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一些回忆和控诉      

作者：沈行素

来源：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10ce230100wga9.html

1968-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简称中科院应化所）造成了三条命案：华萼，华保定和余柏年。如果算上文革前不久调到中科院半导体所（筹建中，暂设在北京）的吕犹龙和调到长春光机学院的郑绍基，那恐怕就应该算五条！可是当年在应化所闹得如此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又宣称过战果辉煌的“清队”运动，最后却不了了之。虽然1969年初毛主席曾发出过最高指示说：清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从而结束了这场运动，但有关当局却从来没有向群众，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属宣布过为什么“事出有因”。至于“查无实据”，不再追查了，1978年又开大会给有关人员平反昭雪了（那还得感谢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冲破党内种种阻力做的一件大好事，虽然也仅仅是宣布所有不实材料从档案中销去而已，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说明事由和结论），那你们就应该自己明白，不需要解释和道歉的。大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作为华保定的遗孀，当时的应化所会计科没作任何解释曾让我去领取300元抚恤金（相当于当时我两个多月的工资），一条人命就值这点钱？我拒绝去领。平反昭雪后我不得不接受了，并开始领取小的一个孩子每月20元的生活补助费至1985年满18岁。可笑当时我所在的研究室党支部书记（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转业军人，专职做全研究室二十来人的政治和思想教育工作）竟然对我说，我应该“感谢”党把华保定的问题搞清楚了！我内心一直把“清队”看作和清朝的“文字狱”一样，那时的外族统治者害怕失去皇权的恐惧心理，使他们无中生有地“想像”出了许多敌人，由于搞“逼，供，信”，结果株连无数，冤死无数。有人仅仅因为诗作中有这样两句话：“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被认为是影射清人没有文化，有反清思想，遭到杀身之祸。这场冤狱最后无法向百姓交代，只好百般掩盖，销毁有关档案和文字材料，以致今天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段历史，或知之也不详，有关资料也很难找到。1998年应化所建所50周年大型纪念册（到香港去印的，印制得异常精美，讲究）上，对如此重大的“清队”事件只字不提。对50年代在国内建立“金属腐蚀和防护”这门学科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余柏年和华保定也是只字不提（所内与他们类似地位的人都提到了，并还附有照片），好像他们从来就没有在应化所存在过一样，可见是有意要把这一段见不得人的事件从“所史”中抹去。我早就想把我所知道的一些内情写下来，虽然是极其有限的，但已可从中看出，这场运动是如何的荒唐可笑。那些口口声声标榜自己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专案组人员，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搞“逼，供，信”，制造了这些冤案，最后却不承担任何责任。应化所的“清队”也可以说是全国这一运动的缩影，如与应化所一条马路之隔的中科院长春精密光学机械研究所可能后果更为惨重。改革开放后平反冤假错案时，当时该所的所长，学部委员（现在改称科学院院士）王大珩曾在大会上作报告说，光机所“清队”中使用了坐老虎凳，灌带有钢渣的废机油，吊打，电击等酷刑，迫害致死的人比应化所还多。应该趁有些当事人还健在的时候，好好回忆一下，留下一些原始文字资料供后人研究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作参考。

大概是1968年年中从应化所“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当时一些大型企事业单位都进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传队，实行军事管制）突然传出，应化所是一个特务窝，潭深王八多！有四条特务线：一曰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线，二曰美帝特务线，三曰苏修特务线，四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的伪政府主席汪精卫手下，叫做“76号特务组织”的残留份子线（我是第一次听说，始终没弄明白都干过些什么坏事）。这四条线又粗又长！接着，全所立刻停止工作，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随后整个应化所便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

很快，一些所谓的“老科学家”（当时把在国民党时期做过科研工作的人都叫老科学家，其中有一些是留学欧，美，日等国的）一个一个的被隔离起来，关在当时被称作新大楼的五楼（该楼层还未被启用，其作用相当于北京的“牛棚”）。后来扩大了有问题的对象，前后被关押的可能有数十人之多（当时全所约1000来人）。我们研究室（我和华保定在同一个室，叫“金属腐蚀和防护”研究室）的主任余柏年是较早上五楼的一个老科学家，据说他除了美帝特务线（未曾留学美国，但五十年代被送到苏联留过学）其他三条都沾上了。他平时表现积极，靠近党组织，可能还提出过入党申请，我们与他相处十多年，简直不能相信这件事。很快成立了他的专案组，当时组内一个出身较好（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之谓也），但工作能力极其平庸的高中毕业的女实验员担任专案组组长。专案组成员除了党的积极份子外还有称作实验工人的转业军人（在当时被形容为“大学毕业以上的知识份子成堆”的应化所内流传两句话，叫作“卑贱者最聪明，知识越多越反动”。60年代科学院各研究所进入了一大批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的复员和转业军人，到行政机关做干部或到研究室做实验工人，这叫“掺沙子”），接着组织革命群众对他进行审问。华保定当时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是革命群众，而是与一帮所谓有问题的人在一起，勒令写交代材料，白天大部份时间参加劳动。于是每天苦思苦想，把自己经历过的一些重要的事一一回忆起来，并批判自己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带给自己的许多错误思想，给自己上纲上线。亏他有一定写作能力，写了不少。我看着心中很难受，但谁敢违抗。我参加了几次对余柏年的审问，场面非常恐怖。专案组人员凶神恶煞般，声色俱厉地向他提问，要他坦白交待。他解释，就说他不老实，罚他站起来，不让坐，余柏年完全像一只可怜的任人宰割的羔羊。我是什么名堂也听不出来，本来我大概也不能算是革命群众，是让我去受教育的。我只感到害怕得心惊肉跳，后来也不让我参加了。听说曾对余柏年实施过“疲劳轰炸”，七天七夜基本上不让他睡觉，审问他的人则轮班休息，这也叫“车轮战术”，“连轴转”。如果认为他回答不老实就罚他站，认为交代了一点就让他坐一会儿，听说到后来脚背肿得只能穿拖鞋，站在那里双腿不断打颤。但即使采用这种残忍的审问手法（听说还采用过拷打等等），余柏年最后还是被当作从严处理的阶级敌人，在一次全所宽/严大会上，由军管会主任正式宣布后被公安局来人戴上手铐带走了。同时被带走的还有所长吴学周，但据说由于他是学部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故受法律保护，被押送去吉林大学招待所看管起来。还有一个因坦白而从宽处理的人，只记得一片胡言乱语，听也听不懂，我只感到害怕得心惊胆颤，气氛恐怖万分。

这之后，厄运就突然降临到华保定头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集中火力”对付他了。我们1952年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才参加工作，历史清白，心中坦然。专案组一开始就说他不老实，写了那么多没用的东西，想蒙混过关。逼来逼去，看实在逼不出东西来，就开始向他“抛”材料了，也就是所谓的“诱供”。如问：五十年代哪年哪月你填过一张什么表？可能还断断续续给了其他一些暗示。想啊想的，可能想了好几天，想起来了。他在大学时看了一些英文的科普文章，综合起来后曾向“化学通报”投过稿，参加工作后也投过有关金属腐蚀和防护等方面的科普介绍稿。当时“化学通报”的主编北大教授徐光宪（是否此人，也可能我记忆有错）给他寄来一张表，聘他为通讯员，难道这是一张参加特务组织的表？（我猜测吴学周所长很可能参与此事，因为徐和吴都是化学界同辈知名学者，徐可能通过吴了解过华）把这事一交代，专案组的人就冷笑，说你很聪明，你知道受蒙蔽无罪，不给你“点”出来，你就不交代。天啊！这怎么能说得清呢？又问：哪年哪月你出差北京，去了化学所，干什么去了？想啊想啊，好像有这么一件事，吴学周所长让他顺便带一份材料给化学所柳大纲所长。因为不认识柳所长，他交给所长办公室之类的人转交的。把这事一交代，又是一阵冷笑，说你很狡猾，你知道直接接触不好，所以通过第三者。又说他挤牙膏，给他点出一点，就挤一点，交待一点，不点出就不交待。看来他是在帮助他们传递情报，自己陷进去了还不知道。诸如此类，好像还给吉林化工研究院传送过什么情报。慢慢地体会出来，他是一个很受重用的小特务，而且是小特务头子（后来专案组的人曾告诉过我有十几份材料可“证明”华保定是特务）。

但最严重的事是华保定参加了一项国防任务，知道了一个重大的国防机密，据说这些情报都已经送到台湾去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毛主席提出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军队大练武，炮兵部队练习实弹打炮。由于黄铜壳以及铁芯镀黄铜（为了节省黄铜）壳的炮弹储存在山洞里，空气潮湿，弹壳表面受到严重腐蚀，在实弹演习时卡在炮膛里发射不出去，造成“炸膛”，打炮的战士死伤很多。这种事如果发生在战场上，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尽快解决。五机部下属黑龙江砚子山一个兵工厂来人到应化所请求帮助解决。当时正是1967年文革两派大武斗，全所基本上停止工作。可能是吴学周所长和室主任余柏年的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华保定。华保定因为出身不好（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本来是没有资格参与这种保密工作的。但是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只能交给被认为业务能力最强的人了。华保定得到组织的信任，很感动，马上投入工作。配给他一个出身好的中专毕业的女实验员与他一起工作。当时那位女同志正在谈恋爱，到偏僻的山沟沟里去出差，而很多人当“逍遥派”可以不工作，很不愿意，老吵着要回来。华保定用他扎实的腐蚀理论基础和很强的科研能力，很快就研究出了用一种不产生厚度（因而不会卡在炮膛里），他称之为“钝化漆”的水溶性涂料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说这种靠与黄铜等表面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一层“钝性（也有称惰性）”的，能耐大气腐蚀的金属表面化合物的涂料还没有在文献上见到过）。试片通过腐蚀学科中常规的盐雾箱大气腐蚀加速试验，可以预测有很长的保护期。锈蚀的炮弹经过表面除锈和用这种涂料处理以后，再去实弹发射，证明效果很好。兵工厂领导对他很满意，当然还有许多可以改进和完善的工作要做，但是1968年下半年应化所召他回所了。在审问他的过程中他告诉我，他在砚子山与工厂的同志关系搞得很好，他们也不防备他，他无意中听到了一个非常机密的情报，把他吓了一跳。他曾把这件事向余柏年，可能还有吴学周所长汇报了（1968年春节假期他回长春家中过的），但是从来没告诉过我，所以我至今不知道内容。看来这条消息已经送到台湾去了，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专案组说他“削尖脑袋往保密工作中‘钻’，这是你的阶级本性决定的”（这句话不知是哪一个人发明出来的，在审问他时，个别群众不断地重复着说）！更为荒唐的是，专案组的想象力如此丰富（这叫用“攻心战”来让“敌人”开口，听说各专案组之间常作为经验来交流的）竟然对他说，你知道干特务危险，所以连孩子也不想多要！（五十年代末我做过人流，华保定对有些人说过，他只要一个孩子就够了，多一个孩子就等于降三级工资，养不起，再说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来照顾孩子）。一盆盆脏水往他身上泼，人格的侮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更其严重的是说，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个案子是“板上钉钉，要人证有人证，要物证有物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由于认为他不老实，一天到晚站着被审问，晚上12点以后回到家中已精疲力尽（据说没让他上五楼，是因为他态度还算好）。加上痔疮发作，肛门脱出，身心都痛苦不堪。吴学周所长和余柏年都送公安局了，是否应化所真有一个特务组织存在，自己陷进去了还不知道？他说，我只好承认了，还可以得到从宽处理。我说你不是特务，怎么能承认，肯定还要你交代，你交代不出来怎么办，他痛苦地说你不要管我了。第二天他回来对我说：你的话是对的，我不该承认，我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你也是特务，是我和余柏年发展了你，叫我怎么交代，我们只能相对以泪。从那以后专案组就不准他把审问的内容告诉我了。记不得过了几天，1968年11月28日上午，他触电自杀身亡在家，年仅37岁。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听说“清队”中自杀的“特务”几乎都没有留下遗言喊冤，怕给家属带来更大的灾难）。我后来才知道，他死的第二天原定要开全所第二次宽/严大会，据说，如果最后一天他能“彻底坦白”，就可以从宽处理，否则和余柏年一样送公安局，当然这个会没能开成。

他一死，我（正在劳动）马上被带去审问。扩大了的专案组另一个党员女组长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对我说：“华保定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华保定已经承认是特务了，是你不让他承认的，现在“线”断了，但问题还是会搞清楚的”。我说我们不是特务，你们为什么要逼我们承认。她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什么你们，我们，要按着你们，我们都得人头落地！你必须交待你的特务问题！”接着我被带上五楼，一人一间（约三十来平方米），门上有一块小玻璃窗供监视之用，仅有一张榻榻米供睡觉用。从家中送来一些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四卷毛泽东选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纸笔，勒令写交代材料。每天听外面大喇叭广播（整天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无它事可做。吃饭看守送进来，每天定时几次被看守押送去同一层楼的一个水房和厕所，见不到任何别的一个人，但知道每个房间内都关着人（后来知道有的大房间用胶合板分隔成几间），至少有二，三十个大小不等的房间。我把华保定在审问他期间对我说过的一些话写下来交了上去。在下一次审问中，他们把我写的材料“扔”回给我，说你还在为华保定“评功摆好”哪！我说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我要与说我是特务的人当面对质，当然得到的只能是冷笑。我问我什么时候能下楼，我还有两个孩子。他们说你想下楼，必须把你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我当时万念俱绝，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我把发夹在水泥地上磨尖了，扎破手指写血书：“有冤无处伸！”晚上睡不着或被恶梦惊醒，恐怖万分，真想一死了之。两个孩子，只好对不起他们北京的姑姑，想来她会收养他们的，虽然姑夫还是右派，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我写不出材料来交上去，也就没人再来过问我，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挨过去了，我在五楼度过了1969年的元旦和春节。3月中旬，有一天突然叫我下楼了。我说你们必须告诉我，为什么要把我关在五楼，我的问题搞清楚了没有。他们说让你下，你还不想下？我知道再争也没有用，只好回家了。下来后我才知道，我那还不到两岁的儿子华晟（由一个老太太照看着）由于麻疹并发肺炎，差一点送命，是他姐姐华非非（当时还不到14岁）到中医院求一个老中医，他大概很同情我们，开了一种很名贵的控制使用的中药，才救了过来。

我下来后才知道，在我上五楼后不久，大概是1969年年初，毛主席发出一道“最高指示”说，清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实际上这个运动已不了了之。但五楼的人还是又关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陆续放了下来。余柏年依旧关在公安局，后来因尿毒症准备放他回家保外就医。正好赶上周末，公安局的手续来不及办，要等到下周一。余柏年原以为很快就能回家见到家人了，异常兴奋激动，但一下子又变卦了，竟然等不及再熬两天，周六夜晚突发心力衰竭，猝死在公安局医院，家属去看他时已不能说话。原来很发福的一个人已瘦得脱了形，50多岁的人头发全白了，连家人都认不出他来了。关了约一年左右时间的单间（由于还没有判刑，不能送监狱），不知道这些日子是怎么挨过来的。后来听说他的问题本来早该解决了，由于应化所和公安局有关人员相互之间推诿责任，双方都下不了台，因而被耽误了！但无人有权去追究。吴学周也很晚才放出来，身体很衰弱，视网膜脱离，一只眼睛全瞎了，另一只视力也极差。一场惊天动地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烟消云散了，谁也不用负任何责任！

我一直在想，华保定无意中听到的那个国防机密会不会是与解放台湾的军事行动计划有关？这个重要的机密也许只有他们三个人（吴学周，余柏年和华保定）知道，在“逼，供，信”下不知是“谁”，不考虑后果首先编造故事，然后“坦白”出来，以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三个人，尤其是华和余两人命运最惨。但这只是我的猜测，谁能告所我真相呢？我后来听说有一些“咬”过别人的“特务”对人说，他们被逼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咬”了一些年轻人。他们以为只要专案组人员肯动脑筋去调查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人根本就不可能是特务，那么自己的问题也许就会搞清楚了。但专案组人员只要你供了，他们就信。听说有关“清队”的档案材料，在改革开放后军管会撤出应化所前在文件焚烧炉内烧了三天三夜，可能都销毁了，已无法看到当时现场的审问纪录。专案组的人员很多现在还在应化所，但推诿责任还来不及，有谁愿意出来说出这件事的真相呢？可笑的是后来听说给台湾发电报的电报机是装在我们家电视机后面（因为华保定懂无线电技术，有一些腐蚀电化学实验用的电子管仪器如恒电位仪等，都是自己设计并焊接组装的），为什么那时全应化所就我们和余柏年两家，买了国内刚生产出来不久的12英寸北京牌电子管电视机？（实际是因为余柏年的儿子在刚建成不久的长春电视台工作，他们动员我们也买一台）为的是做掩护！似乎还听说是拿了特务经费的钱去买的。但为什么早不检查，晚不检查，直到华保定死后，我上了五楼，才到我们家去抄家，把这台电视机还有一些书籍搜去检查？（大概在等华保定“最后一天”自己主动坦白交待！而他自己还完全被蒙在鼓里）当然什么也查不出来。这台电视机隔了八年，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工会还曾用来播放悼念毛主席的实况，让大家去看，这之后才归还给我们。大概专案组成员互相推托责任，到后来谁也不肯管了。由这样一些没有头脑（但可能有私心，想通过在运动中表现积极，“往上爬”，以取得权和利）的人来胡作非为，不需要确凿的证据就可以给人定罪，人民受难！国家遭殃！这些人有的后来照样得到重用，如今日子过得既潇洒又风光，毫无愧色。

“清队”已经过去三十九年了，我内心一直忘不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一闭上眼，当年的一些恐怖场面仍历历在目。虽然我知道的内情是极其有限的，但已可看出这场运动是如何的荒唐可笑，如能留下一些原始文字资料给后人研究这段历史作参考，也算了我一个心愿。我希望有一天有关当局有“勇气”能公开这一事件的真相和前因后果，让那些运动中的受害者能明白过来，并告慰那些冤死的鬼魂在天之灵，这也是对尊重历史应尽的责任，并告诫后人从中吸取教训。其实井岗山时期的整肃“AB团”，延安整风时期的“审干”，“反奸”和“抢救失足者”等等运动与“清队”性质几乎完全相同，也是搞“逼，供，信”。“车轮战术”，“疲劳轰炸”，“连轴转”，“攻心战”等等名词就是那时发明出来的，冤死和伤害了不知多少当年的热血革命青年。但这几段历史后来也都是被掩盖起来了，我们无从知晓，如只知道“伟大的整风运动”！只是从近年来在海外出版的一些非官方的（在国内是被禁的）书，如高华箸：《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韦君宜著：《思痛录》，以及其他一些回忆录中略知一，二。如果我们早知道过去有过这种类似的冤狱，华保定咬咬牙，也许能挺过来？当然也可能像余柏年那样冤死在关押中，那就死得更悲惨了。

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另一条人命华萼，她是应化所副所长，高分子化学研究员，学部委员钱保功（留学美国，是第一批关在五楼的“特务”）的夫人，她的罪名是30年代党的叛徒。听说她出身无锡名门之家，母亲是当地社会名流，同情共产党。华萼和她的哥哥，妹妹（听说是烈士）都是地下党员，党的很多会议都在他们家开。30年代华萼被捕，与江青一起关在上海监狱，华萼的母亲通过她的社会关系把她们救了出来。江青很感激华萼的妈妈，1949年到北京后还给她妈妈去过信，说以后有事可找她。华萼这段历史党内早就有了结论（我们群众却从未听说过），但清队一开始却说她是叛徒。她说如果我是叛徒，那江青也是判徒，这句话在当时可了不得了。她偷偷给江青写信，江青办公室回信说“你的问题运动后期处理”。专案组知道后气愤万分，把她关到五楼，到底受了多少罪，我们也无从知晓。一天押她下楼受审，走到楼梯拐弯处，窗户大开着，窗台又矮，她一头窜过去，爬上窗台就跳了下去，当然没命了。人到了这种时候，大概真是生不如死了。据说华萼的哥哥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男主人公的原型，解放后任空军某部副司令，是一个无线电通信专家。但这些都是在应化所内下面偷偷流传的，未经核实。不久前听说无锡市有关当局出了一本书：《华老太太一家》，给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应以该书为准。本文一开始提到的五条人命中的另两条：吕犹龙在北京半导体所的“清队”中，因涉应化所特务案服安眠药自杀身亡，详情不知，其时他的家属尚留在应化所还未调走。郑绍基在长春光机学院也因涉应化所特务案跳楼自杀。传闻他以“跳水式”姿势跳下来的，脑浆迸出，惨不忍睹。可以想象他当时内心的愤怒，以这种悲壮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作抗议：我死了，看你们还能向谁发你们的革命威风！

附记：

华萼和钱保功的小女儿钱海燕与我女儿华非非同岁，并且是同学和好朋友。她们两人都成了“可教育好的子女”之后，有一段时间都独自一个人生活（钱海燕只有一个哥哥在大庆），同病相怜，经常在一起。可以想象，这种打击加上周围对她们的歧视，对她们的心灵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后来钱保功与他过去的女朋友（她的丈夫也在“清队”中死去）结婚，钱海燕认为她爸爸把她妈妈忘得太快，心中一直闷闷不乐。后来经居民组介绍，钱海燕到一个民办的制锁厂去当翻砂工（这是最累，最脏的工种，“可教育好的子女”只配做这种工作）。她爸爸不在长春时，有一次三班倒，她上夜班看错了表，半夜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骑自行车到工厂（后面一帮流氓哈哈大笑的追赶），发现去早了！她大哭了一场。种种打击使她的精神渐渐不正常起来，常常怀疑别人背后说她坏话，有时产生幻觉。大家都很忙，没人去关心她，再说也都没有经验，等到发现不对头时已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初期。虽然钱保功和他的新夫人对她极为关心和爱护，带她去看病买药，但她有抵触情绪，并未彻底治好。1977年高考她未考上，1978年她考上了吉林大学外语（英语）系，由于一直在吃药对她记忆有影响，很难跟上，心中很痛苦，有这辈子完了的悲观情绪。钱保功让她暂时休学到北京她舅舅（上面提到的那个空军副司令）家去散散心。有一天居民组给每家发灭老鼠药，就她一人在家。不知是她一时冲动，还是早就有想死的念头，马上把发的药都吃下去了。据邻居说，听到她痛苦得大喊大叫，满地打滚，过了一会儿才没了声音，死了！不知道这条年轻的生命是否也应该算在应化所“清理阶级队伍”的账上。

关于华保定再多说一点。华保定的一个伯伯解放前是地主，解放初他看到斗地主，心中十分害怕，认为迟早要轮到他。有一天一个解放军找他有点事，他以为轮到他了，就进屋上吊死了。华保定的父亲是无锡一家面粉厂的经理（拥有一定股份），19 52年五反运动中说他偷税，漏税，工人开会斗争他，听说有一些过激的行动，晚上他就吃安眠药死了（他一个人住在无锡，周末回上海家中，为的是能让孩子们在上海受更好的教育）。其实基本上没有问题，最后被定为基本守法户，但当时流传“天下资本家，乌鸦一般黑”。华保定的爷爷知道后与老伴两人一起吃安眠药自杀身亡。尽管华保定一再说要与“反动的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线，但仍一辈子背了对新社会有“刻骨仇恨”的罪名。他曾痛苦地说过，为什么每次运动他都躲不过，要挨整，如后来一再说他是“漏网右派”。1965年年底“文革”前夕，全国政治空气异常严峻，应化所停止工作很长时间做年终总结。全研究室批判他“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为了出名，写文章，翻译书，拿稿费），直到他给自己上纲上线到痛哭流涕，才被认为“触及灵魂”，得以过关。这之后，凡发表研究工作文章，就都以小组名义署名了。文革开始时全所批判“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知怎么把他也带上了，对他也贴了不少大字报，人格又一次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其实按年龄来说，他根本没有资格做权威。此外，“请队”中他的一个堂兄在北京自己撞车而死，详情不知，但最后结论竟然是车祸。算起来他们华姓家族三代人中有六人在解放后各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华保定曾说过“恶活不如好死”这类话，他们家族大概有“心理脆弱”，经不起人格侮辱和打击这种基因。不幸生活在极左思想泛滥，一切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出发的时代，做人的“尊严”丧失殆尽，只能怪自己的命不好！

华保定原是应化所内公认的一个很优秀的科研人员，在我们国家“金属腐蚀和防护”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上有过一定的影响。五十年代中他曾在国内“金属腐蚀和防护”培训班中作过主讲人之一。他与研究室内其他一些同志合译和单独翻译了共三本苏联出版的有关金属腐蚀和防护方面的权威性著作，写了一本有关“机械零件在制造和存储过程中的防锈处理”的小册子（产生过一定影响）。六十年代初他独自一人翻译了腐蚀学科创始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U.R.Evans著的一本有关金属腐蚀和氧化的经典巨著（六十年代增修版，译前他写信给作者征得同意）。完全用业余时间，争分夺秒不打草稿一遍译出，译稿字迹清晰整齐，很少涂改，机械工业出版社评价翻译质量很高（因为文革，该书直到1976年才出版，共904页）。他还与机械工业出版社订了合同，要写一本“金属腐蚀电化学”，并已列出章节提纲，开始动笔写了。他在《金属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几篇评价很高的研究论文。五十年代末苏联专家访问应化所时，他是与他同龄的人中少数几个能用英语与苏联专家交谈，并介绍和讨论自己的工作的人，有一篇论文，经苏联专家推荐，与苏联专家联名发表在1960年的苏联科学院院报上。他在解决我们国家工业生产中遇到的重大的腐蚀问题上作出过许多贡献，仅举一例。六十年代初四川发现了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田，但因为含有大量的腐蚀性气体硫化氢，气井中用普通碳钢制成的井管遭到严重的腐蚀，同时生成原子态的氢。这种氢渗透到钢管中引起“氢脆”，使井管失去强度而断裂，引发井喷造成大火。当时的报纸和电台广播曾用很大的篇幅报导“3211钻井队战火海保护国家财产的英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这一问题必须尽快解决，这一任务落到了应化所的头上。华保定马上通过查文献，知道法国天然气井曾发生过类似的灾难（华保定通过自学能阅读法文，德文科技文献），解决的办法是寻找能耐氢脆的钢材做井管，和往气井中添加能防止硫化氢气体对钢管腐蚀的添加剂（所谓的“缓蚀剂”），必须双管齐下。采用能耐氢脆的高合金钢做井管成本太高，有一种中碳含硼的钢，经过热处理生成某种金相组织说是可以耐“氢脆”。他立刻请教北京钢铁学院的专家教授并取得他们的帮助，同时自己拼命学习金属学方面的知识，马上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他又想到，曾听说过抚顺页岩油炼油厂炼制过程中有一种叫“酸渣”的废料（页岩油中有一些碱性的含氮有机环状化合物，可用硫酸来中和除去，即为酸渣），经简单处理除去硫酸后，他给它取名叫“页氮”，他认为有可能用作缓蚀剂。循着这两条思路，通过全室同志们先是大量的实验室试验工作，钢管厂的配合生产和到现场实地试验（他又巧妙地设计出了一个自流罐，解决了往井管中滴加注入缓蚀剂的方法），没用太长时间，硫化氢腐蚀问题就迎刃而解，没听说再有麻烦（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这个研究项目获奖，听说很多人为华保定惋惜，但我直到最近才知道此事）。他脑袋中有许许多多想做的工作，如文革武斗当逍遥派期间，他看了一些刚刚出版不久的有关半导体方面的书，曾说过他想采用晶体管线路设计组装一台“腐蚀电化学综合测试仪”，可见他接受新事物之快。像他这样应该说完全是解放后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一个很优秀的科研人员，就这样残酷的被毁在了自己人的手中，谁之罪耶？为什么国家和社会不想从“清队运动”中吸取教训，告诫后人，而是要把这一段血淋淋的历史销毁掉，掩埋掉，或者尘封起来，不让后人知道？我有生之年能否看到这段暗无天日的历史真相能大白于天下？2004年秋我写出此文初稿后曾给应化所所长，党委书记，还有档案室各递上一份，但所长说他们对这一段历史不清楚，也没有关系，无法表态。但愿这篇文稿能通过其它渠道流传下去，供后人研究这段历史作参考。

                                                          2004年初稿，2007年7月定稿  

 

"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畏罪"自杀者特别多     

摘自《文史精华》（东北新闻网）　

来源: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10ce230100wxm1.html

1968年的3月6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长春人像过年一样，按照那个特殊年代的惯例，顶着料峭的春寒，高举着标语牌、红宝书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年初以来，两派的大联合解除了派系间明火执仗的对垒，枪炮声被锣鼓声、鞭炮声取代。看热闹的老头老太太们心情格外好，倚在院墙上叨咕：“这下子可消停了，上街买菜啥的，用不着担心枪子儿崩着了”。这种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的，上一年的8月初，本院邻居老曾就被流弹击中肩膀，如果错出一米，恐怕就击在我身上了，因为当时我们正围成个圈儿闲聊，伴着骤起的枪声，消磨炎夏的傍晚。

表面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天，有些人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邻居家的张博文，一个吃饱了饭爱哼两段京剧的老张头，那几天没有了动静，问他儿子才知道，他爸进学习班（实际上被隔离审查）了。过了二十来天，老张头回来了，脑门上贴着纱布。那脸就没开过晴，常把他的两个儿子（有一个是我中学时代的朋友）打得鬼哭狼嚎。打那以后，再没听他唱过京剧。

后来，亚宾他爸也被省物资局系统隔离审查，开除了党籍，听说是隐瞒了历史问题，被查了出来。

不久，有人来抄蔡大胡子家了。蔡大胡子是转业军人，上过朝鲜战场，是电台技师，转业后分到本市无线电某厂。蔡大胡脾气暴，军人性格不改，技术好，又傲气，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结果得罪了一些造反派，运动来了，哪有他的好果子吃，就给他定了个“特嫌”，怀疑他在电台上干过，与“朝修特务”有联系。老蔡哪里受过这个，结果没少挨揍，腿都打折了，也没服软。接着就是上门抄家，恨不得抄出个“密电码、发报机”什么的。结果什么也没抄出来，拉走了一个汽油桶，说是“公家”的。蔡大胡子被关了一年多，回来时，还拄着双拐。

看着左邻右舍忧心忡忡的家长们，真为家里摊上事的伙伴们发愁，担心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一年，我对“清理阶级队伍”的印象深刻，因为它所波及的家庭，所涉及的人和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一个个熟悉的人接二连三地出了事，甚至我的老师也成了“中统特务”。在那些饱受隔离审查、关押打骂之苦的当事人看来，更是一场令人惊惧不已的噩梦。

长春人民大街与解放大路交会的地方，曾有一座伪满时期的建筑。解放后，一直是省军区的干部轮训队，60年代初，我还在那里看过一部叫做《铁窗烈火》的电影。前些年，这里是市政协的办公楼，现已拆除。而在“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的1968年，曾一度成为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所在。

记得那年夏天，在市图书馆的东侧，由几位“执勤”的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群众称为“群专队员”）押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说是在公园里搞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被执勤者发现，因此把他们扭送群众专政指挥部。在扭送的路上，沿街群众不知从哪里来的“义愤”，拳脚相加，一直打到那个“群专”的大楼前。

那个时候，只要提起“群众专政”，就会想到那些身穿黄军装、手拎铜头皮带的男男女女，那皮带不是用来扎腰的，而是用来打人的。

长春市的公检法机关在1967年初被“砸烂”后，长春市公安局成了两派争夺领导权的焦点。为了防止更大的动乱发生，在那年的4月17日，驻长部队对公安局实行了“军事管制”。军管会代表的第一次讲话就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声称和其中的一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结查酿成了“六一五”冲击公安局军管会事件。后来，“清队”运动兴起，市公安局军管会把全市的公安干警都集中到了公主岭办“学习班”，这时，全市大大小小的单位，街道居委会都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再后来，毛主席一声令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机关、学校，管起了“上层建筑”。长春市的“清队工作”，就是靠一些解放军、工宣队员和群专人员来进行的。

我家当年居住的大院，紧邻着东北人大的东篱笆墙，西去约一里开外，即是东北人大关押牛鬼蛇神的“专政楼”，时常看见“群专”人员押着那些黑帮们出去“劳动改造”。居委主任和我妈说，这样的“专政楼”现在每个单位几乎都有，街道的老于头也被揪出来，隔离审查了。

一天，街道居委会押来一个糟老头，说是被罢了官的某副省长的哥哥，弄到居民点上批斗。一打听，原来他就是老于头，是原来的街道办事处主任。为了造成声势，把邻居王锡久也拉去陪斗。老王头是地主出身，在军区曾当过招待所长，据说是有点经济问题，戴过坏分子的帽子，一有运动，就要拿他去“闯堆儿”（充数）。

那时，我已经休学在家一年时间，集体大厨房临时变成批斗现场，里面坐满了老头儿老太太和一些家庭妇女。我进去时，几个小学生正在给挨斗的老头上“政治课”，念毛主席语录。这些老头老太太和家庭妇女们，多是来看热闹的，又不知道老于头是犯了啥罪，还有不少和老于头过去打过照面，对已经是“阶级敌人”的老于头恨不起来，结果闹得嘻嘻哈哈，很不严肃。坐在前面的老张头生气了，走上前去，照着老于头就是两个耳光，说：“你过去吃香的，喝辣的，对老百姓吹胡子瞪眼的，过去的老地主，把杨白劳都逼死了，就是你这号的人。你到底认不认罪？”人群里一片哄笑，有人说，那是电影吧。老张头瞪了那个人一眼，继续发威风。老于头低着头，支支吾吾地念叨：

“我，没犯啥罪哟！”老张头狠狠地按他的头，说：“妈拉巴子，你没罪，也得认罪！”老于头恨不得把脑袋塞到裤裆里，连声地说：“我认罪，我认罪！”最后大家振臂高呼：“打倒老于头！打倒老王头！”算是取得了批斗大会的圆满成功。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居委会“清队”批斗会的场面，这大概是当年清队时最“文明”的一幕了。更多的被“专政”对象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随时要准备去参加各种批斗会，挨打受骂就成了家常便饭。

“清理阶级队伍”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造成的危害大，究竟牵涉多少人，他们后来的结果怎样，那些丧失人性的加害者又都是怎样的下场？难以作一个准确的分析。

仅就“清队”运动发生的背景而言，笔者从当年的有关资料和公开报道中引述与整理了一段文字，或许能够描摹一个大致的轮廓。

1967年的11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文章，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阐述了只有靠阶级斗争，靠不断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为掀起“清理阶级队伍”提供了理论根据。

11月27日，江青在出席首都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一个月后，“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提出要彻底清查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

1968年2月，周恩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相继接见了吉林省群众组织代表、专案组部分人员和军队代表。康生说：“要提高你们的敌情观念，这一点，东北的同志要特别注意，你们想想，你们面临着苏修、朝修，苏修的特务活动，朝修的特务活动，在你们那个地方有长期的基础。这一点要引起你们很大的警惕。”三四月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5月15日，《吉林日报》发表社论，称“革命大批判深入下去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把炮口对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准他们庇护下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就是把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同他的帮凶、爪牙、喽罗们的反革命罪行联系起来，深刻地进行批判”。

5月19日，毛主席在看了姚文元送来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后，作了批示，指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5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以（68）74号文件转发了毛主席批示和这个经验材料，号召全国各地根据毛主席批示，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此后，中共中央把北京“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进入这些单位的军宣队由8341部队组成）作为“斗、批、改”（毛主席提出的“文革”三大任务）的样板。

5月31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下发了51号文件，要求省内各地按照毛主席批示和中央通知精神，“遵照毛主席一贯的对敌斗争方针、政策，有步骤、有领导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隐藏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发展”。7月8日，《吉林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号召全省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把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继续深入有力地开展下去”。省革委会仿效北京“六厂二校”对敌斗争的经验，在省内推广了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客车厂、长春制药厂、吉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学校等单位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的先进经验。（见1968年7月8日至7月13日《吉林日报》）。社论指出：“他们（指省内“三厂二校”）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继续深入有力地开展下去，必须把深批和深挖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车间、班级开展革命大批判，是实现这种结合的重要途径。车间、班级范围小，对揪出来的敌人看得见、识得透，靶子离得近，流毒肃得清，容易把上下敌人穿成串，把上下反动观点连成线，做到上挂下连，批透批臭。这样的革命大批判，就能越搞越深入，越搞越扎实，彻底把阶级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这些背景资料中，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采取军、工宣队进驻的办法，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来一次大清查；“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政治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斗、批、改”的主要内容之一，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阶级斗争学说。

长春市区的“清队”，是1968年内全面铺开的，自上而下，遍地开花，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这一年四五月间，东北人民大学的校园“乍暖还寒”，两处不大的水泡已经解冻，常能捞出一些枪支零件，以及各种型号的子弹，这显然是那些参与武斗的造反派偷偷抛弃的。我家后院一个学生还在树趟子里拾到一支“五一式”手枪，上缴给居委会。这些情况表明，接踵而来的运动已经在那些与“清队”有牵扯的人群中引起了恐慌。

一天早上，亚宾叫我同去人大校园里抓觅食的“老野”（野鸽子）。跑到人大校园时，老远即看见一个穿着黑色棉大衣的人，像是站在一个高岗上，低着头，四周围满了人。那里紧靠着一块用铁丝网圈起的荒地，有一个破旧的地窨子，常年挂着“勿靠近，生命危险”的木牌，大概是一处贮藏放射性物质的地方吧。我们走近时才看清楚，原来是一个人吊死在杨树上。

尸体是由公安人员解下来的，法医对尸体进行了例行检查，然后用车拉走。后来听说上吊者是某设计院的技术员，在刚刚开始的“清队”运动中受到触及，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终结生命。

这一年，“畏罪”自杀者好像特别多，红卫兵组织出版的大报、小报或谓之“抗拒思想改造，罪有应得”，或斥之“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遗臭万年”。

1968年夏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张巨光因不堪凌辱,于"清队"批斗会后第二天卧轨自杀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张巨光，在无休止的交代问题和批斗之后卧轨自杀，时年39岁。在他短暂的十几年电影艺术生涯中，曾参加了《平原游击队》（饰老勤爷）、《画中人》（饰老渔翁）、《刘三姐》（饰阿牛爹）、《上甘岭》、《兵临城下》等30余部影片的拍摄，成功地塑造了众多艺术形象。他还为70多部外国影片配音，为广大观众所喜爱。

1968年5月3日，长春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的干警们，被集中于公主岭办学习班，揭公安局的“阶级斗争盖子”。主管政治侦查工作的副局长安彬，被诬为“里通外国”、“资敌通敌”，大会批判，小会围攻，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由不得你据理争辩，最后，又被加以顽固不化的罪名，蒙冤而逝。自杀者试图寻求一种解脱，但绝不会得到专政机关的些许同情。许多群众专政组织关于“清队”政策的条文中有这样的解释：“自杀就是叛变。凡自杀人员及家属一律没有抚养费（应为抚恤金——笔者注），自杀人员中党员、团员、工会会员的处分，到运动后期处理。”笔者刚好看到了吉林省某设计院——那个吊死者生前所在单位的一份材料，当年是作为“清队”的经验材料推广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紧紧依靠群众，坚持革命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冗长的题目下面，是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阶级敌人最怕广大人民群众。不管多么狡猾、多么顽固的敌人，不论“卡壳”、“顶牛”或什么老大难问题，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都能把它解决了。事实就是这样，今年五月，专案组审讯胡XX日特问题时，他既不供身份，也不供活动，非常顽固，非常狡猾。后来通过发动群众，经过十余次中型群众审讯批斗会，由群众审讯\批判、斗争，穷追猛打，反复较量，终于迫使他供认了特务身份和罪恶活动。例如在追问他给大特务XXX送情报时，他耍熊装死躺在地下，以身体支持不住、脑袋迷糊为借口，拒绝交代问题。这时群众当场揭露他“你吃面条时精神那么足，吃好几大碗，现在装什么病？”“你老婆给你送饭时，你还通过往家里捎《毛泽东选集》中间夹密信，搞攻守同盟，那你怎么不糊涂？”狠揭猛批他的顽固狡猾态度。随后一面将胡xX调出审讯室交代政策，一面开“诸葛亮”会，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对策，群策群力，以情报信为突破口，炸开了他搜集情报罪恶活动的碉堡。下面是群众审问：

问：“胡XX，你交代XXX给你的情报信！”供：“不是情报信。”问：“是什么信？”供：“是买卖信。”问：“内容？”供：“告诉我千万别把买卖做黄了。”问：“你和XXX是买卖人吗？”供：“不是！”这时，群众连续追问：“那么买卖是什么？货是什么？”这时，胡无言可答，紧张万分，直打哆嗦。在这面对面的白刃战中，广大革命群众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审、批、斗紧密结合，进行政治攻心，使他感到广大革命群众都端着一把把明晃晃的刺刀指向他一人，已临灭顶之灾。如不举手投降，就得灭亡。革命群众又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顽固分子，实际上顽而不固，顽到最后，就要变，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最后，胡XX不得不作了“彻底坦白交代”。

专案组在后面谈“办案”体会时又写道：“专案组是尖刀班、爆破手，广大革命群众是审讯斗争的主力部队。只有尖刀班、爆破手与主力部队紧密结合，才能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如何使尖刀班、爆破手与主力部队紧密结合呢？我们采取大会（全院揭发、批判和公审）、中会（部分群众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审）、小会（专案组几个人审）相结合；揭发批判、核实对质相结合的办法。还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性质的批判会（主要是肃清流毒、批深批透）、斗争会（主要是斗态度，斗倒斗臭）、审讯会（主要是揭发、核实、审讯其罪恶）等多种形式。具体做法是：审讯前，专案组和群众一道忆敌情、摆敌情、揭敌情，激发对敌仇恨，调动积极性，形成人人上战场、个个挥刀枪的局面。大家出主意想点子，群策群力，研究作战方案。审讯时，群众主攻、专案组突破一点，采取“一点两面”（即突破一点，两面以上围攻）、“三猛”（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审、批、斗相结合，审中有批，审中有斗，审审、批批、斗斗，追罪恶、挖根源、上挂下连，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搞臭敌人，歼灭敌人……

可以想见，面对这样强大的攻势，即使是铁打的汉子，也只有束手就范，缴械投降。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批斗历史反革命的场面“清队”的主要对象之一，是那些在历史上犯有罪恶的人，但是并不意味着把带有旧时代印迹的过来人都视为“清队”的对象。然而在当时，这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层层审查、人人过关”，甚至刑讯逼供却相当普遍，不可避免地制造出大批的冤、假、错案。因而在轮番进攻、刑讯逼供、没完没了的审查交代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屈打成招，按照专案人员的思路、肆意编造“罪行”，成了活靶子。

长春市农机工业公司所属的一家企业，在成立“大联合委员会”之前，是个闹派性较重的单位。在成立“大联委”之后不久，军宣队就进驻了该厂，其目的是促进革委会的成立，同时挑选“群专”队员。为了这个目的，军宣队调阅了当时厂里的人事档案，并将人事档案对外公开。对于一些人在历史上的问题，只要认为有疑点，不管有否结论，都当成问题，列为清理对象。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设立了群专队，灾难也随之降临到许多人头上。

当时工厂有230名职工，有70多人被揪斗。“清队”开始后，为了关押被清理人员，设立了两个关押室，群众送它一个恰当的称呼“小号”。“小号”的水泥地上铺了几块木板，阴暗潮湿，面积狭窄，有时关押的人多，拥挤不堪，吃喝拉撒都在室内，致使一些被关押者留下永久的病痛。而在另一处关押的小号，竟将一男一女两个人关押在一起，3个月中，男的换了3人，而女的3个月不敢脱衣服睡觉。“小号”先后关押了46个人，关押时间最长者宫某，7个月零7天；尹某，201天；其他人员20天至3个月不等。这年夏天，厂里又向双桥子、西三、永安等3所小学派出了工宣队，把灾难带到了学校，先后将4位教师关进厂内的“小号”。

那时，该厂的群专队员和一些歹毒之徒以抄家、打人、刑讯逼供为乐事，参与打人者有28人；抄家十余起。到了晚上，群专队私设的公堂开始“升堂断案”，他们单独从“小号”里提审被关押人员，对被提审者滥施刑罚，使用的打人凶器有三角带、防火线、皮带、扁担、木棒等。有时将被关押人员带到漆黑的刑讯室时，群专队员突然用手电筒照住被审者的眼睛，或者用黑布蒙住被审者的脑袋，然后就是皮带棍棒相加，一阵暴打。这招法狠毒至极，即使把你打个半死，也不叫你知道是谁打的。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批斗狂潮殃及无数无辜群众,图为东北某地"群专"现场长春市农机工业公司下属某厂职工赵某，在“清队”期间，被厂群专队关押了8个月之久，提起那段日子，混浊的两眼充满悲愤之情。1968年6月，赵某因“历史不清”（事实上历史结论清楚，并有组织出具的证明材料）被隔离审查。每天早晨，群专队长刘某等6人把他押出“牛棚”，挂上木牌，拳打脚踢地逼迫赵某向“太阳”请罪。稍不如意，就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皮开肉绽，甚至不省人事。一天，赵某的孩子去厂里看望爸爸，刘某一边踢打辱骂孩子，一边说：“你爸是黑帮，牛鬼蛇神！你还不和他划清界线，赶快滚蛋！”此时，赵某遍体鳞伤，躺在木板床上呻吟不止，但是为了不让孩子看到这悲惨的一幕，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刘某推走。

杨某在“清队”中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在回忆被揪斗挨打的情形时说：“那时真凶啊！在俱乐部关押我的小屋里，潘XX、韩XX、王XX3人把我围在中间，把我打过来打过去的，潘抓住我的脖领子，大嘴巴子叭叭地打，潘xx打完，王XX打，打到韩XX那边，他又用脚把我端过去，轮流地打……”“清队”甚至成为某些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天赐良机”。

“文革”初期，长春市某工程处科长耿某曾在邢家台苗圃当地委联络员。当权派靠边站，耿某乘机夺了苗圃的权。在他主持的一次批斗大会上，将王某打成“漏划地主”进行批斗，王某全家也因此受到株连。“清队”开始后，王某为了澄清事实，贴出了《关于家庭成分问题的严正声明》的大字报，公开质问耿某，耿某十分恼火，声称“非把王家的‘两座大山’（指王的两个儿子）搬倒不可”，“王的成分一定得给他定上去，不定上去死不瞑目”。

于是，耿某召开了革委会和群专会议，研究决定对王某家进行抄家并抓人。

5月22日，群专组长陈某带领了30余人，手持扎枪、木棒，把王某一家6口老少三辈抓走，并抄了家，拿走很多衣物和财产。

王某与其儿子被挂上“恶霸大地主”的牌子游街批斗。

在关押期间，以“隐瞒枪支”、“漏划地主”等莫须有罪名，分别刑讯逼供。

三角带、皮带、胶皮管子、电线、木方子都用上了；再蒙上眼睛互相打嘴巴，然后跪砖头、站板凳、坐“喷气式”；再不解恨，就用铁丝拴大拇指上大挂，用绳子拴上两手吊起来在空中旋转；到后来，刑讯再次升级，用铁钳子夹手指，把人吊起来用火烤，把铁笊篱和喷壶嘴烧红了往身上烫……连续20多个小时的刑讯，王某及妻子、儿子、儿媳，以及17岁的孙女，有的鼻口流血，遍体鳞伤；有的几度昏迷，又用凉水烧醒；有的衬衣衬裤脱不下来，感染化脓。王某之妻3个多月不能翻身，王的三儿子腰部受伤，留下不敢弯腰的后遗症。儿媳苏某受刑讯后精神失常。

受伤最重的是王某，在5月22日到29日的8天时间里，遭受酷刑20余次，最长的一次达5个多小时，打得体无完肤，大便出血，不能进食。王某受刑不过，被迫承认说1948年在长春桂林路拾到手枪枪筒一支和几十发子弹。

5月29日下午3时，召开了批斗王某大会，王某被两个人拽着头发拖进会场，被人用脚踏着拍了照片。怀着“阶级仇恨”的人们蜂拥而上，拳脚棍棒交加，王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被拖回监护室时，于当晚6时死亡。

长春地区从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队”期间，“清”错的有数千人，全地区由于“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后致死184人，自杀1745人。尤以长春地区外五县的情况最为严重，自杀1031人，打死172人，共计1203人。仅榆树一个县就打死61人，自杀342人，共计403人（见《长春公安志》第267页）。

笔者手头有数份清队时“专案”人员制定的统计数字表。长春电影制片厂“已揪出的坏人”共85人，其中中层以上干部40人，一般干部以下45人；在这些人中间，有特务分子、汉奸、伪警长、反动党团骨干，以及反动道首、地、富、反、坏、右等14类。有“政治历史问题的”320人，其中中层以上干部112人，一般干部以下208人；在这些人中间，有特务嫌疑、伪军、警、宪、匪、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脱党分子、摘帽右派等12类。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铸造分厂从1968年的2月份搞“清队”，到1969年9月份结束，触动面涉及384人，定为“敌我”性质的20人，作立案处理的28人，审查有严重历史问题和犯有严重错误的144人，一般性错误的15人，作为一般“斗私批修”处理的78人，继续审查的99人。

长春市公安局，仅在“任青远资敌通敌”冤案中，就有15名干警受迫害自杀，35人被拘留、逮捕，336人被集中关押隔离。其中领导干部被武装关押的33人，进小学习班隔离的40多人，受此案牵连而被非法审查的达480多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长春的大街小巷，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广播宣传。

在我着手整理长春“文革”中“清队”材料的时候，有一天在机关的大院里，遇到了李业奎老先生，他已经84岁，精神头挺足，只是新近得了脑血栓留下后遗症，拄上了拐杖。老人在1968年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判了20年，蹲了10年大狱。

十多年前，我曾多次采访过他，那是因为他离休后被树为单位老干部的典型。再前溯30多年，正是“文革”的初期，他是我父亲的同事，在我常去的大院里，和他混个“面熟”，只记得他少言寡语，写得一手好字，门前的黑板报，就是他的杰作。

再后来见到他，就是1986年的事了。那时，他第一次向我讲述了那段不白之冤……

1968年，李业奎的家在二商店的后面，是一栋三层部的日式旧建筑。李家住在二楼。

6月底，在三楼公用厕所里，有人用粉笔写了一条“反动”标语：“刘少奇万岁！”（不要用现在的眼光看待这条标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公安分局军管会下的派出所立案侦查，最后查明，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学生所为。这女学生的家住在三楼，她爸爸是部队派驻某单位的军代表。那时的军代表拥有无上的权力，为父者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小小的年纪就成了“反革命”。因此，尽管这个女学生已经承认是自己写的，但是军代表则向办案人员提出，我女儿这么小的年纪，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和作为，一定是背后有人教唆和指使的。办案人员“充分考虑”了军代表的意见，追问女学生是受谁的指使写的。女学生信口说出了李业奎的名字。

军代表表示了十二分的愤怒和仇恨。说李业奎这个老家伙不但思想反动，而且对她的姑娘早就心怀不轨。在“清队”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候，这是个典型的反革命案件，查阅李业奎的历史档案，此人还是个旧政府的“留用人员”，于是新账老账一块算，又抄了他家，说李家藏匿有电台。李业奎即使浑身是嘴，也脱不了干系。

有了口供，就有了“欲加之罪”，反标事件，被办成了“铁案”。“反革命”分子加“强奸”犯罪，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也随之而来。7月初，李业奎被关进了市公安局大楼东南角的圈楼拘留所的“小号”里。

此后，就是无数次的批斗，单位批完街道批。挨打受骂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雷电交加的下午，李业奎被押回单位批斗，进了那趟作为批斗会场的平房门口，本系统司机李某操着一根三屉桌下的木楞子，狠狠地砸在李业奎的腰上，这一棍击，使他疼痛了30余年。

不久后，他又被押到居委会去批斗。在二商店前的胜利大街上，他被几个同事押解着，60岁的肖某，凶神恶煞般地抽打他的嘴巴，把满口牙都打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吃东西，只好掰着窝窝头，囫囵吞枣似地充饥。不知道过去共事多年的同志，为什么能够忍心对他大打出手。

7月30日，在南岭体育场，对李业奎等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进行了宣判。李业奎被以“现行反革命强奸犯”的罪名判处20年徒刑。李业奎被送往铁北监狱服刑，并开始长达10年之久的劳动改造。起初，他在“新生塑料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新生塑料厂”对于长春人来说并不陌生，每至夏季，人们普遍地穿一双由该厂生产的“新生牌”塑料凉鞋。在“怀疑一切”的年代，不知被什么人发现鞋底的纹印是个“毛”字，“新生塑料厂”简直成了对伟大领袖充满仇视的反革命集团。那些天，我曾随着狂热而冲动的人群，四处去调换新凉鞋。现在李业奎进了“新生塑料厂”，拿起了重数十斤的铁模子，压制塑料凉鞋。沉重的铁模子从水里捞出来，打开盖，装上塑料，再盖上盖，然后放在炉火上加热，最后压出成品来。李业奎体格单薄，要把铁模子搬来搬去，一天干活8小时，每天三班倒，劳动强度大，吃窝头就干白菜汤，没有一点油腥，眼睛都“锈”住了。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痛苦，使他度日如年。

1969年的春天，李业奎被押解到公主岭监狱服刑，进“新生橡胶厂”劳动改造。每天照例是三班倒。这个厂压制各种轮胎，汽车、胶轮、手推车、自行车，各式各样的轮胎，他都干过。

所谓的“政治犯”们编在一个中队。劳累一天之后，60多人睡在上下二层的大通铺上，每个人只有60公分宽的位置，连翻身都吃力。时间久了，他认识了许多人，也了解了他们的案情。吉林市一个叫周善安的，是市里交通系统的政宣人员。“文革”初期，他是江青的热衷支持者，但是后来对江青了解多了，对江青由怀疑到反感，特别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之后，他更加深了对江青的厌恶，于是写了一封匿名信，结果被查了出来，成了他攻击中央文革、攻击中央首长的罪状。同样以反革命罪判了20年。

中队里还有一个15岁的大男孩，石岭子人。说来可笑，有一天给生产队打扫卫生，清扫炉筒子里面的烟灰，结果烟灰把墙上的毛主席像弄得尘垢满面。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不敬，构成了反革命罪，叛了5年，尔后减刑一年。在长达10年的监狱生活里，李业奎一直没忘了申诉，申诉信说不清写了多少，每一次都石沉大海，但他仍怀着一线希望，不停地写下去。他遇到了一位好心的王管教，叫他在狱中筹建一个图书馆，这样才使他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来，王管教冒着风险将他的申诉信转了出去。1977年，他的案子有了转机，市局几次提审他，对他的案件进行复查。

1978年7月24日，公安机关经过复查，撤销了10年前对他的判决书，推翻了对他的一切不实指控，李业奎“反革命案件”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李业奎是不幸的，他无端的蹲了10年大狱；李业奎又是幸运的，他盼到了河清之日。

可是那些在“清队”中蒙冤而死的就可以被人们淡忘吗？

这毕竟是1929条鲜活的生命。

鲁迅先生说：真正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