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忆往：我的悬壶生涯
作者：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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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忆往：我的悬壶生涯
作者：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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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忆往： 我的悬壶生涯 （1） 《后汉书·方术传下·费长房》：“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管理市场的小官）。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於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於楼上覩之，异焉，因往再拜……遂能医疗众病。”后因以“悬壶”一语谓行医济世。插队期间，因缘际会，我曾担任过不到两年的赤脚医生（注一），故戏称为“悬壶生涯”。 草原上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医疗条件相对较差，就医是一件很让人头疼的事。新中国成立以前，内蒙牧区只在城镇里才会有少量的蒙医大夫（蒙医是蒙古族传统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与中医、藏医有相近之处）。真正的草原上基本上没有医生，只在较大的寺庙里才有喇嘛医生（也是蒙医）。 建国以后，人民政府逐年投入，在旗县一级的城镇里普遍建起了正规的医院。然而西乌旗总面积两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4人，指望区区一所旗医院承担起全旗的医疗保障任务，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到我们下乡的年头儿，乡镇一级的医疗体系好像刚刚开始建设，我们插队的柴达木公社也建起了一个卫生所，卫生所里只有一个医生，是呼市（呼和浩特市）一所卫生学校（中专）的学生，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在我们眼里也都把他看作是和我们前后脚一起来草地插队的知青。至于行政村一级就更说不上了，三个生产队加到一起上千平方公里，一个医生都没有，只靠公社医生一个人，如何跑得过来？牧民生了病，能忍则忍，实在忍不了，才会误工误时山水迢迢地跑到旗里去看病，一旦生了急病，极有可能会因延误了治疗时机而造成严重后果。 插队知青只是一群初出茅庐的孩子，起初哪里懂得这些问题，出门之前，全赖家中的父母在行李中或多或少地装上了一些常用的药品，除了止泻的、退烧的、消炎的口服药外，还有红药水、紫药水和消炎粉等外用药。可真靠这些药品，又能顶多少日子呢！我除了和大家一样也带了一些药品外，还随身带了一份与众不同的“装备”，那是一个三面对折的人造革皮夹子，里面插了几十支不同规格的毫针和一支三棱针，另外还有几只艾卷。这些“装备”是半年前我为了学习针灸术，用攒了好久的零花钱悄悄买的。 “文革”是1966年夏季开始的，学校里的学生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卷入了这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狂飙，不管是斗别人，还是挨别人斗。到了1967年夏秋季节，虽然还没有复课，但最初的狂热已告一段落，好多人既无心去“抓革命”，却也无法“促生产”，自觉或是不自觉地已从那场历史浊流中退了出来，各自从事着一些自己乐意，也有条件从事的“闲事”，成了“革命派”口中批判的“逍遥派”。 此时的我，记不清从哪儿搞到了一本精装大部头的《新针灸学》，作者朱琏（注二）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她自己本是西医，在当年医药条件极差的环境下学会了针灸，并在整个边区推广应用。此后毕生钻研，在新中国的针灸理论、临床、教育、科研等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朱琏是西医出身，这部书中没有太多的“烧山火”、“透天凉”、“子午流注”之类玄而又玄的中医术语，文字相对容易理解，于是立刻投入了学习。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就是我对针灸的切身体验。1966年12月到1967年2月，我和两个小伙伴曾经步行“串联”，从成都出发，穿越大小凉山和金沙江，直至昆明。途中曾经连续四天腹泻，人已虚脱欲死，是西昌的一个女医生行针施艾，一次就止住了腹泻。那近乎神奇的临床疗效实在令人着迷的不行。 匆匆买了几支毫针练习进针技术，按照书中的要求，单手持针刺穿草纸，就像书法中的悬腕、悬肘功夫一样。先是一层草纸，然后逐渐加到两层、四层乃至八层，直至一针刺穿较厚的人造革。结合着认穴，我开始苦练针刺手法，全身上下，凡是手能够得着的部位，我全部扎了个遍。在自己身上练习，最大的好处是能够获得直接的针感，有利于及时调整手法。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也不能要求别人慷慨献身供我学习实验啊！ 学习针灸，按说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若是放在今日，我肯定会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慢慢学习下去。可当年还不满20岁，毛毛躁躁，急于见功，哪里耐得性子来系统学习？匆匆忙忙地认了一批穴位，急用先学，整天念叨着那几句歌诀：“肚腹三里留，腰背委中求，头项寻列缺，颜面合谷收……”，然后再也等不及深入了解经络理论，便直奔治疗实践了。 治疗实践当然只能在自己身上进行。20岁时的我壮得像头活蹦乱跳的儿马蛋子，哪里来的什么病？所以针是扎下去了，却看不出明显的疗效。只有两次，可能算是勉强看到了一点“疗效”。一次是依据一个古方，用灸的方式来治疗脸上的疮疖，我对着镜子仔细寻觅，总算在我那张年轻的脸上找到一粒比小米还要小的包包，于是依法炮制。20分钟之内，眼见包包软化，最后还留出来一点清水似的东西，然后就算好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还有一次比较复杂，通过针刺一组十来个穴位治疗失眠。晚上上床后，先扎下肢，然后头部，最后上肢，随后就是浑然不觉，一觉睡到大天亮。猛然起身，浑身刺痛，这才知道身上有针，可见我一夜之间竟没有翻身。起下针来，匆忙出门，直到下午打篮球时，才发觉总似有芒刺在身，最后竟从裤筒里面摸出来一根毫针，显然是早上少起了一根。 自己一个人摸索了一阵，又结识了一个同好，说来也是熟人，就是学校卫生室40来岁的于护士，我们俩经常在一起交换心得。于护士告诉我，城外白云观里有个神针杨老道，每天在一所医院里行医，于是我俩相约上一天一天地跑去观摩。杨老道鹤发童颜，胖脸蛋大肚子，形容和蔼，真像是动画片里的老神仙。可我们俩一不挂号二不看病，无法就近讨教，只能远远地看他行针施艾，不可能得到什么“真传”。
赤脚医生是文革中期开始后出现的名词，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合作医疗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兴起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逐渐消失。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自此结束了。
朱琏（1910～1978年），字景雩，女，江苏溧阳人，现代针灸学家。18岁毕业于苏州志华产科学校。早年参加革命，曾在石家庄正太铁路医院以及自己开办的“朱琏诊所”行医，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并于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进入太行山，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卫生部副部长、兼野战医院院长。负伤后回到延安，担任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晋鲁鲁豫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兼边区医院院长。朱琏原是西医，抗战初期，在延安医药条件极差的环境下，向任作田学习针灸，后在部队推广应用，并举办训练班，培训了大批针灸人员。1948年任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全国解放初期，创办针灸疗法实验所（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的前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兼针灸研究所所长，1960年调任南宁市委常委、副市长，主管卫生工作。主持创办了南宁市针灸研究所，成立南宁市针灸大学，亲自执教，培训人材。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她对针灸的医疗、科研、教育和著述从未间断，创立了新针灸学理论，其著作《新针灸学》一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针灸医著，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并于1951、1954、1980、2008前后出过四版。 为了撰写这篇文字，此次我重新检索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又在网上查检了一番，以引证我对朱琏《新针灸学》的记忆。真的不错，我对这段记忆竟然清晰无误，不过这也说明人确实是进入老年了。
来到草地的头一个月，全体知青集中在草山上协助打草。今年划定的草山是一片极为繁茂的草原，牧草普遍有一米来高，由于附近缺少水源地，所以畜群难得利用得上。虽然眼下还是风和日丽，但只要几场秋雨一下，马上就要进入天寒草衰的时节。生产队要抓住这个机会把丰茂的牧草收割下来，然后运到沙窝子里面牧牛户的冬营地储存起来，供老弱牲畜越冬。 参加打草的个个都是精壮劳力。4台马拉打草机雁翅排开，打草机侧面贴近地面的部位，各个伸出一米来长的一组刀片，像是理发用的推子，前面用两匹马牵引，一个人坐在机器上面驾驭兼操作机器。随着车轮转动，齿轮箱将动力传达至刀片，刀片交叉运动，牧草就倒在了地上。紧随其后的是一台由一匹马牵引的搂草机，机身宽达3米，两边是高大的轮子，轮子之间是一排密密的弧形耙齿，随着机器前进，地上的草就被搂进耙齿之间，待耙齿之间搂满了草，上面的人拉动手柄将耙齿抬起，牧草就在地上排成了一行。知青刚刚来到草原，这些活计一样也干不了，只能手持长柄铁叉跟在搂草机的后面，将地上堆成一条一条的牧草进一步集中起来，然后在大车老板的指挥下装车、跟车、卸车。 这还是知青第一次和真正的蒙族牧民打交道，知青听不懂蒙语，牧民也听不懂汉语，彼此交流起来全靠一个懂汉语的牧民居间翻译。此人名叫满仓，虽是蒙族，却是出身辽西朝阳一带的农民，早已全盘汉化，听他的名字还听不出来么。按说像他这样的外来“盲流”，在草原上是很难找到真正的牧业活计的，全因为他的老婆前些年死了丈夫，孤儿寡母的日子过得很难，这才把他招赘入户，这才成了牧业户。满仓跟我们讲的是地道的辽西汉语方言，与普通话的差距不大，相反他的蒙语说得可是不好听，半年以后我们的蒙语学得差不多了，还会经常嘲笑他的发音。 一天中午大家聚在一起歇晌，满仓突然闹起了肚子疼，而且越闹越凶，直疼得他满地打滚，高声哀号，脸色紫红，一头大汗，一时间弄得大家不知所措。知青们就纷纷拿出药来，可也解不了一时的疼痛。此时，我突然想起了我的针灸包包。当时没有一个人反对，满仓本人眼泪八叉地更是强烈申请，我也就拉开架势动起手来。尽管这还是我这辈子头一回开张，可当时情况紧急，似乎本该出现的紧张、迟疑，竟然都没顾上。 此时想起，似乎应该用酒精把准备进针的穴位消毒一下，可是没办法，没有，我从来没准备过那东西。下手吧，两侧足三里，腹部的中脘、两侧天枢、气海、关元，这些穴位我在自己身上扎过不止一回，早就是熟门熟路了。中脘穴我用上了四寸大针，旁观的人眼睛瞪得包子那么大。行针、捻转。5分钟后，满仓不叫唤了；10分钟后，放了几个大臭屁；半小时后，满仓抹干了眼泪，又去开他的搂草机了，一路上还在耍贫嘴。 两天之内，消息传遍了整个莎茹拉草原，而且传的绘声绘色。所有的人都知道，如今草原上有了一个会使“银针”的北京知青。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来问我，满仓到底患的是什么病？我治病的依据是什么？时至今日我也答不上这个问题来。当初满仓若是患了胃穿孔之类的毛病，经我一治而延误了最佳抢救时机又会怎样？想想都后怕。 打草季节过后，12个知青被各自分配到一户牧民家中。这种分派，与其说是一种生产调度，毋宁说是一种“社会调度”。草原上自古有赡养义子的习俗，牧民很习惯在自己的家庭里引进一个外来人口，只要被引进的人不怀二心，一般都会终生赤心相待。当年的莎茹拉草原上像这样的家庭组合就不少，甚至还有内地上海的孤儿。20世纪60年代，上海福利院的孤儿在大饥荒中奶粉断档，眼看就要饿死，乌兰夫主席主动向中央请缨，把3000濒临饿毙的孩子紧急分散到草原上，内蒙古上千个蒙古包与草原母亲敞开胸怀，就像对待那些没娘的羊羔和牛犊一样，用草原的奶和肉养活了他们。这3000个孤儿长大成人后，很多回到了上海，但也有很多留在了牧区，成为和他们养父母一样的草原牧民。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静静的艾敏河》，说的正是这个事情。 我就是在此时被分配到加木苏阿爸家。老爷子貌不出众，身高不会超出一米六，泪泡眼、塌鼻梁，骑在马上远看像个孩子，却是方圆百十里地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青壮年时代曾是声名赫赫的套马手和驯马手，在草原上的威望极高。独养儿子巴图巴雅尔全盘继承了老人家的马上衣钵，却又相貌英俊，潇洒风流。此时巴图巴雅尔与别人合放一群马，每天去来都要换乘不同的骏马，上马就是疾驰绝尘一阵风，很少见他慢慢踱步，无论是胯下的鞍具还是手中的套马杆，样样鲜亮优雅，超凡脱俗，把我羡慕得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了。 生产队的“社会调度”没能持续多久。仅仅两个月后，根据上级“加强知青管理”的指示，生产队领导基本上按照草原传统的“苏鲁克”制度，重新调整了知青的工作和居处地点，多数知青离开了原住的牧户。尽管与牧户相处的时间很短，此后更是完全离开了牧户，但由此一来，知青与牧户之间就像是建立起了亲戚关系，无论是在口头称谓上还是在社会风俗上。若干年后，牧户仍称知青为“我家某某”，知青称谓牧户为“我阿爸”、“我额吉”、“我哥（弟姐妹）”。草原上不兴过生日，但有牧户给知青过本命年的。 1968年初冬，3名男知青和3名女知青各自承包了一群羊；3名男知青（与3个牧民合作）各自承包一群马；还有两名男知青不愿离开原住牧户，仍留在那里放羊或是放牛；最后一名女知青担任赤脚医生的工作。承包羊群的知青自然是单立门户，而3名马倌和1名赤脚医生则是吃百家、住百家的职业，但也还是有一个基地，有人将基地选在了知青的蒙古包里，也有人则仍留在原住的牧户家里。 就在商讨决定知青职业的会上，有人提出了由我担任赤脚医生的动议，理由自然是明摆着的，而且也基本上决议通过。这一决议遭到我的全力反抗，一来是马群对我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二来我明知凭自己这两下子根本无法挑起赤脚医生的重担。反复商讨的结果，双方作出妥协，生产队领导班子同意我担任马倌职务，我同意同时兼任起赤脚医生的工作。 我心里的算盘是怕谈崩了我连马也放不上了。一旦放上了马，扎针的事不过是捎带手而已，我总不能扔下马群专门跑去给人扎针吧！
就这样，为了能放马，我同意了兼任赤脚医生工作，其实心里很不踏实，这也便注定了这项工作不会做长。 之所以不肯担任赤脚医生，虽说首要原因在于想去放马，但我对医生职业的崇敬也是原因之一。起初我学习针灸，只是出于年轻人对一门神奇技艺的好奇，并无从事这一职业的初衷。把针灸包包带到乡下，也只是为了自己临时应急。一旦碰到别人需要并且信任的时候，我当然愿意出力，却从未想过悬壶济世，以此作为职业。 我出身于专业人士家庭，亲戚之中也不乏成名的大医生，故而从小对专业便十分崇敬。自幼受到父母教诲，哪怕是一门兴趣的培养，亦应“不学则已，学则必成”。兴趣之“成”，虽不一定要成为专业人士，但至少亦应达到行家里手的水平。至于正式的职业，其奋斗前景则必应是专家无疑。从职业的角度出发，“赤脚医生”也是医生，救死扶伤是其天职，为了挽救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除了需要悬壶济世的慈心和热心而外，还需要一整套系统严密的知识与能力，以我当时的能力与经验，显然是无法担起这一重任的。我不愿意糊弄别人，更不愿意糊弄自己。 另一个担任赤脚医生职务的女知青姓苗，是一个勤奋且十分热心的北京女孩。人家可是全心投入，跑到公社和旗里四处拜师学艺，很快便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与技能，脱离了最初的“一穷二白”状态。且勤于实践，身背药箱，单骑巡诊，走遍了莎茹拉草原，并于1974年考入了宝昌卫生学校，终于修成正果。实话实说，当年苗大夫的勤奋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我的压力。 但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进一步坚定了生产队领导的想法。 1969年初夏的一个清晨，我和巴图巴雅尔早早把马群聚拢、清点完毕，将它们赶到湖边饮水，又为前来调换骑乘马的几个牧民套马、换马，上午的工作全部完成，也不过就是8点来钟，顺路来到牧羊户粘不拉的蒙古包歇歇脚，讨口茶喝，未曾想却遇到了情况。粘不拉昨晚还什么事都没有，今早一觉醒来，却是口眼歪斜，眼不能闭，烟也抽不了，茶也喝不成，一脸的怪异表情。 这情况我虽从未遇见过，但我知道这叫“面瘫”，或称“面神经麻痹”，正好是在针灸的适应证范围内，而且是针灸治起来最拿手的病之一，具体手法以前我在自己的身上全都试过的，因而伸手从靴筒里摸出针包，马上开始治疗。 先从病侧眼睛下方的四白穴向下横刺一针；然后再从眉弓上方的阳白穴进针横刺，穿透眉弓处的鱼腰穴而出；第三针横刺病侧嘴角的地仓穴，透颌角的颊车穴而出；又从病侧太阳穴入针，也从颊车穴透出。横一针竖一针，就像是在病人脸上织起了一张金属丝网，最后又在手上的合谷穴刺入一针。 一番提插捻转后，粘不拉靠着蒙古包的墙子慢慢运针，我和巴图巴雅尔坐在旁边喝奶茶，一边等着看效果。当年我们谁都没有钟表，谁也不知道具体过了多少时间，反正那一大壶奶茶喝完了，粘不拉的脸上也就平复如初了。三个人一起抽了支烟，试看粘不拉的嘴角也不漏气了，于是三人起身出门各自上马，各忙各的事去了。 以针刺方法治疗此类神经性的疾病确实有独到之处，而且粘不拉刚刚犯病我就赶到了，治疗及时，只一次就基本解决了问题。其实针灸的适应证远比人们所了解的宽泛的多，而如今城里的医疗条件太好，人们只有在腰酸腿疼的时候才会想到针灸。 大约三个月后，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一次。这次是一个老年妇女患了“偏瘫”，也是晚上患病我早上赶到，当时下针，一次痊愈。这一下，我想不作“半仙”都不行了。患者人数骤然增加，居然有莎茹拉草原之外的人赶着牛车迢迢而至，还有的是十来年的半身不遂，弄得我骑虎难下。 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巧合？对于那些罹患多年的慢性病，绝不是一次两次的针灸能够见出效果的，更何况很多疾病我根本就诊断不出来。慢慢的，就有一些留言隐隐地传将出来，说是我和有些人家的关系好，所以治好了病，而和另一些人家的关系不好，因而不肯尽力。所谓关系好不好，直接关联着“文革”群众运动中的“派性”，而归根到底，这些“派性”又源自于草原上固有的亲族关系和地域背景。莎茹拉草原上的牧业户，大致分为乌珠穆沁原住民和以林东（属昭乌达盟巴林左旗）为中心的外来户两大族群，原本和睦相处，“文革”中群众斗群众，便以此分为两派。我落户的加木苏阿爸家就是典型的乌珠穆沁原住民。我没有把病治好，患者可能不会归罪于我，却有可能将矛头指向我“背后”的人。这一来问题可复杂了，我只能愈发小心避免。 乌力吉敖其尔是个牧羊户，小伙子大我一两岁，大高个儿，哑嗓门，为人极为爽快，出身于典型的林东外来户，闹“派性”的时候自然是一方的主力。那天他弟弟陶格陶跑来找我，说是他已经躺了一天多了，求我去给看一看。我跟随陶格陶来到乌力吉敖其尔家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家里人忙着给我烧茶煮肉，我赶紧凑过去看病人。我看他身上滚烫，面色赤红，连眼睛都是红的，呼吸急促，咽喉红肿，口吐黄痰，显然是在发高烧（可怜我这个“赤脚医生”连个体温计都不带预备的）。那小子是个见了阎王爷都敢扯淡的脾气，烧得稀里糊涂的还在跟我开玩笑，问是不是加木苏阿爸家不愿意放我出来。我没有迟疑，掏出那只锋利雪亮的三棱针，借着昏黄的煤油灯光，在他十指的尖端（十宣穴）挨个儿地一刺一捻，放出了浓浓的黑血。小伙子晚饭都没吃便昏昏睡去，等第二天早晨我爬起来的时候，人家早已出门多时了。我心里明白，这根本不是我的医术高明，全靠牧民在严酷生存环境下磨练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 兽医都格尔扎布在草原上算是一号人物，但平日里我们来往不算多。他请我到家里给他老婆看病，这个病看得就有些不大痛快。患者自从生下他们第二个孩子以后，头顶正中有一块烧饼大小的地方总是麻木的，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那麻木的范围似乎还在扩大。我除了在患处附近选穴以外，还根据远道选穴的原则温灸了足底的涌泉穴。两、三次以后，那麻木的范围缩到了硬币大小，再往下，就不见明显的效果了。后来马群转场，我就没顾得上再过去，都格尔扎布肯定会对我有意见。 马倌宝立格的老父亲拉西患肺病多年，面色青白，咳喘起来无法入睡。我施诊若干次，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一年过后老人就过世了，弄得我心里挺不是滋味。 1969年秋末，羊倌榔头跑来请我出诊，第一次让我觉得手上的这根毫针竟有这般沉重。榔头是牛倌官布扎布的弟弟，哥儿两个同属外来族群。一母同胞，长相、性格却截然不同，哥哥官布扎布身材矮壮，心思精明，面色红润，笑起来像个弥勒佛，我的爱犬胡德尔就是官布扎布送的。弟弟榔头身材瘦高，肤色黝黑，不苟言笑，性格内向。尤其是那一对单眼皮细眼睛，平日里总是游移不定，一旦抬起眼皮，那眼光像是锋利的锥子，所以人们开玩笑称他为“狼头”。榔头那一支套马杆使得出神入化，胯下驯出的顽驹劣马数也数不清，让我这样的初级马倌钦佩得五体投地。但我们平日里很少来往，他也很少和我们主动搭话，我相信，这次若非万不得已，他恐怕也不会屈尊前来。 患者是榔头的媳妇，他只说是“乳房肿了”，其他就再也说不清了。当年我21岁，虽然学画的时候曾接触过艺用人体解剖，学针灸时也曾翻过几本医书，可除了幼时吃我妈的奶，真正的女人乳房我可是从未接触更未研究过呀，更不要说是在自己身上做相关试验！榔头一路催马，并无二话，我却在心中暗暗打鼓，不知什么样的结果在等着我。 榔头媳妇似乎已经昏了过去。油灯光下，那一对乳房又大又圆，肿胀得亮晶晶的，像是抹了一层油。我用手轻轻触碰了一下，滚烫滚烫，硬邦邦的像是硬橡胶。心中暗呼，长生天啊，这是什么病呀？可此时已没有什么多思谋的了，我总不能跟家属说是我不认识，治不了，然后转身回家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眼下这病情也不能再耽搁了，我只能是尽力而为。 用尽了我那一点点可怜的知识与经验，除了远端取穴，以及两乳之间的膻中穴外，我还真的不知该往哪儿下针。反正是豁出去了，我就看着下吧，而且针灸本有“阿是穴（痛处即是）”一说，毫针治病，除了极个别的几个穴位需要特别小心之外，其他地方进针纵然有误，最多也就是治不好病而已，一般也不致使病情变得更坏。于是我拿出了仅有的4支4寸长针，齐着乳房根部，十字交叉，各扎了两组透穴。这种扎法，至今也没在任何书上看见过，也不知道有什么道理，反正扎下去了，希望能够见效。 起针的时候还是没有看出任何反应。当晚，我就住在榔头家里，心里七上八下，头半宿也没睡好，直到后半夜才昏昏睡去。待晨曦透过蒙古包顶上的天窗照进来时，我一骨碌爬了起来，发现蒙古包里只有我和两个孩子，赶快披上袍子走出门外，100米外，只见榔头媳妇正在“哧哧”地挤牛奶，榔头也在忙着赶羊群出营盘。早茶后，我问榔头媳妇情况怎么样，需不需要再行一次针，她脸色潮红，紧着说已经好了，不用再扎针了。此后半个多月里，我两次打听，都未见复发，这件事也就算过去了。以后再跟榔头见面，彼此也就算是有了交道。 好像就从这次以后，我的胆子似乎越来越小。我心里太明白了，这次纯属侥幸，我这个赤脚医生连个“半吊子”都算不上，以后还总会这样侥幸吗？我不是怕自己承担责任，连牧民们也说，治得了是病，治不了是命，可我不愿意主动地以“半吊子”的水平去搏人家的命。针灸技艺确实神奇，但我的技艺却一点儿也不神奇，为此我向生产队领导提出外出学习一段，学习的地点我可以去北京自己联系。但他们没有同意我的要求，可能还是认为我的技艺已足够“神奇”了。 我不干了，谁来找我出诊也不去了，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好在苗大夫的能力与热情已足以取代我的离职可能形成的空缺，我把生产队为我冬季出诊配备的小黑骆驼交了回去，从此一心放马，彻底结束了我的悬壶生涯。
如今草原上的医疗条件肯定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进步，很多牧业户家里也都拥有了汽车或摩托车，然而对于分散居住在茫茫草原上的牧民来说，空间距离所造成的就诊不便问题还是存在，因延误治疗时机而造成的不幸依然是草原生活的最大威胁之一。 2004年春季，我曾代表单位向锡盟捐赠一套计算机系统而再次来到锡林浩特，此时距我离开乌珠穆沁草原已足足28个年头。负责接待的锡盟领导听说我曾在西乌旗插队，执意要安排我与当年相熟的牧民相会，手持现代化通讯工具，挂通了西乌旗那边的地方干部，一定要我报出熟人的姓名，以便问清他们的情况后安排会见。我一连报出了几十个人名，老的、小的、男的、女的，电话那边传回来的确信，除了一个当年的小女孩已经远嫁豪沁地方外，其余所有的人竟无一例外的全都……死了！其中就包括加木苏阿爸、粘不拉、都格尔扎布、官布扎布、榔头、巴图巴雅尔、宝立格……，绝大多数还是“正常死亡”。为此，我只走到了西乌旗，走到了当年的公社附近却没敢进，更没敢踏进区区40华里外的莎茹拉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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