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百年辛亥：通过私人记录重返历史现场/《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引言·后记·目录·评论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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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百年辛亥：通过私人记录重返历史现场/《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引言·后记·目录·评论
作者：林子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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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辛亥：通过私人记录重返历史现场 ——2011年8月19日在腾讯“燕山大讲堂”讲话 作者：傅国涌 来源：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24623833_0_1.html 100年前的中国与今天相比，其中一个差异之一是那时候还没这么热。100年前的中国与今天还有一个大的区别，就是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没有腾讯、没有手机短信，相同的是百年前和百年后的中国在人心深处都是一致的，都在求变，并且面临时代重大转型的压力。 在一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短信的时代，人们通过口耳相传，来传递大量的谣言、段子、顺口溜、民谣。那是一个谣言泛滥的时代，但我最近看到一句话（动车事件之后），一个网友说“宁要谣言也不要谎言”，我很认同这句话。谣言再怎么次，也比谎言好。谣言是因为不知而传播，所以当一个时代谣言四起之时，那就是一个民心思变的时代。谣言是中性的，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只要这个谣言不是有意制造出来去伤害人心。我们往往把谣言看成是负面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谎言中，在谎言中生活惯了的人常常会藐视谣言、鄙视谣言，对谣言有不正确的认识。100年前的中国因为谣言四起，最终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政治制度两千年来都是一致的，从来没有什么改变。毛泽东的诗说“百代皆行秦政制”，这是秦始皇奠定的一个制度，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用，一直到今天都是秦始皇的制度。超越秦始皇的制度在这块土地上特别艰难。但只有超越秦始皇的制度，中国人才可能获得近代的生活。秦始皇代表了古代，秦始皇代表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一种政治总结。在黄河流域发展出来的农业文明，进入秦始皇时代，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模式——中央集权制的王朝政治，这个政治体制在当时世界上是比较先进的。秦始皇之后的一千多年，中国人对这个制度有所修正、补充，比如说隋唐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就是对文官考试制度，唐代开始的御史制度就是监察制度，都是这样的补充。但这些制度补充都是在枝节上、技术层面对秦始皇创造的一套制度的补充，而没有全新的创造。从秦始皇到宣统帝，将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非常枯燥、非常无味的、翻来覆去总是重复的历史，这段历史没有新的创造，没有新的让你意外的东西，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都在我们预先的命定之中。从秦始皇到宣统帝，无论是张家王朝、李家王朝，谁来当皇帝，3岁的当皇帝还是80岁的当皇帝，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哲学是一致的，婚姻方式是一致的，家族制度是一致的。秦时代的中国人怎样表达情感，清代的中国人一样是这样的表达，所以中国从《诗经》，从内在审美的机制上是一致的，没有任何的变化。两千年的中国可以浓缩为一夜之间来看待。迄今为止，可怜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秦始皇时代的精神生活方式中。当然我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已经大大突破了秦始皇或者秦二世的生活，比如我们用手机，用互联网，我们可以搭飞机到全世界买房子、别墅。今天中国的富人们远比秦始皇、秦二世或者乾隆帝富裕，但在精神层面还没有超越秦始皇的格局，甚至比秦始皇还要差一点。秦始皇至少有并吞六合、囊括天下的雄心，他在农业文明时代有这样的雄心是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把这一块大陆整合起来，但在今天追求大一统的梦想的人可能已经落伍。当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秦始皇的梦想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很落伍的思想。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自己特别爱中国，爱这个民族。为什么爱它？因为我的祖祖辈辈都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我本人也是生于斯，长于斯，受苦于斯，奋斗于斯，最终要死于斯。所以我特别爱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爱它的文化。我爱中国不代表我爱某一个政权，为什么？不是说它不好我不爱，它好我也不爱，任何一个政权我都不会爱它，我爱的是祖国、土地、人民、文化，我爱的是跟曹雪芹、李白、屈原有关的中国文化，我不爱跟毛泽东有关的中国文化。这块土地，我为什么愿意永远留下来？哪怕我有机会出国生活我也不走，这其中有很多个人原因，比如说我爱它的文化，我不可能成为美国人，我进入不了美国文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希望我的子孙后代能在这块土地上要比我生活得更好，我愿意为我的子孙后代在这块土地上活得更有尊严而努力，这也是我寻找历史真相的根本因由之一。 关于辛亥革命所有中国人都不陌生，无论是否读过书，无论是新疆人、西藏人还是北京人对辛亥革命都不陌生，因为教科书里都有。但教科书所告诉我们的辛亥革命、我在青少年时代就熟悉的那个辛亥革命跟真实的辛亥革命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甚至在我6年前出版《主角与配角》那本书时都没有完全意识到。《主角与配角》这本书是围绕辛亥革命时代的大人物写的，围绕着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袁世凯他们写的一本书，我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叫“角色意识”，书名叫做《主角与配角》，但我最想提出的一个概念是“群角”。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高度发达的是主角意识，我称它为畸形发达的主角文化或主角意识。最典型的体现，用司马迁的话说是：两个小伙子，一个刘邦，一个项羽，一个在绍兴看到了秦始皇出巡的架势，脱口而出“彼当取而代之也”，另一个小伙子在咸阳看到秦始皇，羡慕地说“大丈夫生当如是也”。这两句话表现出两个人的个性完全不同，一个张扬，一个低调，但内在骨子里相通的是思维方式，做人就要做秦始皇、做人就要做一把手，不做二把手。中国人只愿意做主角，不愿意做配角，大到政治舞台上的人，小到一个家庭里的家长。媳妇熬成婆婆，她熬成婆婆之后，不是去善待自己的媳妇，而是要像自己的婆婆当年待自己一样恶待媳妇，一代又一代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来传承。关于这个鲁迅分析得很清楚。如果一个人自己做不成皇帝，他要让做成皇帝的人也难受。比如说张献忠知道李自成称帝，所以在四川大开杀戒，目的是什么？你不是要做皇帝吗？把你的老百杀掉，让你一个人乐去。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我称之为畸形发达的主角文化，不愿意做配角，更不愿做一个普通的群众演员，即群角。高度发达的主角意识，严重缺乏的配角意识，完全没有的群角意识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我从这三个角色意识去看辛亥革命，但围绕的是大人物，群角意识还没有展开，群角意识也就是公民意识。 中国历朝历代只有暴民和顺民，没有人愿意做一个顺民与暴民中间的公民。当然，在没有近代化的土地上,也诞生不出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只有今天这个时代，在互联网上，在微博上，在博客上，在某些论坛上才开始逐渐形成。我们正处于公民意识形成的初级阶段，尤其是代表中产阶级觉醒的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上海大火和温州动车追尾之后，呈现出爱、怜悯、同情、悲伤的大部分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年轻一代。这里面有了新的群角意识，他不是要通过对动车事件的追问，不是要通过对大火事件之后献花来成为主角，而是表达一个人应有的怜悯和内心深处的爱，这是国人的公民意识真正有所萌芽的时代。在辛亥那个时代还没有。虽然在排满的心态支配下颠覆了大清王朝，但并没有发育出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来支撑新生的共和制度，所以共和制度迅速坍塌，支撑到一年就坍塌了，从1912年到1913年，以宋教仁之死为标志，共和制度其实只有一年零两个月，这是非常悲剧性的事情。 我的这本新书《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大约40万字，在这本书中我可以说没有说一句“自己的话”，每一句话都有出处，所以有密密麻麻的注解，不喜欢历史的读者是不愿意看这后面几千条注解的，那几千条注解看得太累了。我也主张不搞专业研究的读者不要去看后面的注解，这个注解是写给要继续往下追问的人看的。在这本书中，我发现了一个新的辛亥，一个我本人此前也不知道的辛亥。这个辛亥是一个陌生的辛亥，所以我敢大言不惭的说，一百年来，中国数代史家、国共两党的革命者对辛亥怀抱着巨大的感情，包括很多人下了很多功夫。海峡两岸的老一辈史家张朋园、张玉法、章开沅、林增平先生等，一百年来研究，一代代学人的努力都并没有穷尽辛亥的真相，没有逼近辛亥的真实面目。这当中当然有很多原因，包括两岸意识形态的原因，国民党有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共产党有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因为政治因素对学术的遮蔽，因为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曲折、现实的艰难，让我们对一百年前发生的那一场革命有很多误区、盲区、雷区，教科书上的辛亥是单一的简单化、只有一种解释的辛亥，而不是一个复杂的、纷乱的、丰富的辛亥。我希望借这本书回到历史的现场，逼近历史的真相，把真实的、复杂性的、甚至是乱成一团麻的辛亥革命告诉中国的读者，也告诉我自己。首先是告诉我自己，因为我在当中看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辛亥，辛亥竟然是那样一个状态。如果回到历史现场，我们看到的辛亥首先并不是革命党人密室中策划煽动起来的一种革命。以往我们所知道的都是革命党人如何英勇、如何英明、如何了不起，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他们的牺牲是真实的，死了很多人是没有问题的，他们也搞暗杀，搞武装暴动，有很多谋划，一次又一次，前仆后继，摄政王差一点都被汪精卫们刺杀。但在一百年前的中国，革命党人既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也没有实际的力量，更没有可行性的方略，一批乌合之众，几个白面书生根本不足以成气候，更不要说颠覆一个有267年历史的王朝。一个267年的王朝经过十几代皇帝的经营，经历过康雍乾盛世，会那么容易打垮吗？不要以为那是一棵树，想拔就拔掉，那是一个王朝，是有267年根基的江山，自从1644年满洲人挥兵南下，汉人还有还手之力吗？连“太平天国”都没有击垮它，洪秀全很牛，一口气从广西金田村杀到南京城，血流成河，沿江而下，席卷大半个中国，占据半壁江山14年，最后还不是被湘军削平。义和团、八国联军都很牛，占据北京城也没能把大清根基给摇动，最后无非赔款而已，赔款分39年还清，每年还几千万。革命党人没有力量推翻一个王朝，这完全是一种自我夸张，自我表扬。 第二，辛亥革命是因为清王朝的大臣、王公贵族太腐败，所以倒塌的吗？是，他们很腐败，最近香港出了一本惊世骇俗的《金瓶梅》式的回忆录，英国有一个爵士在1944年临终前留下一本英文回忆录手稿《秽乱清宫》，中译本叫《太后与我》，讲了慈禧太后等权贵的淫乱生活，细节描写露骨，同性恋，男与男，女与女，人兽交合，那是一个上帝看为恶的时代，一个腐败透顶的时代，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回忆录没有其它旁证，英国爵士说自己跟慈禧太后有数十次的性爱生活，而且有详细的性描写，那个时候慈禧太后70多岁，但没有旁证。李莲英有日记，亲手交给他保管，但今天李莲英日记失传了，旁证失去了，我们只能当八卦来看。但在八卦后面有真实的历史，有些八卦你不能完全以八卦来看，但也不能完全当信史来看，八卦当中有真实，在真实当中有八卦。当时的王公（恭亲王，庆亲王和他的儿子们）、贝勒、大臣（荣庆）、将军（包括张勋等名将）等很多人都是同性恋，整天在北京的澡堂子里亲近男色，许多被阉割的太监也在色情中度日，慈禧太后更是贪得无厌，整个宫廷就是这样的。腐败就更不用说了，是，很腐败，但仅仅是腐败能让一个有267年的王朝一夜之间跨掉吗？不可能，比清朝更腐败的我们都见过了，今天看来清朝的腐败不过是小巫，我们在见过大巫之后，那就是小巫，根本不值一提，因为他们的腐败没有深入社会的细胞，没有深入社会的肌体、骨髓，那些腐败只是上流社会的腐败，在下层社会或中层社会，中国还是一个儒家传统的社会，那些地方士绅，那些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那些朴实的农民，那些受过西式教育的将军们都是挺好的都是正派人，都是孔夫子一脉相承的中国有教养的人。所以仅仅是腐败也不至于让大清王朝在一夜之间跨台，这个因素也可以推翻。 第三，教科书告诉我们清朝之所以瓦解，之所以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局，是革命党人太软弱，他们竟然跟清朝谈判，而不是彻底打败它，不是举兵北伐，彻底扫荡北京城，而是选择了妥协，显示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局限性，所以对这场革命的评价要打折扣，因为它太软弱了、太妥协了。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场面，看到当时真实的历史场景，我们就会明白妥协不是坏事，局限也不是坏事，软弱也不是坏事。谁不软弱？人都是血肉之躯、软弱之躯，除机器人之外，所有的肉身都是软弱的，在上帝眼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被随时毁灭，都是有罪的，所以软弱并非原罪，软弱是常态，不软弱才是非常态，伟大领袖不软弱？伟大的、英明的、光荣的、正确的、永远战无不胜的才是不软弱，可实际上有这样的人吗？从来都没有过，洪秀全都不是，世上还有高过洪秀全的吗？“天父天兄”，第三个就是他，耶稣是他哥哥，还有高过洪秀全的吗？没有，古往今来，洪秀全最高，他是巅峰。后面的人再吹牛也不敢吹自己仅次于天父天兄，只能把自己定为世俗的一号，地上第一。世界革命的领袖，“世界”就是世界，不超越，那是地上的，但我们知道，地上算不了什么，因为有高于地上的超越的力量。所以教科书给我们一个解释：革命党人之所以如此软弱、如此妥协、如此有局限性，原因是西方列强站在大清王朝和袁世凯的一面，列强太坏了，他们帮助了清廷和袁世凯，革命党人没有办法，就妥协了。但我从大量的私人记录当中（主要是日记、书信，第三类的史料我不轻易采信，因为不够直接、不够私人性）发现一个算不上秘密的秘密——西方列强在辛亥革命中竟然没有支持清王朝和袁世凯，而是站在相对中立的地位。这令我很惊讶，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在写《主角与配角》时也没有留意，这次写《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我把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尤其是当年的外交官、记者、海关工作人员、公司职员、在华传教士的来往书信、电报、回忆录看了很多，凡是中文的我几乎都找来看了，有一个小小的发现：列强太文明了。1901年他们放弃了北京，以文明的方式签订了《辛丑条约》，退出北京。10年以后，1911年，他们再一次站到了文明的平台上，当中国发生武昌起义之后，列强各国迅速做出反应：保持中立。保持中立最大的证据是他们不借钱给清朝，也不借钱给革命党。双方都不借钱，那就是中立，真正的中立在于钱，打仗算什么，在一个热兵器时代，战争是金钱的战争、武器的战争，武器也是钱，没有钱战争不可持续。西方列强的以英国为核心，英国是当时世界的头号强国，从一开始英国的决策就是保持中立，他给五国银行下了一个命令，在中国这一场战争没有结束之前不借钱给清政府。清政府从1911年10月11日，武昌消息传来的第一天起到1912年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的120天里没有向各国政府和具有政府背景的银行借到一分钱，这是以往史书上很难看到的一个结论，也许刻意回避了，并不是史家不知道，有些史家是知道的，但教科书上没有写进去。现在可以写了，时代已经变了，毕竟100年过去了。 可能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把帝国主义打上了一个记号，贴上了一个标签，帝国主义天然是坏的，坏人怎么可能做好事？做了好事我们也闭上了眼睛装作没看见。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些西方列强愿意支持革命党人。西方列强并没有借钱给孙中山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他们从头到尾只借到几笔小额的款项，那还是日本人借的。整个过程中，日本人两面投机，既投机清廷又投机南方，两面都想借钱，但由于英国的压力，日本人也不敢嚣张，包括日本的决策，日本想派兵干预，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出现共和体制，因为日本是天皇体制，怕中国出现共和制影响日本的民心，同时又想借助这场革命争取更大的在华利益。日本人不断的想干预，但迫于英国人的压力，没有轻举妄动。法国人、美国人都是跟在英国后面的，俄国当时（1911年）处于沙皇俄国晚期，自己也风雨飘摇，面临着国内革命的压力，自顾不暇，只有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想吃下中国更大的地盘，包括东三省。在列强当中，英法美始终站在比较文明的、中立的立场，这里的“中立”是相对的概念，你完全可能拿出一些资料说德国人曾经卖武器给清朝，但也可以拿出另外的证据说他卖过武器给革命党，武器是中性的，是商人的行为，那些国家不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商人卖武器并非是政府能完全掌控的。所以，第三点就是要推翻长期以来西方列强站在清廷和袁世凯导致辛亥革命以妥协告终的观点。 这些观点的推翻不是我在书房里想出来的，而是我在史料当中看出来的，是在大量的材料后面读出来的，先有材料，后有这些结论。这些小小的结论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琐碎的原始书信和日记中，有很多在华的传教士、公司职员、外交人员留下了日记，也留下了很多发给本国的上司、同事、亲人的信、电，其中可以看到当时西方列强的文明程度，他们确实愿意看到在中国、在东方出现一个共和制的国家，这点是不容怀疑的，包括英法美德，只有日本不愿意。但日本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因为受英国的约束，英国叫它这样干，日本就不敢太放肆，所以整个过程可比较确定的说列强保持了相对的中立。当然，英国的对华政策背后有它现实的考量，因为它在长江流域和香港、新加坡等地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它不愿得罪这些地方的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 这三点推翻了，以往有关辛亥革命的一些说法、大的框架性的观点都推翻掉了。 以往的我们知道的辛亥革命是革命党人单一的叙述，是他们一家之言，主要是国民党人，以及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共产党人的回忆。以往的历史是根据这些人的回忆建构起来的，但这些人的回忆是非常有局限的回忆。他们本身是当事人，他所看到的历史就是他看到的那一小部分，不是以一个全面的视角来看待的，当事人无法全方位地看到历史的各个侧面。为什么历史需要拉开时间的尺度，需要后人做判断的原因在这儿。清朝人对清朝的历史无法做出确切的判断，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写这个时代的历史，照样只能写出片面的历史，因为你身在其中。不是说国民党人说的都不是事实，他只是说了一小部分事实，一小部分他所知道的事实，或者一小部分对他有利的事实。我在多年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刻意的比较集中的搜集辛亥时代非革命党人的日记等私人记录，尤其是寻找王公大臣、一般朝廷官员、地方官员、士绅、普通学生、士兵的日记和书信（以日记为主）。我找到的这一类日记大概几十种，书信、档案汇编加起来有100多种。当事人的口述和当事人书面写的回忆大概有100多种，这两个加起来有200多种。再加上其它的100多种参考资料，以前面的100种为根底，参照后面的200种，基本上形成了我对辛亥的一个判断，就是我现在写的这个“辛亥”。我喜欢说，在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个眼睛，你不知道哪一双眼睛在一百年后、一千年后被后可，认为这才是一双好眼睛，看到了历史的真相，当时是无法知道的，只有事过境迁才能看出来。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的眼睛，我们今天要去寻找那些眼睛，因为这些眼睛在100年前代替我们看到了历史真实的一个侧面，把无数双眼睛合在一起所看到的辛亥，大致上是一个接近真相的历史场景。 王公大臣很诡诈，写日记也很狡猾，比如徐世昌日记，他每天的日记几乎都是一样的，早晨起来入朝，回家，午休，会客，请吃饭，晚上看什么书，然后睡觉。几乎千篇一律，偶尔有重大决策才说几句。因为它是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造假的可能性就更低。就在这流水账一般、千篇一律的诡诈的日记记录中，可以细微的感受到每一天社会的起伏，哪怕在他的心中，社会怎样波动他都可以做到心如止水，做到顶级的官员，徐世昌晚清时是内阁协理大臣，除了庆王爷，徐世昌跟另外一个满人那桐都是协理大臣。庆王爷不写日记，那桐写日记，徐世昌写日记，另一个军机大臣荣庆写日记，署理度支大臣绍英写日记。这四个人的日记代表了最上层王公大臣的视角，四品以上的普通官员写日记就多了，其中许宝蘅（专门起草圣旨），这个人的日记价值最高，因为辛亥革命期间大部分的圣旨是他起草的，任命袁世凯那个诏书就是他写的，除了退位诏书不是他写的，大部分都是他写的。许宝蘅每天写日记，写得比较详细。翰林恽毓鼎的日记价值也很高。还有一批坚决反对这场革命的、保守的士绅阶层、读书人，比如王闿运、叶昌炽等人都写日记，关心每一天时局的进展。更多的是年轻学生们的眼睛，有小学生、中学生，吴宓（清华学堂学生）、叶圣陶（苏州第一中学的学生）、徐志摩（杭州附中），类似这样的中学生、小学生包括在海外留学的吴稚晖、胡适都有日记，而且都留了下来。通过这些不同层面、不同地方、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不同政治立场的眼睛，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多角度地见证这场革命。日记最大的优势是当天记的，尽管也有出入，有错误的信息，因为有看到的、听到的，所以并非百分之百的正确，还需要你进行辩证，要有旁证，要参照其它的史料进行综合。但因为这些来自不同方面，那么多的人他们的视角完全不同，他们所看到的这场革命，我们将它整合起来之后就会看到一个比较接近原貌的历史，回到辛亥的现场，这是我做的一点努力。通过这些人的眼睛回到一百年前去，根据他们的眼睛和记录、见证，我大致上复原了百年前激荡人心的辛亥时代，我分了9个题目来写这场革命： 第一，人心思变。切入点是天变异象，天下到处传闻有一颗慧星要出现了，天要变了，“彗星现，刀兵见”，“彗星现，朝代变”，类似这样的顺口溜，北京人看到了，福建人看到了，浙江人看到了，河南人也看到了，湖南人、湖北人都看到了，有些就记在他们当天的日记里。辛亥年春天和武昌起义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到处都说天有异象，天下要大变。当时是小学生的郁达夫因为民间到处传闻，常常半夜跟着大人起来到富春江边区看那颗彗星，结果他没有看到。但其他人看到了，后来到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长的郭廷以，他是近代史界的权威，他早年在河南就看到了。当时只有9岁的作家丁玲在湖南常德看到了，还有好多个那个时代的人在北京看到了，有人在日记里记着，具体什么时间，什么时辰，在北京什么地方看到了彗星划落，很确切。民间纷纷传说大清朝要完蛋了。那时候民间开始流行两种书：《推背图》、《烧饼歌》，《烧饼歌》里有一句大家都非常熟悉，“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中国人在这方面解读能力超级强，他们在这两句诗里解读：为什么叫“九十九”，一百减掉一等于九十九，“百”减掉“一”是一个“白”字，江山易帜、清朝垮台时大部分地方举的不是青天白日，也不是五色旗、十八星旗，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大部分地方打的都是白旗，鲁迅在《阿Q正传》里说未庄人纷纷传说他们白盔、白甲，是为崇祯皇帝戴孝，这个“白”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刘伯温的《烧饼歌》里来的。 中国人更有聪明智慧，革命领袖都能从这里面找出来，“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从这句诗中解读出一个字，即黎元洪的"黎"字，山和水倒着相逢，中间是个人，领袖的名字都有了，在500多年前就预言了辛亥革命的领袖姓"黎"，《推背图》里说一个新的国家是怎么出来的，猿猴怎么出来的，猿猴是谁？孙中山，也可以解读为袁世凯。中国人真的很聪明，在望文生义上中国人是的天才。所以任何一个景点，导游一定会告诉你这个山像什么，这个石头像什么，全中国无一例外，到外国去旅游导游不会告诉你象形的东西，中国人是象形文字，象形思维，永远这么象形。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很喜欢百年辛亥这样开篇，让他想到了这样创立的民国是一个不牢靠的民国，是一个非现代的民国。我没有想到么多，只是顺其自然的这么写的。他解读出一个只会迷信、只会望文生义、只会牵强附会、只会相信神迹、只会相信彗星、只会相信天象，这样的民国创立起来也靠不住。我非常认同他的说法，虽然事先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觉得这样开篇比较好，自然而然的开篇。从这样的开篇转入当时真实的危机，我发现100年前的中国群体性事件特别多，到处都在发生群体性事件，不是这儿出事就是那儿出事。这个问题摁下，那个问题就浮出来，没有平息的时候。那时至少每年有数万起群体性事件发生，那个时代不叫群体性事件，叫民变。最大的民变发生在1910年4月湖南长沙把巡抚衙门烧为一片平地。朝廷把湖南巡抚革职查办，这个人还是有后台的，拿下了巡抚，同时也拿下了从省到府、县的一把手在内的所有官员，所以一年后当辛亥革命发生时，长沙的官员都是新的。新到任的巡抚屁股还没有坐热，革命党人起事了，做了“冤死鬼”。不是说他死了，而是官场生涯结束了，命不好。这样的人有好几个：山西巡抚陆钟琦壮烈殉信，到任不到22天。从江苏布政使调任山西省巡抚，仅仅22天就被阎锡山他们的部下开枪打死，壮烈殉难。 但是在那一个时代真的出现了必须变的具体的原因，即粮食问题，所以我要正面提出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大清朝之所以在1911年垮台，而不是在另外一个日子垮，最直接的原因是大米价格。如果抢米，那么天下就要乱了。刚才我讲1910年4月湖南抢米导致省政府烧了，不光是湖南，中国很多省份都出现了粮食饥荒，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尤其是江浙二省鱼米之乡，历代富庶之地都出现了抢米，浙江人抢米以往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一次从徐志摩日记里看到了一条特别确切的信息：有一天徐志摩去看电影（那时候电影院非常稀罕，是英国人开的），到了电影院门口他发现那里乱哄哄的，警察也来了。隔壁的一家米店被抢了，最后他电影没看成，回到学校他把这一幕见闻详细记录了下来。在杭州这种地方，苏小小的西子湖畔都抢米了，老百姓都这样干了，其它地方的粮食还不能危机吗？为什么危机？因为水灾。辛亥年之前六七年湖北、湖南尤其严重，年年水灾，一到夏天逢雨即灾，无雨即旱。到处都是水灾，尤其严重的是湖南和湖北，湖北尤其严重的是武汉，武汉在1911年前的那几年（包括1911年）一到夏天洪水泛滥，武汉城里都要划船。水灾意味着大批的农田被淹，南京城在1911年的夏天也遭了一次大水，城里还有比较高的地方都水深过膝，城里要靠船运行，非常可怕。如果仅仅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灾，虽然是产粮大省，黄河流域、珠江流域、黑龙江流域有收成的话，还可以调剂一下。但到了1910年、1911年天不如愿，或者说天不如爱新觉罗愿，非得让全国都有水灾，只是或大或小而已，我的看法是人定不能胜天，人怎么能跟天斗？给你下一场小小的雨，就会把王朝给下跨，100年前就给你做出了一个铁的结论，别以为人能胜天，人连雨都无法胜过，更不要说连绵大雨。一小时的大暴雨就足以摧毁现代化的高度繁荣、高度发达的大都市，跟天斗的结果就是这样。 100年前山东也有水灾，巡抚孙宝琦不断发电报向朝廷告急要求调粮食，东三省告急，河北告急，广东也告急，江浙、安徽、两湖、江西更是重灾区，除了西南，中国都在水灾当中，还有粮食能调吗？中国人还能吃到饭吗？饥民达数百万人，这只是长江流域。所以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说：坚决反对革命。为什么？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还比较文明，但长江流域还有数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如果革命把这几百万人卷过来以后，就百年保证文明了。革命现在还保持着节制和文明，一旦革命扩大到这几百万饥民，仅仅因为饥饿而卷入，还能有文明可言吗？这些饥民跟《让子弹飞》中的鹅城民众一样，鹅城人民也就是饿城人民，饿死了就成了鹅城人们。张麻子忽悠鹅城他们“枪在手，跟我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起来响应，只有50只鹅在跟着，但当鹅城人民发现黄四郎被拿下的时候，最后一把椅子都要被拿走。任何制度的创造和革命都是在这个土地上展开的革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革命，打着“太平天国”旗号的洪秀全革命也是一场酒色财气的革命，打下了一个小县城永安就取了三、四十个小老婆。革命为了什么？为了色，为了权，如此而已。酒色财气，这是中国的现状，如果是这样的革命有还不如没有，在这点上鲁迅的眼睛是锐利的，他的眼睛跟英国人的眼睛一样锐利。英国的使节、在华商务人员、传教士都以他们的眼睛看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他们说这场革命如果变成一场农民的暴动，是一场农民要求改善生存处境的暴动，那是恐怖的。所以宁愿要受过教育的革命党人和同样受过老式教育和新式教育的袁世凯那样的人来主导这场革命，因为这些人无论如何受过一些教育，有底线。在袁世凯身边网罗了当时中国受过最好的欧美教育和日本教育的精英，比如曹汝霖、陆宗舆、梁如浩、唐绍仪、蔡廷干等等，这里面在海外有学法律的、学海军、学政法的，这些人外语都特别好，其中有不少留美幼童，这些人后来在耶鲁大学毕业回国，都受了专业教育，回国以后大部分成了中国的顶梁柱，里面出了好几个国务总理、外交部长、海军上将、元帅。袁世凯一生只去过北朝鲜，但他知道用人，他身边大部分是各国留学归来的人，所以在英国人的眼里，恰恰是这些人，袁世凯以及有日本、英美留学背景的革命党人靠谱一点，至少比嗷嗷待哺的饥民靠谱。但饥民的存在是中国的基本现实，大清朝一方面要应对革命，10月10日之后，我看到隆裕太后至少三次把王宫里的私房钱拿出来给各地的饥民赈灾，一方面应付革命的挑战，另一方面要救济灾民，这是当时中国的事实。如果没有水灾导致粮食价格急剧攀升，大批人民流离失所，饥不择食，那么这场革命即使发生也很可能是一场流产的小规模的革命党人兵变而已，不会成气候。如果不遇上水灾和大米的问题，这场革命是不是变成一场进入史册可以大篇幅书写的革命还是个未知数。 另外，当这场革命发生之后地方官、王公、大臣是怎么应对的？这是我这本书的重头戏之一，我用了近6万字写朝廷内外的官员如何应对这场突发危机。当革命发生之后，那些已捞得脑满肠肥的王公贵族们想干什么？我们一般直接的反应是：他们当然愿意捍卫他们的江山，这个江山是他们祖祖辈辈的，也是他们的，他们在这里能够获取最大的利益，并且已经获得了最大利益，为了这样的利益他们愿意用生命进行捍卫。事实上，当这场革命在武昌发生还没有影响全国，而是局部的小的动荡，本来应该跟王朝共命运的地方大吏抛弃了这个王朝，他们的第一选择是逃跑，几乎都选择了逃跑，没有人愿意跟清王朝共命运、同患难。我想不明白，现在都想不明白，我只是如实的把我所掌握的记录下来，第一个出逃的是湖广总督瑞澄，之后整个武昌城里的大官只有一个不逃，等着革命党人抓他，但没有人来抓他，没有办法只好自己走出来，其他人都逃走了。接下来是湖南官员逃走，江西官员逃走，云南官员逃走，贵州官员逃走，陕西官员逃走，死得比较像样、比较壮烈的封疆大吏，我个人比较欣赏的只有一个，就是到任才22天的山西巡抚陆钟琦（汉人），当革命党人冲进来的时候，他们问是愿意为满清卖命，还是为汉人效忠？他说，不要说，朝我打吧。在历史的关头，在生死关头，一个人敢用生命这样说，就凭这句话，无论什么立场，什么价值观，我们都得对他竖大拇指。结果他全家都被打死了。陆钟琦死得壮烈，但大部分人都逃走了。愿意为清朝而战的人我只看到了一个：升允，但他实在是太孤立了，不足以来概括地方官。升允本来是陕甘总督，辛亥革命发生时他已经告老还乡，但因为革命的发生他仓促逃出西安，前往兰州召集兵马，那时候他还没有官职就杀回来，后来朝廷给了他一个陕西巡抚。当时西安都被占领了，人家都不愿来，只有他愿意当这个陕西巡抚，愿意为大清王朝垂死一战，战到1912年退位诏书颁布之后，他还战了很久，就是不认可共和。虽然我不认同他的帝制观念，但我认同他的人格力量，一个人从一而终，坚守自己的信念、立场和选择，无论站在哪一方面都是一条汉子，不像某些人朝三暮四，投机，脚踩好几只船，那样的人是不耻的。哪怕今天跟我说他跟我的观点一致我也会鄙弃他，所以我更愿意看重升允这样的人。 地方官很不堪，王公大臣干什么？王公大臣第一反映是到银行排队，当然他们有特权不需要排队，凡是存在中国人办的银行，比如大清银行，这些钱立马兑换成黄金、白银，或者转存到英国人的银行。光是庆亲王奕劻一家，有人说他一天就取出几百万白银，他一带头，所有王公贵族都去取钱，北京市民一看觉得不得了，整个北京城每家都有人去排队，用不了一两天银行就关门了。银行吃不消像这样的提现，原来还可以用纸币，此刻再也没有人要纸币了。纸币有谁相信？纸币是一种信用，没有信用的纸币拿在口袋里是废纸，人们只要金银、英镑，那时候英镑的名称在中国人眼里是“金镑”。全国到处都要钱，从北京波及上海，上海的银行有一些也关门了，紧接着是全国各个城市的银行都出现危机，全国上下所有的银行的危机都是因为提现惹的祸，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无法撑下去了，这就是金融危机，粮食危机的后面是金融危机，就凭这两个危机大清朝能不垮吗？ 局限。这是一个中性词，局限从来不是一个贬义词，什么叫局限？局限就意味着你所做的和你的能力都是有限度的，而不是无限的。谁敢告诉我，你有无限的能力？连高度都不是无限的，就算姚明也不过2米多一点，最多触到天花板，天花板上面就不是姚明能触得到的，这就是局限。说能力，爱因斯坦很牛，但他也只懂物理学，叫爱因斯坦写一部像马克吐温那样的小说出来，爱因斯坦会吗？这就是局限，我们只能吃三碗米饭就是吃三碗。局限是一个中性词，没有什么不好。知道自己的局限，认识自己的局限，肯定自己的局限就是你应该做的。只有认识到这种局限，政治行为才可能在理性范围里展开，如果超越了这样一种局限，非要把自己想象成具有无限的能力和可能性，那就要出问题的，那就是大跃进，那就是高铁，世界第一，超英赶美。正因为南北双方、袁世凯、隆裕太后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认识到大势已去，正因为孙中山、黄兴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没有钱，打不过长江，双方就妥协，南北对话，这是局限的好处。如果双方都认为是无限的，结果打得你死我活。以牺牲三千万人代价打下的江山，一定是血腥的江山，血流成河的江山从来不是一个好江山。无论叫做民国还是帝国。山河一片红，那是什么染红的？那是鲜血染红的，除了鲜血可以把山染红还有什么能染红山河呢？所以局限不是坏事，局限的背后意味着理性、良性、人性，政治是由人性决定的，政治并不超越人性，超越人性的政治是可怕的，是恐怖主义的政治。 妥协。中国人世世代代反对妥协，我们的政治文化强调一元化，所以主角意识畸形发达。主角意识是什么？就是一家独大，自己说了算，你们都听我的。这是什么道理？这种道理只有中国文化才有的，在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中是没有的，因为它有超越人的维度，有上帝，有其他的维度。在中国文化里只有一样东西，即老大说了算。在老大说了算的意识强有力支配之下，或者在环宇之内、囊括四海的意识支配之下，中国人反对妥协，要走一条彻底干净的消灭对手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除了个别宫廷政变之外都是以大打出手而告终，打出无数个集团，最后只剩下一个集团，把其它集团在肉体上消灭而结束。秦末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妥协，只有一家胜利，只有一人通吃，没有多赢、双赢、共赢。有妥协就有可能共赢、双赢、多赢，有妥协，每一个人的胜利都是不全面的，都是有限的、不彻底的，但每个人都没有全输，没有全输就意味着小胜，中国人一般不愿接受这样的看法，认为妥协是一个坏东西。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网络的时代，网络时代最大特点是共享，全球共享，在一个共享的互联网时代，如果还不接受妥协，只能接受通吃、一家独吞，那中国人永远没有出路。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逻辑，如果不承认局限、不承认妥协那只有死路一条，无论谁赢都是死路。 软弱。人不是神，人是有限的人，人本身是软弱的，谁能英勇无敌？谁有智慧无比？最有智慧的所罗门也没什么了不起，最有荣华富贵的人最后也是一盒骨灰。谁能超越？谁能无限？只要是人就是血肉之躯，就能被钢铁碾碎你的身躯，能被钢铁摧毁你，一个小小的子弹击摧你的心脏，一颗炮弹可以炸死你，一个动车出轨就可以让你成为肉饼，就这么简单，这就是软弱。软弱是什么？软弱是人性的真实、软弱是基本的事实、软弱才是客观事实，英勇无敌、坚不可摧是电影里告诉你的。我是从客观的中性的角度解读“软弱”这个词。革命党人不是因为他们软弱而妥协，而是因为他们在面临重大历史抉择时不愿意流更多中国人的鲜血，不愿意牺牲那么多无辜生命来为自己打江山。在他们的意识里已经有了文明因素，黄兴、宋教仁、孙中山等人心中已经有了文明的尺度。这些人如果没有呼吸过欧风美雨，至少也呼吸过日本海的咸风，更何况他们是儒家教养出来的传统中国人。这些人并没有准备血战到底，这不是他们的软弱，就算是他们的软弱，这种软弱也不值得谴责。推开软弱、妥协、局限三个词头上的诬蔑，还他们本来的面目，这三个词是中性词，我们可以去肯定它。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少牺牲一些生命，少流一些鲜血，不要为野心家留余地，也不要为专制留余地，可以拿这三个词做标尺。 最后，为什么他们达成了南北妥协？第一，双方各让一步，而最实际、最直接、最切实的一个因素是财政困难。所以我用了6万字来写南北双方的财政困难，辛亥革命发生之后，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清政府和南方革命党人缺钱。而唯一的办法是借钱，有钱的王公贵族不愿意拿出来，清廷没钱、南方没钱，只有向外国借，所以回到前面说过的，列强保持了相对中立。清政府最后一个署理度支部大臣绍英的日记手稿，他几乎每天都在为借钱而苦恼，向法国人借钱，连合同都签了，最后黄了。因为英国不同意。其实这是一个骗子，他是希望跟清政府签一个合同，再到欧洲市场上发行股票，从中捞取巨额利润，
从私人记录逼近历史真相 ——答上海《文学报》 作者：傅国涌 来源：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24623833_0_1.html 【许多朋友问起《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下册，现在卓越已经上架，可以买到了。】 1、辛亥百年，许多相关书籍出版，您为什么会选择用“亲历者的私人记录”这样一种形式来对辛亥作一个阐释？ 傅国涌：2005年我出版过一本《主角与配角》，从角色意识的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变动，意犹未尽，当时就有围绕辛亥革命再写一本书的念头，至于写什么，怎么写，当时并无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我只是不想复述人们在各种读物中熟知的辛亥革命，我试图发现一个更接近当时历史原貌的辛亥革命。 最终我选择了“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角度，亲历者不仅包括一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也包括被驱除之列的满人贵族和依附那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立宪派士绅、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现实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未来怀有不同的期待当然还有在华外交官、记者、传教士、海关人员、公司职员、情报人员们。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真相，体会当时的社会大变动。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只有依靠亲历者当时留下的记录，及他们日后的口述和回忆，我更看重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这些私密性最强的文字，记录的往往是他们当时的亲历、亲闻和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带着他们的呼吸和许多可以触摸的细节，因此也最具有现场感。 过去我们知道的辛亥革命几乎都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我们看见的只是历史的单一侧面，而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当作了全部。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的史实是以革命党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仅仅呈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处于这个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视野里的大量史实则被遮蔽、忽略或遗漏了。当革命发生，官员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面对、怎么记录的，过去我们知之甚少，几乎缺位。在大臣当中，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当风暴袭来，他们的反应、心态、举动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句话，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也无人愿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诏书的许宝蘅、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翰林恽毓鼎、广东地方官左绍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记，他们除了怀着不同的心情为这个王朝送葬，已无所作为。隆裕太后的眼泪挽回不了，升允的无限忠诚也挽回不了一个王朝的落幕，反对退位的恭亲王溥伟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这本书使用了大量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口述或回忆录，通过他们留下的可以相互参证的私人记录，我试图重建辛亥革命叙事，更加接近历史真实面貌的叙事。 2、您这部书中可见许多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及相关记录，资料的获得、选取都相当不容易。能不能具体谈谈您查询资料的过程、场所，哪些材料的获得最为难得？ 傅国涌：这些史料不是短期内积累的，有些是二十几年前就有的，有些是十几年前收集的，2004年前后写《主角与配角》时就收集了很多，包括图书馆复印和旧书网上购买的旧书。最近这三年集中搜罗了许多不容易找到的史料，包括自己买的旧书，在图书馆复印的旧书，特别是通过朋友帮助，买了大批台湾的口述史料。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朋友的帮助，我后记中有个不完全的感谢名单，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的王秀宁兄多次替我寻找、复印史料，包括托他在香港的同学帮忙，温州图书馆的卢礼阳，爱好收藏的温州商人沈迦，武汉的田彤、康志刚、阳继波诸兄，上海档案馆的陈正卿，研究史量才的学者庞荣棣，天津南开大学的教授李新宇、诗人朵渔，福州教育出版社的林冠珍编辑，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陈远焕老师，台湾、香港的李延贺、潘光哲、蔡登山、陈正茂、董炯明等朋友，以及夏雨清、范泓、蔡朝阳等朋友，他们或赠我珍贵史料，或帮我找书，或帮我复印史料，为了寻找入川湖北新军士兵陈文斌的《生平记》，武汉的朋友王启涛多次去武昌起义纪念馆，几经周折，终于替我手抄了需要的部分。由于条件的限制，比如我没有体制内身份，又住在地理上不够中心的杭州，收集史料难度更大，所以，对我来说，这些朋友们的帮助尤其珍贵。 3、您说自己是用史实材料和文章结构来表达自己对辛亥革命的观点，这样做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傅国涌：我的这本书就是想重建辛亥叙事，将它从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中解放出来，以更多元、开放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甚至不想在叙事中加上我的观点，叙事本身的丰富性是任何观点都无法代替的，在这些叙事当中，不同的读者自会看见历史的一个个真相，做出不同的判断。我始终认为，事实胜于任何的理论。这样说，当然不是说不要理论，或理论不重要。但在基本的事实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呈现之前，轻易做出的结论往往是站不住的。重构史实，在多数时候要比表达观点更重要。这是我读史多年的一点小小感悟。当然，也可以说，我的观点已悄悄融入整个结构和叙事当中，只是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我希望读者朋友可以看见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看见历史的限度，从而有更深入的思考。 4、那么您对辛亥革命的观点和价值判断具体是什么呢？ 傅国涌：我先做事实判断，再作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或者说的我的观点实际上已经融合在我的事实判断中了，我不是简单地提供零散的无序的事实，而是经过我梳理、分析、综合、考证过的事实。是在各种不同史料之间进行了相互参证，经过反复思考，采信的材料进行类比组合之后的事实，也就是相信原始材料，但不是停留在原始材料，是在原始材料基础上的提升、整合和融汇。至于我的观点和价值判断，比如辛亥革命不是单方面革命党人策划、煽动的，而是人心思变，水灾导致粮食危机，这是武昌起义的背景，武昌起义引发的谣言、逃难和挤兑，导致金融危机，这些因素最终冲垮了清王朝；比如说这场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报馆鼓吹出来的，我从大量私人记录中呈现了新闻界在革命过程中的作为，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比如列强保持了相对中立，并没用站在清廷和袁世凯一边，镇压革命党，最大的证据之一是他们始终没用给清政府贷款；比如南北为何达成妥协？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财政困难，南北双方都面临财政上都极度拮据，对外借款不成，只有议和一条出路；比如这场有限革命只是达成了剪辫、易帜、改历的结果，其中前两者是南北最大的共识，我在书中呈现了整个过程的许多细节，民国创立是博弈的结果，是多方反复讨价还价、权衡得失的结果，民国是谈出来的，既有台面上的和谈，也有私下的协定，更多反复的沟通，让步，总之是互动的结果。这些合成一起就是我的价值判断，但我刚才说过，这一切都在我的叙事和结构中自然呈现出来的，已经化在字里行间。 5、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这部书。 傅国涌：上册主要回答辛亥革命为什么这样发生？下册主要回答辛亥革命为什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果。从人心思变、谣言四起、逃难人流、金融恐慌到报馆鼓吹、剪辫易帜，从朝廷内外，封疆大吏与王公大臣们对这场革命的反应，从南北财政的困境到民国的创立，许多细节散落在大量的私人记录当中。比如武昌枪响之后，各省封疆大吏到王公大臣分别作出了怎样的选择？通过大量日记、书信和回忆中鲜为人知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王朝落幕时的面孔。财政的困境逼使南北双方走向对话、妥协，并以民国结束了帝国，这是以往常常忽略的一点。在辛亥大潮中不仅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一一登场，其中还闪现着许多初次亮相的少年学子身影，他们中既有后来的名将白崇禧、张治中、万耀煌们，也有知识分子叶圣陶、萨孟武、顾颉刚、吴宓们，他们一起推开了民国的那扇门。
真实是历史的生命 ——关于《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答记者 作者：傅国涌 来源：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24623833_0_1.html
[1]史料 到11月4日，“上海独立风声更紧，京官逃避天津日以千计”。有人在天津车站目睹，“适北京车到，车中填塞几满，旗妇初易汉装者尤多，其举动至可叹，站外有日人恃照相镜摄影，观者狂呼。又有逃官多人，易其服色，仓皇行走。”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晨报周刊：关于辛亥革命，您之前写过一本《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这次再写辛亥，在写作方法上与前一次有什么不同之处？您在一次讲座里说，这次再写辛亥，发现了一个以前您也不知道的辛亥，什么触动您发出这样的感慨？ 傅国涌：《主角与配角》是以角色意识为切入点来研究辛亥革命，我认为，正是主角意识的畸形发达，配角意识的匮乏，特别是群角意识的严重缺席导致了转型的受挫和历史的曲折。当时我特别想提出群角意识来，但并没有能展开，只是在前言中点出。那本书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主要围绕着大家都熟知的孙中山、黄兴、袁世凯、宋教仁那些大人物来写，我只是提供了“角色意识”这个新角度，试图从政治文化来解读那次政治上的大转型。这次我不是以人物为中心来写，而是以问题为中心。这本书不是围绕大人物，书中没有主角，却可以看到大量的群角在参与，没有他们，这场革命是无法想象的。另外，这次在叙事上刻意的强化了，作为作者我很少发表议论，表达我的观点，而是通过亲历辛亥革命的当事人的眼睛、耳朵、心灵来观察、感受当时发生的事情，试图重建辛亥叙事。所以，有些喜欢理论的读者会不过瘾，认为只是叙事。叙事是我这本新书的追求，或者说，我藏在这些史料的后面，我把史料分解在了不同的章节当中。我的看法已融合在整个书的结构中，处处无我，也是处处有我。我相信，在确凿、可靠、由细节构成的史实得到完整呈现之前，任何分析、理论框架都是空的，我做的是基础的部分。我说，发现了一个以前不知道的辛亥，是我实实在在的感受，许多史料是近些年看到的，并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梳理出来的，比如人心思变、谣言、逃难、金融、财政、报馆鼓吹、剪辫易帜的大量细节，通过亲历者们的私人记录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我过去不知道，或略有所知，实则模糊不清的。辛亥革命已研究了近百年，大量的著作、回忆，汗牛充栋，但这本书是新的，有新角度、新史料、新看法，我发现了一个我过去不知道的辛亥革命。 晨报周刊：《百年辛亥》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的呈现，构成本书每一章节的都是来自王公大臣、一般官员、革命党、中学生、小学生、外国公使、商人等社会各阶层的日记或信函。您选择这些史料的标准是什么？ 傅国涌：我的选择标准是经历过那个大时代的人在当时写下的记录，日记或书信优先，其中尤其看重日记，因为日记一般是写给自己一个人看的，私密性与可信性更高。事后的口述、回忆因为时间、记忆等因素，可信度会打些折扣，如果只有单一的一家回忆，没有可以相互印证的史料，不是都能采信，特别是涉及重大的问题。至于身份，我更偏重非革命党人的记录，因为过去我们对革命党人单方面叙事强调得太多，也更加熟悉。我希望通过其他不同社会角色的视角，更加平衡地来观察那场巨变。 晨报周刊：这些第一手资料所呈现出来的辛亥，比我们已知的要芜杂得多，谣言、恐惧、振奋、激昂、期待、失落……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情绪夹杂在一起，“城里人逃到乡下，乡下人逃到城里”，“一日数惊”。通过第一手史料呈现出这样的景况，意义是什么？ 傅国涌：回到历史现场，让我们进一步看到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看到历史的原貌，或者说历史演变的脉络，历史并不是像教科书所图解的那样划一整齐，那样必然，那样确定，相反，历史呈现出来的往往是芜杂的，乱糟糟的，在接近真实的历史图景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更客观、理性地看待历史，从中找到历史变化的清晰轨迹，对历史有更实在的理解，而不至于被这种、那种的解释，这样、那样的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我们可以在看清纷乱复杂的史实后，做出自己的评判。真相高于一切，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地向历史的真相靠近。要说意义，这个意义最大。归根到底，就是首先了解事实真相，而不是整天陷于观念的陷阱中。 晨报周刊：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担心，这些保留至今的第一手资料必然来自于知识阶层，起码是能文善字的，而更广大的民众，比如偏远的乡村，对于革命的认识是不是就容易忽略掉？ 傅国涌：这样的担心是正常的，也是较难避免的，留下文字记录的往往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但，如果收集的史料范围足够宽，透过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我们还是能看到底层社会、乃至偏远乡村的一些情况。比如在四川彭县，一个小学生就听到两个摆小摊子的对话，一个是卖甘蔗的老王，一个是补鞋的戴皮匠，戴皮匠说话句句都离不了“问你哟”三字。戴皮匠说，“问你哟，改朝换国？你我穷人还不是穷人？问你哟。”老王没精打采地回答，“是呀，是呀！”这场革命是有限革命，主要局限在政治层面，换制度，而不是把整个社会结构打破重来，它不同于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所以偏远的乡村事实上并没有什么触动，下册会有英国人许多细微的观察，比如，当时在山东威海卫的英国人庄士敦就说，“这个小小的地区里，居民们对于革命显然是缺乏热情的，在他们之中对于共和有一点概念的，可能不到五十人，他们也不想去了解共和。”英国驻华公使馆武官柏来乐在新疆、甘肃的旅行，他说：“政府是帝制还是共和，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来说，将没有任何差别。至少在很长的时间内，它不会影响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苦力或车夫们的生活。” [2]观察 10月31日，镇江关税务司戴乐尔给安格联写信：城内简直无人居住，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老百姓逃走了，只有几家小食品店还开张营业。道台衙门里除了道台和大约四个职员外，再没有别人，所有书办和文案几乎都跑光了。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晨报周刊：《百年辛亥》中引用了大量在华外交官、记者、传教士、海关人员、公司职员的信件，这些信件除了作为辛亥革命过程的见证之外，你还读出了哪些信息？他们的记录与当时国人的记录相比，对于我们认识辛亥有哪些帮助？ 傅国涌：在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百年前的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同时也看到外国人深深地介入了中国的公共生活，通过他们的书信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真实氛围，中国的贫弱及在许多不平等条约下的屈辱，但也可以看到西方人带来的文明影响，正面的影响并不比负面的少。与国人相比，由于是外国人，更加超脱一点，中立一点，他们又来自文明程度更高的国家，他们的记录往往提供了国人不具备的角度，使我们从中看到一些国人会忽略的问题。同时，他们有自己的商业或其他利益的考虑，他们的记录透露出处于大变化中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处境，这是国人记录所没有的。 晨报周刊：辛亥革命中发生了剪辫运动，对于这一运动，外国人少有地表示出了抗议情绪。比如英国驻长沙领事翟比南在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甚至称士兵们的强制剪辫行动为“暴行”，他说一个政府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公共的安宁。可不可以说，英国人所敏感的，正是我们反思辛亥革命时所缺失的，比如辛亥革命本身与其所宣扬的自由、人权的矛盾？ 傅国涌：有这一方面的问题，英国人更在意个人的自愿，尊重个人的权利，而革命往往带有强制性、群体性，许多事情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实行，但未必都是合乎自由、人权这些革命目标。剪辫子发生了很多冲突，我没有解释，我只是把各个侧面的事实呈现出来，从中读者自然可以自己做出不同的解读，革命从来都不是完美的，我并不因此否定革命，只想把那场革命中发生的事实梳理出来，让事实本身说话。我喜欢我的朋友谢泳兄的话，“摆事实就是讲道理。”晨报周刊：外国势力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关注的是什么？对辛亥革命的走向有什么影响？ 傅国涌：外国势力大致上在辛亥革命中保持了中立，并不像以前有些研究者和教科书说的，列强支持清王朝，帮助他们反对革命。虽然，不同的国家态度有所不同，当时在中国比较有影响的几个大国是英、法、美、德、俄、日，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英国，日本一度想帮助清朝，干预革命，希望出现一个君主立宪的结果，因为英国不同意，日本也没有办法，其他列强也几乎以英国的意见为准。英国更关心有一个稳定、有秩序的中国，至于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并不很在乎。它倒对自己在华的商业利益很在乎，有大量的英国工商企业在长江流域，这恰恰是革命的中心区域，所以英国不主张干预，特别是不能帮助清朝，如果这样做，担心引起南方革命党人和民众的反感，给他们带来损害。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在清廷财政枯竭，急需外债时，它们坚决不借款给清廷，当然也不借款给南方，结果是南北双方都没有财政力量，可以来支撑南北战争，只能选择南北议和，以妥协告终。可以说，列强中立，特别是不借款给双方，对辛亥革命的走向有重大影响。 [3]共识(1912年) 1月5日莫理循(《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给布拉姆(《泰晤士报》编辑)写信说：《官话报》是北京各报中最反对共和、强烈支持清廷的报纸。该报昨天的社论完全改变了立场。社论敦促朝廷接受必不可免的事情并逊位，因为这是人民明显的意志。该报竟以路易十四和理查德一世的命运告诫朝廷。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晨报周刊：为什么辛亥革命以较小的社会震荡完成了政权的和平转移，你提到了关键的一点是：共识。像剪辫、易帜这些最低限度的共识，降低了流血的代价。就辛亥革命来说，社会各派形成共识，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条件是什么？ 傅国涌：辛亥革命不是一次无限革命，不是没有节制的疾风暴雨的大革命，革命党人的诉求只是要满族交出政权，实行共和制，立宪派中许多人乃至北洋派也从原来主张君主立宪，转向赞同共和，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他们代表的革命派，张謇等人代表的立宪派，以及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派殊途同归，逐渐形成了共识，分歧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 满汉矛盾，清廷腐败，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落后挨打，以及财政困难，连年水灾造成的粮食缺乏……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清廷都已无法应付，革命发生了，问题只是要不要抛弃，满人皇帝而已。在剪辫、改历等问题上他们本来就有共识，现在政权更迭不过是易帜而已。综合来看，政权和平转移的最主要条件还是人心思变，最后连岑春煊这样朝廷倚重的封疆大吏也转向了支持共和，就是一个证据。这个问题还可以深入的讨论，我的书中特别是下册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史实，各地独立几乎都是不流血的，封疆大吏大都选择了出逃，没有坚决抵抗到底，包括满人将军也是如此，所以整个革命杀戮不重，没有流多少血。人心是关键。这一点晚清报刊开启民智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很多人说，辛亥革命不是革命党人的势力造成，而是报馆鼓吹出来的。 晨报周刊：有一个词经常会在历史当事人的文字中出现：光复。这些当事人不一定是革命党，而“光复”本身隐含的意思就是要“排满”，收复失地。很多受立宪派梁启超影响的年轻人也会这么讲，但革命党的主张、革命是什么意思其实很多人也不明白。这是不是因为当时清朝的局面已经败坏到只要有改变不管变成什么都要好的地步了？ 傅国涌：可以这么看。重要的革命党人胡汉民所以感叹说，“排满”的口号简明切要，容易普遍全国，而弱点也就在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取得从来未有之名义而已。至于实质如何，都非所问。当时，全社会包括许多革命参与者对共和、民国的观念也很模糊，以为把皇帝拉下宝座，革命就完成了。由于清廷失尽了人心，晚清最后两年，在立宪派发起的请愿国会运动，清廷做出的回应令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知书达理、有财产的绅士阶层大为失望，已经不再站在朝廷一边。新军、新式学堂的学生、留学生，那个时代的精英阶层几乎都对这个朝廷失望了，他们迫切希望改变，至于变成什么样，他们未必认真想过，在英国留学的曹亚伯听到国内革命的消息，写信给吴稚晖，“汉族山河，指日光复，不觉喜之欲狂也。”留学生都是这样的心态，一般的国内学生哪怕像吴宓这样，并不支持革命，但在内心也不会支持朝廷。朝廷已是孤家寡人。 晨报周刊：你的一个发现是南北双方都遇到了财政困难，无钱打仗，这是南北议和的关键。那是不是说，这种共识只是一种无奈的共识，当时的国人其实还是缺乏达成共识、实现和解的民智基础呢？现在呢？ 傅国涌：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往往偏向于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那种简单答案，而历史往往又不是这样的。我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深感历史的复杂性，很多时候我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去解释历史，也无法提供确切的标准答案，我能做的就是通过大量具体的活的事实尽可能把历史自身的复杂性呈现出来，而不是做解释。南北议和最后能够达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确实是南北双方都缺钱，这个原因很重要，甚至很关键，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同时在起作用，也把历史推向了这一步。我只能这样说，共识，并不是只有主动的共识，更多的可能是被动的共识，共识的形成从来都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结果，任何时候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在现实当中，可能更多的时候，共识是被动形成的，主动形成的共识常常是一种理想状态，理想很美好，但人类只能在现实中创造历史，寻找未来。当袁世凯与清廷之间的裂痕很难弥合，他的出山对清廷实际上也是一种风险莫测的豪赌，最后清廷以体面的方式谢幕，以退位告终也未必不是较好的选择，一定要血战到底，血流成河吗？我觉得在关键的各方当中，被动达成的共识，各方都不是最满意，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南方革命党人，还是清廷，但是妥协带来的未尝不是多赢，不能说他们都输了。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不同的时代都存在，包括今天，关键还是时势，时势到了那个点，历史会按自己的逻辑展开。哪怕清廷多么不愿意下台，隆裕太后反复计算、比较，还是这个结果更可靠一点。仅此一念，我们依然要感谢她，历史要铭记她。
作者：傅国涌 来源：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2dqgb.html 长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辛亥革命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教科书的普及，年复一年的纪念，大量的革命记忆，几乎都是单向度的革命视角，我们看见的只是历史的单一侧面，而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当作了全部。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的史实是以革命党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仅仅呈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处于这个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视野里的大量史实则被遮蔽、忽略或遗漏了。我个人更希望看到革命发生时的社会心态？当革命来临之际，那些掌握优势资源、不愿看到革命发生的人是如何反应，如何面对的？王公亲贵特别是最高统治者隆裕太后怎样一步步作出选择，她的选择带来的正面效应该如何认识？革命在不同的社会力量当中如何激起回响？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碰撞、搏弈又怎样影响了革命的结果？他们的共识是如何达成的？革命在哪些层面达到了确实的目标？ 这些问号，以往的历史书或者没有回答，或者回答得不够清楚。百年之后，我之所以要重建辛亥叙事，就是想真正靠近现场，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一看那场不同于王朝更迭、原地踏步的历史巨变。真实是历史的生命所在，在基本史实都不够完整的前提下，我们做出的任何历史解释毫无疑问都是不可靠的。我们以往看历史时，常常是先有了观点，而且这个观点是固定、不可动摇的，然后再寻找史料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与此相悖的史料则被毫不留情地舍弃了。 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只有依靠亲历者当时留下的记录，及他们日后的口述和回忆，我更看重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这些私密性最强的文字，记录的往往是他们当时的亲历、亲闻和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带着他们的呼吸和许多可以触摸的细节，因此也最具有现场感。 我曾说，在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双眼睛，他们在各自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不同侧面，体察到了历史的脉络是如何展开的。这些眼睛既包括了一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也包括被驱除之列的满人贵族和依附那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也包括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现实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未来怀有不同的期待，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面貌，体会当时的社会脉动。当革命发生，官员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面对、怎么记录的，过去我们知之甚少，几乎缺位。在大臣当中，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当风暴袭来，他们的反应、心态、举动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句话，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也无人愿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诏书的许宝蘅、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翰林恽毓鼎、广东地方官左绍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记，他们除了怀着不同的心情为这个王朝送葬，已无所作为。隆裕太后的眼泪挽回不了，升允的无限忠诚也挽回不了一个王朝的落幕，反对退位的恭亲王溥伟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到最后，“京朝达官纷纷奏请开缺，可耻哉！安乐则麇集，患难则兽散。”恽毓鼎在日记中不无悲愤。 这背后是不可阻挡的人心思变，这是天长日久积累起来的，而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推背图》、《烧饼歌》这些神秘预言书的流行，星象预警，特别是一而再的水灾导致的粮荒，大米价格的失控，加剧了人心的变化。清朝去势矣，最终冲跨清朝的是时也势也，而不是革命党人的谋划和武力，时势的后面是人心，正是人心恐慌，武昌起事引发了各地的挤兑潮、逃难潮，许多亲历者在日记中记下了大量细节，谣言的四处流传，城里人逃往乡下，乡下人逃进城，而最先提现金、逃跑的则是王公亲贵、官员们。天津、上海租界的人满为患，金融的恐慌、银行的倒闭……他们目睹了时代的激变，深味着乱世的恐惧。 许多在华的外交官、记者、传教士、海关人员、公司职员、情报人员见证了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他们在日记、书信和报告中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间谍宗方小太郎、公司职员内田顾一、传教士计约翰、记者莫理循的日记，大量外交官、海关人员之间的书信往来，让我们看到革命是怎样展开、一个王朝是怎样跨塌的，更让我们看到外国人在这场革命中选择的立场，他们大致上保持了中立，而不是支持朝廷。即使日本有意干预中国内政，试图影响这场革命，也因英国的反对而没有采取有力行动。革命最终以妥协告终，就与列强中立有关，正是列强拒绝给南北双方借款，南北财政几乎面临相同的困境，才走向对话，最终达成逼清廷退位、共建民国的共识。 如果说那时各国驻华使领馆的大量信、电掺杂了本国政治利益的成分，那么一个年轻的法国外交官儒勒·乐和甘的家书透露的完全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1911年11月19日，他在成都领事馆给母亲写信： 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确定的。当然，不在场的人就没有兴趣。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天关注这场和平革命的人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同时，也让人疲倦，因为看到他们是如何拖延而使人无法预料结局。 在他们眼中，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崭新的共和制，却并没有在最广大的底层中国人中引起热烈的回响。这与鲁迅等本国人的观察是吻合的。辛亥革命带来的变化，表面上可以感知的就是剪辫、易帜、改历。五色旗在那场革命中的胜出具有标志性，过去的许多史书对此都没有说清，孙中山的表达也不对，1912年1月12日，他在给临时参议会的信中说，“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史家张玉法的《中华民国史稿》也说：“武昌革命爆发后，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黔等省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江、浙、皖及其他各省多用五色旗”。其实，江浙一带独立都是采用白旗，十八星旗主要在湖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主要在广东，其他省很少采用。正是各省旗帜不一，南方临时政府出现前，各方经讨论通过以五色旗为国旗，此时南京已克复，五色旗从一开始即不是地域性的。就这面旗帜的象征意义来说，更具包容性，与剪辫、改历一样，南北对五色旗也具有共识。这些最低限度的共识，降低了流血的代价，以较小的社会震荡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从这些具体而微却至关重要的变化中，历史推开了另一扇门。 在波涛起伏当中，被一个浪头卷入或被浪花溅湿过的普通青年、少年，不仅有毛泽东、李宗仁、张治中、白崇禧、黄绍竑、陈铭枢、蒋光鼐、顾维钧这些领袖、名将、外交家，更多在文艺、学术等领域各领风骚的人，如鲁迅、胡适、梁漱溟、茅盾、郁达夫、徐志摩、顾颉刚、叶圣陶、吴宓、左舜生、王云五、陈布雷、吴虞……他们都已从这里起步，这场革命给他们一生的影响有多大多深已无法测度，他们曾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至今仍在影响着这个国度。叶圣陶、吴宓、胡适、徐志摩、吴虞以及陆澹如、朱峙三等人留下了或完整或零星的日记，更多的人留下了回忆或当时的文字，他们都是辛亥之子，虽然他们不是那幕历史的主角或配角，他们只是群角或观众，但是他们的私下记录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那是大时代中一双双怀着不同梦想的眼睛，他们各自的见证丰富了历史。当我在百年前的辛亥大变局中，在密集的人流之中陆续看见他们的身影，他禁不住想，历史原来就是这样悄然开始的，这一幕到下一幕。 本书分上、下册，共九篇，从《人心思变》到《创立民国》，通过大量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借助密密麻麻的真实细节，力图逼近历史的现场，复原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图景，回到当时的历史中。我的努力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唯有请读完此书的读者来做判断。 2011年6月2日杭州家中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后记 一百年离我们很远，又很近，说很远，辛亥革命的亲历者都已不在人世，说很近，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影子里，当时的选择一直影响着百年来的进程，历史的每个环节都是无法分开的，一环扣着另一环，不明白历史，不仅难以理解今天的真实处境，也不能清晰地看到明天的去向。 2005年出版的《主角与配角》，我从角色意识的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变动，意犹未尽，当时就有围绕辛亥革命再写一本书的念头。这些年来一直留意收集有关史料，至于写什么，怎么写，并无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手头积累的这些史料，有些是二十几年前的，有些是十几年前的，更多的是最近六七年、尤其是这三年集中搜罗的，书中各篇的主题都是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我不想复述人们在各种读物中熟知的辛亥革命，我试图发现一个更接近当时历史原貌的辛亥革命，这难度实在太大，大得有点不自量力。好在亲历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的人们留下了大量的私人记录，或日记、或书信、或口述、或文字，若没有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我的这本书。动笔之前，我只打算写一本十几万字、最多二十万字的书，没想到最后变成了四十多万字，只好分上、下两册出版，这超出了我原先的设想，完全是根据掌握的史料和读史产生的感受自然形成的结果。我只想把百年的辛亥革命更完整、更真实地呈现出来，将我这些年的读史所得与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朋友一同分享。 从人心思变、谣言四起、逃难人流、金融恐慌到报馆鼓吹、剪辫易帜，从朝廷内外，封疆大吏与王公大臣们对这场革命的反应，从南北财政的困境到民国的创立，许多细节散落在大量的私人记录当中，我们以往或知之不详，或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知，我试图以较大的篇幅将这些细节做一次梳理和整合，我小小的企图就是重建辛亥革命的叙事，将它从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事中解放出来，从更多元、更开放的视角来重新加以审视，我甚至不想在叙事中加上我的观点，叙事本身的丰富性是任何观点都无法代替的，在这些叙事当中，不同的读者自会看见历史的一个个真相，做出不同的判断。我始终认为，事实胜于任何的理论（这样说，当然不是说不要理论，或理论不重要），在基本的事实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呈现之前，轻易做出的结论往往是站不住的。重构史实，在多数时候要比表达观点更重要。这是我读史多年的一点小小感悟。 基于对史实的尊重，每一篇的后面几乎都有层层叠叠的注解，感谢东方出版社容忍了我的做法。可能有些读者会对那么多注解感到头痛，没有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不看注解，只看正文。这些注解标明每一条史料的来源，历史正是由点点滴滴的史料构成的，每一条注解的背后都有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历史。上世纪80年代包括我本人在内对宏大叙事的激动，到今天回到一个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细节，不仅一代人、几代人乃至整个民族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重新认识历史的程度，也是自我重建的过程，这是个人和民族经过千锤百炼、遭遇无数困厄之后逐渐悟出来的。在史实面前，我们可以看见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看见历史的限度，每个历史人物的限度，从而更清楚地看到创造历史的艰难。读史阅世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每一个体生命的局限，环境的局限，但人在任何环境下依然可以有所作为，依然可以超越自己的时代，展开思想甚至行动的翅膀，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等到变化突然来临的时候，你才会蓦然发现，原来一切早已在人心深处悄悄萌芽。这正是历史的奇妙之处。那些漫长的日子，无比寂寞的时光，将因此而变得趣味盎然。诚实地面对历史，就是诚实地面对自己。我常常这样想。
图书：《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傅国涌著 东方出版社 2011年7月 上册【目录】 序篇 人心思变 第一篇 世乱恐惧 第二篇 报馆鼓吹 第三篇 剪辫 第四篇 易帜 主要参考书目
引言 第五篇 朝廷内外 第六篇 谁覆清廷？ 第七篇 财政困难 第八篇 创立民国
附评论 山雨欲来：《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辛亥百年之际，傅国涌的《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一书，从“私人记录”这一角度来反映辛亥前后的社会局面，书中选取了不同立场、不同年龄、不同视角的数百位辛亥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借助在场者的眼睛来窥见真实历史，根据“谶语谣言”、“金融恐慌”、“新闻报道”、“剪辫”、“易帜”、“朝廷内外”、“谁覆清廷”、“财政困难”、“创立民国”等多条线索，真实还原了辛亥前夜错综复杂的世道迷局和人心消长，以别致的方式再现出中国1911、1912年之交奇特的历史景观。 ○黄谊即便像司马迁和司马光这样杰出的史家，再现与评价历史人物时，笔下也多少附着自己的爱憎心态。相比之下，一分为二的分析法似乎进步了不少，但世事与人性之复杂，哪里是“一分为二”就可以界定的，于是又落入“白加黑”的窠臼中去了。 儿时看《东周列国志》之类的历史电视剧，往往喜欢指着屏幕上的人物发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旦角色定位明确之后，整个故事也就跟着明晰起来，看到好人得胜，就欢喜得意，看到坏人得势，难免扼腕长叹，这般“为古人担忧”，其实出自一种与生俱来的正义感。 儿童看戏，有这样的反应实属正常，试图将忠奸善恶一目了然的思维常态，在许多成年人身上也难以避免，即便像司马迁和司马光这样杰出的史家，再现与评价历史人物时，笔下也多少附着自己的爱憎心态。相比之下，一分为二的分析法似乎进步了不少，但世事与人性之复杂，哪里是“一分为二”就可以界定的，于是又落入“白加黑”的窠臼中去了。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照理说应该是很好解读的，一则资料充足，官方文献、私人撰述、新闻报道、照片实物，可谓汗牛充栋；二则离当下不远，就其实质性的影响而言，现今的中国社会，还能搜寻到些许脉络。但一般人对于辛亥革命的了解，并不比对千年前的唐革隋命或是宋承大统等历史事件高出许多，大致可以构建出这样一个模式：清廷是坏人，阻碍进步；革命者是好人，推翻了坏人，但胜利果实却让阴险的袁世凯摘走了。 从史实角度来评述这一定位，自然不能说有什么大错误，但一桩重大历史事件，会是寥寥数语能够概括得来的吗？ 辛亥百年之际，围绕这桩历史事件，已经有不少新的著述，或者给辛亥革命来一个重新定位，或是从细节角度推翻原有的定位，也有一些全新的观点：诸如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指出辛亥革命的不流血或者少流血，其实是值得肯定的。 但辛亥革命的本来面目，仍然蒙着一层乃至数层迷雾，楚望台上的枪响，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多年筹划，抑或清廷的伪立宪，袁世凯的处心积虑，都只是后人梳理出来的单个场景或是线索，不足以反映人心丕变之全局。既然如此，用细节方式展现那个时代的图景，藉此了解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的社会现实，就是一条必不可少的途径了。 《辛亥百年》显然不是简单的文件汇编，借助在场者的眼睛来窥见真实历史，是作者的苦心孤诣所在。通过“谶语谣言”、“金融恐慌”、“新闻报道”、“剪辫”和“易帜”这些线索，作者将诸多私人记录中的单个案例汇聚成一卷卷收放自如的图景。 傅国涌先生的新著《辛亥百年——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 和寻常记录辛亥革命的史书多选择“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述”不同，《辛亥百年》别出蹊径，转而从“私人记录”这一角度来反映辛亥前后的社会局面。“私人记录”的一大好处，就是无须迎合主流的叙事理念，出自个人之手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大多本于个人立场，即便事后稍有改动或者避讳，仍然能从中窥见出个体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切身感受，这一点是高度浓缩的主流叙事无法替代的。 如何选取私人记录，则完全依赖于编撰者的修为，在挑选进入视野的私人记录时，秉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至关重要，否则很容易陷入“六经注我”、“师心自用”的弊端，傅国涌先生是如何取舍材料的呢？他着眼之处，并非只有后来成为舆论主流的革命者，还包括“满人贵族和依附那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也包括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此外还有当时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就“代表性”而言，已经远超单方面叙事“要言不烦”的偏颇。 像稗言类钞一样收录私家记述，古已有之，但《辛亥百年》显然不是简单的文件汇编，借助在场者的眼睛来窥见真实历史，是作者的苦心孤诣所在。通过“谶语谣言”、“金融恐慌”、“新闻报道”、“剪辫”和“易帜”这些线索，作者将诸多私人记录中的单个案例汇聚成一卷卷收放自如的图景。如果说以往的辛亥著作大多是着意表现某种思想意图的影视剧，《辛亥百年》就是精心剪辑而成的一部纪录片，我们不妨选取几个例子，来体会一下那些零碎的镜头是如何剪辑成视频片段的。 异常天象、谶语谣言，在信息闭塞的旧中国，往往被视为时局变迁的重要预兆，在正史中，甚至辟出《五行志》来加以记录，清朝鼎覆的前夕，上至高官，下至群氓，同样在按照这种古老的法则预测时势。一桩有关溥仪即位的故事流传极广，据说溥仪以三龄幼童即位，不能忍受冗长繁琐的朝仪，哭闹着要回家，他的生父醇亲王手足无措地安慰，说是“要完了”。这被许多人看做是“大清国要完了”的预兆。这样的传言由于寄托了流传者的别样心态，在解读过程中往往失真，但傅国涌先生从亲历者恽毓鼎那里，证实了这则传言的真实性： 皇上即位，升太和殿受贺，大声痛哭，不肯升座，频言我不愿居此，我欲回家……毓鼎时侍班于御座前……跪拜未毕，侍阉即负之而去，且云：“完了，回去罢。”在场者恽毓鼎的记录自然比传说更为真实，相比之下，原本是太监所说的“完了，回去罢”，在传言中演变成出自醇亲王之口，这一细微变化，在历史大局中不会起到什么决定性作用，但传言的力量，则是在场者也未曾估量的。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和社会学家萨孟武，当时还是少年，他们的记录，就反映出传言在社会上起到的重大影响，萨孟武这样记载： “有人告我，宣统登极之时，因为鸣炮，受惊而哭。这是预兆，清祚大约将亡。”顾颉刚则称：“有一位惯作预言的老人说，什么‘宣统’，这不是‘完结’了吗？”他看出来的，是“人民对于清政府已经绝望了的咒诅”。 就在这一章节里，高官许宝蘅、德龄公主、法国人Negrier，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郁达夫、苏雪林、夏衍、鲁迅，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同盟会元老谭人凤等依次出场，他们对于谣言的记录，立场或许有些差异，但所述事实却大致相符。通过这样的梳理，一则则谣言，就成了窥探世相人心的镜子，从中折射出的社会心态，无疑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 在主流叙事中，这样的“革命举止”往往被后来者描述成“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但当事人的现身说法，显然没有那么从容不迫，甚至不无戏谑成分，很容易“溢出”了百年之后的读者容易设定的思维框架。 西方有一则谚语：上帝和魔鬼都在细节当中。浮光掠影地看历史，能记住的固然是细节，而深入剖析历史，同样要依赖细节。在表述细节方面，私人记录比官方著述具备更多的优势，这是因为个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实有切肤之感，他们对细节的敏感度，比大而化之的官方著述必然要深切得多。 后来被誉为“革命文章第一篇”的胡石庵，在武昌首义后的紧要关头自办《大汉报》，第一时间刊发革命军方面的消息，成为国内外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这份报纸假托“中华民国军政府”之名，因而被许多人误认为是革命军司令部所办，但从胡石庵的回忆中可以知道，他办《大汉报》完全是自发行为。原本在汉口开印刷公司的胡石庵，路上遇到几个外国人询问消息，他信口回应说，一两天之内革命军机关报就会出炉，之后他才决定办一份报纸，发布革命消息，昭告四方，一份后来被视为革命先声的重要报纸就此仓促出炉，“从社论至于各种新闻，全部出自他一人之手”。 在主流叙事中，这样的“革命举止”往往被后来者描述成“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但当事人的现身说法，显然没有那么从容不迫，甚至不无戏谑成分，很容易“溢出”了百年之后的读者容易设定的思维框架，细节之于历史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为写作《百年辛亥》，傅国涌先生百般搜罗，许多稀见史料的出现，自能弥补前人著述之失，从书末多达307种参考资料，不难想像作者在搜寻历史真相路途上的爬梳之苦。而此书最大的特点，莫过于以资料“自然呈现”百年前的实景。恰如新闻报道强调最大可能地接近现场、还原真实，却往往难以实现，对历史的回顾因为有了时空的隔阂，更是难上加难，但历史的令人着迷之处，不正是在于这种无限逼近的诱惑吗？ 【原载《东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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