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辛亥革命：巨变与启示/是谁毁了辛亥革命/寻找历史的脉络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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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辛亥革命：巨变与启示/是谁毁了辛亥革命/寻找历史的脉络
作者：老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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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巨变与启示 作者：袁伟时 来源：作者博客http://blog.163.com/yuanweishi@yeah/blog/static/112497108201191225130120/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回望和梳理当时的历史细节，也许能更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必然性。 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辫子是大清帝国臣民的标志。难看，不方便，不卫生。人们很容易以为辛亥革命后剪辫子才合法。错了！浙江宁波出生的龚祥瑞教授的自传《盲人奥里翁》中记载：“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旧历六月初八），父亲头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竟被守城门的乡勇给剪去了”。六月初八即新历7月3日，武昌起义前三个多月，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的辫子被强迫剪掉。这是不是宁波乡勇自作主张胡作非为呢？不是，这是朝廷允许、大臣带头推广的。 1911年1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登载多条来自北京的电讯：1月1日的北京电：“资政院奏请剪发。奉旨刻下仍遵前旨。”也就是说，不准剪发。可是，同一天的电讯又说：“陆军部决于明年正朔（正月初一，即1911年1月30日），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呵呵，练兵，打仗，拖条辫子多不方便！进入20世纪以后，新军和军官学堂学生剪辫子已慢慢成风。到了辛亥年，连陆军领导机关的军官们也不愿再忍耐，要自行其是，把辫子废掉了。 出乎意料，第二天情况大变。 1月2日的北京专电说：“庆王（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奏请降旨严禁剪发。摄政王谓各界风气所趋，任人自由。”同日上海电：“上海慎食卫生会组织华服剪发会会长伍廷芳及会员一百五十人定十五日在张园剪发。” 带头剪发的伍廷芳（1842-1922）是晚清官居二品的大员，1910年初，驻美公使任满回国后寓居上海。这一年9月，他上书清廷指出：“内地居民，除官绅外，凡学生、士子、工、贾、商、农，其因求起居利便而剪去长发，所在皆有”，要求顺应民情，任官民剪去辫子。[1]中国外交官、留学生拖条辫子，早就成为各国人民耻笑的对象，没有几个人愿意留着这个奇特的标记。伍廷芳更带头搞行为艺术，决定1911年1月15日在上海张园开剪辫子大会，有报道说，实际剪辫子的人数远远不止150人！没有民众认同，伍廷芳不敢鲁莽行事。 半年后，此风吹到宁波，龚祥瑞父亲的辫子就保不住了。 一叶知秋。这就是大清帝国改革的缩影。形势比人强！有些改革，在民众压力下，尽管领导层不那么情愿，也只好“风气所趋，任人自由。”这一点是观察晚晴情势的重要视角。
辛亥革命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在清帝国新政改革高潮中爆发的，如果从清王朝的角度来讲，至少五个因素汇合，促成了这一历史事件。 其一．满族是少数民族，清王朝没有及时彻底解决民族不平等带来的矛盾。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满族入关后迅速儒化，赢得多数汉族知识阶层认同；直至大清帝国覆没，许多汉族士绅仍摆脱不了忠君思想的束缚。 其二，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至1911年初，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一连四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1910年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1911年年立即召开国会，坚持拖到1913年。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其三，无力制止贪污。清帝国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也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历代皇帝都说要反贪污，但成效不彰。原因是：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干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 其四，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5月九日开始强制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行为。 其五，没有妥善对待民众的请愿，错误地出动武力镇压。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立即“手缚绳，刃指胸”把他们一一逮捕。成都市民闻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2]这些市民是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手无寸铁，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释放代表的。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于凶残成性的赵尔丰，居然下令开枪，让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饬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 “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3]7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会党——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大清帝国坍塌了。 清末有过十多次武装起义，大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最后一次是武昌起义，由于上述五大错误，清政府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辛亥革命爆发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不大，甲午战争后，市场经济制度正在生长。袁世请出张謇、周学熙等内行主管经济。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采矿税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此外，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完善了市场机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例如，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不过，这些都是局部性的改善，即使没有革命，清政府也是可以做到的；当时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不会改变。 当时剧变的是财政接近崩溃；主要原因是军费大增。原有军费没有减少，而各地大量涌现“革命军”，其中除少量新军外，大都是帮会武装和绿林好汉组成的“民军”。这类武装，仅广东一省就有14万。原有军队没有减少，“民军”的维持和遣散都需要大笔资金。 当时“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而库存不足九万！“存亡呼吸，间不容发。”1912年全国有军队109万人，月饷达694万两，这年96万陆军仅军饷一项开支达11275万余元。”1913年军费为17270余万元，1914年才下降为14240万元。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经过周学熙、张謇等人两年努力，借外债、内债，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至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才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辛亥革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政治体制一举实现了共和制。没有辛亥革命，有可能实现这个政治制度的飞跃吗？通常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人甚至认为，清末新政的政治体系改革——预备立宪本来就是假的。 政治措施，主要看实际效果，不必过分注意动机。为追求私利而造福社会的历史事件比比皆是。以清末的预备立宪来说，清廷当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但客观上却做了几件影响历史的大事。 1905年废除科举，让中国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大飞跃，新学堂，新教材，西方现代知识因此大量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 以夷变夏，废除酷刑，引进大陆法系，取代传统的中华法系，并迈开了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第一步。 在政治制度建设上，也有一些的实绩。 其一，由官方出面，推行宪政教育，是近代中国空前的重要举措。 其二，正在稳步推行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政制。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1916年实行宪政，立即开始筹备，并列举每一年要完成的工作和负责办理的机关。这个计划从1908年开始，用九年完成政治体制的大变革，进度不慢，而且一些主要项目也兑现了。例如，1909年各省选出省议会的预备机构——谘议局，1910年成立国会预备机构——资政院，都如期开会了。这些中国开天辟地以来首次出现的民选议会性质的机构，一上场就声势不凡，监督施政，提出建议，领导请开国会运动，震动神州。 其三，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制度也在稳步推进。在官方默许或提倡、批准下，以东三省保卫公所（1904）、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5年）、天津自治局（1906年）为代表，前所未有的地方自治制度正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它们“以保卫地方人民生命财产及扩充本地方一切利益为宗旨”，管理一般的民事特别是经济纠纷，地方治安，消防，电灯，自来水，道路交通及其他市政设施……即包括除刑事案件和某些税收以外的地方政府的全部职能。它的内部结构则议事会和董事会（执行机构）分开，甚至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置。 其他地方也纷纷仿效。例如，1908年2月10日，两江总督端方上奏：“自列强均势，凡政治学家之言，皆曰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根本……城乡互异，仍应仿照天津办法，于省会设局，以官力提倡，先谨预备之方，徐为实施之地。”推广袁世凯在天津的办法，先城市，后乡村，逐步推广。1909年1月18日清政府发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把地方自治事宜归纳为8项，权力有所收缩，没有承认地方自治就是当地政权。但是，规定“因本地方习惯，向归绅董办理，素无弊端之各事”亦属自治范围。而实际生活中，好些地方，原有的自治职能没有被剥夺。如果继续下去，全国各地的现代政治制度必然会改正初生期的种种不足，逐步生长和成熟。 角力的焦点在全国性的政治体制。当时，顶层的政治制度设计已经有了。简单地说：皇族要求的有两点：一是皇族和皇帝的百世尊荣。二是皇帝保有最后决定权。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愿意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另一分歧是应在1911年还是1913年实行宪政。朝野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博弈。 1911年5月8日，组织皇族内阁的谕旨下达，意味着在关键时刻，皇族不愿释放权力。而不顾浩大的四次请开国会运动，不能当机立断在1911年开国会，更是政治迟钝，终于触发了辛亥革命，断送了自家性命。
反思辛亥革命成败应该把它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全局下，弄清它给此后的中国增添了什么。最为重点要的一点就是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帝制不存，三纲焉附？三纲是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要彻底摧毁它，非常艰巨，但辛亥革命后它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能够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是中国文化从中世纪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新阶段；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先驱持续努力，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中，尽管仍有不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已经写入法典。辛亥革命爆发推动这个变革直指过去无法触及的君臣关系；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军人不得干政”、“法治”、“公理”等新名词，被文武官员背得滚瓜烂熟；如此等等都体现着思想观念在变迁。可惜，这些变革很不彻底，没有在制度层面巩固下来。 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纪纲，包含法制和伦常两个方面。袁世凯认为民国建立后，问题出在下民不懂纪纲。这表明在政治层面，他向往的仍然是传统的统治关系；根本不懂现代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其要义首先在限制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运作，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不受侵犯。而在道德层面，政府不应也无权干预。 专制与法治是势不两立的，而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长期、健康发展。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民间社会比较发达，并有比较强大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他们的认识达到必要的高度。先看看官员的状况。清末民初那些身居高位号称开明的官员，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是通过挫败，逐步积累经验而提高的。这类人的特点是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很不全面，其知识基础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官智未开，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羁绊，是袁世凯之流专制统治、做皇帝的思想基础。更深一层看，无非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更新滞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运行机制的常识，仍是部分精英的认识；从而政客们以民族性对抗现代性的说教，还能获得不少人认同。 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有很多，其中最不应忘记的是两条:第一条是不要对开明专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后，海内外不少人把维护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梁启超也处心积虑想把袁世凯往开明专制的路上引。从制度层面界定，民主与专制无法混同；开明专制的实质是专制。不能以有没有会议制度作为是否开明的标志。其实，任何强者都有弱点，独断独行，没有制度约束,特别是失去反对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任何个人或团体总有一天要出错；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危险所在。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是传统包袱太重，而健全的文化更新体制尚未建立。 2011年9月9日星期五定稿 2011年10月11日星期二刊登于《深圳特区报》D1版，题目被改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巨变与得失》 [1]《伍廷芳集》第360页，中华书局1993年北京版。 [2]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3]《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文海影印本第1048页。
作者：袁伟时 来源：作者博客http://blog.163.com/yuanweishi@yeah/blog/static/112497108201199105950260/ 辛亥革命的三大胜利成果是：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革命成果被抛弃，革命也就终结了。辛亥革命终结的标志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在此之后，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辛亥百年，言说汗牛充栋。老朽不自量力，也唠叨多回。翻检自家议论，仍觉不够痛快！《阳光时务》记者造访，敞开胸臆，辩驳四大疑问。间有新意，足资谈助，公诸于众，聊博一粲！
阳光：港台地区，谈到孙中山，口口声声离不了“国父”。仁兄认同吗？ 袁：孙文头上的帽子，有不少A货。 至今仍有人称他为“博士”。屹立广州珠江边上的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院子里一座纪念碑，碑文刻的是“孙中山博士学医处”！孙文生前也面无愧色，把这顶帽子拿到国外去招摇。1923年他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头衔居然是“<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上一世纪90年代，有位波兰学者到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论证的就是孙文从未获得博士学位（恕我记不清这位学者的名字和会议名称了）。孙文的最高学历是1892年7月23日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当天颁发的毕业执照原文写得很清楚：他“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确堪行世，奉医学局赏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特发执照，以昭信守。”[1]全文没有只字提及学位，现存的选课资料，也没有研读过博士课程的记录。毕业后做了几年医生，并忙于从事政治活动，无暇再入学深造了；此后也没有任何学术机构授予他博士或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帽子是100%的假货。 阳光：小事一桩啦！现在买一顶野鸡大学的真博士帽子也花不了几个钱。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不在于他有没有那顶方帽子。 袁：不过，这件小事证明孙公除众所周知的好色外，十分好名。这对解读他的一些重要行动很有用。为什么明知自己没有什么行政能力，却要别人宣誓服从他？为什么1921年4月在广州，不顾陈炯明、蒋介石和党内外各方人士普遍反对，硬要不足法定人数的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一般人眼中，虚名无补实事。孙文孜孜以求的偏偏是一顶大总统的峨冠!徒然增加了与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炯明的隔阂，也招致本来支持他的西南各省实力派的反对。 另一顶更大的假帽子是“国父”。这就涉及他的历史定位了。 阳光：这也有假？老兄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袁：小弟稍安勿躁！ 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同年4月1日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这是“国父”的由来。理由呢？“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这是装扮蒋介石党国体制合法性的表演。 “光被四表，功高万世”是直接抄袭历代歌颂帝王的马屁文章。切莫以为这是陈年旧事！君不见现在仍有人演唱：老孙思想或中国模式“世界意义”颂！专制不除，必有清客专司歌功颂德。 至于孙中山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大家知道他在这方面的记录并不光彩，不必多费唇舌了。说他倡导革命，这合乎事实。他的贡献可以归纳为： 1.首倡者。更由于1896年清政府驻英公使在伦敦违法拘禁，使他名声大噪，成为中国革命的符号。 2.筹款。兴中会、同盟会筹集的60万元左右的捐款中，孙文出力颇大。 3.提出一套理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三阶段论。 不过，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和“独立”各省发布的文件，大家都把老孙这些论述忘掉了。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提出五条纲领，孙味淡薄。第四条“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2]，似乎有点民生主义的影子，但是，根本没有提及孙文主张的核心：土地国有。到了1913年3月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草拟的《国民党之大政见》洋洋洒洒十条政策主张，更看不见民生主义的影子。什么五权宪法、三阶段论等等符咒，人们早就置诸脑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建构党国体制，这些论述才被吹捧到天上去。 至于“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就更值得斟酌了。 中华民国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者联手的产物，不是某个人“手创”的。即使以革命领袖来说，也是群星灿烂。 直接谈到武昌起义，则明显与孙中山没有多大关系。 武昌起义主要是当地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他们与同盟会关系并不密切。在保路运动高潮中，他们策划趁机起义。中部同盟会总务会议长谭人凤到武昌，促进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和解，对8月下旬成立起义的统一指挥机构有所助益。1911年，孙文一直在北美筹款，远离革命活动的中心；“手创”云云，不知从何谈起。 谭人凤、宋教仁等人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中部同盟会，实际上是对孙文不满的产物。他们力图纠正孙文的偏差（兴中会、同盟会所谓十次革命，八次在广东，广西、云南各一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它的章程的一些条文，也蕴含与孙文的错误划清界限的意思。 其主要领导人之一谭人凤说：“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首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3]美国也有称国父的。但这是民间的评价，而且说的是一些人，即所谓建国诸父；不像中国自古以来就奉专制帝王为神，写入法律，动用暴力，动员暴民，誓死捍卫！ 对中国史学家说来，面对权势，需要学习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的独立不羁的精神。他拒绝亚历山大大帝的施舍，傲然说：“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阳光：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的功勋，是应该写入史册的。 袁：这个老调子也经不起推敲。 现代社会，有没有皇帝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专制制度是不是结束了？辛亥革命显然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 阳光：这么一场革命，难道一点收获都没有吗？ 袁：我认为有三大胜利成果： 第一.立即实现了言论自由。 压制消除，报刊蜂起，监督政府和公众人物，非常直率。 著名记者黄远生骂袁世凯：“自其在满洲时代得势以来，即惯以收养游民为得策。鸡鸣狗盗之士，以袁门为最多……故袁氏盛时，感戴其恩德者，满坑满谷。民国既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4]他对孙文的定评是“大言无实”！[5]与广东人称之为“孙大炮”相呼应，可谓不谋而合，异口同声！ 1912年4月19、20两天，孙文正式交权20天，戴季陶（笔名天仇）就在上海《民权报》上历数袁世凯的六大罪状。一个月后，他干脆以《杀！》为题，在报端大书：“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6]总统、总理都在死刑榜上，却不见袁世凯跨省追捕他！ 1912年2月，章士钊从英国归来，以非盟员身份出任同盟会机关报主笔，主持该报的编辑工作。三月初，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他立即严厉抨击：“本报对于内务部的《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7]对同盟会也毫不客气，指出它作为革命组织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即行解散”，“会名理宜消灭”，改组为政党后，务必认识“政党者，与国会相依为命者也。”[8] 北洋时期，尽管有来自掌权者和暴民对言论自由乃至报馆和记者生命的侵犯，但相对而言，它是20世纪中国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 第二．一举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直到1926年4月段祺瑞在冯玉祥和国民党胁迫下离开政治舞台为止，中国政坛风风雨雨乃至惊涛骇浪，却有一条不变：掌权者总是不敢忘记，一定要维持这个架构，通过国会选举来确认执政的合法性。 第三．对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 皇帝退位了，君为臣纲失去依据；自由、平等、法治成为朝野各界的习惯用语。新旧思潮的激荡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蔓延，新文化运动进入新阶段。
（三）资产阶级软弱是失败的原因吗？ 阳光：不过，这次革命带来的军阀混战和贪污盛行也不能低估。通常认为这些都是革命不彻底，让旧官僚混入带来的恶果。 袁：当时政军各界的确腐败成风，不过，这正是现代民主国家成长中带普遍性的现象。不要一讲贪污，就联想到民国官员中原清代文臣武将，把这一瘟疫说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他们中有些公认是清廉的；段祺瑞就是其中一个；徐世昌也无可指摘。革命大潮中涌现的“新贵”，不少却是著名的行贿受贿者。吴景濂是奉天谘议局议长，算是立宪派吧。武昌起义后，他迅速转向支持革命，是临时参议会（参议院）17位代表之一，参与了第一届临时大总统选举和临时政府组建。可是，1923年曹锟贿选，他竟是主要组织者！ 武力消灭不了腐败。革命再起，腐败再生，屡试不爽！国民党用武力统一中国、建立党国体制后，更是回复到晚清贪泉泛滥的光景。实践反复证明，只有分权制约加民主、法治，方能遏制贪污。 阳光：军阀混战造成国家灾难，你无法否认吧？ 袁：谁是军阀就是一个难于界定的概念。北洋系的领导人都被目为军阀。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后，也给戴上一顶军阀帽子。一个合理的追问是：在这个月之前，他是支持孙文的主要力量，算不算军阀呢？再追问得彻底一些，孙文与一些被称为军阀的人，比如吴佩孚、阎锡山有多大差别？ 阳光：可是，你说的三大成果都未能巩固。这正好证实传统的说法：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不敢发动工农，革命就半途而废了。 袁：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辛亥前后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强大的年代。这是历史事实，而与人们的价值观无关。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它的政权是怎样转移的？ 革命爆发前，那里已经有一个商人支配下的自治政权：在上海道支持下，1905年11月3日成立了由上海绅商组成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管理上海的户籍、警政、消防、卫生、马路、电灯、税捐等等事宜。机构分为议会和参事会，后者为执行机构，并附设一个裁判所，裁判违警事件和民刑诉讼案件。俨然一个地方政权！那些头头脑脑几乎都是商会的领导人，商会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商团。1909年1月清政府颁发《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经两江总督批准，总工程局易名为上海城厢内外市政公所。1911年11月初的上海起义，是在上海市政公所由公所的主要领导人李平书和同盟会的陈其美等共同商议安排的。商团是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也大都听命。 广州新旧政权交替比上海更加平稳。1911年10月25日绅商在文澜书院开会讨论独立问题，决定与革命党人联络，但没有明确宣布独立。10月29日“九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在爱育善堂集议……经公决承认共和政体，旋议定用正式公文呈告总督。一面举办商团，一面公举代表至港，向党人总机关宣达意旨。”[9]消息传开，满城就爆竹震天了。两广总督张鸣岐不承认，第二天全城罢市。沉寂几天后，争取到水师提督李准转变态度，支持共和，情况大变。11月8日，各商会、善团和军政学各界代表近千人在总商会集议后便宣布独立，选举都督，一致赞成人道主义，不分满汉。第二天，张鸣岐舍弃众人推选他做的都督位子，逃入沙面租界。各界代表另行推举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都督，政权的和平转移大功告成了。 其他各省商人、知识阶层均在这次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威力，看不到什么软弱的影子。不要忘记，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一点都不软弱。他们不但在经济领域艰苦奋斗，而且组织了自己的团体，经常发表政见，甚至组织“国是会议”，草拟宪法草案，力图组织商人政府。后来国民党以军力为后盾，一再打击和控制他们，锐气才逐步丧失。 阳光：不要忘记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人们认为他们的软弱性表现在不敢发动工农！ 袁：这个念了多年的八股是不符合实际的。 工农不是抽象的。工农卷入革命的方式，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前后，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和民团、土匪。其实，他们都以“民军”、“革命军”等形式广泛参与了辛亥革命。战斗时间最长的四川，那些以袍哥为主体的保路同志军，正是发动得非常充分的工农。不过，这些工农的表现并非都是正面的。以广东来说，那些进入广州的民军，除少数外，完全不知什么叫军纪，抢劫、赌博、吸毒、奸淫，甚至当街生劏仇人，挖取心肝吃用。为了遣散这些民军，各省不知费了多大劲，财政也不堪重负。这样的发动工农，千万别轻易尝试。
阳光：那么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确定：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是什么？ 三权分立架构被摧毁，言论自由被扼杀，革命的主要成果被抛弃，革命也就终结了。具体说来是：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胁迫下宣布下野，他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这是辛亥革命终结的标志。 阳光：时间那么长？ 袁：1640年的英国革命，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告一段落。革命摧毁了原有社会架构，要重建新的架构，谈何容易！ 袁世凯死后，北洋武将群龙无首，各派争权夺利，固然是内战重要根源。国民党旗下各派不也是兵戎相见，直至抗日战争才止息吗？我看不出，这些革命口号震天价响的同志，与北洋兄弟有多大差别。 归根到底，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李白：《战城南》）千万不要轻易动刀枪！如果坚持在大清帝国内部进行改革，内战不息的局面应该可以避免。战胜者总是把他们打倒的对象说成无可救药，与实际情况往往出入很大。 阳光：人们对清末的改革绝望了。 袁：一个敢于把科举废除、把一千多年来已成为社会习惯的中华法系废除的政权；已着手推行地方自治，预计用九年时间预备立宪，从基层、县、省到中央，都建立起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政权；怎能说成是“假改革”、“无法继续进行改革”呢？ 政治宣传和学术研究是两回事。 现代社会要发展，稳定和改革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轮子。过去老说不扫除军阀中国就没有希望。其实，袁世凯死后，对稳定最大的威胁来自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极端势力。 阳光：这个说法非常新鲜。有根据吗？ 袁：请看四大事实： 第一．十来个人关起门来，急速制定和颁布《临时约法》，把政治体制从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架空已经当选的大总统袁世凯，招惹袁氏反扑。府院之争，议员全面腐化，也是这个宪法文件漏洞百出招致的灾祸！ 第二．孙文和国民党，眼睛只盯着夺取最高权力，没有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的转化，没有把健全民主、法治作为首要任务。他们错误地发动“二次革命”，授人以柄，让袁世凯找到藉口，使国会停止运作。发动历时五年的“护法战争”，本身做了很多违法勾当，而对国家发展，了无建树。发动北伐战争，结果建立了一个专制的党国体制！ 第三．出尔反尔，与力主“联省自治”，建立广东“模范省”，进而建立美国式联邦的陈炯明决裂。广东战火重燃，熄灭全国内战的计划破产。 第四．与苏俄和冯玉祥联手，操纵学生运动，使段祺瑞苦心组织的收回关税主权的关税会议，和冀图效法费城会议的制宪会议功败垂成。 辛亥革命因此彻底终结。在此之后，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如何走出党国体制，回到辛亥，超越辛亥！ 阳光：太复杂了。简单说说留下什么教训好不好？ 袁：每一件事都一言难尽，都应写成一篇长文来解释。上述观点，必然引起许多人围攻。不过，学者总要不计利害，说点真话。学术必须多元并存，激荡切磋。研究和表达的自由，是国家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一得之见，如能引起一些人思考，我的责任就完成了。 至于教训，最主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有很多人坚忍不拔，致力于普及现代文明的知识。非常痛心，灾难来自于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水平不高，社会精英思想水平不高，他们对现代社会缺乏应有的认识。以孙文来说，就仍然受“朕即国家”的旧思想支配。 他说：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10]面对这些瞩目惊心的事实，拜托关怀国运的诸君子，千万不要再用“传统”或“国性”为藉口，构筑抵御现代文明在中国落实的思想堡垒！兴之所至，你们高兴玩《尚书》、《周易》、《论语》……就尽情玩吧。但请不要忽悠中国人，说这里有计算机和最好的宪政！ 2011年10月4日星期二 [1]陈锡麒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59页，中华书局1991年北京版。 [2]《国民党宣言》（1912年8月13日），《宋教仁集》第49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长沙版。 [3]谭人凤：《石叟牌词》，《谭人凤集》第333—33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长沙版。 [4]《远生遗著》卷一第23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上海版。 [5]同上，卷二第153页。 [6]《戴季陶集》第38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武汉版。 [7]《章士钊全集》第二卷第70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8]同上，第71页。 [9]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七）第22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10]《居正文集》第20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武汉版。
作者：袁伟时 来源：作者博客http://blog.163.com/yuanweishi@yeah/blog/static/1124971082011991213174/
问：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年了，作为晚清史专家，能否从专业研究角度说说，为什么会有辛亥革命？这场剧烈的变革前也应该有“小震”吧？ 答：从1895年开始，革命派一再发动所谓革命，前前后后有十几次，但大部分是很小规模的军事冒险，都失败了。规模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可以讲是同盟会的孤注一掷，使用的经费占了孙中山所筹集经费的40%。过去多数武装起义由地方会党或新军主导，伤亡不小，比较大规模的是广州倪映典的那次新军起义，死了100多人。但这次黄花岗起义集中了同盟会的精英，不少是留学生，也有会党的人，尽管孤注一掷，结果还是失败。这就是说，要是一直这样搞军事冒险，不一定能够成功。辛亥革命的成功，其实是清政府本身的失误造成的，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问：清政府错在什么地方？ 答：最重要的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时刻，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从1910年开始有4次很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各省的民意机构——咨议局出面领导示威请愿，而且各省地方官员和驻外使节也上书朝廷要求开国会，实行改良。清政府表面上接受了，将原准备要用9年的期限提前3年，于1913年开国会。正常来讲，9年不算太长，再提早3年只有6年就更短了，而且这是1911年做出的决定，到1913年实际只有2年。时间上不是太长。那问题出在哪里？一个是，历史转折关键时刻，机会转瞬即逝，清政府没有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做出应有的决定。在实际行动上，5月8号宣布成立所谓“责任内阁”，13个成员，8个满族，1个蒙古族，汉族剩下4个，以前各部尚书是满汉各一个，现在相比反而少了。这就激起汉族上层和整个士绅、商绅阶层的不满。 问：清政府还是不肯放权。 答：核心在哪里？就是一个基本观念：这个政权是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官、在皇上、在朝廷？原来宣布预备立宪草拟的《钦定宪法大纲》完全是主权在皇上、在朝廷，所以国会也好，其他各方面也好，都是咨询性的，无论立法、司法，最后大权都在皇上。也就是说，立足点还是没有转过来，没有从主权在皇上转变成主权在民。这条不变，其他要改就很难。 问：那清政府的另一个错误呢？ 答：保路运动，也是个大问题。1911年5月9号，成立皇族内阁的第二天，清政府就下令将民营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不但侵犯了私有产权，而且违法了。因为闹得最凶的川汉铁路公司是依法登记成立的，铁路干线的产权完全是合法取得的，一下子收回，补偿又很不合理，民众当然反对。一反，清政府就派兵镇压。9月7号，就是辛亥革命爆发前一个多月，成都32个请愿民众被打死，官逼民反，保路同志军开始围攻成都和其他城市，一打就是一个多月。实际上，武装起义在9月7号就已经开始了，后来和武昌起义汇合起来。所以说，辛亥革命爆发不是偶然，很多因素汇合起来，和平改革、和平转变在关键时刻就变成必然了。再加上清本身是少数民族政权，民间老早就有光复汉政权这样的思想基础。 问：有说法是，革命派也不希望清政府改革成功，就像他们曾派人刺杀出洋考察大臣。 答：确实是有这样的意图，但在历史上不起大作用。因为即便有人想阻止，但当时整个社会发展趋势是向立宪这方面前进的。而且预备立宪确实也做了很多工作，虽然最关键的一步没有迈出去。比如，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宪政资料，也在民间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登记选民、进行宪政教育等等都做了。过去清政府没有编预算，后来预算、结算、登记选民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你不能讲它是假的，这是清末新政的功劳。但就是在关键时刻迈不开，激起了汉族、士绅阶层的强烈不满，本来他们希望清政府改革成功，现在转过来，至少不反对革命了。革命一爆发，他们愿意和革命力量联手，实现整个政权的转换，那就大不相同了。 问：改革失败引爆了革命，但辛亥革命没有出现大的流血事件，比较平稳地过渡，被称为一个“好的革命”，你觉得呢？ 答：对，流血牺牲也有，包括陕西打了一下，江浙打了，杭州打了，南京也打得比较激烈，上海不算激烈。好些地方打了一下，但总体来说还是和平移交政权。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当时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商会、商团、咨议局领导人的作用很大，商会有自卫力量，他们和革命派联合起来，一下子将政权转移了。而且，不少地方的总督和巡抚本来就认为应该实行改革，形势一变，认为移交政权理所当然，多数也不反抗，所以战争范围很小，损失相当小。 问：有资料说，清末民初有近1000个商会，士绅阶层以及商会等民间力量的努力，是不是革命温和的一个重要因素？ 答：应该讲那是决定性的。上海就很明显，上海革命派有两方面势力在策动，一方面是李燮和，是光复会的领导人，他对民间武装帮会和新军有很大的作用，另外一派就是陈其美那派，这一派比较接近孙中山，帮会势力比较大，陈其美本身就是青帮的大头目。除了这些革命派，当时掌握上海整个局面的，是由一个上层商人选举产生的李平书领导的自治政权，它实质上是由上海总商会控制，上海在政权转移期间没有大的战斗和流血牺牲，他们的作用很大。他们召集开会，与革命派商量成立新的政府，李平书出任民政长，实际上日常的城市运作由商人管理，陈其美他们管军事。广东就更加明显，完全是商会操控了，商会决定宣布独立，当时两广总督张鸣歧最初还犹豫，想保持跟朝廷的联系，但在商人力量推动下，他不得不接受宣布独立，自己则逃跑到租界——沙面躲起来。其它各地几乎大都是这样的。总之大势所趋，民间力量起了很大作用。 问：你前面也提到了曾主张改良的地方官员，这些人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答：武昌起义后，外国领事马上承认这是交战团体，也就是列强表明采取中立立场，跟当时咨议局领导人汤化龙的作用有关系。汤化龙因为连续请开国会失败，对清政府已经彻底失望。当时新军将领黎元洪不愿意和革命派合作，革命派又推不出有威望的领导人来掌控局势，就请出汤化龙协助说服黎元洪接受都督的任命。同时，汤化龙也和各国领事联络交涉，发出通电给各省咨议局，得到各地支持，一下子局势就稳住了。当时湖广总督是满族人瑞澂，原来就带头上书请开国会，要求实行改良，所以不可能坚决地跟革命派战斗，于是跑到军舰上去了…… 答：有没有皇帝，这个实在不算大问题。辛亥革命真正的功劳，在我看来有两方面，一，一下子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建立起来，虽然很不完善，甚至还有很多违法的地方；二是公民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实现了，人们这个时候可以自由发表各种各样意见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样情况就变了。辛亥革命最主要的收获是这两条。经济上没有什么大变化，延续清末新政的市场经济制度。
问：清末民初，中国人寻求一种自救求生发展的新模式，当时面临着几个出路，立宪和革命就是两个路径。清政府错失了一次改良机会。但，现在也有人形容孙中山像个铁路扳道工，始终坚持将形势扳到革命一边。 答：他“扳道”是在辛亥革命后期，因为老是想将权力掌握在革命派手上，没有把焦点放在民主法治等制度的建设、巩固方面，这直接影响后来国民党革命道路的选择。比如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本来可以通过法治的途径解决。当然法治也有困难。上海是陈其美那一派掌握的，将凶手武士英毒死了，指使他的行凶的应夔臣则越狱跑到青岛去了。当时开枪的凶手在拘捕期间居然死掉，袁世凯方面不可能在上海将凶手毒死，这些都是控制上海的陈其美干的。 问：谁是真凶和主谋，本来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搞清楚这桩历史迷案。当时上海检察厅都向国务总理赵秉钧甚至发了传票，在此情况下，发动二次革命是不是鲁莽了？ 答：二次革命不应该搞，应该不断追究。假如追究下去，即使不能把赵秉钧、袁世凯赶下台，但至少可令他们在政治上很孤立。这是一个错误。 问：二次革命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答：实际有它的必然性。革命派就是希望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国民党没有决心成为反对党，去监督袁世凯执政，或者变成参政党，和袁世凯结成联盟，共同执政。袁世凯也提议联合执政，国民党不接受，只想自己执政，这个太脱离实际了。 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和袁世凯决裂是必然的？ 答：本来通过选举转移政权，是民主社会的常态。问题是，通过革命实现政权转移以后，一个政治家就要考虑实际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承不承认政治的现实——当时，袁世凯是最大的实力派，他接受共和制度，国内外都认为能够稳定大局的就是袁世凯，这就是现实。承不承认？原来达成协议，总统归他做。这样一种态势下，抛弃原来的协议另搞一套，想把权力马上夺回来，人家当然不干。 问：革命派不愿意面对现实？ 答：临时政府成立后，并不甘心与袁世凯和谈。因为在之前他们一直在和日本人谈判，要求借钱。孙中山表示，如果日本人赶快借出500万，我就坚持下来；要是不借500万，我就去和袁世凯和谈。结果钱没借到，袁世凯那边协议却达成了，要把总统位置让出去。因此他们很不甘心，老是想将权力夺回来。 问：中国历史上多有造反以改朝换代，是不是这种“传统”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辛亥革命？ 答：这个讲法有一定道理。把这次革命看成改朝换代，换人做皇帝，这当然是一种解释。但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领导人完全不同于那些改朝换代的农民领袖，他们其实也想成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权，但有一种心态：革命的多疑症。老是感觉别人不可靠，只有我是革命的，代表民主，代表共和，其他人不是。当然，这也是各国革命的通病。这里面牵涉到政治家的水平。怎么做对民众最有利？他们没有想透，没有彻底理解清楚，这是由当时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决定的；也说明当时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并没有成熟。虽然那些人，包括草拟宪法文件的人，基本都在日本接受的教育，但没有真正深刻的理解民主和宪政理论，对这些基本问题没有理解透彻。 问：当然，按民间说法，革命不是吃客吃饭，好像夺权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袁世凯不应该妥协。 答：过去说是孙中山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妥协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反而是过激了，而不是妥协不对，不应该。辛亥革命是三派力量联合的结果，妥协是非常正常的，政治本来就经常需要妥协。为什么孙中山会被抛弃？各地绅商原来和革命派合作，后来把国民党看成“暴民专制”，就不再合作：再这样搞，我的生意没办法做了！他们要求现在就是要稳定。也就是说，我要求稳定，你就不稳定；我要求整个社会实行民主，实行法治，你就不往这个方向努力。国民党、孙中山看不到这一点，结果大家反对他。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一个多月就全军覆没，脱离群众是主要原因。后来长期翻不过身来，就是被资产阶级抛弃了。 问：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辛亥革命其实可以分前后两阶段？ 答：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努力值得尊敬，特别是黄花岗那些烈士，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精神是非常伟大的。但革命后，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袁世凯北洋势力也有破坏民主法治的行动，但更大的失误还在于革命党这方面。它没有及时转变为民主政党，反对党或参政党，换句话说，革命党成功以后不能一直是革命组织，必须转变。 问：该怎么评价这种革命党人的这些失误？或者说，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失误？ 答：辛亥革命后，有关经验没有被正确总结，一再宣称要革命，革命以后还是要革命！没有总结为什么法治制度不能确立，民主选举制度不能确立。很明显，《临时约法》是民国初年政局变乱的一个根源，因为当时《临时约法》没有规定解散议会的权力。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本来应该互相制约，而当时国会是在革命派支配下，那个国会很腐败，议员受贿成风，发展到登峰造极就是曹锟贿选，根本就不好好干活，十几年连宪法都没制定出来，直到曹锟要当大总统了，才匆忙通过。 问：也有人说还有个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动工农？ 答：这个论点很荒唐。当时，工农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受历史条件限制，当时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所谓民间武装，有些是绿林好汉，有些是当地自卫团、保安团。这些组织很多土匪气很重，到处杀人、抢劫、奸淫；有的报复剿匪的武装力量，杀人很残忍，当街生劏，挖取心肝炒来吃；当时的报纸白纸黑字记载得很清楚。再充分发动工农，全国变成一个大屠场。当时的民间武装，工农结合就是这个水平，再发动就会天下大乱。 答：制定宪法，需要各方共同商议，各方都能接受，才有办法施行。但国民党控制下的国会制定了一个“天坛宪法”，完全脱离实际，没有通过最后的立法手续，不能生效。《临时约法》本身漏洞百出，不能规范各方的行动，国会胡作非为的时候，行政根本无能为力。而行政权之间，总统府和国务院还有“府院之争”，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临时约法》本身规定就非常含糊。 问：民初宪政试验，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可能也是前无古人的一条路？ 答：问题是，那时世界上已经有经验，民主已经是世界范围内逐步推行的制度，你还走错路！而且，当时这些人大都是留学生，知道现代政治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下，还能站在中国传统的角度讲“前无古人”吗？其实已经有大量的先行者，但不是中国的古人，国外有大量经验你就不吸收，这个是不能原谅的。 问：说辛亥革命，不能不提及袁世凯，现在也有人总结认为如何处理与袁世凯这样实力派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当时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 答：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主要支柱之一，这点是没疑义的。即使在辛亥革命以后，第一，他不是“窃国”，因为是通过合法程序当选的临时大总统和正式大总统。第二，他最初也做过很多工作，也想尊重原有的政治架构，但国民党一直在企图立即用选票和其他方法，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夺回来。比如制订《临时约法》把袁世凯手脚给捆起来。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实行总统制。袁世凯当选第二届临时大总统，立即制定《临时约法》改为内阁制，用革命派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将权力夺回来。这等于把袁世凯架空，袁世凯当然不干了。 问：曾是清末新政的积极推行者，算是体制内进步力量，但袁世凯让人记住的更多是“称帝”中的那个丑角形象。 答：袁世凯的主要错误，集中起来就是在“称帝”这点。他也践踏民主，也不遵守法治。但他基本的错误，是将三权分立架构给摧毁了，将国会这条线给摧毁了，这是很大的错误。 问：那又怎么评价袁世凯的政治对手孙中山？ 答：可以分两个阶段看。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者有很大功劳。一方面，他作为革命旗帜，革命领袖人物，提出一套理论，这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另一方面是筹款，有人计算过，以孙中山为主筹集的经费有58万银元左右，40%花在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他犯了好多错误，主要是发动三次战争，现在看来都是有问题的：第一，二次革命；第二是袁世凯死后发动护法战争。护法战争本身不合法，800国会议员他只拉了200多人，不够法定人数，所谓护法并没有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而当时国会确实有很大问题。比如，一战，中国是应该参战的，参战才能收回我们的利益和主权，但孙中山、国民党坚决反对参战。背后他接受了德国人的钱，发动护法战争，拉拢海军程璧光率领舰队南下，都用的这个钱。这个有确实的史料，德国外交部有档案，另外蒋介石日记也有。第三，就是北伐战争。他接受了苏俄的支持，接受苏联给钱、给枪，给军事顾问。实践的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变为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你说这样的战争对还是不对？ 问：历史人物，大都存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局限性。 答：特别他本身还有接受中国专制传统的一方面。1914年，他草拟一份《中华革命党章程》，里面要求所有党员宣誓“服从文一人”，要党员无条件服从个人，相当大一部分人不愿意接受这条，结果造成国民党分裂。中华革命党本来就是小众的小团体，到后来袁世凯称帝时，它起到的作用非常小，反袁的旗帜掌握在进步党手上，蔡锷、梁启超才是旗手。到国民党改组以后，党内很不民主，有反对意见的都开除，一大帮人，有些是国民党元老，然后在党章写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总理有最后决定权。就是一个人能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凡有民主意识的人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不要神化某个领导人、某个领袖，否则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 问：孙中山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答：他的继续努力，就是想搞武装，搞北伐，要动刀动枪将权力夺回来。 问：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革命史，虽然革命总有它的道理和理由，但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革命”不能被频繁使用。这可能也是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留下来的启示？ 答：社会转型，成本最低的是逐步改革，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民众有革命权但那是最后手段。不要沉迷于革命，不然社会转型的代价太大。革命不是正常的社会进步方式，暴力是不正常的现象。
问：清末以来一直的主题是救亡图存。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经身不由己地被拖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了。 答：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学西方，要不要接受现代文化或者现代文明，然后是怎样吸收现代文明。基本上就这两点。鸦片战争以来170年一直在辩论这个问题。清末鸦片战争后60年花在这上面，到了人民共和国成立又有30年，170年中间有90年是在辩论要不要接受现代文明，剩下80年，是怎么学西方的问题，清政府学了10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学了27年，一共37年。抗战八年，内战三年，去了11年。共产党也有30多年学习西方，接受现代文明。 问：但当时思想领域的碰撞似乎还是集中在小众层面，对于底层百姓影响不大，与民众有点脱节？而不像美国建国之初那样大规模启蒙底层民众，就像至今被津津乐道的《联邦党人文集》。 答：基础不同。美国老百姓的文化基本来自英国文化，而中国从精英和民众全部都要接受新的东西，在制度领域用新的文化代替传统文化。大体上说，90年的辩论中，不断有人把现代文明说成西方文明，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旗帜来抵抗现代文明。 问：辛亥革命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看来，为什么在长时间的辩论中似乎没有真正达成共识？ 答：这个不奇怪。精英阶层在分化，民众也分化。民众要求稳定，要求改革但又要求秩序。精英阶层分化很厉害，反对接受现代文明那股势力就用爱国主义装潢实际上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大家。加上中国人一向有两个思想包袱：一个是文明古国，老子“祖上”原来很辉煌的；另一个，中国人是深受外国侵略压迫的弱者，是受苦受难的民族。这两个包袱压住了中国人，使得中国人不能冷静地去想：我怎样接受现代文明？ 问：这是为什么？ 答：一个社会的思想走向，受精英阶层的影响很大。这种情况下，辩论很重要，精英阶层的辩论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民众的行动。这个时候说什么话，一定要有所选择。这个很重要。我认为，在精英阶层或者中产阶层，多数人比较冷静，那些极端的东西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 问：总体上说，社会在辩论中前进。都说是理越辩越明，还存在哪些需要继续辩论的方面？ 答：中国启蒙的方向在于，必须将大量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在民众当中普及。要承认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知识、思想文化的“洼地”，还要吸收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东西方文明的结晶，是人类优秀文明汇合起来形成的，我们还是要吸收这些东西，让那些常识性的东西在中国进一步普及、落实。比如，私有财产不能侵犯，有矛盾打官司不打架，官员要受到监督，这在我们还是个问题。 问：现今艺术圈、文化圈正流行、泛滥着一种娱乐历史、消费历史乃至虚假的历史主义的风气。作为历史学者，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你觉得国人到底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 答：过去大家对历史都不太清楚，现在历史知识大普及，而且大家各讲各的，不完全按照一个调子。那就是还原历史。在这个多元的努力下，人人都有凭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言，在比较里面，大家会知道，哦，历史原来是这样子的。这个很好。当然，人对历史的认识总有个过程。除了历史教科书的正统观点，现在通过影视剧来了解历史，甚至相信影视剧也无所谓，公众接触、阅读下去，混乱产生疑问，进而追寻真相，慢慢就能在比较里面学会自己判断、理解真相。 （发表于2011年10月8日《华商报》，发表时有删节。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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