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牧马:我骑过的第一匹马·我拥有的第一匹马 作者:牧雨


 

塞外牧歌·天涯牧马

 我骑过的第一匹马

当年我还只是个读高中的半大小子,之所以会蹦着、跳着、写血书跑去草原,首要动力其实在于那令人憧憬的传奇式草原生活,而构成这草原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然就是那风一般、梦一般、云霞一般的蒙古马。当年的北京,除了人斗人之外,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有了这样的动力,自然也就极为痛快地接受了伟大领袖关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至于到了草地之后如何“继续革命”,说来惭愧,竟没有过多地思考过。我想,有我这种想法的人也许不在少数。

从到草原的那天起,我们这些男孩的眼睛几乎就没有放过眼前经过的任何一匹马,特别是那些佩着全鞍,驮着骑手,飞速掠过的骏马。可是我们没有马,没有鞍具,也不会骑马,除了看着别人的马啧啧称羡之外,也只能在同伴之间相互卖弄那些道听途说来的“马经”了。

来到草地一周之后,我们这些“步兵”被集体调到了草山上,参加一年一度的打草劳动:几辆双驾的马拉打草机在高爽的草山上雁翅排开,像是几把巨型的理发推子并在一起为草原“开脸”;两架搂草机跟在后面,把割下来的高草搂成一条一条的长排任凭风吹日晒;然后才是我们这些“步兵”徒步上前,用长柄铁叉将一排排半干的青草聚成一堆,装车打捆,然后跟着大车把草拉到沙窝子里放牛户的冬营子,卸到高高的草圈里。茫茫草原上,人一旦离开了马,就会寸步难行,除了跟车、卸车外,我们只能守着草山,守着那几顶蒙古包,哪儿也去不了。

虽说打草机、搂草机的动力提供全靠马,但这些马都是輓用马,也就是专为拉车而培育、训练出来的马,由于长期牵挽重载,它们的四腿粗壮,颈项前伸而下垂,绝对不像骑乘马那样永远是昂首挺胸,神气十足,当然也不会有轻快迅疾的步伐和轻灵敏捷的反应。除了我们之外,常住草山打草的七八个牧民都有自己的骑乘马。但他们对骑乘马和輓用马区分得十分清晰,骑乘马是不参加打草劳动的,也不懂得牵輓技术,平日里带上马绊放出去吃草,一旦牧民需要出门,便骑上拉车的马去把它们找回来换上,而平日里则不屑于骑乘輓用马。虽然此时我们还没有骑过马,但这两种马的形态还是一眼就能分清的。尽管此时还是“无马阶级”,但也还是从心眼儿里看不上这些拉车的马。

秋后的草山一天晚上,我们劳作一天即将入睡,忽然一阵马蹄声卷地而来,紧接着听见蒙古包外人叫马嘶,赶紧爬起来跑去打探。据说是“美帝国主义”的间谍卫星坠落在草原上,内蒙古军区紧急动员全区民兵连夜搜寻。锡盟草原紧邻边境,当年我国的外交局势不大太平,美帝、苏修、蒙修对我们而言好像都是很现实的威胁。而我们当年的身份也算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政治上自然是绝对可靠,保卫祖国,怎能没有我等参加!来人正是三大马群的马倌,他们传达生产队的指示,临时“征用”了草山上所有的鞍具,让我们八个男知青骑上那些拉打草机的马,跟随着三大马群的马倌,朝着三个方向进入夜幕之中。谁能想象得到,平生第一次骑马的机会竟然是凌空而降,感谢美帝!

那时我们还不会讲蒙语,离开了满仓这个临时翻译,一个个都成了哑巴。而且天上没有月亮,天色暗得只能勉强看见前面人马的身影,尽管前面的人知道我们还不会骑马,走的不算很快,我们却早已是浑身较劲,东磕西撞,紧张得连出声都顾不上了。后来过了好些日子我才知道,当时走在我们前面的,就是黑马群的马倌巴图巴雅尔。也不知走了多久,巴图巴雅尔突然加鞭蹿了出去,只听得一阵阵急骤的马蹄声在耳边厢轰隆隆地卷过来卷过去,眼面前影影绰绰的都是奔跑躲闪的马匹,啊,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马群。感觉上也就是十来分钟,巴图巴雅尔已经几番往返,将抓到的几匹马一一带到我们面前,帮我们把骑来的马放进马群里,又把鞍具鞴到刚抓到的马背上,交到我们手里。啊,原来这是给我们全都换上了骑乘马,看起来,这一夜还不知道要走多少路呢!

巴图巴雅尔抓住马笼头,让我自己爬上马背,一行人继续前行。尽管天色极暗,我还是能勉强分辨得出,我骑的这匹马毛色很深,至于是纯黑色还是深栗色,那就实在分辨不出来了。这匹马应该是好长时间没人骑过了,颈项上的马鬃得有一尺多长,扎扎蓬蓬的像是雄狮的鬣毛。大脑袋,方嘴头,胸宽背厚,屁股上平得能放一块案板,连尾巴都是密密蓬蓬的一大捆。我接过马笼头,跨上马背,这家伙一动都不动,像是一尊结结实实的雕塑。从迈出第一步开始,我就感觉到这匹马并不是一匹调皮捣蛋、很难驾驭的马。当它迈步走起来的时候,步伐很稳当,远没有想象的那样难于控制。只是节奏太慢,赶不上别人的步伐,只得腿下频频磕打,甚至挥动手里的马棒轻轻打在它的屁股上。待到与隐没在黑暗中的大队人马汇合,我已经完全适应了这匹马。

黑暗中,民兵骑士排成两列,马头接马尾,以中速向指定地点进发。这时我已发现,原来我骑的是一匹滚刀肉一样的“肉马”。当你两腿紧敲它的腹部,马棒打在它身上的时候,它就勉强“颠”上两步,但只要你的动作一停,它马上就恢复原来的步法。大队行进怎容掉队,我只得不间断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磕呀打呀紧着折腾,这一路下来,竟比我驮着它行进还要累得多。我明白生产队领导的意思,是怕我们这些“力巴儿”[i]驾驭不了驽马,可骑着这样的“肉马”,一旦发生情况,除了做俘虏外,还能有什么作为?与其如此,真不如还是骑着那匹拉车的马,甚至是徒步作战。

直至大队到了指定地点,天色也已渐渐放亮。此时我的脚腕已经磨破,右臂也酸疼得举不起来了。借着晨曦我终于看清了这匹马,这是一匹胖得滚瓜溜圆的黑马,体型极为粗壮,大脑袋、大蹄子、大肚子、大屁股,四条腿粗得像柱子。虽然是一身黑毛,但毛稍的尖端处却是棕褐色的,所以毛色并不像其他营养良好的黑马一样闪闪发亮。跑了将近一夜,也没见它出什么汗,依然是气定神闲,只要我扯着马嚼子的手稍微一松,它马上就会低下头去吃草,而不像身边其他骑乘马那样神情兴奋,遍体汗湿。

后来听巴图巴雅尔讲,这类马纯粹是为放羊人的需求而培育出来的。放羊的马用不着太快的速度,性格上需要的不是兴奋而是沉稳,关键在于要禁折腾,耐得住恶劣条件下的长期使用。这匹马完全符合这样的要求,但又有些过分了,性格太肉了,速度太慢了,虽然一年到头胖得像猪一样,可放羊户谁都不愿意用它,至今“赋闲”在马群里。今晚拿给我们骑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绝对不会出现安全问题。

天色已经大亮了。马队按照要求开始疏散开来,每隔二三百米一人一骑,然后朝着指定的方向慢慢梳理。若是从空中观察,应该能够看到这条由人和马组成的几千里地长的“篦子”,正在把内蒙古大草原细细地梳理一遍。这种方式也只有在那个时代,在蒙古大草原上,在蒙古牧民中才会使用,因为这正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围猎方式。至少到我们那个时代,每年春季打狼仍然使用这种方式,无论是组织、指挥和操作都用不着特殊的培训,只不过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就是了。

时间近午,虽然已是秋季,还是觉得天气慢慢燥热了起来。这时候,远方传来了消息,要寻找的目标已经在数百里外别的旗县被发现了。

三四十年过后,当我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总觉得像是一段支离破碎的梦境。像这种“军国大事”,我不敢造次胡言,也曾尝试去检索相关资料,包括纸本的也包括网上的,却一直没有相对明确的发现,只有当年一起插队的伙伴,以及少量的内蒙插队知青的回忆录,让我知道这真的不是一场梦。

[i]力巴儿:北京土语,外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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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拥有的第一匹马

(1)

在我插队的年代里,全国农村、牧区还都实行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全都归集体所有。牧区的牛、马、羊、驼四畜,既是畜牧产品也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自然也归集体所有,除了少量的自留畜外,全部由生产队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分配给每一户牧民家庭来进行管理,或是使用及食用。役用的马和牛相当于生产工具,自然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办理。所以我在文中提到“我拥有的”云云,所指并非产权,而只是使用权而已。

一个月后,打草季节结束,我们从草山回到了生产队办公室。

在柴达木公社所属的三个生产队中,萨茹拉排第三,全名萨茹拉诺特格生产队,如今叫做萨茹拉诺特格“嘎查”,意思是“光明之乡”。生产队的办公室位于萨茹拉草原的东南部。一条大车道,东边通向我们所属的柴达木公社(今柴达木苏木),西边通向巴彦高勒公社(今巴彦高勒苏木)。南偏东10华里的样子就是那道绵延百里的大沙窝子,沙窝子边上是澄明宽阔的柴达木“诺尔(湖)”,湖边不远就是柴达木嘎查(二队)。

所谓办公室,只是一个宽宽大大、夯土版筑的干打垒院套,大门朝向东来的大道。牧区人烟稀少,但绝少发生盗窃事件,甭管是公物还是私财,因而门口处只是一个敞开的豁口,并没有能够启闭的门扇。门外约10米处栽有一排四五颗两米多高的木桩子,那是专门用来拴马用的,类似当今城市里的泊车位。院套里南北两溜各五间土坯房,用作会计室、会议室和临时客房,靠西墙下一溜是伙房和仓库,西墙外是一个冬季储备饲草的狭长草圈。这里是纯牧区,生产队的领导虽然大多是脱产干部,但也和牧民一样,不会定居在一个地方,只有在需要的时候他们才会汇聚到办公室来,平日这里基本上是没有人的,只有一个老炊事员偶尔过来照应一眼。

老炊事员德格西的家在东边距此不到500米处。除他家外,那里还聚居着十来家和他一样从坝前迁徙至此的“盲流”户,当年称为“农业队”,或美其名曰“饲料基地”。农业队后面有一区苗圃,几百亩庄稼地,房前还有一个不小的场院。在当年那种粗放的管理条件下,从未见产出过什么像样的庄稼。

“盲流”一词在今天并不带有褒贬意味,当年却极具歧视色彩,那是在中国当年的户籍制度下产生出来的一个词汇,意思是非政府计划下的自然移民。当年的牧区虽说不上有多富裕,但却很少会饿死人,每当坝前农区出现了灾歉年景,就会有农民拖家带口跑来坝后就食,有些类似当年的“闯关东”和“走西口”,与今天的“农民工”跑到城市里打工挣钱还不太一样。

这些来自坝前农区的“盲流”户并非都是汉族。其中多数还是蒙古族,但其语言、习俗、生活方式已基本汉化,本地牧民也把他们看做是与汉人一样的。他们一般不具备牧业生产的能力和条件,本地人也不会把畜群交给他们管理。其中有一些人是靠手艺吃饭,比如皮匠、木匠、厨师、大车老板等等,没有特殊技艺的人就只能靠打零工糊口。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是牧区的边缘人群。

当我们在草山上劳动的时候,生产队的领导班子也没闲着。他们按照统一的安排,领回了上级拨给我们12个人每人800块钱的安家费,然后就开始为我们准备草原生活的那些必需品:过冬穿的大毛“皮得勒”、夏天穿的马靴、春秋天的香牛皮蒙古靴、冬天的毡疙瘩、三顶蒙古包以及包内的一应生活用品,当然,还有每人一份的全盘鞍具和马具。

没几天功夫,我们就从办公室那几件临时客房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新蒙古包。每天都能看见保管员金山阿迦领着一群妇女在为我们剪裁、缝制大皮得勒,还看见队里的大车从旗里新买回来的各种日用品,其中就包括12具尚未装配的鞍具。对于我们而言,其他的东西都不在话下,最令人牵肠挂肚的是,什么时候能把装配好的鞍具领到手,尤其是什么时候能把这套鞍具鞴在属于自己的骑乘马身上。

一天下午,我们几个知青正在农业队“串营子”,就听农业队的几个孩子跑来说:“嗨,嗨,你们的马来啦!”几个人跳起来就往外跑,大老远就看见办公室门外的桩子上真的拴了十来匹光背的骟马,黑的、白的、红的、黄的什么颜色都有。几百米的距离跑得个呼哧带喘,等我们几个跑到跟前的时候,四个女知青已经牵上自己的马往外走了,嘿,真急人哪!一帮人拥上去,也没个挑拣,三下五除二,也不知怎么弄的,我已经牵着一匹白马走出来了。

心里兴奋得哆里哆嗦的,牵着马在草地上走了老远,一边走一边回头打量。这匹马个子算不上高,应该说是一批雪白的马,浑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这个季节正是马的营养状态最好的时候,冬天的绒毛还没长全,浑身的毛色在傍晚的斜照中隐隐闪着幽光,像是披着一疋白缎子。眼圈和嘴头毛长得少的地方,露出了粉红色的皮肤本色。眼睛里黑白分明,尤其是在瞳孔活动起来的时候,不像大多数马那样看不出明显的眼白。

这是我的马,是我自己的马,怎么看也挑不出毛病来。然而待到几个人一块去井上饮马的时候,大家伙这么一品评,那自然是哪匹马的毛病也藏不住。尽管我嘴上绝对不承认,但跟别人的马一比,我自己也看出来了,我这匹白马的马鬃和马尾都要相对的薄一些。马鬃薄一些也就罢了,修剪齐了一样漂亮,可马尾不单是显得稀疏,而且还有点儿短,所以他们几个嘲笑我这匹白马是“秃尾巴子”。几年后当我学习马种改良技术的时候看到文献记载,世界上跑的最快的英国纯血马,还有俄罗斯的阿哈马,都是“秃尾巴子”,但这都是后话了。

其实,马鬃薄点儿、马尾短点儿这都没什么大了不起,然而这匹白马身上有一样特点,却是其他的马都不具备的:它的右后蹄比其他三只蹄子要长出一倍还有余,像是穿着一只长长的黑皮鞋。后来我才知道,这匹马的名字就叫作“鞋孩台·萨日勒”,那意思就是“穿鞋的白马”,若不是因为有这点儿不伤大雅的缺陷,它可能还到不了我的手里。当时我们还都不会讲蒙语,也不明白“鞋孩台”是什么意思,于是有人管它叫“谢海楼”。“谢海楼”可是我们西乌旗旗委书记的名字,当时内蒙地区闹“内人党事件”[i],搞“挖肃”扩大化,谢书记已经被“造反派”给专政起来了。

让这几匹马闹的,这些人一宿都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细孙、大眼儿、乔吧儿我们四个就牵着马出了门。其实除了饮点儿水,草地上的马根本用不着人照应,带上马绊放出去,自己吃草吃得挺好。可这些人兴奋哪,恨不能把马驮在肩膀上走。这回马倒是有了,可队里新买的马鞍还没有装配好发放下来,你说急人不急人!

走着走着就有人耐不住了,尝试着往马背上爬。细孙体魄轻健,身手灵活,胆子也大,三试两试就爬上了马背。队里这次给知青选的马因不再是临时骑用,所以跑起来都应该是还不错的,但肯定都是骑熟了的马匹,轻易不会捣蛋伤人的。看细孙上了马没什么事,乔吧儿也爬了上去,我和大眼儿也就跟着爬了上去。没有马鞍,几个生手,光背马本来就骑不稳,本想着就在附近慢慢走几步找找感觉,谁料想细孙伸手往南一指那8里地外的柴达木办公室,说要不咱们上二队看看去吧,还没等其他几个人拿定主意,下边的这四匹马先都兴奋起来了。

草地上的马就是这样的,不能往一块儿凑。在马群里没事,牵着、拴着也没事,只要是骑在身上往一块一凑,马上就开始兴奋,立刻就昂昂争先起来。我们几个当时哪儿懂这个呀?几匹马抬腿就往前窜,越走越快,手里又没有控制速度和方向的马嚼子,这回算是骑“马”难下,想不走都不成了!

我这匹白马脑袋往下一扎,几步就跃进到了最高速度。光背马身上什么抓挠都没有,我只有本能地把两腿紧紧地夹在马身上,身子尽量往后挺直,眼睛也不敢抬,只觉得身下马蹄翻飞,地面上的高草一片模糊,疾风一样地向身后飞驰,别人怎么样了我是一概没瞅见。耳边厢的风声呼呼地吼个不停,只听得马蹄声轰隆隆响成一片。也曾尝试着把手中的马笼头扯紧,希望能把马头拉起来,可只要稍微地给一点儿力气,白马立刻就会更加用力地把头扎下去,速度也就更快。光背马上无处借力,再用力我肯定就要掉下去,吓得我赶快松手。

四个人就像被一阵飓风卷到了柴达木,四五公里的路程居然没有掉下去,直到那里的人们迎了出来,四匹马才算放下速度。惊魂未定,四个人又骑在马上溜达了好一会才敢爬下马背。见到了二队的知青,把马拴上,进屋说话儿。身子往炕沿上一挨,登时又疼得跳了起来——我的屁股呀,就像坐在了烧红的烙铁上,那叫一个疼啊!大哥不笑二哥,那三个人也绝对不比我强到哪儿去。事情到这儿还不算完,一会儿可怎么回去呀?又能怎么回去呀?还是得骣[ii]骑着回去呀。天哪,我的屁股!

打着知青友谊的旗号,一直耗到了傍晚,最后还是免不得把自己火辣辣的屁股送上马背。又是一阵狂飙,总算是回到了萨茹拉。当天夜里,我们四个躲在自己的蒙古包里,吹灭了油灯,把裤子退下一半,跪在地毡上,然后摸出手电筒,相互照着涂抹红药水和紫药水。除了屁股上的伤以外,我的小腿内侧也被生生地磨掉了两块肉,因治疗不得法而至感染、发烧,直到两周后方才结痂,一个多月后厚厚的痂脱落,才算彻底痊愈,疤痕至今犹在。

[i]内人党,全称为内蒙古人民党,是1925年10月在内蒙古地区张家口所成立的一个左翼政治团体,曾经在内蒙古历史上有一定影响,1930年代中期已经解散,后于1940年代末期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部份老党员又成立了“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及东蒙党部。1947年奉中共中央指示“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解散。在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地区曾经发生过“内人党事件”,导致34万多人遭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参见:维基百科“内人党事件”

[ii]骣,音产,无鞍具骑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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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几天之后,崭新的马具发了下来,每人一套。除了鞍具之外,还包括马龙头、马嚼子、马绊各一(参见:天涯牧马:龙驹跃跃)。这就是保管员金山阿迦的典型风格,实用而节俭,这些马具完全能够满足最基本的实用需求,却不带有任何浮华的装饰。

这是当今网上销售的蒙古马鞍,与当年我们使用的鞍具大体相像看不出图上的那些金属配件是什么质地。

在我们的鞍具上,四角稍绳处不带银饰。鞍座上的四个金属泡子与大多数牧民一样是银质的,圆形素面不带花饰。而鞍桥外缘上的鞍条则只是白铜的。

在12盘鞍具中,我选择了鞍桥最高的一盘。不只是前鞍桥高高翘起,高度超过了其他的鞍子,连后鞍桥也是高高翘起,而不像其他鞍子那样宽阔、平缓。为什么要选这盘鞍子?当时我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是觉得那造型漂亮,与众不同而已。蒙古马鞍都是木鞍,其造型除了有地域性的区别而外,即便是同一区域,也因使用功能不同而略有区别。为了骑乘舒适,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鞍桥相对宽阔、平缓的马鞍,只有牧马人等少数经常需要做马上特技动作的人才会选择相对立陡的后鞍桥。8年的草地生活中,我还真的很少见到像我这样的马鞍。

标准的乌珠穆沁马鞍木鞍所有的边缘处都饰有银鞍条,不尽是为了装饰,也是为了增加木鞍的强度,在遭受踢打时不致开裂苏尼特马鞍前后鞍桥呈外抛物线东部的豪华马鞍显然不是牧民日常使用的这有些像我那盘马鞍但我的鞍子前后鞍桥没有向外撇的那么厉害这就是我的马鞍一周后,生产队领导班子组织了一次活动,要带领全体知青踏遍萨茹拉草原,算是对本地居民的一次正式拜访,也算是把12名北京知青正式介绍给萨茹拉草原。萨茹拉的80余家牧户分散居住在东西三四十里、南北七八十里的草原上,最密集的营盘不过三四户,更多的营盘只有一两户人家。把这一圈走下来,加上每个营子都要耽搁点儿时间,前后竟用了整整三天。

与骣骑相比,骑在全鞍马上那感觉当然就不一样了。首先是脚踩在马镫上,腿底下就有了根,腰胯也就借上了力,可以随时调整全身的重心;用来调整速度和方向的马嚼子扯在手里,一旦需要的时候,腰、腿、全身都可以自由发力;像我们这样的“力巴儿”,即便是重心把握得不到家,至少也还有前后鞍桥挡一下,不至于立刻失掉重心栽下马去。

发明马镫[i]的人(或是民族)真是太伟大了。人骣骑在马上,虽然能够使行进速度得到大幅度提高,但是为了保证自己不被摔下来,已然用尽了全身的本事,根本无力在马上做出其他的有效动作。马镫把人和马的能力结合为一体,从此人才能够在马背上从容地使用工具和武器,并发挥出成倍的效力。

我们的队伍出发了。除了12名知青外,还有生产队领导四五人,贫协(全称为贫下中牧协会)主席、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各一人,前面营子的人来接,后面营子的人来送,浩浩荡荡,好大的一支队伍。一路上走着、说着、唱着,登时打破了草原的静寂。这么多人走在一起,又不是训练有素的民兵队伍,几乎所有的马儿都亢奋起来。班子的领导们知道此行路途不近,都是按照长途的走法,手头上控制着马的情绪,基本上采用“快走”或是“小颠”的步法,可这些知青本来就跃跃欲试,既不会也不想控制马的情绪,走着走着就拉开了“蹦子”。我们几个尽管屁股上、腿上的伤还在火辣辣地疼,可一旦跑起来也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按道理说,本该是这些地方领导在前面引导着我们前行,但实际上却是这群年轻人在前面乱跑甚至是狂奔,领导们不得不赶上前来。一到进入距离营子两公里以内,营子里所有的狗就会吠作一片,发疯一般奔向前来。草地上的狗可不是当宠物养的,跑起来像箭头子一样快,恶狠狠地一跃多高,那可是真下嘴咬人哪!飞奔着的马也怕狗咬啊,紧急躲闪之下,跑在前面的知青一下子乱了营,人喊狗叫,搅作一团。

不过这只是第一天。到了第二天,这12骑人马就没有那么大的精神了。及至第三天,知青们早已是人困马乏,队伍沥沥拉拉拖了有几里地长。在牧民们的帮助下,总算是囫囵着回到了办公室,身子往下一趴,再也不想爬起来。

从这儿开始,随着走的路越来越多,我对我的“鞋孩台”也越来越熟悉。尽管我以后又经历了若干若干匹坐骑,而且一匹比一匹棒,其中不乏闻名遐迩的良驹,但即便以最挑剔的眼光衡量,我这匹“鞋孩台”也还要算是匹不错的马,它最初的主人确实把它调教得非常出色。既不倔,也不肉,没有爆脾气,也没有坏心眼儿。牵上龙头就跟你走,鞴鞍、上马稳稳当当,不躲不闪不打旋儿。无论是快慢走、大小颠,还是搂起大蹦子来,又快又稳,非常舒服。且反应敏捷,经验丰富。若一定要挑毛病,只能说它的“嚼口”硬了点儿,一旦它撒着欢儿飞跑起来,脑袋往下一扎,还真是很难拉得起来,我手上最初的血泡和茧子,都是在它这儿磨出来的。这样的马能到我的手里,我想只是由于看相不漂亮,除了薄鬃、短尾、长蹄外,身材和气度上也完全没有骏马特有的明星气质。马呀,居然也和人一样,外在的容貌竟能对其命运产生这样大的影响。

油画陈继群当年冬天,我又骑着它参加了一次民兵拉练。那年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举国上下都在拉练,不过内地的拉练都是徒步,我在文革初期串联的时候从成都徒步走到昆明,早已领教过这种极为艰苦的拉练方式,参加草地民兵拉练却是头一遭。当年的草地民兵拉练完全是成吉思汗时代的骑兵奔袭方式,只是规模、范围和强度都没有那么大就是了。古代蒙古骑兵长途奔袭的时候每人骑一匹马,还要牵上一两匹马,一路上换马不换人,士兵吃喝、瞌睡都在马上,飓风一样地刮过浩瀚的草原,而辎重和畜群都由家属赶着远远地跟在后面。而我参加的这次民兵拉练则只是一人一匹马,排着整齐的队伍中速行进,队伍后面的骆驼车上拉着蒙古包、冻肉、砖茶和炒米。每到宿营地大家一齐动手搭建蒙古包,自有专人在哪里生火、煮肉、烧茶,等到蒙古包搭好,肉和茶也就煮好了。晚上睡觉时,身上的袍裤也就是个人铺盖的被褥。这与牧民日常的游牧生活也没有什么区别,别说只是拉练三天,就这样走上一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然而对于我这种初级骑者而言,这种长途拉练方式却不啻于一种升级锻炼。此时的屁股上、腿上早已打出了厚厚的茧子,足以适应了鞍具的砥砺,然而这还只是入门级的水平。长途行进采用的基本上都是“颠”的步法,骑者不必长时间地站立在马镫上,而只是重心下沉坐在马鞍上,连续不断的长期骑乘后,全身上下的骨节没有一处不酸疼,站着、坐着、躺着没有一个姿势是舒服的。待到熬过了这第二阶段,身上的骨节各个归位后,又进入了第三阶段,悬挂在胸腔、腹腔内的五脏六腑经过长时间的上下震荡,无不颤颤欲坠,那个难受劲儿啊,没有这种经历的人还真是难以体会得到。为了度过这个阶段,除了继续坚持锻炼之外,还有一个辅助办法,那就是把那条一丈五尺长的蒙古腰带在腰间宽宽地展开,紧紧地刹住,把那些五脏六腑尽可能地固定住。没想到这根腰带除了御寒和固定袍襟外还有这么一个功能。

当年的蒙古牧人,终生都是长在马背上的,他们恐怕从来也不能体会到,为了骑马居然还要经受这样一番痛苦熬煎。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半路出家者来说,这几个阶段是绕不过去的,每天长在马背上,前后达三四个月,方能修成全部的正果。而且这种功力还只是一次性的,一旦长时间不骑马,这些功力便会丧失殆尽,若要重新投入,一切还要从头做起。

我对于蒙古马的最初认识,马上功夫的最初奠定,这一切都是从“鞋孩台”开始的。它就像是我的初恋情人,是在我的草原历程中点燃的第一颗心星,无论在心目中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印象,即便被命运的离心机就此抛入六道轮回永不再见,而它在我心中的那个位置,将是永远无可替代的。

三个月后,我正式走马上任,接替原生产队书记花胡的位置,当了黑马群的马倌。作为生产工具,归我个人使用的马匹一下子增到了8匹。比起花胡留给我的8匹骏马,“鞋孩台”实在是太不起眼了。虽然理论上我不再拥有“鞋孩台”的使用权,但是也没有别人出面来申请这一权利,“鞋孩台”从此被放进了我的黑马群,糊里糊涂地成了一匹自由的“黑马”。


[i]马镫究竟发明于何时何地已无从查考。有一种说法讲印度人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已使用马镫,但现存最早的马镫实物,却于1965年出土于中国辽西北票的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在公元3世纪中叶到4世纪初,这里正是鲜卑人活动的区域。马镫发明后很快由中国传到朝鲜,至于流传到西方的马镫,是由中国传到土耳其,然后于8世纪初期传到古罗马帝国(拜占庭),最后传播到欧洲大陆的。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马镫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关于脚镫曾有过很多热烈的讨论……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优势的是中国。林恩·怀特说:‘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脚镫在最初却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欧洲人是踩着中国人发明的马镫进入骑士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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