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自治：末世大潮下的各阶层

作者：李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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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自治：商人群体怎么做

自庚子年始，国人就用自治的手段，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起初是不得已，朝廷流离失所，连皇帝都成了丧家犬，他们依靠谁？

后来，他们发现，没有朝廷，他们同样可以自治，而且更加便利。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拳乱之后，天津商人联合起来，以自治，克服了天津金融危机。天津八大家，其中杨家、石家、卞家、李家、王家组成天津志成银行，发行可全兑换的纸币，以缓解货币短缺，给商人提供贷款。

此前，袁世凯曾就此问题，向朝廷请求救济，但空无所得；向外国银行贷款，列强又提出乘人之危的要求。袁只好转而求助于天津这些富家大族。乘此机会，他们提出解散商部下属商务局，代之以商人自治的商务公所。后来，他们又突破官府层层封锁，启用铁路运输，向北京供盐。

不久，天津商会就成立了，40个行业的71名代表出席大会，其中12名进入董事会。他们主要来自天津久负盛名的行业：盐业、粮业、丝绸业和钱庄。商人自由入会，商会的日常管理分为文牍、会计、庶务、评议、考察五处，每一处设一名专职坐办，那一付自治的派头，可谓有模有样。

商会的权利范围：裁定商业争端及诉讼；促进和保护商人利益；除总理、协理外，商会有权任命坐办；商会提供与外商谈判的业务代理和翻译等服务。对此袁世凯颇有异议，他担心商会尾大不掉，久而久之，反而凌驾于政府之上，眼下，商家自选的12位大会董事，就令他心有余悸。

然而，商部尚书载振却以为袁氏多虑，反而给予了支持。他虽为袁氏政治盟友，但在商部立场，他倒希望各地商会，能尽量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力。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缝隙里，商会才能成长起来。由于商会组织机构为民主设置，稍不经意，它便与政府的要求相背离。

当上海商务总会请求天津商务总会协助发动一场全民性质的联合抵制美货运动，以抗议美国提出扩大和修订1882年的《华工禁约》时，天津商界反应强烈，商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加入抵制阵线，并规定凡有卖美货者，罚款五万元，商会总理王贤宾声称，这是一种争取平等的最佳方式。

但袁氏明确表示反对，他采取了与朝廷一致的立场，不光是害怕得罪美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任何允许民众参与政治的心理准备。袁勒令商会领袖停止行动，但刚刚意识到自我力量的商人们毫不畏缩，商会也没有在政府圈定的范围内止步，而是继续请愿，直到抵制美货运动结束。

在这一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商人的表现，远不如他们在处理经济危机时那样机智与成熟，但作为以政治运动方式来反映经济利益要求的一种尝试，他们已走到了政治近代化的边缘。

袁氏对这股力量又爱又怕，但更多是利用，有人说，袁氏怕光绪帝复出跟他算账，就鼓吹君主立宪，想扩大权力，就鼓吹地方自治。除了编撰《立宪纲要》做理论和舆论准备，他还通过商会，推动清廷立宪和天津自治。预备立宪前，他就建立了市政议会，请商绅议政。他还利用盐商税款和捐赠，建立了天津府自治局和自治研究所，该所不仅为学术机构，还用来训导省内商绅，培训自治人才。

不久，便出台了天津自治临时章程。章程规定，居民凡年满24岁者，只要不靠救济为生，能写自己名字、年龄、住址和职业，都有资格参选。但候选人资格，有一定的学历、功名、资产等规定，必须是受过教育有小学文化以上者，致仕官员或有功名身份者，生员及经过地方官鉴定有著作者，或为殷富之家，财产在2000元以上或经营价值在5000元以上者，担任地方公益职务的绅士等。

接着，就成立了“自治期成研究会”，以起草自治章程。这些活动，严修也参与了，他在天津与人合办《醒俗画报》，后来又办《醒俗报》，就是为了配合这些活动作宣传。可袁氏过于心急，竟下令一个月内建立地方议会和董事会，这就难免令人起疑。开了19次会议，天津县自治机构通过一份仿效日本两院制章程，要求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除知县兼任董事会议长，代表均由选举产生。

严修以为，天津自治运动已有明显效验，应迅速推广，勿议之不休。

清廷遂拟于天津进行司法独立的实验，但遭到多方攻击。严修力排众议说：司法独立之说，颇遭攻击，不去实行，哪能拿出标准来说服人。天津地方自治选举终于有了结果，许多被选的代表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商人。在首届天津县议事会30名代表中，“李善人家”的李士铭被选为议长。其时，立宪与革命各行其是，实际上，形成了近代化合力。革命固然可歌可泣，而自治却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天津各自治机关开始工作了。天津周围农村发生洪涝灾害，商会积极组织救灾，自治派头十足，他们天真地认为，作为民选代表，他们有权代表天津人民。知县也让出了管理日常事务的部分权力，如土地使用、城市污水管道及处理、粪船和粪厂的管理、以及永佃权的界定等，但这些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他们原以为地方官与自治团体是一种师生关系，他们以官为师，但老师已经恼怒了。

袁氏控制的北洋造币厂，生产出6.82亿枚铜元进入流通市场，加上外省和外国流入的铜元，使货币供应量迅速增长，导致了通货膨胀。在这次通货膨胀中，盐商受到的冲击最大。

周学熙作为北洋造币厂的总办，没有接受盐商请愿。作为商会头目，王贤宾挺身而出。他向袁世凯的继任者杨士骧提出解决办法。几经周折，在盐商们意识到他们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时，王贤宾再次提出建立真正的银本位制的货币处理办法。这一次，他的办法被采纳，商人自保的同时，也稳定了蒸蒸日上的天津近代化城市经济。王贤宾也因为擅长处理货币问题而被任命为度支部币制顾问。

议会还通过地方抚赈局通知天津工艺局，要根据章程对这个机构的腐败和经营无方的控告展开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地方税金的使用问题。如此锋芒毕露，使自治机构自身陷入困境。

天津议会曾奢望本地征收的土地税或其它捐纳，能自主的用于地方自治，但地方官不予理睬，因为地方政府已挪用了全部财政收入，不给自治机关一分一文，自治一开始就难以生存。

议会只好威胁要将此问题呈交北京督察院解决。可清廷出尔反尔，下诏禁各省商绅、士绅干预政事，命订政治结社条规，又下诏禁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联名纠众立会、演说、发电等。据当时《申报》载，苏省绅士致外务部、袁世凯电：苏省商民因苏杭甬路借款事，惶急走告，人人以为东南大局，将尽入英人范围，不胜激愤，而引起全国性学潮及自办路矿运动。

反对立宪者立即以宪政为靶子，认为宪政导致动乱。而主张宪政者则反驳说，立宪各国并非如此，而是由于有学务之责者宽纵所致。严修主持学部，压力甚大，但他坦然，只管办学，学校越办越多，学潮越来越猛，兴学带来了学潮。严修的态度影响到南开中学，使南开成了学潮发源地。

学潮之于近代史，已成常识，而对成了学潮“第一推动者”的严修，历史教科书里只字未提。还是外国人识货，那时李提摩太、高葆真在上海主持广学会，正编辑世界名人图册。他们致函严修，告知已将其纳入世界名人谱中。严修复函，自谓滥竽，厕身于伟人谱里，聊以充数而已。

那时的宪政，成绩卓著者，在中央有二部，一为袁氏主持之外务部，另一为严修主理之学部；在地方，则有直隶和两江。尤其直隶地区，宪政编查馆奏陈《筹备宪政事宜》称：筹办城乡镇地方自治，以直隶成绩最著；筹办省城商埠审判厅及厅、州、县巡警，亦以直隶为最早。宪政之中心地，原来，北为直隶之天津，南为两江之上海。袁被开缺后，天津群龙无首，宪政重心南移，上海遂领风骚。

端方，时督两江，与袁氏一南一北相呼应，鼓吹立宪，推动自治。袁被开缺后，朝廷命端方督直，还没有上任，就被人参了十大罪状，半路上杀出个反袁的陈夔龙来，夺了直隶总督。

可直隶地区立宪风气已开，自治运动基础仍在。以天津县议会为例，其工作就不受官僚人事变动的影响，他们曾就一张日印天津地图将中国土地划入日租界向日本领事抗议，他们还着手调查津浦铁路贪污及在天津站选址时进行的土地投机等事件，对于天津县捐务科的账目，他们列出了详细的查账清单，包括9万吊铜钱的牙纪帖费，知县每年从脚行征收来的2.2万吊铜钱陋规和滥征等。

2、国会请愿：官绅阶层的努力

随着地方自治运动的进展，国会请愿运动也开始兴起来了。

先是杨度上书都察院，请开议院，继而湖南绅民代表、部分京官或上书都察院，或专折上奏，力陈召开国会。那时，袁还在朝，以袁氏与杨的关系，有可能袁还是主谋。

接下来，张謇亦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通电各省，号召全国，约各方代表至京城请愿，要朝廷“以两年为期，决开国会”，加上部分督抚和驻外使节也奏请“请速定年限”召开国会，迫使清廷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并称“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此次请愿，取得了重要成果。

按照《筹备事宜清单》，预备立宪期限定为九年，并开列九年安排如下：

第一年（1908年）筹办谘议局、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国民普及教育、编订重要法典等；第二年（1909年）举行谘议局选举、颁布资政院章程、人口调查、设立各级审判厅等；第三年（1910年）资政院开院、筹办厅州县地方自治、颁布文官考试制度等；第四年（1911年）续办各级地方自治、颁布地方税章程等；第五年（1912年）各级地方自治初具规模，回报各省人口总数，颁布户籍法；第六年（1913年）颁布新定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等法典，城镇乡地方自治一律成立；第七年（1914年）试办全国决算，试办新定内外官制，厅州县地方自治一律成立；第八年（1915年）确定皇室经费，变通旗制，一律办定，化除畛域；第九年（1916年）宣布宪法，宣布皇室大典，颁布议院法，颁布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举行上下议院议员选举，确定预算决算，新定内外官制一律实行，人民识字义者，须得二十分之一。

原单开列更多，此为简略。乍一看，如此安排，还算是负责任，可问题在于，它没有抓住关键。关键是什么呢？是新政府究竟如何产生，是旧朝廷向新政府交权，还是使旧朝廷向新政权转变？如果是向新政府交权，那就要速开国会，以国会立新政府，开国筹备事宜由新政府去办。如为旧朝廷向新政府权转变，那么九年太短，而且新旧交替，方生方死，新政权的飞蛾，很难飞出旧朝廷的老茧子。

最关键的是，筹备事宜里没有提到军队国家化，朝廷没提，请开国会者也没提，都知道是马上得天下，都知道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谁也不提这一点。也许皇族天然就以为掌握军队是他们的特权，而真正拥有军队且积极推进立宪运动的袁世凯也不想交出他的命根——军权。他们谁也不想把军队变成国民军，可没有国民军，哪来国民政权？如果民国还有私家军、党派军存在，国家怎能不乱？可惜那时似乎没人去想这样的问题，举国上下忙着开会、请愿，真是运动啦！

这场运动，由各省咨议局发动，而咨议局，则由两广总督岑春煊最早提出。自清廷预备立宪，未及一年，岑就要求“速设资政院以立上议院之基础，并以都察院代国会，以各省咨议局代议院”。岑以“省城咨议局即各省之总议院也”，设在省城，“选各府州县绅商明达治理者入之，候补各官及虽非本省官绅，而实优于政治熟于本省情形者亦入之，皆由督抚会集官绅选定，以总督充议长，次官以下充副议长，凡省会实缺各官皆入咨议局。”如同总督咨询和官员候补机构。

一年后，清廷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与岑提议有异，赋予了咨议局某些权力，如议决地方兴革，监督地方财政，已近似于立宪国的地方议会。中央之于地方，权力欲其分也，能名正言顺的分权，何乐而不为？不过，要是立宪立到中央头上，那得另当别论。《各省咨议局章程》颁布后，清廷要求各督抚迅速举办，切实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内办齐。

除新疆外，各省咨议局都及时成立起来，召开了成立会议。随即，应张謇之邀，派员抵沪，商议请愿国会一事，并公推直隶代表孙洪伊等进京请愿。孙亦津沽盐商，为严修友，曾任袁氏幕僚。北上前夕，有人声言“不请则已，请必要其成，不得请，当负斧锨死阙下”，而张謇则告以“秩然秉礼，输诚而请”，曰：“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孙等进京，向督察院递请愿书：期以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则天下幸甚！请愿书上，签名者，听说有三十万人，载沣心惊：人民请愿如此之多，倘再不准，未免大失民心！可上谕下来，还是：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不得再行续请。于是，如张謇所言，第三次请愿。

二次请愿，虽未达成开国会的目的，但三十万人签名，却不可小视，不得已，清廷开了资政院作为过渡，或称“临时国会”。1910年9月，该院成立，议员由钦选和民选，钦选议员，由朝廷指派，民选议员，由各省谘议局选出，“以立议院基础”，所以，孙洪伊等人第三次请愿，就不再往都察院跑，而跑到资政院去了，都察院是皇帝的监察机构，资政院是国家的立法机构，这是两条路，跑都察院是通往王权之路，跑资政院是通往立宪之路，他们终于跑在了通往立宪之路上——欲以立宪定国权。

3、资政院：被人遗忘的议员们

过渡时期的资政院，是“临时国会”，可以用它来代行国会权力。

资政院里的那些议员们，可不是过渡性人物，他们以国会缔造者自居。

资政院通过请速开国会奏稿，由院总裁溥沦上奏朝廷，清廷俯允所请，下诏，提前于1913年开设议院。先行组织内阁，编订宪法，并称此次缩定年限，不能再议更张，违者按法惩办。命民政部及各省督抚立即将国会请愿代表解散并遣送回籍。对此，有议员说：本来，议案表决后，皇上裁可“不过是名义上之裁可”，然而，“今本院具奏案主张明年速开，而王大臣议定要宣统五年，则这议案效力全失，所谓资政院‘立议院基础’、‘养议院精神’者何在？”这一问，就问在了湖南发行公债事件上。

湖南发行公债，巡抚杨文鼎不交谘议局议决，有议员指出，此系侵夺谘议局权限，应令其将原案交谘议局议决，并量予处分。而当日军机大臣却副署曰：奉旨允准，着仍遵前旨办理。

谕旨一出，即有议员批评军机大臣，“以命令变更法律”，而“立宪国精神全在法律，督抚违背法律而不予处分，则资政院可以不必设，谘议局亦可以不必办，宪亦可以不立！”又以云南盐斤加价案，责总督未交谘议局议决，当止。可仍奉旨，命交盐政大臣察核。本来，准与不准当由皇帝裁决，岂能委诸行政衙门？如此轻蔑资政院，说明朝廷一直以其为议政机构，而不肯承认它的权力，故军机大臣动辄“侵资政院的权，违资政院的法”，“要把资政院推倒了”。

为此，他们弹劾军机大臣，“既不负责任，还要军机大臣做甚么用？”“此次弹劾案，如军机大臣自己见得不是，就应自己辞职；若以资政院为不是，就应奏请解散资政院，断无调和之理。”可载沣以“朝廷自有权衡“，要议员们闭嘴——“所请著毋庸议”。议员们偏要“议”，有人说：原来军机大臣署名，我们还可以说话，这回是皇上发话了，“我们就没有说话的地方了”，以后议决的一切议案“一概都归无效了”，“不但资政院绝无用处，就是以后的国会都可以不要了”。

他们指出，立宪，本来是要议院与政府相对，现在弄成议院与君主相对了，这样搞下去，要么还是专制，什么资政院，什么国会，什么立宪，都可不要，要么就是人民没有法子，只好暴动了。“所以我们要想个法子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上奏弹劾军机大臣”，如不准，就请解散资政院。

还有人说：军机大臣平日将“君主大权”四字附会欺哄皇上，遇事便抬出“君主大权”，使旁人一句话也不能说，看这两道朱谕，愈见军机大臣欺君误国之罪。又说：军机大臣一经责难，便以辞职要挟皇上，对于下，则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一般议员谁敢与皇上相对？将来必至无事敢议，无口可开，势必由立宪复返于专制，宪政前途非常危险，所以，这一次要把立宪的要素说清楚，朝廷如以为是，则是真立宪，如以为非，则是假立宪，不但资政院没有什么用处，就是国会也可以不用开设了。

敢于如此公开的同王权争夺国权，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很显然，这些议员们，不是在为自己争权利，而是在为国民争权利，不是在为自身谋官职，而是在为中国立国权。

读史至此，我们感慨万千！这些议员们，哪一本历史教科书里提到过他们的名字？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居然被淹没在滚滚而来的革命洪流里。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易宗夔、吴赐龄、邵义、汪龙光、于邦华、罗杰、陈树楷、李素、黎尚雯、籍忠寅、孟昭常、雷奋、刘春霖……

其中罗杰、易宗夔、雷奋，时称资政院“三杰”，刘春霖为末代状元，更是民选议员，我们来听听他怎样发言：自古有直言敢谏之人，实在是国家之福，对于朱谕如果不能说话，惟有全体辞职。此次再奏，将军机大臣据实弹劾，就请监国摄政王收回成命亦无不可，否则全体辞职亦无不可。

4、四次请愿无效：学生罢课、市民声援

身为天津商会会长，王贤宾向参与资政院竞选的议员作了一次演讲。他说，中国的资政院与日本的上院一样，正在推动中国向君主立宪制转变，并担负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使命。

他强调商人有义务为国分忧，以偿还甲午和庚子赔款，为此他发起筹还国债会。同时表示，如朝廷能答应公众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他将全力以赴协调全国的募捐活动。在他鼓舞下，议员们群情昂扬，宣称不经议会审核、监督，人民不应当为政府承担外债，在召开国会前不应产生新债务。

天津商人、学生开始剪去辫子，向资政院递说帖，并请赦戊戌党人。资政院请谕剪发易服，谕下，命毋庸议。资政院再以有名无实弹劾军机大臣，又谕，毋庸再议。于是，奉天请愿代表十余人赴京，发动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被押解出京。消息传到天津，南开中学学生愤而罢课，市民声援。三千多名学生游行，王贤宾等自治运动的先驱们都加入了游行队伍前往总督衙门，向总督陈夔龙递交公众请愿书，请陈代为转呈。陈傻了眼，这才发现教育救国，却不一定能救清王朝。

《同舟共进》2011年10期

 

 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和投名状

作者：李冬君

来源：作者博客

1、小人物炒股

历史的契机，往往从一些偶然的事件里发生，辛亥革命的标志，当然是武昌起义，而真正的导火索，则隐于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的某些偶然事件中，例如，某某人炒股……

谁能想到炒股与革命相关联？真正引发革命的，并非那些多么崇高的理由，而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欲念，且非众望所归的大人物的欲念，而是某个不为人知的小人身上发生的欲念。

上海滩上那一场金融危机，检验了多少小人物的欲念？其中一位就成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线。金融危机第一波倒下的三家钱庄正元、兆康和谦余，它们背后都有同一个人的身影。

此人，便是从川汉铁路公司来上海的施典章，就这么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竟然成了橡胶股票最大炒家陈逸卿的靠山。他在正元存款50万两，在兆康38万两，在谦余25.5万两，合计113.5万两，另有一笔95万两的巨款，也通过陈逸卿任买办的利华银行放款，这些钱，本是路款，来上海生息，被陈逸卿用来炒股了。出于安全考虑，公司原有规定，每一钱庄只能存放15万两，而他却把200多万两都放给陈一人了，居然占到陈系庄票总额的三分之一，俨然成为陈系的后台老板，显然已违规。

可将在外，且自在，一念起时，小人物亦自有大将军气概：喝令三山五岳让路，我来了！股票如此美好，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一日涨，二日涨，三日涨……欲与天公试比高！天高云淡我不淡，不到长城非好汉，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股龙？曾左李辈俱往矣，数风流人物，我来了！

白银狂舞，我心飞翔！那是什么感觉？吸毒的感觉，白日梦的感觉。麦边呢？他家的股票还在涨吗？雨后春笋，芝麻开花，岂足以言之？莫道我行早，风景这边独好，让股票飞吧！

你说什么？麦边不见了！跑了？那陈逸卿呢？被捕了！股市呢？崩盘了！

2、上海崩盘了

1910年7月，上海发生因橡胶股票投机引起钱庄倒闭风潮。

一日之内，同时倒闭正元、兆康、谦余三大钱庄，市面危机。

嗣后有森源、元丰、会大、晋大、协达等数家钱庄相继倒闭，其它受牵累而倒闭的小钱庄不计其数。为什么一只股票竟然引发了金融危机？因上海多家外资银行如麦加利、汇丰、花旗等，均主动承接橡胶股票押款，使股票价格节节上涨。一时上海许多钱庄、商人及市民涌购该股。

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橡胶股灾爆发前，华商在上海投入的资金约2600万至3000万两，在伦敦投入的资金约1400万两，上海市面上的流动资金，都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直到股价超过了发行价二十多倍，上海滩人人都为该股而疯狂。操纵者乘机全部脱手，便回国溜之大吉了，从此杳无音讯。在沪各外商银行立即停止受押橡胶股票，追索放款！

骗局大白，股价跳水，股票变为废纸！清廷命上海海关道维持市面。

为归还正元、谦余、兆康三家倒闭钱庄的欠款，上海海关道蔡乃煌出面，与九家外资银行订立《上海道三百五十万两借款合同》，由上海道担保借贷，以年息四厘，分六年偿还。与此同时，他还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帮助它们稳定市面。

其实，源、义二庄，也被卷入股灾，源丰润属下德源钱庄损失约200万两，义善源属下源利钱庄损失也不小，但凭借自身实力和蔡乃煌的援助，挺过了金融冲击波第一回合。

只要两巨头不倒，上海市面就能维持，而巨头之一的源丰润，就是严家的钱庄，由严修的叔叔严信厚创办，在全国设有十七家分号。严信厚曾经做过胡雪岩的帮手，胡雪岩把他推荐给了李鸿章，跟着李鸿章征捻子、办洋务，以此为背景，先在天津行盐，后来又到上海去开钱庄。

胡雪岩之后，称得上民间金融巨头，数来数去，也就算严信厚了，虽无胡雪岩当年那一番风光，却能安全运转到接班人的手上，应该说，他还有比胡雪岩强的地方，如他向胡雪岩那样及身而败，宁波人焉能以他为榜样，形成“宁波帮”？可此次金融风暴来时，他已去世四年了。

胡的教训，在他儿子那一辈，已被遗忘。他一生谨慎，谨防重蹈胡的覆辙，没想到覆辙还是让儿子碰上。此次灾难与胡那次有些相像，虽然缘起不同，主客位移，但方式相似。

我们看胡雪岩囤丝，推动丝价在上海猛涨，可伦敦丝价一跌，上海就跟着跌了。此次橡胶股灾，也是上海狂涨，狂得不能再狂时，伦敦一跌，上海就崩盘了。清廷只知道上海是它的命根子，却不知这命根子被看不见的手牵着，跟伦敦拴在一起。而官场对股灾的反应，却被另一只手操纵。

本来，蔡乃煌已稳定上海市面，可两个月后，要偿还庚子赔款，按例，上海应承担190万两，蔡以官银救市，拿去救源丰润和义善源了，便请求由大清银行拨付200万两，先垫上。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与蔡有隙，就让他的学生江苏巡抚程德全来参劾，说蔡以救市为由，“恫吓朝廷”。

蔡后台，本为袁氏，然袁已下野，而他本人又树敌过多，加以上海道这块肥肉，有多少人垂涎三尺，欲取而代之？故清廷立即将他革职，并限令他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全部结清。蔡经手款项，为625万两，六成在源丰润系，四成在义善源系，故蔡致电军机处，求以宽限时日，再次申明切勿从源丰润等钱庄急提“沪关库款”。军机处仍以为恫吓，除严加申斥外，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

蔡无奈，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外国银行也突然宣布拒收二十一家上海钱庄的庄票。源丰润无法周转，宣告清产，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设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十七处分号，也都同时告歇。源丰润倒台，使金融危机开始向全国蔓延。

3、金融危机与官场政治

而此时，长芦盐业也遭致命一击。有人提出，外国银行通过给盐商贷款攫取盐业专卖权。这一说法引起朝廷重视，因而关注盐商贷款问题。盐税是朝廷主要财政收入之一，财政对于长卢盐商的利用和依赖，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此次外资搅翻了上海，又来搅动直隶？要查到底！

朝廷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名义，暗伏下政治杀机，一刀杀向袁氏和地方自治。如果上海道蔡乃煌不是袁氏门下人，朝廷也许就不会官场大于市场，不惜用政治去搞垮经济。如果长芦盐业不是天津自治运动的基础，而长芦盐商与袁氏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也许朝廷的态度会是另一个样子。

朝廷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顺着官场逻辑，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引向袁氏。

施典章这个小人物终于醒来，一念之差，亏了路款三百万，他知道，这一回公司铁定要垮了，铁路修不成了，自己是再也回不去了，此生很可能要入狱，他能想到的后果，也就这些了。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朝廷会以此为借口，将铁路收归国有，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由此引起四川保路运动。他更想不到，对于川人自发的保路运动，朝廷居然会罔顾民心派军队去镇压。

载沣摄政，袁氏被开缺，原以为，载沣是为光绪帝报仇，现在看来，没那么简单，戊戌恩仇，从一开始，就是利害与政见交错的。以利害言之，袁氏追随慈禧，以政见言之，则倾向皇帝。庚子事变，袁氏与皇帝一致，清末立宪，虽由慈禧主持，却是皇帝所主张的。帝后之争，在权力上，慈禧是赢家，而政治上，则是皇帝赢了。慈禧可以用权力折磨皇帝，可她同时也得忍受真理的折磨，因为她不得不向皇帝的思想低头，不得不回到皇帝的正确路线上来，人再无耻，也不至于无耻的连一点自尊心都没有。皇帝痛苦，是说得出的痛苦，那是壮志未酬的痛苦，是受尽折磨的痛苦，而慈禧难受，是说不出的难受。

她也许这样问过自己，为什么大家都服从我的权力，却赞同皇帝的主张呢？张之洞、袁世凯不都是从我手里提拔起来的？为什么最后都跟皇帝走了呢？他们那么热衷于立宪，说得我也跟他们走，走在那条通往立宪之路上，死到临头我才发现，再这么走下去，我这一辈子岂不就输了？我是多么要强的女人，岂能输给皇帝那小子？所以我说啊，毕竟不当立宪！这话是我对自己说的，不是对朝廷说的。

立宪救国还是亡国？张之洞教慈禧的，是立宪救国。孔祥吉从清人钞本《时务汇录》中，发现了一篇《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奏对时，慈禧说：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法了。问张有什么办法。张说：只须速行立宪。慈禧说，她也同意立宪，已经在预备了，可张之洞不以为然，说：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因此，认为立宪亡国的人，就把张之洞当了祸首。

慈禧临终前究竟说了什么？恽毓鼎《澄斋日记》云：“闻中官言，孝钦显皇后大渐时，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是则侈言维新之足以亡国，圣母盖悟为深悔之矣。”本来清末立宪，已回到皇帝改制路线，可她临终一悔，又将立宪全盘推翻，这就导致后来一连串事件的发生——皇帝之死、袁氏开缺、张之洞请假，还有皇族内阁，这一切，都跟慈禧反悔有关。古人有“一言丧邦”说，从历史上看，秦桧“莫须有”算一句，还有，就是慈禧说的“不当立宪”。

可地方上已有了咨议局，中央有了资政院，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了议员，朝廷即使不想立宪，也不能说不立宪。此次挥兵入川，本想试一试新朝的权威，那时，载沣正搞集权，有这么一次用兵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其欲以本次用兵，振兴朝廷。这天大的事，竟然把资政院搁一边，没有资政院的决议，朝廷就擅自派兵镇压，试以非法用兵抓军权，破了立宪的底线，可谁也没料想军队会哗变。

4、两种“投名状”

入川新军，听说武昌起义爆发，于途中突然兵变。

领军人物是端方，此人本与袁氏一党，曾出洋考察宪政，归来撰成《欧美政治要义》，与袁氏共襄宪政，促成清末预备立宪。袁氏被黜，朝廷将端方调离两江，改任直隶。

刚好慈禧出殡，端方让人拍照，被人说了几句闲话，就将他免了。

说闲话的人是冒广生，冒问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端方大不敬，你为御前大臣，敢弹劾吗？李国杰气盛，不经一激，当下就说，为何不敢！遂以冒广生草奏，由李国杰参劾。

奏折一上，即交部严议，三天以后，就革了端方职务，换了直隶总督。

几个毛头小子，说了几句闲话，就惹了这么大的祸，往深了一想，还是慈禧老太太厉害，说了“不当立宪”，你们还要立宪，袁氏已被开缺，你端方小子还不知检点？挂起来再说。

郑孝胥说“袁氏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可袁氏能隐忍，而端方闲居，却忍不住，又去谋得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或以为肥缺，实则凶险，此去如飞蛾扑火，而不自知也。端方闲居京城，当不致死，革命以后，或可大用。可他偏要背离初衷，受命于违宪政府，去做那违宪的事，此为不识天时；再以孤身入险地，进退失据，而起兵变，便是不知地利；更以小利治军，以小恩带兵，不问民心，来与民争利，不知肥缺乃是火山口，更可谓不通人和矣。

作为立宪党人，他忘了宪政的根本。此次南下抓铁路，是为朝廷火中取栗，而带兵镇压保路人，就更是刀下夺金，既未听取咨议局意见，也不与资政院协商，没有什么合法性可讲。

立宪是“天理”他不“存”，肥缺是“人欲”他偏要抓，结果被革命“灭”了。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资州端方军营，军心动摇。端方以为，此乃旧部，不足为虑，而不知该部已为革命党人掏空，平时人缘好，到了革命关头上都变了，因为革命需要他那一颗人头。

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一类的政治冲动，战胜了人们一日三餐般的友谊和情感，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些平日里那么拥戴他的官兵会有如此可怕的另一面，对这一面，他没有设防，而革命把这一面调动出来了，看看吧，人的这一面有多么残忍！哗变士兵乱刀砍死他兄弟俩，割下首级，装入浸满煤油的盒子呈送武昌。可惜了那端方，有学而不知大势，有术而无应变将略，结果被人做了革命“投名状”。

他路过河南，曾去看望袁氏，当与袁氏有一番商议，不料一别，竟成永诀。

朝廷无人，亦无军，北洋新军惟袁氏马首是瞻，惟袁氏之命是从，朝廷不得已，只好再次起用袁氏。上谕袁氏迅速来京，推行君主立宪，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可事过境迁，现在连立宪党人也对皇族立宪这条破船嗤之以鼻了。当时最大的政治，莫过于清廷退位，此乃天下共识。

有人劝袁氏取清而代之，但袁审时度势，以为有五不可：其一，袁氏本人不肯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其二，旧臣尚多，其势仍在；其三，北洋军将领无此思想准备；其四，清廷禅让，袁氏只能得半壁江山，而长江以南则难以问津；其五，南方民意尚不清楚，需以议和投石问路。故袁氏策略及步骤，先维持清室，次行君主立宪，再论民主共和，以民主共和逼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

汪精卫晤袁氏，袁谓：国民会议，我极赞成，惟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仍系主君主立宪，万一议决后，仍系君主多数，君当如何？汪答：议决后我必服从多数；惟以我观察时论这趋向，必系民主多数。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袁谓：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

一番交易后，议定，如袁氏能逼退清朝，革命党人即以袁氏为共和国大总统。可怜端方，被人拿来做了革命投名状，而袁氏则拿了清朝来做共和国总统投名状，这天理人欲该怎么讲？

《同舟共进》2011年8期

 

 汉语里的“宪”字梦想

作者：李冬君

来源：作者博客

张之洞1906年以军机大臣的身份兼任学部大臣，某日在学部阅读公文，不时有新名词蹦出来，张公颇觉不快，喉咙如哏。于是，但遇新名词即批：“新名词，不可用”。公牍传到某一部属手上，见领导批示有机可乘，便也写了一张纸条，曰：“新名词亦新名词，不可用”，加入公牍内页，一笑而忘。公文旅行一圈又回到张公手里，见纸条不悦，终日不语，遍翻古书，欲以回击，却没有找到先贤的只语片言，于是缓颜道歉。

语言是文明的窗口，在东西两大文明对接时，汉字成为东南亚与西方“楚河汉界”率先过河的小卒子。因此，在中国近代化，表现最热烈的是汉字里的“新名词大爆炸”。不知张文襄公遇到了何等新名词，让这位洋务鸿儒，开明绅士一时被轰昏了头。想想，在一个常识还有点儿威严的世道，公牍里应该不至于出现“我是打酱油”之类的冷幽默。

不过，如果按照“新名词亦新名词”的逻辑反向推理的话，那么结论也可以是“新名词亦非新名词”，因为西来的新名词一定要借助古汉语这一载体，才能传播到中国，新名词再新，也得借助古老的汉字来表达它的新意。这属于翻译常识，不应该成为那些主张西方文化东源说的人的说辞。把西洋红酒倒进青花瓷瓶里，也许酒醒来的味道有点儿异样，但仍不失为红酒。一个用字母逻辑思想出来的概念在方块字里找到一个合适的解释体。

旧瓶装新酒，是一种怀旧式的进步，保守主义在苦涩的美感中秉持的是高贵而温情的原则。怕的是新瓶装老酒，西装革履里面裹着王权专制的躯干，干着偷梁换柱的勾当。当然，这种勾当已经超出了翻译或者制造新名词的范畴了，不过，这种技术包装却证明了新名词的影响几为普世共识。

其实，新名词是指它所传达的观念或内容是新的，新到打破了中国人传统政治价值观念的平衡。森严如中央集权君臣等级制，就在平等如“三权分立”的新观念面前失衡了。“三权分立”是西方政治文明的产物，被认为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较为符合人性的政治结构。梁启超先生从日语汉字移植到中国时翻译为“三权鼎立”，一字之差，“鼎”字内涵更为丰满，有稳定、制约以及垂拱之义。当然梁先生要“垂拱”的也是一个字“宪”，垂拱宪字，立宪也。

从翻译学的角度来看，立宪也不是新名词，但“宪”字是有梦想的，它的梦想就是让自己“立”起来，获得最大自由。它已经立了五千年，但那是立于自然法则，立于权力法则，而它未来的梦想是要立于人的法则。

日本人“一生悬命”在古典汉籍里寻找，终于发现“立宪”二字，最能恰如其分表达西方意义的民主政治制度。于是“立宪”首先被日本人赋予了近代意义，一个关于个体的民主制度的新概念，使这一古老的汉字开出了新意义的花朵，如久旱遇甘霖，如枯木之逢春，如枯杨之生花。

最早的 字，看起来是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汉字造字法，取象形会意，从下往上看，一颗心擎着一只目。心是理解世界的能力，而眼睛则用来观察事物、认识世界。“宝盖头”——“宀”，会意为苍穹，而天空下三横一竖的小木棍，也许串示着人文初始的某种自然法则作为人的规矩。大概这就是最原始的“王”，人在天下，为人及万物立法，宪天是人与自然法则确立的一种契约标志，是人遵循四季生存的一种默契。

“原始”是什么，是蒙昧，这是启蒙主义者的定义。其实，所谓“原始”，首先与本原有关，其次跟创世有关，而原始人，是创造世界的人。

人类创世的第一步，是自己首先能够在在大地上直立行走，要让心脏先直立起来，这是人类走向“立憲”的开始，借用张载的一句名言，叫做“为天地立心”。心上面立一只眼，人的视域便从二维进入三维，有了东南西北方位，眼观六路，发现了世界，也发现了自己，叫做“为生民立命”。眼睛上面，还有一王，高高举起万物的尺度，叫做“为万世开太平”。“立心”，“开眼”，顶着一“王”，那是人类对于自身的立宪，终于使人成其为人了，“立宪”完成了它的最初梦想。

战国时代的《逸周书·谥法》里说：“博闻多能曰宪”，汉代字典《说文》解释“宪”字，从心、从目，心眼并用，会意为敏捷。《史记》便说黄帝“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取法自然，使人知不善之害。我们常说轩辕氏黄帝是华夏人文初祖，“文”，就是黄帝创立的文明法规。他规定了房子的构造法度、车轮的平衡机制、音乐律法等。黄帝为中华文明立宪，兑现了“宪”字的人文梦想。

汉字“圣”的原型为“聖”，上为耳口下为王，意为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就能为王。这是中国文化原创的圣人造型，圣人首先要耳聪目明，“博闻多能曰憲”、“惟聖時憲”，“聖王法天，以立敎於下也”。一条逻辑下来，就变成了聪明人等于圣人，圣人相当于王，王就是现实中的皇帝。而皇帝立宪，叫作“口含天宪”，“天宪”具有无可质疑的绝对权威，解释权就含在皇帝的口里。《康熙字典》对“憲”就释义为“接於目，怵於心，凜乎不可犯也。”显然这一解释完全异化，是出于王权主义的本质。怵目惊心只对百姓小民；凛然不可犯者，乃一人专制之法度。“宪法”变成人人服从之法，而不是保护人人之法。宪字没了梦想，其心已死，其目已盲，其王则沦为集权者的玩意儿。

当我们能够跟着古希腊哲人普罗泰戈拉再说一遍“人是万物的尺度”时，一个新的梦想被近代西方文明之风吹醒，眼睛从心头睁开，自由民主的梦想在“憲”字头上又重新升腾起来。如果三横能够清晰地暗示着“三权分立”的话，那么那一竖应该表明每一个个体的意志，就像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照亮心灵支撑的眼睛，去选择我的生存方式。

对于人来说，许多基本的感受和需求是相同的，命运感是不受语言限制的，常识是互通的。从“憲”字的原始构成来看，它早已具备了关于人的普世价值的任一元素，只待一个新的梦想理念来整合它。它不仅仅是用来翻译西方价值观的媒介工具，而是有思想的文字。

“三横一竖”，那么完美。三横表达“立法”、“行政”、“司法”，但这还不够，三权分立，是对统治权力的分散，是对国权的分割，而不是针对个人权力的立法，唯有那一竖才是个人权力的伸张。正因为如此，“立憲”才能与西方民主制度对接。

在一个清晨梦醒时分，“憲”就立在你的眼前，我的心情就象风儿一样自由。

《中国经营报》2011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