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祭
作者：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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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祭
作者：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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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祭 我16岁那年夏天，目睹过最恐怖的一些事情。8月5日下午，在我就读的中学，女校长被女学生游斗、殴打、折磨致死。8月27日午夜至28日凌晨，我家的邻居大叔被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活活打死在当院。前一事件已有多篇文章披露，网上可查。后一事件我不提起，无人知道。说出这个与己无关的故事，我的心会很痛。发生在我少年时代的这件事，当年带给我的只是惊恐，只有当我有能力回望时，才感到了持久的痛。 1966年8月27日——和今天一样，也是星期六。提起这个日子，我姐总是这样开头——那天下班我走进前院，南屋大叔正站在房檐下，他说：“大姑娘（重音在大字，我被老一辈街坊叫做二姑娘——博主），快把你的头发用卡子别住吧，这几天外边挺乱的。”我刚烫头没几天，花儿挺多的。我说：“知道了。”没想到，那是南屋大叔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那年我姐29岁，我16岁。 南屋大叔好象没有正式工作，经常呆在家里。平时他戴一金丝眼镜，头发有些稀疏却纹丝不乱，永远是腰背挺直。夏天穿一件本白的纺绸半袖衫，银灰色吊带西裤，皮凉鞋也是那个年代有身份的男人穿的款式。他煽凉用折扇而不用蒲扇。他管街坊们叫张先生李太太，不管对方是卖苦力的壮工或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听大人们私下里说，他是国民党军官，右派，被劳动教养过，因此我有些怕他。他见到我经常问的是作业难不难啊？考试成绩怎样啊？后来我考上了师大女附中，大叔知道我是好样的，便不再问我学习的事。大婶比大叔年轻不少，听说是二太太。不知道她是否过过撒娇取宠使小性的日子，留在我印象里的大婶，就是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她无冬历夏在大华电影院看自行车，夏天晒得脸色黑红，冬天戴着棉套袖，两手背满是冻疮。1966年8月27日傍晚，大叔提醒了我姐，不要顶着一脑袋卷儿上街，留神碰见红卫兵。可是，南屋大叔却没想到厄运正向他逼近。 半夜的砸门声，突如其来，只有电影里的日本鬼子和国军才会这样嚣张。我家住后院北屋，大人们心惊肉跳一时辩不清方向，不敢开灯，不敢长出气，悄悄掀起一角窗帘，天光里发现对面（前院北屋）的房顶上影影绰绰有了人，让人想起了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夜袭汉奸什么的，那时我虽已读完了大部分的革命战争小说，但第一次亲见这个场面仍是战战兢兢。接着就是嘈杂的声音涌入前院，听到了北屋老三带着哭腔的声音。20岁的老三是小学老师，老实本分胆小，连蚂蚁他都和人家说话，生怕得罪它们，想必是他给开的门，劈面就挨了几皮带吧。老三的父亲自然灾害中被调到内蒙赤峰，刚去不久就死了。姐姐农大毕业自愿去了新疆库尔勒，哥哥也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50多岁的母亲和保姆两个同龄老太太。听到了老三的哭喊声和皮带抽打什么的声音，不一会儿就消停了。事后听说是找错人了，老三白白挨了打。接着砸门的声音再起，又来了一拨儿。他们撞断门闩长驱直入，直奔南屋，有的在屋里挖地找变天帐，有的把大叔揪到院子里施行酷刑，直到没气了。按说大叔军人出身，正是壮年，身体素质好，光是拳打脚踢皮带抽，不伤及要害不至于毙命。听说他口渴难耐，乞求给一碗水喝，他们把胶皮管子直接插进他的嘴里，打开了水龙头，结果炸了肺。还听说他们用一壶开水直接灌他，大叔是烫死的。这都是街坊根据窗帘后的偷窥和隔空“监听”私下猜测的，谁能忍心去问死者家属呀？ 那一夜，左邻右舍、前院后院，整条小胡同，谁家不屏息静气，藏在窗帘后面打哆嗦呢？ 8月28日清晨，我姐经过前院倒脏水（下水道在大门口），一眼就看见南屋大叔躺在当院的破砖地上，只穿了一条大裤衩，光着上身，脸上盖了一块布。一股凉气从姐的脚心窜到头顶，她连呼吸都停顿了，还好，没把脏水桶扔了。后来，我也蹑手蹑脚地去看了，大叔脸上盖的是一幅丝织的外国领袖像（后来听说是苏共领导人马林科夫）。再晚些看到的是我的外甥女，姐姐七岁的女儿。那时南屋大叔已经被停放在大门口堆放杂物的一间小房里，小姑娘看见的是一双伸在外面的惨白的赤脚。 那天早晨，姐用了不少黑卡子把头发的卷儿统统别在脑后，29岁的她，看上去老成持重足有四十多岁。南屋大叔此生和姐最后的对话，让她记到了现在，今年我姐74岁，一说起这个，她就长叹一声说，大叔跟我说话的表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真没想到是他最后的话。大街上到处是破四旧的红卫兵，胳膊上带着红箍，腰里扎着皮带，男男女女呼啸而过。他们见长辫子就剪，见高跟鞋就剁，当街撕毁女人的布拉吉、旗袍或裙子，给街道改名、砸商店牌匾、抄家贴封条。往日背静的小胡同里，常常传出人的惨叫，那是他们在惩治黑五类。 8月里学校没了秩序，我母亲经常不许我去学校。她说：“红卫兵全是些讨吃鬼，你看看好人家的孩子谁是红卫兵？”她说的“好人家”都是“黑五类”。母亲仿佛不知道大门外面已经翻天覆地，偶尔说出的只言片语都很“反动”，我真担心隔墙有耳招来祸端。还好，那时的恐怖气氛让最爱搬弄是非的人也缩起了脖子。1966年8月28日以后，母亲不说，我也不去学校了。 奇怪的是，我的记忆定格在了那个早晨。大婶和四个孩子后来去了哪里，什么时候走的，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1968年6月，我下乡去了北大荒。有一年回来，听母亲和姐说，南屋大叔的两个儿子从内蒙兵团回来看过她们，母亲还给哥俩包了饺子。关于大叔之死，我听到了新的说法，打死大叔的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大学生，一个原因是老家有人检举，另一原因是他家埋了变天帐。检举变天帐的是他家隔壁的老太太，她看见大叔的儿子把院里的方砖搬进屋里，怀疑一准是埋了变天帐，再用新砖砌好呗！其实是他们冬天笼火，在砖地上劈柴，久而久之就把砖劈破了，换一块新的而已。前院老太太警惕性高，文革结束后错报“军情”的事时有发生，我家也曾受害。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四处打听，特别想找到大叔的孩子们，那三个男孩可以说是与我比肩成长的发小啊！一年前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这么熟悉的声音，我脱口而出也叫了他的名字。他是大叔的长子A，比我高一届，文革开始上高一。我们电话里聊了一会儿，我终于搞清在我下乡那年的早春他们全家就回了河北保定的老家。他说，我们走那天你一早就来我家了，还问怎这么快就走呀？可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了。A心气平和地告诉我他现在叫卫东，他们的姐姐为了保护三个弟弟，给他们分别改名卫东、卫国、卫民。他和老二卫国在老家仍按北京知青待遇，被批准去了内蒙兵团而不是留在农村干活。他在内蒙干得不错，是连里的会计。后来落实政策全家都回北京了，他和老二入了党，当了干部。我忍不住还是提到从前，问那天夜里来的是哪个学校的？他说是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文革后他去找过，人家说学生早都毕业走了，上哪儿去找？我知道那所学校在阜成门外白堆子，是所中专，学生标准年龄应该在17岁到19岁。 后来，我俩相约去从前的“老家”看望老三。我老远就看见了A，他站在国家大剧院旁边的便道上，也同时看到了我。40年未见，却能一眼就找到彼此少年时的样子。我们的“老家”如今和人民大会堂隔着大剧院的巨蛋遥遥相望。40多年前的这个在天子眼前的小胡同，发生过最野蛮最悲惨的事，大叔的死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走进破败的小院，前后院邻居换了几茬，只有老三还在，前院是他家的私房，文革后归还了房主。老三鬓发灰白，连长寿眉都白了，其实他还不到六十五岁。我们三人的长辈都已下世，触景生情，我们不能不想到他们。我谨慎地提到了1966年8月28日。老三说：“他们是从我们家要的开水，把壶提走了，谁能想到——嗨！”是的，谁能想到北京外国语学校的一帮畜生竟然把开水灌进大叔的嘴里。A说，他们走后落下一张纸，上面写了二十多个名字，我看了那个名单。一会儿有人又回来找，还挺横地问我们看了没？我们说没看。 1966年8月下旬的那些黑夜，全北京发生了多少血腥的暴行？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仅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这伙人要“解决”的，就有二十多人。 最近，我又去看望了A。他和老伴早早就准备了饭菜等着我。他的妻子比我俩年轻几岁，朴实、开朗、快人快语，是当年他从老家找的，跟着他去了内蒙兵团，又辗转回到了北京。 A说，别老想着过去的事了，都过去了。保重好身体，好好过晚年吧。是啊，那么可怕的记忆！大叔的惨死，对于我这个邻居的小孩，都留下了终生不愈的伤痛，何况他们？ 南屋大叔姓许，终年54岁。曾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上尉军需官。在我的记忆里，大叔没有工作，老在家呆着。A告诉我，他父亲与人合办过一所会计学校，文革前就被停了，改为幼儿园。那么，家里的日子就靠大婶看自行车的微薄收入吗？……我一直想问的许多事，决定永远不问了。 2011-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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