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背地里出卖了舒蕪

作者：方非

来源：《明鏡月刊》第11期

1945年胡風就已在周恩來等黨的高級領導人面前申明他發表舒蕪的《論主觀》是為了批判，背地裏出賣了舒蕪。1952年舒蕪公開發表文章檢討《論主觀》的錯誤，胡風卻又把這稱為對他的背叛，某些不明真相的人就此指責舒蕪“反戈一擊”。若非篡改了史實，怎麼可能導致這種根本性的邏輯混亂？

1955年胡風事件中，舒蕪被視作交出與胡風的信件，導致事件升級，而受到抨擊。舒蕪認爲真相並不如此。

“兩面都是真的”

從1952年到1954年，舒蕪一邊忙於工作一邊遵照胡風指示在思想理論範圍內認真學習、認真檢討；胡風一邊忙於周揚、林默涵、何其芳等“個人間的矛盾”，一邊在舒蕪給他的私人信件中認真查找舒蕪的政治問題，兩次寫信上告。

1983年1月底的一天，賈植芳夫婦由他的學生李輝先生陪同，上門拜訪我的父親舒蕪，當時我家住在北京崇文門外豆穀胡同。父親熱情地招待他們並留他們在家喫了午飯。我在與李輝先生的聊天中得知，我家胡同口的那幢小樓原來就是當時的北京出版社所在地。小樓的正門開在另一條胡同，門口也不見有牌子，不大的院子裏擺著一些盆花，整潔乾淨。我經過那裏時曾不止一次地猜測過那是什麼地方。李先生的話使我的好奇有了答案，也使我在不經意中記住了李輝這個名字。

沒想到，二十年後一場烏龍竟由這次拜會而起。2002年、2003年、2004年，分別有人在報刊雜誌上寫文章，談到1983年（另一說是1984年）在上海（另一說在北京）舒蕪怎麼上門拜會賈植芳，賈植芳怎麼拒不相認、連門都沒讓舒蕪進、手都不和舒蕪握，甚至還出現了一句賈氏名言：“飯可以喫，手卻是不能握的”。這幾種不同的說法雖然在時間、地點、細節上差別很大，但“拒不相認”這個主要情節卻一致相同。2004年，李輝先生還特地寫了一篇《永遠尷尬著，或者隱痛——從舒蕪與賈植芳的見面談起》證明有“賈拒認舒”這件事，理由是他聽賈植芳說有。

2005年1月，父親寫了一篇《賈拒認舒版本考》，用切實的證據證明了“賈拒認舒”的子虛烏有。
這件事並不關乎記憶，卻能透視人心。覺得有趣，記下來，以此作為本文的開篇。

“1955年提供胡風信件”

一、被出賣

1952年，舒蕪發表了《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論主觀》做檢討。有人把這稱為“反戈一擊”。1988年李輝先生在他的《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一書中把“舒蕪反戈一擊”作為第五章的標題。2004年，李輝先生在本文開篇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又一次強調：我把舒蕪1952年的“反戈一擊”，看作是比1955年提供胡風信件更為嚴重的事件。
李先生說得這麼嚴重，連“1955年提供胡風信件”——以前他們把這稱為“告密”，此處李輝先生改而稱“提供”的事都列為其次，想來自有他的道理。
恰好我也想談談有關“反戈一擊”的一些事，之後，我還要談“告密”。

1943年，舒蕪在路翎的介紹下認識了胡風。1944年2月，舒蕪寫成了《論主觀》，在胡風的關注與指導下不斷進行修改。1945年1月，胡風將《論主觀》發表在他的《希望》雜誌創刊號上、並以主編的身份給予了高度的肯定，胡風在《編後記》中寫道：《論主觀》是提出了“一個使中華民族求新生的鬥爭會受到影響的問題”。

文章發表不久，就受到了來自共產黨方面的批判。胡風不斷督促舒蕪“要加緊對這個問題做更進一步的研究，準備迎戰”，“要再接再厲”。從1945年文章發表直到全國解放，胡風一直指導舒蕪寫“迎戰”文章，並恨舒蕪“迎戰”無力。

與此同時，就在《論主觀》剛剛發表不久的1945年2月，胡風參加了一次由周恩來主持的座談會，“討論《論主觀》及‘客觀主義’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徐冰、喬冠華、陳家康、胡繩、茅盾、以群、馮乃超、馮雪峰等人”。會上週恩來向胡風問起《論主觀》之事，胡風當即明確表示，發表舒蕪這篇文章是為了批判，總理一聽就完全瞭解了胡風的態度，馬上把問題放開了。可在當時和以後，關於這次會議、關於會上圍繞《論主觀》所說的話，胡風不僅沒有向舒蕪透露一個字，反而不斷鞭策著舒蕪讓他去對抗那些來自共產黨方面的批判、不斷地去“迎戰”——直到晚年，舒蕪看到胡風自己寫的材料，才確信胡風這種兩面性的行為：“我頓悟到：事實本來就有兩面，兩面都是真的，就是說，胡風先生支持我，是真的；但在正式開會的場合，在周恩來面前，併當著茅盾、喬冠華等人的面，表明了是要把我作為引起批判的對象，也是真的。”

二、“理解這個時代”

全國解放以後，胡風在舒蕪面前作了180度大轉變，又改口讓舒蕪對《論主觀》做檢討。1950年3月29日，胡風在給舒蕪的信中寫道：

【應該接近老幹部，從他們身上學習……

你看出了從暴露思想實際來改造思想的實效，……從這裏，你就接觸到了毛澤東思想的最生動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
《論主觀》是一個大公案……我想，印出來，平心靜氣地附一篇文章，加以註釋，引起曲解的加以解答，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這公案遲早要公諸討論的。】

胡風明確告訴舒蕪，《論主觀》是一大公案，遲早要公諸討論，要舒蕪變被動為主動，該解釋的解釋，該做自我批判的做自我批判。尤其贊同舒蕪關於暴露思想實際以改造思想的方法和體會，一直鼓勵舒蕪要按這種方式更深入下去，學習毛澤東思想。胡風的這些意見，對於當時的舒蕪極其重要，具有指導性的意義。

有意思的是，1996年，一位研究胡風文藝思想的青年學者，在京時就此徵詢梅志先生，卻得到激烈的否定。為了證明自己所言不虛，舒蕪只好把1950年3月29日胡風這封信的複印件寄給這位青年，此為後話。

解放初期，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的赤誠與信任可謂空前絕後，舒蕪也不例外，他把自己全部的虔誠奉獻在工作與對自身的批判上。1950年，南寧剛剛解放。舒蕪所在南寧師院遷桂林。舒蕪被留下任命為廣西省立南寧高中校長，並任南寧市人民政府委員，同時兼任南寧市中蘇友協、廣西省文聯、廣西省人大代表等多項社會職務。舒蕪按胡風所說，一方面全身投入工作，“多和老幹部接觸，理解這個時代”，另一方面努力學習，認真思索對《論主觀》的檢討。

舒蕪還利用到北京開會的機會多次找胡風、路翎談自己的檢討體會，把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告訴他們，徵求他們的意見，將一切問題都擺在桌面上，從未有過什麼要向他們保守秘密的想法與做法。

1951年12月，魯煤從北京到南寧參加“土改”，舒蕪立即找魯煤長談，敞開心懷把自己的思想、以及自己寫好的檢討文章和盤託給魯煤，當然也是請他轉達給胡風。數日之後，魯煤於12月28日給在京友人徐放、胡風各一信，給徐放的信也請他看完後轉呈胡風，專門談了自己的看法。

1952年，舒蕪寫完對《論主觀》做檢討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寄給了綠原。

綠原時任《長江日報》文藝組組長，曾向舒蕪約稿，請舒蕪寫些談文藝思想改造方面的文章，之後舒蕪陸續寫了一些思想和文藝問題方面的短論寄給綠原，發表在《長江日報》上 。這篇檢討文章，舒蕪照樣寄給了綠原。

這就是被李輝先生稱為“反戈一擊”的全過程。

解放前，舒蕪在胡風的指揮下寫文章迎擊那些對《論主觀》的批判。解放後，又按胡風教導寫文章對《論主觀》做自我批判，寫作的過程隨時向胡風他們彙報，成文後的審查與發表權交給了綠原。這種全程的聽從與坦蕩，所謂“反戈”，從何說起？

更令人困惑的是，1945年胡風就已在周恩來等黨的高級領導人面前申明他發表《論主觀》是為了批判，背地裏出賣了舒蕪。1952年舒蕪公開發表文章檢討《論主觀》的錯誤，胡風卻又把這稱為對他的背叛，某些不明真相的人就此指責舒蕪“反戈一擊”。此說之可笑自不待言，若非篡改了史實，怎麼可能導致這種根本性的邏輯混亂？

三、世間的事從沒什麼如果

當年，在南寧的魯煤看過舒蕪的檢討文章後給胡風的信中主要談了自己的兩點意見：

第一，舒蕪寫的檢討文章“完全是作為檢查個人思想而寫的”；第二，舒蕪的這些轉變都是他在解放兩年來的實際工作中、在與黨的領導人的接觸中得來的，儘管有著某些不足，但卻是無限珍貴的、完全應該得到肯定。

魯煤的信所表達的，是與那個時代同步的、原生態的感受，絲毫沒有被歲月污染。這種判斷才能真實地反映出舒蕪及舒蕪那篇檢討文章在歷史中的原貌。

另外，舒蕪的《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公開發表的文章，我們也應該找來看看，看舒蕪在那裏都說了些什麼，看舒蕪是不是在用刀尖對著朋友。同時，還要看那個時期的報刊社論以及所有發表的同類文章，看看那時的歷史背景、看看那時大家都在說什麼、大家都在怎樣說。

我的基本態度是：歷史檔案的公佈要全面完整，才能對真相作出準確判斷；還要把真相放到大的歷史背景當中去考察，才不會得出簡單化結論。

這段話是李輝先生所說，刊載於2009年4月25日B10版的《廣州日報》，放在這裏，恰好適用。

有一個小插曲很有意思，上述魯煤給胡風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所以，我也願意把這能引起胡先生參考。
所謂參考，當然不是放棄現實主義的原則，而是在有些方面，未必沒有一些不全面的看法和作法。比如，他（舒蕪——方非注）也談到，胡先生應該工作，參加具體工作崗位，等等。】

可以看出，舒蕪對胡風不是依附與聽順的，他能站在平等的、朋友的立場上審視胡風，敢於在胡風面前提出自己不同意見。舒蕪是“胡風派”中少有的敢對胡風說“不”的角色。這一點，吳永平先生在《1948年，胡風拒納舒蕪諍言》中有著詳盡的論述，這裏就不多談了。

1945年——胡風43歲、舒蕪23歲——這兩個數字不禁使我聯想到如今那些四處求職的青年學生，如果他們初入職場即碰到這樣一個頂頭上司，其命運又該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