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莽: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 作者:林子搜集


 

 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

    ——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

作者:林莽

来源: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10ce230100x67z.html

悲逢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殉难四十周年之际,她的老战友和丈夫王晶垚先生约我写一篇实录,以资纪念。

卞氏乃北京文革罹难之首者。继其后,全国又有千千万万无辜者惨遭迫害。此实我国自古未有的空前浩劫!我作为当日的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能不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奋起秉笔直书,仅欲言予幸存世上的未亡人。

1966年6月初文革工作组进校后,某日中午下班时分,我经过校门口的会客室,看见卞仲耘、胡志涛两位副校长及其他几位校领导在里面,可能是在开完批判他们的会后,呆在那里等学生走完再走。有一印象给我很深,那就是卞仲耘校长脸上的笑容。我心想:“这时,她还能面带笑容,可见压力不大,比我这个右派强。”而工作组进校第二天就叫我去听训示:“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上午可以在图书馆工作,下午打扫大操场及全校男女厕所。……”我听了,心情是沉重的。

没想到,时间未隔多久,情况却有了变化。

工作组被撤消了,这对我关系不大,而对卞仲耘她们,则至关重要。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运动搞得不红火。浮皮蹭痒地批了批校领导,没有搞出什么结果。应按十六条办事:“……要放手发动群众,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尊重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条最高指示一下来,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便果然红红火火起来了。

那是8月5日的下午,我在实验楼底层图书室,忽然听见从窗外大操场上传来乱嘈嘈的人群声,还有一种金属的敲击声,嘈杂声中还夹杂着一种嚎叫声,越来越响。显然是人群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上来,离我们这实验楼越来越近了。小操场就在这座楼的前面。我赶快跑到窗户边,打开纱窗,把头伸出窗外。窗外的景象使你目瞪口呆,使你毛骨悚然。你简直不敢相信,这种场面是怎样精心策划出来的,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两个眼珠子的转动就特别显眼,像两点明明灭灭的鬼火,叫人看了害怕。而她的嘴唇也染黑了,当她开口出声时,可以看见雪白的牙齿,露出了一副门牙,这样的丑化她是一种卑劣的行为。更为卑劣的是还强迫她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这几句话喊完之后,又再重复,来回喊。每喊一句,就用右手握着的短棍敲一下左手上拿着的铁畚箕,发出破锣的声音。在她后面跟着的是副校长胡志涛,她的脸也被涂得漆黑。她和卞仲耘不同的地方,只是她拿的不是铁畚箕,而是一个破脸盆,敲在上面的声音要比铁畚箕响得多。她嘴里喊出来的话,内容与卞仲耘喊的差不多,只是各人报自己的姓名和职位不同罢了。再后面是副校长、教导主任、副主任,除了一个副校长和一个副主任是男的,其他三人都是女的。男副校长的喊话,多了一句:“我是走狗,应该砸烂我的狗头。”在这一行被勒令游斗的走资派两旁,都有红卫兵押着,都是女学生,大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着长枪,是木枪。一发现哪个“走资派”喊得不够响,就给他一棍,打在他们的头上,像敲在木盒上一样,发出乾裂的声响。于是,那个挨了棍敲的或受了枪杵的立即放大嗓门拼命地喊。往往喊不了两句,声音又小了,于是又打,又大喊,实际上是在嚎叫。嚎到这时分,卞仲耘的嗓门已经沙哑了。越是喉咙沙哑就越倒楣,棍子像雨点般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那个患有高血压症的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难道棍子的威力能叫一个沙哑的喉咙发出响亮的喊声来?女红卫兵也对她们狂喊着。这个喊,那个也喊,一片嘈杂,听不清喊些什么,大抵也就是命令她们喊响些吧?“走资派”实在无力遵从这种无法履行的要求,这便气坏了红卫兵,她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走资派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这种尖锐的叫唤声,连我立在楼内也听得刺耳,令人寒心。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那一倒下,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你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居然自称“老子”了。我以为既然倒下,吓唬吓唬这个女书记就算了,没想到红卫兵,而且是女的会这么狠!她们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开的,只有任其踢。红卫兵大概是踢累了,才收住脚。

虽然不踢了,她们还要创造性地喊出这样的口号:“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便出现这样一个场面,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那气势真够雄伟。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好像识破天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的不就是这种精神吗?这一场游斗的全部过程,都是杰出的、精心的首创制作,这不是首创是什么?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到这样的记载。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才可称得上是最深刻的体会。四十年过去,从来我都以为是红卫兵过火;四十年过后的今天,历史的久经琢磨,终于让我认识到是谁教导红卫兵这样做。

这时,她们坐下来休息了,打人打累了,骂人骂渴了。有人买来整整一纸箱冰棍。不知她们在高谈阔论些什么,也听不清。而她们嘻嘻哈哈,而这笑声使我觉得她们已经不是女孩子。看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像个女孩子吗?一道最高指示一下来,她们就变成了这样。打人、踢人,还要美其名曰,这是闹文化大革命。

校领导人饱受皮肉之苦后,红卫兵又命令他们劳动改造。小操场左侧,有一小堆砖,砖旁边有一小堆沙。这叫什么劳动改造?只是让他们把砖和沙搬的搬,抱的抱,移到右侧去,移完了,又让他们再移到左边来。这样来回地搬着,这不是拿人来折腾吗?躺在地上的卞仲耘,也慢慢爬了起来跟着搬。她哪迈得开步子?只是一踮一踮地蹭着走。

我也不敢久躲在窗后看,想起我打扫厕所的任务,便赶快离开实验楼。刚打扫完一个女厕所,从里面走出来就碰见一个女红卫兵,她对我厉声说:“跟我走!”我跟在她后面,心中忐忑,不知要我跟她去干什么?一直走到女生宿舍,进了东边侧门,刚进门,却看见盥洗室外北墙边,站着卞仲耘。她可能是支撑不住自己,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壁。这时,我看她的白色短袖衬衫上有血迹,后来,才从传闻中听说,原来打她们的棍子头端是钉着铁钉的。

红卫兵命令我:“拿把笤帚来,交给她。”我便明白,是要她打扫女厕所。当我从门背后拿出一把笤帚交给她,她也试图来接,还没来得及接住,手一离开墙壁,就晕倒在地上了。双目紧闭,不住地呻吟。女红卫兵对她大声吼:“你又装死!起来!”她起不来了!

另一个女卫兵从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实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离开。

没过多久,那个女红卫兵来到图书室,又来叫我跟她走。这次却是跟她走到女生宿舍正门。刚进正门,却看见卞仲耘仰身躺在正门台阶上。红卫兵勒令我和先到那儿的校工老白,一同把卞仲耘抬上她身旁的手推平板车。我刚抬起她的双脚,围观的女红卫兵们朝着我哈哈大笑起来。我立即意识到:这不是嘲笑一个活着的右派,抬一个将死的走资派吗?我受不了这样的嘲弄,我也不忍目睹卞仲耘临死之前的惨状。她的两个眼珠向上翻滚,口吐白沫,浑身湿透,抽搐不止。“老卞呀!我真不忍看到你这样的悲惨的结局!”于是,我愤然放下她的双脚,大声说:“我决不抬!”即转身走开。红卫兵追上我,骂了一句:“妈的!”用穿着军靴的脚踢了我一下。

反思当日,假如红卫兵不准我离开,而我又坚决拒绝抬尸,那我就会倒于乱棍之下,多死一个,这是完全可能的。师大女附中是一所特殊的女子学校,可以说是皇家女子学校,因而女红卫兵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她们打死一个卞仲耘,不过是小试牛刀,体现一下不怕出乱子的胆识,做出首例,从而起到推广全国各省、各县的作用。全国打死的人无数,上至元帅、将军,下至平民百姓,一概都打,毫不在乎。多死一个,少死一个,又何足道哉!

作者简介:

林莽,江西人,现年90岁。早年在方志敏、范学陶领导下参加革命。40年代后期的著名作家,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主讲苏联文学。1952年因与胡风相识,坐牢一年。后降职到北京师大女附中任语文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被剥夺了创作自由。文革后出版了长篇小说《轻生一剑知》(作家出版社)、《长夜三部曲――爱情、痛苦、死亡》和《玉兰表婶》(后两书均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玉兰表婶》已由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现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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