玲户口回到了北京,但在北京她却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报道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引起许多有过知青经历的人的关注。一位素昧平生的老知青赵昌明在文摘报看到田小野这篇文章,几经周折找到我,对我的处境表示关切。

不久,赵昌明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对方也是老三届,同病相怜,很容易就坐到一起,但是没有谈成,据说是嫌我身体不好,后来昌明才告诉我实情,对方是因为我没有工作。前面说到,我在88年把户口转回北京时不得不辞掉了工作,从此失业。我这人不懂政策,但总有个疑问:国家让我们户口回北京,本意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困难,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制造新的难题呢?许多转回户口的老知青,也遇到与我类似的困难。昌明在告诉对方嫌我没工作时曾问我:“你为什么不办养老保险?”按政策:外地职工退休回北京,只要续交一部分养老保险金,到50岁时就能逐年领取养老金。这个政策,我过去竟不知道。

为了申请补办养老保险,我简直跑断了腿,先后找过人才流动中心、劳动局,所有接待的人都很原则地告诉我,申请不合规定,因为档案里放着我的辞职报告,属于主动辞职。不管我怎么解释,说报告不是我写的,是原单位写好后放在里面的,都无济于事。我这人过去比较爱看小说,眼看希望破灭,忽然想起梁晓声小说里有一位知青私拆档案,抽出里面黑材料的情节,精神为之一振,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不如冒险一试。于是找个理由从街道提出档案,档案当然是密封的,设法把档案袋的一边弄湿后揭开,取出辞职信,再重新封好。后来,我把档案交到人才流动中心,居然没被发现。

好事多磨,接下来的难题是一次性缴纳9000多元,以便续上中断了10年的工龄,这时的我囊中羞涩,哪能一下子拿出这么一大笔钱?老同学闻讯,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中学同学蒋金锐借给我2000元,没有利息,也没有还款期限;插队好友刘菲也雪里送炭,送来了6000元,同样没有利息。刘菲是工薪阶层,又是单亲家庭,需要供养儿子上大学,自己并不富裕。正是由于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我终于在2000年办成了领取养老金的手续。当年在内蒙时,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二三百元,去年领的养老金是每月600多元,今年又长到了700多元。生活终于有了稳定来源,是我原先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回过头再提与吴春海结婚的事。春海60年生人,整整小我10岁。他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留下后遗症,脑筋不如常人,过去干过临时工,烧锅炉需要上岗技术证,春海干不了,只能做锅炉工的助手,推煤。这是力气活,春海最不惜的就是力气,但还是干不长。不是因为他自己捅了漏子,就是老实巴交的被人欺负。他父母生前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他,把自己10多米的住房指名留给了他。好在他弟弟春明很照顾他,春海得以衣食无忧。

与春海相识还是赵昌明的介绍人。昌明家与春海家是街坊,常到他弟弟春明开的小铺买东西,一来二去听说了春海的情况。有次到铺子里买烟,碰巧春海正在,见有顾客,还一个劲往里让。昌明见他人憨厚,生活又能自理,就起了给我介绍的意。说到这儿,我必须表达对昌明的感激之情。昌明与我素昧平生,得知我的坎坷经历后,几经周折才找到我,热心帮我介绍对象,还指点我补办养老保险。其实,他自己活得也很难,原来是校办工厂的业务员,后来下岗,找了个看自行车的差使。

昌明给我介绍春海,女儿不大满意,嫌他没有工作。我说既然提了,就去看看,这样就约了日子见面。春海家住什刹海前井胡同,我家住鼓楼大街豆腐池不远,离北海都不远,我们就上北海溜达。我一个人说呀说,春海只会一声接一声的“嗯”。就说这岁数,我说你是59年的,我比你大10岁呢。他说,那他们怎么说比我大9岁呀。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无所谓。”他特爱说“无所谓”。我问:“你会做饭啊?”他说:“会做饭。”我说:“走,上你家瞧瞧去。”我这人就是,办事从来就不带拖拉的。他特高兴,就领我去了。

进了大门,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就是他的家。外间接出的厨房,完全遮挡了屋内的阳光,白天在里面也需要开灯。我说:“哎呀,住窑洞来了。”再一看床上铺的被褥,别提多么脏。那些天,我因为照顾家里病人特别累,进屋休息,没多会竟打起盹来了。一会儿功夫,春海就把饭做好了。蒸的米饭,炒了两个菜,一个是青椒肉丝,一个肉片豆角,饭菜可口。真没想到,春海还有这么一手,我对他的生活能力彻底放心了。心里说,这人不用别人怎么帮他,顶多收拾收拾屋子就行了。

和春海的事最初没跟儿子提起,只是说:“我给你们找了个做饭的吴叔叔”。当时儿子和儿媳刚来北京,孩子很小,儿媳不会做饭,吴叔叔天天过来给他们做饭,一来二去,很快熟了。儿子的心特善,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总是说这个人不错。春海天天过来给做饭、买菜、换煤气,家里这摊事他全包了,你想这一家人回来吃饭,挺重要的事。因为我弄这一摊事儿弄不了,身体不太好。后来儿媳妇学会做饭了,不用他帮了,而是做好以后说:“让吴叔叔过来吃饭吧。”他们对“吴叔叔”的印象就是朴实、勤快。过了子女这一关,我和春海的事就算定下来了。

我和春海熟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被褥拆洗得干干净净。春海很要强,很有股男人的劲,他不愿靠我工资生活,总想出去找工作。街道安排他到王府饭店当清洁工,挺干净的墙,本来应该用干布擦,他却拿湿布擦,越擦越黑。很快人家就把他辞了。回到家,他也不说原因,只是一个劲地说“热”“热”……后来我才弄明白,他身子胖,怕热,干活又不惜力,一热就赤膊上阵。你想,那种人来人往的闹市能脱膀子吗?

有一天,一个同学的爱人请吃饭,问我春海的“低补”办下来没有,我告诉他还没有。他说:“你那不是雪上加霜嘛。”意思是说我刚有了退休金,生活才有转机,又找了春海,春海没有经济来源呀。我心说了:“加霜就加霜,人要雪,我要霜吧。”我这人受过那么多苦,也能承受,跟心态有关系,一直心态特别好。我认为婚姻是没法后悔的,甭管多难还得继续走下去。

我和春海住到一起,也没办结婚登记。我觉得这不过是个手续,没多大实际意义,再说,交300多元办手续,也舍不得。另外,担心这样会影响春海申请最低补助。左思右想,还是一切从简吧。我们的事引起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知青的关心。田小野、张援等人希望给我举办一个特殊的婚礼,并在小野的知青网站上发了一个通知。反映之强烈出乎意料。

2001年1月7日,新世纪的第一个星期日。这天下起罕见的大雪,城里道路泥泞,交通阻塞,我真担心婚礼的冷落。毕竟,在答应要来的宾客中,几乎没有我们的亲属。没想到,那么多朋友冒雪赶来参加我们的“世纪婚礼”。回想过去大半辈子,的确是受了不少苦,但沉浸在欢快的婚礼进行曲和宾客的笑语中,我一时又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许多人的经历尽管比我还坎坷,但他们也曾受到过如此诚挚深厚的关爱么?婚礼上,我高兴地告诉来宾: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穿200多元的红衣服,第一次涂胭脂抹口红,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参加我的婚礼,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这么热闹!

婚礼头二天,一位素不相识的女网友特意陪我到王府井大街四联理发馆烫的发,理发师傅问:“瞧你们的亲热劲,是不是姐妹呀?”我回答:“哪儿呀!我俩认识还不到一个钟头呢”。理发师傅听了莫名其妙。我在婚礼穿的那件大红“嫁妆”,也是这位女网友为我买的。

那天为我化妆的网友,是位女律师。听到婚礼消息,她立即给担任婚庆公司经理的弟弟打了电话,请他义务为我主持婚礼。他满口应承,不仅精心准备了全套婚礼道具,还提前约见我们,作好各项准备。婚礼结束后,他特意送给我一大束鲜花,要我带回家,还说那对红蜡烛至少可以点24小时不灭呢。我和他们姐弟原来没有交往,这份盛情可叫我怎么还呀?

我妈2000年7月份住公寓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呆着,春海那个活儿又指不上,正好有一个知青在那扫北海,说有一个人正好不干了,我就去了。才挣400多,每星期有一天休息,但是哪个人休息,别人也得替他扫地,弄垃圾箱。节假日比较累,干到10月份,天气比较凉了。干活一出汗,凉风一吹,就觉得难受。最后一天,扫垃圾都没人了,就我一个人了,我想倒垃圾,就提了不动了,只好拉着走,拉到垃圾车那儿,往上一扔,全撒了,那袋子都破了,哎呀,最后一点力气都使完了,收拾收拾又都给装进去。那会儿天黑的早,下班的时候都7点了,白塔的灯都亮了。更衣室还让人给锁上,我又去找人要钥匙。那天特惨。第二天是我休息,觉得起不来了,不行了,又挣扎着去辞工作。临时工有个好处,辞职最容易,但是你不干也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啊。

春海是坐不住的人,先是替摆报摊的送报纸,基本是义务性质,有时摊主高兴,多少给几个钱。他也替人卖过报,先是在西直门,后来改在地安门。春明不放心,几次到他卖报的地方偷偷看:“嘿,人家卖报一个劲吆喝,他倒好,像电线杆似的干戳着……”春海却乐呵呵地说:“吆喝不吆喝一个样,每天买我报的就那么几个人”。反正一个月下来,卖报也就挣几十块钱,可是他挺热心干这个。

现在,春海每天上个小闹钟,清晨4点准时起床,先四处溜达溜达,捡饮料瓶子,大早晨起来没人的时候电影院旁边净是瓶,一个劲儿捡呗。然后早、午二次给报摊的人送报。别看这是个简单不过的活,他的态度却特认真,每天哪种报取了多少份,在小本子上记得清清楚楚。有时候还记拾废品卖了多少钱,还算呢,算不过来我帮他算。我说找个看车的什么事,他还不愿意干。我就说:“你觉得好就行,看车还得给人家操心,就甭管钱多钱少,自己高兴就行。”对他的要求不能太强制了。

他每月卖塑料瓶子的钱也就是几十元,不过挣个烟钱,这使他很满足,就好像他是这一家的主人。就这样,我说也行了。他爱玩游戏机,开始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坐在这儿,就按那个。后来那个坏了,我姐姐家原来买了一个学习机,没人用了,我把那个搬来了。现在他又玩电视里的游戏机,玩的好着呢!现在经济上比过去好多了,精神状况也不一样,还是那句老话:“知足者常乐”。


 


华夏知青网不是赢利性的网站,所刊载作品只作网友交流之用
引用时请注明作者和出处,有版权问题请与版主联系
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
华夏知青网络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