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三原色：孙、袁、黄                   

作者:：朱健国      

辛亥革命百年来已形成一个“色彩空间”，其三原色也已水落石出：孙中山、袁世凯、黄兴，三人实为辛亥革命三原色。重读孙中山、袁世凯、黄兴，以系统论眼光研究孙、袁、黄三色的消长变幻，我们就可能在下一个百年里，真正杜绝“一党专政”、“一人专政”和“空谈共生”，让中国和全人类真正走向“民主自由共生”。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提要：

国民党与中共的区别，在于国民党以“孙色”和“黄色”为主，而中共则以“孙色”和“袁色”为主；国民党最终抛弃“孙色”皈依“黄色”为主，而中共则只是利用“黄色”“下海”，赚钱之后就又弃绝“黄色”，重弹“孙色”“袁色”——胡锦涛新政，大有回归孙袁两原色的妄想——其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决定，明明白白宣布想以文化扩张之路重新强化“一党专政”和“一人专政”。

 

辛亥革命百年来已形成一个“色彩空间”，其三原色也已水落石出：孙中山、袁世凯、黄兴，三人实为辛亥革命三原色，百年中国于是始终是孙、袁、黄三色的交替变幻。

众所周知，不能透过其他颜色的混合调配而得出的“基本色”称为原色。通过不同比例将原色混合，可以产生出其他的新颜色。由于人类肉眼有三种不同颜色的感光体，我们所见的色彩空间总是由三种基本色所表达——这种“三原色”又有“叠加型”与“消减型”：“叠加型”三原色是红色、绿色、蓝色，消减型的三原色是品红色、黄色、青色。

将这一自然科学理论引入社会科学，辛亥革命也有“三原色”，以孙中山为标志的“孙色”是“一党专政”原色，以袁世凯为代表的“袁色”是“一人专政”的原色，以黄兴为亮点的“黄色”是“空谈共生”的原色。

因“一党专政”、“一人专政”、“空谈共生”三原色产生的“基底向量”，百年中国出现了以“党天下”为目标的两个党——国民党与中共，皆深受“一党专政”“孙色”左右。蒋介石时期的国民党，是略有几丝乡村自治民主的“一党训政”，毛泽东时期的中共，是“普天之下莫非一党专政”的“秦始皇加斯大林”，全国山河毫无民主。而受“一人专政”“袁色”影响，毛泽东外争世界领袖，与苏共翻脸争当国际共运老大，内发文革复辟帝制，将“一党专政”升级为“一人专政”，成为穿越两千年时空隧道的“秦始皇”。

辛亥时最不得志的“空谈共生”“黄色”，直到1980年代才重见天日，附体蒋经国与邓小平——蒋经国时期的国民党开放党禁报禁，最终在台湾萌芽了两党民主宪政；邓小平时期的中共，虽然没有放弃“党天下”的“四项基本原则”，也暂停了暴力统一台湾的行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权宜之计——这显然都有黄兴“空谈共生”原色终于轮回为主流的因素。

百年中国，可说前八十年是孙中山“一党专政”和袁世凯“一人专政”两原色为主调，后二十年则是黄兴“空谈共生”原色暂时上风。国民党与中共的区别，在于国民党以“孙色”和“黄色”为主，而中共则以“孙色”和“袁色”为主；国民党最终抛弃“孙色”皈依“黄色”为主，而中共则只是利用“黄色”“下海”，赚钱之后就又弃绝“黄色”，重弹“孙色”“袁色”——胡锦涛新政，大有回归孙袁两原色的妄想——其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决定，明明白白宣布想以文化扩张之路重新强化“一党专政”和“一人专政”。

要想遏制胡锦涛和习近平远黄兴近孙中山、袁世凯，不妨先细看一下孙、袁、黄三人的原色初期形成过程。

 

从武汉看孙中山

滚滚“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大潮，赠人从不同角度深研孙中山的难得机遇。在关于孙中山伟大的论述已让人审美疲劳时，人们也可以研讨一下孙文的另一面。比如，站在武汉看孙，就别有一番风景，会看到一个以致力于“建设新中国”而行“一党专政”重国轻民的孙中山。这不仅仅是依据孙中山曾莅汉五天的历史，更可以联系孙后来的许多影响，乃至于深受其影响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新中国”这一名词的实施，不少人以为是1949年前后才开始。2011年8月19日，凤凰台在讲述“因税赋过高，延安农民曾咒毛泽东被雷打死”故事时说，1943年初秋，十九岁的中共党员曹火星，随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来到霞云岭堂上村演出时，用当地“霸王鞭”曲式写了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流传到1948年12月，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指出歌词有一点不妥：中国已存在了几千年，怎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应该在“国家”前面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49年初，毛泽东在北平当面告知章乃器：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让作者把歌词改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说法似乎很权威。但武汉一百零四岁的辛亥革命老人喻育之的回忆表明，最早计划建设“新中国”政治经济格局者，并非毛泽东和中共，而是1912年4月“薄游武汉”五天的孙中山。

喻育之记得，1912年4月1日孙中山禅位于袁世凯后，应邀于4月9日来汉，与江城军民探讨“建设新中国”五天。当日上午抵达武昌“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今阅马场红楼），孙中山就对副总统黎元洪说：“此次解职游鄂，慰劳首义同志军民，勖勉精诚团结，共同建设新中国”。4月13日离汉时，又强调“与我鄂中父老昆弟周旋于一堂，慰百战之辛劳，谋建设之端绪。……其不尽之情，留待他日重来。”（详见刘一曙《孙中山在武汉的五天时间里》）

可以说，这是自周代出现“中国”一词三千年来，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新中国”之构想。如果说，梁启超1902年以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首次提出以“新中国”“新民”文化观，孙中山的“建设新中国”，则是首次实施设计“新中国”的政治架构与经济规划。

孙中山何以在武汉首提“建设新中国”为“一党专政”造皮？有人说是其选都之悟，孙说过：“至于建都南京、武昌，皆有同等价值”。有人说是武汉让孙想到不远处的神秘三峡，可建设“三峡工程”，以水力发电引导“新中国”经济能源发展。我以为，还有一可能，是火爆脾气的武汉人对孙的神化膜拜，扩张了孙中山的孙大炮本性，让其重党轻人、重国轻民的非共和病灶大为膨胀。

表面看来，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重视民族、民权、民生，但实际上，孙只是“一民主义”和“一党主义”，从来只以国家和民族为大，以“一党专政”为是，而从未真正尊重民权民生，更没有人人平等、种族博爱的现代观念。

其最早的革命口号——1905年8月，孙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时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政纲，就忽略了“鞑虏”——满人——也是人，也是中华大家庭和人类的一族，也应有生存权和选举权及被选举权，怎能“驱除”呢？如果说“鞑虏”满人曾有将当汉人入另册的专制和种族压迫，汉人也不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以暴易暴。

说到底，孙中山敌人意识太强，不知人类只有将一切敌人视为病人，才可能真正有和平远恐怖——满人成为压迫汉人的“鞑虏”，只是患了种族歧视病，是需要救治的病人而非置之死地的敌人。同理，后来袁世凯想专政，想称帝，皆是病态。但学过医的孙却没有治病救人之心，只有打倒与革命专政之志，结果就将刚逃出战乱的中国人民再次拖入了“二次革命”和“护国讨袁”的战争陷阱。其时，孙中山如果真正敬畏民权，真正想共和，想到让百姓免除战乱是最大的民生，就不至于将清廷和平逊位后的和平中国，变为军阀混战党人争伐几十年的乱世中国了。

严格来说，孙中山是一个只爱革命暴力，不知改良改革，只要一党训政，不要共和共生，只知前进，不知后退，只知固执，不知妥协的偏激者。其标榜的“博爱”，纯属忽悠。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本是各党各派共和建国的大妤时机，但孙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却将辛亥革命胜利功劳全归于其领导的同盟会，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对待共同推动民国建立的六大力量（1、会党；2、立宪党人；3、光复会；4、文学社和共进会；5、某些满清地方官员；6、北洋系军政人员）。为了排斥异党，孙中山采取了慈禧虚谈宪政故伎，大力特申先行“军政、训政”治国，强调“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造成“一党制万能政府”之推行，造成一党专政升级为党魁专政，从阶级恐怖、全民恐怖扩展为党内恐怖——在组建国民党后，孙中山直接或间接地指挥消灭了参与辛亥起义的两股力量：会党和光复会；然后又灭了光复会——蒋介石伺机暗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胡汉民杀害了光复粤东的汕头民军将领许雪湫（光复会），最后又以立足本党利益的“南京约法”围困北洋系和立宪党人，逼迫袁世凯在有职无权的愤恨中倒退称帝。而此时回归专制的不仅仅是袁世凯，孙中山也藉流亡日本重组政党之机，让全党如黑社会一样按手印效忠他，登上了绝对领袖的党魁专政。逼得真诚共和的黄兴分道扬镳，抱恨而逝。

1916年，在蔡锷、梁启超多方努力下，袁世凯被推翻，“临时约法”被恢复，南北再次统一，共和时机又来了。但孙中山仍然坚持其“一党专政”，与北洋系再次陷入互不买账的分裂局面，终至1917年张勋复辟，驱逐议会，二废约法。待到段祺瑞驱逐了张勋，孙中山又宣布反段，在广州联合南方诸省组建护法政府。其组织“北伐护法战争”胜利后，却再不提共和与约法。所谓“北伐护法战争”实为“护党护孙战争”。即使这期间孙中山高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只是因为要战胜段祺瑞而采取的暂时合作的权宜之计。1922年，当北洋系的曹锟、吴佩孚呼吁恢复临时约法再造共和时，孙毫无兴趣。已经坐大的孙系国民党，此时制定了更为集权专政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让孙成为集党政军权于一体的“非常大总统”。

对于孙中山的一党专政偏激，坚决反对“二次革命”的蔡锷曾一语中的：“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蔡锷指出，如果总统（袁世凯）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纠偏。若放弃依法追究而发动革命，实为叛乱，是国家公敌。在蔡锷看来，辛亥革命的目的是维护宪政共和，需要合作和妥协，但孙的革命目的是反抗，是实现自己君临天下的训政时代。孙中山可以算是一位不择手段的“一党专政”成功者，但绝无真正的共和共生与民主民生理念。其与袁世凯，可谓一丘之貉，可谓殊途同归。

即使从孙病逝时的《家事遗书》），也可见其“反共和”根深蒂固——“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孙竟然如此“只爱新人笑，不怜旧人哭”？其原配卢慕贞（1867年－1952年）、日本籍妻子大月薰、妾陈粹芬，就不能分得一点纪念物？这是“博爱平等”么？

中华民国，成也孙，败也孙！其在继承“汤武革命”道统时，也以偏宠“末任妻”体现了“纣宠妲己”之遗风，最终传染“新中国”建国领袖——毛泽东冷宫贺子珍，倚重江青乱国，刷新了偏宠“末任妻”的反共和新纪录。

好在孙中山的两大追随者中，虽然而毛泽东派始终忠实地继承孙遗志，“一党专政”九十年不变；但蒋氏一脉却让国民党在建党76周年时，在台湾放弃了“党天下”。

以“一党专政”为标志的“孙色”，为何如此能折腾中国？有待再全面化验分析其DNA。

 

袁世凯难逃“二号”悲剧

如果将袁世凯与林彪比较一下，可以更清晰地发现其悲剧命运的根源。

袁世凯与林彪当然有许多不同，但他们的相似处更多，更关键。首先他们都是新军队的大帅。虽然袁曾是清廷旧军官，但后来却领导北洋新军成为逼迫清廷逊位的重要的革命力量。其次，两人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林彪是中共九大写进党章的皇储，是民众高呼“永远健康”的副统帅。袁世凯则算得“两朝二号”——在晚清，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并挟北洋军自重后，实际成为皇帝皇太后皇权之外的曹操，名义上的“二号”与实际上的摄政王。而到得民国建立，从声望和政治影响力而言，他又是稍逊于孙中山之后的二号人物。他曾对孙中山明言，如果孙先生参选大总统，我就现在退出——深知自己只是“二号影响力”。

不幸，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历来的“二号人物”都难以善终。自秦始皇时的“二号”吕不韦、扶苏、李斯，皆被“一号”逼到不得好死，后来各朝代多沿袭不已。朱元璋撤消宰相岗位防“二号”的方法，甚至被毛泽东借鉴发挥为“不设国家主席”，而毛体系中刘少奇、林彪及后来胡耀邦、赵紫阳等多个“二号人物”的悲剧，皆一再说明，在中国，谁做“二号”都艰难万分。

孙中山以“一号影响力”逼“二号影响力”袁世凯倒掉的办法，就是一步一步逼袁称帝——以国民党在议会中居多数，而事事限制袁世凯行使总统职能，孙明知以内阁制架空袁世凯会导致袁铤而走险复辟帝制，却乐观其行，唯恐其不称帝。

有史料显示，1971年“9、13”林彪仓皇架机叛国出逃，其实也是袁世凯被迫称帝的再现——在民国称帝即叛国。袁林两个二号人物，结局可谓殊途同归。

中国历代“二号人物”为何大都以悲剧结束？可能主要有两大原因。

其一，中国的“二号人物”从来不满足于只当“二号”，总想由“二号”升为“一号”，享受“一人专政”。但有些人注定只适于当二号，只有二号能力，于是造成能力与妄想的差距——只能承受百斤的铁丝，硬要承重千斤，焉有不悲剧？

试看袁世凯，向来就大有不甘“二号”的倔强。其13岁时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寥寥十字，与楚霸王一样，总想对“一号”行“彼可取而代之”。在历代科举制中，文举是“一号”，“科场”是“一号”，武举是“二号”，“疆场”是“二号”。袁世凯多次“科场”失利，被迫转战“疆场”屈居“二号”行列。但袁世凯却作诗《言志》，以必胜“一号”自勉：“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即使在摄政王载沣解除袁世凯的官职，袁称疾返回河南，隐居于辉县、安阳，袁仍然以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复出再登“一号”。其时袁世凯在安阳洹上村写下《自题渔舟写真二首》明志，其中有名句“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此时袁世凯以商朝时同样隐居洹上村的伊尹自比，表达了重为“二号”争“一号”的自信。

当然，袁世凯又深知只有暂时屈居“二号”，才能伺机夺取“一号”。其一生多次投靠强人求上位：1881年5月，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借助吴与叔父袁保庆有“订兄弟之好”的关系，开始了依附“一号”上升的曲线升官路，得到名为“帮办朝鲜军务”，实为“朝鲜太上皇”的崭露头角。尔后又转换门庭投奔李鸿章、荣禄、西太后，成为天津小站新军的主帅、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入值军机、内阁总理大臣。最后又以虚尊孙中山而成为“经南北议和”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

其二，中国历代“一号人物”多有严防“二号”篡党夺权之念。文革时公开提出“防止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堪称最坦率的直白。

试看孙中山如何逼袁。当南方十七省于1912年12月29日，选举孙文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后，袁并没有反对，而是于1912年1月25日率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袁又逼清帝逊位，再次为建立民国作出贡献。但孙并不为袁所动。2月15日，孙中山表面让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却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孙为临时大总统时，行“总统制”让总统权力无限；袁为“临时大总统”则只能行“内阁制”，极力削减袁世凯的行政权力。而对于袁提名孙中山任副总统，孙深恶痛绝，以居二号为耻。且阻止部下黄兴等出任袁的内阁总理，发誓要搞“一党专政”。此后，孙又操纵议会，几次否定袁提名的内阁总理。鼓动全国各地方自治，架空中央，对袁政府百般刁难。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孙在没有证据时坚持认定袁氏授意暗杀，以此为由发动“二次革命”全面倒袁。其实，后来的调查证明，宋案凶手武士英，实为共进社成员，属国民党阵营。这就不能排除国民党内部有人制造“宋教仁案”而牟私利的嫌疑。从“宋教仁案”利益最大者实为孙中山来看，不能不让人深深怀疑孙的部下策划了这起类似于“国会自焚案”的反袁由头。可以说，当年7月孙文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不仅开创了民国武力解决争端的先例，开创了民国军阀混战的先例，而且直接逼迫袁世凯放弃共和——是年11月4日，被逼走投无路的袁世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1914年1月，又下令解散国会，痛斥“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5月，干脆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总统任期10年，任届没有限制”；最后于1915年12月导演了“在国会、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1993人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登上了洪宪皇帝的丑剧。在这一过程中，既有“一人专政”的袁色在主导，又始终可见孙中山以“一号影响力”逼“二号影响力”袁世凯倒掉的处心积虑——孙中山不仅有“一党专政”癖，也与袁世凯一样，还有深深的“一人专政”欲望。

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时，厘清袁世凯的“一人专政”原色与陷入“二号悲剧”的过程，查明孙中山滥用“一号影响力”的悲剧，由此总结中国“一号”与“二号”永远相斗，两败俱伤的历史周期性悲剧，防范“一人专政”与“二号悲剧”再现，具有极大现实意义。

无论对内对外，中国人只有甘于当老二，善于当老大，才会老大老二相得益彰，比翼双飞，中华民族才能国泰民安。大到国家，小到单位、家庭，皆须牢记此理。

 

黄兴的古公之风

百年辛亥，黄兴最耐读。近来发现，“孙黄”应为“黄孙”——黄兴虽然只是“空谈共生”，其现代价值也远远高于孙中山。孙虽引导辛亥革命推翻传统帝制成功了，却并未促成实现共和，反而带来一党专制：由一姓之专制变为一党之天下，量变虽然有，本质却未变——其实从黄帝、颛顼、帝喾到唐尧、虞舜的五帝时代，就是实行的权力族内选贤移交，一族即为一党，一族之天下实际上也就是一党之专政。辛亥革命至多造成了中国回归五帝时代的党天下，没有什么现代政治文明。其新式专制对民主民生的压迫，比之清廷，有过之而无不及。

若按照黄兴的理念去做——像黄兴那样反对全党必须效忠于领袖孙中山，像黄兴那样追求以法律途径解决宋教仁案，就不会有和平的民国变为战乱的民国，也不会有后来的“文革”之类。若按照黄兴复兴周代古公的“轻国轻财重民”思想，国共两党的内战就必然可避免。如没有黄兴多次以诤友方式阻止孙中山的“领袖专制欲”，孙中山可能会将辛亥革命折腾得如同洪秀全毁掉太平天国——孙中山曾愚昧地自称为“洪秀全第二”，洪秀全是孙中山内心的真正偶像。

有些人论及黄兴，只注意到他甘居“二号”“次席”的高风亮节，黄兴屡屡推辞做总理、总统、大元帅和党魁，却不知，黄兴更伟大的现代思想是“止战救民共生”。

请记住这一细节——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力主武力征讨袁世凯。7月中旬，黄兴在提出以法律程序解决不成后，一度勉强服从党纪，到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但开战不久，即再次反对内战，在明知孙中山不可能同意的情形下，采取了“挂印离军”，离宁赴沪。造成主帅“贸然一走，三军无主”，让讨袁战争迅速“溃败”。这一“二次革命溃败”的结果，是避免千百万军民的死亡！尽管黄兴当时颇受孙系责难，但他自信此举是真正的以民为本。

7月26日黄兴公开发表声明，陈述其“古公之风”：“我如奋斗到底，将使大好河山遭受破坏，即获胜利，全国亦将糜烂，且有被列强瓜分之虞。”8月，其又作《吴淞退赴金陵口号》，其中心志明亮：“岂意天心非战罪，奈何兵败见城屠。”“自古金陵多浩劫，雨花台上好头颅。”可以说，“二次革命”失败，是黄兴有意为之，说黄兴祈祷“二次革命”失败亦不为过——他没有孙中山那种永远革命不断革命的思想，期望革命适而可止，革命党应当学会妥协，学会以法律途径解决争议争端。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藉口“二次革命”失败的关键是党员不服从领袖，要求全党签字画押绝对忠于领袖，黄兴愤然反对这种让党沦为黑社会组织的倒退，与出身洪门坚持帮会传统的孙中山分道扬镳，离日去美。1916年5月，黄兴由美洲乘船返国，又一次以诗志共生愿：“太平洋上一孤舟，饱载民权和自由。”黄兴最后念念不忘的是民权和自由，而不是党或国！

细考黄兴“止战救民共生”思想的源头，出自周代太王古公。史载，周之始祖为舜帝的农业大臣后稷（名弃），以“播时百谷”流芳百世。传至13代太王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其时有北方外族薰育戎狄攻周地，欲得财物，古公为避免战乱，同意给予薰育所索财物。但薰育得财后又来攻周，欲得地与民。薰育如此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让周“民皆怒，欲战”。但“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人民拥立君主，是希望其造福人民。现在戎狄部落所以来攻击我们，不过是想得到我的土地与人民。可是，人民归属于我，与归属他们，有什么区别呢？既如此，不如土地与人民归属于他们——否则，人民将要因为我的缘故与他们交战，为了当君主而让百姓去与外族战争拼命，我不忍心这样做。于是，古公就带着部下私属离开都城豳邑，来到岐下。但最终，德服天下，不仅“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古公此“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的非战保民思想，虽然后来的西伯文王也“则古公”，武王更“追尊古公为太王”，认为周的“王瑞自太王兴”，但“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的非战思想，竟然在后世失传。除了辛亥革命黄兴小有一试，从无有国家君主全面实行。可叹！可叹！

黄兴何时注意到古公之风，现有史料没有的具体记载，但从其父亲黄筱村是晚清秀才，黄兴幼年即崇拜明末大儒王夫之，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后22岁中秀才，1898年，受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入选武昌两湖书院深造，次年春又经张之洞选派去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可以推断，多年的国学研习，古公之风已潜移默化于黄兴身心。与出身贫寒只读过三年村塾后就赴美国和香港读西学、医学的孙中山相比，黄兴的国学根基要深厚得多。西学至今不见有“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的非战重民思想，故黄兴能有“止战救民共生”的惊世骇俗，而孙中山却只会为了自己的主义而不惜将全国人民拖入战乱。

从1898年张之洞推荐黄兴入选武昌两湖书院深造，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黄兴乔装赴鄂，指挥汉口、汉阳保卫战，苦战近月，可见黄兴思想的形成与武汉关系甚紧。九省通衢南北交汇的武汉地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中西文化共生论，可能是让黄兴从全力革命到反对“二次革命”的一个背景光源？

黄兴虽然也没有免除辛亥革命党人皆尚“以暴易暴”的通病，虽然喜爱军事，多次亲自指挥战斗，但相比之下，他比孙中山的暴力崇拜要小很多，特别是“二次革命”期间，黄兴可谓憣然悔悟，作出了“挂印离军”惊天壮举。纪念辛亥革命精神，黄兴的这种告别革命，停止“以暴易暴”的顿悟，最是应该发扬光大。诚如章太炎挽悼黄兴：“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黄兴甘居“二号”“次席”的根源，正是他发扬古公之风的另一面——为保民安而宁可将财物国民都让于竞争者，自然不会夺人领袖欲，乐于为次。

当然，黄兴的“止战救民共生”到底沦为“空谈共生”——其没能正面阻止孙中山的“一党专政”，至多也是以辞职远游来表示不满。这种风格后来在周恩来等人身上也深有烙印：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专制多有不同意见，但只是尽量减少文革的对老干部的伤害和对经济有破坏。百年中国，喜爱共生共和者不可胜数，但多流于黄兴式的“空谈共生”。

如若今日世界各国争端，都能以“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为指导，放弃重国轻民的“爱国主义”，世界上就不会有“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了。

人大于党，人大于国，这样一个普通常识，实际上却深深地被掩埋着。挖掘黄兴，我们才突然发现了这一三千年前的祖传常识！

重读孙中山、袁世凯、黄兴，以系统论眼光研究孙、袁、黄三色的消长变幻，我们就可能在下一个百年里，真正杜绝“一党专政”、“一人专政”和“空谈共生”，让中国和全人类真正走向“民主自由共生”。

                                              2011年10月29日于深圳早叫庐