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最大的错误

作者：姚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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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本身就是错误。更大的错误在于抗美援朝造成了毛泽东对建国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判断失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认定，阶级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因此才在国内开展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打击、消灭各种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思想，直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什么是建国以来最大错误？

为中国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做出重要贡献的杜润生老人，在"六四"以后，对九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和党内斗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因为他兼任主任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都被明令撤销了。但是，他的视野和思考的范围更广阔了。九十年代有一天，杜润生突然考我："你说，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是什么？"我答道："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党中央决议中定的浩劫？"杜润生摇摇头后深沉地说："最大错误是抗美援朝。"

杜老不仅认为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本身就是错误。更大的错误在于抗美援朝造成了毛泽东对建国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对于什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有一种看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应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要务。另一种看法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应以阶级斗争为纲，消灭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本来对两种主要矛盾的不同看法持调和并列的二元论的毛泽东，逐步改变了模糊不定的观点，认定阶级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因此才在国内开展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打击、消灭各种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思想，直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因此，杜老认为，抗美援朝是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

二、毛泽东本人也认为，中国牵连进朝鲜战争"绝对错了"

在决定是否参与朝鲜战争时，中国领导层有过激烈争论，除了毛泽东、彭德怀以外，总理和各位副总理、九位元帅及其它政治局委员，都不赞成出兵渡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林彪、粟裕两位战将都以有病为由婉辞帅印。事后看来，不出兵的意见是正确的。连毛泽东本人在1957年也认为，中国卷入朝战，绝对错了。

1957年7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谈到朝鲜战争时，毛泽东指出，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薛理泰、赵刚：《中国国家安全的罩门--谈朝鲜半岛局势之走向》，《领导者》总第37期，（2010.12），第11页】

王明在《中共50年》一书中，回忆了1952年11月10日参加苏共十九大的刘少奇谈及毛泽东后悔不掌握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对华战略方针而出兵朝鲜一事。毛连声问道："我们出兵对吗？""我们为什么出兵抗美援朝？"刘少奇说："当美、英部队已在仁川登陆，北朝鲜形势危急。毛主席怎么也不能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抗美援朝。政治局两个星期白天黑夜讨论也未能做出决定。毛主席说：'只要我们一出兵，中美传统友谊就完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友谊？此外，我们设想一下，出兵后，不能击退美军又怎么办？'一句话，他怎么也不能作出决定。只是在美军占领新义州之后，美军和中国仅有鸭绿江桥一桥之隔的情况下，毛主席才不得不做出决定。他说：'现在我们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们的部队马上出国，我们还能指望获得光荣和有利条件，就是战斗只在朝鲜领土上而不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如果等到美军渡江过来，然后我们再参战，那就会既丢掉了光荣，又失去了有利条件。'当毛主席知道杜鲁门不许麦克亚瑟集中轰炸沈阳到满洲里沿线全部地区，而我们的部队已经出动时，毛泽东懊丧地说：'我们出兵对吗？'后来，当麦克亚瑟打算把战火扩大到东北，投下最后赌注（要不就接受他的要求，要不他就拒绝担任远东司令）时，杜鲁门撤掉了麦克亚瑟，毛主席十分苦恼，并且说了：'假如，我们事先知道事物是如此多变，知道美国真不愿和我国打战，那我们为什么要出兵抗美援朝，破坏中美关系呢？唉，既然已经打起来了，那就考虑尽快地结束此事吧！只有结束战争，我们才能寻求逐步恢复中美友谊的途径。'"（王明著徐小英等译《中共50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201页）

我本人在1980年初期会见过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系薛君度教授，他当时就讲过，他看过美国内部资料，在1950年杜鲁门有一个对台湾的处理方案，在大陆解放军解放台湾时，美军第七舰队不会支持国民党军队，反而会将蒋介石送到菲律宾去流亡。接着，美国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企图拉拢中国对抗苏联这个最危险的敌人。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是大铁托，不会像东欧领导人俯首贴耳地听命于苏联斯大林。薛君度叹道："你们共产党缺乏战略情报，判断失误，才决定抗美援朝。"不先解放台湾，而出兵朝鲜，结果台湾问题直到今天仍未解决，确系最大错误。

所以，抗美援朝最终取得停战协议的平局，虽然提高了国威和民族自信心，但是，付出了牺牲近百万人命、延迟了建设和开放、人力、物力、财力巨大损失和遗留了台湾难题的沉重代价，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正如毛泽东总结的这是一个建国以来"绝对错了"的极大错误。

 

 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的“痞子运动”

                                          ——文革式预演

作者：姚监复

来源：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12410

毛泽东在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运动报告》中称赞“痞子运动”“好得很！”从这些好得很的具体事实中，可以看到40年后文革的预演。

1、农民协会掌权了，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站在一切人之上

在“痞子运动”中“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城）。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可以叫做反常。”（《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卷，第18页，1952年7月第1版，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造反成功的农民协会“站在一切人之上”，“捆绑”、“斥责”、“戴高帽子”、“粗重无情”的现象，在1966年的文革中重演了，只是时间更长——10年，斗得更凶。

2、农民在乡里有点乱来，造成恐怖现象，过分举动是非常需要的，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

毛泽东赞扬“乱来”的“过分举动”，认为造成恐怖现象是非常需要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组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一个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红卫兵在1966年北京红八月制造的“红色恐怖”，按1926年“痞子运动”的标准看，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为恐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文革也是这样打人；涌进家里，杀猪出谷——文革中是抄家没收财产归公或归己；游乡——文革中是游街、轮流批斗。

3、戴高帽子使土豪劣绅颤栗，每日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农会的“痞子运动”中，戴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毛泽东“觉到一种从未有的痛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5页）毛泽东称赞道：“好得很！好得很！”
1966年的文革中，红卫兵又重复了“痞子运动”中的痞子作为，戴高帽子游街，而且是天天游，一天游几次，比四十年前的湖南农民更为凶狠地对待走资派——当年1926年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的革命农民出身的老干部，今天自己被红卫兵戴上高帽子。40年一个轮回，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理论是同一个报告——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念的语录、喊的口号是同样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俭让”、“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因此，1966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墙上到处都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号：“红色恐怖万岁！”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的戴高帽子的具体方式，1966年开始就照样搬来实践了，“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而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5页）1966年文革红卫兵完全照本宣科照办。

4、痞子运动中的口号是“有土必豪，无绅不劣”，革命行动是“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

农民运动的先锋大多是游民无产阶级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成立了农会后，这些痞子有了权就可以称王称霸，“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这些农会敢于“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50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褂子的叫他劣绅”，打击面扩大化。而且，游民、痞子的低俗文化素质决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是“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且“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
这一系列形象的“痞子运动”的革命行动与经验，在文革中作为最高指示广泛流传于造反派的不断翻烧并的内斗和外斗中，证明文革源远流长，有其历史渊源，绝非偶然。

5、以推翻菩萨的神权，到建立农民武装，直到限制养猪养鸭杀牛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赞“有农民运动的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相乡一县有十万枝。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9页）
到了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从农民到红卫兵有一段时间，也都学习“痞子运动”，每个革命者都手持一柄梭镖或钢筋、木棒，直到真枪真炮，认真地参加你死我活的武斗，真有不少造反派或无辜者白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武化革命中送了命。这是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学到的，直接模仿的革命行动。
至于文革中到处破坏文物，砸庙宇，烧、毁菩萨，也不是红卫兵的创新精神和新生事物，只不过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痞子运动的老调重弹。1926年“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三区农民破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毛泽东认为这证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革命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2页）这样，40年后红卫兵破坏历史文物的革命行动，甚至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破坏孔庙，都是破除迷信的“好得很”的行动，应予以支持和欢呼的革命行为了，怪不得文化大革命被人们称为“大革文化命”。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还有一些极端革命的“农民诸禁”的规定也是极有意思的。如“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鸡鸭，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5个。如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会禁止城里杀牛。株州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6—37页）
从1926年这些革命农民的革命诸禁，可以看到文革中不准农民杀五只鸡，第五只鸡就是资本主义的革命规定，不过是抄袭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规定而已。这也是多少年以来，以粮为纲，六畜不兴旺的传统左倾革命路线的体现。

6、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除了“戴高帽子游乡”以外，还有：①“清算，组织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②罚款，有破坏农会的行为，违禁牌赌、不交烟枪等，“罪名之下，农民议决罚款若干。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③捐款，也是一种惩罚。地主为免祸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④小质问，“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质问。⑤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15000群众向6个劣绅问罪，延时4日，杀猪130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4页）还有关进县监狱，要知事办土豪劣绅的罪。⑥驱逐，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在外。……跑光了，结果就等于被驱逐。⑦枪毙，“湘潭的晏容秋，是农民出各界人民强迫县长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乡有几十个，少的地方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6页）对于这种不是依靠法制，而是依靠农民运动、痞子运动的农民自己打死、枪毙土豪劣绅的办法，毛泽东认为是应该的。因为“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6页）
到了1966年的文革中，红卫兵不是打杀“土豪劣绅”，而是按照陈伯达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什么是牛鬼和蛇神？红卫兵说你是牛鬼蛇神就是牛鬼蛇神，说他是黑五类就是黑五类，就可以抄家、毒打直到打死。1966年红八月北京市红卫兵就打死了1177人！在房山县农村还有把地主全家斩尽杀绝的，活埋祖孙二人时，小孙子说：“奶奶，迷眼睛了！”老奶奶从容地哄着小孙子说：“一会就不迷了。”在革命的红旗下，戴着红卫兵袖箍，就敢于用极残酷的手段活埋、杀死无辜的活人，只因为高读革命红宝书的教导：“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7、阿根廷蚂蚁引发的联想

《参考消息》介绍过阿根廷有种外来的蚂蚁，滥吃无辜的生物，破坏生态平衡。一位美国教授研究了这种阿根廷蚂蚁嗜食特性，就是对于有种特殊气味的生物，阿根廷蚂蚁就认为是敌人，就得与之斗争，直至啮食、吞掉对方。因此，他建议把这种特殊气味设法移到一部分阿根廷蚂蚁身上，这样蚂蚁之间就会认定是敌我矛盾，相互厮杀，最后自己吃掉自己的同类，达到彻底消灭这种阿根廷蚂蚁。
不知这位教授是否把他的以气味诱发自相残杀的理论用于阿根廷蚂蚁的实践，是否成功。但是，从20年代的“痞子运动”一直到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就是这种自相残杀的理论，只要一贴上“反革命”、“反动”、“反党”的标签，戴上“右派”、“右倾”、“修正主义”和“黑五类”的帽子，那么这个人就不是人了，成为阶级敌人，可以侮辱、损害直至直接杀死、打死，用红卫兵的铜头皮带把女校长活活地抽打至死。中国几亿人像蓝蚂蚁，互相斗争，认真地开展了十年内战，都认为对方是阶级敌人，必须咬死、油炸、火烧之，实践了美国科学家消灭阿根廷蚂蚁的设想，方法不是用气味辨别敌我，而是用高帽子，政治帽子。

                                                                      （2006年11月16日）

作者简介：

姚监复，1957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中国农机研究员工程师，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

自我介绍：

本人男性，1932年10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护照用出生地），籍贯为安徽省宿松县（户口本用）。父亲为国民党军队上校，在淮海战役中起义。文革中去世以后，由武汉军区发给起义军官证。母亲为退职小学教员，文革中惨死于北京八月红色风暴中。再抗日战争中，我随父母亲由南京--芜湖--武汉--长沙--重庆--四川铜梁（正谊小学）--成都（木行小学）--西安--甘肃静宁--西安（女师附小、力行中学、省立二中），抗战胜利后去江苏苏州中学，解放后去哈尔滨工业大学读预科，由白饿教员讲俄文，学苏联中学数理化教科书，再读五年制本科，机械工艺系铸造工艺及设备专业。由于中苏关系交恶，学了八年的俄文，未派上用场，直至1990年、1991年由中国自然辨证法研究会派赴苏联参加有关农业改革学术会时，才重新拣起35年前学过的俄文。1957年毕业分配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工作，任工程师，每月62元的工资领了20年（文革中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时，只有15元生活费）。三年困难时期，被派到山西文水刘胡兰公社贯家堡大队劳动锻炼一年，至今户口本上证明个人户口系胡兰公社迁入北京，在文水我亲身体会到人民公社化带来的饥饿和浮肿病，亲眼看到老社员因疲累而衰弱多病，最后苦痛、安详、默默地告别人世的快速过程，也更深刻地感受到农民的纯朴、善良、真诚、韧性……的高尚而可怜的本性。文革中由于被揭发出曾有对江青不敬言论而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受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在湖南西洞庭湖农场被隔离审查、劳动改造。在这个血吸虫病疫区的三年，我进一步认识了人性与人生、革命与反革命、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使我脑中产生了许多值得探索的似乎难解或无解的人生难题与革命理论难题。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是1982年杜润生同志批准将我调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副局级。到六四风波之后，原单位撤消，我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任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