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知青与农村知青

       ——阎连科《我与父辈》读后

作者：今日有雨

来源：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6df8d0100nuf6.html

在网上乱点，点出一份“中国当代作家创作实力排行榜”，排在前三的是莫言、阎连科和史铁生。自然，这一类的排行见仁见智，谈不上什么权威性，可还是让我意外。因为，排在第二的阎连科，我没有读过他任何一篇作品。前几天到石景山图书馆借书，看见有他的一本《我与父辈》，于是借回。

看作者简介，才知道这是一位河南籍的作家，1958年生，出版过多部长篇小说，得过两次鲁迅文学奖。

《我与父辈》是一部散文，描述的主要是作者自己的父亲、大伯和四叔，勾画出中原农村近几十年的生活图画，描写了作者父辈那一代生活的贫苦、坚韧、豁达与无奈，自然，其中也讲述了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在农村的生活。作者与贾平凹、莫言属于生活经历相同的人：贫苦的农家子弟，通过当兵或读书走进城市，走上文坛。

这是一部真实的书，有分量的书，一部值得一读的书。读后，感受很复杂，有些地方让我心动。

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知识青年的描述：

……那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

……他们被村人恭敬地安顿在特意为他们收整干净的大队部里。村人们敬着他们，就像敬着自己的祖先。因为他们能从城里给村里带来一些买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极度的革命与计划经济所导致的物质匮乏，是连种地的农民上街买个烧饼也需要一两粮票。可是国家，却只给农民下发劳动的义务，并不下发多少粮票、煤票和足够的布票以及别的票证和权力。这些东西，知青们虽然不多，但却多多少少，总是神奇地有着。于是，他们给乡村带来了一些农民的急切之需，农民就自然地感恩戴德，不让他们下田，不让他们种地，最多最多，就是让他们在田头看看庄稼，吹吹笛子，举起柳枝，轰赶一下落进田里的飞鸟和窜进庄稼地的猪羊。

……到了吃饭时候，午饭或是中饭，村里各家讲些卫生的农民，还要负责给他们烧饭——那个年代的术语，叫做“派饭”。一家一个、两个知青，一般是一派一周，周后换户。……有了派饭的任务，母亲和病轻的大姐，就要提前忙乎几天，淘麦磨面，等着知青到我家里隆重吃饭。……可是知青派饭，轮到我们家里，却总是要顿顿细粮白面。中午一般都是白面手擀面条，晚间都是葱花油烧烙饼。他们吃饭时候，我常常嘴馋得站在边上盯着他们，翘首以待，想念着吃喝和未来如他们一样的人生。母亲觉得，我站在那儿看人家吃饭确实不好，就总是把我打发到门外的别处，去做些旁它的事情。……直至饭后的知青从我家大门里慢慢出来，用手绢擦着油嘴，款款地朝村里去了，我也才可以急急地回到家里。

这样的描述让我震惊。因为我本人就曾就是知识青年，在内蒙大草原上插队十年。说良心话，牧区在当时享受政府的照顾，经济情况比一般农村要好。我在那几年，每个工可以分到一块一二毛钱，一般劳力，一年收入都在三百元上下。吃供应粮，而且都是白面和炒米。我也承认，草原牧民相当宽厚，对知青也多有照顾。

可是，我真不记得享受过“敬着自己的祖先”那样的待遇。甚至可以说，以他老人家发布“再教育”语录为分界，社员对知青的态度是有变化的。之后，我们不难听到“臭知识分子”之类的称呼，虽然有时不过是开玩笑。就多数社员的态度看，我以为主要是同情。

说到住，刚下去确实是住在大队，自然，房子确实收拾得很干净，可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礼节，毕竟来的不是犯人。至于房子，就是土坯房，与社员住的毫无区别。不久，多数同学都下到了牧业点，或者住蒙古包，或者住在社员家里。

劳动。牧区主要是放牧。牛、马、羊、骆驼。都有知青参加。确实，工作安排上也有一些“照顾”，特别是高中同学，例如会计、保管、赤脚医生、兽医、民办教师等等。同样挣工分，社员并不觉得不公平，因为这些工作确实需要有文化。牧区也有一些重体力活，打井，砌羊圈，装车，开矿，恰恰主要是知青干，因为队里年轻劳力确实不多。我们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公平。

吃饭，自己做，或者吃食堂。从没有什么派饭。我经常在社员家里吃饭，因为当“马背小学”的教师，一出去就是好几天，不可能赶回去。吃了饭从没交过粮票和饭钱，但是你自己心里应该有数，找机会给人家卖点东西。再说，熟悉的社员到大队来办事，也会来你这里吃、喝、住。牧区就是这样的乡俗。动则几十里，谁也不可能背着锅出门。

阎连科还写道，村里一个女孩子被男知青强奸，跳河自杀，知青家里花点儿钱就完事了，而村里一个乡民强奸女知青未遂，却被枪毙。这更让我震惊。我实在不记得知识青年什么时候享受过司法特权。在我了解的牧区几个公社里，有上百的知青。我没听说发生过任何强奸案。草原上两性关系比较开放，我记得所有的社员对女知青都很尊重，最多开一些不算太过分的玩笑。女知青中只有一位和当地社员成了家，那是人家两厢情愿。知青绝大多数不会和当地社员谈恋爱，因为谁都知道，一旦与当地人结婚，就很难再回城。

至于强奸未遂就被枪毙的事，我相信是真的。这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当时有些地方发生过女知青被村干部侮辱的事，情况反映到中央，中央下令严打。司法一旦成为政治运动，公正肯定会受到损害。何况当时，人命确实不值钱。

在阎连科笔下，知青是一些不劳而获和偷鸡摸狗，只知道祸害乡亲们的无赖。对于他描述的真实性我无法怀疑，可是却起了疑心：这些知青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在家里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阎连科说：“因为他们能从城里给村里带来一些买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这大概透漏了一点信息。那个时代城市同样物资稀缺。粮票、布票，对于普通的城市市民也都不够用。我和我的同学都是工人子弟，没有本事弄到任何稀缺物品。那年月，能弄到化肥的，不是一般人。

以家在城市之便帮乡亲们一些忙，不足为奇。我现在记得的是，曾带两个社员到城里看病，住在我家。从城里帮社员捎过一台收音机，一副眼镜和一块布料。眼镜和布料人家还没给钱，因为心照不宣，我下点常在人家家里吃饭，顶了饭钱。细算账，吃亏的或许是我。这都属于人情，人家当然有好感，但是断不会感激不尽，队里更不会因此就让我“不劳而获”。

所谓特权知青我只见过一个。

大约是1972年前后吧，大队里突然来了一个北京知青，据老乡说，是部队用吉普车送来的。一个二十岁上下的男孩子，疲惫而冷漠。住在大队部，多数时间靠着行李卷睡觉，或者站在院子里发呆，确实没见他参加过劳动。吃饭，或者在食堂，或者到大队书记或会计家里吃。我和他聊过几回，人还坦诚。据他说，他父亲刚解放时在内蒙军区工作，文革开始时是西藏自治区的书记，照例被打倒，关了起来。他和几个同样命运的高干子弟同学在街上闲逛了几年，最后相约到山西杏花村插队，因为那里有好酒。去了以后，才发现极穷。这次转到牧区，是他父亲过去的下级办的。每次和我聊到最后，都会从行李里拿出一瓶汾酒，让我看看，又收回去。

没过几个月，北京知青突然消失，据说也是部队的吉普车接走的。走的时候只带走了那瓶汾酒，一卷破行李就丢在了大队的土炕上。秋天，我在报纸上国庆晚宴的名单里，读到了他父亲的名字。

阎连科关于知青的描写，我不知道别的知青读过后有什么感受，但是知道，确实激怒了一位并非知青的老年知识分子。著名教授陆谷孙著文《可怕的反智主义》痛加批驳：

也许作家对兴盛一时的“知青文学”甚有反感，想来个奇兵突起，标新立异，殊不知如此一来，反而把一个本来已经开始明朗化的“知青现象”本质弄得奸弊倒错，驳杂莫辨，还把本人根深蒂固的反智主义暴露了出来。

这种东西，说得好听些，是对乡土的割舍不去的忠诚，虽然这种忠诚失之褊狭；但就其本质看，是对城市以及城市所代表的一切的刻骨敌意。刻意表达这种敌意的同时，自从“剪刀差”以来的人为政策导向，反被轻轻放过。是的，城市里有罪恶，农村就没有吗？农民生来与土地有缘，难道因此就天然只可能拥有朴实这一种美德吗？（我在沪郊吃过“派饭”，那农家对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大学生和“四清工作队”一日只供两顿，自己避开众目在灶下再吃第三顿。这在作家看来，也许是沪郊靠近大上海，农民受到了虚伪侵害的恶果？）真要写人性，就不要泾渭分明地割裂城乡，更不要把文明作为城市罪恶的渊薮之一强写，把自己推到反智主义的歧途上去。

对于陆教授的愤怒我完全理解，但不完全赞同。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别人论短长。一群人不劳而获，偷鸡摸狗，祸害乡亲，凭什么不让人家写，不让人家骂？知青有上千万，年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各不相同，本来就不是一副嘴脸。就是在农村，阎连科敢说“乡亲们”都是道德模范吗？我插队的那个大队，只有两个人有偷窃毛病，——这在牧区很被人鄙视——恰恰都不是知青，而是贫下中农。王朔、姜文和冯小刚都是部队的“大院子弟”，最近在山东泰安杀警察的两兄弟，也是部队大院子弟出身，能一锅煮吗？

不过，阎连科的视角和情绪确实值得思索，他让我想起一个群体，曾经被叫做“返乡知青”，或着可以称作农村知青。

所谓返乡知青，是指城市知青山上下乡的那个时代，那些家在农村，却受过同等教育的年轻人，虽然，他们读书的学校最高也不过在县里。命运对于他们也许更不公平。他们毫无选择地要回到乡下，不可能留城，回去后也不被社会和乡亲当做知识青年看待，与其他社员无异。其实，在心理上他们已经与父辈不一样了。他们自知，进入城市的机会比城市知青要少得多，恰恰因为读过书，他们离开贫困故乡的愿望更加强烈，一旦有机会，就会全力以赴去争取。

当年有一部很轰动的电影《人生》，主人公高家林就是一个“返乡知青”的典型形象。路遥的多数作品，包括《平凡的世界》都是在为这一类人立传。路遥也是这一类人中的佼佼者。不过，他看待城市和农村差异的目光，更平和一些。路遥的意义远还没被充分认识。

返乡知青看待城市知青的目光是异样的。

现在我回忆，插队的那几年，相处较好的社员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年纪较大近于父辈的社员们，还有一类是年纪比我们小一些的孩子们。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没文化，或只读过小学。与他们的相处之中，我们没有感到他们对知识的特别关注或蔑视，相处的原则是真诚和平等。队里也有几个年纪相近的返乡知青，明显感到与我们有隔阂，比较疏远，但也从未发生过什么冲突。我觉得他们内心有些尴尬。

贾平凹就是“返乡知青”，他对城市知青的看法也许很有代表性：

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知青指那些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当农民的那些孩子；我的家却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我读过许多知青小说，那些城里的孩子离开了亲情、离开了舒适，到乡下去受许许多多的苦难，应该诅咒，应该倾诉，而且也曾让我悲伤落泪，但我读罢了又常常想：他们不应该到乡下来，我们就该生在乡下吗？一样的瓷片，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贴在了厕所里，将灶台上的拿着贴往厕所，灶台上的呼天抢地，哪里又能听到厕所里的啜泣呢？

……而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教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军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

「贾平凹：《我是农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

贾平凹的表述是真实的，客观的，不同的是，我插队的时候，知青与社员在衣着和生活用具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收音机、手电筒，社员家里也有，刚下去的时候能引起社员兴趣的不过是几个毛主席像章吧。或许，这是因为牧区经济比较富裕，离城市也不算远的缘故吧。

贾平凹把知青比作贴在厕所上的瓷片，很形象。我更愿意比作移栽的树。同样的树，城市知青是从小长在相对肥沃土壤里的树，被移栽到贫瘠的土地里，很难适应；返乡知青从小就生在贫瘠的土地里，但是更渴望被移栽到肥沃的土地里。两棵树的价值是相同的，都有权利“呼天抢地”。

知青下乡很难彻底融进农民之中，这里除了知青本身的某些小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之外，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在工业化的之后的城市化进程中，毕竟城市更代表着现代文明。知青的悲剧就在于他们面对的，是我们长期实行的城市二元体制造成的城乡差别和隔阂，特别是逆城市化进程的政治折腾。

我们没有必要美化农民，美化农村。农村知识青年同样希望进入城市。阎连科就表述了他从少年时期起就有的想成为城市人的渴望。贾平凹说“我是农民”，更多是一种情感表述。毕竟，几十年了，他早已是城里人。他们进了城，看见成里人还是觉得有隔阂，回望乡村，内心满是认同的柔情。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打算回去再当一个农民。

我想起一个老的农村知青，沈从文，他一生都在赞美他的故乡湘西，在文字里毫不掩饰对城里人的蔑视和厌恶。然而，从十八岁离开，到死他都没打算回到湘西去。就是娶妻，他追求的也还是城市出身的大家闺秀，一个正在城里读书的大学生，而不是回到边城去找一个摆渡的女孩子。

我不敢说阎连科是不是有“反智主义”的倾向，但是，某些农村知青肯定有。

五四时期，一个毕业于中等师范的农村知青来到北京，报考北大没有被录取，靠着岳父的关系在北大图书馆当一个月薪六块大洋的小职员。土气的衣着，一口难懂的湖南乡音，没少受城市知青的白眼和冷漠。北大的城市知青不知道这些对农村知青的自尊是多么大的伤害，更不知道后果会有多么严重。离开北大，农村知青一生再没有踏进北大的校门，虽然这并不影响他的女儿，不用考，就进这所大学读书。

在以后几十年的造反生涯中，农村知青依然遭到成了战友的城市知青的排挤和蔑视，然而，他们在权利的角逐中无一例外地都败下阵来。这些城市知青包括王明、张国焘、张闻天、周恩来等。

我一直以为，早年北大的遭遇对他老人家一生的心理有极大的影响，影响到他对城市，特别是对城市出身的读书人，抱有无可化解的敌视和轻蔑，五七年反右，文革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甚至知青下乡，都有这种心理在起作用。在延安，他就说过：读书有什么难，还不如杀猪，猪会跑，书不会。建国后，更是大力宣传读书无用，越读越蠢。他甚至下令全国的学校停课数年之久，这就是在二战时期的德国、苏联、日本、中国都没有发生过。

他一生都对农民怀有感情，然而在他的治下，农民恰恰享受着更多的饥饿和贫穷。他反感城市，但自己并不打算住到农村，除非是离农村不远有山有水的别墅。甚至死后还躺在都城的正中心，等着信奉者们前来参拜，国庆之日，还可以对继任者的检阅进行检阅。

五十年代，他对自己身边的人说明，他搞的就是“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这个角度看，陆谷孙教授对“反智主义”的批判，还是相当有眼光的。

 

附文：

 可怕的反智主义

作者：陆谷孙

来源：新浪网http://www.sina.com.cn  （原刊《东方早报》）

主要是因为专攻不同，寻常不看国人写的小说(报告文学除外)。这次，收到北岛主编的第82期《今天》“七十年代”专刊，出于好奇，翻到眼下国内争议颇多的某部小说的作者所写的一篇回忆文字，居然嗅到了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我原以为，作家——即使是爱写“天书”的后现代——应是天然亲智的，老祖宗说过：“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见《老子》七十一章)，我的理解是，智或知(两字原通)是个好东西，最好大智若愚，而不要因为偏见而反智或不懂装懂。

事涉上述回忆文字里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遣送到“农村广阔天地”的城市知识青年。“知青文学”兴盛过一阵，诸如《今夜有暴风雪》、《血色黄昏》、《孽债》都改编成电视剧播放，影响很大；至于报告体的作品，如《知青档案》、《中国知青部落》、《一百名知青话当年》等，我也读过一些，联想到我本人送别两位在“文革”中失去爹娘的表妹下乡时，上海北火车站高音喇叭传出的革命乐曲如何与动地哭声混成一片的景象，我始终对“知青”这个词儿怀有一种怜悯、同情甚至是无端歉疚的感情。前几年，我们这儿不少大学生的父母都曾是“知青”，那时我当院长，入学或毕业典礼上讲话时，都不忘向在座学生家长们致敬：“不说其他，你们至少是文革反智主义的牺牲品，曾被迫远离课堂和系统的文化知识。现在，虽然迟到，你们的梦在你们孩子的身上实现了。”

可是，我们这位作家眼里的“知青”是怎么样的呢？“知青”有粮票，“于是，他们给乡村带来了一些农民的急切之需，农民就自然感恩戴德，不让他们下田，不让他们种地，最多最多，就是让他们在田头看看庄稼，吹吹笛子；举起柳枝，哄赶一下落进田里的飞鸟和窜进庄稼地的猪羊。”“他们吹笛散步，指着从他们面前过去的农民，偷偷笑着说些什么。到了吃饭时候，午饭或是中饭(此句笔者不解，或许植字有误？)，村里各家讲些卫生的农民，还要给他们烧饭——那个年代的术语，叫做‘派饭’(‘派饭’源起‘知青’？‘知青’都有‘派饭’吃？允笔者存疑)。”“知青派饭，轮到我们家里，却总是要顿顿细粮白面……直至饭后的知青从我家的大门里出来，用手绢擦着油嘴，款款地朝村里去了。”“村里不断地丢鸡丢狗，甚至有整头的山羊、绵羊，都会突然丢失。而羊头、羊毛，却在知青点的房子周围，赫然地扔着。”“是个男的知青，强奸了村里一个女的孩子(‘女的孩子’原文如此)……女孩从知青点里哭着出来，就在村头投河自杀。”因此，作家“记住了他们在村里的不劳而获和偷鸡摸狗；记住了他们在我们乡村和度假一样的生活……为何要派这些城里的孩子，到这儿祸害乡村的人们……也就在我不慎(‘不慎’二字，原文如此)的一天，他们果然走了。”

也许作者这篇回忆文字的主要目的在诉说农村的不幸，要拿城市作为一个他设定的参照系。也许作家对兴盛一时的“知青文学”甚有反感，想来个奇兵突起，标新立异，殊不知如此一来，反而把一个本来已经开始明朗化的“知青现象”本质弄得奸弊倒错，驳杂莫辨，还把本人根深蒂固的反智主义暴露了出来。媒体报道，作家新作是讽刺知识分子的，据说某凌霄高校果中请君入瓮之计，发表了严正抗议。我本来很想读读这部大作，因为自己也讨厌假斯文和伪学术。但是看过这篇回忆文字，始知竦秀始于分毫，从诟詈“知青”到讥刺风雅有种一脉相承的东西，所以反而不想拜读了。

这种东西，说得好听些，是对乡土的割舍不去的忠诚，虽然这种忠诚失之褊狭；但就其本质看，是对城市以及城市所代表的一切的刻骨敌意。刻意表达这种敌意的同时，自从“剪刀差”以来的人为政策导向，反被轻轻放过。是的，城市里有罪恶，农村就没有吗？农民生来与土地有缘，难道因此就天然只可能拥有朴实这一种美德吗？(我在沪郊吃过“派饭”，那农家对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大学生和“四清工作队”一日只供两顿，自己避开众目在灶下再吃第三顿。这在作家看来，也许是沪郊靠近大上海，农民受到了虚伪侵害的恶果？)真要写人性，就不要泾渭分明地割裂城乡，更不要把文明作为城市罪恶的渊薮之一强写，把自己推到反智主义的歧途上去。

作家染上反智主义是会致命的。别的不说，不好好磨砺文字功夫，写出如下我信手摘来的文句，看来就值得上海《咬文嚼字》刊物的诸公好好动动牙齿了：

“人胖得完全如了一个洋的娃娃。单是这些，也就了然了去，而更为重要的是……”

“一个害怕对方而不敢登台的一个懦弱的拳手。”

“她开始怀疑于我，最后我们姐弟经过相争相吵……”

“整日的浑身，都是穿着干干净净、洋洋气气似乎是城里人才能穿戴的衣衣饰饰。”

“我依依然然地努力学习，依依然然地按时完成作业。”

“我喜出望外，战战驚驚(原文作繁体)；……”

“正是这一抚顶，让我的学习好将起来。”

看样子，我们这位据说已经出产过500万字的作家还是亲智一些为好，即便只是为了改进文字表达的缘故。

最后，我在这儿引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几句合唱队终场诗赠送给这位作家：

“哪里没有智慧，哪里就没有幸福；

即使没有智慧，也要对神敬畏。

口吐狂言总要受到惩罚，

骄矜的人啊，到老年才学得聪明起来。”

(作者系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