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阿斯瓦尼:文学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类 作者:林子搜集


 

 阿斯瓦尼:文学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类

作者:杨潇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来源日期:2011-08-02

去埃及前,作家亚拉·阿斯瓦尼(AlaaAlAswany)是我最希望采访的人之一。那时我在读他的《亚库比恩公寓》,开罗市中心的高档公寓,商人、官员、遗老出入其间,楼顶则有许多贫民搭窝棚而居。对这本书上帝般的叙述视角,我稍有不适,但仍惊讶于阿斯瓦尼对贫民生活的细致刻画——“周五早晨这些楼顶女人的表情,需要最出色的画家来描摹:她的丈夫下楼晨祷去了,在洗去昨夜尽欢的痕迹后,她出现在窝棚外面晾晒床单,就在此刻,她头发湿漉漉的,面色潮红,目光却流露出安详。她看起来就像一朵玫瑰,吸吮朝露后迎来完美的一刻。”

我也牵挂里面一对年轻恋人的命运:塔哈是公寓看门人的儿子,从小成绩优秀,虔诚、努力而且机敏,有钱人的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守在一旁等着为他们打开车门。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许或轻视,一心一意要考上警局光耀门楣,蒲莎娜则是他青梅竹马的女友。那天万事俱备的塔哈去警局应考前和蒲莎娜见了一面,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她却突然变得有些冷漠,男孩忐忑不安地走向了考场……

《LonelyPlanet埃及》说,如果你去埃及旅行,只想读一本当代小说,那就读《亚库比恩公寓》吧,而彭定康的书评让我决定买下这本2002年一出版就风靡阿拉伯世界的小说:“阿斯瓦尼明白无误地向读者表达了现代埃及的弊端,同时也描绘了在腐败横行、秘密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下仍能保持人格、不卑不亢的开罗范儿。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认为埃及革命迟到了好多年。对于穆巴拉克体制被如此轻松地掀翻在地,对于翻开这一历史新篇章的人民所体现出的精神和勇气,《亚库比恩公寓》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有多惊奇的。”


文化部一直收买文人,让你闭嘴

到开罗后我试着联系阿斯瓦尼,但他的手机永远没人接听,或者无法接通。一位同行建议不如直接去他的诊所。没错,阿斯瓦尼还是位牙医,他的诊所在花园城,一个英国印记浓厚的准使馆区,不过我们并不清楚确切位置。在林木苍翠的小径上绕了半天后,我们到一个小卖部问路,老板摇摇头,但一位上班族模样的顾客自告奋勇:你们找阿斯瓦尼大夫啊,我知道,跟我走吧。

他把我们领到一栋灰色公寓前,单元门外有个小牌子,用阿文和英文写着:阿斯瓦尼牙医,四层。按响门铃后,一位穿牛仔裤、没戴头巾的漂亮姑娘打开了门,她是阿斯瓦尼的助手。房间不大,除了沙发、茶几外,还有张玻璃桌,上面摆了些工艺品,有个金色的法老头像和几枝富贵竹。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素描:一位胖医生左手举着烛火,右手食指伸入一位身着西装、手持礼帽的男士口中。

后来我知道,阿斯瓦尼有军人一样的作息:一周有五六天6点准时起床,6点半到10点半写作,然后开始读报。冲个澡后他来到诊所,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睡个午觉,避开开罗最热的时段。从晚上6点到9点,他会再次回到诊所工作,9点后到午夜则是读书时间。不过周四晚上有些变化,他会步行到附近一个中左党派的办公室,参加阿斯瓦尼文化沙龙。这个对所有人开放的沙龙1996年由他本人发起,讨论文学、文化,也讨论宗教、政治,最初在市中心一个老旧的咖啡馆,2006年冬天因为秘密警察的干涉,咖啡馆断电,才搬到了现在的地址。

可惜这天阿斯瓦尼不在诊所,女助手告诉我们,他去了亚历山大,周末他在那里有两场讲座。革命之后许多事情有了变化,正常生活难免被打乱。我没能赶上一次阿斯瓦尼文化沙龙,不过从《纽约时报杂志》2008年的一篇特写中不难感受这个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的聚会:“那天晚上来了两位伊斯兰主义者,他们很瘦,蓄着象征虔诚的长胡子,很可能是学生。在这个世俗化的小背景下声张他们的信仰,这两位年轻人招来了好奇的目光,甚至带有一丝丝不友好,特别是一位女性,她头发染得金黄,穿着紫色T恤和紧身短裤,还蹬了双高跟鞋。”

“到了提问交流时间,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问道,‘为什么侮辱伊斯兰教的《撒旦诗篇》在西方会获得这么多注意?’‘拉什迪,’阿斯瓦尼回答道,‘是位好作家。我没有读过《撒旦诗篇》,但不论这部小说里有什么,也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追杀令。伊斯兰教没有给人以杀戮的权利。’然后阿斯瓦尼举了一个先知穆罕默德宽容弱者的例子,‘怎么能有人以先知的名义去杀人?’他说,‘很明显,伊斯兰教被一些人曲解了。’”

沙龙结束后,阿斯瓦尼对这位美国记者说,“你看到那两个迷惑的年轻人了吗?这正是今日埃及的大麻烦。年轻人的思维被局限在(独裁与宗教极端势力)两头。在我那个年代,年轻人不会有这种困惑。”

于是,见到阿斯瓦尼后,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沙龙。阿斯瓦尼说,他希望通过重建公共空间,恢复埃及早年的一种传统,“沙龙的文化源自法国,20世纪初传到埃及,一度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被中断了。1996年,我感到有必要为埃及的文化做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必须独立于文化部。文化部一直在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收买文人,给你钱,让你闭嘴。一旦你和政权发生了联系,就不可能再对它提出批评了。”


既反抗独裁者,也反抗极端分子

这里是亚历山大的四季酒店,窗外是平滑如镜的淡蓝色地中海。阿斯瓦尼看上去比他的文字温和多了。他有着和大多数埃及人不同的黑肤色,其实他的名字(Aswany)已经透露了他的家族来源——埃及南部阿斯旺(Aswan)的努比亚人。我曾听到一个说法,开罗是亚洲文明,阿斯旺是非洲文明,而亚历山大则是欧洲文明。“当然我们属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斯瓦尼说,“但在埃及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们还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这些都会包括在我们的认同里。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命名的。”

除了阿拉伯语,他还说流利的法语、英语,以及西班牙语——他声称是为了阅读拉美文学才学西班牙语的,他最喜爱的在世作家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似乎一刻也不能停止抽烟,我们年轻的翻译给他敬烟,他笑着说:“年轻人不该抽这么重的烟,抽我的吧!”然后递给翻译一支烟,探过身给小伙子点上。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阿斯瓦尼在开罗一所法语学校就读。1952年纳赛尔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埃及,但在他看来,至少在文化上这个国家仍然保持了革命前宽容的、大都会的传统。“我们一年要庆祝3-4次宗教节日,我们有信天主教的法国人,有科普特基督徒,有一两个没有离开埃及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而且我们有一些教师甚至是无神论者。如果他信神,我们庆祝圣诞节等等,如果他不信,我们就庆祝他的生日。这种宽容的传统一直保持到1970年代末期。”

1976年,19岁的阿斯瓦尼考入开罗大学医学系。“那时学生里的左翼势力还很强大,这就是萨达特鼓励穆斯林兄弟会对抗我们的原因。他禁止了学校里所有其他的政治组织,除了兄弟会。”1970年纳赛尔去世,接替他的萨达特迫切需要建立政治合法性,于是和穆斯林兄弟会做了一笔交易,只要他们帮他打击纳赛尔余党和左翼分子,他就同意兄弟会宣教布道。

学生运动很快发生转变,男学生留起了胡子,女学生则蒙上面纱,在大多数埃及人的记忆里这还是头一回。1979年两伊战争爆发,伊朗和伊拉克石油出口锐减,国际油价飞涨,沙特等海湾国家石油收入激增。

“很多埃及人去那里打工,并受到了那里的影响,他们带回来的是对伊斯兰教保守的、部落化的、不宽容的理解,而非埃及传统上大都会的、宽容的理解,”阿斯瓦尼的观点代表不少埃及知识分子的看法,“你知道吗,在我们埃及,1924年已经有女性赢得汽车赛的冠军,到1930年代我们连女飞行员都有了,可是在一些国家,直到现在女性还在为争取开车的权利而斗争……在埃及,我们有两场斗争,一场是反抗独裁者的,这比较明显;另一场没那么明显的斗争也许更重要,就是用埃及对伊斯兰教宽容的理解去对抗那些不宽容的理解。”

1977年,萨达特宣布将亲赴以色列,与死敌谋求和平,此举震惊了阿拉伯世界。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订,一年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缔结和约。出于愤怒,观点各异的伊斯兰激进团体走到了一起。1981年,萨达特被激进分子刺杀,穆巴拉克接任总统。那时没人想到他一当就是30年。

1984年阿斯瓦尼去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继续攻读牙科。除了黑帮教父阿尔·卡彭和各种枪击案,他对这座美国城市几乎一无所知。他在那里住了3年,重新发现了美国,发现了美国人的乐于助人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他总是讲起这样一段往事:那天芝加哥刮大风,他抱着一堆论文在校园里走,风把资料吹跑了,所有路过的人都停下来帮他追赶和捡拾资料。但时至今日他对美国仍然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所谓的反恐和地区稳定,在中东和北非长期支持一些独裁者的,同样是这个国家。

萨达特的被刺并未令仇恨消除。1990-1993年,埃及政治暴力频发,国家已处在内战边缘,而那些世俗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处在最尴尬的境地:要免遭宗教极端分子的攻击,就要接受独裁政府提供的保护。

1992年,著名记者法拉杰·福达(FaragFoda)遭枪击身亡。生前他一直鼓吹政教分离,认为宗教应该回归私人领域。“萨达特把魔鬼放出了瓶子,结果自己却被魔鬼击倒。”他写道,“他为神权政治的支持者打开了空间,却没有提供相应的空间给他们的世俗主义对手们。最终前者的意识形态在贫民阶层、新的城市居民和单纯的人们头脑里扎了根。埃及人民现在应该重启世俗化进程了。”福达曾数次受到死亡威胁,但为过正常生活,他拒绝了来自政府的保护。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整个埃及的文化象征马哈福兹也遭到攻击。一个21岁、从未读过他任何作品的修理工刺伤了他的颈部。83岁的马哈福兹幸运地保住了性命,但右手神经受到严重损伤,再也无法正常写作。无人宣布为此负责,一些埃及人认为,是马哈福兹完成于三十多年前的象征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得罪了某些宗教人士。

马哈福兹的受伤震惊了整个国家,穆巴拉克派专人前往医院慰问,内政部长、文化部长等也轮番前去探望。但马哈福兹不愿自己变成政府打击宗教势力的一枚棋子,他拒绝了官方报纸的吹捧,也拒绝参与它们对极端分子大合唱般的攻击。


以色列都出现了盗版译本

阿斯瓦尼或许应该感到庆幸。他声名鹊起的时候,宗教极端势力已经退潮,埃及重新成为一个安全的国家,而《亚库比恩公寓》为他赢得的国际声誉,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保护:政府同样对他投鼠忌器。

1995年之前,阿斯瓦尼先后完成了4部小说,但没有一部能正式出版。1997年,他接到了第4封退稿信,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他打电话给那家国营出版社的社长,对方答复:“我们出版不了你的书,委员会已经否决了它。”“什么委员会?”“这是一个秘密委员会。”“我想看到委员会的结论。”“没有结论给你,这是机密。”“你们是政府的出版社,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你有权说‘不’,但我有权知道为什么。”“反正我们不打算出你的书了,你随便吧。”

异常沮丧的阿斯瓦尼动了和妻子移居新西兰的念头。为什么是新西兰?对他来说,那是地球上距埃及最远的国家。他放弃了留在美国的机会,放弃了海湾国家收入丰厚的医生待遇,但却一直在原地打转。他告诉妻子,等他完成手头最后一部小说,他们就动身。

那部小说就是《亚库比恩公寓》。2002年,小说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和往常一样,阿斯瓦尼不抱任何希望。两周后他接到出版商电话,“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居然脱销了。”不止在开罗脱销,更成了阿拉伯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仅仅几年前,他还在为2000本的销量挣扎;现在,《亚库比恩公寓》在法国一年就卖掉了16万册。据他说,甚至以色列——这个被阿拉伯作家协会抵制的国家,都出现了盗版的希伯来文译本。

在开罗,似乎人人都知道阿斯瓦尼。一个纪念品商店的老板对我说:“你喜欢阿斯瓦尼?我推荐你看他的《芝加哥》,比《亚库比恩公寓》还要好。”有人把他推崇为马哈福兹后最重要的埃及作家,也有人说,一些读者只是因为认同他的政治观点,而不愿去质疑他作品的文学价值罢了。“我为普通人写作,”阿斯瓦尼自己曾回应说,“我希望人人都能读懂我的书。阿拉伯文学现在的问题是,在实验性中失去了讲故事的能力。好多小说都这么开头:‘我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和一只蟑螂上了床。’人们以为写得简单很容易,其实写得让人看不懂更容易。”

现在让我们回到亚库比恩公寓吧,还记得那两个年轻人吗?塔哈没能进入警察局,再努力也改变不了他卑微的出身,绝望之下他走向了宗教极端主义;而女友之所以突然心事重重,是因为她被老板非礼了,为了保住工作养活全家,她不得不放弃尊严,接受每天两次、每次10镑的羞辱。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革命前埃及社会最突出的问题:贫富分化的加剧,普通民众的被剥夺感与尊严的丧失。“我们有两个埃及,”阿斯瓦尼说,“一个是富人的、幸运儿的埃及,很小,位于金字塔塔尖;另一个埃及大得多,它是穷人、受难者的埃及,40%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也就是说一家人每天的开销不足2美元。而在南部一些地区,贫困人口更高达60%。”

走在开罗市中心(DowntownCairo),人们会轮番用汉语、日语和韩语跟你说“你好”,他们可不一定是要兜售商品。但如果你待的时间够长,你也会发现埃及人对东亚来客的复杂心理。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看着日本、韩国、东南亚和中国依次崛起,这些地方曾比埃及贫穷落后,如今却把它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埃及能恢复到古埃及的辉煌,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一个年轻人在解放广场告诉我。另一位知识分子则说,“哪怕退一步,我们牺牲部分自由,换来经济高速增长和民众生活改善,那也罢了,可我们两头都没捞着。”


“受够了”的人赢了第一场斗争

很多人怀念1920-1930年代的埃及。那时开罗和亚历山大干净整洁,自由开放,议会民主,新闻媒体生气勃勃,女性不戴头巾,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宗教更深沉博大,不涉政治,更多居住在信仰者的心灵里——这是阿斯瓦尼这样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埃及,虽然他承认,在那个年代照样有很多“看不见的”受苦的人们。

一位埃及小说家曾写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宿命,我们这些埃及之子的宿命就在于,我们的野心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可能性。阿斯瓦尼从2003年开始公开加入到穆巴拉克批评者的队伍里,但批评对现实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整个埃及都非常沮丧,我也是……一般说来,我们通过心理学与文学著作可以了解独裁者的心理,他们自我陶醉,与民众切断了联系,周围的党羽会一直告诉他,你是民族的英雄等等……但穆巴拉克还不完全一样。他不只是个糟糕的政治人物,不只是个大盗,他接受事物的方式十分独特,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一个人,对人民遭受的苦难一丝一毫的同理心都没有。”

2004年,阿斯瓦尼和一些社会活动人士发起“Kefaya”(受够了)运动,成为埃及非暴力革命的先声之一。他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也永远不会从政。我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永不会有。我是一个作家。但我的确相信,发起Kefaya,作出反穆巴拉克的政治宣示,是我作为作家的职责之一。所以当我作政治宣示时,我不会说这是文学的唯一作用,我会说这是文学的作用之一:和人民在一起,试着捍卫人民的权利。也许我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那我也就有了更大的责任。”

如今埃及人民赢了,或者借用阿斯瓦尼的话说,至少赢了“第一场斗争”。他变得更加活跃,在各地举办沙龙,“现在的埃及,每一分每一秒都作数,事情变化得也非常迅速,人们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埃及人需要坐在一起,特别是我沙龙的客人,还有我的读者,他们可以听到我的观点并和我讨论,从而找出一个方向来。”

他还经常上电视和人辩论,有时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有时则是和政府官员。3月的一次,他的对手是总理沙菲克(AhmedShafiq),他坚持要求沙菲克——这位穆巴拉克的旧臣回答有关政府下令杀戮的问题,“最后他失态了,因为他不习惯这种待遇。他对我说:‘你是谁!’我对他说,‘我是一个埃及公民,从现在开始,每个公民都可以这样向你提问,而你必须作出回答。’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无可避免地,我又问到那个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的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没错,马尔克斯是说过,如果你想表达政治观点,那就写一本好书,但他说这句话是有背景的,那是1960年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还很强大,他们一直在说,你必须为改变社会而写作。马尔克斯正是拿这句话回应他们的:你首先必须写一本优美的书,才能拿它来实现你的目标。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最革命的书,应该是最优美的书。’如果一本书引发了革命,不是因为它写革命,而是因为它优美。我会为政治做很多其他的事,但不会是写小说。小说不能被用于改变形势,它只能改变人性,改变我们。通过好的文学,我们会变成更好的人类。”(参考资料:FouadAjami《TheDreamPalaceoftheArabs》;JohnR.Bradley《InsideEgypt》;劳伦斯·赖特《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纽约时报杂志》、《国家地理》、《卫报》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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