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帝制的救赎与终结

作者：刘刚 李冬君

来源：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yy5936

考察辛亥革命，其所以能成功者，因素有三，同盟会居其一，立宪运动居其一，新军起义居其一。这三种因素，本来各行其是，乃至于互相冲突，但它们终于形成合力，终结了帝制，为“三千年来一大巨变”，打了三个重重的惊叹号——“！！！”，而非写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回顾辛亥前后，我们发现，辛亥前夜，有对帝制的救赎；辛亥以后，还有帝制的复辟。本文略述辛亥前后对帝制的救赎及其终结。

自曾国藩兴兵起，中国便成二分之局

自曾氏兴兵以来，中国就隐然已成二分之局。

一分依旧，还是一天天烂下去的晚清衰败之局。

一分维新，乃以富国强兵运动造就的汉家复兴之局。

曾氏一手挽救衰败，一手推动复兴，左、李继之，而成复兴之局，晚清之衰，亦因之忽而一振。然此二分之局，看似一体，实则有异，运用之妙亦在心知其异而能左右之。

能左右者，莫过于曾氏与慈禧。孰轻孰重？他们是各有一本账的。慈禧坐在衰败之局里，屁股决定脑袋，当然要维持她的衰局，而其维持之道，无非来抽复兴的血，注入衰败之躯。曾氏于江南造就汉家复兴之局，且欲以此渐进而拓展至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以挽回衰败之局。

然而，曾氏布局，高举先帝旗帜，以先帝为先知，以布局为先帝遗志。金息侯《四朝佚闻》谈起咸丰帝：

帝临终时，两后以军事为忧，帝曰：“大乱即平矣，忧不在此。”闻者愕然，帝实有先见也。曾氏以上《陈圣德疏》，为帝所特知，谕祁寯藻云“敢言必能负重”，后遂倚以平乱，无所谓掷折加罪云云。

咸丰末年，曾氏密奏统筹平乱及长围江宁之策，帝别取舆图，于江宁四围画一朱圈，又连江浙皖赣等省，加一大圈，复于鲁豫等省，画一圈，川黔等省，画一圈，陕甘等省，画一圈，然后就全图四边，再勾一大圈，包全国矣。交肃顺密寄曾氏，肃请明示，帝日“彼必能解之”。曾氏得图，召集亲信，密议于室，曰：“江宁之圈，意在长围，不俟言矣。江皖之圈，防外援而绝内窜，亦属要计。鲁、川各圈，意必分贼势。惟全国大圈，不知何意。”曾氏以此奏复，奉朱批称是，并云：“大圈，指国防也。”曾氏遂以江宁属国荃，江浙属左、李，鲁、豫、川、陕各加筹调，不数年，遂收全效。而不知此后平捻坚壁清野，实用鲁豫之圈，剿抚回番，实用陕甘之圈，而石达开被擒，实用川黔之圈，一一皆验，亦奇矣哉。帝言“国防”，曾以“先平内乱，姑缓之”嘱托，待内乱收定，曾氏乃统筹国防，李鸿章任海防，以左宗棠任陆防。而左、李皆急近功，无远志，廿载经营，徒付一掷，此非曾氏能预料，而先帝在天之灵不能冥也。

曾氏将一切胜利归功于先帝，但先帝划的圆圈，却须由他来诠，先帝所想，亦唯有他能干。

他这样定位，可以说是给足了朝廷面子，而且不露形迹。先帝划了几个圈，其实，那都是心中的疑团，寄给曾氏，是要向他寻求答案，同时，也是对曾氏的一份考卷。曾氏捧卷，领了他的一班高参，来参这帝王学的禅，就像面对“河图洛书”那样，去体贴君臣之间的“圆”，领悟那圆里的“愿”。圆圈里面是空的，但先帝在其中许了愿，这还用说吗？“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育焉”……对于帝王愿景，你可不能娱乐化为猜猜看，要毕恭毕敬，奉为“最高指示”，“参天地”一样的参，曾氏等人终于交出了一份令先帝满意的答卷——他的战略部署，将那几个小圆圈一一填满。先帝看了，信心满满，底气很足，面对忧问，敢说“大乱即平矣，忧不在此”。可曾氏留了那个最大的圈没填，没填就对了，说明他没有野心，那个大一统的圈，本来就该帝王填，曾氏若填了，先帝岂能安眠？先帝填下“国防”二字，可“全面落实”，还要靠曾氏。

金息侯是眼见清朝倒下而无能为力的满人，回头来反省历史，已知清朝于文宗和文正时，便有一个中兴之局——文宗定局，文正布局，可惜了这个好局，竟然被慈禧那个拆女给拆了。所以，他说“晚清穆、德二宗，皆以扼于那拉后，国卒以斩”。对于同、光二帝，它的评价是“材皆中下”，光绪帝“愿奢而才不足以副之”，同治帝则“更无论矣”。抚今追昔，难免怀旧，割舍不下，斯有神话。神化先帝，想念曾氏，江山也要伟人扶，谁来做大清朝的救世主？作为清末进士，他本有希望成为末代状元，因为在卷子里写了一些山河破碎、痛哭流涕之类的话，据说触了慈禧喜庆的霉头而被拿下。后来，他追随溥仪，成为近臣，还企图复辟，可溥仪搞满洲国，又将他甩了。晚年，他反思历史，对于曾氏那一段，还留了美好回忆，但他拾掇碎片，拼凑历史，不为考据，而为怀旧心理，所以，难免掺用想象的粘合剂。

曾氏办国防，出于国权思想，而非王权主义。现在这么一说，很容易，可当时，要分清王权、国权，谈何容易！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言曾氏父子有国家意识，而旧日官僚，皆以忠于朝廷或效忠皇上为言，而罕言国家，是因为帝王家天下，讳于君之外言国．又以大一统自居，不知中国之外尚有他国也。明末梨洲、船山诸儒，因救亡，而知王权与国权有别，故稍申君与国之辨，然清网一密，文字狱起，国家意识匿矣。晚清，曾氏起湘军，非为一姓效忠而战，而为复兴汉家江山战，国家意识遂亦因之而萌，虽曰潜龙勿用，未行于世，但以之自守，则未入朝廷“同治”之局，无以“奴才”自居，故其筹办国防，尤能于汉人收复国权念念不忘，其所以不拥兵自居为帝王，乃因其有国家思想，而无帝王思想。

其子劼刚，甚得乃翁心法，议论已转向国家本位．不复囿于“圣清”、“我皇上”等陈词，而以“吾华”代之。观劼刚复友人书，即以“吾华永无自强之日”言之，其《中国先睡后醒论》所言三事，一为中国绝对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各国亦宜平等保护华侨，二为中国对于各属地边境有绝对之治权及宗主权，三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此三事，均以国权立言，而未以王权立言，其国家意识，可谓昭然。再观其《伦敦再致李傅相函》，谓“西藏与蒙古同，乃中国之属地，非属国也”，对于“属地”，中国拥有治权，对于“属国”，则有宗主权，它们都属于国家主权，然而在王权里鼾睡的国人，有几人能区分它们？

皇帝的救赎，君主立宪

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他这样说，看似很离奇，其实有道理，他以自由为依据，把历史看作自由精神的显现，没有自由，也就没有历史。

然而，从专制里去寻自由，犹如鸡蛋里面挑骨头。中国人的自由精神埋伏在文化的江山里，是重整河山的原动力，再造了一代又一代王朝。可惜的是，中国人的自由精神，在政治上，只通往一个出口，那就是“革命”，此为激进如火山爆发的出口，而没有走向另一个温泉似的出口——“立宪”。

中国人的自由精神，居然还可以有另外一个出口，而且这个出口，被君主专制幽闭了两千多年后，终于在“三千年未遇之大变”中，被宁死不做“亡国之君”的光绪帝打开了，恰如《水浒传》里的魔穴“遇洪而开”放走了“天罡地煞”，光绪帝在两千年来号称“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君主制里，放了一干“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人物出来变法。然而，离了体制，即便皇帝，也处于弱势。

戊戌维新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变法路线，一条是改制路线。变法路线，由陈宝箴行之于湖湘，沿着郭嵩焘以来的洋务思想前进，从造枪炮到办外交，从办外交转向改革内政，这一转向，实以郭氏倡导，而由陈宝箴发为新政。改制路线，则由康、梁发动，欲以孔子改制为名“定国是”于中央。

李鸿章问，改制要不要改六部，康答要改；荣禄问，改制要不要改祖宗之制，康氏回答当然要改，又问改不动咋办，答道杀两个一品大员就行。所谓祖宗之制，其实就是家天下，光绪可以为了救国而不顾家，慈禧则不然，必要时，她会卖国以救家天下，“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非失言，而是守着家天下的底线。连家天下都要改，那家天下里的政府——“六部”当然也要改，再加上改科举……

这样改制，分明在搞无政府主义，谁还会支持？空想的幽灵，从《大同书》里跑出来，徘徊于京城，盘桓在皇上头顶，皇帝多么青春，何等单纯！为了救国，他愿意放弃帝制，不做皇帝；为了救民，他可以放弃家天下，还权于民。可这是“三千年来一巨变”啊，他怎能想干就干？更何况祖宗之制亘古如斯，岂能说变就变？莫怪慈禧发狠，女人本来就是家的守护神，而她是太后，理应成为家天下的守护神，毁了她的家天下，岂非不肖子孙？所以，慈禧要人称她“老祖宗”，由她来代表祖宗之制。

李鸿章曾为李提摩太译《泰西新史揽要》作序，序文大谈“民主”，说：我邦三代以前，以天下为公，嬴秦而降，以天下为私，以天下为公则民主之，以天下为私则君主之。自夏以来，从三代开始，天下由公而私，天要中国大一统，其势浸淫二千余年，而今一变。如今中外畅通，看来是要恢复中国三代以前天下为公的局面了。康有为向光绪帝推荐了这本书，李提摩太《在华四十五年》里说到这本书，不仅皇上爱读，恭亲王也称赞，而俄使却对恭王说，这本书是讲民权的，如果四万万汉人都来讲民权，你们六百万满人就只好回老家了。可皇帝居然听洋人忽悠，被汉人劝说，就想把天下交出去搞立宪。为此，还设了个变法顾问团，皇帝竟然把洋人都请来，还让伊藤博文来当首席顾问，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的皇帝还要他作甚？严复说，最是皇帝不自由。可就这么个最不自由的人，居然拼将一死，也要打开通往自由的另一个出口——立宪，欲以立宪尽了自己对于家族的救赎，对于王朝的救赎，还有对于天下的救赎。

“立宪”之于中国，始于黄帝“欲立宪以垂万世”。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前总序言，中国民权之理于古最明，伏羲、神农、黄帝，或以制器利用，或以医法疗人，或以经国体野……民悦之，然后为君，以此引申民权。把“立宪”放在文明之初，则一切文明无不从“立宪”开始。因其权力合法性来源于天，所以，又称“天宪”。不幸的是，“立宪”一旦被君主“专制化”了，一不小心，权力还会落到太监手里，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十三就说“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衔天宪”。

到了近代，对于立宪，就要问其权力合法性来源，除了问向头顶上那一片天空，更要追问现实，问一问它究竟来源于王权还是民权。中世纪的民本主义，以王权代表民权，虽然在制度上遮蔽了民权，但也在体制外，给民权留下了道德批判和武器批判的空间，如果王权破了底线，人民还有“革命”权。君不见，历史上，那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皇冠落地，无不印证了人民的“革命”权。

然而，两千年来，中国民权只会“革命”，不会“立宪”，革掉了一代又一代王朝，民权也没有在制度上有所显现，但它却以道义执行力，守住了国之为国的底线，以武器的批判，捍卫了人民自己的尊严，所以说啊，“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新朝开基，改元更始，还是王权“立宪”，民权旁观，其实，民权不仅被王权代表，还被王权解构，人民非组织化，成了一盘散沙，何权之有？但你要是以为它不存在那就错了，因为在理论上，它依然被提得很高，严复在《宪法大义》中说：“问古今之倡民权者，有重于‘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二语者乎？殆无有也。”理论归理论，实际归实际，我们当问的是，民权究竟在哪里？

若问西方人，民权在哪里？他会告诉你，在国会，在民选，在多党制，一人一票权的民权，就握在自己手里。而严复说了一大堆的民权，说来说去，还在古人的说法里，说到现实，倒很能体谅皇帝：“吾国自唐虞三代以来，人主岂尽自由？历代法律，岂尽凭其喜怒？且至本朝祖宗家法，尤为隆重。蚤朝晏罢，名为至尊，谓之最不自由之人可也。”皇帝“最不自由”，人民难道就自由了吗？这只能证明，在专制制度下，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皇帝一旦自由，非昏即暴，要被当作“一夫”来诛伐的。

就此而言，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倒是绝对平等，其平等在于，它否定并取缔了每一个个人的权力，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皇帝的个人权力。在这样的制度安排里，没有天赋人权，只有“天生民而作之君”，一切权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被制度安排，皇帝也不例外。因此，严复的说法，不能改变我们对于君主专制的看法，但它却可以用来纠正黑格尔的一个偏差。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说过，中国只有一个人有自由，那个人就是皇帝。而事实则是，中国没有一个人有自由，连皇帝也没有。

失败了的光绪帝就更没有。失败的缘由，究其根本，就因为他要自由，不光为自己要，还要给制度以自由。爱新觉罗氏家族为中国历史贡献了两位好皇帝，一位是开国皇帝康熙，另一位便是末代皇帝光绪，康熙不用说了，满清没有他，开不出帝国之花，而光绪呢？他为两千年来的帝制增光了。

谁能想到农牧文化融合的爱新觉罗氏，会出了这么一位高贵的王子？他居然要在中世纪的帝制的朽木上，开出近代宪政之花，要从王权主义转向国家主义，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政治。

能出这么一位王子，说明爱新觉罗氏还有活力，不是一般活力，而是创造历史的活力。有人会说，不是有位末代皇帝，名叫溥仪？哈哈，那也能算皇帝！狗尾续貂，不妨用“……”号矣。感谢爱新觉罗氏，在三千年未遇的政局里，他们还能尽其所能，为中华民族贡献如此优秀的儿子。

有了光绪，爱新觉罗氏才无愧于历史，正是这位皇帝，以维新，以受难，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尽了他对爱新觉罗氏的救赎。家族的罪和历史的恶，压住他脆弱的双肩，他忍受了，突然有一天，他站起来说“我不能做亡国之君”，便走出王权洞穴，去领略普世阳光，看世界的真相。

走出去，意味着拿自己去救赎。走出家天下，走向民天下，像匹夫那样以“天下为己任”，是对爱新觉罗氏的民本主义救赎；走出帝制，走向民主制，把皇帝搁在宪法里，是对帝制的民主主义救赎。可他凭什么来救？用什么来赎？就凭项上那颗大好头颅！那是一颗如旭日东升般的思想之颅。

他是家天下的逆子，却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是帝制的叛徒，却是祖国的忠仆。秦始皇开创了帝制，历史学里，称之为“千古一帝”，然而，在我们看来，要终结帝制的皇帝，才是真正的“千古一帝”。历朝历代，不乏雄才大略的皇帝，可帝制终结者只有一位，那就是光绪。从大一统的帝制里，居然会产生帝制终结者，在老子那里，这叫做“反者道之动”，而近人马克思，则以为是“异化”。

“反动”也好，“异化”也罢，皆非帝制自发，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西化”，光绪欲以宪政救赎帝制，一如其欲以维新救赎朝廷，海风吹来宪政的花粉，少年天子还真有些过敏。政变后，逃往日本的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里说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话说得不错，但以此看轻了慈禧，就大错特错。须知政客，本就无所谓政见，一有政见，反倒授人以柄，被人把持；亦不必要远识，一旦高瞻远瞩，便看不到自己的脚跟处，而危险多半就在那里。脚跟，在荷马史诗里，叫做“阿基里斯之踵”，那里有致命的弱点，汉语自谦，称人尊为“足下”，不忘提醒人的脚跟。可没人这么称皇帝，称皇帝为陛下，陛下是台阶，表示权力等级，皇帝惯听人称陛下，罔闻足下之音，要站稳了脚跟做皇帝，实在不容易。

权力，是政治的脚跟。慈禧“但知权利”，就是紧盯着自己的脚跟，以免露出致命的“阿基里斯之踵”，“绝无政见”，乃专注于此，绝不旁鹜。而皇帝则相反，多有政见，而不知权利，究其根柢，还是一位青春王子，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里，便有着青春王子的身影。青春王子让理想飞，让政见飞，不设防的他，被人击中了自己的“阿基里斯之踵”，而轰然倒地。可他并不在意，因为，他已经出手了！千年等一回，生来就为这一天，这一天终于到来，他竟然打开了通往立宪的王权之路，谁曾料想他有这般伟力？有清一朝二百余年，最光辉的那些日子，王朝中国两千余年，最有意义的那时刻，都在这短短百日。

百日维新——华虽旧邦，其命维新，都三千年了，也该变一变了！面对历史的转折，皇帝作了最正确的选择——立宪，就在那如雷如电前无古人的时刻，慈禧万万没有想到，被她训了多年，训得比哈姆雷特还要忧郁的王子，居然挣脱了她安排的枷锁，冲决了她设置的网罗，愤然与体制决裂，而为“千古一帝”之举。为什么皇帝与康有为只见一面，就让康感念一生？须知康是何等眼界如何自负之人！

有人说，康是个骗子，要扛着皇帝的招牌去骗人，放在清末，这样说说，未尝不可，可为什么，到了民国，皇帝早已成了历史的包袱，康还一直背着，至死不渝？《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问世后，惊世骇俗，如火山喷发，攻之者几如枪林弹雨，惟皇帝不动如山，何也？众人皆以阅历读之，无不洞悉康之用心，知其狡计及贪欲。皇帝单纯，纯以良知读之，但求真理，不问居心；唯以良能行之，但求当行，不问可行，更勿论成败矣。俗语曰“智可及而愚不可及”，众人皆智，唯帝愚也，此所谓愚者，非蠢蠢欲动之谓，乃单纯之极也。唯其单纯，当下即行，如佛曰“我下地狱”，耶稣以死为人类救赎也。

同为立宪，谁及光绪？慈禧多疑，孙文多虑。慈禧之于立宪，立与不立，但问于己利与不利，而不问民意，不顾国体。庚子事变后，非立宪不能“结与国之欢心”，她就接着皇帝立下去，而立了对她未必有利，所以，她把立宪搁在“预备”里，正所谓“立又不立，不立又立，又立又不立”也。据恽毓鼎《澄斋日记》宣统三年十月初一日记，慈禧临终前，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何“误”之有？她若不说立宪，怎能训政到这一天？我们观此言，益见其“但知权利，绝无政见”，死到临头，才说立宪误国，这笔误国的帐，当然要算到皇帝头上，皇帝先她一天死去，岂偶然也？孙文之于立宪，也是说了没做，理论上，提得最高，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行动上，却排在最后，依次为军政、训政、宪政。从军政到宪政，每一次转型，都是否定，都要打，拿人头来换。读一部民国史，我们早已了然于此，故难免要问，何以孙文，终其一生，都未立宪？究其思想之根源，可见其“知难行易”的哲学尚有缺陷。我们今日来看他的“三政”说，于理上虽可“知”，于事上却难“行”，说起来通，做起来不通，例如，军政导致军阀混战，训政导致国共相争，只是打来打去，而宪政依然遥远。近代以来，重整河山定国是，无非以“立宪”二字。今欲行之，当回到光绪帝，以无量之单纯，以无限之勇气，从头做起！

李鸿章欲立东南共和国

慈禧妄图利用义和团赶走外国势力，以达到废黜光绪、阻止立宪之目的，于1900年颁布“对外宣战诏书”后，又通电全国，要各地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共渡难关。

时任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因职务之便，竟然扣押了老佛爷的电报。随后，速电李鸿章，乞裁示，请老师“速定办法”，电文内容如下：

千万秘密！朝廷已勒限各使出京，各国都来责问。中国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眼下，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朝廷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各国军队入北京，方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国家，各督抚应联手，以定各国之心，而守疆土。

李鸿章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于是，盛以此电并廷寄电告各省。李电奏云：“拳不可恃，衅不可开，北望觚棱，日夜痛哭。”刚毅见而大骂：“谓此等媚外汉奸，非尸诸市朝不可。”此前，总税务司赫德亦曾以电告急，略言京中乱事，李曾致电荣禄，言外衅不可开，拳党不可信，颇忤荣意，自此京电遂绝，可他每天都要接到袁世凯从山东来电，告诉他京城消息。而且他还代表南方各省致电朝廷：“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要朝廷“先定内乱，再弭外侮”。

可电报到达北京的时候，德国公使克林德已经横尸在北京街头了。

“乱命”一语出，此乃李鸿章的新觉悟，可惜这觉悟，晚来了一步，早如是，他何至于受制于朝廷，而毁了海军？何至于被朝廷驱使，而有甲午之战？今以“不奉诏”捍卫国权。

非帝之命，即为乱命。为保皇上，他与康、梁内外相倚，遥相呼应。庚子之乱起，慈禧追杀帝党，派人处死了陈宝箴和张荫桓，还要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掘康、梁祖坟，被李拒绝了。从马关条约里起死回生，从欧美各国游历归来，李鸿章如《国闻备乘》卷一所言，尽显其“英雄本色”。

洋人之于李鸿章，如湖湘子弟之于曾国藩，不乏欲其为帝者。伊犁之役，戈登远至，李欣逢旧雨，劝以西征，戈登许诺。为此，俄人抗议，戈登表示，愿脱英军籍。观淮军，喜盛军，曰：“率此以往，足以御敌矣。”当时，王大臣十余人莫有所主，惟视恭王言动为进止，恭王一启口，则群声相应，无一语得其要领。戈登怒归，对李曰：“速予兵五千，先入京清君侧，再议西征。”竟不欢而去。同治帝逝，无嗣子，法使热福理曰：“不如李某为帝。”八国联军至京，欲立新帝，有言立曲阜衍圣公为主者，有言立明朝之后者，瓦德西至，使德璀琳谓李曰：“各国军舰百余艘拥公为帝，可乎？”李笑谢之而罢。

唐德刚《袁氏当国》提到，慈禧挟帝西逃时，消息杳然，东南无主，当地督抚便曾有意自组美国式的共和政府，选李鸿章为总统，李亦有意担任，后因两宫又在西安出现，乃作罢。然而，首倡以李鸿章为总统者，竟是朝廷专门安排的李的反方——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以一旦北京不保，两宫罹难，即推李为中国“总统”，主持大局。读史至此，我们才懂得陈寅恪先生为何那么推崇张南皮：“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

后来，孙中山到武汉，对张的评价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孙如此评价，乃基于武昌起义，张治湖广二十年，兴学校，办实业，练新军，客观上为革命做了准备。原其所欲，虽不离忠君爱国，观其所行，亦不过变法改良，但他已与传统有别，因为他已经有了立宪思想。何以见得？此由陈宝箴能雷厉风行推新政于湖南可知也，若非张之洞支持，陈难有那一番新政成就；更由其倡导东南互保于国难时可知也，阻废立，保皇上，他不及刘坤一，也不如李鸿章，可捍卫国权，深思远虑，他当仁不让。

他以李鸿章为总统，在东南互保的背后，布了一个东南共和的局。历史上，惟西周有过周召共和，他要在清末，与李鸿章联手，再造一次共和。其时，不光张之洞，连孙中山都对李寄以希望。还有章太炎，早就说过“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这一回，他再次上书李鸿章，请以两广独立，为东南各省表率，极力鼓吹：“某等所望于公者，则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

李本人也很自负，《清史获野录》云：庚子六月，李奉命入都议和，人言：“公已调补北洋矣。诸领事今晨已得电，皆额手相庆也。”李忽拈髯自语曰：“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观其口气如孟子，然于此时言之，乃伤心人扶危定倾，欲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之也。已而又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京师难作，根本虽已摇动，然慰亭蝭柱山东，香涛、岘庄皆有定识，必联络保全，不致一蹶不振。”其中“慰亭、香涛、岘庄”，乃指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诸公尚在，能同心协力，国家还不至于颠扑。

此行，有人问：“万一都城不守，公入京当如何办法？”他说：“我已笃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此刻，他像老师当年一样，有了想死的心。

他要北上，先到香港，去见一见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因为卜力希望他能以两广独立，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所以，北上之前，李鸿章乘坐的平安号轮船先在香港靠岸。

据说，卜力“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掮客”是卜力自谦，英国政府想做李鸿章和孙中山的后台老板，促成他们合作，搞两广独立，那倒是真的。他有这想法，是因为他听说，反满起义就要在南方爆发，而“这个李总督正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当总统。”“如果孙中山和李鸿章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英国的利益将是再好不过了”。

他的心思，早已被李鸿章看透，所以，李开门见山就问：“英国希望谁做皇帝？”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李再问：“我听说，洋人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义和团在北京把所有公使都杀了，列强就有权力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事情真的变成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也许是个汉人？”李停顿了一下，试着这么一问，也许他在问，是李还是孙？卜力答道：“西方大概会征求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然后作出决定。”李一听，就知道英国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而他早就拿定了主意，于是，就说“慈禧皇太后是中国最强有力的人”。

他这么一说，是不想再谈下去了，但他试探的目的已经达到，既然英国政府还没有作出决定，而孙中山又不敢到香港来露面，他还有什么好谈呢？想干天大的事，却没有斗大的胆，他只好半闭着眼睛“颌之”。

事实上，革命党与港督当局都有过扣留李鸿章在香港的计划，那时，谁都知道李鸿章是中国的一张王牌，谁都想打“李鸿章”这张牌，对于英国政府的一举一动，其他国家也都紧紧盯着，毫不放过。

所以，他料定，英国人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他下手，他完全可以来去自由，而孙既然抱定了要来与他合作的宗旨，却不肯相信他能保证安全，提供方便。

他这么一试，就试出了两点，一是英国对于两广暂无明确打算，至少还没有形成一个可行的方案，在他和孙中山之间，还没有最后选定，由此可见，英国暂时还不会在两广地区采取行动，英国不动，哪国敢动？另一点，便是孙中山不足为虑，起码，眼下还不成气候，况且英国也不会让人在广东插手，再怎么说，英国对他还有所期待，即使要搞两广独立，不也还得等他回来？所以，他敢北去。

总有人问他：想当皇帝吗？问的人哪里懂得，有他老师英灵在天，他岂敢！他现在越来越理解他老师，越来越以老师为榜样，老师当年是怎么做的，他现在就怎么做。老师想当皇帝吗？不想！他也一样，不想！老师想搞独立吗？不想！他也一样，不想！可老师为了国家，敢与朝廷扳手腕，他敢吗？原来不敢现在敢，以往他好和稀泥，做糊裱匠，现在他敢硬碰硬——跟老佛爷扳手腕！为变法，他敢自称“康党”；为保皇上，他敢问荣禄有几个脑袋；为保江山，他敢以最高指示为“乱命”，敢以“东南互保”与朝廷抗争；为救生民于水火，朝廷垮了，他敢立“东南共和国”。

蔡锷，“为四万万人人格而战

”袁氏“搞共和”，得寸进尺，先将内阁制搞成总统制，再把自己搞成了终身总统。《大总统选举法》修订完毕，根据此法，总统已成为终身职务，世袭总统亦成为可能。

这还不够，他还要改变国体，再接再厉，将民主搞成君主，将共和搞成帝制。

袁氏妄为，当真利令智昏了？非也！是整个社会的“绥靖”气氛，将袁的野心推到了帝制的边缘，仅一年多时间，袁世凯就从内阁制的虚位总统，变成了一个集权化的终身制元首。

当天下英雄进入袁氏彀中，被袁氏玩于掌股间时，惟有严修雷打不动。准备数日，严修斟就进言书，向袁氏进言，曰：顾念国本关系之重与我总统缔造之难。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愈速。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犹不失为亘古惟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之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

进言后，袁氏无回音，严修决定进京，当面谏阻。家人惶骇，恐有不测。他坦然曰：为大局弭乱源，为故人尽忠告。生死无惧矣！严修旗帜鲜明：若行帝制，则信誉为妄语，节义为虚言；为之则各派人士，相率解体矣。袁氏不听，严修亦不妥协，遂断袍绝交，挥手而去，与袁家不复通问。

严修一劝，是为四万万人的人格而劝，以一劝而见士魂。

而蔡锷一战，则是为四万万人的人格而战，以一战而见军魂。

严修一劝，足见我汉文化人情之优美，有幸生于此文化中，而知君子之道，而得君子之交，而成人之美矣。蔡锷一战，足见我汉人，仍有掀天揭地之力，烈风雷雨弗迷之性。

袁氏复辟帝制不是没有可能，那时，离帝制未远，都觉得复辟不难，而事实上，在袁氏那位置上，一般老百姓多半也就把他当作皇上看。袁氏作为终身总统，他那一只脚，实际上已经迈过了共和制的界线，踩在了帝制的门槛上，对此，梁启超没有反对，反而赞美，不错，袁氏还躺在民国的卧榻上，可他要是翻个身就能做皇帝呢？到了这份上，不想做比想做还难，袁氏便动了贼胆。

袁氏的不幸在于，贼胆碰到了军魂，以军魂破贼胆，窃国者惨。

其时，梁启超在天津，与严修常来往，蔡锷也常来天津，看望他的老师——“造先生之庐，谘受大计”。后来，蔡锷干脆请假，住进了天津共立医院，因“假期已满，病仍未愈”，呈文袁氏，要求续假三月，迁地疗养，袁氏“着给假两月”。不久，蔡锷便“航海东渡，赴日就医”去了。

行前，梁、蔡二人定下讨袁战略：袁氏一称帝，云南即独立，一月后贵州响应，两月后广西响应，再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又约：事若败，一死而已，决不亡命；若成，则引退，决不在朝。

于是，蔡锷入滇，发起西南之役。本来此役，为其一生事业顶点，可经他一说，便说到兵者不祥上去了，以为大不幸也，从来不敢居功，总以忏悔说道：“锷不幸乃躬与其事。”西南之役，虽因一独夫称帝而起，但毕竟“动干戈于邦内，使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者以万计，其间接所耗瘁，尚不知纪极”，所以，在他看来，天下之不祥，竟莫过于此。这是“以良心为第一性命”的军人才会有的觉悟，我国从古到今，不缺抛头颅洒热血者，而难得有如此觉悟的人。

举义时，他向滇军将士泣血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就这“人格”二字，将每一位军人的军魂，都呼唤出来，这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啊！“枪支破损，未能克日修理，衣服褴褛，未能换给；弹药未能悉加补充，而饷项已罄，乞灵无效”，“鏖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个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

可就是这样一支“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的军队，一举打倒了袁氏。

此军，自出征以来，未滥招一兵，未滥收一钱，五月无饷，而将士不受馈一钱，师行所至，所部士兵未擅取民间一草一木，蜀人爱戴之如骨肉，自滇以达蜀地，无不箪食而迎。

当时，川军第二师驻防川南门户叙永，刘存厚师长为蔡锷旧部，此人之向背，至为关键，锷知其为人反复——“刘存厚厚脸犹存”，说了不算，也是常有的事情。可此次，刘慷慨愿以身许国，率部下歃血盟誓，开门迎护国军入川。

蔡锷入川，即以此为根据地，与袁军战。护国军出云南时，领了两月饷银，子弹每枪三百发，鏖战半年，战事惨烈，蔡锷屡电唐继尧接济，唐一概置若罔闻，好在有叙永民众。

据《四川盐政史》载，蔡锷云南护国军和刘存厚四川护国军在叙永提银款三十余万元，其中，叙永劝工局七千元，叙永绅商十余万元，叙永永边盐业公司二十余万元，“惟蔡锷将军提用永边盐业公司之银九万元，于民国八年经北京政府核准，饬由稽核总所转行川南分所，准将印收抵完盐税，其余本省提款则皆作变乱损失矣”。又据民国《叙永县志》，叙永民众为护国军筹集军粮二百余万斤，缝制军装近万套，“乡团之遥为声援者至七千余人”，还组织医生战地救护，组织运输队送弹药、送军粮……

护国军何有？吾以归之于天！此乃蔡锷于《护国岩铭序》所言。护国岩，在叙永县西一百四十里大洲驿侧，层峦叠翠，由叙永至纳溪必过其下。民国四年讨袁之役，蔡锷驻节于此，策应指挥，扼制袁军，取消帝制，再造共和。事定，蔡锷题其石曰护国岩，天不可名，故镌石以名。岩下，永宁河奔流，贯穿全城，军书之暇，锷以一叶扁舟，携二三子，游于岩下，叹江山如故，顿见兴亡。袁固一时之雄也！挟熏天之势，以谋窃国，卒毙于护国军一击之余，乃叹诈力之不足恃，而公理可信矣。

此时，他还会想到些什么呢？会想到在凄风苦雨中度日的妻儿，袁氏派人去抄他老家，没想到他那么穷，居然会一无所获，还有他妻儿还有老母，到处藏到处躲；还会想到在刀光剑影里翘首企盼他的小凤仙，想起小凤仙临别前那三首歌，那侠女歌啊，胜于琵琶弦上说相思，句句在心里。

可怜小凤仙，与她那蔡郎啊，只好到黄泉去相见了！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的追悼会上，她悄然而至，呈上挽联：“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当她随众步入会场，向遗像鞠躬时，被人发现，随即离去，人们寻访，竟不可得。此后数十年，她消失了，混在人群里，听人讲蔡郎故事……

看今朝，重整一担好山河，世无英雄，谁来挑？有人叹曰：先生死矣！奸人快矣！若个大好河山，将何收拾？元首喜哉！股肱起哉！试问满目疮痍，孰与维持？问得好！为什么普天下的军阀没有一个像他主张军队国家化？为什么几乎所有军人都要抓军权而不能像他那样把军权说放下就放下？为什么想当皇帝的袁世凯要问莫理循“蔡锷会不会统治中国”，难道袁氏不知道英雄早已视帝制为腐鼠吗？此正所谓鸮得腐鼠而疑凤凰要来抢也！难怪莫里循要轻蔑地斥之为“愚蠢的问题”而“未加理睬”了。

英雄死后，结局如何呢？共和国的精神，终于立在文化的江山，立于四万万同胞的人格，成为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了。人格问题，或由于政治，但主要还是个文化问题，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之正大光明，使曾国藩当年卫道都显得有些暧昧并显出几分猥琐。正是走在正大光明这一路上，蔡锷才能无比自豪的宣称“军人不党”，可革命党，对此却不予理睬，只管推动民转党，使民国向党国转化。

《人物》2011年10期

 

 被谋杀的宪政――重读宋教仁

作者：李冬君

来源：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yy5936

1、立宪的两种姿态

民国初年，湖湘文化里又出了两位杰出人物。

一位是军人不党的蔡锷，一位是积极建党扩党的宋教仁。

蔡锷不光那么说，还真就那么做了，放弃了自己的统一共和党。

宋教仁合并六党组成国民党，统一共和党也在其中，蔡锷便宣称脱党。

于天下滔滔，皆为政党之时，而言军人不党，也算是君子讲气节，军人有风骨了。同样，宋教仁要建的党，亦是从未有过的党，没有一副铁面皮，加上几根硬骨头，也是不行的。

他们，一个是立宪的军人姿态，一个是立宪的党人姿态，都很帅。

然而，这表面上南辕北辙的两种姿态，却使他们很难携起手来。有人曾经感叹，如果他们两位，一文一武，一弛一张，联起手来推进中国的立宪运动，也许能开出一个新局面。

有了也许，可以让历史变得美好。例如，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他们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一齐行动起来，那么他们之于共和国，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和杰佛逊呢？有可能，但事实并未如此，我们只能这样说。历史很残忍，而人心需要安慰，读史之人，总要自有一番心情。

那时，宋教仁要在中国搞出一个执政党来，这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同盟会属于会党，会党，或为革命党，或为江湖帮派，还不是执政党。革命成功了，革命党要转变为执政党。

从表面看，宋热衷于建党，喜欢议会斗争，擅长搞竞选活动，这与习惯于革命党的孙中山有很大的不同。革命党要抓枪杆子，要党指挥枪，而搞执政党，则要放下枪杆子去竞选。

不是宋教仁，而是与政党保持了相当距离的蔡锷，道出了这一点：军队国家化。可谁会听他？反正袁世凯没响应，孙文若罔闻，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他，交了军队，到中央来了。有人说，南北会谈后，黄兴不是已经解散了南方会党军队吗？如此表态，算不算军队国家化？当然不算。就此而言，它还是一种曾国藩式的姿态，是封疆大吏面对中央王权的传统姿态。至于黄兴解散的队伍，究竟算是军队，还是一哄而起的乌合之众或散兵游勇，那又该另当别论。总之，在这场政党运动中，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我们没有看到政党的自觉，看到的，只有一位军人的自觉。

2、孙、袁开办共和国

宋教仁是政党运动的高手，可革命党的党性在他身上烙印太深。

带着革命党的烙印去搞执政党，在党权与国权之间，就难免令人起疑。

站在“我党”立场上，“我党”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我党”党权理应转化为国权。因此，他坚持要搞责任内阁，在思想方面，就不纯为国家至上的想法，多少还有“我党”需要。

南京临时政府是根据1911年12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制订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成立的，那时，宋就与孙中山唱反调，主张搞责任内阁制，可最后采用的，还是孙主张的总统制。

三个月后，孙要让位于袁，让位之前，宋终于说服孙，这才由临时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了，《约法》还规定，议会选举中胜选的多数党组阁，总理及阁员还要交议会投票通过。“我党”需要的政体设计，显然违背了南北和谈以袁氏为大总统的协议。

还在孙回国前，南北议和谈订立草约五条，就有“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一条，孙、黄等人也在不同场合说过“袁能令中国为完全民国，决举为大统领”，说过的话就要算数。

国法不是兵法，当以神圣视之。而党人自身，难免有些江湖习气，流寇属性，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就以兵法撄国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的做法，就很容易被人看作是兵不厌诈。

从国家利益出发，总统制要好于内阁制，孙中山就认为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帝制推翻，皇帝垮台，如果总统又被虚置，试问国权怎立？改制，专为对付袁氏：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

民国初年，在定都问题上，双方都玩兵法，都以武力威胁共和国。

1912年2月14日，参议院议临时政府，有以北京为都者，议员多附议，议案就通过了。可孙、黄二人不干。孙要求复议，黄怒斥党人与“我党”有异。《黄兴年谱长编》云，其时，黄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要求“议院自动翻案”，否则，他就“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会员去”。据吴玉章《辛亥革命》言，2月15日晨，黄兴对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结果，参议院以十九票对八票复议，改为定都南京。世上有无赖，但还没有这么无赖的。袁氏搞阴谋，收买议员，那是耍奸，耍奸不耍赖，即便黑道，这也应该算一条规矩吧？可黄兴居然敢声称派兵到议院来抓议员，则是公然以“我党”劫持“我国”，袁氏“胆大妄为”，也不敢这么说。

迎袁特使北上，请袁氏南下就任总统，不料，京津一带，北洋军第三镇哗变。

兵变的直接起因，据说是裁饷。袁氏当选总统，已有裁军传言，故裁饷说一起，第三镇士兵一部分，就在朝阳门外东岳庙哗变，后与朝阳门内变兵会合，分头抢掠，洗劫货摊店铺，一连三日。随后，兵变由北京殃及天津。乱兵乘火车，陆续来津，前后约二千余人，从车上跳下，乱放一阵枪，便四处乱抢，然后，又劫夺火车，开往东三省。各国闻有兵变，纷纷调兵，准备再次进京以应乱变。

特使一行，包括宋教仁，有见于此，即告孙、黄等人，谓袁不可南下，建议迁都北京。孙、黄无奈，也就只好如此了。此次兵变，究竟为偶发事件，还是有意为之？目前有两说。

据唐绍仪回忆，此次兵变，应为袁氏所指使：“当时兵变发生，南方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唐言之绘声绘色，但仅以“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一言，尚不足以“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此言所述，是发动兵变，还是处理兵变，“之事”未明，故疑之可，断言则不足。

袁有一侍卫，名叫陶树德，据他亲眼所见，兵变时，袁正在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临时总统府楼上办公，突然闻变，袁十分急躁。此时，楼窗玻璃已被枪弹打破数处，袁仍不肯下楼。内卫傅国宝见势危急，即强掖袁下地窖休息。工夫不大，见曹锟来伏地请罪，根据此种经过非袁授意已明。

然陶不过一侍卫，所知囿于所见。据当时第三镇参谋杨雨辰回忆，兵变前，袁克定曾召集姜桂题、曹锟、杨士琦等人谈话，要他们将南方代表“吓回去”。所以，杨说这场兵变是“袁氏父子早在数日前就蓄谋制造的乱局。”大概北洋军人早已习惯了将袁克定所为都冠以“袁氏父子”的名义。

袁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透露说：“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父亲离开北京。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还有袁孙袁家宾在《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也提到兵变是大伯父串通了曹锟干的，祖父并不知情。

可仅仅为了定都北京，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据张国淦《北洋述闻》“袁世凯制造北京兵变”说，从表面看，袁克定发动兵变是要“威吓专使”，私下他另有打算，这打算，张国淦听徐世昌说过，袁克定觉得南方党人不好对付，就怂恿第三镇到清宫里去把宣统赶走，再把袁氏拥到宫里去做皇帝，此举未成，是因为守卫宫门的是冯国璋率领的禁卫军，冯曾以身家性命担保两宫安全及尊号不废，第三镇兵变，冯事先不知，所以，乱兵一到了东华门就被禁卫军阻止，夺宫计划未成，便转而抢掠。

张国淦还证引张一麐《五十年国事丛谈》所言：“某公子召各镇中下级军官开会密议，欲以兵入东华门，夺清帝位，效黄袍加身故事，是时禁卫军为冯国璋所统，不与谋，故火焚东华门，禁卫军抵御不能入。兵无所泄，遂大掠东西城以及于天津。”第三镇攻禁门不克，掠东城而去，城内姜桂题之毅军，见第三镇饱掠而飏去，遂亦纵兵掠西城，津、保驻军继之，乱兵四起，皆欲发横财矣。然军人发财，社会遭灾，我们读焦静宜《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一文，便可知京保津三地商民损失之大概。孙、袁两家，就这样博弈着，开办了共和国，或以宪兵挟持议员，有辱国体，或以兵变，发国难财。对宪法缺少必要的敬畏，对国体缺少起码的忠诚，动不动就以兵法乱国法，这病根，民国之初就有。让我们来看一组统计数字，便可知先天不足的畸形民国，病情如何频频发作：从1912年到1928年，16年颁布7部宪法，换过5届国会和10任国家元首，更迭内阁45次，更迭总理59任。

3、孙拉袁氏入党未成

袁氏不能南下，孙、黄二人只好北上，来与袁氏政治协商。

孙、袁协商，终于有了成果，成果就是那几条协定内政大纲：

第一条，立国取统一制度。没提以民主立国，没言五权宪法。第二条，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没有提出民权。

第三条，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人才。没有军队国家化。

第四、五条，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这两条，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没有经济私有化。

第六条，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没有地方自治。

第七条，迅速整理财政。没有国会议决、审批、监督，以中央集权行之。

第八条，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没提多党制。

就这么个政纲，从立宪运动的立场倒退了，清末还有个地方自治和三权分立的样子，而这八条政纲却没有宪政的关键词，有的是民主的缺失，不是有待完善的缺失，而是根本性缺失。

袁伟时《从孙袁妥协到二次革命——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谈到孙、黄所作所为，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为了速成“国民党内阁”，他们去拉政府内阁成员入党。

更有甚者，黄兴还去拉袁氏入党，欲推袁为国民党领袖。袁小试牛刀，先遣杨度入党，杨以变更国民党的内阁主义为条件，使国民党为难，结果是，“杨不入党，袁亦罢入党议”。然而，孙的感觉好极了：“余出京时，邀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之议始起。今阅报，国务员已入加本党。是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黄还以威胁口吻，劝教育总长范源濂入党，略谓：“此次鄙人北来，专为调和意见而来。尤以国务员一律加入国民党，为调和之先声，且符政党内阁之主张……现在各国务员均先加入，公如固执，将来破坏吾政策者，实君一人。”如此口吻，已透出一党专制的先声。财政总长周学熙对人说：“财政总长地位为一时的，周学熙三字为永久的，因一时之地位令永久之个人入党，昧良无耻，莫逾于此。”孙、黄拉袁氏入党未成，袁氏却来挖宋教仁去做他的国务总理，宋不肯，他不想做总统制下的总理，想做内阁制总理。可孙、黄都愿意宋出任，宋一出任总理，“国民党内阁”就名至实归了。

我们不好说，袁氏请宋出任总理，是孙、黄“调和”袁氏，袁氏呼应“国民党内阁”的一个重大成果，可结果却是，宋像钉子一样扎在那里，不仅让袁氏碰了钉子，还让孙、黄碰了钉子。这样一根立宪的钉子，锋芒毕露的立在那里，坏了“孙、袁统一”的好事。

4、谁拔掉了那根立宪的钉子

宋教仁一死，对于孙、袁二人，都是一种解脱。

我们不好说他们就是宋的死因，但凶手确与他们都有关系。

宋案有线索，从应夔丞雇凶行刺，一路顺藤摸瓜，摸到洪述祖、赵秉钧头上就断了，再摸下去，可想而知，就要摸到袁的头上了，不管袁氏如何为自己辩白，都难逃罪孽。不说别的，就说谁能将应、赵二人都干掉，恐怕除了袁大头，还是袁大头吧！仅此一点，就可算是铁证了。

不过，近来有人指出了另外一条线索，还是从应夔丞摸过去，这一回摸到的却是陈其美。原来，应夔丞颇有来头，任过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做过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的卫队长和庶务长，还在黄兴麾下当过差，后来在陈其美批准立案并且登报发起的中华国民共进会任会长。

应氏在孙、袁之间，实为一双面人，尽管被袁氏手下洪述祖收买，但他还是被陈其美控制，还得听命于陈，很有可能还为陈反收买洪述祖。所以，应氏在下手前，要两面兼听。

洪欲下手，陈若不肯，应氏岂敢？应氏敢于下手，是自以为摸清了两头，也许两头都没有给他明确指示，是他个人根据两头意向而自作主张，结果便是两头默认，但都未首肯。

故孙、袁两头，都认为是对方下手。袁的第一反应是黄兴，认为黄兴想当总理，是黄兴派人刺宋。旁人一听，或谓无稽，而袁则实自有据。黄欲速成“国民党内阁”，故袁请宋任总理，孙、黄皆认可，而宋不买账，偏要通过竞选以执政党方式做内阁制总理，使速成“国民党内阁”流产。

袁氏想当然认为，黄兴如欲速成“国民党内阁”，最好的办法，是由黄本人来出任总理。黄拉袁氏入党，请袁以总统身份做国民党党魁时，也许就谈到过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袁氏看来，不是他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对立，而是国民党内部的党权统一和法权统一之争，要了宋教仁的命。

后有署名白蕉者，据袁氏称帝前后文件，编成《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袁的亲信张一麐于此书批注宋案曰：“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嗾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本欲解脱袁氏，可如此一说，反使袁氏难脱干系，袁虽未令刺宋，但已授意毁之，从毁到刺，或被人利用，可宋之死，毕竟始于毁之。

然宋至死信任袁氏，临终前，还请黄兴代笔，椎心泣血，致电袁氏：“窃思自己受任以来，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之将死，而以人性优于党性，民权高于党权，超越革命党人而为宪政英雄，一如孟子所谓“圣之时者”，虽未能成为中国的杰佛逊，但也不失为中国的甘地，或中国的马丁．路德金。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都成为了他们那个民族的灵魂，我们民族也有宋教仁，可谁把他当作民族魂？请看国民党人！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宣判：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就是“桃源渔父”——宋教仁。

至于宋的遗言——中华民族的宪政遗产，谁还把它当回事呢？临死之人，痴心一片，托宪政于袁氏，殷殷期望，人谓其“至死不悟”，闻者心酸。那时，在他心目中，袁还是宪政同路人，且两人所争，并非立宪，而是总统制和内阁制，政见不同，尚能磨合。而他与孙分歧，惟有各行其是。

宋案后，党人有过三种意见，一是孙的武力解决，二是黄的法律解决，三是章太炎在《民主报》发表的“宋案当以政治解决为妥善，法律解决相提并进”。我们认为，第三种主张比较好，一方面继承宋的政治遗产，在多党制和议会斗争的道路上积极进取，形成国民党执政的事实；另一方面，通过法律途径，按照司法程序，追查凶犯，牢牢的牵着袁氏的牛鼻子，应该说，这是袁氏最害怕的。

最重要的是，要坚决捍卫国民党竞选胜利的成果，须知，这是中国历史上“千年等一回”的第一个立宪之果，是宋以其三十二岁的宝贵生命为代价向中华民族奉献的最美丽的自由的花朵。

《中国经营报》2011年10月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