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中的小辫子

作者：傅国涌

来源：作者博客2011-09-08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2ds32.html　

《南方都市报 》专访（采写、摄影：陈晓勤）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大势所趋：自发剪辫渐成风潮因为派出了留学生、驻外使节，国际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在这种接触当中，辫子就成了一个累赘，甚至是一个耻辱，负面影响很多。男人留这么长的辫子，不仅极不卫生，也给体育和军事训练带来很大麻烦。这都跟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冲突，所以辫子不能不剪。

南都：傅老师，你的新书《《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册中有一篇《剪辫》长文，其实辫子是清朝入关时为国人规定的结辫式发型，自此开始了剃发、留辫运动，以及中国男人二百多年的Q字发型史。清政府下台之际，辫子早已成为外国人的笑柄，而剪辫子风潮也风云涌起。民国后，留辫这种官定的强制习俗在随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才被彻底改变。请你谈谈，留辫与去辫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剪辫风潮最初是如何盛起？

傅国涌：我用九个方面来谈剪辫子。第一是《辫子、辫子》，讲外国人对辫子的嘲弄。第二是《假辫子，真辫子》，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下，即使剪了辫子，有很多人需要缝一个假辫子，回家才把假辫子拿下来。第三是讲《辫子与脑袋》，有的时候没有辫子是要被杀头的，。第四讲《剪辫令》，南方各地新独立的政府下了剪辫令，北方清政府其实也下了剪辫令。第五是讲《剪辫与革命》，当武昌起义以后，有些地方把剪辫当作革命的一个标志。第六个就是南方独立的一些新政府为了推行剪辫开始强迫剪辫，农村也不例外。第七是《外国人看剪辫子》，尤其是英国人比较文明，他看到强迫剪辫，很有看法，认为这是人权问题，因为本人不愿意，非要剪掉，他们都在那里哭天抢地。第八是讲剪辫与兵变的问题，为了剪辫，有的地方就起了兵变，包括广西，像北京后来发生的兵变也很可能与剪辫有关，其他地方也有。第九部分是讲《剪还是不剪》，是指上流社会的官员，在面临社会变动的时候，辫子是剪还是留。有些人还是继续留，有些人半推半就，最后剪了，有些人是毅然地剪了，有些人早剪，有些人晚剪，剪或不剪，这就是官员对变动时代的政治选择，是他们的一种态度和立场。

其实，当时南北双方在两件事情上有着最大的共识，一是剪辫，二是改历，把农历改成阳历。这两件事情都是在清朝垮台前完成的。剪辫并不是在中华民国创立以后，由革命党人创立的民国政府所推动，不是革命党人为了革命需要而推动，南北双方具有相当的共识。况且，清末许多王公大臣就提出了，他们也愿意剪辫子，因为经过两三百年以后，人们意识到辫子太累赘，太落伍，如果要跟世界交往，就显示出了劣势，比如，1872年容闳带往美国留学的幼童都拖着辫子，不能剪辫是朝廷的严令之一，美国小孩常常跟在他们后面喊“中国女孩子”，甚至侮辱为“猪尾巴”。一些幼童就把辫子盘在头顶用帽子使劲压住，生怕美国人看见。只有极个别幼童违反规定剪掉了，因为留辫子不卫生，参加体育活动不方便。但政府出于种种考虑一直拖着，没有颁布措施。

南都：满族人对头发很注意，辫子象征着什么呢？

傅国涌：从1644年算起，汉人一共留了267年的辫子。满洲人入关时就要求汉人学他们的样子，他们是马上的少数民族，打猎的，一直是这样下来的，辫子带有他们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游猎民族留这个辫子有他的作用。汉人没有留辫子传统，但清朝强迫留辫，留辫表示忠于满族，若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就要杀头，所以这样才确立下来，后来是因为满人统治几百年，留辫子变成了一个常态，不留辫子反而成了异端，这其实意味着汉族对满族统治的一种承认，一种屈服或者说臣服。

南都：现存史料中，有记载最早剪辫子的人及其年代吗？

傅国涌：没有。现在知道得比较早的是，19世纪70年代到美国留学的幼童，有几个比较早就剪了辫子。到了20世纪以后就开始比较普遍了，1902年以后大规模留学日本的许多青年剪掉了辫子。

南都：在革命前夕，剪辫潮流如何？

傅国涌：从1902年开始，到1905年以后科举废了，剪辫子的人慢慢多起来，1911年辛亥前就有很多人剪掉辫子。

进入二十世纪，剪辫子的呼声逐渐高涨。1903年1月15日《大公报》搞了“剪辫易服说”的征文比赛，讨论能不能剪辫子。有很多人发表文章，提出可以剪，因为这就像改革一样的，就像从冷兵器到兵器，以前用弓箭，现在用枪。

1902年后，剪辫在两个人群里面流行了，一个是学生，一个是新军里的士兵。慈禧出殡时，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拍下当时的照片，骑在马上的新军士兵，脑后光秃秃，看不到后面的辫子，里面有几种可能性。第一是没有真正剪光，剪了三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二，还有一点小辫子盘到头上，由于他们的帽子很浅，如果是很粗大的辫子盘到头上是看得出的，会把帽子顶起来的。这些实证，可以看到辫子在当时的情况。

留学生中很少留辫子，因为他要穿西装，留辫子不太合适。当然也有部分留日学生不敢剪，拖着又怕笑话，也是盘到头顶，带上学生制帽，被鲁迅称为“富士山”。不仅在留学生，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出现剪辫的风气。有一些学生在学堂里面剪了辫子。1903年，国内的报纸《大公报》报道，江南新学国民以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子。1905年，蔡元培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学生基本都剪去辫子，胡适回忆录就提到在上海公学时，他见到一些激烈的同学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所以剪辫子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中国，特别是在这些年轻人当中，或者国外留学的人里面已经很普遍了。整个朝廷里面，也有大部分人主张剪辫子。为民国初年遍及全国的剪辫高潮做了铺垫。

南都：当时清朝有哪些大臣提出要剪辫子？

傅国涌：戊戌变法时，康有为给光绪上了一道《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呼吁光绪帝率先断发易服装，与民更始，他列举的理由就有“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但因不久发生流血政变，光绪帝被幽禁，不成了。

1905年，清末重臣爱新觉罗·载泽、戴鸿慈到西方考察宪政，四十多个随员中剪辫子的占了一半，包括翰林、道府、武员等，都是有功名的人。年轻贵族中，不少人在革命前就剪掉了辫子。1909年军谘大臣、阅兵大臣载涛贝勒提出要剪辫子，得到萌昌、善耆、邹嘉来、载泽、戴鸿慈等王公大臣的支持和呼应。后来被彭家珍炸死的良弼，率先剪去了辫发，在当时守旧派中，成为需要警惕的“新人物”。朝廷在剪辫的事情上，在1911年之前没有下达“剪辫诏书”允许臣民剪辫自由，只是默认了，剪辫子的人没有坐牢、砍头。

南都：清政府当时很重视辫子，剪辫子的人有相应做些保护措施吗？

傅国涌：由于当时的风气，社会上对剪辫子还是有所顾虑，怕因为辫子带来坏处，所以有些人剪后，带了假辫子，被称为“假洋鬼子”。1903年，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次年就剪掉了辫子，并在照片背面写下后来传诵很广的《自题小像》。他从日本回来到了上海滩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他到绍兴以后，学生就叫他“假洋鬼子”，他们可以看出辫子是假的。后来鲁迅干脆就不带假辫子，所以“假洋鬼子”这个称呼，鲁迅是从自己身上来的。

南都：清政府当时有颁布任何关于允许剪辫的文件吗？

傅国涌：没有，因为没有完全同意。1904年，练兵处因为要改军服、军帽，换帽子的话，有辫子盘在头上，就带不住帽子，如果是拖在后面的话，不利于训练。这就成为一种障碍。所以他们向朝廷提出，军队的训练，有辫子拖着是不方便的，要求允许他们剪辫，但是朝廷没有同意。军队里面，不少新军官兵不管朝廷的意思，就自己剪了。天津的警察就剪去三分之一。比如1911年的10月8日，也就是武昌兵变的前两天，载涛贝勒把那些带兵的将领招到他那里来吃饭，就对他们几个资格比较深的人说，包括冯国璋和丁世媛，要他们率先剪辫，作为全军的楷模。这个时候南方的剪辫运动还没起来，这些人群已经在剪了。可见剪辫子是大势所趋，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南方的事情。就算没有辛亥革命，不发生朝代的更迭，剪辫子一样也会发生。当然，剪辫最后成了革命的一个标志，成为辛亥革命落到实处的主要成果之一。

南都：剪辫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傅国涌：个人的因素包括，一是不方便，一是确实难看招到别人耻笑，还有一个是不卫生。而潜在的因素，就是他们不满满族的统治，因为这个辫子是满族强迫留的。

这些原因的背后，其实是大势所趋。整个中国在1840年以后，中国自从南京条约之后，中国跟国际社会的关系就进入了一个条约关系，就是国际法所确定的一个条约关系。中国原来是自给自足的，一个封闭的、单一的天下，但是从鸦片战争之后，我们逐渐地融入到世界体系当中，特别是经过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士大夫阶层推动变法，在内外的压力下面，中国面临着改变，要融入到国际社会当中。

即使想不变也挡不住，这就是大势。因为出现了留学生，派出使节，与国际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在这种接触当中，就会发现辫子是一个累赘，它有多种负面的影响，不光是汉人受满人统治的一个耻辱标记，还是一个政治上的民族不平等，体育和军事的训练都有带来麻烦的东西。而且男人留这么长的辫子，很不卫生，不可能每天都洗头的，里面长虱子的，很脏。这都跟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发生冲突，不光跟大的政治生活方式，跟私人生活方式也照样发生冲突，所以辫子不能不剪。

南都：剪辫子后来为什么演变为革命的象征？

傅国涌：辛亥前剪辫只是个人行为，跟革命没有直接关系。武昌起义期间，革命与剪辫就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背后的动力是排满，排斥满族人少数民族的统治。有这个推动力，所以剪辫子变得非常有符号性。

南都：剪辫子有哪些危险？

傅国涌：广州起义失败时，被击毙者大多是剪辫的，后来清政府下令闭成三天，搜查革命党人，凡是没有辫子、穿黄衣服以及来路不明的人，格杀勿论。此时，香港的剪辫者很多，他们经过广州时候，都会被扣押，人心惶惶，都不敢来了。在辛亥革命前后，因为个人原因剪去辫子的人，也受到牵连，不少人牺牲。安徽省谘议局在11月2日宣布独立，巡抚朱家宝以剪去发辫的的革命党为目标，突然下令要逮捕“和尚头”，一夜之间，革命党人纷纷出逃。

辫子是最明显的政治标记，一有风吹草动，剪了辫的或逃或装上假辫子。武昌起义后，凡在北京留辫的，都有被捕杀的可能。因为掉脑袋的血腥记忆，很多人也对失去辫子产生恐惧。

南都：为什么以剪辫子为革命党标记？

傅国涌：革命后，把剪辫当作了革命，那就是一种简单化。革命其实是改造一个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更加深刻的一个革命，把表面的新式主义——剪辫当作革命，说明革命有问题，其实是我们讲革命有问题，不是剪辫子有问题。就像我们中国人做的事，一般都是形式主义。

南都：武昌起义后，剪辫的情况如何？与之前的有哪些区别？

傅国涌：辛亥革命将剪辫子推向高潮，在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剪辫子之前，1910年10月3日到1911年1月11日举行的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即通过了剪发易服的议案。

在辛亥革命前夕，状元张謇大办实业、教育的江苏南通，学生剪辫子已成为一种风气，张謇担心风声传到外地，专门到南通师范学校，将70多个已剪辫子的师生召集到理化教室讲话：用功读书才是学生的本分，要朝廷立宪，要国家富强，不关辫子的事。吩咐他们赶快装一条假辫子，以后不可再有越轨的行为。当时在场的学生徐海萍回忆，他讲话时声泪俱下。相隔不过半年，他自己也在上海剪下了辫子，还寄回南通给哥哥保存。他在辛亥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称这是一生的纪念日。

当时，有很多自发群体踊跃起来剪发。比如，1911年11月23日，天津的广帮商人就率先剪发了。11月28日，驻在河南会馆的450名新兵，把辫子剪去，还能获得二元赏金以及一顶欧式便帽。12月31日广东商人何乐琴发起“华服剪发会”决定全体会员当日剪辫子。到这年底，在清廷眼皮底下的京津各界，剪辫的人不下数千，剪辫的风气甚至波及“龙兴之地”东北奉天、营口、黑龙江等地。广州光复上时候，剪辫踊跃，堤岸一带的理发店，挤满了人，理发师都没有时间吃饭了。后来统计剪辫的人工二十余万人。

南都：香港澳门的情况又是怎样？

傅国涌：辛亥春节的期间，连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都出现了剪辫子的情况。香港的华服剪辫会也都出现了，数万人都剪辫了。剪的态势在全国各地陆续地开始成了一个潮流。就算不发生革命，剪辫运动也会发生，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了，只不过没这么快，规模没有大，没有暴力行为，因为背后没有政府强制性来执行的话，执行力不够。

南都：当时有没有公布一些政策一定要剪辫子？

傅国涌：有。南方的剪辫令从武昌开始，武昌起义第二天，鄂军都督附发布《宣布满洲政府罪状檄》，第八条指控发辫之罪，说它是“垂狗尾以为饰”。随后，南昌、贵州、广西、上海等地，都率先发起剪辫的命令，呼吁“剪去辨发，还我头颅”。《剪辫令》是强迫推行的，在很多地方都推行了，包括湖北、湖南等地，上海、南京都是这么推行的，剪辫风潮波及全国。他们就在城门口挂一把大剪刀，警察站到那里，看见有辫子就剪掉了；或者是警察巡逻，军队的士兵巡逻，看见有辫子，就剪掉了，这个就没得商量的。

也有不少人不愿意剪辫的，有记载，武昌起义期间，挑柴米的小贩带着瓜皮小帽在清晨入城，站岗的士兵刺刀一晃，挑落小帽，强行剪辫。举个例子，1911年最后一天，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陕西青年王军余当时在南京，参与接管造币厂，听说临时政府要下令强迫剪发，以肃清余孽。他乘坐造币厂的黄包车到下关去，计划沿途看看热闹。果然一出厂门，就有一个警察拉住他的车夫，要剪去辩子，车夫当即跪在地上，恳求他代为说情保留。这位早已剪去辫子的在日本留学生哪里会为他说情，反而对警察说：“不管他，剪了再说。”一路上，他见到剪发队络绎不绝，街道上、火车中、江岸边，遇有垂辫者，无不立予剪去，尤其是乘船上岸的人，上一个，剪一个，其间有不愿割爱的，多是跪地求免，也有手提断发垂泪而归的，也有摩顶长叹，或大笑的，面对辫子的消失表现各不相同，他认为煞是好看，且觉大快人心。等他下关返回时，一路上望去，街上已尽是光头。

南都：清廷官员对剪辫态度如何？

傅国涌：为了逃跑方便，官员也会剪掉辫子。广东的张鸣岐就剪辫剃须，戴西人小帽逃走。陆军提督龙济光最初在城内抵御民军，大势已去才剪掉辫子。1911年12月17日，天津《大公报》报道，袁世凯于12月13日剪去辫发，“以为各界之倡”。其实，袁世凯要等到退位诏书颁布才剪辫子。身边的人说，袁剪掉辫子时不断哈哈大笑，谈话中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

南都：听闻在辛亥革命后，剪辫拉动了帽子行业的发展？

傅国涌：辛亥革命前虽然有那么多人剪，他们戴帽子也是戴有假辫子的瓜皮帽。有辫子的人也戴瓜皮帽，所以为什么假辫子可以存在呢？在瓜皮帽子上面缝一个假辫子就可以糊弄一些人了。武昌起义之后，带动帽子行业，各个地方相继独立以后，辫子要剪掉了，就要换的帽子。同时，有些人不愿意剪掉，尖顶帽就在这个时候兴起，帽子的尖顶高高耸起，可容辫子有余，中少年人纷纷购置。

南都：有个好奇的问题，他们剪掉的辫子都放在哪里？

傅国涌：一般卖掉。因为上海做剪子的生意很好。假辫子头发的来源就是人家剪掉的辫子买来的，能卖钱，所以在革命的时候，为了募集捐款，有人说如果你家没有钱，捐不起钱的话，上海搞了一个专门捐辫子的组织，就是你把辫子捐过来。辫子捐过来以后，他们可以卖给收头发的商人。

南都：他们的价格怎么样呢？

傅国涌：比如鲁迅回国的时候去买假辫子，当时上海有个做假辫子很厉害的师傅，定价每条辫子四块大洋，当时买一个烧饼才几个铜板，辫子相当于很贵的东西。几两银子相当于我们现在几个月的生活费。

南都：中国人完全剪掉是什么时候呢？

傅国涌：辫子是汉族臣服满族的一个符号，代代相沿几成习惯，剪辫子的人毕竟是少数，尤其在偏远内陆，没有辫子的人会被看成是怪物。到1914年偏远的农村都还留着辫子。

南都：他们不愿意剪掉的原因是什么？

傅国涌：辫子已成了一种习惯了，很多人都不愿意。几百年的东西，要改动起来有那么容易吗？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改装一个炉子还流血，毕竟留了几百年的辫发，有人不肯剪，不光是那些以遗民、遗老自居的，尤其是没有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不愿意剪，底层社会的人不愿意剪，你能说剪就剪吗？哪怕你是暴力推行也很难的。所以，直到1914年的报纸上还有警察厅劝人剪辫的白话告示：“更有一般孤僻的人，自己觉着不肯趋时，他那里晓得孔子是时中的圣人。他若生在这个时候，也是要剪了辫子，同大家一样。”辜鸿铭是一个特例。他以前赞成剪辫子的，等到别人都剪了，他偏要留起来。他就要标新立异，人人都这样，他偏不一样。他有一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他就说辫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精神辫子，你们都没有辫子，但是你们都有一条精神辫子，我留着辫子反而比你们开放。

南都：这个精神辫子是指什么？

傅国涌：阿Q生活的精神辫子，精神辫子就是国民的劣根性。所以像辜鸿铭这样的人是非常特殊的，他倒不是因为反对剪辫这件事而留辫子，他就是要跟整个潮流不一样，他认为这样做不好，非要唱反调，显示出他的个性。

南都：剪辫子在当时来讲，有什么意义和弊端吗？

傅国涌：剪辫子毫无疑问成为革命的一个象征，时代转换的一个标志。剪辫子，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满人统治结束了，中国从一个中世纪的社会开始真正进入近代社会，毕竟留着辫子这样的一种形象是比较落伍的形象。

当时，以后对中国文化有杰出贡献的蒋复璁，当时在故乡浙江海宁上小学，他在晚年回忆小学生活时，特别提及小时候辫子的烦恼，拖着一条累赘的辫子，汗水凝结，又痒又臭，难受不用说了，更麻烦的是每天早晨要打辫子。学堂里为此专门雇有两个剃头匠，为住校的全部学生打辫子，小孩子一则没有耐心枯坐那么长时间，二则打辫子时要先用木梳来梳，辫发乱后，梳起来很痛，于是小孩子早晨一见剃头匠就逃，剃头匠一面追，一面喊某少爷不要跑。如果被堂长看到，不是叫剃头匠带走，就是令带走打辫子后罚站壁角。因此，在他的记忆里，辛亥革命最得人心的一件事，就是剪辫子，从此小孩子没有每天打辫子的麻烦了。确实，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可以说，民国就是从剪辫子开始的。

但不能说剪辫子就是中国从帝国进入民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它还是表面的。剪掉了辫子，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一夜间就从旧我变成了新我，这是变不过来的，你还是你，文明需要一个过程。

辛亥革命最大的结果是创立民国，但是民国并没有名副其实，因为中国缺乏一个能支撑民国的社会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健全无的社会，所以我说辛亥革命达到了三个实质性成果，第一是剪辫，我虽然说他在1914年还有很多人没有剪，但毕竟大部分人剪了，留辫子已经是少数，剪掉辫子是多数的，所以剪辫子应该说是实现了。第二是易帜，旗换了，黄龙旗换成了别的旗。第三就是改历，以前是农历，现在是阳历了，农历虽然还在用，双历并存。

南都：“剪辫、易帜、改历”意义在哪里？

傅国涌：剪辫是一个符号，标志着满人统治的结束，同时也是中国从古代走向近代，是一个社会进步的符号。易帜是朝代更迭，政治改变，易帜从来都是政治性的改变，从帝国进入民国的一个颜色革命，就是换旗帜了。改历，标志着中国实际上融入了世界，农历是中国本土的，土生土长，几千年都在使用，我们过去用农历加上时辰没有小时，用滴水的漏来计时，由这一套东西构成的时间，我们称之为中国时间，就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时间，现在开始使用阳历，就是跟西方的时间概念接轨了，我们用小时、分和秒，这一整套的改变，从中国时间融入到世界时间，这个改变是非常大的。

这三个合在一起，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重大改变，但是这三样东西的改变并不是根本性的，从制度上或者从文明程度上，中国一夜之间飞跃成另一个社会，那还没有达到那种状态。有改变，但是还没有特别巨大的改变。

剪辫、易帜、改历都是一种社会转型的细节体现，从一个王朝时代向一个新的没有见过的共和时代转型的细节上的展现。

 

 对话与共识：谈判桌上出生的民国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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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不是打出来，而是谈出来的、对话对出来的。如果说“剿抚并用、以抚为主”只是传统的老办法，那么，走到对话桌上，以和平谈判来解决政治危机，就是前所未有的新办法，在中国历史上尚无先例。辛亥时期的民谣《海上光复竹枝词》反映了当时情景：

议事厅前颇认真，安排西捕辟行人。同居一国开和议，今日君民势已均。

但和谈也非易事，紫禁城里的惊恐、保皇派的荒唐、立宪派的稳健、革命党的激进、北洋派的实用……这众多支流，在一片喧闹中各有目的却殊途同归，最终达成共识，汇入“共和”之河。

保皇派的主张：以孔子后裔为帝

在川西华县，小学生每逢朔望要向石印的慈禧太后、光绪帝画像行三跪九叩大礼，后来又要向着摄政王抱着六岁宣统皇帝的像行同样的大礼。

1911年11月7日，以翻译《天演论》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留英学生严复写信给莫理循（发表于《泰晤士报》），充满忧虑地说：

他们（南方革命党人）允许目前这个王朝在法律上存在呢，还是干脆将其废除代之以中华共和国呢，还是他们相互战斗直到最后，而以一个中国的波拿巴为最终结果呢？现在没有人敢于预言……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

宣统帝是个幼儿，在清朝陨落的时刻，这是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当时有人提出以孔子后裔为皇帝的想法。11月30日，张謇写信给汤寿潜：

昨有美人詹美生来言：中国今日政体似尚以君主为宜。若不愿满人，何不举衍圣公，而总理为之办事？

12月16日，日本公使伊集院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谈后出门，朱尔典追出来，刚接到英国外务大臣的绝密来电，要给他一看，其中说：“当前官、革双方在保存满洲朝廷基础上达成协议……已全无可能，作为此时之解决方案，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未悉是否可行？望即与日本国公使进行密商。”

极力主张立孔子后裔为帝的是康有为。他在《救亡论》一文中说：“以中国四万万人中，谁能具超绝四万万人而共敬之地位者，盖此资格，几几难之，有一人焉，则孔氏之衍圣公也。”在另一篇《共和政体论》中，他提出保留宣统为虚君，各省公推孔氏衍圣公为监国摄政王，“直出上谕，则汉人为主矣。若欲行总统共和，则称监国总统可也”。

袁世凯对拥立孔子后裔之说断然否定，“此种荒唐论调实不值一笑；单纯可以拥为君主之族系人物，不但无从寻觅，容或有之，而废黜现今皇帝另立新主，其结果只是在实质上成为共和政体，且会惹起更多纠纷，无论如何，不能考虑……”黎元洪接受英文《汉口日报》采访，记者问及康有为，他强调说：“康有为的事业不是我们的。”显然他不会同意康的这些主张。黄兴、孙中山他们不会同意，北洋军中廖宇春这些人也不赞成。

严复的坚持

严复作为南下和谈的各省代表之一，12月12日，从汉口过江，与当年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黎元洪有过一席谈。

北京《京都日报》12月23、25日接连刊登《严复与黎元洪之政见》、《唐黎会晤志略》，报道12日他们的师生谈。严复说中国人民程度不足，实行共和必多流弊。黎不便驳难，由孙发绪代答，“大致谓人民程度不足，由于无良政府以督率之，此次改革正欲增进人民程度，而期渐进于完善。如谓程度不宜于共和，亦未必即宜于立宪。况立宪政体君主万世一系，彼有何功何德，而能永享尊荣如此”。严复说：“我亦尝谓万世一系不合人群公理，但今日之事颇难为力。”孙说：“此事转移全在先生，先生为当代大儒，若著书立说启发国民，程度自然高尚；鼓吹共和政体，则共和政体自必早庆成立。”严复只是说：“谨受教，但鄙人此次南来，总期保全人民之幸福，凡鄙人所能为者，无不尽力为之。”

严复一直坚持国人程度不适合共和，日后甚至提出了一个“共和女性”说，说共和属于阴类，共字又读“恭”，恭顺而和柔之意，引用古语所训，“共和”二字，女性最贱，故列于十四等。他认为今日将这个名词尊为全国名号，岂非大谬。

“民国”、“共和”的强大声音

当时南方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共和。

10月28日，苏州尚未独立，中学生叶圣陶日记即说：“从此以后……汉族同胞共歌自由，当即有一共和政体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半球之东，乐矣哉！”11月16日，黎元洪对记者热情地谈到中国的未来，“描绘了一个以美利坚合众国为蓝本而建立的未来的联邦共和国”。

在上海等地，许多以民国、共和为名的团体纷纷出现。

不用说革命党人，不仅张謇、汤寿潜、程德全、赵凤昌这些立宪派，就是岑春煊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更不要说年轻一辈的孟森、雷奋、杨廷栋这些人。

12月16日，上海租界巡捕在宁波路墙上撕下的纸条写着：“走狗唐绍仪胆敢来沪议和，一定将他打死，反对打死他的人不是同胞，凡撕下此通告者也该杀。”巡捕在山东路上也发现类似的纸条。唐绍仪对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表示，“目前最堪忧虑者，在于各省对和谈真相缺理解，竟然妄加抵制。今晨以来，本人已接到恫吓信数封”。

参与和议的北方代表冯耿光回忆，从武汉到上海，下船以后，“很多代表被……歹徒要挟，硬说‘北方代表都是宗社党，不要轻易放过他们’。代表们怕事，就纷纷躲避了”。

紫禁城的战栗与痛楚

12月20日，凌盛仪在湖南听说，隆裕太后想要带着溥仪出奔，“无地可往，唯有痛哭而已”。这只是传闻，但当时确有人为溥仪避难联系过美国使馆。在袁世凯进京前，皇太后和皇帝请求在美国公使馆避难，11月10日，北京方面给诺克斯电报，主张允许请求。当日，诺克斯回电，如果其他公使馆不反对，他同意“暂时避难，如果为了保护无辜的生命这是必要的话”。

当年回国考取翰林院编修的留学生叶可梁，也从非正式渠道获得了美国使馆的同意：

武昌起义后月余……我与义理寿联系过两次，十余日后彼告我谓美使馆已答应让出二等秘书宿舍给溥仪使用，并计划由天安门挖一地道直通东交民巷，以避免袁世凯的耳目。

后来，当袁世凯大权已握，与内阁大臣联名上奏，要求顺应民心改定共和政体时，紫禁城再次经历战栗与痛楚。幼帝溥仪日后回忆，是一份密奏吓住了隆裕太后：

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人家告诉我的那次与袁会面的那天……由此我也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听了袁世凯的话就吓得魂不附体，以至袁世凯退下去之后还哭个不停的原因。密奏中让太后最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他议。”“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

隆裕太后没有读过法兰西革命之史，不知道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经袁世凯这么一讲，她完全给吓昏了……

和谈代表唐绍仪的窘境与功绩

清廷的牌几已出尽。12月6日，袁世凯在逼摄政王退位后独掌大权。整个朝廷的重心发生倾斜，战与和、退还是不退的主导权落到了袁身上，次日他决定派唐绍仪南下议和。

12月12日，日本公使伊集院致电内田说，自决定派唐为代表南下议和以来，对袁世凯的意向，外间传说纷纭。“闻昨日（清国）陆军部某人曾向青木少将秘密透露云：如此次交涉不成，或则乾坤一掷，断然废黜皇帝，完全同意共和政体；或则效法罗马教皇之故智，使皇帝保持尊荣而置于虚位，不使其干预一切国政，二者必择其一，袁世凯对此已有所准备”。他将这些问题当面问袁，并说如果袁主张君主立宪，日本必尽量援助。袁回答，自己始终主张君主立宪。11月23日，罗瘿公写信向梁启超报告与袁世凯面谈的情况，袁说“我主张系君主立宪共和政体”——这首次出现的新名词，将君主立宪与共和捏在一起。

此前的11月14日，袁对汪荣宝等资政院议员阐述自己主张君主立宪的宗旨和理由。但是，袁交给唐绍仪的方案“二十二条”，已不是一般的君主立宪制，而是“君主共和立宪制”，这是袁与外交团商定的：

大清帝国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皇帝改为国王；各省改为中华联邦，组织共和政府，包含蒙、藏、青；由各省选举议员组织上、下两院，公选大总统以为行政机关；行政之权统归大总统统揽，国王处宪法上之特别地位，不得干预政事；国王例为世袭，但大总统以四年为任期……司法机关为独立，归裁判所管辖……

当时，《申报》、《民立报》等报纸都曾刊登。这个独特设计在世界各国不曾有过先例。袁以为南方会同意这个方案。不料唐绍仪一到武昌，黎元洪他们提出的四点建议就是：推翻满清、优待皇室、厚待满人、统一各省。唐绍仪到上海，发现保留清帝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也没有将这个方案拿出来讨论。

12月20日，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伍廷芳第二次开谈。伍廷芳说：“我初亦以为中国应君主立宪，共和立宪尚未及时。唯今中国情形，与前大异，今日中国人之程度，可以为共和民主矣。人心如此，不独留学生为然，即如老师宿儒，素以顽固称者，亦众口一词，问其原因，则言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所差者只选举大总统耳……将来满人亦可被举为大总统，是满人何损而必保存君位。故此次改革，必须完全成为民主……”

第二天，袁世凯致电唐绍仪：“近日体察各国情形，皆不赞成共和，日本因恐波及，尤以全力反对，如再相持，人必干预，大局益危，亟宜从速自家解决，冀免分裂，况十九信条已具共和性质，君主民主两相维持，即可保全危局，何苦牢守成见，空争名义……”

唐绍仪南下前夕公开表示，政体改为共和也可，唯君主之名义当保存，若革命军必要除去君主名目，不得不回京罢议。他内心却是主张共和的，随他南下的八旗代表章福荣回忆，船至南京下关，他与江苏都督程德全密谈许久，所谈内容虽不知，但看他们亲密的神情，就心中生疑。章福荣写信给朋友：“此次会议，原为南方主共和政体，北方主君主立宪，故要开会彼此商讨二者之得失利害，而我们的北方代表未到开会地点，在船上业已主张共和，这会还开个什么劲！”

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说：“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达到之办法而已。”次日，他电致北京内阁，如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

12月29日，南下和议代表之一许鼎霖给赵尔巽写信：“此次议和，实误于唐大臣过于胆怯。两次开议，皆存逆来顺受之心，是以革党得步进步，不至共和不已。”他还在资政院指斥唐绍仪，“何谓议和，直是送礼而已”。恽毓鼎甚至在日记中写下“唐绍怡之通匪卖国，令人发指”。

而英文《大陆报》记者笔下的唐绍仪，“他冷静、充满人性、和蔼可亲，易于接近。当他被任命为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出席和平会议时，革命人士感到很高兴，他们认为唐绍仪是一个具有开明观点的、通情达理的、并非对革命毫无同情心的人”。

双方各有目的，终于殊途同归

其实不是唐绍仪软弱，关键还在袁世凯的态度。这一点，12月20日第二次开议时，唐绍仪就已说破：

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

12月21日，随唐南下的北方分代表范静生（源濂）在湖南共和协会欢迎宴会上说，“北方亦多赞成共和，项城尤为赞成共和。唯一国总不能有两政府，南京非建都之地，都会要以北京为宜，并说明种种理由”。

莫理循多次对人说：“袁知道唐持有共和党人的观点”，“袁世凯派唐去上海时完全清楚唐的意图，我对这点从没有过任何怀疑。”1912年1月24日，他写信给威?伍?柔克义说：“12月里，我有几天呆在上海，那时唐绍仪宣称他坚持共和的理想。我相信袁世凯知道并准许他这样讲的。”

袁世凯未必有什么共和的信仰，但对清廷不放心则是确实的。美国驻华代办威廉斯记录，10月15日，袁即派亲信密访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告诉美国外交官：“袁将到京，不久我们会有一个共和国，袁且为总统。”

这是个十分重要的记录，袁从一开始就表面一套，暗中一套，似乎令人猜不透，其实只有一条，他既要取而代之，又不想背上篡位的恶名。

在唐绍仪之外，北洋军代表廖宇春南下秘密斡旋，如果不是出于袁世凯的安排，至少也是洞察了他的心机，否则很难理解廖如此大胆。廖宇春在秘密和谈时说：“中国人民无爱戴君主思想，已非一日，其故一由皇统无血族之关系，一由君主无爱戴之价值。今民军进种族革命，而为政治革命，用意极为正大。”并直言不愿为清帝而战，只要袁世凯做总统。

双方之所以顺利达成协议，是因为各自完成了主要的目标：对南军而言，要的是共和政体；对北军而言，要的是袁世凯为总统。

1912年1月5日，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我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民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我见到袁世凯时，他小声对我耳语：‘再加些压力，朝廷就垮台了。’……”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等47名将领联名电奏速定共和。

共识形成，尘埃落定，清朝的命运决定了——退位是唯一体面的方式。

共识下的双赢、多赢

回看百年前的那次大变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后来发展为北洋军阀），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力量表面看去有不同的道路，或革命，或组织军队，或倡导改革与实业救国，但最终殊途同归，走到了一条道上。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所选择的是稳健；孙中山则是激进。激进、稳健和实用这三者间看似没有共同点，很难找到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但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辛亥革命最终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个底朝天，更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是相对节制的。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府，战争即告终——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它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正是政治革命，成了三派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因此他们得以坐下来，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不是哪一派全赢，也不是哪一派全输。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中国历史向来有暴力逻辑，我们也有“痛打落水狗”的心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开了一个好的先例。这个先例应当成为后世的一个传统。后人应当懂得并记得：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关键在于时势，在于选择；流血越少的革命、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

 

 

 一百年前：大清朝如何脱轨？

作者：傅国涌

来源：作者博客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着中国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支配着中国国家命脉的人，如庆亲王奕劻、镇国公载泽、协理大臣那铜等人整天忙于一件事，就是赶生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到别人家送礼吃饭， 就是自己家请客吃饭，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寿辰，有权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和那么多老婆，那么多的姻亲裙带关系，生日还断的了吗？几乎天天都有无数的生日，北京城每天成千上万的生日，大家每天都在赶生日。

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号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我看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街上到处是灯红酒绿，胡同里的生意好极了，澡堂里的生意好极了，就像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国爵士巴恪思尘封了68年的《太后与我》所说的，不少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澡堂里忙着同性恋。这是一百年前的中国。巴恪思告诉我们晚清最后十年中王公大臣和将军们的私生活，由于缺乏旁证，他的回忆录不能完全当作信史来看待，但是也不能当作完全的八卦来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穿透历史要有眼光，要有判断，如果拘泥于某一些东西，就永远都看不到真正的历史。王公大臣们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这样进入他们生活核心的，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晚清当然是一个败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消灭，大家会拍手称快，没有人会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脱轨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不在掌权人的意料之中。

历史不是一根直线，从来不是笔直前行，而是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它完全不是人按照主观意愿就可以完全操控的，它有很多的意外，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一不小心被一块小石子绊了一脚，你就跌到隔壁房间去了。百年前发生的这场革命，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只死了几万人，因为参与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对的人性底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和平转型。

在《百年辛亥革：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序篇，我讲到“神秘预兆”，在大清朝垮台之前，出现了很多神秘的预兆，比如说老百姓中纷纷传说天上将会出现一颗慧星，慧星现，朝代变。中国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浙江富阳的少年郁达夫每天半夜起床，跟着大人到富春江边上看彗星，彗星出现就是天下要动刀兵，朝代要更迭，他说他连续起了好多次都没有看到，但是有人看到了。有个人叫郭廷以，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代他生活在河南息县，他看到彗星了。另外一个人，政治学家萨孟武在福州读小学，亲眼看到了彗星滑落；当时只有9岁的丁玲在湖南常德也看到了。还有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们的身份或是官员、学生、士绅，在日记里分别记录了在三个不同地方看到彗星的情况，综合而言，可以证明那个时代彗星的滑落对民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到处都是有这样的想象，这种想象其实不是从1911年开始的，从1908年就开始了，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内先后离世，当我看到当时中国的朝廷命官、地方士绅和普通读书人的日记，他们都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内心的震惊，中国怎么一夜之间失去两个？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电视、网络，消息仍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北京城飞到了广州城，这太可怕了，举国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接下来怎么办呢？选新君，这一点慈禧在临死之前已经安排好了，1908年慈禧太后在死之前24小时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一个3岁的、还在吃奶的小溥仪，溥仪非常不愿意，哭哭啼啼的，最不愿意就是溥仪的妈妈，溥仪的爸爸载沣也只有26岁，抱着儿子进宫，简直就是一次诚惶诚恐的进宫之旅，太可怕了。

做君王是最危险的职业，中国人民乐此不疲，两千年来为了这个高风险的职业不知牺牲了多少生命，尤其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精英文武，为了争夺王位，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当溥仪登基时，3岁的小孩是要哭闹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那一刻大声痛哭，不肯坐上去，怎么劝都不行，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爸把他按住，有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上前来说：“皇上龙体不能损伤，这么哭下去对龙体不利，能不能让他不哭”？下面的大臣跪的满地都是，但是皇帝一直在哭闹，所以行礼还没有完毕，太监就把他背走了，背的时候说：“完了，完了，回去吧”。在中国人听来，这些都是很不吉利的话，这些话进入了一些当事人的日记，也进入了当事人后来的一些回忆，相互参证，基本上是可靠的。这个事传到民间，大家纷纷议论，大清朝要完了，要回家了。“宣统”年号一公布，“宣”跟“完”字很接近，“统”跟“结”很接近，从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民间到处传言大清朝要完了。于是唐代人写的《推背图》、明代刘伯温写的《烧饼歌》开始流行，民间说《推背图》和《烧饼歌》里已经预言清朝要完蛋了，写的非常清楚，“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湖人方罢手”，他们解释“百”字上面的一字减去是个“白”字，我们因此可以理解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的：未庄人听说革命了，革命者都是白盔白甲，要为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戴孝。白盔白甲的传闻是这样来的，其实比白盔白甲更具有符号性的是，那个时代所有的省份和城市在独立起义之后采用的旗帜并不是统一的，有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八卦旗等，但是最流行的，覆盖率最高的是白旗，白旗是辛亥各省光复时最流行的旗帜。有些人在白旗上面写了一个中国的“中”字，或者写一个汉族的“汉”字，有的像成都在“汉”字外面再画18个圈，更多的救是一块白布，总而言之独立旗帜是以白旗为主。为什么采用白旗？就是因为《烧饼歌》早就预言过了。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会拉出来一个黎元洪做革命？有人也从《烧饼歌》里找出一句诗，“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认为这就是黎元洪的“黎”字。综合当时报纸的记载，好多人的日记和回忆可以确认，那个时代的《烧饼歌》、《推背图》确实是最流行的读物，是中国人改朝换代时的一个心理寄托。

大清朝为何脱轨？第一个因素就来自这些神秘预兆，其背后是人心的变动，人心思变。当然真正直接影响大清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天不断地下雨，夏天都是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的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1909年也是连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灾，夸张地说一场雨就可以压垮一个朝代。

因雨成灾，粮食没有丰收，大米价格急剧攀升，抢米风潮到处出现，最大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长沙。长江流域出现四百万以上的饥民，如果仅仅长江流域有问题，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保证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汤，但是老天爷偏偏要跟爱新觉罗氏作对，当长江流域大水成灾的时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划船，武汉城可以划船，同时山东巡抚告急山东缺粮，甚至连东三省也因雨成灾。鱼米之乡、江浙二省此时也出现粮食危机。少年徐志摩时在杭州府中读书，有一天去看电影，发现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原来有人在抢粮，把米店抢了，原因是什么大米价格太高而买不起。他电影也没看成，黯然回到学校宿舍，详细记下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是一个少年学生亲眼所见，写在私人日记里面，可信度很高。粮食危机可以说是大清王朝脱轨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反对辛亥革命的保守者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说，参与武昌起义的新君，海外留学回来的革命党人还比较文明，革命有节制，但是长江流域有几百万饥民，这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一旦卷入革命，革命就会失控。辜鸿铭已洞察饥荒对于大清朝的威胁了。

当时清廷度支部已没有什么钱，隆裕太后至少三次从宫中拿出现银赈灾，给江苏、四川和湖北，当革命发生以后，她一面压制革命，一面赈灾，因为饥民才是她政权最大的威胁。第二，粮食危机带来的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近代化的社会永远是一个致命的东西。

如果当大米危机出现的时候，大清朝或许还有救，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就真正没救了，1911年10月12日以后金融危机首先在北京出现。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10月11日，11日到12日之间，内阁竟然没开会，王公大臣没有做出一个决策，直到10月12日凌晨5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策：出兵镇压，派荫昌去。荫昌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戏，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当他15日傍晚登火车的时候，朝廷前一天已下达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令。

荫昌出发前，管铁道的邮传部长盛宣怀来了，告诉他们打武汉的时候，只要保全汉阳铁厂，奖励十万大洋。盛大人下车时还对着火车窗户跟荫昌说：“这个事情别忘了”。荫昌说：“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准备好就行。”这句话让外国记者全听见了，他们的理解是：原来朝廷派兵南下军饷没准备好。第二天，日本、英国等国记者纷纷发布消息，到处都传开了，国库当时还是有两百万大洋，13日就拨出了五十万军饷。

但是，这个消息一登出来，老百姓认为清朝没钱了，意味着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了，大家都到银行取钱，最起劲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以上的巨额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门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宁肯背在身上重一点，但是踏实，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他们每天在日记里写着：今天大米价格又飙升了，而且店里没有那么多米卖给你，警察出来维持都没用。
接下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他们向外国人紧急呼救，外国银行原来对中国银行很好，这个时候就不好了，因为不相信中国银行了，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门了，门口贴出告示“因现金告急，暂停营运”。从南到北，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稳定的东三省像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

谣言最终变成了事实与金融危机同时出现的是逃难潮，他们兑钱出来做路费，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像严复这样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后，连房子都租不到，最后只好在小旅馆里住，因为他跟外国人关系很好，外国人说“你可以到烟台来，我借个房子给你住”。天津全都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亡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贵得不得了，米也贵得不得了，当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满为患的时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逃难的背后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大清朝的脱轨，可以说是因为下雨，也可以说是因为谣言，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消息有许多是假的，凡是讲革命党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的报纸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

很多人当时的日记里讲到，每天都是不同的谣言记录，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明天写的“西安沦陷”，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事实。

大清朝之所以脱轨，不光金融有问题，银行要关门，国库也没钱，这是财政困难，一个天朝大国，到了国库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落到私人的口袋里，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显赫的盛宣怀第二个女婿在司法部任职，离开北京时，竟然找不到路费，因为司法部已经不发工资了，等了45天，终于等到了两百两银子，船票涨价，路费都不够，最后在天津的典当行典当凑齐了450两，终于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长时间。袁世凯后来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钱吐出来，一次一次的逼，拿到巨款后他还是不肯出兵打仗。为什么清朝最后没有以血流成河告终？南北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集聚的南北战争，只是在武汉，南京，陕西打的比较激烈？原因就是袁世凯从来没打算动真格的。

袁世凯早就想好了，要是动真格的，跟南方革命党人拼命，虽然赢了，也是杀敌一千自杀八百，朝廷还是要收拾他。南方革命党人，哪怕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后也是没钱，所以双方就没有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北财政困难，外国不肯借款。

从大清朝的脱轨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都比较节制，隆裕太后和载沣、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在那个时代，他们最终被动地找到了一条解决政治危机的途径。这套模式就是妥协的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解决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因为三方的被动而导致三方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新的共和制度安排。2000年前，中国一直在秦始皇的制度下生活，中央集权制，这套制度用什么办法解决呢？一共只有两种方式，或农民暴动，或宫廷政变，都是用暴力的方式。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而是各方妥协，很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满意。但我觉得被动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主动的背后也是有被动的因素。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隆裕太后可能是被动为主，但是她做出的决定避免了数以百万计同胞的非正常死亡。袁世凯虽是一世之枭雄，但他辛亥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因为他几年后称帝就否定他在辛亥的选择。如果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人的无辜生命。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革命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他们的力量非常小，经常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换来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当他们掌握了南京政权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举兵北伐，和袁世凯决一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愿意妥协，并交出南京政府，让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虽然三方都不是最满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强接受，而普通的中国人却少牺牲了很多生命。革命的结果不是要让某一方独赢，一些人胜利了，但大部分人都失败了。当我们经历了几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我们知道胜利没那么了不起，我们宁愿不要胜利，少一些胜利就少一些牺牲，所以此时此刻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国，孙中山与黄兴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里，愿意放弃权力，鞠躬下野，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三方的妥协，三方都是被动的，但是化被动为主动，中国人民就有了一个小小的胜利。

今天，当我们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国，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相信史实，回到历史的原点，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在那里面找到我们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国的历史不是某些英雄、伟人和统治者创造的，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